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道德法律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教學效果欠佳“基礎”課的考核內容，是指考核主要覆蓋的知識面和基本理論。考核內容不僅僅應當以教材的七個章節(jié)（2013年修訂版）、三個部分（思想部分、道德部分和法律部分）為中心，還應當對教材所涉及的相關理論知識進行拓展。理論的掌握，離不開對社會現實和社會發(fā)展的深入思考，也離不開對中外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法學、倫理學等學科的探索。以往“基礎”課考核的內容主要圍繞教材展開，學生甚至能在書上找到標準的答案。這樣容易使教師能夠針對自己的興趣點對教學內容做出“多變”的處理，或增添無用的信息，或刪減重要的理論，產生考核內容與教學內容脫節(jié)的現象。考核內容與教學內容不能有機結合起來，“考”的和“教”的相互脫離，直接導致教師既沒有完善、補充自身知識結構的動力，學生也喪失了學習的興趣，有的學生甚至不用聽課最后也能考核合格，這樣就難以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2．考核主體單一

考核過程的主觀性較強考核主體是在考核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個人和單位，考核主體決定著考核的內容、指標、結果等全過程。目前，大多數高校的“基礎”課考核都以任課教師為考核主體，以學生為考核對象。通常情況下，學生的學習考核沒有其他考核主體的介入，既無其他教師和單位的參評，更不允許學生互評。任課教師“大權獨攬”，決定著學生最終的考核結果。由于考核主體單一，考核過程中的主觀性就在所難免。有的教師會根據與學生的親疏關系決定著對學生評價的高低，特別是在“平時成績”部分，教師可能對學生隨意做出加分或減分的決定。考核主體不受監(jiān)督，考核結果就會有失公允，這樣的考核結果學生難以認同，反而會增加學生的對立情緒，失去對學習的信心。

3．考核方式以終結性書面考試為主

忽視了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對學生的“基礎”課考核通常是以書面考試為主，書面考核成績的權重往往占總成績的60%以上，有的院校高達70%。教師偏向于測試學生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但是都僅僅局限于“紙上談兵”，學生對諸多問題的論證缺乏現實的體驗和相關數據的論證，發(fā)表的觀點沒有說服力，考核結果并不反映學生的真實思想道德水平，思想道德品質欠佳的學生也可能在書面考試中分數遙遙領先。“基礎”課教學效果的體現，不但需要學生從理論認知上給予確認，還需要考察學生在具體社會實踐中的行為能力。盡管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側重于理論知識的講授和掌握，但是學生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升，法律意識是否有所增強，這都離不開社會實踐的檢驗，只有在具體的社會場境和動態(tài)的活動過程中，他人才能對學生運用道德觀、法治理念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進行客觀評價，忽視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基礎”課考核不能完全實現教學目的。

4．期終筆試中的主觀題不能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在“05方案”實施以前，許多高校對“基礎”課的考核側重于考查學生對書本知識點的掌握程度，判斷題、選擇題等客觀性題型占據大量分值。“05方案”實施以后，大多數高校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偏向于對學生進行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的能力測試，主觀性題型增多，有的甚至不再使用客觀題。但是，主觀性題型的增多并非意味著學生對知識運用能力的增強。由于許多主觀題龐大而籠統(tǒng)，學生在思考時不知從何入手，不知從哪個角度作答，最后回答的內容要么僵化、呆板，沒有邏輯性和創(chuàng)造性，要么沒有理論深度、十分膚淺，導致學生的理論素養(yǎng)與思維能力都無法得以提升。

二、構建“基礎”課教學的“立體動態(tài)式”考核模式

教學考核是推進教學過程，實現教學目的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必須借鑒國內外的教育理論，結合我國“基礎”課的具體教學實際，構建一套既便于操作，又科學合理的“立體動態(tài)式”考核模式，以促進教師“教”和學生“學”的有效性和能動性。

1．橫向：以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問題為考核

內容教師要明確“基礎”課的教學目的是幫助培養(yǎng)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質和法律素養(yǎng)。教學考核的內容必須圍繞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方面展開。其一，在政治問題中，突出考查學生對黨、國家、民族、社會、集體、個人等關系的認識及相互之間矛盾沖突的解決。其二，在思想問題中，要涉及人生目的、理想、價值、態(tài)度等內容的澄清與梳理。其三，在道德問題中，要弄清楚有關社會領域、職業(yè)領域、家庭領域中各種規(guī)范的內涵和意義，對自律、他律、利益、犧牲等要有深刻理解。其四，在法律問題中，要涉及如法治、權威、權利、義務、責任等內容的剖析。其五，在心理問題中，要關注大學生在人際、情緒、意志、社會適應等方面遇到的難題。需要指出的是，考核要著重于“問題”導向，以“問題”帶“理論”，理論為問題服務，理論的學習最終是要解決現實問題。教師不應局限于教材，只要能解決現實困難和社會難題的理論和內容，就可以納入考核的涵蓋范圍。這樣，在全方位的“基礎”課教學考核內容的指引下，教師和學生都會激發(fā)起積極性和緊迫感，主動閱讀大量文獻，對教材中與課堂外涵蓋的知識進行廣泛的了解和研究，努力針對五個方面涉及的現實問題做出合理、科學、完整的闡釋。

2．縱向：以思維能力與行動能力的動態(tài)轉化為考核

標準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基礎”課的考核都應當以思維能力與行動能力的動態(tài)轉化為標準。對所有學生的評價，既要看他是否有應用理論思考、解決現實問題的思維能力，還要看他是否具有在生活實踐中采取正確行為的行動能力。如果高水平的思維能力與極強的行動能力能相互轉化、相互促進，那么學生“基礎”課程的學習就達到了教育所期待的目標，應獲得較高的評價。其一，思維能力的提高：靜態(tài)的評價標準。思維能力，是指學生對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進行認知、判斷、價值取舍和選擇的思維活動能力。思維能力直接指導行為的踐行，體現學生思想道德水平的發(fā)展，它是體現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素養(yǎng)的重要標準。“基礎”課對學生思維能力的考核應當集中體現在教學中對課堂提問的分析上，體現在對課程論文的論證上，還應體現在對期終筆試關于主觀性問題的闡述中。教師對問題的設計要做到符合科學規(guī)律和形式邏輯，慎用單一、籠統(tǒng)的提問方式。如：針對摔倒的老人無人攙扶的社會現象，不能簡單地問“同學們的看法是什么？”，應當就現象產生的諸多原因、解決問題的對策和個人的價值取向等分別進行提問，讓學生剖析社會規(guī)范、明晰善惡判斷并果斷進行價值取舍。問題的設計一定要詳細、具有指導性，要啟發(fā)學生做“抽絲剝繭”式的論證和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推演，利用綜合性學科知識作為解題的“工具”和“鑰匙”，使學生對問題的論證具有說服力和創(chuàng)造力。經過對問題的深入思考和回答，學生的思維能力得以體現，理論水平的高低一目了然。學生通過這樣的考核過程所得到的評價公平合理，教師削減了主觀性判斷，使學生更能信服。其二，行動能力的增強：動態(tài)的評價標準。行動能力主要是指學生在生活中踐行理論認知的能力，它是學生思想道德品質的最終體現，道德思維能力的提高也需要通過行動能力的增強來具體證明。思維水平高、論證問題能力強，并不代表在學習生活中可以果斷踐行。個體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踐行高尚的道德行為難度巨大，需要克服利益的誘惑、自身不強的意志力，還需要承受外部環(huán)境帶來的各種壓力，要在深刻的認知下，飽滿的情感中，在堅定信念的支撐下才能表現為“利他”。因此，對學生在行動能力方面的考核必須成為“基礎”課的重要考核部分，對學生行動能力是否增強的評價也必然成為考核的重要標準。教師除了設計課堂考核、論文考核和期終卷面考核等形式外，必須設計學生在社會調研、社區(qū)服務、公益活動等實踐考核方式，以學生在實踐行為中的記錄、照片、影像資料為依據，發(fā)現學生在實踐中的積極性如何？是否是真情實感？行動的有效性和持續(xù)性怎樣？在動態(tài)的行為中對學生進行評定。

3．空間上：以“走向社會”與“回到課堂”為考核方式

為了避免考核的單一性和主觀性，增強考核的全面性和客觀性，考核的場地、主體都要有選擇地增加。其一，走向社會：接受他人的評價。由于學生在社會生活中的知行轉化能力必須作為考核的關鍵標準，那么對學生思想道德整體狀況的評價就無法僅僅以課堂表現和書面成績作為依據，還要參照課堂之外的真實行動狀態(tài)，才能得到全面客觀的結論。教師可以用以下方式鼓勵學生參與社會生活和道德實踐，接受社會和他人的評價。參與社區(qū)服務。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進入社區(qū)進行服務，包括：提供法律咨詢、專業(yè)技術服務、調節(jié)家庭糾紛、優(yōu)化環(huán)境衛(wèi)生、提供空巢家庭的家政服務等。讓學生在無私奉獻中體會人生的價值和道德的深刻內涵。可以參與社會公益活動。讓學生深入到社會更為廣泛的機構和組織中，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關懷。可以讓接受服務的個人和單位對學生的行動表現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就學生服務的次數、態(tài)度、質量等進行評分，切實考查認知與行為的一致性和道德行為的長期性，讓社會和他人的評價成為學生整體思想道德考核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回到學校：接受同學和老師的評價。在增加社會考核主體，讓學生接受社會評價的基礎上，還要讓學生回到學校，接受同學和其他學科任課教師的評價。首先，接受同學的評價。同學們之間在學習和生活中相互了解，對對方的思想道德品質有客觀公正的評價。既可以對對方的平時表現進行評價，也可以選出代表，對學生在社會實踐中的行為進行評價。其次，其他任課教師的評價。在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中，學生不但接觸到“基礎”課教師和同學，其他任課教師，特別是輔導員對他們思想道德狀況也有認識，他們的評價也將作為“基礎”課考核結論的重要依據。考核主體增多，考核方式發(fā)生變化，學生的思想和行為都會表現得更全面、具體，對不同學生不同層次的思想品德狀態(tài)了解更為全面，這不但使考核結果可信度更高，還讓學生對考評結果的認同度增強，并對認識自我品德方面的不足進行反省和改善。

篇2

從2002年開始，國家統(tǒng)一司法考試將法律職業(yè)道德納入考試范圍，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終徘徊在5分左右，與其他的內容動輒幾十分相比較很難引起人們的重視。目前，很多高校在確定本校的法學專業(yè)教學計劃時主動向司法考試中考核內容較多的科目傾斜。暫且不論這種做法的對錯，但在實踐中卻直接導致了法律職業(yè)道德課程的虛設，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設這門課程。有關法律職業(yè)道德的內容，卻在法理學、訴訟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論等課程中講解。這一點也顯示了法律職業(yè)道德課程在高校法學專業(yè)課程設置中地位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學本科專業(yè)教學計劃中設置思想道德修養(yǎng)課程，作為必修課，但沒有專門設置系統(tǒng)學習法律職業(yè)道德的課程。思想道德修養(yǎng)課程主要是講解公共道德的課程。法律職業(yè)道德雖然屬于道德的范疇，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職業(yè)道德具有主體的特殊性、規(guī)范的明確性和具有較強的約束力的特征。法律職業(yè)道德適用的主體主要是專門從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法律職業(yè)人員，對于非法律職業(yè)人員沒有約束力。法律職業(yè)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準則層面，必須形成具有明確權利義務內容的、具體的標準和可操作的行為規(guī)范。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約束法官行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yè)道德基本準則》、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的約束檢察官行為的《檢察官職業(yè)道德基本準則》（試行）和中華律師協會通過的約束律師行為的《律師執(zhí)業(yè)行為規(guī)范》（試行），這些基本規(guī)則都對相關法律職業(yè)的道德作出了特別的要求。而且，這些規(guī)范均具有實質性的約束力。如果違反了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均要求追究相應的紀律責任，甚至是法律責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課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職業(yè)道德課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養(yǎng)課程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滿足法學專業(yè)法律職業(yè)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職業(yè)道德領域的專業(yè)研究人員較少，師資缺乏

目前在法律職業(yè)道德領域內進行專業(yè)研究的人員較少，各高校中從事法律職業(yè)道德教育的師資嚴重缺乏。這也直接導致法律職業(yè)道德課程開設的困難。部分高校在法學教學計劃中將法律倫理學作為法學選修課程。但是因為缺乏專業(yè)的師資，該課程一直沒有真正開設。有些高校雖然開設了該課程，但是多由法理學或訴訟法學方面的教師擔任主要教學工作。這些人員沒有真正研究過法律職業(yè)道德，因此，該課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對有關職業(yè)倫理規(guī)范的講解。另外，法律職業(yè)道德課程方面的教材和資料也相對較少，對于該課程的開設也有較大的影響，直接制約了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yè)道德教育的發(fā)展。

二、完善法學本科階段法律職業(yè)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確法律職業(yè)道德在法學本科階段的目標和定位

我國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審判分離”，對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經驗、深厚的法學知識背景和一定的修養(yǎng)，還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職業(yè)道德。法律職業(yè)道德是法律職業(yè)者必備的素養(yǎng)之一，因此，法學教育必須重視法律職業(yè)道德的教育。我們應該改變目前對法律職業(yè)道德的忽視態(tài)度，在設立法學本科階段的培養(yǎng)目標時，明確法律職業(yè)道德的內容。在確定法學本科專業(yè)核心課程時，法律職業(yè)道德應該成為核心課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職業(yè)道德在國家統(tǒng)一司法考試中的考核比重

設置法律職業(yè)道德門檻法律職業(yè)道德一直是各國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對法律職業(yè)群體具有重要的意義。英國大學的法學院除了比較重視對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的培訓外，還有重點地安排教學計劃來培養(yǎng)學生的綜合素質，如道德、法律倫理、職業(yè)素質、律己意識等。美國大部分州要求學生在獲得律師職業(yè)資格之前必須通過律師職業(yè)道德考試。在通過律師職業(yè)道德考試和律師資格考試后，美國法科畢業(yè)生仍須通過由各州律師公會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試才能宣誓成為正式律師。與英美等國家對法律職業(yè)道德的要求相比較，我國對法律職業(yè)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較低的。就律師職業(yè)來說，只要品行良好，沒有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處罰和被開除公職、吊銷律師執(zhí)業(yè)資格，就可以取得律師執(zhí)業(yè)資格。沒有對法律職業(yè)道德做特別的要求。這也直接導致了法律職業(yè)道德課程在實踐中得不到重視。因此，筆者建議應加大法律職業(yè)道德在國家統(tǒng)一司法考試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應的分值，改變目前各高校中不設或者虛設法律職業(yè)道德課程的現狀。另外，在取得有關職業(yè)資格和執(zhí)業(yè)資格時，提出高于普通大眾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種形式的教學方法，提高法律職業(yè)道德課程的教學效果

法律職業(yè)道德的教學必須使法律職業(yè)道德要求內化成法律職業(yè)人人格的一部分。雖然不同的法律職業(yè)，具體的職業(yè)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職業(yè)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職守，廉潔公正以及行為端正自重等，這是法律職業(yè)共同體共同遵守的職業(yè)倫理。法律職業(yè)道德教育的內容決定了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單純地對學生進行倫理道德說教，而是應該通過收集大量的法律實踐資料，創(chuàng)設生動的法律職業(yè)場景，通過多種教學方法進行教學。大學本科階段是法律職業(yè)道德培養(yǎng)和教育的關鍵時期，是法律職業(yè)人形成法律職業(yè)道德的重要階段。在教學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模擬法庭和法律診所等教學方法，為學生提供道德情感體驗的環(huán)境，使法律職業(yè)道德真正內化成他們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請具有較高的法律威望的專業(yè)人士為學生做法律職業(yè)道德方面的專題講座，提高學生的道德認同。

篇3

高職院校法律基礎課堂教學認識的矯正

從以上高職法律基礎課堂教學認識偏差的分析，不難看出要使這種認識得以矯正，需重新審視“教什么”“、培養(yǎng)什么”和“怎么教”的問題。（一）注重法律價值觀教育，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必須解決社會問題，而人們對法律解決社會問題，往往通過法律判決結果的解讀來理解法律。也就是說，人們行為受法律判決結果傳遞出的價值、理念與欲求影響。2007年南京彭宇案的判決就是最好的證明，加之，完美的法律制度和規(guī)則，也需人們對其蘊含的價值認可，其本身的價值才得以實現。再有，我國是一個缺乏法治傳統(tǒng)的國家，人們的思想呈現出多元化價值。因此，高職院校法律基礎課堂教學內容應注重法律價值觀的教育。只有通過法律價值觀的教育才能使學生對法律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才能使學生從內心認同法律，并將法律價值外化為行為。鑒于高職院校法律基礎課課時少、學生認知規(guī)律以及面向就業(yè)的考慮，筆者認為當前高職院校法律價值觀應以秩序觀念、誠實守信觀念、權利觀念、正義和公平觀念以及利益觀念為主要內容。（二）突出法律思辨能力培養(yǎng)，從被動學到主動學法律思辨能力是指在思考辨析過程中，對所主張的法律價值做出辯護性解釋或說服性論證，其最終目標是一個最佳的價值理念或行動準則。因此，在價值日趨多元化的今天，法律基礎課教學應更加注重學生法律思辨能力的培養(yǎng)。這樣有助于激發(fā)學生學習法律的興趣；有助于糾正學生認為法律與自己無關、學習法律是鉆法律空子，規(guī)避法律責任的錯誤認識；有助于學生加深對法律的理解，增強對法律價值的認同，由被動守法上升為自覺守法。在課堂教學中，學生法律思辨能力的培養(yǎng)可以從兩個方面訓練：一是從溝通與對話入手，教學生區(qū)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法律問題與情感問題；關注他人所持態(tài)度和立場的原因和理由；教學生對他人情感態(tài)度和價值觀的兼容。二是從批判性思維入手，教學生習慣對所爭議或討論的問題提問，對做出的辯護性解釋或者說服論證提問。（三）建立對話式教學，從不平等到平等現代課堂教學應建立在對話基礎上，以師生平等為基礎，以學生自主研究為特征，以對話為手段，在教師引導下，通過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的相互啟發(fā)和討論，領會學習。在構建對話式教學時，有幾個問題須注意：一是要尊重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允許學生發(fā)表自己的見解。二是尊重學生的文化差異和思想差異，不把社會主流文化或教師自己的文化強加學生。三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不僅關注師生對話，生生對話，還要關注學生與文本之間的對話。可見，對話式教學過程，也是法律自由、平等價值觀的實踐過程。

高職院校法律基礎課堂教學改革的實踐

篇4

1．1加強師德建設教師的言行舉止會直接作用于學生的內心世界，對學生的思想品行及人格發(fā)展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蘇霍姆林斯基說:“如果你想成為學生愛戴的老師，那你就要努力做到使你的學生不斷地在你身上有所發(fā)現。”首先，“基礎”課教師要加強學習，敢于創(chuàng)新。加強教師師德建設的必要途徑是加強自身的學習。自覺行動的前提是正確的理性認識，教師師德的建設離不開科學的理論學習。古人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的“學、問、思、辨”，講的就是通過學習與思考，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離開了科學發(fā)展觀的理論指導，教師師德必然會迷失方向。其次，教師要強化責任意識，樹立科學的育人觀，通過教育、宣傳、討論等多種形式，弘揚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惡丑的道德風尚，激發(fā)投身教育事業(yè)的熱情，增強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再次，教師要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注意總結經驗。認為:“人們只有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教師只有在實踐中才能認清是非曲直、善惡美丑，才能認識到加強師德建設的重要性。最后，要建立由愛崗敬業(yè)、政治素養(yǎng)、教書育人、為人師表等內容組成的師德評價體系，以使師德建設目標和師德建設內容更為具體化，形成師德目標的導向機制。

1．2提升教師的業(yè)務水平“基礎”課教師需要具備扎實的理論功底，不斷掌握學科發(fā)展的新知識、新動態(tài)、新成果，優(yōu)化知識結構，拓寬教學思路。一堂好的“基礎”課的標準應該是教育內容思想性強、理論聯系實踐、內容鮮活、入腦入心，所以教師還要深入實踐，摸清學生的思想脈絡及走向，使“基礎”課教學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以提高課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1．3提高教師的科研能力隨著信息傳媒的發(fā)展，各種意識形態(tài)、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通過圖文、聲像等直接生動的方式快速地呈現在學生面前，特別是高校已經成為西方勢力與我國激烈爭奪人才的重要戰(zhàn)場，高校學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信息的沖擊和震蕩。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基礎課教師要深入分析研究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規(guī)律，針對新變化、新挑戰(zhàn)，不斷提高科學研究能力，在較深的層次上破解學生思想中的困惑問題，以應對日益復雜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領域提出的挑戰(zhàn)。

2以學生為本

進行科學的教學設計要提高“基礎”課的教學質量，任課教師要在課前、課中以及“授后服務”各環(huán)節(jié)做到系統(tǒng)規(guī)劃，精心設計。

2．1課前教師要積極做好準備課前要做到認真鉆研教材和課程標準，掌握教材的內在邏輯，了解授課對象的情況，以便于合理組織課堂教學。同時，教師要對教材進行“再開發(fā)”，在尊重教材的基礎上，善于挖掘教材之外的教學資源。這就要求教師做到堅持學習，掌握當下的時政信息，了解最新的關于大學生的思想動態(tài)。

2．2課堂教學中，教師要科學設計好“精彩第一課”以精彩第一節(jié)課為起點對理想、人生觀、愛國、道德、法制觀等每一專題的內容都要精確把握，合理安排課堂教學環(huán)節(jié)，貼近學生思想實際，貼近學生遇到的現實問題。如講授人生觀部分，教師布置學生完成以反映人生態(tài)度、價值觀為內容的角色扮演活動，一組學生反映積極向上的人生觀，一組學生反映錯誤的人生觀，通過表演、討論，表達關于人生觀的認知，在角色扮演的基礎上，教師進行理論講解，這樣更能激發(fā)學生的學習熱情，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提高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的積極性，增強學生主動學習的意識、能力和創(chuàng)造力。教育理念只有根植于課堂教學實踐的土壤中，才能具有鮮活的生命力，所以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圍繞學生成長的需要，激勵學生自身成長的主觀能動性，以達到課堂教學的預期效果。

2．3強化課程“授后服務”與課堂教學的結合，更好地完成育人目標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的培養(yǎng)是循序漸進的動態(tài)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實現的，授課教師對學生思想品德的引導和教育不能只局限在課堂上，而是需要通過延長教學環(huán)節(jié)，借助課程后續(xù)服務才能更好地提高“基礎”課教學質量，實現課程的育人目標。具體做法是:第一，堅持教學反思，“基礎”課“授后服務”應以教學反思為起點，通過教師對課堂教學的實踐與感悟，反思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以批判的眼光反觀自己及學生的思想、情感、態(tài)度和行為等因素，教師通過重新審視自己的教育教學策略，形成新的后續(xù)育人方案。第二，進行課外活動的定位指導，“基礎”課教師要參與指導學生課后的實踐活動，將課外實踐指導與課堂教學有機融合，及時解決學生在成長成才過程中遇到的思想困惑。例如，通過新生入學教育為學生進行思想導航;指導學生課外讀書活動，倡導學生終生與有意義的書籍為伴;通過積極向上的學生社團活動，傳遞先進思想及社會正能量;通過考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增強學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這些實踐活動將對青年學生產生長期的、綜合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能夠取得較好的育人效果。

3創(chuàng)新教學方法

實現教學方法和手段的多樣化教學法屬于社會歷史范疇，它會隨著社會發(fā)展的要求以及教育對象的變化不斷更新和調整。努力探索適合“基礎”課程特點的教學方法，對于實現“基礎”課教學目標，完成課程教學任務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3．1多種教學方法的并用與結合教師要營造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的學習氛圍，就需要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并進行有機的結合。特別在課程改革實踐中，“基礎”課教師更應該大膽嘗試，充分體現新課改理念。要積極嘗試案例討論教學、頭腦風暴、角色扮演、參觀、調研、實踐匯報等多種教學形式的取舍與融合，以提升教學的實效性。如案例教學，特別是為學生所熟知的、貼近學生的案例更具有生動性和啟發(fā)性，對學生會產生直接有效的觸動，教學中運用典型案例，是理論聯系實踐的有效教學方法。角色扮演教學法是設計學習情境，讓學生在課堂上真正動起來。鑒于法律部分的內容比較枯燥抽象，可以通過設計消費爭議、勞動合同糾紛、違反職業(yè)規(guī)范、法庭訴訟等場景，由學生扮演相關的角色，教師通過模擬場景講解相關的法律知識，讓學生切身體會到法律的權威，增強法律意識。案例法、角色扮演法可以同時結合運用，用角色扮演使案例得以具體呈現。

3．2突出實踐教學法的應用思想道德教育只有學生真懂、真信才能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參觀、調研教學法可以使學生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真實地將所學理論融入實際生活，在了解現實的同時進行自我教育。如在學習“繼承愛國傳統(tǒng)弘揚民族精神”這一內容時，可先組織學生參觀紀念館、博物館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同時，開展社會調查，將學生分成小組，利用節(jié)假日深入企業(yè)、社區(qū)，完成調研任務。實踐活動結束后，召開實踐教學匯報會，讓同學們通過小品、詩歌以及PPT圖文并茂的演講等多種方式呈現自己的參觀、調研體會，并撰寫分析報告。實踐證明，突出實踐教學有利于加深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對課程內容產生情感共鳴，有利于“基礎”課教學質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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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離從屬性上來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會規(guī)范中調整、約束人們行為以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德從善與惡、好與壞的角度，通過人們內心的價值判斷標準、傳統(tǒng)習慣以及社會輿論來約束和調整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法律則是利用強制性來規(guī)范、確保人們行為的合規(guī)合法，保障社會的有序發(fā)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補充、相輔相成，不可偏頗。道德強調的是自律，將被動的遵守變成主動約束。法律強調的是他律，其通過強制性和威懾性約束人們的行為符合法律規(guī)范。道德和法律運用不同的約束形式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目標，從本質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國傳統(tǒng)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開來，往往偏重于道德修養(yǎng)教育，因此很難使學生持續(xù)性地形成穩(wěn)定的法律信仰，而這又會反過來對道德認識產生負面的作用，最終影響個人素質的全面發(fā)展。

（二）法律學科課程和法律活動課程相分離中國傳統(tǒng)的學校教育，特別看重學科課程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視活動課程的作用，認為活動課程會擾亂在正常的教學秩序，而且還與應試教育的教學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國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學科課程的比重大大超過了活動課程，有些甚至都沒有開設相應的活動課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師，往往只重視對法律理論知識的講解和傳授，而忽略對學生法律素質以及相關能力的有效培養(yǎng)。在法律教學過程中只注重學生對法律知識認知，學生往往都是被動接受和死記硬背法律知識的，對相關法律問題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過少，師生間缺乏互動。但是歸根結底，法律都是要解決現實問題的，教師只闡述某一具體規(guī)定，而未能讓學生掌握和領會該法律法規(guī)的精神實質的話，一旦學生遇到真實情況的發(fā)生，如果缺乏具體的明文規(guī)定，往往會束手無策、無法靈活應用，甚至造成學生自身的違法犯罪情況的發(fā)生。

（三）法律教學避重就輕，對法律運用能力的培養(yǎng)力度不足長久以來，因為我國古代法制的特點，程序法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人們往往只知道實體而不知道程序，將程序法視作實體法的附屬品，可有可無。受此影響，在我國高校法律教學實踐中，“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現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學實踐中，教師為了迎合學生的興趣和營造良好的課堂氣氛，往往會有意識地增加更多的實體法的內容以及相關案例，占用了本該是學習程序法的時間，另外因為學生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也未曾經歷過相應的法律執(zhí)行程序，因此學生對程序法的感知會更加的模糊。這就導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響，使得學生難以形成系統(tǒng)性的法律基礎知識，進而影響了學生對法律實際運用的能力的有效培養(yǎng)。

（四）法律教學偏向義務本位，權利意識的培養(yǎng)力度不夠從我國法治觀的發(fā)展演化歷程來看，我國的法治觀還是側重于“義務”的規(guī)定，強調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社會控制。在我國傳統(tǒng)的高校法律教育實踐中，仍然還殘存著義務本位思想的影子，具體表現在法律教育內容編排上，往往強調學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視對學生用法能力、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的培養(yǎng)。在以義務本位思想為指導的高校法律教育過程中，教學主體即老師是以預先設定學生是“惡”的前提下開展相關教學活動的，其教學的目的就在于通過課堂的法律教育活動，使學生知道不應該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這種教學活動幾乎完全抹殺了學生在法律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忽視了學生對于相關法律知識的深入理解和應用，對增強學生的法律素質產生加大的負面作用，甚至會造成學生對法律的片面理解從而產生不良的情緒。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質教育發(fā)展新取向

現代化已經成為我國乃至全世界的時展節(jié)奏，經濟建設要有現代化的思想，相應地教育也應當有現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們思想觀念向現代化不斷轉變的同時，社會的法治建設也要走向現代化。現階段我國高校法律教育已經出現了在要求學生掌握法律知識和規(guī)范的同時，注重對學生情感價值觀目標培養(yǎng)，通過引導和鼓勵學生開展法律實踐體驗，使學生在遵守法律、守護法律、運用法律的前提下，對法律內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促進更多的人參與到立法過程中去的以素質教育為導向的發(fā)展新趨勢。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發(fā)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逐漸致力于學生法律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法律素質的全面培養(yǎng)法律意識指的是人們對于法律現象的想法、觀點、心理反應等的總稱。作為將來市場經濟的主體，具備較高的法律意識是當代大學生未來立足社會的必要條件。據有關調查顯示，現階段已經有相當部分的大學生在出現損害自身利益的情況后能夠擁有較強的法律意識，能夠訴諸法律。學生已逐漸將法律知識、思維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體范圍之內，將被動轉化為主動，進而養(yǎng)成良好的法律運用能力和法律信仰，從而使得學生法律素質的全面發(fā)展。

（二）逐漸致力于對法律剛性特征與現實社會紛繁復雜性之間的調和眾所周知，法律是具備強制性的國家意志的體現，就像俗語講的“法律是完全沒有感情的”，但是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卻與法律的剛性之間往往會出現差異和不適用的地方。社會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對法律的制定、執(zhí)行、監(jiān)督等提出了與之相適應的更高的要求。這同時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過程中，要致力于向學生講解法律的剛性和實際社會情況的多變性之間的協調，注重培養(yǎng)學生對法律運用的靈活處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論教育和學生實踐的有效結合單純的法律理論知識的灌輸對學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質的養(yǎng)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對學生正確運用法律能力的培養(yǎng)是遠遠不夠的。現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師重視學生對法律理論知識的實踐運用，在實踐運用的過程中對法律理論知識加深體會和掌握，進而有效地提高學生對法律問題的分析和解決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思維的活躍度，對高校法律教學課堂學習進行鞏固和補充，進而達到全面提高學生的法律素質的目標。

三、高校法律素質教育的具體實施策略

法律素質教育導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終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質教育的具體方法和策略得以實現，要以科學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進學生法律意識的形成和增強，形成正確的法律體會、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進而提升學生的法律運用能力，從而達到高效法律素質教育的最終育人的目標。

（一）將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法律情感是指人們對法律現象、法律法規(guī)所持有的情緒反饋以及形成的有關體驗。大學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過特定的法律知識的學習、逐漸的內化，才能真正培養(yǎng)起來。一個學生是否具有正確、堅定的法律信仰，能夠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識的額基礎上信任法律，進而在主體性作用下對法律加以靈活運用，是衡量一個學生具備法律素質與否的重要標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學的具體過程中，明確法律情感教育的培養(yǎng)思路，盡量將法律情感教育有機地融入到整個法律教學過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質教育的實效性，才能真正實現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引導的科學、健康的發(fā)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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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市場營銷課程教學中應用行動導向教學法的必要性

(一)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動機主導著學生的自主學習行為，學生的學習動機對學習效果具有強大的作用，影響著他們對知識的篩選和學習。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以教師和教材為中心的灌輸式教學，旅游市場營銷課程實施行動導向教學更注重學生的主體性、主動性和自主性的發(fā)揮。開放課堂，把社會問題引進教學;開放校園，增強校企聯合培養(yǎng)。在行動導向的教學過程中，吸引社會各方廣泛參與，采用項目教學、模擬練習等多種形式，使學生變被動聽講為主動參與。將知識、技能螺旋式地融于任務或項目中。學生身臨其境地去解決問題，獨立做出決策，從而促進學生積極思考，主動探索，認真參與討論，大膽發(fā)表自己的觀點。取自行業(yè)最新的豐富、生動的營銷實例，易于學生理解，增強學生對旅游市場營銷理論和各營銷環(huán)節(jié)的直觀認識，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二)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以學生為中心組織教學過程，在學生的積極行動中培養(yǎng)其職業(yè)素質和實踐技能。行動導向教學根據旅游市場營銷工作崗位的技能要求，為學生提供模擬、逼真的營銷情景，對培養(yǎng)和提高學生旅游市場調研和營銷策劃能力有很大幫助。要求學生學會運用一定的邏輯思維能力發(fā)現問題和分析問題，找出問題的因果關系，并擬定解決方案，然后參與課堂討論、交換意見，使學生解決問題的想象力得到激發(fā)，最后形成有創(chuàng)意的方案。行動導向教學重視結論的思考過程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有助于培養(yǎng)、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在今后工作中遇到問題時能夠很快找出問題的切入點和解決問題的關鍵。行動導向教學具有啟發(fā)性，有利于拓展學生的思維，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提高學生的專業(yè)素養(yǎng)。

(三)培養(yǎng)符合旅游業(yè)發(fā)展需要的人才旅游業(yè)快速發(fā)展的同時，旅游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發(fā)展。高等院校要根據旅游業(yè)的發(fā)展趨勢和人才市場的需求來調整和確定人才培養(yǎng)計劃，盡可能做到“以需定產”。高校旅游管理專業(yè)應當面向21世紀中國旅游業(yè)的發(fā)展，培養(yǎng)重實踐、綜合素質高、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應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學生的學習活動是教學過程的核心，教學過程是影響教育質量的關鍵。在真實或仿真的工作環(huán)境中開展教育教學活動，使學生獨立自主嘗試解決真實性問題，形成符合旅游企業(yè)需要的行動能力和從業(yè)素質。

三、旅游市場營銷課程應用行動導向教學法的啟示

(一)構建模塊化課程體系高校應聘請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及旅游企業(yè)的管理專家，從職業(yè)崗位能力要求出發(fā)，對教學改革與建設提出意見，并直接參與學校專業(yè)課程設置與專業(yè)教學改革，使培養(yǎng)的學生更加適應旅游企業(yè)的需求。由旅游企業(yè)從業(yè)人員和有經驗的教師共同討論，進行職業(yè)分析，按照職業(yè)崗位群確立目標，開發(fā)基于市場需求的專業(yè)和課程。根據對工作任務的分解構建起模塊化課程體系，組織教師和旅游企業(yè)從業(yè)人員結合人才培養(yǎng)模式和基于工作過程的課程模塊進行教材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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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內容的單一性。高校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是作為理論研究的重點教材，是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上的一門重點難點課程。以往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教學內容上都是局限于道德領域上的灌輸，課程的教學模式也是采取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使得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脫離了實際，在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程的中沒有沒有顯示的依托是脫離實踐的教育，使得學生們在實踐中遇到問題不懂得學與致用，造成學生道德觀念的模糊性，不能及時對道德現象進行及時的判斷，從而到學生們會表現出一系列的道德問題。因此在以往教學內容上更加需要進一步的改進，建立、健全與當代大學生實際身心相結合的教學內容，提高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程的成果性。

（二）專題教學不突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課是圍繞大學生的價值觀、人生觀、進行的教學活動，對大學生人生觀的培養(yǎng)起著關鍵的作用，但是目前許多高校的思想道德以法律修養(yǎng)這門課程專題教育不突出，學生學習目標不明確，教學理念模糊，對培養(yǎng)大學生的正確的人生觀存在一定的難點。

二、完善高校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的途徑

（一）教學內容因與時俱進。高校思想政治與法律基礎的教學內容應該根據時代的發(fā)展不斷更新教學內容，達到教學內容與時代進步相統(tǒng)一，現有的的教學內容大多是理論教學的知識，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的課程比較缺乏，學生的積極性比較散漫，課堂上學習的效果到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的教學中，要把社會的熱點問題融入到課程中，針對社會的的熱點難點進行詳細的討論和分析，引導大學生學會分析社會存在的問題。教學內容可以將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加入其中，讓大學生更好的了解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同時也要關注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熱門的課題，隨著社會經濟的速發(fā)展，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也逐步的凸顯，在高校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過程

（二）優(yōu)化教學手段。在科技快速的發(fā)展過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應該運用高科技手段，互聯網技術結合課本的相關知識收集相關的視頻、圖片等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觀，建立起鮮明的政治觀念和政治情感，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會、掌握基本知識，讓學生學活，用活的理論知識應用大眾媒體中，提高學生的內容學習的信息量，促進學生的思想健康教育。傳統(tǒng)的教學手段，課堂上單向給學生灌輸知識，學生被動的接受，這種教學方式學生沒能形成很好教學實踐效果。改變教學手段，使學生達成相應的教學目標，要讓學生在思想上和行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學目標。

（三）提高教師技能。大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與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機械交流，沒有感情的教育是無法讓人信服的。針對學生存在的實際問題要進行解釋根據學生的特點去解決學生實際存在的問題。高校的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的課程，對教師的教學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師的教學技能就是提高教師在授課過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師要借鑒國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學的成果的經驗，根據學生的實踐情況，確定教學目標，積極的引導學生投入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的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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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不僅是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一個因子，而且成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一個紐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權利充斥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總是希望享有窮盡所有的權利，理論界亦熱衷于從法律規(guī)范中尋找權利推演的可能性，繼而凝煉出某種權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將一些道德權利甚至難稱之為權利的“權利”制度化。這種權利“泛道德化”傾向最終會走向了問題的反面——權利庸俗化，是導致“人權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時，權利的實現又離不開理性制度的支持。鑒于此，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界線劃分，即，權利的制度化便成為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一、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關系

在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前，首先需要對相關的概念作一下解釋和澄清。第一，所謂“權利的制度化”，是指將權利觀念客觀化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準則，通過建立和完善權利制度，確認已經存在的某些習慣權利或道德權利具有規(guī)范約束力，以使這些“權利”得以有效實現的過程。我們將這些經過制度化的權利稱為“制度性權利”。“制度性權利”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在狹義上指的就是法定權利或法律權利；在廣義上除了法定權利外，還包括村規(guī)民約、政黨與社會團體的政策、綱領與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確認的權利。本文取其狹義：權利的制度化與立法或者說道德規(guī)范法律化密切相關。第二，所謂“制度性權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權利與道德性權利的界域，任意擴張制度性權利的外延，以致將一些條件不夠成熟的道德權利強行制度化的現象。

“人權”在其靜態(tài)上包括道德上的權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權利。從發(fā)生學的意義上來講，制度權利是道德權利客觀化的產物，是道德權利物化形態(tài)。道德權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權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護的時代，道德權利只是主體的自我主張，只能憑借主體自我力量予以維護，所以只具主觀性，這是不完善的權利。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理性認識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漸確認各種主觀性的道德權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權利。法律權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觀和客觀的雙重屬性，這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權利。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某些道德權利的確定性需要主體以外的力量來維系，社會就會產生保障道德權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說，法律權利的產生是道德權利保障需要的產物，它使主觀的、不完善的、確定性差的權利變?yōu)榭陀^的、完善的、確定性程度較高的權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權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從哲學意義講，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穩(wěn)定性的數量和界限，反映了質與量的統(tǒng)一。制度的作用與功能就在于對個人、社會的活動和行為進行規(guī)范和約束，以協調社會關系的有序發(fā)展。制度對于人權的現實意義毋庸置疑，它給與道德權利以較為穩(wěn)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權離不開制度，它并最終要以制度的形式來保證其實現。

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是按照權利的保障依據所作的一種分類。道德權利是先于或獨立于任何法規(guī)或規(guī)章而存在的權利，它“訴諸于某種道德直覺或道德理想，諸如基于對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對人之為人的道德條件的判斷，基于某種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義要求等等”。［1］雖然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在權利內容、形成條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兩者完全可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同存共生，道德權利以人們期望用法律權利形式得到認可而事實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現，對它的尊重由人們的內心自律力來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權利帶來的僅僅是“無法與其他人進行正常交往的恐懼”。然而，隨著人們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權利對于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體的權利要求為根據，適時地將它們提升為法律權利，由法律制度來體現道德權利的內在規(guī)律，由法律來賦予其強制執(zhí)行力，這便是權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們也要避免將這個問題作極端化處理而任意擴大制度的統(tǒng)攝范圍。社會發(fā)展階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也是不同的。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傳統(tǒng)的道德倫理觀念受到沖擊，同時又會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權利類型。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要動態(tài)地與同時代普遍的道德觀念相容，雖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發(fā)展變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會變革時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超越現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發(fā)生。但是，道德規(guī)范與法律規(guī)范在價值目標上應當相容，并且這種道德規(guī)范在大多數人身上能夠得到實現，如果現行法律制度嚴重滯后于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現行法律的制定極度超越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那么，這些制度性權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當中，權利在總量上也應當保持相對穩(wěn)定平衡，道德權利和法定權利在數量上也是此消彼長的。兩者在界限上應當清晰，在數量上應當保持適度的協調，以實現二者間良性互動的理想狀態(tài)：如果道德權利所占的比例過大，就會將人權與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權利不會導致法律后果，制度的價值難以體現，被侵害的權利難于得到矯正；反之，如果將過多的道德權利制度化，法定權利所占的比例過大，就會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禮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執(zhí)行這種“法律”必然以德治為之,這對于現代的社會則是絕對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權利與道德權利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就會發(fā)生兩者之間相互侵犯而兩敗俱傷的情形：要么法定權利在社會生活中實現不了；要么道德權利難以得到實際保障。二、道德權利的存在形態(tài)

“無道德便無社會生活”，道德權利軟化將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然而，一個國家的道德權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決于立法者的主觀意圖與愿望，它受到該國客觀存在的法律體系、道德倫理、國民素質、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利益關系是復雜和多種多樣的，而法律所關注和調節(jié)的只是某些通過立法選擇而確立的比較重大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利益關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調節(jié)，當一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發(fā)展到這樣的程度：其權利主體如果不享有就會受到實質性的傷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護就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緊張以及社會秩序的紊亂，同時，當權利主體享有此項法律權利的時候又不會造成不同法律權利間關系沖突，整個法律權利體系混亂的時候，就有必要將這種道德權利制度化為法律權利了。否則，法律制度自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反之，如果這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還遠未發(fā)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將其制度化，就會打破當前的平衡狀態(tài)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權利都需要被確認為法律權利而由法律加以保護，法律規(guī)范不可能也無必要窮盡一切權利規(guī)定。根據康德的觀點，一項行為準則只有當每個人永遠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和每個人總是不服從它是不可能的時候，才可以被接受為普遍法則，如果某種行為歸屬于一項可加以普遍化的行為準則，那么就有義務去從事它；如果它歸屬于一項無法加以普遍化的行為準則，那么就有義務不去服從它。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認為，社會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道德規(guī)范：第一類道德規(guī)范是保障社會有序化運行所必要的，它們對于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應付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殺人和傷害就屬于這類道德規(guī)范的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guī)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愛和大公無私等就屬于這一類道德規(guī)范。［2］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規(guī)范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強制實現的性質。這些道德權利的約束力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而實現的，曾經作為道德權利的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等被制度化為法律權利。而對第二類的道德規(guī)范所確立的“請求無私捐助權”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勵性規(guī)定甚至不作明確的規(guī)定，以激勵的方式引導人們在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中揚善抑惡，而不能將其提升到法律權利來強制保障，因為它們對于維護社會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們在一定范圍內限制甚至否定了人們的自由選擇權和財產自，如果將這些道德權利轉化為法律權利，以外在強制的手段迫使人們行善，結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樣性、多層次性的特征，在橫向上包括社會共同體成員遵循的共同道德、個別共同體成員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縱向上又有層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guī)范旨在維護社會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所必須共同遵守的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這種道德規(guī)范，社會就有崩潰的危險。這些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又被稱作為“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它構成道德權利制度化的邏輯起點，法律權利只能與最低限度的道德規(guī)范所保障的道德權利相鄰接并處于其下。無論是在國際領域還是在國家內部，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只能從最低限度的道德規(guī)范做起。因為只有這種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guī)范才能夠作為一種受到廣泛認同的標準，從而具有普適性。所以說，人權的制度化是一個從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權利做起，標準又逐步提高的過程。三、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必然要追問：中國當下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從何做起？考慮到法律體系、道德倫理、經濟狀況、風俗習慣及意識形態(tài)等實際狀況，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權利如何在現實中得以更好的實現。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規(guī)范應該確定為“不損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損害環(huán)境”，這三種基本的道德規(guī)范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準則，以為它們對于維護社會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這三種道德規(guī)范分別從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三個方面維系著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生活的安寧和自然資源與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性，如果這一層次的道德淪喪，不但要引起整個社會道德體系崩潰，而且會導致普遍的社會混亂。因此，這一層次的道德規(guī)范應該成為我國目前權利制度化的依據和邏輯起點。在當前的此種情況下，將“舍己救人”、“大公無私”或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英雄主義的、較高層次的道德規(guī)范法律化的條件尚不成熟。當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文明的進步，人的社會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這些道德權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不排除將來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劇烈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弱勢群體問題的日漸成為關系到社會能否穩(wěn)定、發(fā)展能否持續(xù)的重大問題，將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從一般民政救助提升為人權層面的法律保護已經成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現實性命題，［3］隨著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現在的強勢群體將來淪為弱勢群體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個社會共同體想要持續(xù)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視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所以，“弱勢群體福利權”當在某些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權利領域轉入到強制性法律權利的范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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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的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教學過程中，涉及兩門學科，教學模式單一，無法滿足學生實際的教學需要。有的教師知識結構不完善，課程的整體性和邏輯性較差，不能充分發(fā)揮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還有的教師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教學經驗。同時在很多的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師采用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論嚴重脫離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學生的主體性和積極性。因此，單一的教學模式無法保證學生學以致用，很難解決實際中遇到的問題。

2.教學管理體制有待改進

在當前考試教學管理體制下，很多的教師只重視學生的學習成績，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現象較為嚴重。有的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教師受到體制因素的限制，無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學水平，教學范圍比較窄，無法在教學過程中進行創(chuàng)新。同時當前的考試制度非常重視教材內容和知識，使得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教學質量不高，很難增強這一門課程的感染力，考試分數也不能反映學生真實的綜合能力。因此，要不斷深化改革考試制度，重視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的教學。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教學的措施

1.因材施教

教師要根據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教學內容提升高職學生學習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的興趣和主動性。在課堂教學實踐過程中，要提問合理的問題，讓學生不斷開動腦筋，鍛煉他們的思維。同時在備課過程中，要設計合理的問題，保證提問問題的難度，不能太難或者太簡單，讓學生能夠接受，避免讓學生失去上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程的興趣，從而降低課堂教學的質量和效率。因此，在進行提問過程中，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因材施教，提問不同難度的問題，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讓他們在回答問題過程中，獲得成功的喜悅。同時教師要根據學生不同的答案，做出具體詳細的解釋，肯定不同學生的思維和想法，有效培養(yǎng)學生學習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的興趣和信心，讓每個學生體會學習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的樂趣，保證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提高課堂效率。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要提高教學效率，就要創(chuàng)造良好的課堂氛圍，多給學生動手和動腦的機會。教師要鼓勵學生積極表達自己的觀點，分析不同回答的差別，找出其中的原因；同時教師要求學生提高動手的能力，做好相應的筆記，不斷為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學習積累知識。

2.要巧妙的利用課堂藝術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運用藝術的思維、視角、形式以及手段對大學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教學進行設計和改造，提高教學質量，從而獲得比較好的教學效果。首先，教師要采用恰當的導入。課堂的導入對整個課堂的教學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課堂導入能夠有效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高效的激發(fā)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端正學生的學習態(tài)度，提高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堂的教學質量。其次，不斷整合和開發(fā)課堂資源，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不拘一格，靈活合理的利用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教材，對教學資源進行合理整合，大力的開發(fā)教學資源，幫助學生能夠主動積極的學習資源。教師還要積極引導學生對其他有關教學內容的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閱讀練習資料的搜集，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豐富學生的內容，提升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好的為教學服務。最后，要注意轉變師生之間的角色為了保證教學效果，提高教學效率，教師在實際課堂教學過程中，要加強對學生的引導、啟迪。因此，教師要根據學生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水平和基礎，創(chuàng)造和諧民主的教學氛圍，以學生為本，為學生提供積極交流的機會和平臺；同時要建立學習小組，在合作過程中，如何發(fā)揮團體作用，進行取長補短，分享學習的樂趣和喜悅，提高學生的學習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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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yè)道德與法律》課程分層教學的實施

（一）分層的方式課程開始的時候，我們對所有的學生一視同仁，采取無差別的方式，教學項目任務。根據學生完成任務的情況，把學生按甲、乙、丙、丁四個層次分組。在這個基礎上，對于不同層次的學生不同的項目任務，確保學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完成相應的教學任務。具體實施過程中，需要教師根據學生的發(fā)展情況動態(tài)地調整教學項目的難度，乙組的學生經過努力可以升到甲組。甲組的學生不能勝任該組的項目任務，也可以調入乙組。

（二）統(tǒng)一授課和分層輔導相結合在現有的教學條件下，為了保證授課的效率，課程《職業(yè)道德與法律》采用集中式的班級授課模式開展。面對不同層次的學生，教師講授的內容和授課的方式是一致的。為了兼顧不同層次學生的接受程度，我們采取“統(tǒng)一授課，分層輔導”的方式。對于接受程度比較好的甲組和乙組的學生，強調“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中心，教師幫助點撥為輔”的原則，充分發(fā)揮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丙組和丁組的學生則以“幫助”為主，重在帶領學生學習。目的在于引領學生在各自的“最近發(fā)展區(qū)”發(fā)展，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心理需求,調動學生的非智力心理因素的積極作用。

（三）關注學生的自尊，避免分層教學的負面效應分層教學的目的在于激發(fā)不同層次學生的習潛能，使不同層次的學生獲得適合自身的發(fā)展。然而，給學生進行分層，難免會給學生貼上“三六九”等的標簽。尺度把握得不好，會給處于低層次的學生帶來心理陰影，對學習產生負面的影響。這就要求授課教師對“分層”的操作進行藝術化的處理，在分層的過程中，弱化“層”的概念，強調“分”的原則。

（四）課程《職業(yè)道德與法律》的評價方式為了配合“項目教學”的實施，課程《職業(yè)道德與法律》采用了過程性考核和終結性考核相結合的評價方式。1967年美國哲學家斯克里芬（M.Scriven）首先提出了過程性評價(formativeassessment)的概念。隨后，過程性評價被美國教育家盧姆（B.S.Bloom）應用于教育實踐中。過程性評價將評價對象過去的表現跟現在相比較，或者把被評價的個體的有關側面進行相互的比較，從而得到評價的結論。這種評價方式的主要特點在于能及時、客觀地反映學生學習中的情況，評價更為真實、客觀。另外，在教學過程中，及時地將評價的結果反饋給學生，可以使學生全面地了解到自己階段性的學習效果，促使學生積極地進行反思和總結，端正學習的態(tài)度，調整學習的方法和心態(tài)，取得良好的學習效果。雖然過程性評價有著終結性評價無法比擬的優(yōu)點，但在實施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了教師工作量大，不同教師對評價標準的把握主觀性大等缺點。相比之下，終結性評價具有評價效率高，客觀性強等方面的優(yōu)點。在教學課時有限的情況下，可以作為過程性評價的補充評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