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德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公德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當前大學生社會公德的現狀

當前大多數的大學生能講究社會公德，遵守公共秩序，文明禮貌，關心他人；有比較正確的社會公德意識，能正確地理解社會公德的社會作用，對公共場合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有較清晰的認知。在現實的公共場合能自覺遵守公共秩序和規范，人際交往中能相互尊重，具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從當前大學生群體的主流來看，他們的公德狀況是積極的、健康的、向上的。但近幾年媒體曝光的出現在大學生群體中的一系列問題以及我們身邊一些大學生的表現，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結合社會現實，綜合分析當前大學生社會公德缺失現象，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表現：一是個性自私化，漠視公共和他人利益。在當前的大學生群體中，獨生子女居多的客觀現實使很多人養成了萬事以自我為中心的個性和思維模式。在學習和生活中不顧及他人感受，以自我為中心，對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自由權利視而不見、不屑一顧。二是個性自由化，公德意識淡漠。近些年尊重個性自由的觀念為人們所接受和推崇，但部分大學生的個性自由卻走向異化，張揚桀驁不馴、標新立異成了其追求的時尚。在追求個性的招牌下，在學校和公共場所我行我素，缺乏最基本的公德意識。三是集體意識淡薄，缺乏社會責任意識。許多大學生集體意識不強，在集體活動中缺乏應有的合作意識和團隊精神。在公共生活中懷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觀念，當集體利益與自身利益發生沖突時，缺乏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四是誠實守信不足，缺乏社會文明觀念。誠信是大學生從小應養成的基本道德素質之一，但當前在很多大學生身上表現出一些說謊、考試作弊、不講誠信的行為，模糊了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缺乏基本的社會文明觀念。

二、大學生社會公德失范的原因解讀

分析上述大學生社會公德失范現象出現的原因，其中既有大學生群體的主觀問題，也有當前社會環境和成人群體的客觀原因。從大學生群體自身看，主要是自由思想的異化消解了公德規范的約束力。近幾年，隨著社會民主進程的推進和大眾觀念的解放，以往被壓制和否定的個性張揚重新為人們所接受和推崇。大學生群體普遍具有的不迷信權威、敢于質疑、勇于創新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也有部分大學生盲目自信、狂傲，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欠缺最基本的謙虛和寬容品質。在其“盡展”自由的過程中，他們只奉守自己的自由至高無上，而缺乏對他人自由權利和人格的尊重，缺乏對社會公德規范的認同和遵守。少數大學生甚至極端地把自由等同于“非公德主義”，即把公德規范看成束縛個人自由意志、自由發展的枷鎖，他們主張摒棄社會道德，否認公德規范的積極作用。在現實中他們拒絕接受學校和社會的公德教化，以至于他們的公德情感淡漠、公德觀念混亂、公德信念喪失。從客觀原因分析，成人群體的公德缺失行為誘發了大學生公德失范現象的出現。面對當前大學生公德失范現象的不斷出現，作為教育者的成人群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當前部分家長、老師及長輩等成年人的善惡美丑標準顛倒、社會公德遵守上的知行背離、損人利己與損公肥私行為的發生、違反公共法規和準則事件的頻發等現實和事件的存在與發生表明：在社會公德的遵守上，成年人群體以身作則的榜樣并沒有很好樹立起來，正因為教育者本身的道德和行為出現了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才給大學生樹立了壞的榜樣。超級秘書網

三、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現實途徑探究

一個民族整體素質的真正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很長時間，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大學生公德教育是整個社會公德教育的重要環節，也是未來國民公德狀況良好改善和提高的希望之所在。所以對大學生群體進行社會公德教育要結合當前社會現實狀況，在其成年之前培養起他們明確的社會公德意識、濃厚的社會公德情感和堅定的社會公德意志，使之養成自覺踐行社會公德的行為習慣。由于大學生時期正處于自我意識趨于成熟和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完全確立的階段，他們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往往呈現出片面化、極端化的特點，即看問題往往以偏概全，看到事物的表象而看不到事物的實質，這便要求教育者根據大學生群體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尋求出契合大學生特點的教育方式。首先，教育內容上要把握“循序漸進”的原則。大學生具有鮮明的個性和不同的心理特點，因此公德教育不能“一刀切”，要適應大學生的身心特點。教育內容的起點不能太高，而應注重基礎的道德教化，例如，以要自尊自愛，生活中要尊敬父母、尊重他人，養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習慣和做人的基本準則等微觀道德為主，同時隱性滲透進國家意識、民族觀念等宏觀價值教育，要注重培養其客觀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引導其樹立科學的、道德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大學這個階段學生更容易產生價值觀上的震蕩，因為先前所接受的積極向上的道德教化與所接觸的社會現實產生巨大的反差，更容易對社會公德產生迷惑與不解。所以此時公德教育內容上應側重由原來的基礎層次的道德教化向高層次轉變，引導他們客觀辯證地看待現實社會，通過帶領他們深入社會實踐、了解社會現實、思考社會問題，進而形成公共道德觀念，培養起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使他們對社會公德的認知和踐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最終努力成為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有用的人。其次，教育形式上要由“灌輸教育”向“養成教育”轉變。傳統社會公德教育主要集中于學校和社會的規范灌輸和理論宣傳教育，灌輸教育公德規范在集中性普及、強化性認知等方面的作用是顯而易見和值得肯定的。但從顯示效果來看，還應該配合以其他形式的教學。例如養成教育方式的引入，所謂“養成教育”的初衷是培養大學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方法是引導學生在日常生活學習實踐中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嚴格要求自己養成道德的行為習慣。大學生通過日常的實踐觀察思考著身邊真善美的道德情感，認知到公共道德對個人和社會的巨大作用，并自然而然地模仿形成與道德示范者相似的道德行為。在“積水成淵”“積善成德”中使大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中逐步加深濃厚的公德情感，并養成道德思維和踐行習慣，進而形成科學有效的教育途徑。再次，教育方法上要把“言教”與“身教”結合起來。傳統公德教育中的說教教育，教育者是教育的主體，而受教育者多數情況下以被動接受為特征，這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受教育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發揮。因此除了強化的說教教育外，還應該提供給大學生一個學習模仿的道德示范資源。這就需要當代的公德教育者不僅要從社會生活中挖掘出典型的道德楷模供大學生學習，更重要的是作為教育者要以身作則、躬親示范地遵守和維護社會公德，注重示范作用的實效。通過言傳身教為大學生樹立無數平凡的道德楷模，以高度的責任感為大學生樹立一個榜樣，那就是：為人父母者要從小培養孩子善的本性；為人師者要真正教會學生如何做人；為官者要潔身自好，造福一方；為商者要遵紀守法，取之有道；為社會成員者要彼此尊重，各司其責。此外，在教育過程中要適當引入“同輩教育”。大學生正處于青春期，性格變化的典型特點就是有較強烈的“叛逆意識”，對于長輩的“道德說教”和批評教育往往有逆反心理，代溝隔閡使社會公德的教化有時難以奏效，甚至適得其反。大學生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同齡人之間的效仿意識很強，眾多人追捧的東西很容易在其群體內成為流行的時尚，這也提示我們“同輩教育”是一個值得開發的教育資源。同輩之間溝通很順利，互動交流也很便捷。通過同齡人交流、與同輩互動，很容易營造出一個良好的溝通氛圍。所以我們在公德教育過程中，一方面要幫助優秀的、公德感強的學生自覺樹立示范者的責任感，承擔起其“道德領導者角色”，另一方面要引導其他同齡人向“道德領導者”的學習。同輩之間的互相感染和影響有可能會使公德行為成為一種新的時尚，在此過程中大學生會自然而然地學會文明、友愛以及解決人際沖突的技巧，自覺強化自己的公德意識，形成具有服務于社會和公共福利的品質，在社會事務中凸顯出社會責任感、道德感。

參考文獻：

[1]王定華．今日美國學生精神面貌堪憂[N]．中國教育報，19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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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契約文化體現著如下根本特征和價值追求：（1）自由。在私法自治的維度，契約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契約自由內含締約自由、確定契約內容自由、選擇契約相對人自由和締約方式自由。在公民社會，契約取代身份成為人們設定權利義務關系的常規手段，當事人不是依仗特權而是憑借自身的努力，通過自由競爭，自己設定權利、履行義務和承擔責任。每個人都可依法主張自己的意志，捍衛自己的權利。社會關系契約化從根本上解除了人對人的依附，造就了獨立自主的個人。傳統中國是一個國家與社會高度同質同構的總體性社會，國家幾乎壟斷著全部社會資源，并全面控制著社會生活，個體的生存和發展時刻處于國家的掌控之中。今天，社會資源的占有和支配已經多元化，相對獨立的社會自主領域正在形成和擴展，社會生活的契約化進程隨之推進，個人的獨立性隨之增強。個人對身份、組織的依附日益減弱，個人尋求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空間逐漸擴大，新的角色群體、社會力量日漸活躍。

（2）平等。締結契約是以主體地位平等為前提的，締約雙方地位平等，既不允許當事人把自己提升為他人的主人，也反對把自己貶低為他人的奴仆。公民社會反對專制、拒斥特權，把人們的平等要求普遍化，它既包含主體地位的平等，機會的平等、權益的平等，也包含主體及其權利受法律保護的平等。在公民社會，契約是人們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基本交往方式，因而公民社會是一個互相協作的社會；契約是聯結個人與個人及個人與社會的紐帶，因而公民社會是一個有機團結的社會；契約使社會交往、變遷和整合機制理性化、制度化、規范化，因而公民社會是一個有序和諧的社會。

（3）法治。契約文化與法治思想內在關聯，法治所內涵的人們對正義之法的渴望、對至理之法的認同、對至威之法的服從、對至信之法的信賴，正是源于契約當事人對公平利益的期待、對合理條款的認可、對合同義務的履行、對有效合同的信守的契約精神。社會關系契約化是步入法治社會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必須以契約過程為中介，契約過程是人們表達自由意志的過程，是把自由意志注入并提升為法律的過程，也是國家意志與個人意志相結合的過程。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分離，必然要求法律從權力本位走向權利本位。保障權利、制約權力、使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和諧共處是法治思想和契約文化的共同追求，國家不再根據人的身份而是依據人的行為統一立法和公正執法，只有在契約面前人人平等才可能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時，契約也需要法治的支撐，公民社會對契約的法律保護是全方位的，它集中體現在兩方面：其一，對契約法律效力的確認和保障；其二，對締結契約活動的制約和規范，當事人自由意志的表達不能有悖于社會公理和社會道義，不能有悖于契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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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E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性系統。但是，這種生產性系統越來越不局限于制造類企業或物質生產部門，還涉及服務性的運作系統，也就是說IE從研究工廠活動逐步擴展為一般性的運營組織活動，進而有可能擴展、研究更廣泛的人文社會活動。例如，人機工程在工業設計中的拓展中，其研究對象出現新的內涵，認為人機工程學是研究人在設計、制造和使用人造物過程中所發生的全部人機關系[7]；此外，針對人機工程的教育問題出現了“人機工程教育學（Educationalergonomics）”的理論，針對人機工程學方法和原則如何有效應用于實際的課題，則產生了“參與式人機工程學”（ParticipatoryErgonomics）的理論與方法[8]。

2.IE的目標是提高運作效率。盡管現代生產運營系統越來越強調對市場應變能力（效力）的研究，但提高效率仍然是經濟活動基礎性的永恒主題，IE正是在關注不同的效力問題的基礎上研究相應的效率提高課題，從而形成諸多的發展主題和方向，并得到持續地發展動力。對于人文社會系統及其實踐過程，社會性活動效率的持續改進和效力的設計以及適時跨越也是其關鍵議題，效力問題將更被關注。

3.IE的本質是持續改進，強調不斷挖掘潛力、堅信“最好”的工作方法和關注最大整體效益。永不滿足的精神在更廣泛社會活動的推廣，將有利于有益人文活動的保持和改善以及效力系統深入的、持續的創新。

4.IE提供了一套規范性很強的專用圖表工具，能夠幫助工業工程師記錄和分析要研究的事實提供了標準的表達形式和語言基礎，這是IE得以廣泛應用的重要原因。在社會行動領域有必要構建類似的、但適應自身特點的圖表表達和模型工具，除了對社會問題的描述和分析之外，更應該成為對龐雜社會科學知識進行調用的創新機制。

二、工業工程傳統在社會領域的拓展

工業工程關注的主要是生產性活動，這些活動是涉及人的社會性活動的特例，并具有某些類似的特點，但相對于單純的生產性系統，社會人文活動呈現更為復雜的特點。基于以上的分析，工業工程的研究和應用傳統有可能進行社會科學領域的拓展，在借鑒其某些研究的框架的同時，還具有自身的特點。對人類社會人文活動或者稱為社會交際行動的應用性研究，類似地會涉及人-技術-環境的分析框架，見圖2。當然，研究的目標、重點以及涉及的領域知識、工具方法的發展等，具有很大的區別。圖2影響社會活動效果的因素首先，相對于生產性運作活動的研究，一般社會往活動的研究除了關注活動的效率，更強調社會交際活動的效用/效力，所以，需要將社會性活動研究的目標定義為社會活動的有效性，包含活動效率和效力優化的雙重目標。在積極引入工業工程的圖表表達和模型工具的基礎上，發展對活動效用的描述、測量和分析的工具，會成為研究的重要方向。

對行動效用的關注，使得社會交際活動的研究更傾向于問題驅動型的分析思維，即首先分析面對什么樣的問題，然后在已有的知識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區別于IE工具單純的對所需解決問題的描述和分析，社會人文活動的研究工具更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工具，既是問題分析工具，還是有關問題解決的知識庫，包括對各類專門知識的積累、總結和簡化，以及還是一個知識的搜索和確認機制。文獻[9]就嘗試將人因工程學的專門知識納入到TRIZ（發明問題解決理論）的沖突問題解決機制中，提高了人因工程學的運用性，有關研究具有很強的拓展價值。發展這樣的問題分析和解決工具對于解決持續涌現的、紛繁復雜的社會人文和交際問題具有啟發性，并有利于運用龐雜的社會科學知識。借鑒創新方法的理論，利用這樣的工具解決社會性問題的過程可以概括為見圖3。此外，在社會性活動的研究中，技術因素具有更廣泛的涵義，或者可以稱之為器物因素。這類因素不僅指一般意義上的工程技術因素，還包括社會性技術因素，例如，經濟機制、政治平衡機制、文化傳遞機制、沖突博弈機制、系統涌現機制等等。并且器物因素的分析具有相對的意義，也就是說某一因素屬于器物因素還是屬于人（參與者）或者環境因素的分析，需要視具體的情況而定。如果有關分析只局限于參與者行為分析的范圍，則屬于人的因素；如果涉及到交際促進機制的研究，則需要歸于器物的因素；如果牽扯到有關環境和氛圍的分析，則屬于環境因素的分析。這樣，在社會交際環境/氛圍的研究中，既包括硬性的環境、機器和工作研究，更包括軟性的社會機制、氛圍的研究。而且，社會性活動效果的研究所涉及的有關知識，既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知識，更涉及到各門類社會科學專門知識的運用，特別是在社會交往機制的設置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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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個專業的社會工作社團肯定還有很多的優勢,比如,在人事利用,籌集資金,發起救助活動等方面有其得天獨厚的方面。

    (二)

    進行有針對性,廣泛的社會宣傳

    (1)針對性宣傳——即“骨干論”

    社會工作服務社會肯定要取與社會當時中國貧富差距現象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一部分人群經濟能力較強,而另一部分人的情況則不容樂觀。針對性宣傳的目的即針對富裕人群,使他們樂意捐出或捐助一部分物品或錢財,用以援助貧困人群,以達到盡量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中國社會工作目前缺少對這部分人的宣傳,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要用宣傳力量使私人捐助在扶貧基金中的比例增多,力求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而富裕階層的捐助對普通階層的偶發性,微量性,無論是捐助的穩定程度和捐助的數量上都有很大的優勢,但目前對這部分宣傳群體的宣傳力度不夠,需要加大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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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越來越激烈，工會在企業的發展中至關重要。雖然一些企業在管理制度上有所完善，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需要改進，在經濟突飛猛進的新時期，企業必須加強工會的管理制度，發揮其最大的作用，獲取良好的經濟效益。

二、企業工會的特點

企業工會在東西方企業中的特點和作用是不同的，西方國家企業工會管理的特點及作用：在西方國家，勞動者是完全處于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隨時都在尋求著工作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經濟增長越快越有利于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企業工會的作用主要是代表了勞動者的利益。我國企業工會管理的特點及作用：我國企業工會的作用由我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它與西方國家企業工會的不同。我國工會法中明確規定：工會是職工資源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發揮著國家主人翁的作用，可以通過各種途徑與形式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等。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企業工會為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其職能已經發生了轉變。工會作為職工利益代表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加強、工會在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調節作用更加明顯、工會將維護職工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權益并重、將更多地依靠法律而不是行政的力量來開展企業工會工作

三、工會的基本職責

1、工會組織應不負重托，不辱使命，充分發揮廣泛聯系職工群眾的優勢，融入職工群眾之中，了解職工的所思所慮，關心職工的喜怒哀樂，設身處地為職工著想，努力為職工說話辦事。關心職工的工作生活，是黨對工會工作的一貫要求，是企業發展對工會的客觀要求，更是職工群眾對工會的迫切要求。

2、工會的職能與職工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工會要更好地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就必須加強工會干部隊伍建設，加強工會組織建設。工會干部只有加強學習，依法維護職工利益，才能把工會真正辦成“職工之家”，使職工真心實意地為企業服務。

四、當前我國企業工會管理存在的問題分析

1、企業勞動關系協調難度加大

我國企業機構在近年來的改革逐漸深化，大部分企業的人事制度和勞動分配制度都有了較大的變化，這些改革和變化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企業內部員工勞動關系的復雜化。根據相關調查顯示，我國近幾年出現的企業勞動糾紛和爭議急劇增加，其勞資關系也逐漸的呈現出由個人勞動糾紛向集體勞動糾紛方向轉變的特征。這主要是因為我國企業為了自身發展在改制的過程當中，沒有協調好各方面利益而導致的勞務糾紛，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糾紛爭議事件也呈逐漸增加的態勢。而且我國當前很多企業經常由于買斷工齡、解除勞務合同、裁員等措施導致了很多勞資糾紛事件，而企業工會在作為重要的協調部門由于這種復雜的勞動關系無法開展具體的協調工作。

2、收入分配不均，維權難度加大

自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以來，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同時市場競爭也日益激烈。當前我國很多企業為了提高自身實力和競爭力，不斷加大對科技人才的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吸收入培養，在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上也過多的向高級管理人員和科技人才傾斜，但是企業中大部分的一、二線員工仍然處于較低的收入水平，企業內工資分配兩級分化程度不斷加深。由于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很多企業員工產生不滿情緒，進而逐漸加大了分配收入差距過大等引發的一系列矛盾。但是工會作為協調部門并沒能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協調溝通上，尤其是隨著協調難度的不斷增加，無法切實保障企業員工利益，甚至只能做到這一問題的了解和參與層面上，無法開展具體的協調管理工作。

3、新形勢下傳統管理方式不適應企業發展

我國企業改革繼續深化和市場競爭愈發激烈的今天，高速的經濟發展和激烈的市場競爭給企業工會的管理工作構成了巨大的壓力，同時也為其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工作要求。因為我國當前企業工會的管理水平和理論比較落后，需要進行大量的優化創新才能適應時展。其次，工會的管理方式已經無法同當前企業的發展情況相適應，無法貼近企業和員工的實際需求，在工作中甚至一度處于被動的狀態。另外，工會在具體的管理工作當中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廣闊，但是往往浮于形式，無法取得良好的成效，甚至為企業增添負擔。

五、工會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在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不能單靠理論上的說教，應該通過靈活多樣、群眾樂于接受的形式，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工會作為群眾組織來發動、組織廣大職工參與企業文化建設，不僅能發揮黨委或行政領導難以置換的效能，而且工會開展的工作或活動，其本身就能夠有力推動優秀而又強勁的企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1、工會具有健全的組織體系。

從企業、部門直到班組，按照法律規定都建立有工會組織，并且根據企業組織結構的調整隨時調整工會組織，各級工會組織都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活動制度，經常組織職工開展各種活動，與職工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有利于動員和組織職工投入到企業文化建設中去。

2、工會擁有眾多的活動陣地。

企業文化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需要扎扎實實的工作，看得見摸得著的活動，無論是宣傳發動、教育引導，還是活動熏陶，都需要具備一定的場所和必要的設施，工會則擁有各種完善的文體活動設施。工會的這些設施，為動員引導職工投入企業文化建設，為職工開展健康有益的活動，為塑造健康文明"時代感強的企業文化氛圍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3、工會擁有多種活動載體。

建設企業文化需要各種載體，工會可以發動職工參加各種協會和興趣小組，如讀書小組、主題演講比賽、文藝會演、各種演唱會、體育運動會、攝影、書法展覽、知識競賽、崗位練功、業務技能比賽等職工喜聞樂見的載體，充分運用好這些載體，開展符合企業實際，貼近職工的寓教于樂的活動，對弘揚正氣，培育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幫助職工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和職業風尚，不斷提高職工的思想道德和業務技術水平、科學文化素質，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職工隊伍具有重要作用。

總之，企業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將有其新的內涵，需要去發展，去充實。它不是永恒不變的，它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它將隨社會的環境的變化賦予新的使命，需要長遠的計劃來實施，這就要求工會工作者要站在企業發展的最前沿，緊跟時代的步伐，充分認識到企業文化建設工作工作的充當的主要地位，努力以科學規范的管理，建設健康向上的企業文化，使我們的企業在全球經濟化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實現企業的效益最大化。

結束語：通過對工會工作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分析，進一步明確了工會在企業發展應用中的方向。因此，在企業的后續發展中，要不斷提高工會工作管理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加強完善工會制度在企業發展中的應用，確保企業的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魏蘭英，孫景山 工會在構建和諧企業中的作用 中國工運 2006年

[2]許峰 工會如何在企業文化中發揮作用 成功教育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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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民工在實現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

(一)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較低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2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2012年末全國參加工傷保險人數為1901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314萬人。其中，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717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352萬人。全年認定(視同)工傷117．4萬人，比上年減少2．8萬人;全年評定傷殘等級人數為51．3萬人，比上年增加0．3萬人。全年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人數為191萬人，比上年增加28萬人。而對于2012年我國農民工達2．6億的總量來說，雇主或用人單位為農民工繳納工傷保險的比例僅為24%，可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參保率雖然逐漸上升，但總體水平仍然不高。

(二)農民工工傷保險的申報率較低

雖然法律賦予了農民工享有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即使用人單位也為農民工購買了工傷保險，但并不意味著農民工的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就得到了實現。事實上，即使用人單位為農民工購買了工傷保險，而在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之后也未能很好地實現其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用人單位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等方面的考慮并未向勞動保障部門申報，使得農民工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的實現成了空談。

(三)農民工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順利實現的制度障礙

農民工在實現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的道路上還遇到了一系列制度障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法律體系上存在尷尬之處。在法律層面上雖然賦予了農民工享有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發現《工傷保險條例》的保障范圍并未涵蓋所有農民工，工傷保險的覆蓋面并不與《勞動合同法》完全相同，這會導致出現某些職工屬于勞動者卻不能參加工傷保險的不合理結果。二是工傷認定困難。農民工要獲得工傷保險待遇，首先要申請工傷認定，而工傷認定的前提是勞資雙方存在勞動關系。由于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以及用人單位刻意回避雙方勞動關系，使得勞資雙方勞動合同的簽訂比率較低。如果勞資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而農民工又無法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用人單位就會推脫責任，使得勞資雙方進入勞動仲裁程序，并且在此過程中，用人單位極有可能阻礙農民工提供能夠證明雙方勞動關系的有效證據，使得農民工順利獲取工傷保險待遇陷入僵局。三是農民工工傷保險爭議處理程序過于繁瑣。農民工在經歷工傷認定之后還得經歷繁瑣的勞動能力鑒定和工傷待遇索賠程序。所有程序走一遍，普通時間大概在3年9個月左右，最長時間可達6年7個月左右，甚至更長。由于工傷保險爭議處理程序過于繁瑣，農民工必然會耗費過多精力以及時間成本，使得農民工在工傷待遇索賠過程中戛然而止。

三、農民工在實現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過程中遇到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意識上的偏差

1．農民工缺乏維權意識

一方面，農民工本身文化素質偏低，對工傷保險政策的認知途徑相對單一以及安全意識不高，未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極為普遍。另一方面，農民工維權意識缺乏，首先關心的不是自己是否擁有工傷保險而是在發生工傷事故后通常選擇私了的方式直接找老板理賠。如果農民工因工傷保險而減少了工作機會，那么他們會視工傷保險為累贅，進而主動放棄相關權益。另外，繁瑣的維權程序和沉重的維權代價都會迫使農民工選擇私了、和解以犧牲自己的合法權益來換取盡早拿到少額的賠償，甚至直接放棄權利或選擇一種極端卻主觀上認為更有效的維權方式，如聚眾鬧事等。

2．雇主存在主觀意識上的偏差

用人單位作為經濟“理性人”，在主觀上不愿為農民工購買工傷保險或者不愿向勞動保障部門申報工傷事故。很多用人單位單純追求經濟利益，通過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或只簽訂口頭合同等方式逃保漏保，以降低企業成本。另外，企業在主觀上對參保欠缺積極性以及抱有逃保漏保的投機心理，部分企業甚至采取不署名投保方式，為部分人投保，若發生工傷事故再進行署名，利用制度的空子以此降低成本，而忽略了對農民工工傷保險合法權益的保障。

(二)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設計上存在不合理之處

一方面，農民工工傷保險在制度設計上無法適應農民工季節性強，流動性大、工作不穩定，經濟收入低，文化素質不高等特點。另一方面，工傷認定困難，工傷賠償程序設計過于復雜、時間過于漫長，工傷賠償待遇的計算標準與支付方式都與農民工居住地不固定和月收入不穩定的狀況不適用。農民工大都希望在發生工傷事故后能按規定及時得到經濟補償，但是由于農民工工傷保險的爭議處理程序過于繁瑣，一次性支付往往成為“空頭支票”。

(三)法律監管不到位

1．立法層次不高

從現行工傷保險法律體系可看出，雖然《社會保險法》于2010年10月28日得到了通過并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但其對于農民工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的保障范圍及保障力度卻明顯不夠。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總體立法層次不高，主要包括:《工傷保險條例》、《關于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勞社部發［2004］18號)等，主要構成多是行政法規，在法律效力上遠遠不及普通法律，缺乏對企業的約束力與保障農民工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的權威。

2．對違法企業的處罰力度不夠

我國的工傷保險屬于強制性保險，用人單位必須為其職工繳費，但法律對于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用人單位處罰力度不夠，反而助長了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工傷保險條例(修訂)》第62條規定:“用人單位依照本條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而未參加的，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責令限期參加，補繳應當繳納的工傷保險費，并自欠繳之日起，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逾期仍不繳納的，處欠繳數額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依照本條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用人單位職工發生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對用人單位的處罰方式無非是責令限期改正與強制征繳，而這些處罰方式都僅囿于用人單位履行自身義務而對相關責任人處1萬元以下罰款的處罰措施，對用人單位而言更是無關痛癢。

(四)政府執行缺乏力度

1．宣傳上的不到位

政府部門缺乏宣傳，使得農民工認知工傷保險政策的途徑比較單一與自我保護意識不高。絕大多數農民工對《工傷保險條例》等其他工傷保險政策的認知情況都缺乏了解，甚至有不少農民工未聽說過工傷保險相關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缺乏對企業看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正確引導:一是未能讓企業認識到為農民工參保是自身應履行的法律義務;二是為農民工參保能夠提高其積極性與工作熱情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三是忽略了農民工在城市化建設中的巨大貢獻，企業應保障他們的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

2．監管機制上的不健全

造成政府相關部門監管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勞動部門監管的力量有限，專業化機構及人才隊伍缺乏且不穩定，處理工傷事故效率低，導致企業逃保漏保現象普遍，監管質量難以保證。二是在客觀現實上，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高、農民工數量龐大、監管任務十分繁重，這些都對勞動部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導致農民工的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未能很好得到實現。三是涉及到與其他政府相關部門的協調與合作，從而加大了勞動部門對用人單位的違法處罰的難度。3．監管執法上的缺位。法無禁止即可行，即使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假設沒有勞動執法部門對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加以懲罰與規范，農民工的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的實現就成了“紙上談兵”。由于政府相關部門對違規企業的處罰力度不夠，導致企業的違法成本過低，屢犯不改，即使是在農民工權益受到損害后，政府也未能主動向農民工提供必要的援助，易將農民工排斥在工傷保險體制之外。

四、保障農民工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實現的策略

(一)轉變意識觀念

1．農民工應提高自身素質，轉變就業及維權觀念

為減少工傷事故的發生，促進自身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得到實現，農民工不僅要提高自身素質，嚴格遵守安全作業章程，還必須轉變觀念。首先，農民應轉變就業觀念，不應將自身合法的工傷保險權利視為尋求工作機會的阻礙門檻，應該認識并珍惜自身的合法權益而非主動將其放棄，這只會助長企業逃保漏保的投機心理。其次，農民工應該轉變維權觀念，提高法律意識，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在工傷事故發生后應該合理運用法律武器進行維權，而不是選擇與企業私了或者一些極端方式。

2．企業應注重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首先，企業應加強安全作業的崗位培訓，提高勞動者的安全作業能力，重視工傷事故的預防，建立一套完善的工傷事故預防及處理機制。其次，充分發揮企業工會的力量，提高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感，樹立“人本意識”，認識到為農民工參保是自身應履行的法律義務，應充分保障農民工的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以實現勞資雙方的共贏。再次，應認識到為農民工參保能夠提高其積極性與工作熱情有利于企業的持續發展。

(二)完善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設計

首先，簡化繁瑣的工傷認定程序，建立工傷保險案件數據庫，對于近似案例總結出一定模式并進行模式化處理，設置專業機構處理相關的勞動爭議案件，達到專業分工、高效運行的效果。其次，調整工傷保險差別費率與浮動費率機制。農民工所從事的煤礦、建筑等高危行業通常是以農民工的工資標準為繳費基數的，但費率設置等級單一。針對不同的行業應實行差別費率機制，根據行業安全狀況及工傷保險費用的支出狀況作出適當的費率調整。其次，設計符合農民工特點的工傷保險機制，將農民工隊伍進行分類，可分為城市化的農民工，流動性的農民工，季節性的農民工三大類，根據其特點制定相應的工傷保險規定。最后，建立預防—補償—康復三位一體的機制。對于工傷事故多發的高危行業，應注重預防工傷事故的發生，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提高防范與應對事故的意識和能力。在工傷康復方面，可建立專門的康復醫療機構，提供完善、專業的康復治療，加大對康復資源的投入，注重對農民工心理創傷的康復治療。在工傷費用的支付方面可實行“先行賠付”的舉措。

(三)政府加大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力度

首先，應加大宣傳力度，廣泛宣傳工傷保險相關法律法規，以提高農民工的法律意識以及對工傷保險的認知，進而提高農民工的參保率。其次，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調整工傷保險條例的不合理之處。再次，加強對企業的監管，強化政府的監管職能，在執法上勞動執法部門要重視保障農民工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的相關法律的實施，建立專門機構培訓專業監管隊伍。對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企業要采取嚴厲措施，加大處罰力度，加大其違法成本，以保證農民工的工傷保險社會保障權能夠得到全面實現。最后，可以建立專門的農民工工傷保險基金，基金由用人單位繳納的工傷保險費、對違法企業的罰款、基金利息以及被依法納入工傷保險基金的其他資金構成。農民工工傷保險基金全部由企業繳納;對高風險的企業、行業多征收，反之少征收;工傷保險基金的使用應該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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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農民工子女是指非本市籍而在本市務工的農民工的孩子，他們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發達地區出現的新群體，由于生活、學習和文化等環境的巨大變化．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和城市規則格格不入，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沖突，造成各方面的不適應。養成教育的目的是將一個自然人訓練、教育、培養成為符合社會要求的社會成員．通過與別人的接觸和互動．學習并內化社會規范，而成為個人人格的一部分，最終實現個體社會化。社會化是人類社會文明不斷傳遞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最終目標是培養掌握了社會群體行為方式、并將社會文化內在化了的“社會人”，這一目標使農民工子女的養成教育面臨更大的挑戰。

一、城市農民工子女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偏差行為

對“偏差行為”這一概念的界定是非常困難的，從社會學意義上說，主要是指那些超出常規，偏離或違背社會道德、紀律規范和法律規范的行為]。主要表現為三類：(1)違紀行為，即違反特定場合的特定管理規范的行為。如不遵守學校紀律，上課說話，小動作多，不按時交作業，考試作弊，頂撞老師，曠課，逃學，欺負低年級同學等。(2)違德行為，即不遵守社會公德。如公共場所不懂禮貌，不講文明，說話帶臟字；不愛護公物．亂貼亂畫，隨地吐痰，亂扔紙屑和廢棄物，騎車出入校門口不下車，坐公交車逃票，不給老弱病殘讓位，拾遺不報等。(3)異常行為，即由于個體自身某些特殊的精神問題或心理因素及其變化引起的違反社會規范的的行為，這種偏差行為更多的只是因為自己行為的不正常而在客觀上造成對他人的損害。如身著奇裝異服，言行怪異，離家出走，早戀．吸煙，賭博，甚至吸毒，酗酒，自殺等。這些偏差行為大多是由輕微向嚴重型發展．如不即時采取有效的矯正措施，最終使城市農民工子女更難以被城市人群所接受。

二、城市農民工子女在養成教育方面的影響因素

社會化的環境分為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前者是指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它決定著社會化的文化目標與內容。后者是直接對個人社會化起作用的環境．即受化者生活于其中的具體的環境．包括家庭、學校、社會等…。

(一)家庭因素

家庭是人們接受社會化的最基本的文化環境和最早的單位，幾乎任何人都出生于某個家庭，家庭在客觀上成為人生受教育的第一個課堂，父母作為子女的第一個老師，其自身的諸多素質會對子女產生重要的影響”。

一是家長個人修養差。如不講衛生，言行粗魯，與人相處不講究方式，夫妻雙方經常吵架打架，有時甚至跟學校老師鬧矛盾，騎車出入單位大門不下車，和門衛起爭執，上公交車不買票或不給兒童買票，到超市白吃東西或順手牽羊，賭博等。他們這些有心無心的錯誤，不僅有損自身的形象，而且成了子女模仿的消極對象．嚴重影響了子女的身心健康。

二是家長工作繁重，無暇顧及。農民工多從事高強度、低收入的職業，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根本無暇顧及子女，更不必說對孩子的心理輔導了。很多家長甚至無力照顧好孩子的三餐聞題。把錢給孩子讓他們自己解決，至于孩子拿錢做了什么，家長就不聞不問了。有的孩子住地離學校較遠，早出晚歸，孩子學習如何，做了什么，家長根本就不知道，也沒有精力過問。

三是家長對養成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清，或因自身文化素質偏低心有余而力不足。據調查，大部分農民工高中以下學歷，85％以上的家長最看重的是分數，而對其它教育根本不重視。更有一些家長從自身的處境出發有“讀書無望”的錯誤認識，認為“學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至于養成教育，更是根本沒考慮過由于家長文化水平不高．在家庭教育中對孩子缺乏耐心的說服教育。動輒訓斥或打罵．這些不當的教育方式根本不能深入心靈．只是表面的管教，對孩子來說這種家庭教育幾近空白。

四是家長經濟條件限制。農民工的家庭經濟條件較差，據國家統計局《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調查報告》顯示：一半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8oo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l9．67％．月收入在500元一800元的占33．66％，只有一成的農民工的月收人超過了1500元。而子女的學費。

借讀費等超過一個農民工年收入的64％，這對于一個農民工家庭來說確實是一項龐大的支出。農民工在沒有特別謀生技能的情況下。拖家帶口進城工作．能在城市中生存下來很不容易。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為減少支出，選擇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農民房中，居室狹小，條件惡劣，狹窄的空間無法使農民工子女養甫皂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更無法給他們提供追求更多知的機會．如購買課外讀物，參加文化活動等。

(二)學校因素

社會需要系統地對新成員進行訓練．而學校的產生是人類社會化手段一個質的飛躍，它使人類的教化活動進入了一個有組織、有計劃、在社會嚴密控制下快速進行的階段，它是社會化的專門職能單位…。由于經濟困難，大多數的農民工子女在專門開設的簡易學校，這些學校收費相對低廉，但是其軟件設施與公辦學校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和弊端．例如：硬件設施不達標．安全問題難以保障．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質量難以保證，學籍管理難以統一，教學管理不規范等。即使在公辦學校就讀，由于農民工子女的學習基礎差，學習環境差，會影響整個班級和學校的教學質量和業績考核．這樣就使得很多學校和教師不愿意接納農民工子女，勉強接納后也會不時流露出厭煩在公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的待遇不同，在教育權利是不平等的。公辦學校的同輩群體，即城市同齡人對其排斥，歧視也隨處可見的。或對其謾罵、羞辱、孤立，或對其疏遠、冷淡、嘲笑等。農民工子女面對教師的不公平對待、同齡人的排斥和學習上的困境，其心里支撐力相當薄弱。

(三)自身因素

一是舊有的生活習慣使然，目前，我國農村和城市在各方面差別都很大．農民工子女大部分來自生活條件惡劣的貧困家庭，他們無論是從農村轉來還是出生在城市的，總是沿襲著父母舊有的生活習慣，如個人衛生臟亂差等。農村生活條件差，不可能時時洗臉洗手，更不可能天天洗澡，沒有那么多衣服，就談不上經常換洗衣服，他們把這些生活習慣帶到了城市并習以為常．即使到城市后生活狀況有所改善，節約的習慣仍然使家長舍不得為孩子在個人衛生和整潔上投入更多的資金。

二是自卑感與抵觸情緒，大多數農民工子女都或多或少面臨這樣的問題：由于父輩在城里社會地位較低，一些城市居民輕視農民工．甚至是農民工子女也會遭到歧視：再者因為農民工子女從小就缺少系統正規的學前、學校教育，在接受知識方面大多數不如城里孩子．在個人藝術特長方面，總體程度較低，相比之下，無法展示自己的優秀面。容易產生自卑感；還有生活條件的差異．使農民工子女在穿著打扮、平時吃喝、學習用具等方面均不如城里孩子，有些情況下還會因此遭到城里孩子的嘲笑。這些都會在他們幼小的心靈投下陰影，使他們在與城市孩子的交往中產生失落、自卑感，最終使他們產生白暴自棄或是逆反的心理。自暴自棄者認為自己處處不如人，索性就這樣了，不再進取；逆反者則產生抵觸情緒，處處和教師、學校、社會對著干，會成為問題少年和社會不安定因素。以上種種情況說明，幫助農民工子女實現社會化，其養成教育的實施相對更困難一些。

三、對農民工子女實施養成教育的社會途徑

根據生態系統理論，在人與環境的互動框架下，影響青少年的發展系統分為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外層系統和宏觀系統四層系統中有一個出現問題，都會不同程度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一)優化微觀系統是基礎

微觀系統是與農民工子女有直接關系的環境，主要是家庭環境。家庭是育人的起點，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助于兒童從小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道德規范．這要求家長們要做好以下幾點：一是要言傳身教，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父母的良好品質不需過多的說教，便可潛移默化在孩子身上；但是如果家長作風不正，精神上的污點也容易“傳染”給孩子。所以家長應該率先力行，做好孩子的表率。二是家長要關注孩子，教育孩子。教育好孩子是父母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孩子的成長，家庭教育起重要作用。家長要用足夠多的時間過問孩子的生活學習，轉變和摒棄錯誤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方式，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三是要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做好家校銜接。教育兒童是全社會的事，教育部門特別是學校有義務幫助農民工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如開辦家長學校．開設符合實際的授課內容，利用家長會開展專題系列講座，邀請家長參與學校豐富多彩的教育教學活動。建立家校聯系本，主動與家長電話聯系等。

(二)創造良好中間系統和外圍系統是主陣地

中間系統直接參與的各組織之間的聯系。外圍系統是不直接影響對象的環境和單位。對農民工子女來說主要是指學校，學校是對全體青少年進行養成教育的主陣地，也是縮小城鄉文化差異的主要機構，學校在對農民工子女進行養成教育時，要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要加強宣傳教育．消除歧視心理和歧視行為。學校和老師應本著積極地角度影響市民看待農民工子女．尊重他們的合法地位和權利，通過教育端正城市居民的認識，培育城市和農民工的親和感，認同感，提供農民工與城市社會交流互動交流的機會，逐步化解農民工與市民間的誤解與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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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75-01

群眾文化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一種精神環境和文化氛圍，人民群眾是社會生產的主體，一個文化氛圍的形成是社會生產過程中逐步體現和自發形成的，但并不意味著其是不可引領和不可把握的。正確把握引領文化潮流，逐步適應群眾文化步伐并且加以推動、正確引導，使其貼近群眾文化生活，又符合當今時展潮流，是目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當務之急。

一、群眾文化的社會功能

群眾文化既有整體性，又有個別性。從平常群眾百姓的文化消費、文化娛樂，再到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內容，既有個別又有差異，但能從中發現群眾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共通性。馬林諾夫斯基認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以及一套風俗――人體或心靈的習慣，他們都是直接或間接的滿足人類需要。”不管是平日里的休閑游戲還是交流習慣甚至包括在聚餐吃飯習慣、付款習慣，都是包括在大的社會文化方面的體現。

（一）交際和聯絡功能

群眾文化有著獨特的交流溝通方式，每個時代都有不同，比如“你吃了嗎”，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句招呼用語也可能變成“你今天網購了嗎”，文化的影響是無孔不入的。不知不覺間交流聯絡方式也發生著變化，從原始的呼喊聯絡，飛鴿傳書，狼煙預警到書信暢通，電報傳音，呼機電話聯絡，發展為QQ、微信盛行，文化的表達方式和書信格式方法不知不覺影響了廣大群眾的交流溝通方式。這種影響是自下而上且潛移默化的，而且具有年齡性，表現為城市大媽們經常相約跳廣場舞，而年輕人總是相約酒吧夜店打發消磨時間等，所以群眾文化不知不覺間影響到了大部分人的交際和聯絡習慣。

（二）精神文化滿足功能

物質和精神二者不可或缺，溫飽對于當下已經不是遙不可及的問題，那么如何提高個人的自身修養，如何修身養性，如何從群眾最基礎最容易觸碰的環節得到精神撫慰，從而以更飽滿的精神狀態投入到生活工作中，就是群眾文化實現文化精神層面的重要作用了。一個人的自我感覺是否滿足能夠在無形之中提高個人的精神涵養，從而直接獲得自我滿足感，同時獲得周圍同事家人的認同，這種自信心對于個人至關重要，而滿足這一自信心的方式取決于群眾文化的認同范圍和集體態度。

（三）集體功能

人類社會是個集體社會，任何人想完全脫離集體生活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會被摒棄在社會生活之外。對于集體而言，有著特定的文化氛圍，這種集體認同感決定了個人行為如何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同，從而滿足集體的需求，體現了個人融入集體和在集體中進步，群體性的活動和生活交往的處事方式對于個人來說至關重要。各種集體活動中，群眾的參與不僅能增強個人的群眾評價和社會地位，更能以標準的文化形式讓集體活動更快更好地向前發展，因為這個活動的特殊意義在于符合當前群眾文化觀，能夠更快更好地穩步推進。

二、群眾文化的文化價值

（一）引領文化

群眾文化隨時展而發展，隨社會進步而進步，體現了最廣大人民群眾呼聲，文化的發展得益于群眾智慧的結晶，而任何逆時代潮流的文化都會淹沒在人民群眾的茫茫車輪中。社會文化無論巨細，無論粗淺，都是時代凝聚的文化精華，順應和引領這一文化向標尤為重要。

我國是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文化有著區別性和共同性，文化的大層面和大價值是一個時代和核心價值體系，主要體現在群眾文化的導向作用，正確的文化導向能夠匯聚人心，深入群眾，鞏固核心價值觀，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持。

（二）精選文化

相對于群眾文化的廣泛性，精選出來的文化具有更大意義的向導性，處于文化發展中的風口浪尖，是文化大海中的啟明星和引路燈。對于人民群眾中的精英人物和獨創文化體系能夠擴展文化事業，為文化創新進步提供新鮮血液，但同時也要注意貼近群眾呼聲。

（三）發展文化產業

有些群眾文化雖然不是社會的潮流，但是他們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如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多群眾文化都發展成為了一項產業，如吳橋的雜技等。這些文化產業的發展就把文化本身從一種價值上升到了經濟文化價值。

當今社會發展中，群眾文化作為最廣大人民群眾內心呼聲的自然代表，體現了中國特色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涵，體現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強大民族精神。新時期如何引領群眾文化潮流，成為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文化軟實力象征。

篇9

本文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與原因、必要性及現實意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對策建議。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

農民工，一個不同于而又介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群體，具有農民身份的產業工人。他們為城市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由于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固有的經濟社會制度，就使得農民工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成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一個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與其原因

（一）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人員大約有1.2億人,進城農民工約為1億,長期以來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其社會保障程度較低。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到20__年底，中國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就更低，分別只有2.9、3.1和5.6[i]。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份最新調研顯示，在“五大社會保險”中，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了工傷保險，但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左右，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此外，絕大多數農民工未參加失業保險，而生育保險農民工也基本未參加[ii]。

除社會保險外，農民工的社會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現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會救助方面，現行城鎮社會救助體系只覆蓋城鎮戶籍人口,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權益，農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許多地方政府也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出臺一些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策法規。如20__年，廣東省出臺了《廣東省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細則》和《廣東省社會工傷保險條例實施細則》，明確規定農民工應參加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20__年北京市頒布了《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農民工簽訂用工合同，并為其辦理養老保險；20__年上海市推出了《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凡符合條件的單位和個人，必須辦理綜合保險；20__年成都市下發了《成都市非城鎮從業人員綜合社會保險暫行辦法》，明確規定農民工可以享受工傷補償或意外補償、住院醫療費報銷、老年補貼等幾項綜合社會保險。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規中，有不少規定的險種不完整，這就很難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同時，由于這些法規和規章的效力層次較低，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原因

本文認為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權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總結為主客兩大因素。

從主觀方面來看，首先，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農民工的保護，同時一些政府搞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沒有從農民工的真正需要出發，而是為了完成上級政府的規定，層層向企業安排，許多地方政府把養老、失業、醫療三險“捆綁”推行，由于農民工的繳費能力較低，導致參保率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業雇主對農民工缺乏自覺保護意識，認為支付農民工社會保險基金加大了企業成本，這就導致他們對農民工參保采取消極應付的行為。最后，由于農民工自身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其社會保障意識淡薄，沒有意識到自己應有的社會保障權利的缺失。

從客觀方面來看，首先，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相關的體制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權利缺失的根本原因，農民工和市民雖然共處一個空間，但二元結構所折射的二元社區導致他們在收入、保障權利等方面存在著很大懸殊。其次，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具有規模龐大、構成復雜及流動性強的特質，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差異性較大，并且保險基金的區域統籌與農民工的跨省流動存在著沖突，于是導致農民工參保中斷、退保現象頻繁。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必要性及現實意義

在已有的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研究的文獻中，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總結起來無非是從社會整體和農民工個體兩個大方面來進行論述的，本文從以下方面進行了概括：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農民工就可能放棄土地保障，讓渡土地的使用權，農村就可以實現產業化、集約化經營，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市場經濟要求經濟活動按市場來運行，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建立一個對所有生活在城鎮中的人具有一個公平、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以提高農民工自身抗風險的能力，這樣不僅可以促進農民工的消費行為也可以加大農民工對自身投資的力度，從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需；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能夠更好地維護農民工和企業之間的勞動關系，有利于企業的成長發展和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適時有效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保持農民工的人力資源優勢，將對我國新型工業化產生積極影響。

從政治穩定和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加快城鎮化發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三農”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鄉矛盾，而農民工的形成和發展，實際上為緩解“三農”問題開辟了一條現實之路；農

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是一個弱勢群體的民生問題，是任何一個崇尚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必須正視的問題，只有解決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體現社會的公正性，體現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也是改變二元結構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結構性失衡的需要，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長期目標的必然要求，也體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2020年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就意味著要把數以億計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只有高度重視維護這些未來城市新市民的權益保障，這一戰略目標才會順利實現。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我國社會轉型的需要，體現了公平與效率，有利于促進社會的整合和穩定；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不銜接，阻礙了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進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農民工進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戰略實現的需要；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社會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和諧不僅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更是人與人的和諧、城鄉的和諧，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最后，從農民工自身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以保障農民工基本權益，減輕其心理壓力，從而提高農民工的基本生活質量和發展需求；有利于引導農民工的消費行為，使他們在滿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兼顧自己的長遠利益；同時，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也是保護農民工中婦女、兒童這種生理與社會雙重弱勢群體的需要。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這就為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條件。

首先，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二十多年，國家財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強。雖然國家還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為全部農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會保障，但是我國已經具備為農民工建立初步社會保障的經濟條件。并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在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引導，充分調動雇主、企業和農民工等社會資源，過分強調國家財力不足和過高估計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代價是一種思想上的誤區，理應將其摒棄。

其次，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治條件也是具備的，憲法賦予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且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寫入《憲法》，而農民工作為共和國的公民，理應與市民一樣享有對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把改善農民進城務工就業、創業環境，積極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進一步研究制定涉及農民工的各項政策，作為今年政府工作重點來抓。政府應該著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機制，更好地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人道主義精神

再次，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是一個影響到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農民工社會保障權利的缺失是社會分配不公的表現，而社會保障制度就是為了協調這種不良社會氛圍而確立的。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第28屆全球大會《宣言》中指出，為了減少貧困和實現社會融合，必須將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擴大到那些尚未從任何正規社會保障計劃中受益的群體，而農民工就是那些尚未從任何正規社會保障計劃中受益的群體。如今政府及社會各界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都給予了更大關注。因此，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具備了一定的社會條件。

四、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對策建議

在已有的研究文獻中，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這一問題大家討論的比較多，分歧也比較大，沒能形成相對一致的意見，更沒有能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其中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把農民工納入到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如張啟春認為通過戶籍改革將農民工變成城鎮居民，進而將其納入鎮社會保障體系或者通過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擴面將農民工直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二是建立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如李迎生認為推出相對獨立的面向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必要的，并提出了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三是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如楊立雄認為把農民工納入城鎮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和參照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兩種模式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具備可行性，可行的方案是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并在適當時機，與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統一接軌。

筆者認為在現階，由于人口老齡化、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我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也很大；城鎮社會保障資金缺口較大，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不規范；在這種情況下，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對本來就困難重重的城鎮社會保障無疑是雪上加霜。對于第二種方案——建立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這與我國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這是與農民工的特點不符的，農民工是新興的產業工人，已經不同于農民了；此外這種方案也是與我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加快城市化、現代化發展的目標相背離的。筆者認為現實可行的辦法是根據農民工的現實狀況和需求，按照多層次、多類型、靈活便捷的原則來提供社會保障，并確保這一制度能使城鄉易于接軌。最近勞動保障部課題組在調研報告中也指出，農民工應實行分層分類保障，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保障目標和政策建議，該課題組的建議在新時期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從農民工的現實狀況出發來建立分層分類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從長遠講，就是在保障農民工最低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向保險型社會保障邁進，進而進入福利型社會保障，最終建立城鄉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規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難度大，在構建過程中要有周詳的謀劃，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應該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因此本文提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對策建議如下：

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只有掃清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障礙因素，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首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取消針對農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業政策，逐步改變農民工因為一個戶口而喪失社會保障權利的現狀。其次，改革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對不同的勞動力有不同的態度，導致農民工在工資收入、工作分工、子女入學等方面存在著明顯歧視。再次，改革土地制度，為了提高農村生產力，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改革，讓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機械化生產，集中土地的可行辦法是讓土地自由流動，必要的時候可以采用“土地換保障”。

篇10

關鍵詞:和諧社會　公民文化　憲法愛國主義

    “和諧社會”的概念提出以后，從長遠來看，其政治意義遠遠超出迄今為止人們所討論的范圍。它不僅僅是“科學發展觀”、各種社會關系之間的和諧或者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也不僅僅是執政黨執政模式的變化。從更深人一步說，和諧社會及相關各種目標的實現，會導向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契約關系的重建，而這種契約關系的建立和鞏固都有賴于一個社會的公民概念以及體現公民特征的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加強，有賴于一個公民文化所體現的共識。可以說沒有公民文化，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契約便無從談起，蘊涵在契約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等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就會被暴力、零和搏弈等前現代文明的價值觀所取代，和諧社會的構建最終也會失去其制度保障。因此，和諧社會意味著一種基于公民文化的契約型國家治理制度。缺乏公民意識，也是中國在政治文化上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因此，重塑公民文化是當前構建和諧社會最緊迫的任務。

一、公民文化的身份認同觀

1.公民的涵義

公民一詞起源于古希臘羅馬時代。在古希臘、古羅馬，公民指的是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政治權利的自由民，而非公民的奴隸和外國人在法律和社會兩個層面都是受到歧視的對象。公民是一種身份，一種作為國家認可的構成成員的身份的符號。17世紀洛克、盧梭等人的天賦人權論使公民一詞走向普遍化。

    《不列顛百科全書》把公民定義為:“公民資格指個人同國家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個人應對國家保持忠誠，并因而享有受國家保護的權利。公民資格意味著伴隨有責任的自由身份。公民具有的某些權利、義務和責任是不賦予或部分賦予在該國居住的外國人的。完全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和擔任公職權，是根據公民資格獲得的。公民資格通常應負的責任有忠誠、納稅和服兵役。”

    公民是法律上的概念，強調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平等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沒有奴役，沒有特權，也沒有歧視。

    與“公民”相對應的是“國民”，與“公民”相對立的是的“子民”。“國民”表明一個人的國籍，而“公民”除了表明國籍外還有更深的內涵，說某人是某國公民，內涵此人與該國其他公民的地位相互平等，擁有相應的權利與義務。“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了，為什么要加一個“子”字呢?《禮記》中說:“子，謂所獲民臣”。按照這個說法，“子民”就是不管內心愿意與否都必須臣服的老百姓，它所襯托的是依附型人格、身份差別，所以，在封建社會，“子民”也可以用“臣民”來代替，“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子民”的真實寫照。在當前中國社會的習慣性詞語中，老百姓遠比公民有位置，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公民文化的缺失。

    2.公民身份與公民文化

    公民身份擯棄了個人身上一切人為的差別，只要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具備了公民身份就會享有基本相同的權利和承擔基本相同的責任義務，因此，一個社會公民身份的普遍實現取決于政治的公共性，取決于身份平等的文化傳統。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受到文化傳統支撐的身份不平等社會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公民身份的普遍認同就構成了一個社會的公民文化，這種以認同為基礎的公民文化是一種摒棄了等級特權的的政治文化，它要求徹底擺脫人身依附關系，建立一種無論任何人都不能違反的法律制度以及對公共權力持有的高度警惕。同時，它還是一種自由的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公民們視追求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經濟自由為天經地義，它鼓勵個性和自我，認為個人的意志、利益、愛好和享受，從最終價值上看高于家族、集體、民族和國家。

    在當代，公民文化漸漸取代傳統的血統認同和傳統認同成為了當代許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力和認同基礎而成為世界認同文化的主流，認為公民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化解種族仇殺、階級矛盾、意識形態沖突這些人類社會在上個世紀遺留下來的最終難題的惟一解決辦法。在所有的公民文化解決方案中，德國政治學家哈貝馬斯提出的“憲法愛國主義”觀念顯得十分突出。

    二、公民文化觀的現代特征—憲法愛國主義

    一個追求和諧的社會必定不會是追求以暴力或以暴力威脅的原則來平衡利益的社會，一個以“和而不同”為特征的和諧社會必定要用以理性協商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利益的沖突，所以和諧社會必須要尋求社會認同。傳統的認同價值，如血統認同、種族認同、傳統認同等由于其包含的排斥性因素而顯得不寬容，這種不寬容如果發揮到極至，暴力原則的解決方案就會接踵而至，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在當代都是層出不窮的。對此，哈貝馬斯提出的“憲法愛國主義”觀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憲法可以作為公民文化的象征發揮其整合社會的巨大作用，一個追求和諧的社會在具體操作上可以以憲法追求其認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