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體制的概念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市場經濟體制的概念，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實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此同時，在非正式制度領域，卻出現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經濟信用的嚴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場行為，各種各樣的尋租等現象，這些在市場化體制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越來越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固和完善。為此，筆者針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著眼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淺薄的看法。

1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表現市場化制度變遷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強求富為目標取向，通過自上而下的人為選擇過程而導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續的非正式制度卻更多地表現為以適應傳統的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體系。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兩種不同層次的制度之間產生了強烈的摩擦、震蕩和沖突。相對于市場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社會信用的缺失

我國正處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之中，信用缺失現象還相當普遍。例如：商業交易中大量的欺詐行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資本市場中欺騙瞞報、虛假信息披露和惡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嚴重危害，不僅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成本。

12行為方式的非理性

所謂行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行為決策缺乏可靠的基礎，主要受情緒的支配。例如在投資領域，當投資者情緒樂觀時，樂觀的預期導致投資激增，經濟擴張，反之，投資萎縮，經濟衰退。在當前表現尤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從眾行為，人們的行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這與市場經濟文化中“經濟人”的理性預期和理性經濟行為是相違背的，這種情況不僅導致了支撐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的缺失，還導致了因重復建設和從眾決策而產生的低水平、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嚴重過剩和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最終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功能的正常發揮。

13價值目標偏向，價值判斷失衡

目前，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性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造成了一些人價值取向的混亂、偏離和失衡。如誠實勞動和守法經營未能蔚然成風。而過度投機和一夜暴富的心態卻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傳統關系社會的影響依舊普遍存在，凡事均通過關系來加以解決。這說明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心態已被嚴重扭曲，社會經濟運行的文化基礎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平、公開、公正等觀念和秩序相去甚遠。

2導致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原因導致我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非正式制度變遷嚴重滯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變遷自身具有的自發性、漸進性等特點導致的原因，也有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道德規范缺位和政策實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變遷受其內在的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的影響傳統道德文化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思想傳播和滲透。已深深積淀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種種陳舊的價值觀念、生活習俗等。這些因素必然以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阻礙和遲滯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首先，傳統道德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在經濟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們商品經濟觀念淡薄、時效觀念較差、平均主義嚴重。其次，對和諧與謙讓人生態度的過度崇尚，是導致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競爭精神和開拓精神消減的原因。再次，德智傳統的盛行和法治傳統的缺失，導致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堅持的法制原則難以落到實處。最后，重群體輕個體，抑制了個人的自主精神和創造精神的發揮，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原始推動力。

22道德規范缺位是我國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主要原因在轉軌過程中，與舊的經濟形態相適應的那一套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體系，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從而開始消解，并逐漸喪失了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調控功能，而新的價值觀體系和道德規范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從而造成了社會道德領域的真空狀態。長期以來，以小農經濟和產品經濟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形態所出現的種種弊端，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破這種經濟結構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和結構模式。以多種所有制經濟結構、大工業經濟、市場經濟等為主要特征的新的經濟形態，本質上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體系，然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新道德的傳播及其為人們普遍接受并發揮作用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在舊的道德規范體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規范體系又無法馬上建立的這段時間里，由于缺乏統一的價值評判標準和行為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必然是盲目而混亂的，表現出對新舊道德規范的困惑和迷茫。在這種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舊的倫理規范之上來行事，并出現大量的越軌行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約了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進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都離不開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輔助作用一樣，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發揮，也依賴于正式制度的支撐。以當前誠信危機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設中的滯后就是一個尤為重要的原因。從法律的角度分析，導致當前我國社會中產生誠信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國缺乏一套統一的健全的誠信法律體系。②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產權不夠明晰，產權制度建設滯后。現代誠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經濟主體和公共的產權邊界，存在理性的激勵，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脫胎而來，在我國原有的體制下，缺乏經濟主體獨立產權的概念，不能給守信者以激勵，相反卻產生了大量不道德競爭等違反誠信原則的商業行為。

3對深化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的幾點思考31堅持以人為本，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觀所謂“以人為本”，就是指發展要體現對人的關懷，滿足人的基本權利和需求，以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目標。社會主義制度是把人的全面發展當做社會最高發展目標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達到這個目標的辦法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最有效途徑。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沿著“以人為本”的目標推進。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既要考慮現在，又要考慮未來。以人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邊的人，又是全社會的人；既是現在已經存在著的人，也是將來要出現的人。想問題，做事情，搞改革，謀發展，即要在單個人身上體現以人為本。

32以誠信為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信用體系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經濟越發達越要求誠實守信，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文明的基石。針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誠信缺失問題，借鑒國際經驗和一些發達地區的成功做法，分步實施，有序推進。首先必須凈化恪守信用的社會環境。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文化環境。一是通過各種宣傳、教育方式，利用學校、企業、社區、行業協會等組織機構廣泛開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養和教育。二是提高社會主體的守信意識和維權知識，并能自覺參與監督和抵制失信行為。三是引導和培養市場主體重視自身信用程度的社會評價，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其次必須加強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設，建立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客觀上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法律支持體系。為此，要健全法律體系，對各種非誠信行為有明確的法律規范、限制和懲處，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須規范恪守信用的企業行為。鑒于當前的實際情況，加快企業信用建設要結合企業制度創新來進行。要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使企業盡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市場主體。避免產權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夠等給企業失信創造機會。要著力完善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機制，特別是企業內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嚴格的獲信管理，加強企業控制自身信用風險的能力，以促進企業不斷拓寬市場、最大限度地降低財務費用開支。培養企業品牌意識、形象意識，樹立信譽就是市場、信譽就是客戶的觀念，不斷增強企業維護自身信用的自覺性。要重視企業文化的創建，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武裝企業，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實。

篇2

0引言

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要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因此，我們要明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定位，才能進一步確定如何實現定位。

1政府經濟職能的概念

政府的經濟職能是政府職能的之一，政府職能有三個方面：政治職能、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涉及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經濟職能是指：“政府在經濟的管理運行、組織、推動發展上的職能。”政府的經濟職能并不是一開始就存在且完善的，而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不斷形成的。一般而言，政府的經濟職能包括以下內容：組織、指揮、協調、監督、微觀調控、宏觀調控等。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不僅是財產所有者、經營者，還是管理者，兼具多重身份。而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定位已經不能適應，這就要重新定位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更好地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2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存在的主要問題

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的一種經濟體制，是一種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職能越位或錯位。這是指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的范圍沒有明確界定，多管了不應該涉及的經濟領域。

其次，經濟管理職能執行力度不到位的或者缺失。這一問題是指政府經濟管理的職能沒有發揮，或者履行了職能，但是執行不到位。

第三，職能履行方法不健全。當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履行著重依靠行政手段，忽視了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使用。

3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定位

3.1明確政府經濟職能的定位原則

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也在逐步豐富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也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發揮其作用。在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區域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側重點不同，要從實際出發，以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勵志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定位主要遵循以下原則：（1）必要性原則。市場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經濟管理是一種政府行為，在實際的應用中常會出現越位的行為，涉及到不應該觸及的領域。因此，政府在履行經濟管理職能的時候要進行嚴格的范圍界定，不能不合理的擴大化。（2）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要求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只有堅持科學發展觀不放棄才能實現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3）勝任原則。政府應該考慮自身的實力，量力而行。

3.2從主體視角來定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

政府作為經濟管理的主體，要能明確區分政府管理的范圍和側重點。在確定的管轄范圍內，實施有效的經濟管理，因地制宜，松緊適宜。對于市場經濟運行良好的范圍，要放松管理，從微觀和宏觀上整體調控市場，維護市場的健康穩定；對于不良競爭行為，要嚴加制止和懲戒，維護市場的良好秩序。可持續發展要求經濟發展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要注重對環境的保護，不能竭澤而漁。

3.3從職能視角來定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

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范圍較廣，涉及到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不是嚴格管理經濟運行的各方面，而是要維護市場的有序，通過指導和導向、組織和規劃的職能、調和和控制、協調補充、社會服務、管理監督等職能做好市場的調控。

4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實現

4.1建立科學的管理手段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也在逐漸的改革和完善，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就是不受約束的。目前，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越位、錯位、缺位等現象層出不窮。為改善這些不良的管理現象，政府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變管控政府為服務型政府，解決政府在職能履行過程中出現的不良現象。除此之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政府要維護市場競爭的公平性，這就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的法治管理制度，出臺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規，以法律的制約和制裁來約束市場經濟中的不良經濟行為，維護市場運行的健康和有序。

4.2轉變管理理念，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經濟不僅僅對內，還要面向國際市場，這就要求政府轉變管理理念，加強宏觀調整，以確保經濟的穩定運行。這就需要政府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對我國經濟從宏觀上進行發展規劃，確定經濟發展朝著既定的目標平穩運行。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做到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市場發展的良性運行。第二，善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穩定市場經濟的發展，防止市場出現大的變動。第三，為我國經濟的國際化發展保駕護航，在國際競爭中，我國的市場經濟仍面臨較大的風險，政府應該給予充分重視，及時給予預警，確保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經濟體制的改革從來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也要隨之變革，政府要重新審視自身的經濟管理職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重新定位，確保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參考文獻：

篇3

一、國有企業管理創新概述

就企業的創新而言，其主要和根本目的是實現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以贏利作為一切創新行為的根本出發點。創新涉及企業的多個方面，如企業制度創新、企業管理創新和企業技術創新。針對企業管理創新，作為企業運行發展的重要保障，企業管理的高效率，對于企業良好運行和實現長足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國有企業管理創新來看，作為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并發展的企業形式，其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國有企業沿用的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新時期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揮的作用也在逐漸衰弱[1]。因此，實現國有企業管理創新，針對其管理模式和管理辦法進行現代化、科學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足效用。

二、國有企業管理創新現狀

1.整體發展水平嚴重失衡

就當前我國國有企業管理創新情況來看，其整體發展水平嚴重失衡。少數國有企業在具有前瞻思想和實干能力的企業領導帶領下，積極建設企業文化，并將企業管理創新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路徑，實現了企業管理水平的極大提高，使企業的綜合實力和市場影響力獲得顯著提升。如海爾和聯想等企業，其企業管理創新水平位居我國企業前列，在世界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而大多數國有企業仍沿用傳統的管理模式，造成企業發展乏力，管理水平停滯不前。

2.缺乏正確市場競爭概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成為企業發展的主要決定者。企業要想獲得自身的長足發展，爭取到更多的客戶和消費者，就需要形成正確的市場競爭概念，以市場為導向，決定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策略。然而，許多國有企業缺乏正確市場競爭概念，仍以計劃經濟時代傳承下來的管理理念作為發展方針。過分強調技術革新帶來經濟效益，忽視企業戰略定位的重要性。企業發展沒有戰略目標作指導，市場價值受到極大削弱[2]。

3.缺乏有效激勵手段和機制

國有企業存在的一大問題即分配制度不合理，員工的績效考核機制和激勵機制不健全。對于員工收入和利益的分配，不是根據其生產效益和貢獻價值，而是其職位高低，且受人為因素干擾較大。績效考核體系不健全，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不高，造成企業生產效益低下。同時，激勵手段和機制不健全，無法準確把握激勵時機和額度，表現優異的員工無法得到有效激勵，造成企業管理存在諸多弊端和不足。

三、國有企業管理創新策略

1.消除計劃經濟體制約束

我國國有企業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較為深遠，其經濟發展模式和管理模式很大程度沿襲下來，造成其體制管理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約。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計劃經濟的一套體系和模式已經無法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相互間的碰撞與矛盾使得國有企業的發展面臨諸多約束和束縛。為此，必須有效消除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突破原有的舊思想和舊辦法，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向著現代化和市場化道路不斷發展。

2.樹立正確市場競爭理念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不斷深化，市場經濟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擴大。為實現國有企業管理創新，最為關鍵的問題，即樹立正確市場競爭理念，以市場導向企業的發展道路[3]。重視科技和人才發展，提高企業發展的技術水平，并在健全的人才培養機制下，實現企業創新實力的有效增強。對市場形勢進行深入研究，以市場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為指導，制定科學的戰略方針，確保企業發展與市場的有效同步。

3.建立健全有效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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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商法信用原則；市場經濟體制；誠實信用原則

民法和商法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法和商法共同調整著商品經濟關系，確保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正常運營。民商法的信用原則，是民商法體系中具有雙重調整性、普遍規范性和較強伸縮性，具有法律調整和道德調整的雙重作用，因此其對民商法的完善和發展有重要作用。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完善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如何應用民商法的信用原則，進一步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然成為左右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內涵及應用領域

（一）信用原則的內涵及應用領域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規范的行為標準。我國的法律體系，是基于我國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規范，參考蘇聯和西方的立法體系設立的，因此誠實守信原則在我國民法和商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和完善，加之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我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逐漸加大，誠實守信原則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重要基礎。只有保證我國民法和商法的誠實信用原則適用，才能有效的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才能進一步在現有的民商法基礎上，根據社會對民商法的需要，對民法和商法進一步的完善。信用原則作為傳統道德和現代法律的基礎原則，其不僅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淘汰，反而其作用越來越明顯，甚至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和建設的重要因素。在《合同法》中更是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力、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的重要地位。換言講，誠實信用原則已經成為貫徹民商法的基礎原則之一，影響著民商法在司法領域的應用，并影響著民法和商法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作用。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誠實守信原則是平衡參與經濟活動雙方利益的重要工具，并能夠發揮著平衡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重要作用。誠實守信原則不僅是社會道德的一部分，還具有法律特有的強制性特征。從社會道德方面來說，如果一個人或一個企業不遵守誠實守信的原則，那么其必然會陷入無人交往的境地，必然會導致個人或企業無法參與到正常的社會活動中。

（二）誠實信用原則應用的領域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和商法中的應用是比較常見的，并且體現在物權法和債權法中的諸多方面。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和商法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應用，將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在物權法中，誠實信用原則作為重要原則之一，是構建物權秩序與交易規則的基本工具，其具體的體現就是公示和公信。誠實守信原則在物權法中的另外一個應用就是相鄰權，在這項權利的行使中，誠實守信原則是衡量權利是否被侵害的重要依據。還有一項對所有權的應用就是善意取得制度，該制度根據誠實守信原則，轉讓給他人的財產能夠使第三方合法擁有使用和處置的權利。在債權法中，誠實守信原則可以表現為情更原則、歸責原則兩方面。情更原則主要應用于合同變更和解除時，具體指合同生效后，在合同關系的基礎情事中由于不規則當事人的因素，預防當事人蒙受不合理的損失，。還能夠使另外一合法當事人獲得意外的收益。債權法中的歸責原則，主要是指無過錯責任、公平等原則，該原則一直作為判斷事實行為的標準，對于維護良好的公共秩序和提高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誠實信用原則的重要影響

在市場經濟帶領下，市場交易原則的樹立也越來越多，交換是市場經濟發展動力的基本形式，在人與人交往過程中，彼此的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市場經濟中，誠信更是眾多市場準則中的重中之重。誠實信用是作為市場經濟交換的基礎保證，其行為得以進行的基本倫理前提是誠實守信，即使交換各方有任何一方不相信另一方，則這種交換行為則難以進行。市場經濟領域中的信用，主要指的是參與市場經濟的各方在長期的經濟交往而形成的信任關系和信譽評價。這種信用關系和評價是市場交換的前提，同時，市場經濟的交換必然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它是信用的結果。由此來看，信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不僅是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更是支持市場經濟前進的動力。在無形的經濟發展建設中，城市信用的原則一定要落實到實處，促使市場競爭的良性發展，從而共同推進經濟建設的發展。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倫理原則，同時還是市場經濟效率的資本（這種資本既可以被視為社會資本，也可以被視為道德資本，但它對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是確定的）。綜合來說，在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下，誠實信用原則可以產生經濟效率的資本。雖然其是經濟發展中的外部條件，屬于無形產物，不能夠進行直接的買賣，在技術層次上也不可替代，但是“誠實信用”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確有著重要的意義及作用。盡管在經濟學家眼中，信任和類似的價值觀被看作是經濟活動中的“外部事物”，但是確能夠促進經濟效率的，有利于提升經濟行為中的交換數量和質量。在一定意義上，信用可以被納入產生經濟效果的重要資源之一，市場經濟中的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國家信用、產品信用、消費信用、國際信用以及政策信用、法律信用、司法信用等都是重要的社會資本或道德資本，信用不僅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更是市場經濟的重要資本或資源。

三、民商法信用原則中存在的不足之處

（一）內涵與概念界定不清盡管誠實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的應用比較普遍，并且很多案件或事件中都會應用到信用原則，但我國民商法理論體系中，卻缺乏對誠實信用原則和內涵的統一認定。在諸多的民商法誠實信用原則理論中，包含條款說、立法意志說、雙重功能說等很多不同的理論派別，雖然這些理論派別均從某一方面對誠信原則在民商法中應用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具體的論證，并對其內涵進行了解釋，但由于這些說法均有其合理性，因此現如今的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沒有確切的內涵和定義，這直接導致我國民法和商法在涉及到誠信原則的應用時，缺乏足夠的標準型和理論支持。

（二）誠實信用原則缺乏具體的法律保障雖然誠實信用原則被寫入民法和商法中，但由于誠實信用原則根本沒有準確的理論界定，因而導致誠信原則在使用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混亂。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意味著我國的社會體制仍然在不斷建設和完善中，也也導致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的原因，信用體系建設的并不完善，或許這也正是我國法律理論研究體系中對于誠信原則無法準確定義的原因之所在。由于誠實信用原則缺乏具體的法律保障，較低的違規成本和帶來的較大的收益預期，必然會導致有些個人和企業鋌而走險，導致市場經濟運行的比較混亂，矛盾和信用問題不斷出現。

（三）與其他原則相比，誠實守信原則的序位相對滯后誠信原則應該作為民事立法的根本原則和主要價值追求之一，只有使民法和商法能夠為保護誠信的市場行為的有效工具，才能發揮民法和商法在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然而我國的民商法法律體系中，雖然對誠信原則反復強調，并將其應用于民法和商法中，但卻將誠信原則放置于各項民事法律的末位。這導致我國社會的發展中，對誠信原則毫不重視，最終導致整個社會對誠信守信存在誤解，認為誠實守信在社會公德中本來就處于末位，導致我國社會上的信任危機嚴重，造成了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畸形，并直接影響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甚至影響到了境外資金參與到境內投資的積極性。

四、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策略

（一）明確信用原則的價值內涵能夠更好的實施一個法律條款，首先要把握好其核心內涵，雖然信用原則的法律概念存在分歧，但信用原則作為社會公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法律中的核心內涵是確定的。為了更好的應用誠實信用原則，就要求我們在使用信用原則相關條款時，對信用原則有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交易主體能夠明確信用原則的核心內涵，那么在交易活動中就會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開展交易的基礎，從而在交易活動發生之時正確的行使權力和履行義務。消費者如果在交易活動中明確誠實信用的原則，就能夠利用好法律工具，保證交易的公平和公正，從而降低在交易活動中受到損失的幾率。法律工作者把握好誠實信用原則，當遇到相關案件時就能對案件更準確的分析和審理，從根本上提升法律的公信力。

（二）加強信用原則的執行力度我國民法和商法體系中，對信用原則沒有統一的定義，對違背信用原則的事件也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予以制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由于對誠實信用原則沒有立法保護，導致部分個人和企業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后，根本沒有相應的機制予以處罰，而只能靠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來降低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事件發生的概率，但這個過程是比較緩慢的，不符合我國現階段較快的社會發展速度。這就要求我國法律應該加強信用原則的執行力度，對信用原則的執行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并出臺相應的行政處罰機制，讓信用問題能夠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而從根本上實現對信用原則的保護，降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信用問題出現的幾率。

（三）加強政府引導的同時加強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我國現階段的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這是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決定的。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甚至很長時間內，都會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政府的引導和市場調控仍然是必要的。鑒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中近年來信用矛盾和危機頻發的現狀，政府機構應該積極引導誠實信用原則在市場機制中發揮作用，彌補市場經濟自我調節機制的不足。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速度，并縮短政府參與市場宏觀調控的時間，還要加強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只有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成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信用問題，才能有效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良性、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民商法中信用原則的應用，是民商法完善和發展的基礎之一。由于我國民商法將信用原則的位次后置，以及受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現狀的影響，我國信用原則一直存在問題。要想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兩性發展，就必須了解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內涵，并加強信用執行力度和政府干預效率。

參考文獻：

[1]趙大為．淺談我國民商法制度的完善與發展．法制與經濟．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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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1978年以來財政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首先需要確定適當的角度和標準,如在轉軌進程中財政與經濟的基本關系是怎樣的,不同階段財政實際發揮的作用與政策預期目標的關系如何,財政改革與運行的制度合理性如何?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是國民經濟活動的樞紐,在某種程度上主導著經濟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財政是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對經濟運行起著保障作用。因此,就經濟轉軌過程而言,財政的職責可以簡單描述為如何實現財政自身從主導經濟運行到調控經濟運行的轉變,如何推動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如何確保這一過程中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這就意味著在財政體制演進與財政政策取向經濟體制轉軌與經濟運行績效之間,必然存在著深刻的互動關系,其核心內容體現為財政始終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是作為推動經濟轉軌、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不斷根據體制演進和經濟運行的變化進行創新;二是本身作為經濟轉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適時進行改革,保持與整個體制的同步性和一定的運轉效率。由于整個制度處于非平衡演進中,這兩項任務兼顧和完成的情況也就成為評價財政改革與運行績效的基本角度與標準。

    此外,由于漸進轉軌中的階段性和財政體制在不同階段所承擔的任務的差異,一個時期財政運行的評價始終只能相對于特定的體制演進階段來做出。因此在探討財政績效之前,還需要按照一定的標準對轉軌進程作必要的時段劃分,并將不同階段的預期政策目標與該階段的財政實際運行效果對應起來,建立評價的時空概念。

    以政治生活事件為標志,我們可以從總體上選取三個變革點而將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進程劃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一個是以1978年黨的確立“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為市場經濟取向改革的起點;一個是以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此后不久實際經濟運行告別短缺作為中國經濟轉軌總進程中發生部分質變的轉折點;一個是以黨的“十六大”確立的2020年為計劃市場的經濟體制轉軌的終點。由三個標志點所決定,1978——1992年屬于轉軌的前期,其轉軌進程是從改革發動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1992——2020年屬于轉軌中后期,其轉軌進程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到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民生活實現全面小康。根據這樣的劃分,1978年以來的中國財政體制變動線索可以3個標志性事件來貫穿:一是由黨的提出搞活經濟政策目標引出的延續較長一個時期的財政“放權讓利、分灶吃飯”的體制與政策;二是1994年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劃分稅種為基礎而確立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財政——稅收體制框架;三是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尖銳矛盾而迅速出臺、連續實施至今的積極財政政策及公共財政取向的改革。這三個事件中,前一個事件與轉軌前期相對應,后兩個事件則與轉軌中后期的特定階段相對應,并由此構成了評價財政改革與運行績效的基本框架。

    1.第一階段的財政體制改革與政策總體上表現為通過財政體制的調整與退讓,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釋放舊體制活力、醞釀新機制的形成。這一階段延續15年,是時間最長、體制變動最頻繁的時期。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漸進的制度激勵效果來自三個方面。一是體制內活力的釋放。通過體制退讓打破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分配格局,放權讓利擴大了地方配置資源的權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隸屬關系內開展創新的積極性,實質是通過條塊關系的變化釋放出了舊體制內部尚存的活力,地方利益激勵的強化形成了“諸侯”爭先的發展沖動。二是體制外活力的培育。通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調整促進了多元化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市場化價格機制的形成,逐漸形成了傳統體制邊界上的另一套微觀經濟運行系統和以金融為主的社會資金積累模式,體制退讓實質孕育了新機制的活力。三是為轉軌路徑的優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在這一除舊布新的過程中,財政以供給、需求雙向補貼的方式吸納、抵消了大部分通貨膨脹的壓力,保證了價格機制改革、商品交換關系建立,實現了平穩過渡。正是財政的放權讓利取向使轉軌過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選擇有了可能。

    在已有的改革回顧中,關于這一階段財政的地位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財政的日益積弱和數度面臨收支危機還常常成為備受指責的理由。事實上,從經濟轉軌全局而言,財政一直居于啟動和支撐改革的樞紐地位,財政體制的連續退讓、補貼的增長、借款的增長都有著服從于改革進程的制度創新的內在合理性,和服從于改革路徑的被動適應性。對于這一階段財政制度創新的經濟績效,筆者曾將其評價為轉軌前期機制創新的核心內容,并用其創造性地突破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原理來解釋其全局意義(呂煒,2001)。即中國經濟的啟動采取了“財政收入超分配——提高家庭、企業部門收入水平”的結構性調整策略,以此來墊高低收入形成的發展“瓶頸”,突破貧困的惡性循環。這一策略啟動和支撐該階段改革的邏輯順序為:財政讓利在分配領域的突破帶來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個人、企業的利益得到認可和增長,脫離計劃控制的貨幣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的出現,并自動創造了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儲蓄動機與投資動機導致金融地位凸顯,金融的成長又反過來推動儲蓄——投資的轉化。由分配領域發動的這一系列改革,還伴隨著計劃控制的必然削弱,流通環節的必然修補,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和商品交換的基礎關系得以建立。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反作用于生產過程,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經濟運行的商品化、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貨幣資本化所帶來的資本運動不斷擴張,以市場配置資源、以資本再生產方式推動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逐步確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第一階段財政的“開閘放水”不僅是一個逐步削弱自身財力、增強激勵的過程,更深刻的意義是削弱傳統體制配置資源的能力、刺激新的資源配置方式形成的過程。正是財政體制在退讓中使傳統體制失去了封閉運行的完整性,改革因此突破并獲得持續的支撐。

    2.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的分配關系的調整,在財政改革史上具有轉折點的意義。

    現在回過頭來看,雖然當時直接的動因是財政收支矛盾激化、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不足,是應急的、被動的調整,但實際上是具有制度創新的內在合理性的。這一變革是在已經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進行的,整個經濟制度的質的演進意味著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單純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適應下一階段的要求,政府公共支出責任的增強需要一個全新的財政體制框架來承載。就經濟運行而言,市場與政府關系調整的核心是配置資源權限的劃分,即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權,并提供相應的財力保證,這是整個經濟體制變遷作用于財政體制的更為深刻的內涵。

    這樣的判斷可以從1994年財政體制改革前后的財政、經濟狀況來印證。改革前的困境就財政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來看,過渡性的財政體制設計已經不能適應市場機制演進中的經濟運行要求。突出的一點是按行政隸屬關系實行的利益分權模式越來越助長地區經濟封鎖和市場分割,一些地方為了擴大自身財源,著力在當地發展稅高利大的企業,強化了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造成了經濟生活中的重復建設、盲目建設,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而各地為了當地財源按行政隸屬范圍設置的保護性措施,形成了“塊塊”之間的封鎖,不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與此同時,以財政退讓政策提高企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的政策初衷與實際效果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就財政自身運行來看,由于財政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不能適應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要求,財政運行得不到宏觀體制的保障,狀況不斷惡化。在漸進轉軌的過程中,多種規則并行的矛盾導致財政體制的分割局面,形成傳統職能、過渡性職能、新職能的并行與沖突,并最終導致財政收入的分割與下降。這種體制性分割在總體按隸屬關系確定的“分灶吃飯”體制下,又與地區利益導致的地區性收入分割交織在一起,使全國財政收入和中央財政收入兩個比重連續下滑。到1988年被迫實行多種形式的包干辦法時,中央財政基本放棄了調控的權力和財力,只求保證日常運轉的開支需要(呂煒,1994)。

    改革后的效果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政收入的迅速增長,財政運行局面的迅速改善。1994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財力結構的調整,是財政在財權上的振興。“兩個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過稅制改革擴大稅基、分稅制改革劃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所帶動的積極性的提高來實現的。1994——2001年全國財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長17.8%,全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實際運行中一直在52%——56%之間。這種情況表明財政運行得到了適宜的體制保障。二是新體制總體上適應和支撐了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體制、財力等方面的要求,保證了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表明新的財政體制基本可以滿足目前階段市場體制下的政策調控需要。關于這個問題將放在后面詳細討論。

篇6

客觀來看，中小企業的發展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健全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而中小企業的發展一方面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崗位，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其在經濟管理模式上的問題與漏洞。在新的時期，中小企業只有立足于自身的現狀，選擇適合自己的經營或經濟管理模式，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這就需要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對企業的特點與現狀進行認真分析，并制定出一系列的管理優化方案。

一、中小企業的特點

國際上對中小企業的界定一般從實收資本，企業在職人數，一定時期的經營金額三個方面著手。但由于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經濟體制的差異，我國對于中小企業的認定也應該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即便如此，我國中小企業在我國的經濟構成中依然占據了很大的比重，它相較于國有大型企業，有著其自身的優勢與特點，如經營規模較小、前期投入較少、較為靈活方便，加上所屬員工較少，管理起來較為容易。但是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兩面性，中小企業也是如此，中小企業也存在資金流較少，抵御風險能力較低，很容易受到大型企業的排斥與制約等挑戰。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小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中存在問題

1.經濟管理思想與理念選擇不合理。

我國中小企業的規模小，所屬員工少，這就使得中小企業的決策有著較強的主觀性，個人決策的現象極為普遍。在這樣的決策體制下，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理念與經濟管理思想就很容易出現偏差或不合理的安排，與企業自身的發展，市場的前景等諸多方面極不匹配，使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身處危機，立于劣勢。

2.中小企業經營思想與戰略概念模糊。

就我國中小企業目前的發展狀況來看，大部分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還處于低級競爭的狀態，很多中小企業都希望以價格上的優勢或降低勞動力成本來取得競爭優勢，而沒有立足分析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制定經營思想與戰略理念來取勝。在全球化不斷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健全的今天，只有不斷進行突破與創新，確立正確的經營管理理念，明確自身的戰略經營方案，才能不斷成長與進步。

3.中小企業自身的限制。

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小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中還存在著較為明顯地問題，即中小企業深受自身的發展限制，這種限制不僅表現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也表現在管理機制與管理水平上。資金上的不足，技術上的限制使得中小企業難以憑借自身的力量進行自主創新或引入新技術。加上管理水平較低，很多先進的經濟管理模式很難真正得到落實與實踐。

三、如何優化中小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

1.選擇依據。

任何新模式的引進或選擇都離不開對其的分析與探討，中小企業在優化自身經濟管理模式時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一是與自身經營環境是否貼合，當出現危機問題時，新的經濟管理模式能否有效應對。二是企業的發展速度與發展質量能否獲得雙贏。三是企業的產品與技術創新速度能否得到保障，是否需預留一部分的創新管理資金。

2.具體優化措施。

2.1貫徹特色經營理念，解決經濟管理模式中的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經濟高速發展，而中小企業要獲得發展，要在市場競爭中謀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就需要對自身的經營范圍進行審視，要將特色經營理念認真地貫徹到經營管理中去，不斷擴大市場份額，向社會提供高附加值，有別于一般產品的商品。同時，還要對自身的經濟管理模式進行認真考量，發現其中的問題與漏洞并著手進行解決。要拋棄一人決策的傳統決策方式，要保障決策的準確性，使得企業發展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進程。

2.2加大人才培養力度。

知識經濟時代，人才是決定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我國目前中小企業發展來看，由于規模小、資金少，且缺乏健全的人才培養制度，加之企業管理者也缺少相應的人才培養意識，這就使得企業內部高素質的人才較少，經濟管理模式自然較為落后，這大大阻礙了企業的長效穩定的發展。在新的時期，只有加大人才的培養力度，才能讓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得到優化并獲得進一步的獲得發展。

2.3政府積極扶持。

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企業的良性可持續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撐與扶持，這一點對于中小企業的發展尤為重要。因此政府應該從多個方面對中小企業進行積極支持。首先，政府應該收集多方的經濟資料與情況，對經濟的發展態勢進行準確的預估，并利用投資或者政策對中小企業進行有效的引導，建立和完善宏觀經濟預警制度，減少因市場動蕩中小企業倒閉的情況發生。其次，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使中小企業在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獲得發展。

四、結語

中小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創造了大量的國民財富，提供了很多的工作崗位。我國的發展離不開中小企業的力量。但是就我國目前的中小企業發展現狀來看，其經濟管理模式中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與漏洞，這大大阻礙了中小企業長期穩定的發展，在新的時期，要破除這一問題，就需要中小企業不斷對自身的管理模式進行優化，立足于自身實踐，不斷開拓創新。

參考文獻：

[1]尹杞月.中小企業融資難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12.

篇7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發展態勢下，許多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問題暴露出來，對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不小的阻礙。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一直都占據著重要地位，學者關于信用原則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終止過。誠實信用原則具有維護民商事交易、定義交易規則等功能。筆者首先闡述民商法中信用原則的內涵，依據我國當今的市場經濟現狀提出了一些策略。

一、信用原則的含義

信用原則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那時具體表現為善意的規則。在我國傳統道德體系里，我們也能很輕松地找到并了解到它最初形態勢和發展歷程。從古至今，誠實信用就被普通人乃至商人們當作是自身應該具備的品德，并且他們認為只有講誠實信用，周圍的人才肯和自己做生意以及購買自己的商品。眾所皆知，信用原則是我國的傳統道德原則，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于是這一原則被民商法吸收進來作為相當于帝王準則的法律原則。商事交易主體在進行民事行為時應該講信用和一諾千金，按照雙方的合意履行自己應該完成的義務。通過平衡主體之間以及主體和社會之前的利益關系，從而實現公平交易的價值。信用原則作為傳統道德和現代法律的基礎原則，其不僅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淘汰，反而其作用越來越明顯，甚至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和建設的重要因素。［1］

二、民商法信用原則遇到的問題

信用原則如果要想真正有效地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它的作用，得依靠立法和司法工作的強制力。然而我國的相關法律中，雖然將信用原則擺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上，但是《民法通則》里的對信用原則的規范覆蓋面很廣，比較寬泛和粗糙。法官在面對具體的案件時很難直接應用信用原則，以至于這時信用原則難以給法律人提供具體可行的意見和建議。除此之外，訴訟環節的信用缺失現象，也對于法律精神的落實造成不利影響。［2］

三、促進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方法

首先，應該弄明白信用原則的實質內容。如果要在具體民商事法律問題上應用好誠實信用原則，就要求我們在使用信用原則相關法律條文時，對信用原則有比較具體而深刻的認知。如果要實施一個法律條款，首先要把握好其核心內涵，雖然信用原則的法律概念存在歧義，沒有得到統一適用，但信用原則作為龐大的經濟生活體系的重要一環，其在法律中的核心內涵是明確的。當對信用原則很清晰時，我們所遇到的問題難度就會降低很多。比如，如果交易主體能夠明確信用原則的核心內涵，則在具體的交易活動中就會以此原則作為開展交易的基礎，從而在交易活動發生之時正確的行使權力和履行義務，避免了不必要的糾紛。消費者如果在為民商事行為時認識到信用原則，就能夠將信用原則應用自如，維護民商事活動的安全和信用，從而使消費者以更小的成本來解決棘手的經濟糾紛，實現了自身和社會的雙贏。法律人利用好誠實信用原則，每次處理相關問題時就可以對案件更專業地處理，從這一方面上提高法律的威望。通過這些事例，深入淺出的闡明，懂得誠信原則會給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其次，提高執行信用原則的力度是法治建設中的重要措施。前面中筆者提到的關于執行力度的內容，在我國民商法以及其他相關的法律法規里面，把信用原則都進行了重點安排和闡述。然而筆者也就這些問題認為，在規定誠實信用原則時沒有確定好范圍，也沒有進行具體而詳細的闡述。只是帶有指導色彩的內容，并沒有給法律人提供具體可行的方針策略。因此政府在應對市場上層出不窮的信任原則失效的混亂現象要加大力度進行打擊，決不手軟和妥協。讓信用問題能夠迅速地得到注意、受理和解決，絕對不能執行不力和視而不見。這需要我國的法律部門對信用原則進行進一步的規范，制定出詳細的規章制度，才能不斷的提高我們維護誠實信用道德體系的執行力。最后，我們在強調政府行政力量的同時不能過多干預市場，而是促進市場經濟自身修補和恢復信用體系。因而，考慮到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中近年來信用問題和危機頻仍的局面，政府更應該組織、規劃好誠信原則的普及教育活動，去修復市場經濟自我調節機制的短板。這樣我們是為了盡可能地減少市場受行政干預的次數，這樣才能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這樣才能有效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自我完善和修補，讓我國的經濟結構偏向理性。

四、小結

綜上所述，民商法誠實信用原則、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監管體系這三者將很大程度上對人民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在實踐中發現，信用原則能夠維持市場經濟的平衡運行。［3］貫徹好建設信用體系的方針，在立法和司法工作中注意維護信用原則的價值，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無疑有極大的裨益。

［參考文獻］

［1］郭斯宇．民商法的信用原則與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J］．法制博覽，2016，03:203+202．

篇8

武術市場化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市場機制(價格、供求和競爭機制)為基礎，使武術的各種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武術市場化的實質是市場機制作用增強的過程。市場機制的作用越強，市場化程度越高。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武術必須進行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于武術市場化，一些學者卻持不同看法，認為武術不能市場化，由市場主宰其生存；即肯定、接受市場與市場機制的存在和作用的現實，卻排斥市場化的可行性。

武術本來就存在市場，何來武術市場化的爭議？原因在于，一些人士認為，以經營為目的的市場交易，會導致一切以經濟利益為中心，從而損害武術的健康發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市場經濟的大環境和現代體育自身發展的規律，都要求將市場機制引進體育事業的發展，按市場取向進行深化改革。然而，體育提供的商品，是一種介于“公共品”和“私人用品”之間特殊的“商品”，它在體育運動規律的制約之下，并不完全服從于一般的經濟規律,不能單純地追求經濟效益。所以，體育只能有條件、部分地實行市場化。

在強調國家宏觀調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武術市場化不是將武術全部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而是將能夠進入市場，實行商業化經營的部分，即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效用的領域，通過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使武術資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而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武術領域，還得依靠國家管理部門的宏觀調控。

反對武術市場化者，除對市場化的理解存在歧義之外，認為計劃經濟時代產生的“舉國體制”優越的觀點，亦十分普遍。“舉國體制”對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即使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它仍有集中力量辦體育的優勢。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舉國體制”所依存的社會環境已發生變化，它也面臨著適應市場經濟的問題，也要引進市場機制進行改革。所以，以“舉國體制”的優越，而反對武術市場化者，從根本上難以立足。

在肯定武術市場化的同時，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將武術市場化擴大化，簡單地將武術市場化等同于經濟轉型期武術的改革與發展；二是將武術市場化縮小化，將武術市場化理解為市場開發。市場開發是武術市場化改革與發展的核心與重要方面，但并不等于市場化改革與發展。武術市場化改革，帶來了一場從宏觀的政府管理到微觀的市場運作的觀念革命，其實質是將市場運行機制引入武術的發展領域。

武術市場化與武術產業化都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出現的新名詞，二者都有向市場經濟方向轉化的含意，以致經常出現相互替代的現象，但這兩個名詞的內涵不盡相同。武術產業化是用產業運作的方式來發展武術事業。調節產業運營的基本方式有計劃、市場以及計劃和市場相結合三種方式，市場調節并非唯一途徑。武術市場化是指在武術經濟運行過程中逐步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而武術產業化是在組建武術產業部門的基礎上，用產業運作的方式來經營武術。武術產業化是武術市場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二者有密切聯系，但不是同類概念，不能等同、替代。由此可見，武術市場化不等于武術產業化。

產生于農耕文明背景的中國武術，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間存在著割舍不斷的天然情結。然而，20世紀末以來，武術的市場化改革與發展卻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重要緣由在于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

從建國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經歷了四十余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此種體制下，整個社會的人、財、物資源是按照行政指令，通過指標分解、調撥，由政府預先編制的計劃來配置的。這種高度集中的體制，在建國初期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它越來越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桎梏。

從社會經濟形態來說，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一直是一種“短缺經濟”，企業的生產按計劃指標執行，無需考慮產品的銷售問題。武術事業亦是如此，文化生活的貧乏，使人們對武術運動投入極高的熱情。然而，今非昔比，“短缺經濟”早已被“過剩經濟”所取代，面對高科技的娛樂產品和西方現代體育項目的沖擊，武術市場的萎縮，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武術要尋求發展的空間，就必須考慮消費者的需求，主動地適應市場。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門的再度打開，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濃郁的體育商業氣息，使生活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觀眾耳目一新。奧運會、世界杯、NBA，職業拳擊等各種賽事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炒作之下，走進人們的娛樂生活。西方體育市場化運作所帶來的繁榮景象，引導著武術的發展路向。

篇9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武術必須進行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于武術市場化，一些學者卻持不同看法，認為武術不能市場化，由市場主宰其生存；即肯定、接受市場與市場機制的存在和作用的現實，卻排斥市場化的可行性。

武術本來就存在市場，何來武術市場化的爭議？原因在于，一些人士認為，以經營為目的的市場交易，會導致一切以經濟利益為中心，從而損害武術的健康發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市場經濟的大環境和現代體育自身發展的規律，都要求將市場機制引進體育事業的發展，按市場取向進行深化改革。然而，體育提供的商品，是一種介于“公共品”和“私人用品”之間特殊的“商品”，它在體育運動規律的制約之下，并不完全服從于一般的經濟規律,不能單純地追求經濟效益。所以，體育只能有條件、部分地實行市場化。

在強調國家宏觀調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武術市場化不是將武術全部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而是將能夠進入市場，實行商業化經營的部分，即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效用的領域，通過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使武術資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而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武術領域，還得依靠國家管理部門的宏觀調控。

反對武術市場化者，除對市場化的理解存在歧義之外，認為計劃經濟時代產生的“舉國體制”優越的觀點，亦十分普遍。“舉國體制”對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即使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它仍有集中力量辦體育的優勢。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舉國體制”所依存的社會環境已發生變化，它也面臨著適應市場經濟的問題，也要引進市場機制進行改革。所以，以“舉國體制”的優越，而反對武術市場化者，從根本上難以立足。

在肯定武術市場化的同時，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將武術市場化擴大化，簡單地將武術市場化等同于經濟轉型期武術的改革與發展；二是將武術市場化縮小化，將武術市場化理解為市場開發。市場開發是武術市場化改革與發展的核心與重要方面，但并不等于市場化改革與發展。武術市場化改革，帶來了一場從宏觀的政府管理到微觀的市場運作的觀念革命，其實質是將市場運行機制引入武術的發展領域。

武術市場化與武術產業化都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出現的新名詞，二者都有向市場經濟方向轉化的含意，以致經常出現相互替代的現象，但這兩個名詞的內涵不盡相同。武術產業化是用產業運作的方式來發展武術事業。調節產業運營的基本方式有計劃、市場以及計劃和市場相結合三種方式，市場調節并非唯一途徑。武術市場化是指在武術經濟運行過程中逐步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而武術產業化是在組建武術產業部門的基礎上，用產業運作的方式來經營武術。武術產業化是武術市場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二者有密切聯系，但不是同類概念，不能等同、替代。由此可見，武術市場化不等于武術產業化。

產生于農耕文明背景的中國武術，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間存在著割舍不斷的天然情結。然而，20世紀末以來，武術的市場化改革與發展卻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重要緣由在于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

從建國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經歷了四十余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此種體制下，整個社會的人、財、物資源是按照行政指令，通過指標分解、調撥，由政府預先編制的計劃來配置的。這種高度集中的體制，在建國初期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它越來越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桎梏。

從社會經濟形態來說，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一直是一種“短缺經濟”，企業的生產按計劃指標執行，無需考慮產品的銷售問題。武術事業亦是如此，文化生活的貧乏，使人們對武術運動投入極高的熱情。然而，今非昔比，“短缺經濟”早已被“過剩經濟”所取代，面對高科技的娛樂產品和西方現代體育項目的沖擊，武術市場的萎縮，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武術要尋求發展的空間，就必須考慮消費者的需求，主動地適應市場。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門的再度打開，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濃郁的體育商業氣息，使生活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觀眾耳目一新。奧運會、世界杯、NBA，職業拳擊等各種賽事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炒作之下，走進人們的娛樂生活。西方體育市場化運作所帶來的繁榮景象，引導著武術的發展路向。

篇10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參考文獻】

［1］盛洪.市場化的條件、限度和形式［J］.經濟研究，1992，（11）。

［2］張燦，謝思全，董利.中國勞動力市場化進程測度［J］.經濟改革與發展，1998，（5）。

［3］陳宗勝，等.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陳文通.如何正確理解以公有制為主體［N］.北京日報，2002－04－19。

［5］江曉薇，宋紅旭.中國市場經濟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判斷［J］.宏觀經濟管理，1996，（2）。

［7］顧海兵.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最新估計與預測［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華.經濟市場化進程：方法討論與若干地區比較研究［J］.中（論文庫）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