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含義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茶文化的含義，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關鍵詞:漢語 英語 問候語 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H0-06 文獻標識碼:A

作為交際用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問候語普遍存在。它們也是常規用語,構成了禮貌用語的一部分。通過問候語的使用,交際雙方的身份、地位、角色以及二者之間的親疏關系被突出出來并加以確定。國外學者關于禮貌的研究,已經有了 Leech的禮貌原則、Brown和Levinson(1978)的面子理論以及作為這些理論基礎的格賴斯的合作原則等影響較大的理論,國內學者顧曰國(1990)也提出了中國社會的禮貌準則。布朗與萊文森(1978)指出,問候語存在于各語言中。高夫曼(1971)認為問候語具有建立和延續各種人際關系的作用。

比如說漢語常用的問候語有:“吃了嗎?”“去哪兒?”“忙什么哪?”“上班去?”、“下班了?”“上街去?”“回來了?”等等,問話具體,種類繁多,形式靈活,不拘一格,主要是根據見面時的具體情況而定。與漢語相比,英語的問候語則簡單得多,也抽象得多,而且往往是模式化的套語,如“Hello”、“Hi”、“How are you?”、“Good morning”等。

事實上,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漢語中的文后語,大都脫離了他們產生初期那種對人表示關心、講究具體實用的特點。人們見面時說出這些應景式的問候語,其實并不要求對方明確回答,即使對方答非所問也不會計較,只要發出的信息被對方知道了,就算實現了打招呼問候表示友好和禮貌的目的。但來自英語國家的朋友,常常會產生誤會。比如把“吃了嗎”誤解為對方要請他吃飯,把“到哪兒去”誤解為對方在打聽、干涉他的行動自由等等。還有的外國朋友認為,既然你已經看到人家“回來了”、“上班去”、“正忙著”,卻還要問,這不是多余的嗎?很顯然,他們是把虛化的問候語跟字面完全一樣、實義的詢問語等同起來了。其實漢語中的“吃了嗎”、“到哪兒去”這類招呼語,和英語中的招呼語“How are you?”其語用功能并沒什么兩樣。這說明漢英問候語在其功能及使用方面是相同的,但其文化內涵及其所可能涵蓋的側重點存在差異。一種語言中認為有禮貌的說法在另一種語言中也許并不認為有禮貌,不同的問候語方式,受制于不同的文化規范。

就內容而言,漢語問候語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常常以對方的切身生活作為話題,如多大年齡,干什么工作,收入多少,是否結婚,有幾個孩子,身體如何等等。而英語國家的人卻決口不談這些話題,這與人們不愿涉及對方隱私的文化心理有關。漢文化中用表達關切之情的許多禮貌說法在西方人看來會感到“愛干涉他人的私事”或“愛給人下命令”,因此聽話人會因自己的面子受到威脅而極為反感。這類詢問他人行動去向及個人情況的問候語在西方人看來都會被認為是干涉別人的行動自由,聽話人會感到極為反感,一點兒也感覺不出是禮貌行為。這種差異正是東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造成的。

中國古代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就是典型的實用哲學。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也具有濃厚的實證主義、經驗主義色彩。這種重經驗、講實用的思維定式,反映了中國小農經濟的特色,也使中國人形成了一種著眼目前、注重實際的生活習慣。漢語中的各種問候浯,就深深地打上了這種烙印:從字面上看,漢語的問候語,幾乎是著眼于眼前正在發生或剛剛發生過,同時又和對方直接有關的具體話題,很少有抽象化、模式化的用語。

英語的問候語則明顯帶有簡單化、模式化和抽象化的特點,這同樣和英語民族的思維方式有關。西方人長于抽象,把具體的問候語簡化成了幾條固定的“公式”;他們又“精于分類”,所以往往把事物條分縷析,論述得相當完備。這種“或繁于此而簡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的現象,正是東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使然。

漢英問候語的內容差異如此之大,在實際交際中產生的文化沖撞也就更多,假如一個中國人對來自英語國家的朋友初次見面就無所顧忌地談起上述那些話題,會被認為非常失禮。而中國人不僅不會反感,反而會產生一種親切感,這有其歷史原因。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典型的農耕社會,農耕生活的特點之一就是安居。由于久居一地,世代繁衍,人際感情自然會特別深厚,這就是中國社會重視人際關系的根本原因。“中庸”原則也把人的個性心理規范于一個統一“和諧”的秩序之中,更使人難以表現個性和追求個性的發展。時至今日,人們依然習慣于就生活問題問長問短,不僅不覺得涉及個人的隱私,還成了聯絡感情、密切關系的有效手段。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人那么喜歡以私人生活作為寒暄問候的話題了。

西方盛行的則是個體本位的文化。這種文化形態,同樣有其歷史緣由。西方社會的經濟很早就不是以農耕為主,而是以手工業和商業立國。當時的人民不是長期安居,而是經常流動,社會充滿競爭。這正體現了工商經濟的特點,也造成了人們血緣觀念的淡薄。不僅個體對群體的依附程度比中國人小得多,而且群體對個體的約束也遠比中國松馳。在這樣的社會里,個體觀念十分流行。早在古希臘時期,個體性就已經成為世界觀的核心,當時一批哲人無一不強調“個體”、“自己”的重要價值。當代西方社會,尤其是英語國家,人們講究自強自立,即便是親屬之間也是界限分明。如老少聚餐,每個人要自掏腰包;兒子幫父母干活,父母要支付酬金。這在中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而在英語國家卻習以為常。人們追求個人生活不受干擾的自由,“一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試想在這種把個人天地視為禁區的社會氛圍里,人們又怎么可能會把私人生活作為寒喧的話題呢?

歸根結底,漢英問候語的文化差異源于中西方不同的價值觀。首先,中華民族重視“倫理”道德,本質上就是對“禮”的重視。“倫”就是等級、類別之間的次序。“禮”就是這種等級次序所遵循的規律。本質上,“倫理”就是 “禮”之根本。中國社會的禮貌原則如同“禮“的基本精神一樣,強調“別”,在很大程度上是等級差別的標志。盡管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人們所遵循的“禮”,與其歷史上所涵蓋的內容已有很大變化,但不能不承認,它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其初始的印記,區別是程度上的,不是本質的。具體講,在交際行為的節制方面,“上尊下卑”或“卑己尊人”是“禮”的具體體現。明白了名分,就明白了社會身份,就知道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該怎樣說,不該怎樣說,人際間就沒有隔膜、誤會。這種等級關系,在現代社會,也是用其體現并維系社會等級差別。而在西方來講,由于人們追求自我實現與個人奮斗,人們高度重視個人權力與個人隱私;人們強調各開其口,各行其是,各展其才。前者代表了個人從屬于社會的價值觀,后者則代表了以個人為為中心的價值觀。

正是人們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人們說話方式的差異,以及對問候語使用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對有關問候語這類禮貌常規用語使用問題進行英漢對比研究,這有助于促進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下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

參考文獻:

[1] Brown,P. and Levinson,S.C.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2] Goffman,E.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M].G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day and col,Inc.,1967.

[3] Gu,Yueguo.Politeness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J].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2):237-257.

[4] Leech, Geoffrey.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3.

[5] 畢繼萬:《‘禮貌’的文化特性研究》,趙永新:《et al.漢外語言文化對比與對外漢語教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

[6] 顧曰國:《禮貌、語用與文化》,胡文仲:《文化與交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

篇2

英漢詞匯中很多詞匯都帶有與本民族文化密切相關的內涵意義，由此構成英漢語言詞匯意義的文化差異。這兩種語言中有許多對應的詞語，其意義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但在文化背景方面，意義有較大差異，這是在中職英語教學中必須重視的問題。

一、詞的字面意義和涵義

一般來說，詞匯具有字面意義和涵義。詞匯的字面意義是指基本的或明顯的意義，在字典里能找到的解釋；詞的涵義是詞的隱含或附加的意義，是帶有本民族文化和情感色彩的意義，在字典里找不到這方面的解釋。在英漢詞匯中，有部分英語詞匯與漢語詞匯的字面意義和文化內涵是基本一致的，例如Oxygen（氧氣）、Aspen（阿司匹林）、Penicillin（青霉素）、computer virus（計算機病毒）等，但也有部分英漢詞匯字面意義是一致的，但文化內涵卻有很大的區別。本文著重對這部分英漢詞匯的文化內涵及其差異進行對比性的探析。

二、英漢詞匯的文化內涵差異的表現

英漢兩個民族的自然環境、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文學藝術傳統等方面有所不同，受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部分英漢詞匯的字面意義是相對應的，但文化內涵有所差異。

1. 詞義范圍有所不同。

在一次在聽課中，筆者聽到授課老師在講解intellectual這個單詞時只簡單地說“它用作名詞時，中文意思是知識分子”。其實，作為職業學校的學生，還應該知道intellectual與漢語中的“知識分子”的內涵區別。在中國，“知識分子”一般包括大學教師、大學生以及醫生、工程師、翻譯人員及一切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而且，中學教師也是知識分子，在一些貧困山區，中學生也被認為是“知識分子”。但在美國和歐洲，intellectual是包括大學教授及有較高的學術地位的，不包括普通大學生，所以這個詞匯所指的人范圍要小得多。如果教師能把兩者內涵差異講清楚，相信學生會對intellectual這個英語詞匯的意義有更深刻的了解。又如“dear（親愛的）”，在中英文化中都是對自己喜歡的或愛人的稱呼，但是在英語民族文化中，還可以用dear來表示對對方的尊敬，書信的稱呼中一般都以dear開頭。

2. 賦予的感彩不同。

一次在英語課上，一位學生把亞洲“四小龍”譯為“four dragons”，顯然，這位學生并沒有掌握dragon這個單詞的內涵。dragon（龍）在漢語里象征“高貴、神圣、吉祥、非凡”。我們自稱為龍的傳人，“龍”可以指一國之君，亦可指賢才能人。但西方人卻視之為一種不太可愛的、兇猛的動物。在中世紀西方，“龍”是罪惡的象征。由于英語里dragon的邪惡意象，譯界把亞洲“四小龍”譯為“four tigers”（四小虎）。漢語中其他一些與“龍”有關的詞語或者成語在翻譯成英語時也盡量避開不用dragon這個單詞，而用其他的單詞來表述。例如：龍顏face of emperor；望子成龍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

另外，一些顏色詞為中西兩種文化所共有，然而它們的內涵卻截然不同。英語中的yellow 與漢語中的“黃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漢語中，“黃色”常表示“、下流”，有“黃”“黃色書刊”等說法，但在英語中，yellow 則沒有此義，相反，它往往象征正義、堅定、智慧，yellow book，yellow paper 是極其嚴肅的政府報告，而不是“黃色書籍”。

3. 性質上有所不同。

地理環境不同也決定了中英兩種語言中一些詞匯性質上有所差異。英語中的east wind 與漢語中的“東風”在字面意義是一致的，但性質上迥然不同。中國位于東半球，在亞洲東部，東臨太平洋，以大陸性氣候為主，所以，漢語中的“東風”是和煦溫暖的，代表著春天和美好事物。而英國在西半球，是一個島國，西臨大西洋，屬海洋性氣候，所以，英語中的east wind是指蕭瑟的秋風，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來的寒冷的風，和我國的西風，甚至北風相似。英國人在east wind前所用的形容詞，都是極其凜烈的。

篇3

[2]潘章仙.漫談漢英顏色詞的文化內涵[J].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5）.

[3]張靜.漢英語顏色詞“綠”的文化內涵對比研究[J].科技資訊，2012（12）.

[4]張國穎.色彩繽紛的英語世界―淺析文化詞的文化內涵[J].科技視界，2012（2）.

篇4

    1. bat(蝙蝠)

    漢語中蝙蝠的“蝠”與“福”同音,常出現在年畫上。畫五只蝙蝠飛入大門,即五福臨門,表示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和善終;畫蝙蝠和鹿一起,代表福祿;畫蝙蝠爬在一個圓圓的銅錢上,即福在眼前;紅蝙蝠是大吉兆,因為洪福或鴻福。傳說千年的蝙蝠是白色的,吃了它還能長壽。

    西方的bat卻是一種與魔鬼和黑暗勢力有聯系的不祥之物,常讓人聯想到丑陋、兇惡、瞎眼、吸血動物等特征。這也許是因為吸血蝙蝠的緣故。凡英文中帶有 bat 的習語都含有貶義, 如as blind as a bat視力差、有眼無珠,as crazy as a bat發瘋,have bats in the belfry異想天開,come to bat面臨嚴峻考驗等。許多人還認為bat與巫婆有關,他們相信 bat 闖入私宅是死亡的兇兆。

    2. owl(貓頭鷹)

    貓頭鷹也稱夜貓子,專門夜間活動,叫聲凄厲,在中國常被看作不祥之兆,如“夜貓子進屋,全家都哭”、“夜貓子進宅,好事不來”。有人甚至迷信地認為看到貓頭鷹或聽到它的叫聲都要倒霉。

    而西方人卻把owl看作智慧的象征。在希臘神話里,雅典守護神雅典娜是智慧女神,貓頭鷹即是她的化身。在兒童讀物和漫畫中,貓頭鷹的形象是睿智、公正。動物間的爭端要請貓頭鷹來裁決,緊要關頭要向貓頭鷹請教。因此,英語中有 as wise as an owl (象貓頭鷹一樣聰明)的習語。而owlish形容一個人聰明、嚴肅。

    不過由于貓頭鷹夜間活動, owl 可喻指常熬夜的人,這點完全與漢語中的夜貓子相吻合。

    3. bull  (牛)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土地是人們生存的根本,耕牛是非常寶貴的財富。牛的形象都是埋頭苦干、無私奉獻,歷來受到人們普遍贊頌。漢語中贊美牛的詞語有很多,如“健壯如牛”、“力大如牛”、“俯首甘為孺子牛”等。在漢語里牛還比喻倔強或驕傲的性格,如“牛脾氣”、“牛性子”。

    在西方,牛是宗教和民間傳說中的圣物。它強壯有力,受到古代人的崇拜。bull 也可以指粗壯、好斗的人,如a bull in a china shop形容行為莽撞的粗人。關于牛的創造力的古老傳說還打動了西歐金融市場的人士。他們用bull market來指股票上漲行情,俗稱牛市,bull指在股票市場中買進股票、希望在其價值上漲時賣出以獲利的人,即買空者、多頭。

    4. bear (熊)

    在中國,熊的形象一般是笨手笨腳,愚蠢,如“熊瞎子掰玉米”。在“熊包”、“瞧你那熊樣”、“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中也指平庸無能之輩。

    英語中的bear是一種兇殘的動物。用來指人時,指“粗暴、脾氣不好的人”。如like a bear with a sore head(脾氣暴躁),play the bear(行為粗魯),as cross as a bear(脾氣很壞)。在現代經濟術語中,bear正好與bull相反,表示股市行情下跌,bear market俗稱熊市;bear指賣空者、空頭。

    中英動物詞匯的字同意不同現象主要是由于地理環境、民族心理和文化傳統的差異造成的。因此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不僅要注意語言的交流,更要重視文化的傳遞。只有二者有機結合,才能準確傳遞信息,行之有效地進行跨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1] 張德鑫. 中外語言文化漫議 [M]. 北京: 華語教學出版社, 1996.

篇5

花木之喻體現的中西文化內涵差異

摘要：任何一種民族語言都有著豐富的比喻用語，它們源于各民族文化并充分反映著各民族的文化特色。本文通過對英漢兩種語言中的花木習語的比喻形象進行對比研究，探討英漢兩種語言所負載的文化信息差異。加深我們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從而使語言更好地發揮文化交際的功能。

關鍵詞：花木 比喻 文化 內涵

作者簡介：夏金蘭(1979--)，女，遂寧人。四川大學文新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四川職業技術學院文化傳播系教師，助教。研究方向：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篇6

中圖分類號：H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2-0000-01

對于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來講，溝通的關鍵在于語言。

“跨文化交際不僅是語言問題，同時還隱含著文化問題。所以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時，要使交際雙方順利傳遞和接受信息，需要了解語言背后容易引起誤會和心理沖突的文化因素。否則，交際可能會出現誤解、不快甚至惡性事件等。”[1]大批學者都已從成語、諺語、委婉語等諸多方面對文化差異進行了對比與研究。隨著世界各地跨文化交際與交流的增加，對英語和漢語兩種語言的日常溝通差異進行對比是十分重要的。日常溝通所使用的語言和表達方式，看似淺顯易懂，實則內涵豐富。

本文將從問候語、稱贊語及致歉語這三方面對比分析漢語和英語在日常溝通方面的所體現出的文化差異。使學習者意識到熟悉兩國文化的重要性，避免因文化差異造成溝通的障礙和誤解。

一、問候語的比較

“問候語是指雙方見面時彼此問好的話語。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漢語和英語的問候語有很大差異。英語問候語比較簡單、單一和籠統，一般不會因為場合不同而改變。漢語問候語恰恰相反，與前者相比稍顯復雜，尤其是帶有十分濃重的中國文化色彩。”[2]

談及中西方的問候語差異，有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一名留學中國的美國學生正趕往中午的約會，路上遇到中國學生。“吃了嗎？”中國學生問。但美國學生只是笑著點了點頭，揮手告別走了，令中國學生十分費解。在中國，五千年的傳統都推崇“民以食為天”。古往今來，人們對吃都賦予了許許多多不同的內涵。在見面打招呼這方面，“吃了么？”只是一種打招呼的方式，相當于西方人見面時的“Hi” “Hello” 或者“How is everything going？” 美國學生不知道，這一句“吃了嗎？”只不過是中國人說“你好”的一種方式。他們字面上理解為“Have you had your lunch？”，“你用過午餐了嗎？”聽起來顯得相當怪異，對他們來說，這可能含有暗示的意思：“如果我沒有用過午餐，你是不是想和我一起？”或者類似的意思。事實上，相當多的美國人不明白為什么中國人總是問此類問題。中國人這種問題的思維方式，會讓他們思考，是不是擔心自己因為經濟拮據或者別的原因遭受吃飯問題的困擾。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使用非常普遍和頻繁的中文問候方式，那就是“Where are you going？” 按照字面翻譯為中文，意思是“你要去哪里？”大部分講英語國家的人得到這個“問候”時候第一自然反應是“不關你的事”，他們會覺得這是非常私人的問題。

在英美社會里，人們的一切都是以自我為中心，個人利益（egotism）神圣不可侵犯，一切“禮貌原則”所包含的日常生活用語必須以這一點為中心。“他們不太強調社會群體或他人對自己的約束和干涉，而更講究個人擁有的不受他人干擾的權利和自由。”[3]所以，在中國人問他們“Where are you going ？”或者是“Who are you going to visit？” 時，他們會有受冒犯之意。

“每個民族的文化習俗都會在語言上留下一定的烙印，而運載這些烙印的詞語、句子或其他語言表現形式，凡是本身因不為跨文化交際的人所熟悉，便會出現上述誤解和心理上的沖突或反感。”[4]

二、稱贊語的比較

日常生活都離不開稱贊。我們會稱贊別人，也會受到別人的稱贊。中西方人在接受稱贊和稱贊別人時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佛教的哲學和儒家文化都提倡否定自我，中國傳統文化更體現一種‘循例從眾，拘謹自制’式的自我觀念。深受佛教文化影響和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國人向來以謙遜為美德，總是以丑化或者貶低自己來表現自己的謙遜。”[5]所以，中國人不習慣于自我稱贊，對于別人的稱贊也會予以否認，以示謙虛。與中國文化相反，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極端崇拜個人主義。美國人強調個人意志優先，因此，他們習慣于自我贊揚，肯定自己。對別人的稱贊也會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謝。 有這樣一個笑話，一位中國官員與妻子訪問一個講英語的國家。當美國官員看到中國官員美麗的妻子，稱贊她“哇，你的妻子好美麗”，雖然中國官員內心感到高興，但由于保持謙虛的傳統，他回答說“哪里哪里”， 于是翻譯員直譯為“where？Where？”美國人又直言不諱地回答“和臀部”，鬧得彼此都很尷尬。

“跨文化交際的日常對話中，首先要有一種‘入鄉隨俗’的意識和盡快進入另一種文化角色的參與意識，這樣才能使得跨文化交際得以順利進行，并為下一步更深入的交往奠定一個良好的感情基礎和心理鋪墊。”[6]

三、致歉語

“道歉語是一種常用的禮貌用語，也是語用學禮貌原則的重要體現。在某種場景下，當自己的言行妨礙了對方或者損害了對方，都應該向別人致歉意。” [7]相比較于問候語和稱贊語，中西方在致歉語方面比較相近。在中國，最常用的道歉語是“對不起”、“不好意思”、“抱歉”、“很遺憾”等等。而這些致歉語在英語中也是十分常見的。不同的是，除了在表達歉意時會用這些道歉語之外，英語國家的人在請求別人或者是打斷別人時也會常用“Excuse me”來表達歉意。例如，在聚會或者用餐要去洗手間時，他們會說“Excuse me” 。在路上向陌生人問路的時候會用“Excuse me ”。但是當中國人遇到上述情況時，一般不會說“抱歉”和“對不起”。在漢語中，類似于“Excuse me ”這個說法在不同的場合要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例如，求人辦事時，一般用“勞駕”，請人讓路時一般說“借過”等。中西方道歉語中也許最大的區別在于對婦女的態度，由于古代中國婦女的地位低下，漢子里以女字為部首的貶義詞較多。無論在公共場合還是家庭中，那種對婦女彬彬有禮的道歉語很難找到。

在跨文化交際中，忽略文化差異的存在會造成交際的障礙或失敗 ，文化錯誤比語言錯誤更加嚴重，更容易造成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感情上的不愉快。學習英語不僅是要學習一門語言，更要學習西方的文化，一定要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去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際意識。

參考文獻：

[1]張公謹 丁石松主編.文化語言學教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7.209

[2]顧軍霞.漢英日常談話中的文化差異.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J].2011.（6）.156

[3]孫芳琴.語用與文化比較.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8.09

[4]張公謹 丁石松主編.文化語言學教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7.210

篇7

2．習俗文化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不同的民族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規約和習俗。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然反映民族的風俗習慣。日常打招呼，中國人大多使用“吃了嗎?”“上哪呢?”等等，這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隨意感。可西方人會把這種打招呼的方式理解成為一種隱私干涉。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們會。單地說“Hello”，“Hi”，或按時間段問候，“Goodmorning!”“Goodafternoon!”“Goodevening!”。而英國人見面也會說:“Aniceday!”。中國傳統婚禮習慣用紅色，因為紅色象征吉祥。在喪葬習俗中，喪色為白色。而在西方的風俗習慣中，白色卻代表圣潔美好。所以，婚禮上新娘總是身著白色婚紗。所以，在翻譯紅色和白色時，譯者要注重了解不同文化的風俗習慣，準確地表達語言所賦予的文化內涵。因此，“awhiteday”要譯成“好日子”或“吉日”而不能直譯成“白色的日子”。再如:yardsale(庭院售物)、garagesale(車庫售物)、porchsale(門庭售物)或movingsale(搬家售物)，是英美國家一種獨特的售物方式。由主人把家中多余不用的物品放在庭院中，車庫里或門廊下廉價出售。而國內是沒有這種做法的。因此，只有了解這種文化，才能正確翻譯，否則，會根據字面意思造成誤譯。

3．思維模式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思維模式是使用某一種語言的民族群體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語言心理傾向。不同文化的人對外界認知模式的差異，往往導致思維模式的差異。中西文化認知角度的差異，表現在對同一事物具體與抽象特征敏感落點的不同。在對事物進行描寫時，英語思維習慣往往把觀察重點和視覺中心落在較為抽象的特征上，并以抽象的特征來說明更為具體的東西，而漢語的感知視點恰恰與此相反。如:中國人習慣性用具體的“鍋碗瓢盆”指代廚房里的炊具，但因為認知視點的差異會誤譯為，“wok，bowl，gourd，la-dlebin”，而應抽象概括為“cookingutensils”。再如:“Hisbodyisveryhealthy．”(他的身體非常健康)、“Histwoeyesareblind．”(他雙目失明)。從漢語的語言使用習慣來說，這兩句說法沒有問題。由于英語思維習慣把句意中心落在較為抽象的特征上，而漢語習慣落在具體的特征上，所以譯文中的“body”，“eyes”就是一種漢語具體思維的體現，更地道的英語表達應該是“Heisveryhealthy”，“Heisblind”。語言與思維關系密切，不同的思維方式制約著語言的表達方式。所以，翻譯時應充分了解兩種語言的差異，排除思維習慣的干擾。

4．宗教文化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宗教文化，作為一種以信仰為核心的特殊文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英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凡事要遵從上帝的旨意。因此，英語中經常出現與“上帝”有關的語言表達，如:“Godblessme”、“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有些譯者將這兩句話直譯成“上帝保佑”“上帝幫助自助者”。顯然，這樣的表達是不符合漢語文化的。由于中國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所以，“Godblessme”譯成“菩薩保佑”，“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譯成“天助自助者”更符合漢語的文化傳統，也更容易讓中國讀者理解。再如:“半路出家”(switchtoanewtradewithoutsolidfoundation)，“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takeapsiveattitudetowardone’swork)，“借花獻佛”(topresentBuddhawithborrowedflowers—toborrowsomethingtomakeagiftofit)。“出家”、“和尚”，“佛”均是中國的宗教文化，為了避免理解上的難點，括號中的譯文均采用了意譯法。對于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異，在翻譯時應予以注意，否則就會造成交際障礙。

5．情感聯想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語言的聯想意義和社會文化是緊密相關的。在翻譯中，盡管字面意義相同，但潛在的背景因素引起的心理聯想會存在差異。一些看似相同的事物，不同文化習俗的讀者，往往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聯想。如:英語中“goose”含有蠢笨、呆頭呆腦的意思，故而英語中有“stupidgoose”的說法，但對中國人來說，“鵝”是優雅、美麗、甚至高貴的化身，我們有洛賓王那首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詠鵝》為證，中國人無論如何不會將“鵝”與“蠢笨”聯系起來。［2］狗在中國詞匯中經常具有貶義色彩，“走狗、狗仗人勢”等都帶有強烈的諷刺意義。在西方，狗被視為寵物，帶有褒義色彩，如aluckydog(幸運兒)、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等都體現了狗在西方人眼中的特殊地位。

6．價值導向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價值導向是指社會或群體、個人在自身的多種具體價值取向中將其中某種取向確定為主導的追求方向的過程。由于價值導向不同，兩種文化對于“謙遜”的看法截然不同。如:“modestdogsmissmuchmeet”(謙虛的狗沒有肉吃)，“anexcessofmodestyobstructsthetongue”(謙虛過分束縛舌頭)，“rulesmodestydestroygeniusart”(規則與謙遜會毀掉天才和藝術)等等。諸如此類的說法表明西方人認為“謙遜”無用。而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很注重“謙遜”。如:“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Modestyhelpsonegoforward，whereconceitmakesonelagbehind)，“滿招損，謙受益”(Pridehurts，modestybenefits)，等等。西方英語國家一般強調個人行為，成就及個人價值。如:“Everymanforhimselfgodforusall”(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Everymanisthearchitectofhisownfuture”(自己的命運自己掌握)。而我們更強調集體價值觀，集體的成就。為了大局，可以犧牲掉個人的利益。因此，就有以下說法:“吃苦在先，享受在后。”(Thefirsttotoilthelttoenjoylife)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價值觀，強調集體的力量。再如:“眾志成城”(Thereisverybigstrengthwhenpeoplejointogether)，“眾人拾柴火焰高”(Manyhsmakelightwork)，“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inglethreadcan’tmakeacord，noringletreeaforest．)

二、結語

文化差異問題內容豐富而又復雜。在翻譯過程中，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弄清源語言的真實涵義才能使譯文貼切而又自然。在英漢翻譯中，為了有效避免因文化差異而造成的誤譯，可以靈活采用不同的翻譯技巧。在直譯與意譯都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以下三種補償策略。

1．對于詞義空缺的詞匯可以采用音譯法。如:“陰(yin)”、“陽(yang)、bowling(保齡球)，disco(迪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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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習語是一個國家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一個國家或民族語言和文化特征的集中反映。過去，對英漢習語的翻譯主要停留在語言交流方面，很少考慮文化的遷移。但是，在翻譯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文化滲透的情況。文化與語言密切相關，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載體。因此，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交流，同時也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由于生存環境、、思維方式和歷史典故等的差別，英漢習語承載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本文就英漢習語方面的文化差異及其翻譯，談談自己的看法。

二、英漢習語的比較

1.英漢習語的不同定義

牛津高級英語詞典對習語給出如下定義：

(1)language of a people or country;specific character of this,e.g. one peculiar to a country,district,group of people,or to one individual;

(2)phrase or sentence whose meaning is not obvious through knowledge of the individual meanings of the constituent words but must be learnt as a whole.

漢語字典里也有相應的定義：習語是人們在語言發展過程中，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提煉出來的固定短語或斷句，是語言的精華。包括俗語、諺語、歇后語、成語和典故等。

如定義所示，英漢習語相似性和差異性并存。不同語言的習語在表達相似意思時，會出現語言形式上的不同。因此很有必要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以便更好的翻譯習語。

2.英漢習語反映的文化差異

（1）生存環境的差別

每個民族的習語都與其人們的生存環境密切相關。英國是大西洋沿岸的島國，四面環海，航海歷史悠久，所以許多英語習語源于海洋生活。如a drop in the ocean(滄海一粟)，plain sailing (一帆風順)，go with the steam (隨波逐流)等。相比而言，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漢語中有許多與土地、農業有關的習語，如斬草除根 (to stamp out the source of the trouble ),順藤摸瓜（to track down somebody or something by following clues）等。比喻花錢大手大腳，英語是 spend money like water，漢語是揮金如土。

（2）的差別

宗教在語言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佛教在中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各宗教派別中占據核心地位。人們相信有“佛主”左右著人世間的一切。與此有關的習語很多，如“佛口蛇心”、“借花獻佛”、“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在西方國家，尤其英美國家人們信仰基督教。《圣經》被看作是基督徒的圣書，是西方國家文化藝術及意識形態的基礎。因此，出現了許多出自《圣經》的習語，如“doubting Thomas”懷疑的托馬斯，現在代表那些“不肯輕易相信別人的人”。

（3）思維方式的差別

思維與語言密切相關,是語言生成發展的深層機制，它以一定的方式體現出來，表現于某種語言形式之中。思維方式的差異，正是造成語言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漢字的形成來源于漢民族對客觀事物的直觀思維。而西方注重科學、理性、分析和實證的思維傳統使其往往借助邏輯去論證、推演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并重視對抽象思維能力的運用。這種思維差異表現在語言上為：漢語慣用具體、形象的詞來表達虛的概念，英語則擅長于用抽象的概念表達具體的事物,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無疑會對習語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漢語有句諺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瓜和豆就是兩個具體的形象，這句話的含義用英語來表達就是“As a man sows,so he shall reap.”

（4）歷史典故和神話故事的差別

英漢兩種語言中還有大量由歷史典故形成的習語，往往不能單從字面意義去理解和翻譯。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劍、黔驢技窮、葉公好龍等都源于寓言故事。英語中的典故習語多來自《圣經》和希臘羅馬神話。神話故事以其久遠的歷史和豐富的內涵豐富了習語，成為語言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英漢習語的翻譯方法

翻譯是再現原作的過程，能忠實再現原作的全部內容和特點的譯文就是好的譯文。好的譯作總是結合各種翻譯方法的。在習語的翻譯上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幾種方法：

1.直譯

各民族的文化作為人類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共性的東西。英漢習語中也會有少量相同或近似的習語。這些習語字面意義、形象意義相同或相近,隱含意義相同,也就是說習語所表達的實際意義相同,可以互譯。這時候我們可以采取直譯的方法來處理這類習語。

2.直譯加注

好的直譯可以有助于獲取目的語的文化信息，但是有些情況下，由于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帶任何注釋的直譯可能或給讀者帶來迷惑。直譯加注是一種簡捷方便的方式，它可以彌補直譯的缺陷。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尤其是一些歷史典故和神話故事。

3.意譯

一些文化意義很濃的習語，直譯不能傳達文化意義,更換又易將譯文文化強加到原文文化中，增詞太多無異于解釋，遇到此種情況應采取意譯。還有一些習語在翻譯時無法保留原文的字面意義和形象意義，而只能譯出它的隱含意義，如pins and needle，譯為：如坐針氈；get cold feet，譯為：臨陣退縮。

4.意譯加注

有些情況下，意譯也未必能很有效的傳遞出文化信息。意譯再加上必要的注釋，可以提供相應的文化背景及典故。

5.文化借用

“文化借用”指的是文化的特性可以從一種文化借用到另一種文化中。有時，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卻有相同的內涵意義。這時，我們可以用“借用”方法來維持交際意義。盡管概念意義不同，但是卻有相似的文化意義。例如：

Money makes the mare go.有錢能使鬼推磨，Like father，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

四、結語

綜上所述，英漢習語翻譯歸根到底是一種文化翻譯，翻譯不僅要跨越語言障礙，更要逾越文化的鴻溝。掌握習語的翻譯，對于培養語言的領悟力和跨文化的交際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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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漢民族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如果沒有翻譯，其局限性簡直不能想象。正是因為翻譯家的偉大創作，藏漢民族的互相交往、互相了解和共同進步才成為現實。然而，藏漢文學中的聯想意義在翻譯中最難處理，因為它在文學語境中有其特殊的含義，這種含義在詞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對于文學來說卻又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必須了解藏漢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文化背景，否則給藏漢翻譯活動帶來諸多負面影響。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首次把文化作為一個概念提了出來，并表述為：“文化是一種復雜，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作社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可見文化的覆蓋面很廣，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

語言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反映出一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

現代很多人認為只要略懂藏漢兩種語言就可以進行藏漢翻譯活動，于是大膽地進行創作，但結果卻往往停留在文字轉化的階段，而達不到再創造的境界。

第二、影響藏漢翻譯的文化因素

一、風俗習慣對藏漢翻譯的影響

藏漢民族在打招呼、稱謂、道謝、恭維、致歉、告別等方面的習俗則具有相應的民族特色，如漢族人見面打招呼時常會說這樣的話：“吃飯了嗎？”，在漢文化里，這句話并無含義，只不過是禮節性的、見面打招呼的一種方式。然而，藏族人對這類打招呼的方式還不太理解，像這樣的見面問候語，在應根據具體情況做相應的文化轉換，改用藏民族的習慣用語，諸如“陪昂”、“秀昂”、“古康桑”（近似于這些音）等之類的語言可能會更好。

在稱謂方面，兩個民族的語言里對一個概念的指稱和適用范圍也不盡相同。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所決定的。由于漢民族注重家族觀念，體統的家庭很大，所以稱謂比較發達，以區分不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間的界限區分得很清楚。而在藏民族地區由于注重所謂的核心家庭，稱謂詞匯也就不夠發達，藏語中的“阿佳”和“阿覺”（近似于這些音）可以分別用來表示有血緣關系和無血緣關系的并年長于自己的所有哥哥姐姐。所以很多漢族對這種稱謂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況下，翻譯這種文字的時候就需要加以注重，以免引起誤解。

二、文化心理對藏漢翻譯的影響

“文化交流是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文化交流，人類就沒有進步，就沒有今天世界這樣繁榮興旺的社會。”藏漢民族使用的語言和歷史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兩個民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這對一個民族心理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歷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歷史典故以及許多忌諱和好惡的差異上得到體現。以數字“3”為例，這個數字從古到今在藏民族心目中的意義很特別，它代表著圓滿、至高無上、吉祥如意等意思，但藏族人的眼里“21”永遠是個不吉利的數字，所以在很多人無論做任何事都不會選擇這個數字，但在漢文化中，這個數字卻沒有這種意義，反而有更好的意義表達，比如，兩個相愛的人之間用這個數字就可以表達對令一方的愛意。這些非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文化內涵，譯者只有在深入了解藏漢民族的歷史文化之后才能夠準確把握。而“4”這個數字由于和漢語中的“死”讀音相近，所以很多漢族同胞現在還是不喜歡這個數字，尤其是電話號碼。相當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為尾號的號碼。至于“8”這個數字由于與發財的“發”諧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熱捧。而在藏族人的意識中，4、8和9只是極普通的自然數符號。由于兩個民族相互交融，文化的相互影響，現在一些藏族人也對這些數字有不同的理解，但開始在藏民族的文化中對其并沒有這些特殊的意義。

談到漢文化，人們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龍”字，因為在封建社會里，古代的帝王總把自己描述成龍的化身，自封為“真龍天子”以達到奴役思想、馴服百姓、鞏固政權、安邦治國的目的，而老百姓則把龍當作自己的神靈來加以崇拜，稱自己是龍的傳人，祈求這個神靈之獸的保佑，因而“龍”就成為了漢民族的圖騰，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標志。于是漢語中就有了很多由“龍”字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詞語，如望子成龍，龍飛鳳舞，龍鳳呈祥，龍騰虎躍，畫龍點睛，龍子龍孫等美好形象。但藏族人看來，“龍”只是跟其他動物一樣，不會認為它很神圣。

三、地理環境對藏漢翻譯的影響

地理環境對各地的氣候有著很大的影響，同時對當地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以及詞語的含義也有著非常顯著的影響。例如漢語中的“東風”一詞喻指“春天”，象征著“溫暖”，但在，“東風”并不一定標志著這樣的含義。

四、思維方式對藏漢翻譯的影響

藏漢民族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異會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特別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思維方式的差異。

翻譯工作者在進行藏漢之間的語言轉化時，要高超越過兩個民族文化之間的障礙，準確地把握兩種思維模式之間的差異。

首先，從語句的銜接方式來說，藏語多用形合法，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連接詞語將句子（或分句）連接起來；而漢語大多用意合法，即靠意義上的銜接而并不一定依賴連接詞。

藏語語法相當嚴密，注重形合，外形嚴謹，各個句子、語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詞和某些特定的短語、分句進行連接。我們都知道，漢語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間不分主次關系，只是通過意義來進行銜接，連接詞用得很少。試比較下列的句子：

（1）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

（2）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3）有志者事競成。

以上三個例子如果翻譯成藏文分別可以通過關聯詞語“醒”、“將”、“拿”（近似于這些音）幾個來表示。

其次，整體思維和個體思維之間的差異。漢文化強調整體思維模式，從古到今都十分重視和諧與統一，“和為貴”就是這種思想很好的體現。

因此，在漢語中作為行為主體的主語，通常會被省略，也就是常說的無主句。但藏語中卻大不一樣，它強調的是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在語言上的體現就是所謂的主謂兩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個藏語句子都要有主語，否則這個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進行藏漢互譯時，很多漢語句子需要我們根據具體的語境為它們添加主語。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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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第二語言教學；跨文化交際；文化差異；文化教學

Key words: th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ultural differences；culture teaching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3-0206-02

0 引言

聽有的初學漢語的留學生說中國話，我們常會發現一些別扭的現象：日常打招呼，不管何時何地何種關系的人，只生硬地使用“你好”；面對別人關切的詢問，一臉戒備地說“不告訴你”（誤會國人在打探其隱私）……這種現象恰恰說明了學習者在語言學習中，不僅要學習漢語言知識，還要對漢語言所承載的特定文化有一定的認識。否則，很難真正將漢語作為交際工具。

目的語文化與學習者母語文化存在較大差異，這確實是阻礙學習者提高目的語水平的重要因素。由于母語文化的影響，造成學習者在使用目的語表達時與該語言社會群體的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不和諧，因此出現語用失誤。這種失誤往往帶給學習者極大的挫敗感。

但是，文化差異帶給我們的僅僅是負面影響嗎？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的差異反映著文化的差異。因此，漢語教師了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有助于提高教學的效果和質量。從這方面看，文化差異的存在對漢語教學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1 文化差異的存在可以促使學習者增強跨文化交際的意識，實現對外漢語教學的目標

讓學生正確地運用所學的語言進行交際是語言教學的最高目標，也是對外漢語教學的最高目標。因此，課堂教學也是幫助學生學習交際的場所。漢語教學要為學習者架設與漢文化圈的人們進行交際的橋梁。要架設這道橋梁，漢語教師就應該讓學習者在學習語言知識的同時，了解語言所承載的文化信息。不僅如此，在實際的跨文化交際中，第二語言學習者還會發現，他們不僅外語能力受到了巨大的挑戰，他們母語文化的交際規則和思維方式也常常行不通。他們的價值觀念也常常受到誤解或責難。所以，一般的語用能力和交際能力是難以完成跨文化交際任務的，漢語教學有必要幫助學生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關鍵是幫助他們不斷增強跨文化意識，即理解、接受和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

所以，對外漢語教師應當通過揭示客觀存在的文化差異以及相關事例，讓學習者理解和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種文化，而是有多種多樣的文化，且各種文化之間都是平等的。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就要了解這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因此，理解和接受文化差異至關重要。只有讓學習者樹立起這樣的跨文化意識，才能真正培養起學習者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真正提高第二語言運用水平。

2 引導學習者正視文化差異和沖突，以積極心態走出“文化休克”期，實現對目的語文化最大程度的適應

按畢繼萬先生的定義，“文化休克”指的是處于異文化環境中的人，對陌生環境產生的一種不知所措和惶恐不安的心情，并由此產生的抗拒新文化和留戀舊文化的病態心理反應。語言不通和交際困難更加加劇了這一心理病態。“文化休克”是初居第二文化圈的人所遇到的普遍問題，至少對于來中國學習漢語的學習者來講，遭遇“文化休克”幾乎是必然的。既如此，我們回避文化差異不如勇敢面對。教師對此如果有足夠的認識則可以通過自己的教學使學生明白，差異不可避免，沖突可能發生，讓學生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以迎接新文化的震蕩，這將有助于減輕“文化休克”的程度。學習者以積極的心態對待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差異，調整自己的意識和行為以適應新的文化環境，非常有利于學習者對目的語文化的適應以及提高目的語水平。

舒曼（J.Schumann）提出的文化適應假說甚至認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對目的語文化的適應程度決定該目的語的掌握程度。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過程就是逐步適應目的語文化的過程。這個假說強調文化適應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的重要性。學習者要適應目的語文化，就要理解和接受目的語文化與自己母語文化之間的差異，設身處地地理解交際對象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是一個比較艱難的過程。對待文化差異的態度和個體的適應能力是影響著文化適應速度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此，漢語教師不僅應當充分認識到文化差異帶給學習者的困難，更應當利用文化差異引導學習者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優化教學方法，減少學習者文化適應的障礙。

3 借助文化差異確定文化教學內容和進度，有助于處理好對外漢語教學中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的關系

對外漢語教學以語言教學為本的觀念已基本成為共識。但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的關系，注定了對外漢語教學絕不能是單純的語言教學。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要學習一種語言就必須對這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有一定了解。所以語言教學中必然滲透文化教學。但是，文化教學也不能無休止地膨脹以沖擊語言教學，尤其是初級階段，受到目的語水平的限制，過多的文化教學會加大學習難度，對于學習者而言意義寥寥。鑒于此，究竟如何確定文化教學的內容及進度呢？

教師可以通過分析教材中透射出的文化差異，確定文化教學的內容和重點，使文化教學為語言教學服務。教師在面對具體的課文時，可以分析存在于其中的、與學生已有的文化背景相異的因素，將之挖掘出來作為文化教學的內容，而不過分追求文化教學的知識性和系統性，文化教學統率于語言教學之下，兩者相得益彰。

以《漢語教程》第一冊（楊寄洲主編，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為例。學習者學習的第一課是“你好”這樣的通用語，到第五課《這是王老師》,可以根據所學課文為學生歸納出，中國人打招呼的方式不止用“你好”，還有這樣一些：第三課的“你到郵局去嗎？”，第四課的“你去哪兒？”。尤其是與熟人路上相遇時問“你去哪兒？”，這種打招呼的方法，是很多學習者需要改變已有認知的。在英語國家，“你去哪兒”這樣的問句，帶有有審問、探問隱私等意味。在教學這樣的句子時，就有必要補充相應文化習俗，幫助學習者理解和接受這樣的語句。

伴隨課文內容的學習，還可以根據不同的交際場景和交際功能，為學習者補充更為中國化的用法。如“吃了嗎”“出去呀”“干嗎去”，等等。借此，教師可以啟發學生比較中外打招呼的不同方式，讓學生更地道、更自如地運用漢語與人交際。這樣，關于中國人如何打招呼的習俗，就伴隨著課文的語言學習逐層深入地教給學習者了。

4 呈現不同文化間的差異，體現文化教學重比較的原則

在同一個漢語課堂上，學習者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在文化教學過程中，我們不僅可以比較中國文化與學習者本國文化的差別，還可以引導學生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

比如在談論顏色的時候，教師可以介紹中國人對紅色的偏愛。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紅色通常意味著熱情、溫暖、幸福、團圓等等。學習者可以先對照著比較一下他們自己的看法，然后分小組討論彼此之間的差異。這樣做不僅增強了學習者表達的迫切性，亦可以提高了他們的學習興趣，也融洽了課堂氣氛。跨文化交際的意識也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得到強化。

綜上所述，我們不宜片面夸大文化差異對學習者的阻力，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要積極利用這些不利因素，充分發掘文化差異對漢語教學的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劉.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M].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