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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隨著我國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關于體育各方面內容的研究越來越多,體育公共管理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社會領域逐漸分化成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在對體育事務的管理中,公共領域中的體育事務管理遠遠超過了市場領域中的體育事務管理。體育公共管理的研究存在顯性和隱性兩種形式,顯性研究的對象是發表于各類報刊上的論文,隱性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學術報告和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在所有研究中,具有基礎性地位,研究學位論文有著積極的意義和重要的價值。
學位論文的質量是評價碩士培養質量的重要指標,論文選題則是撰寫碩士論文的第一環節,并直接影響學位論文的質量。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包含以下三要素:一是研究對象,二是研究內容或研究領域,三是研究方法。選題的“三要素”構成了碩士學位論文的基本框架,也成為評價碩士學位論文的重要尺度。
通過檢索CNKI數據庫和萬方數據庫,筆者査到2002?2012年間710篇有關體育管理的碩士學位論文。其中,涉及體育公共管理的507篇,占總數的71.4%;涉及市場管理的203篇,占總數的28.6%。
在本文中,筆者對涉及體育公共管理的507篇碩士學位論文在選題內容(包括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性質和研究領域)方面進行了深人的研究與分析,為體育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1.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數量
從2002年到2010年的9年間,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數量呈明顯上升趨勢,2010年達到了高峰。從主觀上看,存在以下兩方面原因:一是隨著我國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在校學生人數在不斷增加,相應的學位論文數量也必然增加;二是體育公共管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很快,體育事業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各種管理方面的問題也逐漸突顯出來,體育公共管理也就成了人們關注的重要研究內容。
從某種意義上講,體育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為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數量的增加反映了我國體育事業改革和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2.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內容
通過對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內容的統計和分析,我們發現,在以體育公共管理為內容的研究領域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競技體育管理、大學生體育管理和社區體育管理,分別占論文總數的15.9%、14.5%和13.1%。由此可見,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內容涉及的都是學生能看到、接觸到的體育事務。研究國外體育公共管理方面的論文,只有寥寥數篇,而且這些論文的結論都是通過分析世錦賽、奧運會和其他大型比賽的數據得出的,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碩士研究生的科研經費較少,研究條件有限,很少接觸到國外體育組織,獲取最新的信息資料,也很少能借鑒國外優秀科研成果。
在體育公共管理領域中,中小學體育管理、體育教學管理也是碩士學位論文常常關注的內容,分別占論文總數的8.1%和6.6%,這說明一部分研究生更愿意研究熟悉的學校教學環境。
目前,我國巳進人老齡化社會,但關于老年體育管理方面的研究論文僅占總數的2.7%,這與目前社會發展形勢不相符,應給予更多的關注。
體育行政管理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更少,這方面論文只占論文總數的3.9%。文獻綜述類論文也很少涉及基礎理論方面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出,碩士學位論文應在基礎理論方面有所加強。
3.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方法
體育科研方法是研究體育規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通過研究體育現象,揭示其內在規律⑴。因此,體育科研方法對促進體育事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分析論文中所包含的研究方法時,我們發現用到的方法主要有4種,即文獻資料法、問卷調査法、數理統計法和邏輯分析法,分別占論文總數的89.2%、63.8%、56.6%和49.4%。搜集資料過程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問卷調查法、訪談法、觀察法、實驗法、測量法和德爾菲法,而整理和分析資料主要采用數理統計法、邏輯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個案分析法、模糊數學分析法和層次分析法。
這507篇學位論文的統計結果表明,在絕大多數論文中,學生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數理統計的定量研究方法,說明這些學生重視研究各變量間的邏輯關系,并對研究成果進行更為科學和準確的描述,同時也說明我國體育管理研究在方法上所取得的進步。
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研究體育公共管理提供了更好的技術條件,綜合研究巳成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目前,體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采取的研究方法已呈現出多元化和綜合化的趨勢,多種研究方法的運用能更加全面、客觀、深人地揭示所研究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體育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和客觀性。
4.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性質
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性質分為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開發性研究。
基礎性研究強調對客觀現象和事實進行理論性探索或實證性分析,檢驗理論依據與客觀事實的符合程度。雖然基礎性研究沒有強烈的應用目的,但基礎性研究是應用性研究的基礎,沒有良好的基礎性研究,新知識和新領域的發展會受到阻礙。以獲取新思維和新知識的創造性研究,帶有很強的目的性和實用性,并把應用性的研究成果以新產品和新技術的形式展現出來。
基礎性研究是應用性和開發性研究的基石,應用性研究是基礎性和開發性研究之間的橋梁,開發性研究是基礎性和應用性研究的目的和歸宿。這三種研究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缺一不可。我們對這507篇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進行統計,結果顯示,應用性研究占的比例為73.7%,基礎性研究占的比例為19.2%,開發性研究占的比例為7.1%。原因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碩士研究生擁有的資料和科研條件有限,進行基礎性研究的難度比較大;二是主觀上忽視基礎性研究,而直接進行研究性研究;三是應用性研究比基礎性研究更容易。這說明碩士學位論文在選題上對基礎性研究的關注不夠,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5.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領域
5.1群眾體育、學校體育和競技體育
通過對這507篇碩士學位論文研究領域的分析,我們把這些論文的研究領域分為三類:群眾體育類研究、學校體育類研究和競技體育類研究。其中,絕大多數論文關注的是群眾體育、學校體育和競技體育中的管理現象及管理問題。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碩士研究生對我國體育公共管理的重視和關注。
在2002—2010年的9年中,這三類論文的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發生變化,2002年到2004年間,競技體育類研究所占比重最大,達到50.3%;2005年到2006年間,三類研究所占的比重較為接近;從2005年開始,競技體育類研究開始下降,并略有起伏,但仍在20%左右;從2005年起,群眾體育類研究開始異軍突起,并開始占據首位。2002年到2004年間,競技體育類研究是體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論文研究的熱點;而2006年以后,群眾體育類研究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并成為體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論文研究的熱點。學校體育類研究所占比例從2008年開始變得較為穩定。
在學校體育類的研究中,中小學體育研究和高校體育研究為兩大研究熱點,也是碩士學位論文重點關注的內容。
在國家大力發展群眾體育的背景下,群眾體育類研究和競技體育類研究正在發生悄然轉變,碩士學位論文關注的重點也從競技體育轉向了群眾體育。目前,對群眾體育類的研究已呈上升趨勢,這說明碩士學位論文已開始關注群眾體育。
5.2城市體育和農村體育
農村體育是以健身、娛樂為導向的在農村開展的強身健體的體育鍛煉活動。城市體育是以健身、娛樂為導向的在城市開展的強身健體的體育鍛煉活動。兩者的區別就是開展健身鍛煉的地域不同。不同區域由于經濟、社會、文化的差異性,體育觀念、運動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體育公共管理的目標是一致的。
2002年到2012年的9年間,農村體育研究所占的比例不足25%;而城市體育研究一直占據主要地位,所占比例達到87.5%。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體育是扎根于城市文化而產生、成長和壯大起來的,因而很多的“體育問題”和“體育現象”都發生在城市體育中,這也成為碩士學位論文選題時關注的熱點;二是由于城鄉經濟發展不均衡,并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的體育資源、大型體育賽事和體育消費市場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的體育熱點“話題”要多于農村,也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關注;三是由于體育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作者多為在校學生,他們學習、生活在城市中,因而城市體育研究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們研究的話題。
關鍵詞 中職體育 教育 管理
一、中職體育教育管理的概念
一般地說,教育管理的概念有兩個主要淵源:行政學淵源和經營管理學淵源。在行政學看來,教育管理涉及國家從宏觀上控制和管理教育事業的問題,因此稱為“教育行政”,是一般行政的一個部門。而按照經營管理的看法,管理只是一種經營活動,管理活動有助于經營活動的正常運行。與行政學相比,經營管理論側重于教育管理的微觀方面,如一所學校的管理。
體育詞典對體育教育管理的解釋是:“為貫徹教育方針,實現培養目標,根據體育教育的目的、任務及其規律,對體育教育系統所進行的計劃、組織、控制的過程,體育教育管理包括體育教育行政工作管理和學校體育工作管理兩大部分:體育教育行政管理的主要內容有貫徹教育方針和國家有關教育、體育的法規,從總體上對體育教育事業的發展進行規劃、計劃和協調,確保體育教育的正確方向,編制體育教育計劃,制定體育教育的規章制度,調整體育教育系統內部的各種比例、層次和結構,確定合理的體育教育管理體制,審核體育教育經費,對各級各類體育教育機構工作質量進行檢查與評估等。學校體育工作管理的主要內容是思想政治工作,體育骨干隊伍的管理,體育教學工作的管理,課外體育工作的管理,體育宣傳、信息資料的管理,學生體質測定和評價工作的管理,體育經費、場館設施、器材的管理?!?/p>
體育教育專為我國培養了大量高素質的體育管理人才和強大的師資力量。多數體育教育專業畢業的學生從事體育教學、體育科學研究、體育管理、社區指導等方面的工作,為全名健身計劃的推進做出了貢獻。體育教育作為一個特殊專業,較其他專業不同,他們生性好動,散漫,自律性不強,這給體育教育管理工作者帶來了難題,因此探索新時期、新背景下的學生教育管理工作模式己成為學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體育教學管理內容銜接的問題
體育教學內容的銜接問題在學校體育領域是一個爭議的焦點和熱點問題。近年來專家學者注意了中職體育教學內容銜接問題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職體育教學內容銜接缺乏整體進行研究,存在低層次重復問題;二是某一體育項目教學內容銜接問題尚欠缺深入細致的研究;三是階段與階段之間的教學內容相對比較獨立,教學內容缺乏銜接。隨著學生年齡增長,根據學生年齡和心理特點,逐漸加大相關體育知識的涵蓋范圍。目前體育教學內容銜接存在的問題和體育教學管理銜接問題的處理,是構建體育教學內容所遵循的和原則。
三、體育教育管理中樹立人文體育觀
人文體育觀是指以人為尺度、以人的發展為終極目的的一系列體育思想、理念。它是從人的自身的角度出發對體育所形成的認識,它強調人在體育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強調發揮人的潛能和創造力;強調體育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在當代,具體體現為對人的全面現代化的追求。從人文體育觀包含了“人文”和科學兩種要素,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和用科學的方法促進人的現代化的科學精神的融合。
人文體育觀與素質教育相契合,它要求在體育活動中尊重人的主體地位,強調體育的功能是促進人的全面健康發展。樹立人文體育觀可以改變以往過分強調體育對人的生物功能改造的工具理性,從而關注體育活動中人的價值,人的情感體驗,從價值理性出發重新審視體育和體育教學。在人文體育觀指導下的體育教學,可以使體育教師在選擇教學內容時考慮到學生的興趣愛好,把學生的需要作為選擇教學內容的標準之一。樹立人文體育觀還可以指導教師在組織教學、選擇教學方法時,一方面考慮方法的科學性,同時考慮方法的人文性,強調體育的育人功能。
體育教學倫理蘊含著人道主義、正義、自由、責任、尊重和關愛等倫理精神。人道主義在體育教學中表現為尊重學生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確立面向全體學生和學生個體全面發展的價值觀。體育教學中正義體現平等地對待每一位學生的人格,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給每一名學生提供適合他們發展的機會。體育教學中的自由包括教師的自由和學生的自由兩個方面。教師的自由包括學術自由和組織教學活動的自由。學生的自由包括理智的自由、活動的自由、人格自由和人生自由幾個方面。體育教學中的責任表現在教學中教師和學生對社會和國家負責,教師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為學生的發展負責。體育教學中的尊重包括承認性尊重和評價性尊重兩個方面。對教師的尊重指對教師角色的尊重和對教師榜樣作用的尊重。對學生的尊重是指把學生作為體育教學的目的,給予每個學生應有的贊許。體育教學中的關愛蘊含著尊重和公正。體育教師的關愛表現在對學生安全和個體需求的關注及對學生個體差異的尊重。
四、結論
本論文以新時期、新背景下教育部對學生教育管理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為指導,對當前形式下的學生教育管理工作進行深刻的分析,并提出對策。期望通過對本課題的研究,可對我國相關專業的學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研究提供一點參考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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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社會責任的起源和涵義。
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最早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1916年芝加哥大學的克拉克(J.Maurice Clark)在《政治經濟學論文" target="_blank">經濟學刊》上發表的《改變中的經濟責任的基礎》一文中寫到“:迄今為止,大家并沒有認識到社會責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可查實的、最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文獻。然而,克拉克雖然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沒有給出公司社會責任相應的概念或定義。直至近四十年后,鮑恩(Howard R.Bowen)才首次明確了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鮑恩1953年的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被公認為標志著現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構建的開始,其將“商人的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具有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去確定政策、作出決策和采取行動的義務?!?/p>
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并非是絕對對立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若只強調公司的營利性,則會導致公司為了營利而不擇手段,爾虞我詐,不惜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這將導致整體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和不安,最終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發展;若只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則會令公司背上嚴重的負擔,挫傷公司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最終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同時也損害了職工、消費者等與公司相關的主體的利益。因此,應當用公司“利潤最優化”取代“利潤最大化”,即公司在為股東追求利潤的同時,適當地兼顧公共利益,在滿足股東對利潤的需求時,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達到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兩者之間的良性相互作用。
在我國,公司的社會責任通常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這些社會利益包括債權人利益、雇員(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中小競爭者、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等內容。
二、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立法的現狀。
我國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第一次以法條的形式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薄豆痉ā凡扇×恕皯獮椤?/p>
模式的法律規范,強調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這顯然與授權性、鼓勵性法律規范迥然不同。從約束規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從約束主體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會公眾;從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內容來看,這顯然應當理解為公司的一項硬任務、一項嚴格法律意義上的義務。《公司法》的新規定,說明公司已經逐步成為市場中最重要的主體和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公司的一舉一動,將影響眾多與公司利益相關的社會利益。因此《公司法》對公司的社會責任加以規定,是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現狀和世界潮流的。然而,或由于立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對減輕公司負擔、促進公司發展的考慮,《公司法》中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過于狹窄,不夠全面?!豆痉ā芳耙恍┫嚓P法規對公司職工的利益保護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然而它對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債權人、消費者、當地居民等,公司應當如何盡社會責任以及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限度卻沒有作出相關的規定。以當地居民為例,公司對其所在地居民的責任主要體現在環境保護上,但是在當前的公司法中對這方面的規定卻是空白的。而在相關的環境保護法規中,也僅僅是對公司的排污標準和處罰標準作了相關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在發生了重大污染事件,致使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后相關部門才對肇事公司進行查處整頓。
因此如何在事前對公司進行法律規制,防患于未然,這就顯得極為重要。
其次,《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公司社會責任的性質,即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究竟是基于法律義務的要求還是道德義務的要求。我國《公司法》強調公司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義務,卻沒有說明義務的內容,這又給人產生一種公司的社會責任僅僅是一種道德責任的感覺。這樣的一種模糊性的規定客觀上帶來了實施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分清公司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和其應盡的道德義務的關系。因此,明確公司的社會責任的性質,有利于公司社會責任的落實,杜絕公司以道德責任無強制執行力為由而逃避社會責任。
再次,《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社會責任可訴性不明確。
《公司法》盡管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卻沒有對公司如果不承擔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后果、公司的利益相關者能否以及如何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以保護自己的利益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因此,如果不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可訴性問題作出規定的話,公司的社會責任制度將僅僅成為一種擺設,而無法落實到社會經濟生活中。
三、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與完善。
1.完善與公司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和司法的力度。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和性質,應當在公司法中作出明確的說明,并且明確例舉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并通過《勞動法》、《消費者效益保護法》、《產品責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形成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的內容體系。另一方面,勞動者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弱者地位決定了要切實保護勞動者權利和消費者權益就必須輔之以行政行為,加強管理論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和監督。因此在執法和司法上,應當加大監管力度,防止公司濫用經濟力量,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同時,加大對損害社會利益行為的處罰力度,將成為維持和貫徹公司社會責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線。
2.改善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勞動者、消費者與其他非股東利益代表在公司機構中的參與制度。 轉貼于
我國2002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一次以專章的形式規定了利益相關者,并明確提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續發展、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關注所在社區的福利、環境保護、公益事業等問題,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然而,仔細研讀后卻不難發現,該項規定僅具有指導作用,對于公司卻并無真正的約束。其原因在于在當前的公司治理結構下,公司中的權力機構———股東會,決策機構———董事會往往都由股東或者代表股東利益的人組成,因此在公司的運作和決策中,都是以實現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核心和出發點的。促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應當從公司的內部著手,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完善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使更多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到公司的治理中來,使公司的經營真正能夠體現社會整體的利益,維護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
3.建立披露信息機制和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
在我國當前的信息披露機制下,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僅限于公司的財務和業務等信息。但是,隨著公司的壯大和發展,公司的一舉一動已經影響到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擴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如公司的債務情況、企業內員工權益的保護狀況、商品質量及消費者投訴狀況、環境污染狀況、社區關系狀況等也應當納入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企業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行動綱領是無可厚非的,這是企業創新的重要激勵因素,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驅動力。因此,加強公司利益與公司社會責任的一致性,是促使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根本途徑和方向。建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能夠使公司的社會責任與營利性目標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企業發展的持久動力。
4.借鑒國際經驗,引導公司參與社會責任標準認證。
公司社會責任的推展離不開相關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活動。一般而言,這類認證是在政府的指導和監督下,由非政府組織出面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認證和審核機構,從社會、經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各個方面,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給予客地的評估和審核,并定期公布評估結果,使之成為權威的參考依據。社會責任標準認證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約束機制,可以促使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因此政府應當引導企業參與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以SA8000為例,SA8000是1997年8月由美國非政府組織———社會責任國際(SAI)制定的社會責任標準,是全球第一個針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認定標準,其宗旨是規范企業道德行為。它把企業的非經營性、非技術性要求如人本管理、商業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標化,使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護人有了可衡量的具體量化標準。
5.加強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訴權保護機制。
目前我國新《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尚屬于一種倡導性的規范,缺乏訴權的保護。例如《公司法》第五條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那么如果公司不履行社會責任,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法官該如何作出判決,這些都存在一些法律適用的難題。因此,在以后《公司法》的司法解釋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規中,應該完善有關公司違反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法律后果的規定,賦予利益受損的利益相關者以訴權,保證他們的權益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濟,這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督促公司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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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颉9旧鐣熑翁轿鯷J].管理觀察,2009,(9)。
從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們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公共管理學研究雖走過了不菲的歷程,其理論建構卻長期缺乏統一的哲學基礎。和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歷史留給人們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識的積累、融合與揚棄,而是不斷的變化、中斷或革命,多元的、經驗的觀念變革或差異沖突壓倒了理論自身的演進邏輯。公共管理學研究沒有鎖定穩定的軌道,它的興趣范圍似乎是隨意和無限的;它沒有發展出一套方法論或主流意義上的研究綱領和范式,據此將不同的學者聯系起來,便于他們之間的溝通和對話;它的研究對象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仍模糊不清。這不僅使其無力有效應對實踐及相鄰學科特別是政治學對自己學科地位的挑戰,難以擺脫所謂的“認同危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學研究者的學科信仰及從業熱情受到挫傷。[2]“大問題”的提出從一個角度表達了人們為擺脫此類危機或困擾所做的努力。1995年,貝恩發表了《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一文,率先拉開“大問題”討論的序幕。
受物理學啟示,貝恩認為在公共管理學領域存在三個像物理學家經常討論的基本問題,稱其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所謂的微觀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組織運轉中“程序規則———不良業績———更多的規則”這種微觀管理的循環?公共管理的不良績效與圍繞管理關系存在的主體間的相互不信任有關,這種不信任會抑制公共組織的表現,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績效和規則制定間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如何削減內在于不同主體之間的不信任,打破微觀管理中的這種循環,是公共管理學研究的一大難題。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激勵,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勵人們努力、智慧地為達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經濟學雖然將委托關系看作組織行為的中心問題,但由于它將控制而不是激勵看作有效委托關系的關鍵,使委托范式暗含著可能偏離實際的假定①。在經濟學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樣控制人行為為核心的委托問題,在應用中轉化成怎樣避免委托人試圖控制人時引起的功能失常行為問題。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樣更好地達到社會目標或什么目標應當被追求,如何激勵公職人員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為公共管理效率改進不能回避的又一難題。第三個問題是所謂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們機構的表現業績?為了知道一個公共機構或其成員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須界定完成什么對好的工作業績能做出貢獻,由此確定度量的對象。而確定與工作業績內在相關的度量對象常常是困難的。當投入和產出度量不能揭示組織真正所完成的業績時,較好的方法也許是去檢查組織運作的結果或影響。在工作努力和結果的關聯又不總是明顯的情況下,斷定組織成員工作的努力程度常變得相當困難。如何度量工作業績以推動公共事業的發展因此成為具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3]313-324在貝恩看來,上述三個問題都基于這樣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僅僅是理解公共機構的行為,而且是如何改進公共機構的表現。如果研究者們能有效回答這些問題,則將為提高公共機構的績效做出貢獻。貝恩的文章發表后很快引起社會反應,紐曼(1996)和柯林(1996)的論文代表著最早的學術反應。針對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題為《什么使公共管理學成為科學?或“大問題”真的大嗎?》一文中,紐曼倡導在哲學層面上考慮學科的大問題。認為對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揭示必須在這門學科研究最基本的層面進行,且應當揭示該學科的本質和存在動力。真正的大問題不應當是貝恩意義上的應用問題,而應當屬于這類問題:什么是一個組織或公共組織的本質?公共組織如何與它的環境相關?管理一個組織意味著什么?[4]409-415
在題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學大問題》中,柯林表達了與紐曼和貝恩皆有所不同的觀點。基于公共管理與政治、法律等社會因素的密切關系,柯林認為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確立必須滿足四個標準:根植于民主政治的達成;提高到社會的水平;面對集體行動手段的復雜性;強調更加有效的社會學習。在此標準下,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包括7個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動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體行動的手段,據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過程也向核心的社會價值負責?(2)什么是社會中集體行動的非政府角色,怎樣保護和培育這種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結構之間有什么適當的權衡?(4)怎樣解決國家和地方在政治舞臺上的緊張局勢?(5)什么樣的決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論原則可以被利用?(6)什么樣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領導之間應當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會的學習過程,改進有效選擇、可替代后果、達成目標、特別是培育和發展民主政體的知識?[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點和方法
基于人們對公共管理學學科建構的不滿及理論重建的需要,圍繞“大問題”的首輪之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反響。認識到“大問題”研究的重要和激勵效應,美國《公共管理評論》不僅于2000年發表本刊編輯的專文(CamillaStivers,2000),對“大問題”研究的意義予以肯定:跨越不斷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學科和特殊的讀者群體,給日益碎片化和微觀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務于公共管理的學術和實踐;[6]194-199而且在2001年開設專欄,給“大問題”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勵??铝肿鳛椤按髥栴}”早期爭論的特殊專家,在專欄開篇中發表了《大問題對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強調并闡述了“大問題”對民主社會公共管理學術研究與實踐的價值??铝终J為,有效認同并處理“大問題”的最大挑戰來源于我們過度關注組織運行中的工具問題?!按髥栴}”不應集中于工具而應聚焦于公共管理對社會的后果和價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樣影響社會應當成為聚焦的中心,“大問題”應當由此論域引申出來。除了自己倡導的傾向,柯林總結了“大問題”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繼續在機構組織工具層面及人管理方面開展工作,以期在微觀管理方面有所發現;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機制如何克服現代國家中存在的分散獨立和碎片現象,以期形成更為廣泛的治理、網絡和行政連接的理論;一些研究將視野從人操作層次拓展至非政府組織行為對公共事務的影響;一些研究則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將焦點置于社會行為者對公共管理人的影響。柯林在堅持自己1996年觀點的同時認為,對于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來說,“大問題”的回答和提出同樣重要和急迫?;卮鸬馁|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雖會得到改進,但有效的回答無論何時都應當是理論堅定、經驗準確和可執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人類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機構。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層面,而在于它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持久價值。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必須涉及怎樣使我們的社會對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這種持久的價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紀以來的“大問題”研究似乎并未朝著他期盼的方向邁進,其整體上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分散的趨向。與20世紀集中于普遍性問題的爭論有所不同,認識到研究起點、觀察維度對結論的影響,一些學者以方法論變化為手段,尋求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突破。在他們看來,公共管理問題研究必須慮及管理過程依存的關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種管理行為,與將其置于網絡關系所得的結論是不同的,對于“大問題”的確立也因此可能相異。關注公共管理行為的依存條件,既是對象世界的客觀邏輯,也是科學認識的方法論要求。艾格雷諾夫、麥圭爾(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漢(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達了這一傾向。與此同時,意識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關系,另一些學者將研究對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學科和應用部門領域,通過對區域和具體問題的分析為普遍性大問題研究創造條件。這包含有兩種學術趨向:一種趨向在尋求、總結“大問題”的過程中將研究視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學科內的分支領域,以此展示“大問題”存在的豐富內涵和微觀基礎,布魯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庫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體歸于這一傾向;一種趨向將“大問題”探究拓展到感性具體的應用管理部門,與此匹配的分析和觀點雖不具有普適性,對普遍性問題的概括和檢驗卻提供了一種經驗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論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對具體公共部門管理事務的考察體現了這一研究傾向。就理論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的討論更具意義。和傳統公共管理研究給人的印象一樣,在對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梳理中學者們已經發現,研究方式或方法論選擇的過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學研究重蹈“認同危機”的舊轍。
致力于理論重建的努力雖然使“大問題”研究者認識到了集中統一的某種重要,但遠未達到貝恩設想的集中狀態。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論域的“大問題”越來越多并日趨多元和分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研究方法的差異是主要原因之一。觀察維度和邏輯起點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論的一種差異。貝恩和柯林在早期爭論中所以會各執己見,首先源于他們研究中選擇的邏輯起點彼此不同。貝恩的研究從機構開始,因而微觀組織和管理技術被賦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從制度開始,民主政治、社會參與自然會被賦予更大的權重。為解決大問題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漢于2001年發表了題為《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方法中連結與隔斷的挑戰》的論文,主張建立一種包容廣泛、能夠將不同層次的研究連接起來的新的基礎或起點,用以克服單一維度或層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會作為研究起點或觀察維度就可能具有這種包容性。社會是一個廣泛系統,個人、團隊、組織、制度等各種現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納入其中。當以社會為基點考察“大問題”時,人們必須顧及社會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種現象間的秩序與嵌套關系,對“大問題”的概括便容易趨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會角度看待組織與制度,以組織為起點的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為起點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現為形式上的嚴格沖突,而顯現為本質上的交融或趨同。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組織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兩種行為方式。組織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組織得以建立和實施,它們皆屬社會系統互惠存在的構成部分。
與卡拉漢直接從方法論角度尋求改進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諾夫和麥圭爾(2001)從公共管理對象及其存在方式與背景轉換維度,體現了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認知的影響。在他們看來,不同的管理對象應當有不同的運行規律和管理理論,基于其上的“大問題”因此也應當是不同的。如果說傳統公共管理理論多以單一組織的研究為核心,則現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須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問題和規律。公共網絡管理提供了發現這種問題和規律的一個平臺。2001年發表的《公共網絡管理中的大問題》是二人基于這一觀點所做的嘗試。受數學學科的啟示,這篇文章首先也對“大問題”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說希爾伯特100多年前對未來數學研究提出待解問題被傳為佳話,那么它同時也向學術研究傳遞了一個信息:那些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不僅不是學科發展的障礙,而往往相反是學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學應該屬于這樣一個學科,它需要發現并解決屬于自己的核心問題。日益凸顯的公共網絡管理研究是這一學科的重要構成。網絡意味著對單個組織的超越,在組織群體的交織中看待并實施管理,這與傳統聚焦于邊界清晰的單一組織管理有所不同。當公共管理面臨的不是一個機構,而是多重組織如多重政府交織的存在對象時,既難以劃定清晰的邊界,也難以依靠線性的組織權威和官僚層級指令,便需要建構超越傳統的管理理論,建立基于網絡關系基礎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學說。為建立這樣的學說,作者提出并討論了與公共網絡管理相關的七個“大問題”:(1)是否有一個等同于傳統管理程序的功能網絡,在網絡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計劃、組織、人事、指導、協調、報告、預算即POSDCORB①?(2)網絡管理中的群體決策與工作中那些基于行為科學或其他學習與決策過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網絡提供的靈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適應或程序調整?(4)網絡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責任?(5)網絡中與組織法律理性權威相對應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網絡中的權力如何展示,它對群體問題解決的影響是什么?(7)公共管理網絡產生不曾發生的結果嗎?[9]295-326
三、非營利管理研究對“大問題”的回答
除方法論上新的嘗試,將研究對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學科的分支領域,透過對分領域問題的微觀考察,尋求或檢驗對普遍性問題的回答,是新世紀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又一傾向。在此方向,布魯克斯和庫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發表的《非營利管理幫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問題》中,布魯克斯試圖通過對非營利管理問題的分析尋找公共管理“大問題”的答案。這種分析從非營利管理研究議題的分布開始,目的在于發現“大問題”集中的領域。根據《非營利管理和領導》雜志編輯丹尼斯•楊(DennisR.Young,1993,1997)對“當代非營利組織關鍵問題”的界定和歸類,布魯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該雜志的主題及所占比例,將其概括為如下幾類:委員會治理8%;行政領導8%;人力資源管理12%;財政資源7%;對變化的戰略適應9%;組織結構14%;表現度量8%;其他34%??疾?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營利問題學術雜志發文的主題,發現基本議題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這些議題與貝恩的“大問題”多有重疊,通過它們可以對貝恩的“大問題”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據貝恩的觀點,公共管理部門中的委托人即被選官員不能通過規則的強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為,由此導致微觀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績效和更多規則的惡性循環。在缺乏較好績效控制技術的情況下,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削減不信任,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魯克斯認為,與一般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的行政等級更具模糊性。譬如,非營利董事會負責其組織高層的監管時,經常會被要求產生諸如負責籌款、協調管理等具體的功能行為,由此延伸了董事會的責任鏈。當董事會這樣去做的時候,意味著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這種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狀態會影響董事會的有效治理。為了提高非營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會的任務應當合理地限于政策層面。
有效的非營利管理董事會傾向于與組織的日常行政無涉,它們對于操作層面事務的干預僅僅限于危機時期。這些特點與公共管理明顯相似。在公共部門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擁有決策權的委員會也常常對組織運行的官僚程序感興趣,這不但會降低董事會的效率,還可能導致一類基于委員會介入細節而引發的危機。從中得到的教訓是,董事會和委員會的操作干預都應限于危機時期,且危機干預必須是經濟的。雖然非營利董事和公共部門的委托人有所區別,但二者關于微觀管理的問題和答案是相似的。從非營利管理存在的問題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為了消減公共管理領域委托關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將其在人層次的干預限于危機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門的雇員管理可以從非營利志愿者激勵問題的分析中發現啟示。雇員激勵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個“大問題”。公務員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難以像企業家那樣解雇或獎勵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績效認知的困難既意味著道德約束的失控,也意味著不當激勵出現的可能,并由此引發壞雇員驅逐好雇員的現象。在此背景下,考慮到公共部門較低的工資,非金錢補償成為一種平衡機制。布魯克斯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雇員在任何領域掙得補償C,那里C=W+V。W代表著貨幣類收益如工資,V代表非金錢收益如工作滿意。想象一個雇員在兩份工作之間進行選擇:一份是私營公司的工作,貨幣收入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貨幣收入為Wg。如果Wp>Wg,但是雇員選擇了地方政府工作,則存在Vg>Vp,即非金錢收益在政府部門比私營部門更高。這表明公共部門對雇員的激勵主要來自非金錢收益。和政府一類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勞動力介入的貨幣收益為零(即W=0),他們的收益補償全部來自非金錢力量方面(即C=V)。如果貨幣收益為零,激勵一個人成為志愿者參與非營利性活動的動力便只能從非貨幣收益方面去尋找。這種非貨幣收益雖然大部分不能為管理者所操縱,其主要方面卻可以被分離出來予以考察,它們構成激勵志愿者行為的主要因素。諸如:認識到活動的意義而為社會或社區改進而工作,做有責任的公民;表達個人態度,顯示對他人的關愛;學習新知識和技巧,增加職業生涯的選擇機會和能力;發展領導和團隊技巧,建構自我尊敬,提升或賦予生命以意義;經歷新挑戰,豐富自身閱歷,體驗積極的組織文化,享受特殊時光。這一切對志愿者來說都是與貨幣收益不同的獎勵。在志愿行為關系中,給予者和接受者會存在一種雙贏情景,志愿者在給他人帶來福利的同時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門管理中的雇員激勵雖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間的部分重疊使前者可以從后者得到啟示。譬如,非金錢雇傭關系在公共領域和志愿者領域應當是被認同的,認識到形式多樣的非金錢收益的激勵價值,在不增加費用的情況下,管理者有可能實現對非營利或公共部門工作的改進;營銷大部分無形收益對招聘、保留和激勵非營利或公共部門的雇員都會有所幫助。
績效度量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個“大問題”。對此問題的解答雖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結果卻始終不甚理想。人們致力于量化標準的發現和應用,不斷強化投入產出意識,公共管理的績效評價依舊充滿模糊性。普遍認同的原因是,目標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難以有明確的界定和標準,也缺乏讓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勵。布魯克斯認為,公共機構中也許不存在像企業生存必須維系的那種可測度的成本或利潤底線。非營利管理存在類似的情形。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必須擁有并認識到它的生存底線,以避免倒閉或消亡的風險;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存在目標的多維或模糊性,且經常被寄托或賦予公共使命。在此狀況下,發展一種績效評估的多維方法,是度量非營利領域業績表現的合理選擇。布魯克斯介紹了庫什納和普爾(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圍繞這一問題構建的模型,該模型從4個維度界定非營利組織的業績表現:(1)是否獲得機構運作需要的充足資源或資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產出所需要的東西;(3)是否以依據組織使命的要求達成了既定目標;(4)機構服務的顧客是否滿意。在目標多元的非營利系統,這些維度都存在于一個反饋環中。例如,資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擬制承諾的目標達成或傷害選舉人的滿意,而這些負面效果又會引起更大的資源危機。因此,任何對這些維度的忽略都會產生對組織績效理解的殘缺。績效考察的這種多維方法對公共部門管理富有啟示。全面質量管理在政府機構的應用就具有這種多維特點,涉及對“顧客”滿意、目標達成、持續改進、員工參與等多方表現的度量。比較非營利管理與公共部門的業績表現可形成如下共識:尋求單一公共機構業績表現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適的;業績表現的構成不僅包括組織的運作效率,選民滿意,也包括機構資金的重組和目標的達成。這些維度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的反饋機制,忽略其中一個因素同時意味著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煩。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應同時在多個維度來展開。
四、延伸研究:對行政倫理“大問題”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義上應當有其規范的倫理基礎,但這種基礎具體是什么卻時常困擾著公共論域中的許多學者和實踐者。2004年,庫珀發表了《行政倫理的大問題:對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將“大問題”研究延伸到行政倫理領域,試圖對公共管理倫理的規范基礎給予說明。[11]395-407
對這一問題常見的非正規表述是:哪種倫理在政府行政決策中應當被采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經驗及其他社會化經歷之上有個性的倫理觀點。除此之外,社會上還存在稱之為“職業倫理”的行為規范,公共行政倫理既是這種規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縱深發展的重要領域。庫珀概括了這一領域備受關注、可視為公共倫理選擇價值基礎的5個議題:(1)政權價值與憲法理論。自由、平等和財產權是與此相關的規范價值。(2)公民權理論。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賦予的權力,并承擔責任代替公民處理公共事務。(3)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是政府行為核心的組織原則,該原則雖從未單獨成為被接受的中心,卻是行政倫理主要的價值規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深奧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見的性格特點或道德現象,將其理解為行政倫理的特點之一是對理性主義的矯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為政策和行政決策的終極原則發揮作用,提醒并約束公共管理行為必須代表廣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體的獨占利益。這些具有美國特點的價值規范是否和怎樣適合于其他國家令人深思。行政倫理規范的創造因國家而異嗎?有沒有可稱之為全球行政倫理的東西?如果行政倫理是社會性建構的,當社會交往使世界正變成相互依靠的整體時,是否會出現或建構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倫理?與此關聯的公共行政倫理的一個“大問題”是:基于個別國家或地區社會基礎之上的行政倫理范式在全球適用嗎?庫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國世界的公共管理倫理》(2000)中,庫珀與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正面解答。他們考察了自1970年以來大量的國際條約、協定、合同、公約和項目,發現其中蘊含著一些彼此認可或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基礎:自主決定、自由、真誠、信任、善始善終。這些價值觀既與美國文化相吻合,也適用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只是人們常常不知道它們怎樣被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所采納。譬如,缺乏透明度產生的負面影響或破壞作用使得任何一個政府都面臨壓力,如果某個政府期望它的國家能夠長期繁榮和穩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決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為對政府信任的基礎,透明度就可能成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倫理價值。如果全球性價值倫理確實存在或能夠為人們所重建,是否會導致多樣性世界文化的破壞或同質化、西方化?庫珀的回答是否定的。盡管不同文化覆蓋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們依舊可能在一個包容廣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與行為個性,一方面富有地區特點,同時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進行組織設計以支持倫理行為是庫珀認為的公共行政倫理的第二個“大問題”。以邁歐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魯所做的實驗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實驗為例,庫珀分析了層級官僚組織的兩個局限:不僅在激勵職員的行為方面是失敗的,而且常常阻礙他們產生正確的倫理行為。譬如,在邁歐格拉姆的實驗室中,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宗教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試者,在有關提示和組織文化的誘使下,多會產生拋棄個人倫理責任的異端行為,如以痛苦和危險的方式對他人實施電擊。邁歐格拉姆將這種現象解釋為“角色轉變”,即通過心理角色的逐漸過渡,受試者從相對自治的主體存在變成了實驗意志的某種工具。
當人成為工具時,便不再為個人的行為承擔倫理責任。津巴多的實驗則發現,大學生在模擬監獄分配的角色中,很快會變成對犯人有虐待傾向的惡劣的護衛,或對其他人和護衛實施侵略性報復的囚犯。在此,護衛和犯人一樣被組織中關聯的角色所俘獲。這些與有關文獻用“組織人”、“微觀政府”或“組織支配”概念刻畫官僚組織對其成員行為的塑造作用十分類似。“組織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組織成員如何忠誠地被組織所捆綁,以至于毫無疑問地依據組織的期望決定自己的行為;“微觀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倫理和法律如何規定,雇員都被要求是他們組織監督者的命令服從者;“組織支配”范式則反映了組織通過強化能夠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脅支配它們雇員的生活,由此導致成員行為的單調或片面化。大量文獻和行政倫理案例顯示,組織傾向于剝奪或阻礙其工作人員堅守他們的職業良心或倫理自由。是否能夠建立一個傾聽并支持倫理訴求的公共組織,有賴于公共管理倫理專家和組織問題專家的合作努力。庫珀提出的最后一個倫理“大問題”是,為公正起見,什么時間應該平等或不平等對待人們?傳統觀點認為,為了公正地對待每個人,必須同樣地對待每個人。20世紀中葉后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對這一觀念提出挑戰。公民權運動、反貧困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其他倫理運動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訴求迫使人們意識到,同等待人未必對每個人就是公正的。在回應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及其偏好與訴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標準化的傳統觀念有著名不副實的困難??陀^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機構為中心給予的服務時,許多公民經常覺得他們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個倫理問題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時候都同樣地對待人們。
在一些情況下,它要求給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需要差別待遇。但清楚理解這兩種公正方式的標準時常也是困難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能看到公正與差別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殘疾人待遇時給予的特殊照顧,在社會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卻茫然于明顯的觀念沖突,譬如,同性戀者們基于平等的觀念堅持維護他們結婚的權利,要求同性戀者之間對忠誠的承諾應該被像其他人那樣得到對待;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婚姻應該僅僅存在于異性之間。由此引起的激烈爭論是:什么樣的資格應同等對待,什么樣的同等對待應該禁止?以相同方式對待每個人也許不是理想的普世價值觀,但何時需要平等對待,何時需要不平等對待,則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總是等價的,我們必須解決這樣一些關聯問題:什么時候不平等對待是公正的,什么時候平等對待是公正的?是應該標準化每一個問題,還是給予一些情況特殊考慮?假若各個方面的情況都要考慮,又如何對標準化和多樣性進行綜合?
培養目標:以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本,體現時代要求,使學生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熱愛社會主義,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和革命傳統;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意識,遵守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逐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具有社會責任感,努力為人民服務;具有初步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科學和人文素養以及環境意識;具有適應終身學習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壯的體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質,養成健康的審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
實驗目標:確立符合素質教育的教育觀、教學觀、學生觀、質量觀、評價觀等,將其轉化為教育教學行為,貫穿教育教學過程中;積極穩妥地進行課改實驗,深入研究和有效解決課程實驗中的實際問題;構建保證新課程有效實施的相關制度與機制,使素質教育的實施有實質性進展。
1、執行《*市實施教育部<義務教育課程設置實驗方案>的課程計劃》,合理設置“自主安排”的課程;探索三級課程管理機制,高標準實施國家課程,開設有*特色的地方課程,為學校課程建設和管理提供有效空間。
2、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素質教育的首位,貫穿于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思想道德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中小學教育的全過程;探索促進學生知行統一的德育工作新途徑,加強德育工作的針對性、實效性,改進德育評價方式。
3、以學生的發展為本,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培養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倡導自主、合作、體驗、探究的學習方式,引導學生關注社會,重視實踐,具有創新精神,讓學習過程成為學生重要的生命歷程,切實保證每個學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和發展機會。
4、提高教師的科學精神、人文素養、學科專業水平和實施新課程的教學基本功,促進現代教育理念轉化為教學行為;改進教學研究與教師培訓工作,建立校本教研制度,在學校中形成具有現代課程意識和課程開發能力,善于從自身教學實踐出發,進行教學反思、合作研究、教學創新的教師群體。
5、以課堂教學為實施素質教育的主渠道,實現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維目標的協調統一;創造性地運用教材,探索適合課改理念的教學策略、模式,優化教學過程;大力推進信息技術的運用,探索網絡支持下的教與學的方式;建立反映新課程基本理念的新型師生關系。
6、探索新課程下的考試與評價,將診斷性評價和發展性評價、形成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相結合;探索學生、教師、家長及教育主管部門和社會共同參與,促進學生主動發展、有利于教師職業道德專業水平提高、有利于學校教育質量提高的評價體系。根據教育部和*市教委的中小學升學考試改革的方案,*區制定相應的小學升中學方案和初中生畢業、升學工作方案。
7、積極宣傳課改,主動爭取學生家長對課改的理解與支持,創設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以及其他社會機構積極關心和支持學校課程改革的良好環境。
二、實驗的原則與主要內容
1、實驗的原則
以人為本原則課程改革實施的主力是教師,課程改革的關鍵在干部,課程改革最終是為了學生的發展,要把調動和發揮廣大干部、教師參與課程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作為改革實驗的首要任務,要努力建立新型的師生關系。
和諧發展原則把握課程改革契機,進一步提升學校發展內涵,促進每一位教師的發展,形成善于同伴互助的教師群體,促進每一個學生在身體、智慧、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方面得到全面和諧的發展,實現學生、教師、學校共同發展。
繼承創新原則把新課程的實施視為教育繼承與創新過程,揚長補短的過程,要繼承已有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方法、經驗,借鑒課改先行地區、學校的成功經驗實施新課程,建立與實施新課程相關的新制度、新機制。
自主發展原則新一輪課程改革將給予學校、教師、學生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教育行政部門要提高服務意識,減政放權,最大限度的發揮學校、教師、學生在課改中的主體地位,通過學校、教師的自主發展,最終實現學生的自主發展。
2、實驗主要內容
使用新教材、實施新課程的實驗理解實驗教材的內容結構,比較新舊教材的變化和特點,科學合理地使用實驗教材,設計教學目標與教學過程等;把握新課程標準的精神,開展體現新教學理念的教學活動方式、學生學習方式的研究等。
地方課程及校本課程專題性研究按照新課程的要求繼續進行初中外語、計算機實驗班的教學實驗;根據*區是國家級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特色和已有的優秀科研成果,進行“可持續發展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自主安排的地方課程的實驗;積極開發具有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探索三級課程的管理。
教學中運用信息技術的實驗加強信息技術與學科課程整合的研究,利用信息技術改進教與學的方式及師生互動方式的實驗;引導學生正確利用網絡資源、避免“網絡陷阱”對中小學生傷害的實驗。
校本培訓與校本教研實驗設計校本培訓方案、內容,研究校本培訓的方式與效果;研究新課程下的區教研部門的研究、指導與服務工作的改進,新課程下校本教研制度的規劃與實施,區級教研與校本教研的互動機制。
探索教育評價的實驗選擇評價的突破口,分層推進評價改革。積極探索促進學生生動、活潑、主動發展的評價體系和操作辦法;結合*市學科教學評價方案制定區學科教學評價方案,逐步完善符合課改精神的教師評價體系和對學校的評價機制。
小班化教學的實驗在新課程實施中深化小學小班化教學實驗,在有條件的初中開始進行小班化教學實驗。
三、實驗的課程設置及教材選用
1、課程設置
*區基礎教育課程設置執行《*市實施教育部<義務教育課程設置實驗方案>的課程計劃》,采用該課程計劃中設置的小學階段六年、初中階段三年的學制;中學歷史、地理、思想道德、生物、物理、化學采用分科課程;對于*市規定由區縣和學??梢宰灾靼才诺摹熬C合實踐活動”“地方與學校課程”的課時,區教委作小學與初中學段的課時劃分,學校參照*市“課程設置說明”中的相關要求,做出具體安排。
課程設置詳見《*區基礎教育1-9年級課程設置表(討論稿)》。
2、教材選用
根據新課程的組織與推進的要求,教科書的選用要執行教材選用委員會制度,成立由專家、校長、教研員、教師、家長組成的*區中小學教材選用委員會,公開選用機制和程序,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多方意見,以審慎的態度、科學的工作程序與運行機制,完成當年的教材選用工作。
教材選用具體內容詳見西教發[2004]1號文件《*區教委關于中、小學2004年秋季使用義務教育課程標準教科書的通知》。
四、實驗的措施
1、抓住課改機遇,全面提升辦學質量
本次課改涉及培養目標的變化,課程功能的變革,課程結構的調整,教學改革、教材改革、課程資源的開發,評價體系的建立,教研制度的調整等方面,是一項牽動學校整體的全面改革,更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程。我們必須解放思想,認清形勢,實事求是,全員參與,齊心協力,正確處理破與立、繼承與發展、借鑒與創新、局部與全局、現實與未來等關系。以理論為支撐,以專家支持為依托,認真規劃課改工作,創造性地開展實驗,以全面提升教育質量為最終目標。
2、以科研為先導,深入開展課題研究
新課程實施要以教科研為先導,以教學方式改革及學習方式轉變為突破口,優化教學手段,鼓勵教師從自身教學實踐出發,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要精心選題,科學論證,積極進行課改實驗研究,認真積累第一手材料,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本著“邊實驗、邊培訓、邊總結、邊提高”的原則,以研促教、以研促改,不斷推進學校基礎課程改革實驗的進程。
3、以新課標為依據,全力抓好教學研究
新的課程與標準,對傳統教育提出了挑戰,每一位干部、教師都應當以一種積極的心態迎接挑戰。
精選課程內容,切實開發課程資源在執行新課程計劃,實施新課程標準中,樹立新的課程資源觀,發揮課程資源的作用,使各種資源和學校課程融為一體,更好地為教育發展服務。教師應成為學生利用課程資源的引導者,幫助學生利用校內外各種資源,學會在社會的大環境里學習和探索。
優化課堂教學,切實轉變教學方式在課堂教學中,一要加強師生的廣泛而有效的教學交往,使教學過程成為師生共同發展的互動過程。二要處理好傳授知識與培養能力關系,注重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品質,引導學生置疑、調查、探究,使學生學習成為在教師指導下主動的、富有個性的過程。三要探索旨在培養學生創新精神的教學方式,鼓勵學生對書本質疑和對教師的超越,贊賞學生富有個性化的理解和表達。四要加強學科實踐活動,積極引導學生從事實驗活動和實踐活動,讓學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中學會學習,學會創新。
構建信息平臺,切實推進普遍應用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是教學發展的時代要求。要著力研究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提高教學質量和效率,為此,大力推進數字化信息平臺的構建,使在網絡支持下信息技術與課堂教學得以整合,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為學生的學習和發展提供豐富多彩的教育環境和有力的學習工具。
4、以制度為保障,強化管理保證實施
加強管理是課改順利推進的關鍵。學校在管理和輔導課改實驗中要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用制度來規范標準,用制度來強化管理。此外,最大限度地激發廣大干部、教師參與新一輪課程改革實驗工作的積極性。
議事匯報制度課改工作小組建立兩周一次的例會制度,研究研究課改中出現的問題,商討對策與措施,協調各部門工作。各校對實施方案、培訓計劃、研究得失、典型案例等課改情況每月底報課改實驗工作領導小組。課改領導工作小組及時收集、整理、匯編課改動態集。
課改培訓制度教學行政管理人員和全體教師必須參與各種形式的培訓學習,堅持做到“先培訓后上崗,不培訓不上崗”,“邊上崗,邊培訓”。做到通識培訓和學科培訓相結合,集中培訓和校本培訓相結合。管理干部和教師要完成理論培訓、技能培訓、實踐培訓、評價培訓,教委要實行新課程師資培訓登記制度,完成培訓通過驗收的教師頒發《新課程教師資格證》,實驗年級教師需持證上崗。課改培訓納入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并計入學分。
專項研討制度在課改工作小組的指導下,通過公開課、示范課、評優課等形式,定期組織學科實驗研討、交流活動。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論壇”,分為“專家論壇”、“管理論壇”、“教師論壇”三個層面,為課改注入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為課改提供民主參與、交流展示的平臺。
課改宣傳制度要作好向社會和家長的課改宣傳,充分發揮家長學校和家長委員會作用,每學期至少組織兩次活動。可以在學校開放日組織家長聽課,搞座談、交流、咨詢活動等,了解家長對學校實施課改的意見和建議,使家長最大程度地參與課改實驗工作。積極爭取社區對學校課改的支持。在*現代教育科研信息網上開辦*課改網頁,宣傳、交流課改信息;將《西教通訊》改版為《*教育》,宣傳*教育改革發展成果,重點宣傳課改實驗工作;繼續編印課改學習交流系列叢書《足跡》、《走進新課程》。
表彰激勵制度區教委將撥??畋碚迷谡n改實驗中成績突出的學校和教師。課改實驗工作組將組織形式多樣的評比表彰活動,如校本培訓先進校、課改實驗先進校、課改先進教研組、優秀教案(活動)設計,教學評優,優秀隨筆,論文評比,優秀課件制作等。大力表彰課改實驗中成績突出的學校和教師。
5、教育質量的監控與評價
根據課改要求,制訂新的《課堂教學評價方案》,開展經常性的聽課、評課等教學活動,引導教師分析和反思教學行為,進行必要的質量調查,及時反饋,采取相應措施幫助教師調整教學行為和學生的學習方式。
為促進學生全面、持續、和諧的發展,充分發揮評價的激勵作用,倡導實施多維評價模式。改變單一由教師評價的狀況,把學生自評、互評、家長評與教師評價相結合,使評價更為民主、客觀、全面。改進期末考試的內容、形式和方法。完善《*區小學生質量綜合評價手冊》,編制*區新的中學生綜合評價手冊,在課改年級試用。
學校及時收集處理教師、學生的反饋信息,定期性地對學校課程執行的情況、課程實施中的問題進行分析,調整課程內容,改進教學管理。督學室要根據課程的評價要求對學校課改實驗工作進行督導。評價中關注差異與發展的不同要求,為學生、教師、學校有個性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空間。
五、實驗的組織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工作,涉及的范圍廣,政策性、業務性強,需要動員組織教育內部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參與,明確職責,搞好協調。為加強對全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工作的規劃、管理與指導,有效地協調相關部門的工作,要成立區級課改領導機構。
1、課改實驗領導組
負責決策課改實驗工作重大問題、統籌協調與課改相關的內部、外部工作。
2、課改實驗工作組
根據教育部和*市教委的新課程實施要求,負責規劃區課改實驗工作,落實課改實驗工作的組織、培訓、經費等條件保障措施,協調各部門共同推進實驗工作,管理、指導中小學課改實驗整體工作。
課改實驗工作組的執行機構是課改工作辦公室,負責課改的具體籌劃和推進實施。
在課程改革實驗工作組下設七個專項工作指導組,依托區教委相關職能部門、機構,分工合作,指導課改工作:
(1)行政管理組負責中小學課改管理工作規劃、實施、指導,課改的干部培訓,校本課程、校本培訓與校本教研的管理,課改管理工作的監控,協調人事工作等。
(2)教學指導組負責教材選用推薦工作,教學研究與指導、教與學評價工作,學科骨干教師的組織,校本教研、校本培訓、校本課程開發的業務支持,區教研網工作,與課程改革相應的繼續教育等工作。
(3)科研指導組負責課改資料收集、信息服務、課題管理與指導、專題調研工作等。
(4)課改監控組負責*區落實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的評價工作、教材選用工作監控評價工作,對全區中小學課程改革實施狀況進行監控和評估。
(5)信息技術組*區校園網、教研網的技術維護、電子資料及課件制作、信息技術與學科教學整合、網絡宣傳等工作。
(6)社會宣傳組課改工作的內部(區教育系統)與外部(社會、家庭)的宣傳工作,向上級匯報、與同行交流。
(7)財務裝備組負責新課程的經費、教學設備保證工作,參與實驗設備使用與實驗員培訓工作。
3、專家指導組
參與課改方案的研制、課改培訓支持、課改實施與評價的指導工作。
六、實驗保障
課程改革是一項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任務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一定要加強領導,精心組織,積極探索,富有創造性地做好課程改革的各項工作。
1、加強學習和宣傳,搞好課改培訓,促進教育觀念的進一步轉變
進行課程改革,必須加強學習和宣傳,在轉變教育觀念上下功夫,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切實搞好區級培訓和校本培訓,學校領導帶頭作培訓工作,要在培訓中充分發揮學科骨干教師的作用,要結合教師在教學實踐中遇到的具體問題開展培訓工作。
2、精心組織,統籌協調,形成課改工作的領導合力
區教委重視對新課程的領導,區課改實驗工作組要有效地組織、指導課改工作,各課改專題組工作各有側重,既要各司其職,又要相互配合、協調工作。區教委各科室要建立課改工作責任制,將課改工作作為這一時期工作的重點,做好課改的服務工作。
各校校長為學校課改的第一責任人,擔負學校課改方案的制定、課改實施和校本培訓的主要責任,校長要成為課改的推動者、實踐者和指導者。
1.1問題提出
中國在由二元經濟社會跨入現代經濟社會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和城市化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必然的趨勢。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成為城市中“事實上的遷移人口”,在中國城市中已出現諸如“浙江村”之類的移民自發安置形式[1,2],無論是數量巨大的流動人口還是采取自發安置的“移民”,都已經給中國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進入90年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從“離土不離鄉”[3]的就地轉移進入全分離的異地轉移階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城鎮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國城市中將面臨嚴重的移民安置問題。
數量巨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去何處?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讓他們能夠融入城市社會?其次還有文化的適應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問題。但目前國內的研究集中于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機制和影響分析,對城市外來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對象為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從農村來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較長時間、戶籍沒有遷移的、素質和收入水平較低但存在預期收益的、待遷移和有長期定居意向的“準移民”?!俺鞘型鈦淼褪杖胍泼癜仓谩笔菑摹叭祟惏仓谩钡闹饕x出發,主要是期望從解決移民最基本的住房問題角度,來達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的調查特征
本文采取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對廣州市和東莞市的一般抽樣調查和50個鎮村的重點調查,獲得合格問卷459份,(占95.8%)。調查發現:近10~20年來,城市外來人口增長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當地常住人口。在被調查的外來人口當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歲以下、年齡結構(特別是女性)偏向年輕,70.4%的外來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來人口來自農村地區,66.1%的外來人口在城市滯留超過1年以上并且有延長的趨勢,主要就業于第三和第二產業的非正式部門,目前仍屬城市中收入不穩定的中低收入階層。
2城市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分析
2.1外來人口現狀居住類型
調查表明,目前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居住類型主要有如下8種(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單位集體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種主要類型分別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計占95.16%。
表1外來人口的現狀居住類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類型人數(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廢棄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窩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館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經營用房125.33
d4租臨時房屋10.44
d5集體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單位集體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購買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沒有回答。
A、寄(借)住。外來人口寄(借)住在親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條件相對較好,但易激發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長久也不安穩。
B、擅自占住。外來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廢棄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窩棚等。擅自占住實質是對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種臨時暫時的居住方式。
C住旅館招待所。在被調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單位公房、城鎮和農民私房、臨時房屋以及集體出租屋,這已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來人口的急劇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賃市場已經形成。住出租屋已經使外來人口的居住條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盡可能多的人擠住在一間房子里,居住條件仍非常艱苦。
E住單位集體宿舍。比例上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廠均為工人提供集體宿舍,特別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企業,在一些私人企業則可能是在工場旁邊隨意搭建一些臨時窩棚供工人居住。集體宿舍一般只允許個人居住,當家屬隨來時只好外出尋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購買住房和G自建住房。這兩種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較小。
2.2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為特征
目前外來人口短期安置行為趨向明顯。雖居住條件較差,但都表現出極強的忍耐性。實質上多數外來人口在對待住房上只是無可奈何的采取一種暫時的、對付式的辦法來解決。
2.2.2居住狀況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擔租金。②69.7%的外來人口人均實際居住面積低于8m[,2]/人。③多數缺乏基本的設施條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設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獨立廚廁,其他為根本沒有任何設施的工棚、窩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間分布與景觀特征
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可分為聚居式和散居式兩種類型,具體又可分為“村莊”聚居型、單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和外資企業,單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證再生產連續進行的一個中間管理環節,居住行為被作為生產行為的一個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將外來人口裝了起來;而在外來人口聚居的“都市村莊”,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樓”、“握手樓”隨處可見、布局雜亂;村莊基礎設施不完善,通風不暢、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窩棚區,垃圾遍地,污水橫流。
外來人口不僅本身居住條件惡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賃市場形成,促使“都市村莊”滿目擴建;而暫時性短期安置則使城市出現二元結構、形成社區分割,已給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為,應源于中國傳統戶籍管理制度所帶來的移民在身份認同上的障礙;安置問題所以產生在于現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住房資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外來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內涵與理論應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紀初,作為一種理論形式則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銀行的肯定和參與,使其成為一種解決低收入階層住房問題的世界性計劃[9,10]。
自助是一種與其它建設系統不同的建設方式。住在這種自助式住房中的個人和家庭必須通過自財政、自勞動和自管理等等參與住房建設過程,這可能是完全自發的、也可以由機構組織發起的。自助安置理論其核心是期望通過解決城市低收入移民階層最基本住房問題來達到在城市安置他們的目的[11~19]。在發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區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對的是最基本的居住問題;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難于就業而普遍收入低,更進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問題。完全自發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為必然,并嚴重影響城市發展。有組織的自助安置期望通過移民和機構的努力,在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同時,通過提高文化和社會意識,最終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國,目前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人口安置,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過建立國家和地方的宏觀調控體系,使流動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動[20,21]。這是一個調控過程沒有到達安置的層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鎮的發展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發揮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開放15年以來小城鎮累計吸收了3000多萬的勞動力就業[23]。這是宏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較發達的核心區域以自下而上為主的城市化過程[24]。由于非農經濟的迅速發展,這些區域不僅吸收了本地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內地民工[25~28]。這是中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在這里,試圖構建一種微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來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賴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對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與現狀居住類型作交叉分析,結果表明:
(1)在現狀三種主要的居住類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單位集體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滯留時間略長,一般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從事第二產業;擅自占住者以來自湖南和四川的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來自湖南、廣東、江西和四川,其他來源分散;雖然多數來源于農村地區,但住出租屋和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來自城鎮甚至城市地區。
(2)在外來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現狀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專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滯留時間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滯留時間較長的(1~3年)主要采取F,滯留時間更長的主要采取E和G;從事第一產業的主要采取G,從事第二產業的以E比例最高,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則以F和G比例較高;目前儲蓄水平越低的(1萬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儲蓄水平相對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來自湖南、廣西和貴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來自距離較遠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則以E、F和G比例最高,而來自距離更近的廣東其他地區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親采取A寄(借)住。
顯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館招待所更接近暫時性短期安置行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單位集體宿舍屬過渡性安置行為,F自己購買房屋和G自建房屋則表達較長期的遷移安置傾向。
3.3解決移民安置問題的一個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單位集體宿舍、F住自己購買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類型的外來人口可能導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開展自助安置試驗。有兩種結果:其一是導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為移民收入積累、家庭牽制和城市適應等問題失敗返回來源地城鎮安置或農村;(2)自助試驗主要有個人和機構兩種啟動方式。由于外來移民收入兩極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條件下購房安置,一些開展個人自助建房安置;機構自助的發動者可以是企業、地方和社會組織,國內的或國外的;機構自助是解決問題的主體。(3)在空間層面上,合適的自助安置試驗應從發達地區的城市(鎮)和大城市的中間及圈層開始。在試驗過程中,無論是儲蓄收入、文化素質還是城市適應性,移民通過自身積累都會得到提高,其結果:一部分外來移民融入當地城市(鎮),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購房安置形式進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適應問題回返來源地城鎮安置,當然仍有部分返回農村。
適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齡在19~29歲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專以上),目前在該地區已滯留一個較長的時間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儲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萬元以上,來自距離最近的地區和反而來自距離相對較遠的省份的外來人口。
3.4住房發展與自助教育
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如果政府給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產計劃將是可行的。但同時要使自助超出單純的自助住房生產,關鍵是在自助住房發展計劃中開展自助教育。
通過教育和培訓,不僅希望為成員提供住房和服務設施,而且在于促進一個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會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設如影相隨同時進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發展時間表
附圖
a-A介紹自助合作的規則、組織和功能,介紹機構和自助組織法,討論成員地位和職責;b-B了解住房規劃設計、財政和資助、建設和建筑、組織和管理,討論并參與規劃設計;c-C小規模住房建設的方法、設備和工具使用、建筑技術和合作技巧的理論與實踐培訓;d-D住房擴張、環境和住房維護、住房資源利用的技術培訓,參與成員管理會議;e-貸款償還、會計知識培訓,溝通技巧和職業培訓,社會責任教育等等。
通過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其次學習與建筑相關的技術知識,提高資金運用和相關的組織管理能力;表達自己的動機期望,認識個人
權利和社會責任,形成一定的社會意識并激發個人潛能;增加與社會的聯系,提高移民對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自助住房建設的過程因此成為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過程,自助住房生產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安置模式。
4外來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內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發生在農村地域,由基層社區政府發動和農民自主推動的、以農村人口在農村內就地轉移,建立小城鎮為中心的城市化過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將會出現,與以上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發生發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農村;城市化人口來源非來自農村的就地轉移而是異地轉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發動的主體來自“下”,即城市化發展投資主體主要來自地方社區和農民群體及個人,以自有和自籌資金為主。
4.2外來移民安置對農村和城市發展的影響
4.2.1外來移民安置與城鄉經濟發展
在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試圖建立一種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機制:在國家鼓勵自助安置的政策和減少農村土地對外來人口的牽制作用下,通過自助提高外來人口的城市適應能力,實現勞動力的空間異地轉化,農村規模經營和規模經濟發展。外來人口在城市就業將大大促進城市非正式經濟發展。由于開發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來移民的文化和社會意識及移民素質等都會得到提高,移民在就業中逐步從就業于非正式經濟部門轉向就業于正式經濟部門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于沒有實施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從這個角度看則長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經濟的發展。
4.2.2外來移民安置與城市空間的有序評價
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是在同一地點同時發生的,這將意味著實質性的城市空間擴張。如果空間位置選擇得當、組織合理、整個開發過程在非完全商業化的前提下來進行,將實現城市空間的有序發展。由于在自助過程中鼓勵自助組內密切的家庭聯系和住房合作建設的開展,通過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質素加強移民與社會的聯系,等等,將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間連接度”[29]提高,如果通過諸如自助教育、自助規劃和計劃、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組織過程,對內部連接度已較高的住房活動[D=D(資金、土地、設施等)]、產業活動[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動[S=S(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屬性和類型結構進行組織,將實現空間的有序發展,形成等級的移民安置空間(圖1)。
附圖
圖1對自助安置模式空間有序發展的認識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與城市社會空間整合
由于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勵團結的自助來進行住房建設和相應的活動,可以預見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將再次成為移民在自助中的聯系紐帶,移民文化將在異地得到發展。自助安置必須充分考慮與移民文化相關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引導不當,在自助中發展的移民文化現象將對城市社會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在自助教育下發展的移民文化與在自發的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基礎上發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將可能發生一些質的變化:自助教育使移民無論在與職業、收入相關的經濟層面上,還是在觀念、城市文化認同和心理的歸屬感等文化層面上,其城市適應性將得到大大增強。結果將首先使外來移民在“精神”上實現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會意識上的質的變化,將最終促進移民與城市的整合,由社會隔膜和社會分割所引起的社會沖突和相應的社會問題將大大緩和。
4.3移民安置與城市化發展
在國家相關政策作用下,經過內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來移民為發動的主體。資金來源于國際援助、國家長期貸款,并以自助機構獲得的信用貸款和自財政為主要的資金來源。在自助住房建設中同時必須開展自助教育和培訓,從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設成為一種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三種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結果出現(圖2):
附圖
圖2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應的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通過自助住房建設脫離農村、居住城市,在發達地區的村鎮、城鎮和城市三個層面實現勞動力空間轉化;其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互動反饋。城市非正式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過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使城市空間擴張,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經濟的發展將改變城市的經濟結構;其三,在自助教育過程中,移民城市適應性增強、觀眾轉變、文化和社會意識提高,在“精神”上成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間擴張、經濟結構轉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構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訂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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