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歷史價值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紅樓夢歷史價值，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在美學與德國哲學的洗禮下，王國維將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對《紅樓夢》的探究中，它突破了傳統的美學觀與文學觀，接受了叔本華、康德等人的“游戲說”，王國維認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這種文學觀念突出了文學的審美特性。《紅樓夢評論》中所闡述的文學觀是一種新的思想與價值取向，它開辟了獨立的文學批評，因此，它在文學界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二 《紅樓夢評論》中的悲劇美學

王國維生活在文化融合、裂變和沖突的時代，因此，王國維將中國哲學作為基礎，將西方哲學作為輔助，將西方哲學和東方哲學融會貫通。對《紅樓夢》悲劇美學的闡釋和發現，指的是將叔本華的悲劇美學觀點轉變為自身的文藝思想，將文藝實踐和文藝理論相結合，將中國傳統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結合。《紅樓夢評論》將莊子和老子的哲學作為基礎，闡釋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釋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脫。在王國維的思想之中，傳統的倫理思想和宗教觀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著濃厚的學術功底和學術興趣，在融合了叔本華的悲劇哲學之后，將西方思想作為立足點，創作了《紅樓夢評論》。

悲劇藝術最早出現在古希臘時代，并且在當時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悲劇作家，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中的悲劇意識來源于西方的悲劇理論，并在其思想的影響下突破了傳統的文學觀與美學觀。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的第一章就明確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質，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來源欲望的滿足與否。由此可見，王國維認為，人生的本質就是悲劇的演化。作為西方的悲劇家，叔本華認為，人在意志的驅動下不斷產生欲望，這些都為《紅樓夢評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論依據。王國維認為，《紅樓夢》體現了人生的悲劇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蘊含著個體生命的悲劇。王國維在《紅樓夢》中看到了充滿深刻的悲劇思想，并站在與傳統樂天思想相背離的高度上，對該文學作品進行評價，這些都在無形中表現了王國維獨到的文學素養與審美眼光。悲劇來源于哲學，將人的本質作為最本質的問題，是人對自我意識的發掘，哲學的歸宿和出發點是人，悲劇的歸宿和出發點也是人，《紅樓夢》將人作為描寫的目的，是其悲劇理論的重要基礎和內容。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認識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讓我們得到滿足，《紅樓夢》通過優美的文筆向我們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們通過減少生活的欲望而獲得的解脫。但在實際生活的過程中，解脫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覺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觀察別人的痛苦。例如，賈寶玉的解脫就是一種悲壯和悲劇的解脫，將生活作為立足點，將悲劇的苦痛作為基礎，最終成就人世的解脫，正是《紅樓夢》這部作品偉大的原因。

叔本華的悲劇理論是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悲劇美學的主要來源，并且對《紅樓夢評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之所以為悲劇，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物，并且認為《紅樓夢》的結局就是悲劇人物在經過漫長的痛苦掙扎后最終放棄了生活的欲望，從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脫。《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就是典型的悲劇人物，他目睹了大觀園中的生命走向痛苦與絕望，并深刻感受到個體在悲劇命運中的渺小，最終他在悲劇性的人生中尋找到解脫的方式，放棄了世俗的享樂與美好。在王國維的思維意識中，只有沒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故而，他認為賈寶玉最終真正走上了解脫的道路。由此可見，在西方悲劇理論與哲學思想的影響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劇色彩的悲劇美學。但是，由于叔本華是唯心主義的代表，所以王國維的悲劇理論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應從西方哲學悲劇思想的角度客觀評價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

在叔本華的悲劇理論中，悲劇主要被劃分為三種，其中一種的悲劇是由于命運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種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還有一種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異而造成的，在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也深刻揭示了這個觀點。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中的悲劇也體現在這三點，但是，他覺得《紅樓夢》悲劇中最后一種最感人。在《紅樓夢》的故事情節中，更大的悲劇體現寶黛之間的愛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運的不同，黛玉與寶玉最終都走向了悲劇的結局，他們在痛苦的掙扎過后，終于找到了解脫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國維正是看到了別人忽視的悲劇性，以悲劇的角度對《紅樓夢》的評價做了新的詮釋。由此可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價》對中國的傳統悲劇模式來講是一種新的突破，對中國悲劇美學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王國維認為，悲劇能夠將真善美相結合，在沒有建立完善的美學歷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學理論對悲劇進行審查，在深層次上對人類進行研究。通過對悲劇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淺薄而帶來的危害，雖然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悲劇美學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極意識，但是轉變以往中國悲劇的開展模式，對中國悲劇的發展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為悲劇美學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通常使用藝術審美的方式對痛苦進行逃離和忘卻，王國維反對以文載道的思想，重視在文藝中存在著的獨立價值，具有強烈的反對封建傳統的意識。在《紅樓夢》中，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愛情悲劇，甚至于整個大家族的興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產生的，是因為人內在的問題，在通過痛苦的經歷之后得到解脫，將中國的傳統思想和西方的悲劇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劇理論的過程中，王國維從小說無功利的、人性的和藝術的角度出發，避免了外部環境對現實生活的干擾，將人作為本體進行結構和剖析，對人性進行道德評價，通過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對悲劇的固有性和深刻性進行揭示，讓讀者有振聾發聵的感受。王國維的美學和哲學觀點，正是對人生的關懷，對人生意義和人的問題的闡釋。

轉貼于

王國維的悲劇意識突破了傳統的樂觀主義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內一切始于悲者，他認為，傳統的喜劇美學沒有真正正視現實的弱點。因此，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揭示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國人不喜歡悲痛，所以，中國悲劇必須要通過喜劇的結局呈現出來，而中國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們的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說往往是呈現完美的結局。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深刻批判了傳統文學的某種狹隘、庸俗的觀念，為了真正地體現人性的真、善、美，王國維覺得有必要宣揚悲劇的存在價值，王國維從人性的角度描繪了人生本質的痛，同時深入探討了悲劇中善的倫理價值。所以，在王國維眼中，悲劇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不僅可以凈化人的靈魂，同時也呈現了人生的價值取向。因此，在王國維的思維意識中，悲劇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結合，并在關于美學的探討上有著重要價值。

三 《紅樓夢評論》的學術價值

1 表現在悲觀主義與美學思想上

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接受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與美學思想，他對人生的內涵做了新的詮釋：“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王國維認為，人們由于無法滿足欲望，必然會產生對生活的痛苦，這些雖都是暫時的，但是欲望一旦滿足后，將會產生對生的厭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無法超越，最終構成了悲劇。在王國維的眼中，文學不僅在于表面上這種生活、痛苦、欲望的結合，同時也蘊含著要從悲劇的生活中解脫出來，他認為“吾人之知識與實踐之二面，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系，即與痛苦相關系……然則，非美術何足以當之乎？”在王國維的思想意識中，對于人物的描寫都離不開痛苦與解脫的糾結，因此，要想與欲望作斗爭，就要學會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由此可見，《紅樓夢評論》的學術價值也體現在悲觀主義與美學思想的探討上。由此可見，王國維是站在美學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學理論來審視《紅樓夢》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個體生命所呈現的悲劇命運，這種新的觀念對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種突破與創新，不僅扭轉了傳統的悲劇模式，同時也對中國悲劇的探究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2 突出地表現在文學藝術的獨立與自由上

在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他的悲劇思想打破了傳統的樂觀意識，這不僅喚醒了民眾的悲劇意識，同時也促使人們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在德國美學思想的影響下，王國維的悲劇說、游戲說都沖擊了我國傳統的文學觀，并且與原有的文學觀有著明顯的區別。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中描寫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脫，如文中的賈寶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會中痛苦掙扎的影子，最終擺脫了對世俗的束縛。同時，王國維還認為《桃花扇》與《紅樓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現了世人厭世，想要尋求精神上的解脫，但他認為，《紅樓夢》中的解脫才是真正的解脫，而《桃花扇》中的解脫非真正的解脫，由此可見，王國維將《桃花扇》與《紅樓夢》進行對比，實質上就是將文學與人生、國民、歷史、政治等問題的結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學藝術的獨立與自由。在《紅樓夢》中的個體生命中，賈寶玉與林黛玉是代表獨立與自由的典型形象，處于封建社會的特殊環境中，為了追求生命的價值，他們毅然選擇了對個體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運的壓迫下，他們只好放棄了最初的追求，選擇了解脫的道路。由此可見，《紅樓夢評論》的學術價值也體現在文學藝術的獨立與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現在文學觀與美學觀的轉變上

篇2

中國飲食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紅樓夢》號稱“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其中自然少不了飲食文化的相關描寫。研究《紅樓夢》中的飲食文化，對考究明清時期飲食文化現象與發展現代飲食文化內涵有重要意義。

1《紅樓夢》中的飲食

由于《紅樓夢》的主要活動背景是世家大族賈府，自然免不了飲食的講究與排場。其中出現了許多種目繁多、或真或幻的飲食，展現了清初社會的飲食習慣與文化風向。

1.1種目繁多的飲食

在《紅樓夢》中出現了許多飲食種類，大至宴會酒席，小至甜點果品，作者都有或詳細，或簡略的描寫。把這些飲食種類進行分類，大致可以分為菜肴、面食、奶制品、野味、粥飯、生烤、點心、蔬果、酒茶和補品。這些種目繁多的飲食組成了《紅樓夢》的重要部分，其中如臘八粥、花樣小面果子、糟鵝掌、鱘鰉魚、合歡湯、紹興酒、朱橘和燕窩湯等，都充分代表了那個時代流行的飲食，是我國飲食文化的典型代表。

1.2或真或幻的飲食

按照飲食的種類可以將《紅樓夢》中的飲食分為諸多種類，但這些飲食并非全都真實可考，有些甚至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從這方面，可以將其中的飲食分為現實存在的飲食、不可考的飲食與虛幻構想的美食三大類[1]。其中現實存在的飲食就是能在現代社會或者歷史記載中找到或有跡可循的飲食，如姜湯、香芋、火腿燉肘子等，是那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反映。不可考的飲食則是指現代社會不存在，歷史典籍中也找不到相關記載的飲食，如《紅樓夢》書中的“茄眷”，雖然在現實社會中不存在，也找不到相關記載，但書中對其做法有詳細記錄，這可能是被歷史湮沒的飲食。虛幻構想的美食則是不可能出現的美食，如“萬艷同杯”，其制作原料包含“麟髓鳳乳”，這顯然是作者虛構的，并取“萬艷同悲”之意，實則是表達對那個時代女性的“悲”。

2《紅樓夢》中的飲食文化思想

2.1禮孝思想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飲食文化不僅僅是對美食的追求與講究，其代表的更是傳統禮孝思想，這種禮孝思想是我國現代飲食文化的核心思想。飲食文化的禮孝思想，就是通過飲食傳遞禮和孝的中國傳統價值觀。數千年來，中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飲食文化，在這套飲食文化中，飲食本身并非重點所在，其重點在于禮和孝的表達。所謂禮，是在飲食宴席上以禮待人，如以茶待客，主居上座、客居對座，邀客先食等，這實際上是中國傳統禮儀文化在飲食方面的縮影。至于孝，則是長輩居上，長輩先食，長居主席、幼居次席等，更可以由父子關系演變為君臣關系間的忠。《紅樓夢》中賈府的日常飲食及大型宴會都很詳盡地表現了這種禮孝思想，如榮國府舉辦生日宴席，寧國府的賈寶玉參加宴會則是屬于客人[2]。

2.2美學思想

無論古今中外，其飲食文化中必然會包含對美的追求，都會獨具自身文化特色的美學思想，經常說的“美食”一詞就很生動地反映了這一現象。中國美食講究色、香、味俱全，但《紅樓夢》對飲食的美學追求遠超于此，除了色、香、味之外，其飲食還著重質、形、器、序方面的盡善盡美。所謂質，是指飲食的食材必須要注重質量，優質的食材是優質美食的基礎。形則是指飲食的外形，誘人的外形與飲食的色一樣吸引人。器就是在注重飲食本身的同時，對盛裝飲食的器具也要有要求。另外序指的是上菜順序，即先上什么菜、后上什么點心都是有講究的，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人的食欲，使人吃得開心。

2.3養生思想

養生是我國非常古老的思想，最早的記載當屬《史記》中的彭祖，相傳其活了八百余歲，是世上最懂養生之道的人。當然，《紅樓夢》沒有這種玄之又玄的記載，但其中飲食文化傳遞的養生思想也是很濃厚的。首先是關于中醫的描寫，中醫向來是以養生為主，多以食療養生，在《紅樓夢》中，出現了許多食療養生的情節[3]。賈府的人非常重視養生，經常食用含藥用價值的食材。除了常規養生之外，甚至出現了以食療疾的情況，如以凈餓治療傷風咳嗽，賈寶玉以玫瑰鹵子輔助活血化瘀等。這種種飲食現象都體現了《紅樓夢》一書中飲食文化的養生思想，是曹雪芹實際生活經驗的總結。

3結束語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其內容之廣泛深博，已得到了諸多學者與讀者的研究，而關于其中飲食文化的研究更是不曾間斷。通過對《紅樓夢》飲食文化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我國明清時期的飲食風貌，還原當時社會現象，并為我國傳統飲食文化的研究錦上添花。《紅樓夢》飲食文化所代表的思想內涵，更是曹雪芹嘔心瀝血描寫大量飲食文化的意義所在，研究并學習其中的精華，對現代飲食文化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蔡郎與.試論《紅樓夢》中的中國傳統飲食文化[J].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1,(3):92-93.

篇3

魯迅對于《紅樓夢》的評論集中于《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和《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的第六講“人情小說”中。魯迅對《紅樓夢》的研究則采用小說史的范式來解讀，將其納入整個中國小說歷史中間進行考察，在紅學史上無疑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著名書法家沈尹默熟讀《紅樓夢》，對書中的詩可謂爛熟于心。據說他常讓人用手遮住紅樓詩中任意一字，由他來猜該用什么字，基本上屢試不爽。當日本學者問他學詩師于何人時，他說：“我寫詩不曾拜過師，若說有，那就是曹雪芹了。”可見他對紅樓詩的用功之深。

吳宓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大時，他與同在聯大任教的劉文典教授為講《紅樓夢》“大擺擂臺”，掀起了聯大的“紅樓熱”。特別是吳宓，竟為一家名曰“瀟湘館”的餐館大動干戈，并勒令其改名，其癡若此，可見一斑。

篇4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規范性的翻譯研究要求把文本置于研究的中心，力圖探索語言轉化間的普遍規律，從而為翻譯實踐提供具體的指導。描述性翻譯研究則將翻譯置于譯入語社會文化背景之下，這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和分析途徑。《紅樓夢》被譽為中國傳統小說的巔峰之作。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也為《紅樓夢》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這同樣值得我們進行探討。

1描述性翻譯

“描述性翻譯”區別于“規定性翻譯”。“規定性翻譯”理論是指從微觀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它以源語為中心，通過文本對照來探索語言的轉換規律，并規定一定的價值標準以此指導翻譯實踐。“描述性翻譯”研究則從宏觀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它以目的語為中心，視翻譯的結果為研究對象，對翻譯對象進行客觀描述和個案分析，探討翻譯與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等的聯系。描述性翻譯理論始于霍爾姆斯1972年提出的翻譯研究圖譜。霍爾姆斯把翻譯學分為“純理論”研究和翻譯理論研究。后來，以色列翻譯學教授圖里，作為當前描述性翻譯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遵循霍爾姆斯規劃的翻譯研究路線圖對翻譯描述性理論進行了潛心的研究，他的貢獻在于構建了描述性翻譯理論。圖里以翻譯行為及其結果作為研究對象，對特定社會中產生的翻譯作品進行客觀描寫，分析譯品生成的原因和譯品在譯語社會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當前我國所引述的翻譯描述性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圖里的理論為基礎展開的。

描述性翻譯研究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對譯學發展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翻譯的定義擴大，使得處于邊緣位置的翻譯進入了翻譯研究的范圍。描述性翻譯理論視在目的語文化中以翻譯形式存在的或是目的語讀者認為是翻譯的一切文本為翻譯。諸如轉譯和偽譯此類不與原文完全對等的文本也被納入翻譯研究。其次，描述性翻譯研究不再拘泥于語碼轉換，而是將翻譯研究的目光定位于目的語的文化背景之中。最后，描述性翻譯研究促成了翻譯研究的學科化。描述性翻譯研究通過翻譯個案的分析探索翻譯對于社會文化的闡釋作用，對于了解目的語社會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描述性翻譯研究在《紅樓夢》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描述性翻譯研究對西方翻譯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對我國的譯學建設也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紅樓夢》作為我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在其眾多的譯本出現之后，翻譯研究數不勝數。據統計，從2000-2010年，國內16種學術期刊上共發表關于《紅樓夢》翻譯研究論文132篇，研究主題眾多。然而，對于《紅樓夢》的描述性翻譯研究只有少數。

陳宏薇運用描述性翻譯理論對近160年中的《紅樓夢》9種英譯本進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內容包括對不同時期譯本的全面歷時性描述以及對翻譯歷程脈絡的梳理，并且證明了以下幾點：（1）描述性翻譯研究理論更能解釋以前產生的翻譯文學或是同一文學作品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同譯本；（2）《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述性研究表明：中西文化的興衰消長對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文學英譯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紅樓夢》英譯本在英語文學中的地位隨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翻譯研究應同時包含規定性和描寫性翻譯研究理論。李錦霞，孫斌運用歷時研究方法對跨越150多年中的三種俄譯本進行了描述性研究以考察每種譯本產生的歷史背景、譯本的特征及社會功能。他們認為：翻譯不是簡單的語碼轉換，更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翻譯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功能也不同；《紅樓夢》俄譯本在俄羅斯文化中的地位也隨歷史文化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除此之外，張緒華結合定性定量的方法，根據描述性翻譯研究和語料庫翻譯研究理論對《紅樓夢》的英譯全譯本進行了分析、對比和描述；李凡通過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對《紅樓夢》的10個英譯本進行研究，討論了譯本各自的特征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社會歷史影響因素；任彩和通過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對《紅樓夢》中的被字句翻譯進行了研究，討論了具體翻譯行為背后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描述性翻譯研究理論為《紅樓夢》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尤其是從歷時研究的角度將《紅樓夢》不同譯本的研究置于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討論影響譯者翻譯的綜合影響因素。

參考文獻

[1] 陳宏薇， 江帆. 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寫性研究[J]. 《中國翻譯》， 2003（5）.

[2] 馮全功. 新世紀《紅樓》譯學的發展現狀及未來展望[J]. 紅樓夢學刊， 2011（4）.

[3] 李凡. 《紅樓夢》英譯本的描述性翻譯研究[D]. 首都師范大學， 2007.

[4] 李錦霞， 孫斌. 別求新聲于異邦――《紅樓夢》俄譯事業的歷時研究[J]. 《中國俄語教學》， 2009（1）.

篇5

新版《紅樓夢》在創作風格上沿襲了李少紅導演唯美的創作風格，力求展現一種浪漫高雅的詩意景象，這也是整部電視劇最突出的特色。眾所周知，小說《紅樓夢》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著，全書一百二十回，學術上普遍認同的觀點是，前八十回為曹雪芹先生所著，后四十回遺失，現今流傳的《紅樓夢》小說后四十回為高鶚所續。而高鶚所續后四十回，歷年來為紅學家爭論的熱點，雖未能盡如人意，但基本上繼承前八十回的悲劇精神。并且歷代續作版本層出不窮，唯高鶚所續后四十回流傳至今，可見高鶚的續作同樣具有藝術價值，需要進行辯證的閱讀分析。所以在進行影視劇改編的過程中，版本的選擇就成了首要問題。87版《紅樓夢》只選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著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內容也有一定的刪改。突出的刪改情節有甄士隱夢幻識通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頗有文采的“海棠詩社”以及與秦鐘相關的章節等。

篇6

王國維與魯迅都經歷過清末民初的國家轉型期，也都曾東渡日本留學深造，相似的時代、教育環境卻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學批評觀。下面，筆者就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說”一文及各篇雜論為例，從三方面來具體分析王國維與魯迅對《紅樓夢》評論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來源：集體還是個人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直接闡明了對賈寶玉真實身份的界定：“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可，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這種創新式的觀點將紅學的研究從傳統的索隱、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認為主人公是誰這個問題并非小說實質性問題，“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于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這種用西方美學的觀點來闡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創舉具有進步意義。魯迅則認為《紅樓夢》中的興榮衰敗之所以耐人尋味，是因為作者親身經歷過世間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斷出這部小說是曹雪芹的人生傳記。“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他堅信賈寶玉的經歷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實寫照。魯迅否定了王國維的觀點：“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庵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也……”筆者認為，王、魯二人之所以擁有相悖的觀點，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維方式不同。王國維借鑒西方的美學觀點，認為小說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復雜化的，作者所構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個人的形象，而是時代、社會的縮影。把小說主人公置于大的時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類的共性與人生的狀態，這種宏觀的思維方式無疑是恰當的。魯迅對于此問題的見解則稍顯不足，他認為《紅樓夢》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親身體驗，他把賈寶玉身上所有的特質都歸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說的包容性與虛構性，這種微觀思維方式略顯狹隘。在這一問題上，王國維的觀點更值得借鑒。

二、主題思想：消極避世還是積極進取

縱觀《〈紅樓夢〉評論》全文，我們不難發現王國維的思想是悲觀避世的。他認可叔本華的觀念，認為生活的本質是欲望。王國維把世間所有的疾苦都歸為欲望作祟。“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對待生活的苦痛，他認為“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與此同時，他強調“出世”的力量，由此認為《紅樓夢》中唯惜春、紫鵑與寶玉三人達到了真正解脫的境界。在民族矛盾異常激烈的清朝末期，這種思想是消極且妥協的，同時也為他日后自盡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而魯迅則以清醒的民族意識在《紅樓夢》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階級的氣味。他見解獨到，從一個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從而論斷出“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個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同時，他把焦大所受的馬糞灌嘴的委屈與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論：“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將身份卑賤的仆人與受人敬仰的歷史偉人并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階級的先進思想。在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魯迅先進的思想覺悟更具有啟迪民智與指引方向的意義。

三、藝術價值：世界的還是民族的

篇7

十八世紀，《紅樓夢》橫空出世，其巨大沖擊波綿延不絕，形成“紅學”，紅學有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之分，當代紅學總體而言延續了三大學脈：一是王國維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學研究；二是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為代表的考據學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紅樓夢辯》為代表的從考據學轉向文學本身的研究。盡管后來屢遭批判，但考證之學成果豐碩，而由王、俞開創的兩大學脈卻衰弱不振，缺乏強有力的嗣響。20世紀是考據學、社會學與文化學為紅學研究主流，文學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視、壓抑而處于邊緣狀態。

1976到1979年，隨著對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始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紅學研究也呈現出逐漸向文本本身回歸的變化，學者們的目光逐漸回到了對《紅樓夢》文本本身的內容、價值的探討上，雖然不少紅學研究的文章還沒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擺脫運用階級話語的分析，但較之于時期的“政治紅學”，這種研究的回歸仍具有其積及意義。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張畢來的《漫說紅樓》，1979年蔡義江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還有1979年臺灣羅德湛的《紅樓夢的文學價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國際紅學研討會書面發言：“《紅樓夢》可從歷史、政治、社會各個角度來看，但它本身屬于文藝的范疇，畢竟是小說；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這應是主要的，而過去似乎說得較少。……至若評價文學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見。《紅樓夢》行世以來，說者紛紛，稱為‘紅學’，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確的評價。今后似應多從文、哲兩方加以探討。”i同年周汝昌的《紅學辨義》一文，將紅學的范疇歸結為“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且堅持紅學真正的“本體”是探尋曹雪芹的這部小說是寫誰家的事，即“本事”，認為探尋本事的學問，才是紅學的本義，才是紅學的正宗。周汝昌的觀點引起紅學學科范疇的討論，如1984年應必成在《文藝報》撰文，認為《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不僅不應該排除在紅學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紅學的最主要內容。這次討論引發學者們對于文學何以謂之為文學的思考：純文學，文學性，藝術性，文學與政治、道德、宗教、哲學等文化的關系成為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紅學”回歸文學文本研究的呼聲漸興，紅學界逐漸趨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學術宗旨、追求與取向，重新確立文本研究的軸心地位。文學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種：傳統方法、西方理論、傳統與西方之間的搖擺，這三種思路分別存在的一些需要認真思考和仔細辨析的問題，這些問題或許也是中國當代文藝理念創新的問題。

一.傳統方法與文學工具化

運用傳統方法來研究《紅樓夢》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對“紅學”作為一門頗具特殊性的學科本身之內涵的反思；其次是對文本的藝術品鑒類研究；第三是用美學的闡釋《紅樓夢》，這突破了以往單一的社會闡釋模式；最后是從藝術研究角度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人物、環境、主題、結構、細節描寫等進行探討。其中以《紅樓夢》的藝術品鑒類研究的成果異常豐碩，許多著作都表現出層層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張畢來《賈府書聲》（1983年）、薛瑞生《紅樓采珠》（1986年）、張錦池《紅樓十二論》（1982年）、周中明《紅夢樓藝術論》（1980年）、周書文《紅樓夢人物塑造的辯證藝術》（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學研究思潮使美學闡釋方法成為紅學研究的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其中如王朝聞的《論鳳姐》（1980年）就是對《紅樓夢》進行現實主義美學闡釋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種各樣的美學方法都被使用起來，如蘇鴻昌《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1984年）等。對《紅樓夢》的人物、主題、結構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問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紅夢樓人物沖突論》（1985年），通過對《紅樓夢》情節、和其他諸種矛盾的分析，認為《紅樓夢》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賈寶玉繞功名仕進問題而進行的沖突，是王夫人和賈寶玉圍繞選擇薛寶釵還是林黛玉而進行的沖突。又將圍繞主要矛盾沖突的其它矛盾沖突歸納為：背景性矛盾沖突、從屬性矛盾沖突、交叉性矛盾沖突、轉化性矛盾沖突四種。最后，總結出王夫人和賈寶玉的矛盾沖突的實質是人的生存條件的制約而難以實現的悲劇。作者提出的“釵正黛次說”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后，人民網、新浪網、學術交流網等多家網站都予以轉載。這方面的主要著作還有舒蕪《說夢錄》（1982年）、吳曉南《“釵黛合一”新論》（1985年）、白盾《紅樓夢新評》（1986年）、朱眉叔《紅樓夢的背景與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紅學研究受經濟大潮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逐漸體現出經濟性、消費性和大眾化的特點。在文本研究方面，傳統方法的研究仍在繼續。首先，紅學的學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現了一批相關的論著，如1989年韓進廉的《紅學史稿》、1990年的劉夢溪的《紅學》、2002年杜景華的《紅學風雨》等。還有一些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創作經驗來研究《紅樓夢》，如王蒙的《紅樓啟示錄》（1991年），即對賈寶玉的形象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紅樓夢》的結構研究方面，有張錦池的《紅樓夢結構論》（1990年）《再談曹雪芹的結構學》，從中國古典文化、古典美學來探討《紅樓夢》的小說結構。主題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紅樓夢哲學精神》（1995年）從儒、道、釋三個角度系統分析了《紅樓夢》的主題。續書研究方面，趙建忠的《紅樓夢續書研究》（1997年）填補了兩百年來紅學方面關于續書研究的一項空白。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擺脫艱深晦澀的學風，把傳統的隨筆式之靈動融入嚴肅的學術思索之中，出現一批屬于導讀式的隨筆專著。

對這類研究，當代文論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倫理意識形態的文學工具論思維呢？回到文學文本“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也可能出現李希凡、藍翎用馬列主義研究《紅樓夢》，形成“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百科全書說”，并為政治所利用成為席卷全國的思想斗爭工具，這就是文學工具論思維模式所導致的。工具論思維模式不僅是把文學作為政治的工具，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服務，也包括將文學作為經濟或其他現實功利服務的工具。

文學工具化現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魯姆認為經典的悲歌在于審美被遺忘，“審美降為了意識形態，或頂多視其為形而上學。一首詩不能僅僅被讀為‘一首詩’，因為它主要是一個社會文獻，或者是為了克服哲學的影響。我與這一態度不同，力主一種頑強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盡可能保持詩的完整與純粹。那些棄絕此目的的‘軍團’代表我們傳統中的一種傾向，即總是要避開審美領域；如柏拉圖的道德主義和亞里氏多德的社會科學。對詩的攻擊往往因其對社會福址的破壞而要驅逐它，或者容其茍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義大旗下執行社會凈化的任務，在學界的、女性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的表象之下，柏拉圖主義的古老論題和同樣過時的亞里氏多德式社會療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認為，上述這些觀念和一直受困的審美支持者之間的沖突永無竟時。”ii西方的文學工具化與文學審美者構成沖突，這種沖突永遠存在、相互對立，從而顯現文學的獨特性。但是中國并不能構成這種沖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對立，中國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與觀念對抗的純審美，歷史輪回上演的是短暫的多元混亂之后，“文以載道”總是一統天下，只是載的“道”變化了而已。“載道”思維的文學工具論一直延續到現在，把文學不當作文學，文學之為文學的文學性問題被忽略。

文學該不該載道、如何載道以及載什么道的問題，學界一直都有討論，吳炫的否定主義文藝學對“載道說”的分析值得關注：“從‘文以載道’始，一直到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導，對文學的損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文以載道’作為中國典型的文學觀已經一無是處了――在我們對‘載道說’的局限進行反思批判的時候，這一點猶為應該注意。這一是因為：由于中國文化精神不相信現實以外的現實，所以文學與政治和道德均在一個現實中，它們的密切關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試圖建立與政治和道德教化無關的‘純文學’，在中國可能就永遠不切實際。所以批判‘文以載道’，不等于文學與道德等其它意識形態內容不發生關系。”iii那么中國文學究竟是怎樣與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識形態內容發生關系？中國文學批評又該如何看看待這種關系？當代文論對這些問題應深入思考研究，建構基于中國經典文學載什么道，怎么載道問題的文學理論。

二.西方理論與非文學性批評

運用西方理論對文本進行研究也普遍產生并發展起來，1980年第一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周策縱的《紅樓夢與西游補》、陳毓羆的《紅樓樓與浮生六記》、白先勇的《紅樓夢對游園驚夢的影響》等一些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這些研究延續了王國維開創的運用西方理論闡釋《紅樓夢》的學術范式。當時紅學隊伍大多為古典文學研究家，運用西方理論進行研究總的說來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樹者則嫌寡。

后來隨著西方現代后現論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西方、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反本質主義等等如走馬燈似的在中國理論界輪番上演，運用西方理論來研究《紅樓夢》顯示出多元化的特點。80年代中后期敘事學方法的引入，在紅學研究中也有所體現。如楊義的《中國敘事學》是用敘事學方法結合文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以《紅樓夢》的研究則是敘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還有李慶信等是以專著形式來專門探討《紅樓夢》的敘事藝術。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如對《紅樓夢》的精神文化闡釋，物質文化闡釋、制度文化闡釋、哲學闡釋等等。90年代以來后現代的闡述方法也被用到t學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紅樓夢符號解讀》（1996年），用符號學來系統地研析《紅樓夢》，王彬的《紅樓夢敘事》（1998年），用敘事學理論來系統地研究《紅樓夢》。關于《紅樓夢》的后現代情境、性別文化、解構性質、狂歡化、互文性等各種角度的研究文章層出不窮。

然而這些研究有多少是適合文學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隨著中國文藝理論界對西方理論選擇的熱潮而隨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學問題，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于紅學研究中，而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比如隨著文化批評熱的興起，很多學者意識到文學性被文化忽略、排擠問題。曹文軒指出：“大文化批評的鋪天蓋地席卷而來，使純粹意義上的文學研究已經幾乎不復存在。大多數研究，只不過是將文學的文本拘來面前為神話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倫理學以及各種主義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評的最大害處在于：它造成了我們對文學判斷力的癱瘓。……大文化批評忽視甚至排擠了審美原則，從而丟失了文學，也丟失了文學性。”iv他認為文學固然包含倫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內容，但我們應該關注文學“如何表現這些內容”這樣的屬于藝術本身的問題。

吳炫將反思范圍擴大了，“今天文化批評中所蘊含的問題，不僅在過去的社會學批評中存在，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純文學的批評中，也沒有被觸及。這個問題突出地表現為：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解決從文學的文學性角度來切入文化的問題， 從而也不能區分文學中的文化與文化視野中的文學之不同質。”v他將當代西方文化批評文論稱為“非文學性的文化批評”，倡導以文學性為本位的“文學性的文化批評”，進而提出文學性內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風格、修辭、技巧的層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斷’、‘回歸原生性的現實’的框架中，而是‘文學突破文化觀念束縛’的‘文學性程度’研究。并且他還指出，中西方文學性有差異，也不能用西方文學性理論直接解讀中國經典。

如前所述，中國是載道思維一統天下的絕對權威，不存在純審美與非審美的沖突和對抗，我們沒有獨立的審美立場批評非審美者“總是會站在高處去思索著相同的體驗，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學解釋成是階級體制所催生的。”vi吳炫認為由于中西方理論的邏輯起點不同，拿西方文學理論解讀中國經典是錯位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一談文學的文學性，便只能將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學自律的形式批評’和‘純文學’，以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來理解那種實體性或邊界性存在的‘文學性’。當這種‘純文學’不能在不純的中國文化現實落根之后，‘文化批評’、‘反本質主義’這些西方后現代文學批評話語，就又作為對‘純文學’、‘純粹形式’的話語糾偏而出場。但無論是在西方實體性存在的意義上理解‘文學性’和‘文學本質’，還是在‘反本質主義’的意義上質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實均錯位于‘不破壞整體性又能保持獨立性’的‘中國式文學性特性’，更錯位于中國文學經典的獨創性經驗。”吳炫認為西方純粹意義的文學研究并不適合解讀中國經典，即便是審美的、文學性的理論，直接拿來解讀中國經典也有隔靴搔癢、盲人摸象之感，因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實體性或邊界性存在的‘文學性’”不同于中國一元文化的整體性穿透性特質，他從而提出不破壞整體性又能保持獨立性的“中國式文學性特性”。因此運用西方現代后現論研究《紅樓夢》，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種理論在中國的一陣熱潮，因而疏離和隔膜于中國經典和中國文學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三.中國文學性與當代文論原創

第三種研究思路是一些學者意識到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經典的隔靴搔癢，轉而又回到中國傳統中尋找方法。如劉再復2009年出版的“紅樓四書”：《紅樓夢悟》《共悟紅樓》《紅樓哲學筆記》《紅樓人三十種解讀》，就是在海外兜兜轉轉一圈，發現西方現代后現代的很多理論思潮并不適用于文學，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學，從而回歸中國禪宗“悟”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闡釋和解讀《紅樓夢》哲學思想、文學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內涵。這種悟的閱讀方式觸動受西方學院派浸染的劉劍梅進行反思：“這些年讀了太多西方學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幾乎離開了文學。不僅是我，而且我還發現我的同事們談論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國主義話語霸權’、‘反殖民擴張’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沒有真正關注文學的。經過后現代主義的洗禮，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越來越來脫節。……這樣一來，文學批評家也就不需要具備任何文學直覺，只要會運用西方理論，即使再差的文學作品，也可以講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來出于對文學的熱愛才進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國也從事文學教育，但是到了后來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講述文學話語，還是政治話語。”vii劉劍梅發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擁抱文學的幸福”。

劉再復說：“我讀《紅樓籮》和讀其他書不同，完全沒有研究意識，也沒有著述意識，只是喜歡閱讀而已。閱讀時倘若能領悟到其中一些深長意味，就高興。讀《紅樓夢》完全是出自心靈生活的需要，我把《紅樓夢》作為審美對象，特別是作為生命感悟和精神開掘的對象。我終于明白中國文學乃至文化最大的寶藏就在《紅樓夢》中，這里不僅有最豐富的人性寶藏、藝術宅藏，還有最豐富的思想寶藏、哲學寶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稱‘悟’為第三種閱讀形態，并給拙著命名為《紅樓夢悟》，與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作一對應。”viii劉再復從生命、靈魂的需要出發閱讀、體悟《紅樓夢》，強調文學本身魅力和價值，這樣的閱讀值得贊賞，也是經典閱讀與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

但是這里仍有兩個問題需要思考：一是中國傳統文論中哪些是文學性，哪些不是文學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學性不只是方法論，回歸傳統方法能不能解決當代文學問題？劉再復從安身立命的靈魂歸屬感審視西方學院派理論，悟證《紅樓夢》，特別是對人物“心靈和性情”的闡釋，有很多真知灼見，也是俞平伯所說的從“文藝的范疇”“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但是“悟證”作為一種閱讀、探討和寫作的方法論，其背后的世界觀、價值觀、哲學觀、美學觀與嚴羽《滄浪詩話》的“妙悟說”有什么不同。“由于中西方文論命題、概念和范疇的根子在哲學，由于‘意境’、‘氣韻’這樣的古代文論范疇離開‘玄學’和‘禪宗’就不可能成為文學觀念，所以如果我們不從哲學入手對中國古代文化概念進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國任何古代文論范疇就都難以具有‘現代之用’――那種就文藝理論本身來完成現代轉換的做法，已被‘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樣的只是在‘多年呼喚’所證明其難有實際成效。”也就是說，劉再復是否對“妙悟說”有批判和改造？“悟證”作為不同于“考證”和“論證”的第三種方法論，是否是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還是古代一直就有，現在只是將其引入了《紅樓夢》研究領域？這個問題劉再復沒有明說，或許他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劉再復悟讀、悟說、悟證《紅樓夢》非常精彩，展現了《紅樓夢》浩瀚深廣的文學意境與魅力，但作為一個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不能創造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仍然只能選擇前人的理論進行當代闡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而阻礙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原因在于劉再復的思維方式和眼光不是現代的平視，仍是古代的仰視，對待經典的態度不是平視、尊重和創造，仍是仰視、膜拜和學習。

從學術創新、理論創新、理論原創這三種不同程度的創新來說，劉再復式的紅學研究仍然處在創新程度不高的學術創新的層面，即用中國傳統和西方的既定理論套用《紅樓夢》的思維模式，把既定理論作符合時代的新解釋，還未達到理論創新（對理論問題進行改造）和理論原創（創造新的理論問題）。吳炫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或堅守傳統，或引用西方，或從傳統到西方、從西方到傳統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創中國現當代新的文藝理論的問題，而只是選擇中西方既有的文藝理論來研究文學文本。“文學批評理論在中國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為不能面對中國自己的文學性問題的“理論自娛”、“批評自娛”，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獨創性問題影響力的喪失，就會是歷史的必然。”他進而提出“越經典的作品獨創性程度越高”的“以獨創性為坐標的文學批評方法”，開辟了一條理論原創道路，不失為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原創之范示。

“越經典的作品獨創性程度越高”的“以獨創性為坐標的文學批評方法”揭示經典之為經典的文學性、獨創性問題。文學性即獨創性，“所謂獨創性問題研究，是要揭示一個作家不可替代的貢獻，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種貢獻的原因。”ix《紅樓夢》是不是經典以及為什么是經典？《紅樓夢》憑什么成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為經典中經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貢獻在哪？《紅樓夢》的獨創性高在哪？獨創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點？后來的作家如何超越《紅樓夢》，創作出獨創性程度較高的作品？對于這些問題中國當代文論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對作家創作產生影響和幫助，應該是中國當代文論創新和建構的基本目標；基于中國自己的文學問題作出理論創新和理論原創應該是中國當代文論創新與建構更高一級的追求。

注 釋

i王國維，，俞平伯，魯迅等.名家正解紅樓夢[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魯姆著.江康寧譯.西方正典：偉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頁.譯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吳炫.文與道：百年中國文論的流變及問題[J].文藝爭鳴. 2011（01）

iv曹文軒.質疑“大文化批評”[J].天涯，2003（5）.

v吳炫.非文學性的文化批評[J].社會科學戰線.2003（2）.

vi[美]布魯姆著.江康寧譯.西方正典：偉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頁.譯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劉再復劉劍梅.共悟紅樓.三聯出版社.

篇8

一、“紅樓三釵”與賈寶玉的關系及其形象特質的區別

“紅樓三釵”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樹立的三個重要的年輕女性形象，按照出場順序依次為林黛玉、薛寶釵、史湘云。為了了解和分析三釵，不得不談到賈寶玉，尤其是三釵與賈寶玉之間的情感關系。抓住這條主線，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紅樓中代表女性青年背后的歷史內涵和深刻的社會烙印。

首先，紅樓三釵的才情不同。三人中最具備詩情的是林黛玉，在林黛玉的世界里，詩才能達情，只有在詩的意境中黛玉才能怒放其生命。著名的《葬花辭》是其一部經典的傷感之作，用落花無情來表達自己對愛情的忠貞和堅持。“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悲觀、痛苦的感情無處釋放，用花的命運寄托自我的哀怨。薛寶釵博學多才，琴棋書畫各方面精通，其知識涉獵面較廣，可謂是多才多藝的舊時青年，但是她的才氣帶有夫子氣。史湘云在紅樓中被稱作詩瘋子，她的詩情與黛玉不同，才情豪放橫溢不羈，展示了史湘云對自由、豪邁精神的向往與追求。

其次，三釵在個人價值觀上存在本質性差異。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其兩人對未來之路的選擇不同。薛寶釵起初的夢想是通過宮廷選才人，將其選入宮中，享受達官顯貴的地位與榮華，而黛玉對寶玉的愛情讓她初進賈府時就表達了嫁給寶玉的決心，黛玉追求自由和率真，對寶玉執著專一，寶釵希望走的是康莊大道，兩個人在價值觀取向上存在巨大的差異。在薛寶釵看來，黛玉追求的是兒女私情，而其所向往的是仕途之路。

另外，黛玉與史湘云的不同在于對世間萬事萬物所持的態度不同。黛玉心生悲觀，對人世間的事和物抱著殘缺與悲憫之心，總是將自己放于賈府的寄人籬下之意，難免事事悲觀喪氣，難為自己。而史湘云則不然，從她的詩中不難看出其積極、樂觀的心態，不會自尋煩惱，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做最真實的自己。但是，由于史湘云真正地體會過作為下等人所受的苦，因此，她主張寶玉求取功名，這點與薛寶釵有些相似，但同時，史湘云把名與利看得很淡。在我看來，史湘云是處于薛寶釵和林黛玉中間的調劑人物，在《紅樓夢》中是難得的一個人物形象。

最后，三釵在紅樓夢中的命運不同。三釵無論才情如何橫溢，青春如此照人，但最終都不能逃脫香消玉焚的命運。在當時男權時代，女性的命運完全無法實現自主，只能成為時代的犧牲品。薛寶釵作為大家閨秀，身負家族的眾望，希望有朝一日憑借美貌和才情選入宮中，光宗耀祖。因此，寶釵與黛玉和史湘云相比，更知道自己該如何去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雖然這個夢想后來變得不再是她自我心甘情愿。雖然最終被迫與寶玉結為夫妻，在與黛玉的斗爭中貌似取得了最后的勝利，但是有誰能讀懂其內心的掙扎和無奈，尤其是寶玉將自己的愛情和心靈都交給了林黛玉，只留給寶釵一尊軀體。兩個人的悲慘命運在封建社會禮教思想中是那么的悲慘、凄涼。林黛玉對自己的愛情執著、自我，代表了當時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想。盡管黛玉最后得知寶玉的婚事之后，靈魂被抽走，但是她那顆倔強的心仍支撐著她的身體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相信自己的愛情，呼喚自己心愛的人，譜寫了千古遺恨的篇章。宣泄出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悲情。才與情兼具的林黛玉的短暫一生值得我們當前女性用不一樣的角度去思考、去研究。而史湘云最后的命運更為凄慘，這與史湘云的性格不無關系。湘云對于婚姻聽從了叔嬸安排，婚后努力迎合家庭婦女的要求，在性格和思想上已不再是史湘云。其丈夫死后，年輕的史湘云被迫守寡，在紅樓中消失。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縛，史湘云花一般的年紀就從一而終，再也不能嫁作他人婦，這是我國女性在封建時代的一大悲劇。

二、紅樓三釵的形象樹立

林黛玉在紅樓中被曹雪芹稱作瀟湘妃子，其前生是絳珠草。所謂絳珠草，就是紅色的珠子，暗示著血淚，寓意黛玉好哭的性格和其悲慘的命運結局。林黛玉的愛情是用詩情和悲戚的眼淚共同孕育的，執著地追求愛情和真實表達自我的愿望，是黛玉生命中的旋律。同時，黛玉的才女形象，在《紅樓夢》中也得以完美展現。其藝術形象和深厚的文化素養，在對當時封建社會主張“女人無才便是德”的最大暗諷。整部紅樓著作，以主人翁賈寶玉的生活為主線，通過不同的女性對寶玉的情感和關系網絡共同編織出紅樓這部巨著。三位年輕女性對寶玉的態度，表達了當時歷史條件下女性對男性的態度，從他們各自的不同結局，抒發了舊時期女性的悲哀和痛苦，進而向世人表達了發展中的中國女性觀。

在封建社會，評價女人的標準與現代不同。女人主要依靠容貌和品德取勝。而在《紅樓夢》中，曹雪芹以反傳統的手法將書中女生的形象闡釋為德才兼備的新女性形象，并且在書中將三位女性有意無意地與男主人公進行比較，在各項才能上都比賈寶玉更勝一籌，這對當時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種無形的批判。

以積極的角度去看紅樓巨著，是一部歌頌偉大女性，呼喚女性解放的一部史詩。幾千年歷史過程積淀下來的封建思想深深地烙在時代中每個人心里，尤其作為男權社會中的女性，犧牲了自我解放、自我實現的機會，成為歷史的悲劇。從傳統文化發展的角度去研究紅樓藝術，人的出生與入世作為當時社會文人的兩種不同的生活狀態。

三、“紅樓三釵”形象的特殊意義與現代啟示

曹公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縛，內心充滿了對民主思想的向往與追求，在男權當政的時代背景中，仍然不能抹殺掉女性自我解放意識的覺醒。尤其是對于愛情，作為每個女性的信仰和追求，在尋找愛情的過程中找到自我，通過對男性的霸權的批判和藐視，將愛情和婚姻作為他筆下三釵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女性的內心思想和對自我解放的渴望來映射封建女性的凄涼。當時文人對女性的關注，就是對整個人類的人性關懷。期盼沖破封建黑暗思想的曹公，擔負起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投入到紅樓巨著的寫作中，成功地書寫了一部歷史巨著，并且被后人專門研究和學習。林黛玉的死，賈府的敗，所有物質下的東西被層層挖掘出來，展示了那個時代的悲劇。通過悲劇人物的凄慘命運看到背后的有價值的東西，在人類心中引起共鳴和反思，因此，紅樓引起了巨大的悲劇效應，同時構成對整個封建禮教思想的控訴。

雖然紅樓的時代已經遠去，但是自紅樓產生后帶給整個世界的影響是深遠的，對紅樓的研究一直是整個社會的熱點。生活中處處存在著諸如黛玉、寶釵的女性人物，甚至存在眾多模仿人物，足以說明紅樓對當前女性在形象和思想上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薛寶釵，我個人認為其身上擁有的眾多的美德是當前女性所缺失的，她身上的很多特質是我們學習的楷模。謙和溫柔是女人的利器，是家庭和生活中必備的美德，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薛寶釵的大家風范，在大是大非面前穩重、識大體的從容和坦誠，靈活處理人生的態度是女性學習的主要優點。

黛玉是曹公刻畫最精致的人物形象，也是全文最受寵愛的角色，刻畫得如仙子降臨世間，不受世事的污染和沉淀，生活在自己編織的愛情世界里，對自由和愛情擁有一份堅定而偉大甚至讓人悲戚的執著，敢愛敢恨的大愛面前不去委曲求全，結束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最后的血和淚哀悼自己凄慘的命運和孤獨的靈魂。將她和寶玉的愛情隨著生命的逝去而隨風飄蕩，憾入每個人的心中，譜出一曲悲歌傳唱世間。

史湘云的自由、豪放是其最大的優點，猶如新女性中的開心果形象，在哪個角落都能發光發亮，永遠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帶給周圍的人歡樂和開心，同時給自己的人生帶去多彩的生活閱歷。同時，她的感恩之心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值得學習的寶貴品質，對生活中的失敗與成功都保持感恩的平常心，用知恩圖報去感受生命賜予的每種生活經歷，用平常心面對挫折，看淡生活的得與失、名與利。

現代女性從林黛玉身上應該領悟到對愛情的執著和自主，擁有一份自己為之追求的勇氣，為自己掙得一份美滿的愛情，但無論在面對人生的晴天還是陰天的時候，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努力爭取自己的愛情和婚姻。像薛寶釵那樣為自己做好積極的準備，努力為自己尋找機會，更要從史湘云身上學會用感恩來報答生活，用自己的快樂感染生活中的每個人。三釵每個人都有讓新時代女性學習的優點，每個人各有優缺點，不存在完美的人，只有不斷進步和努力的魅力女性，才能在各個階段感悟不同的生命歷程。

新時代的女性擁有的新思想和其內外兼修的優秀品質，在柔美的性格下擁有堅強的心，最可貴的品質是擁有獨立的人格和不斷追求自我正當權益的意識，在當前職業化分工如此細微的時代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在事業和家庭中不斷感悟生活，品讀人生的四季變化，在多彩的人生中建立自己獨特的人生價值觀，擁有智慧而快樂的人生經歷。現代女性應該是用知識打造的淑女，可以笑對人生的跌宕起伏，用燦爛的微笑面對人生的每個季節，能夠在人生的每個階段綻放不同的個人魅力。

參考文獻：

[1]李艷梅.從性別視角論《紅樓夢》女性文化的“癡情”生命境界[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1）.

篇9

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到《紅樓夢》的價值，認為“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1］，其對《紅樓夢》的評價之高，是之前小說所沒有的。韓國紅學界在《紅樓夢》思想藝術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義性、小說結構、小說的敘事方式、語言藝術美、情感藝術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別就這些方面加以簡要介紹和評論。

一、《紅樓夢》的多義性

韓惠京《〈紅樓夢〉中對多意研究狀況考察》中提到，因為曹雪芹運用了獨特的敘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實意圖很難。當時文字獄盛行，創作文學作品正面對社會進行批判可能很難，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來表現。作家自己已經體驗過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測他在進行小說創作時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觸動現實，而是運用有多樣解釋的象征手法，還經過了“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工作。小說的名稱也有很多個，可知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十分艱難。《紅樓夢》中到處安排暗示和多樣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擴張了情的意味還原到個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讓讀者自然猜測背后可能有真實狀況的存在，是種關聯著作品意味體系的創作手法。這些原因造成小說剛出來就帶著脂硯齋的批語，之后又出現了很多評點本。在《紅樓夢》的考證、索隱等多種研究樣相（情況）上，堅持了文學的獨立性與文本的周邊化傾向。這樣的多義性的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闡釋的可能。以后研究家們要努力找到文學的本來的整體性。

韓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的狀況，從理論方面分析表明了《紅樓夢》的多義性，闡明了小說具有多義性的原因。《紅樓夢》中安排眾多的暗示和多義，使得文本闡釋具有多義性的可能。韓惠京的研究使我們可以得出《紅樓夢》主題的多樣化，具有重要的科研價值。

二、《紅樓夢》的結構

韓國《紅樓夢》結構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碩士論文《〈紅樓夢〉的主線結構研究》、韓惠京論文《關于〈紅樓夢〉的敘事結構考察——抄點化中心》和高旻喜《〈紅樓夢〉構成狀況研究》等。

高旻喜《〈紅樓夢〉構成狀況研究》提出，無論是在思想深度上，還是在藝術技巧上，《紅樓夢》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最高峰。他強調分析小說結構是首先應考慮的問題。寫出小說的構成原理與因果關系，是為了突出作品的主題和論旨，選擇和排列眾多的資料（以實際生活資料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這是小說的基本結構。小說的結構直接關系到作品的優劣和成敗。

高旻喜看到了《紅樓夢》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強調了小說結構的重要性，小說構成對突出作品主題和論旨的意義，小說結構直接關系到作品的優劣成敗等，都是極為重要的觀點。

三、《紅樓夢》的敘事方式

關于這部分的研究有趙美媛的博士論文《〈紅樓夢〉中出現的情的敘事化狀況研究》、《〈紅樓夢〉前五回中的敘事含義分析》和李治翰的論文《〈紅樓夢〉對傳統敘事模式的變革考察》。

趙美媛對《紅樓夢》的敘事構成通過“情”的敘事化樣相上進行分析，分析《紅樓夢》中獨特的美的特質和敘事的革新。現有的研究是在史實性的美學基礎上進行詳細的現實描寫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側面；趙美媛的論文著眼于《紅樓夢》的主題與構成之間的密切關系的研究，相關地闡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國的歷史、文化的脈絡，想突破現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說構成的三大空間：幻想的空間是預示情的世界；現實的空間是展開情的世界；回歸幻想的空間是崩潰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紅樓夢〉對傳統敘事模式的變革考察》中，認為《紅樓夢》打破了傳統古典小說的敘事模式，產生了質的飛躍和創新。白話人情小說《紅樓夢》試圖擺脫說話體的敘事模式，經過新的形態敘事模式的變化，形成了個人化、個性化的感憤自敘的作品。觀賞的對象不是聽眾，而是讀者，或者是潛在讀者。《紅樓夢》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創作的小說，而是具有自敘傳記特色的文人獨創的作品。

趙美媛通過研究《紅樓夢》的敘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質和敘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說構成的三大空間。通過這些方面的闡述，可以看到趙美媛獨特的見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過《〈紅樓夢〉對傳統敘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紅樓夢》在敘事模式方面的質的飛躍，是為讀者或潛在讀者而創作的文人獨創作品，而不同于傳統說話體小說，更不是世代累積型作品。這些都是具有相當價值的闡述，成就突出。

四、《紅樓夢》的象征性

相關論文有高旻喜的《〈紅樓夢〉中出現的暗示研究》，《〈紅樓夢〉的浪漫性小考》，《〈紅樓夢〉第五回設定的太虛幻境的意味》，《〈紅樓夢〉中紅樓與夢的意味》；李星的《〈紅樓夢〉中出現的紅的含義考》；韓惠京的《〈紅樓夢〉的夢與象征性》，趙美媛的《〈紅樓夢〉初5回的敘事含義分析》等。

《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很高，這已為讀者和批評家所公認，但到現在為止，《紅樓夢》的主題和包括枝葉問題等眾多問題尚無定論，相互間的爭論也是事實。高旻喜在《〈紅樓夢〉中出現的暗示研究》中認為，研究作家通過暗示的方法如何傳達小說的構成，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作家常常把小說里面設置了障礙和霧氣，所以讀者經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實目的，但通過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當時時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權統治時期，文字獄很嚴重。由于《紅樓夢》是在對當時封建社會有批判見解和人道主義基礎上寫出來的小說，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寫得明白的話，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獄，而且要使作品容易傳播，才使用了隱蔽的手法來創作。作家把《紅樓夢》的大綱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著敘述很適當，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開，引起讀者的興趣并誘導其深思，才創造了生動的藝術效果。前五回中可見：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內埋伏的每回的內容各個獨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別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復合的作用；第五，通過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說的主體和中心內容，主題是以現實批判的視角來暗示人生無常，中心內容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的暗示和賈府沒落的暗示來分類，主要登場人物的命運的暗示從第六回以后展開。暗示的表現形態是：第一，從相異敘事主體來看，通過作家介入、啟示者的設定和局外者的視角等寫下來，變化多端；第二，表現手法上，適當插入以小示大、諧音字、真話假說、詩詞曲賦等手法，不但有多視角的暗示內容，而且有良好的觀感體驗。高旻喜認為作家在小說里預設了眾多的暗示，是預示紅樓夢的悲劇結局。這種悲劇性是封建社會的情況下必然的歸結。

韓惠京寫的《〈紅樓夢〉的夢與象征性》，認為《紅樓夢》是以夢幻構圖為中心軸展開內容的作品，是把一塊石頭在人世之間經歷的事情寫成一部小說。作家用石頭的經歷來表現一場夢幻的過程，才在小說總體的構成中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夢，且相互間緊密聯系，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過分析《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是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并有文字獄的頻繁發生，所以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運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說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紅樓夢》象征的具體表現手法。韓惠京則分析了夢幻在《紅樓夢》中的重要作用。

五、《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紅樓夢〉人物的命名藝術與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個語言的魔術師，他運用象征、比喻、對比等魔術藝術的手法，讓人嘆服。真正進入曹雪芹的藝術世界有幾種方法，尤其是登場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蘊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在《紅樓夢》里登場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約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傳統的命名方式給他們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命名，從而使作品人物相當生動。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隱含著人物間的關系，作者安排他們的名字跟主體和內容結合起來了。

蔡禹錫在其博士論文《〈紅樓夢〉中王熙鳳的形象研究》中認為，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是為愛情悲劇而設，王熙鳳的命運與賈府浮沉相關。他分析了王熙鳳的聰明幽默的性格，將其專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賈探春相對照，以其對賈府上下的態度，對嫡庶的想法，重視人治跟聰明賢德的平兒對照等。小說中王熙鳳主要為補天意識的形象，但描寫是否定的，表示對補天的幻滅的感覺。《紅樓夢》最偉大的藝術成就，是作家創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通過形象塑造把傳統的平面人物發展到立體的人物加以描寫了，深度地描寫了人物的內心世界。這是繼承發展了古代小說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藝術水平達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錫的博士論文另有《〈紅樓夢〉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紅樓夢〉中賈探春的形象研究》、《〈紅樓夢〉中關于人物描法試論》。其他相關研究有崔炳奎的《〈紅樓夢〉人物理解》，《〈紅樓夢〉感賞論》，《通過〈紅樓夢〉人物看到人生的藝術》等。

六、《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崔炳奎在《〈紅樓夢〉的語言藝術美探究》中認為，因為語言是文學的表現道具，所以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和第一要素。文學使用語言來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過想象跟事物的形態反映現實的事件、自然景觀和思維的過程，才創造了藝術的形象，給讀者以深刻的影響。為了能產生這樣的影響必須使小說語言具有形象性、準確性和生動性，才能使文學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加強。他認為文學表現的道具——語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語言，因為只有用提煉過的口語才會有生活感、生動感和較強的表現力。中國文學的語言藝術比他種語言美的要素要豐富得多。在《紅樓夢》中文學語言藝術格外突出，表現的生動性、準確性、趣味性方面，《紅樓夢》中都具備了。

關于《紅樓夢》的語言藝術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論文《〈紅樓夢〉之文學言語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紅樓夢》中的文學語言為研究對象，力圖以體系化的方式，綜合分析人物語言與敘述者語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論文分為三章：

第一章，《紅樓夢》人物語言之一——人物對話研究。立足于“對話開始時的對話參與人數”和“對話結束時的對話參與人數”兩個基本點，以及“對話斷續”的重要因素，來區分《紅樓夢》文本里的七種對話類型，分析、說明《紅樓夢》文本里對話的發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紅樓夢》人物語言之二——獨白與內心獨白研究。獨白時的情境首先將自言自聽的獨白分成“有人聽”、“沒人聽”兩種類型，并以逼真行為標準分為獨白的“生活化”和“舞臺化”兩種表現方式。而沒有說出來的，存在于人的意識之中的內心獨白，按照敘述者的公開與否，分成“第一人稱”、“第三人稱”兩種類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連續使用分成“單獨使用”、“連接使用”兩種類型。論文通過準確的數據分析，說明《紅樓夢》文本里獨白與內心獨白的使用情況，表現獨白與內心獨白在兩個部分的不同特點。

第三章，《紅樓夢》的敘述者與敘述者語言研究。敘述者語言在小說中是相對于人物語言來說的，由敘述者發出的語言。他注目《紅樓夢》在敘述者與敘述方式上的轉化，即“敘述者與作家分離”以及“敘述者多角度復合敘述”來分析具有復合功能的《紅樓夢》的敘述者語言，以此證明它確實突破了中國小說的傳統敘事模式。他還分析了《紅樓夢》敘述者語言中的套語問題。

李治翰另有關于《紅樓夢》語言研究的論文《〈紅樓夢〉與北京試論》、《〈紅樓夢〉中對話類型與發話形式》、《〈紅樓夢〉中心理言語考察》等。在《〈紅樓夢〉與北京試論》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3］5是闡明了在小說創作上，不想蹈襲現有的因習。李治翰提出，雖然作家沒有使用北京的地名，從第53回中賈府家人的舉動來看，讀者也能知道［3］724。《紅樓夢》中，賈府在北京生活，小說是用北京方言寫的，其中俗語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藝術作用。

李載勝寫的《試論〈紅樓夢〉中的俗語運用》中，認為使用多量的俗語提高了作品的藝術效果。他研究關于在《紅樓夢》中作家使用俗語的狀況。中國現有的俗語是經過很長時間才形成的，這里反映了一般大眾的生活經驗，是有教訓、有智慧的語言結晶體。曹雪芹寫小說的時候費了許多的心血，花了很長時間，這特殊形式的俗語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煉，產生了語言藝術的升華。李載勝將俗語使用的效果加以分類：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寫他們的性格很生動；第二用來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寫；第三是起著內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現作品的主題，還暗示內容開展。

韓國關于《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在結構、敘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語言等方面廣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作為世界紅學的一部分，韓國將來的紅學研究將會更加多樣和更為光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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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J80 [文獻標識碼]A

學界普遍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大體屬于感悟型的。初始，我卻不甚了了，不以為然。及至年歲漸長、閱歷漸深、反復咀嚼亦便謂為信然。幼時捧讀大部頭《紅樓夢》簡直是囫圇吞棗只看故事。幾十年后慢慢地回味、一點一滴地感悟，才模模糊糊讀懂其間涵泳的內蘊。一部《紅樓夢》說不盡道不完，以至于“紅學”研究已成顯學。

一、“回到曹雪芹”

誰能不佩服文學大師曹雪芹有如此深刻的生命體驗！小說《紅樓夢》洋洋灑灑百余萬字字字泣血，恰似一部封建社會末世的百科全書。眼見得，好一個鐘鳴鼎食、詩禮簪纓的權貴家族頃刻間一敗涂地；眼見得，好一派鶯歌燕舞、繁華鼎盛景象霎時間灰飛煙滅；眼見得，好一座富麗堂皇、巍峨壯觀的大觀園呼啦啦頓時坍塌……訴不盡人世喜怒哀樂，嘗不盡人生酸甜苦辣，閱不盡人間悲歡離合，點點滴滴都是淚，灑向人間都是怨！

誰不贊嘆曹雪芹的眼光如此犀利！“賈不假，白玉為堂金做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匯入曹公筆端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編織起一道“護官符”，盤根錯節，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令人觸目驚心！分明一幅腐朽沒落的封建社會形態之縮影。

誰不傾慕曹雪芹的文學功底如此堅實！原著對榮國府、寧國府上上下下、形形幾百號人物活靈活現的工筆描摹神情畢肖，大觀園中各色人等一顰一笑無不符合人物性格和人物情感邏輯，這各色人等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能找出充足的心理依據支撐。其間何嘗不滲透了作者自身生命體驗中洞徹世事、刻骨銘心的人生感悟？何嘗不浸泡著文學大師廣博的社會閱歷及其對民族傳統文化精髓的深切感悟？

現代文學大師魯迅對《紅樓夢》蘊含的豐沛深厚的文化價值曾做出如此評價：“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小說《紅樓夢》的創作手法不僅有批判現實主義，也承繼了我國古代神魔小說思維，不乏夸張、變形、夢幻等浪漫主義因素。正如作者自我剖白：“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小說《紅樓夢》既以抒情細膩的筆調剝繭抽絲般地展現各色人等豐富、復雜的內心情思，又大開大闔地鋪陳皇權、社會和家族間網狀結構的傾軋場面。在如此宏闊的社會歷史背景勾勒下，小說由一塊頑石跟隨僧道二仙入世、出世，體驗投胎凡俗社會切入，借銜玉降生溫柔富貴之鄉的賈寶玉這雙慧眼來體察茫茫人海、滾滾紅塵。作者假紅樓一“夢”隱喻人世間蕓蕓眾生追名逐利、爾虞我詐、貪得無厭、總為凡牽俗累，然卻“夢”里不知身是客？隱喻人生蒼涼、世態炎涼及命運對人的撥弄，感嘆塵海空茫、人生無奈。直取人生！直指人心！“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色即是空”……曹翁深切地感悟：天地之間何人不是來去匆匆之過客？字里行間不乏振聾發聵的哲理思考與追問！

二、全景式改編

2011年，北方昆曲劇院攜手北京市懷柔區委的有識之士們，以開放的胸襟全景式打造昆曲《紅樓夢》（上下本）并拍攝成電影，已將其推介到英國、法國和臺灣地區，既為這部古典名著在全球范圍內尋覓到更多知音，也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之驕子昆曲藝術向西方世界的傳播，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世上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世上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五個多小時的上下兩本演出在虛無飄渺的《好了歌》伴唱聲中落下了帷幕。沉浸在古典情味雋永的劇場中，觀眾感受到中華民族古典文學詩詞曲賦清麗典雅之美感，感受到昆曲水磨調的細膩委婉和“無聲不歌，無動不舞”之傳統昆曲表演風格傳達出的詩意，也感受到在東方佛道文化底蘊的涂抹中，劇作浸潤著濃郁的民族傳統文化的斑斕色彩。

昆曲《紅樓夢》上下本人物眾多，兩對寶黛扮演者翁佳慧、朱冰貞、施夏明、邵天帥個個青春靚麗，寶釵、鳳姐、元春、迎春、惜春、探春眾裙釵的扮演者也是滿臺生輝。整體而言，演員整體陣容強大，生旦凈丑行當齊全，場面調度冷熱相濟，舞臺呈現中唱腔、配樂、舞美、燈光、服裝、化裝、造型、編舞渾然一體。置身這柔和靜雅、古典意趣盎然的演出現場，在劇曲兼容、視聽輝映、音畫對位、詩性流淌的美感享受中，在品味視聽盛宴之余，又讓當代觀眾在美感滲透、浸潤心田中若有所思、若有所感，由中體味到耐人咀嚼、耐人回味的無窮意蘊。

昆曲版《紅樓夢》雖然延續了以寶黛純真愛情悲劇為主線，又不同于上世紀越劇版《紅樓夢》的單線結構。該劇創作者盡量擴展社會歷史生活容量，讓主要人物命運的起落沉浮在豐厚的文化背景中鋪陳展開，力求更加忠實于原著，回到經典，“回到曹雪芹”。藝術家們從原著“百科全書”中精心提取、采擷了主要情節和核心事件來重新結構、精心編織，意欲全景式展現賈府由盛極而衰敗的戲劇性驟變，試圖以現代人的眼光來解讀這“滿紙荒唐言”的個中滋味。

昆曲《紅樓夢》上下本中，在極端壓抑和摧殘人性的封建大家族屋檐下，只有寶黛純潔愛情這一人類美好情愫的渲染是全劇的一抹亮色，給人希望和憧憬。寶玉生于官宦人家出身貴胄衣食無憂，卻偏偏不屑于仕途經濟。寶玉的率性而為在赫赫不可一世的賈府是不招人待見的，他的種種叛逆行為和反抗舉動被整個家族視為異類，視為“混世魔王”。他鄙視封建等級觀念，他尊重小人物的人格，能與侍從、婢女、戲子等社會底層群落平等相待。“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不諳世事的寶玉厭煩男人世界爾虞我詐的齷齪污濁，出于對女兒家那份與生俱來的人文關懷，他整日混跡于脂粉堆。劇中金釧兒跳井、晴雯含冤、司琪被逐、琪官逃逸等情節都與寶玉有牽連，看似枝蔓閑筆，寥寥數筆中已多側面勾勒出寶玉的高尚人格、可貴的民主意識萌芽及出自善良和本能的人文情懷，展示出寶玉那溢滿了真善美似水晶般的內心世界。

不能說寶玉那為官之父賈政不疼愛自己的兒子，但他那種父愛的方式竟然是苛嚴與暴虐，這種愛只能激化父子之間尖銳的矛盾，只能讓寶玉對家族和親情徹底失望，最終憤而出走！老祖宗、王夫人、鳳姐這些賈府的實權派們又何嘗不疼愛寶玉？但她們愛的方式又都是以維護家族的利益為目標，是以自我的意志來取代別人的意志，以摧毀別人的幸福、裁決別人的命運為代價的。她們背地里捏估出“調包計”李代桃僵，逼迫寶黛釵三個鮮活的生命被生生葬送。黛玉殞命，寶釵搬出園子，昔日里情同手足的伙伴們一個個如鳥獸散，已極度失望、深深陷入精神苦悶不能自拔的寶玉，只有選擇出家這種極端行為來抗議！來與賈府徹底決裂！舍此，他還有別的出路嗎？

整個賈府里只有聰慧敏感的表妹黛玉最能夠理解和體貼寶玉內心柔軟的部位。黛玉身為孤女，投靠賈府寄人籬下，自然生出幾分自卑，伴著她那原本就多愁善感的天性。青梅竹馬中逐漸長大成人的寶玉和黛玉，兩顆孤獨的心漸漸靠攏、相互慰藉，兩個人都盼著能夠抱團取暖、牽手過河，更加親近。“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寶玉巧借禪機的一句表白，給黛玉脆弱的心靈點燃了希望之光。

昆曲改編者與導演抓住了小說原著中閃爍的人文精神之光，竭力開掘出原著對人類追求精神層面欲望得到滿足的人文價值取向。劇作不惜筆墨地渲染寶黛兩小無猜、情竇初開、佯嗔薄怒、破涕為笑、贈帕題詩等生活場景，描摹“金玉良緣”的謊言給寶黛釵三人帶來的內心糾結，悉心體悟出他倆在種種誤會與試探中彼此的心靠得更近，以及這對有情人心靈碰撞出燦爛火花等曲折的情感歷程，著力表現少男少女本能的情感追求和對美好愛情的熱切渴望。同時，創作者并未忽略在政治背景、社會背景與家族背景的復調涂抹中強化作品的思想力度和文學內涵之使命，由此揭示出深蘊其間的人文精神、價值理念和深層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竭力使原著的經典意義與當下社會主流價值取向及審美意趣相契合。

其實，似這般以寶黛愛情為主線的“大旨言情”，與全景式俯瞰社會歷史生活相融合的戲劇結構方式，將兒女私情的細膩描摩與大容量的歷史社會背景并置，應追溯到洪昇在煌煌巨著《長生殿》中“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洪昇將唐天寶年間李隆基、楊貴妃的帝妃情緣，置于“安史之亂”和唐王朝由盛而衰這樣更加宏闊的社會生活視野中予以觀照，在劇作中縱橫揮斥，鋪敘釵盒情至，感嘆社稷興亡。伴隨著雙線交織結構的漸次展開來傳達作品深邃的思想內涵，洪昇已開先河。

上下本昆曲《紅樓夢》敘事的宏大架構，就像一部龐大的命題交響樂的兩個樂章，富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上本即第一樂章，主色調是喜、是鬧、是熱、是興，是元妃省親、繁華似錦、極富極貴、達至峰巔；下本即第二樂章，主色調是悲、是靜、是冷、是衰，是元妃病逝、支柱坍塌、賈府破敗、空余悲風。隨著劇情的推移，上本演繹的是黛玉進府、共讀《西廂》、寶玉題匾、寶玉遭笞、贈帕題詩、劉姥姥進大觀園，到元妃省親已登峰造極般輝煌；下本則于極大反差中演繹了黛玉葬花、鳳姐弄權、抄檢大觀園、定“調包計”、寶玉成婚、黛玉焚帕、查抄賈府、夜訪瀟湘等悲情叢生的情節，好不令人傷感！上下本在極其強烈的對比中陳述了赫赫賈府由興到衰的全過程。

昆曲《紅樓夢》整部劇作的戲劇性展開如同一部交響樂的演奏，在弦樂組、木管組、銅管組、低音組和打擊樂組等不同音色、不同音區、不同聲部、不同演奏技法的不斷切換、對比、銜接和呼應中，給聽眾帶來豐沛渾厚的視覺和聽覺感受。寶黛愛情主題的渲染，正像凸現于交響樂上部的主旋律音調一般清晰感人；伴隨著厚重的歷史感導引下政治歷史背景的展開，在以元妃為象征的至高無上的封建皇權操縱下，在賈母、賈政、王夫人、王熙鳳等為代表的龐大家族封建勢力的操縱下，寶黛二人心心相印的美好情愫終被扼殺。這里，紛繁復雜的政治歷史背景的層層鋪墊，如同交響樂旋律線下部編配的豐厚、深沉的和聲織體，烘托出一幕幕戲劇情境和氛圍。曹雪芹的小說豐富和發展了雙線結構，昆曲版《紅樓夢》的全景式敘事策略似乎已將雙線結構擴展、豐富成復調結構。

三

一部古典名著《紅樓夢》，問世二百余年不斷地被每個時代的受眾們閱讀、闡釋、改編、拍攝或搬演，蓋由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內蘊所激發！所呼喚！可以說，這部文學名著正是以其珍貴的人文關懷接通了每個時代人們共通的心靈訴求、情感訴求和精神訴求，展現出古典名著的當下意義與價值導向，以此滿足公眾社會向民族傳統文化汲取養分的精神渴求！

昆曲《紅樓夢》上下本結構中，分別以茫茫大士與渺渺真人點化頑石入世，和警幻仙姑歌班演唱《紅樓夢》詞曲點化寶玉為開端，以《好了歌》為主題或動機的旋律音調貫穿全劇，在時隱時現中反復再現點題，渲染如夢如幻的的生命體驗與感悟。全劇結局于黛玉香消玉殞“質本潔來還潔去”，錦衣衛查抄賈府，王熙鳳、老祖宗相繼喪命，大觀園空余悲風。這景象不正是“樹倒猢猻散”、“天下無不散筵席”嗎？這景象怎不讓人感嘆：“食盡鳥投林，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下本尾聲一片粛殺之氣中，情癡寶玉夜訪瀟湘舊徑，似聞黛玉靈魂的嘆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寶玉暗自思忖：“散則成氣！林妹妹如此，眾姐妹也是如此；有情如此，無情也是如此；富貴繁華如此，凄涼敗落如此！這無邊的離別恨，相思淚，豈不也是如此！”寶玉頓悟枉入紅塵而感嘆道：“回頭望，一片空，好一場大夢！”于是跟隨佛道二仙出世皈依佛門，最終結束了此番步履匆匆的紅塵之旅。

曹雪芹生于封建社會末世，以敏感的心體察到封建時代強大國家機器對人性的踐踏，對寶黛等一群鮮活生命的摧殘和蹂躪，借寶玉離經叛道的叛逆行為表達作者自身對這沒落的封建制度的反抗、抨擊和控訴，閃爍其間的犀利的批判意識不乏積極的思想內涵。但他所深刻感悟的塵海空茫、人生無奈、虛無縹緲，以及借《好了歌》宣揚“好就是了”、“了就是好” 、“色即是空”的幻滅感和宿命論，難免帶有消極厭世的虛無色彩和思想認識上的時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