關鍵詞：劉煜生案 文化創傷 集體記憶 

摘要：以往學術界及新聞職業群體的敘事,往往將劉煜生案及"九·一"記者節建構為"壓迫—反抗"模式,過于強調了新聞界在此過程中的單因素作用。從文化創傷理論切入,可以看到不同于社會—政治解釋框架下劉煜生案及記者節研究的新圖景。民國劉煜生案之所以成為當時的熱點事件,進入新聞社群建構文化創傷與集體記憶的重要節點,是諸多社會—文化條件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新聞社群的壯大、權力場域的縫隙博弈、社會團體的介入,構成了20世紀30年代劉煜生案作為新聞社群重大文化創傷的主要框架條件。劉煜生案及"九·一"記者節文化創傷的集體記憶維系,主要通過恥化和內疚敘事、儀式和活動的展示與操演等社會化過程加以實現。1949年之后,劉煜生案及"九·一"記者節經歷了文化失憶、記憶激活等創傷想象和記憶重構過程,這一過程受到史學研究、大眾媒體、文學文化、法律、官僚體系等諸多場域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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