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資產證券化案例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綠色資產證券化案例，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在以加工制造業為主導的經濟模式下，中國的人口眾多無疑是一個劣勢，盡管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但創造的財富一旦被巨量人口平均，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在創造文化或智力產品的過程中，人腦是惟一的消耗資源，如果安排得當，人口的數量就會成為優勢。

當前，政府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主張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正避免了中國物質資源短缺的短板，要少消費原子(物質單位)，多消費比特(信息單位)，文化創意產業不需大量進口能源和原材料，能讓中國擺脫可能的國際脅迫，并可以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產品創造過程也沒有污染，堪稱綠色GDP。目前，發達國家已紛紛開始重視知識產權戰略。日本2002年7月即公布了《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明確宣布今后的任務是實現知識產權立國的戰略目標。

問題是，政府目標從來不能自動變成生產力，如果要發展某個產業，必然涉及投資和市場、投入和產出等經濟邏輯，否則，文化產業部門就會變成政府投資的文化事業單位。近年來應用范圍越來越廣泛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正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從資本上提供了有益的助力。

重視知識產權成就世界上最“聰明”的公司

在傳統的工業經濟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有形的動產和不動產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而知識產權，包括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專利權、外觀設計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以及品牌和技術訣竅在內的廣義的無形資產，通常很少作為企業的戰略性資產。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企業資產價值中無形資產的比重近20年快速增長，大約從20％上升到90％左右，有形資產的地位已經完全被無形資產所取代，企業大量的經營成果也往往不再是物質形態的東西，而是體現為包含知識產權的服務和軟件。

埃森哲公司的調查表明，絕大多數的首席執行官已經將系統地管理無形資產作為自己前三大任務之一。紐約大學商學院的研究也表明，美國經濟正在從物理資本為主的行業轉向無形資產為主的行業，比如制藥和軟件等，美國公司的主要價值創造將來自無形資產。在無形資產方面，美國每年的投資高達1萬億美元，已經超過了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從全世界范圍看，可以說，90％的企業凈值多多少少都跟無形資本和知識產權有關系。此外，企業管理技術的進步，也使得研發部門和業務部門能夠更加協調各自的工作，而不是各說各話，套一個新名詞，就是“創新管理”(1nnovmionManagement)。也就是說，企業開始強調任何的研發投資都能形成相應的、可轉化為貨幣的知識產權。

事實上，那些大型工業公司早已意識到知識產權資本的重要性。比如，IBM公司從1990年開始將專利收入作為一項主要的收入來源，現在其專利收入已從1990年的3000萬美元增長到超過20億美元，相當于公司1／9的營業收入；荷蘭菲利浦電子公司擁有知識產權的成果數量每年增長35％，從中獲取的收入每年增長45％；英國電信這樣的國有電信公司每年挖掘知識產權和數據庫帶來的額外收入近2000萬美元。在《財富》雜志2002年關于知識產權資本的“世界上最‘聰明’的公司”排行榜中，上榜者也都是赫赫有名的跨國工業公司，它們擁有的智力產權相當龐大(表1)。與中國企業的研發投入不足相比，許多美國企業還存在著“過度研發”，即大量知識資產沒有被充分利用的問題。

知識經濟推動金融創新

不同的時代潮流，推動了西方發達國家相應的金融創新活動，如1960年，信用卡的使用開啟了信用卡應收賬款的證券化；1981年，按揭貸款催生了房屋貸款證券化；1992年，陶氏化學公司以知識產權為支撐獲得貸款，開創了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先河；文化產品的證券化，則始于1997年1月，美國搖滾歌星大衛?鮑伊(DavidBowie)通過在美國金融市場出售其音樂作品的版權債券，獲得了5500萬美元。這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起典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案例。此前，針對知識產權的交易類型主要包括出售、頒發許可證、合資、戰略聯盟、拆分、捐贈(免稅)等。

目前在美國，知識產權證券化在資產證券化市場中所占的比重雖然還不是很大，但增長速度相當快，基于版權的證券化業務數額已從1992年的4．17億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25億美元，提升了6倍(圖1)。應該說，資本市場對智力資本的價值相對低估，主要是因為缺乏相關的信息。而今，越來越多的證券化專家感到，正在發展的評估手段能夠提供關于知識文化產品的更可靠的價值信息，因此，文化產品的證券化，將和基于房屋貸款、信用卡應收賬款等其他資產證券化業務一樣越來越普遍。

不同行業知識產權的證券化

在成熟市場，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對象資產已經非常廣泛，從電子游戲、音樂、電影、休閑娛樂、演藝、主題公園等與文化產業關聯的知識產權，到時裝的品牌、最新醫藥產品的專利、半導體芯片，甚至專利訴訟的勝訴金，幾乎都已成為證券化的對象(表2)。由于擁有知識產權的類型不同，各行業的知識產權證券化也有不同的特點。音樂資產

音樂產權的證券化對象比較多樣，但多數以版權為支持資產，也有一些以錄音母版為支持資產。音樂資產的證券化一般以已經存在的資產為基礎，也就是在唱片制作出來之后進行證券化。音樂版權所有者包括歌曲創作者、表演者、唱片公司或唱片發行商，資產種類包括出版權、版權、聲音唱片權、制作者版權、藝術家版權、所有者和其他支付的版權。以過去的經驗而言，多數音樂資產證券化業務是針對獨立的歌曲作者和藝術家的，如美國靈歌教父馬文?蓋伊、有“靈魂音樂之父”稱謂的詹姆斯?布朗、20世紀70年代最成功的R&B／Funk樂團艾斯禮兄弟合唱團等作品產權的證券化，但也有把整個唱片公司的全部現存歌曲目錄都證券化的，如美國最大的獨立唱片制造商之一TVT唱片的案例(表3)。

1997年，大衛?鮑伊的音樂產權證券化案例，充分展示了知識產權能為其所有者提供融資的潛力。首先，像大衛?鮑伊這樣的歌星一般不具備信用評級，因此，他通過資本市場籌資的渠道十分有限，證券化則創造了一個能取得信用評級的結構，從而讓投資者提供資金。其次，大衛?鮑伊及其家人能保有知識產權的最終所有權，這也許是重要的。由于債券年期為15年，并將于到期日自動清算，因此，大衛?鮑伊在其有生之年重新取回作品所有權而不附帶任何責任的可能性很高。

專利和商標

全球范圍內的特許權和商標價值巨大，但相對來說，與專利和商標相關的證券化業務比較少。原因首先在于，這類知識產權的證券化類似音樂業務，必須以存在資產為基礎，但是，它們的價值判定和音樂不同，音樂資產形成現金流的過程相對簡單透明，而專利和商標形成現金流則需要轉化成復雜的產品，并與其他知識產權“合成”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很難進行定量分析。從法律上說，專利和商標法定的保護期限為14―20年，盡管可能延長，但到期時專利技術可能已不具領先性，而契約性的商標保護則經常會根據政府的資產價值期限的條款而改變。

從專利持有者來說，最適合進行證券化的是藥品公司、大學和學院、高新技術公司。從商標持有者來說，最適合進行證券化的是主要的體育俱樂部和大學、服裝設計者和消費品生產商、主流的娛樂公司。其中典型的案例如1993年美國時尚服裝公司CalvinKlein用其香水品牌發行5800萬美元的債券；2003年，洛杉磯的服裝生產商Guess也把其14個產品(包括手表、鞋、手袋、服飾和眼鏡等)的品牌特許使用權證券化，獲得7500萬美元，大大減輕了債務負擔。在Guess的案例中，由于14個品牌被證券化的使用年限為3-10年不等，現金流相當不規則。這些品牌的使用者需要支付不等比例的銷售收入進入資金池。這樣復雜的交易安排為現金流的穩定性帶來了疑問。但是，負責證券化的投資銀行摩根大通采取了多種方法保證債券的發行――它們強調Guess公司21年的歷史，指出該公司尚有其他的品牌可以支持本身的生存，并進行了超額抵押，建立了利息儲備機制，即意外多收到的現金流被存儲在一個儲備現金池中，在收入比預期低的時間再釋放出來。摩根大通還指定了一個后備的品牌管理公司，如果Guess品牌的特許權使用者放棄此品牌，品牌管理公司負責去找新的品牌特許權使用或租用者等。

電影發行收入

電影行業是知識產權證券化最大的市場。1996-2000年，這一行業完成了近79億美元的證券化業務(圖2)，相關業務主要來自電影制作領域，尤其是幾家主要的片廠，如福克斯、派拉蒙、索尼、夢工廠、華納兄弟、環球等(表4)。這一領域之所以交易多、金額大，是因為可以進行多種混合資產支持的交易，并且有大公司的信用支持。而且，與音樂資產證券化不同，電影行業的證券化常常以未來資產為基礎，即以尚未拍好的片子的未來發行收入為基礎發行債券，如福克斯兩次以《千禧年》的收入為基礎進行證券化。當然，也有一些以已經存在的“影片庫”為基礎的證券化項目，如派拉蒙、意大利影視集團CecchiGofi、夢工廠的證券化案例。

服裝業

不少知名的服裝廠商都使用了知識產權證券化進行融資。2002年8月，UCC資本公司為美國著名女性服飾公司Candie’s發行了2000萬美元的債券，期限為7年，固定利率為7．93％，Candie's用這些資金來償還債務和擴展。2003年8月，UCC資本公司又為運動鞋連鎖商場TheAthlete’sFoot完成了一筆特許權收入的證券化項目。用于證券化的收入來自第三方――那些使用特許經營權的商店，它們支付一次性費用和銷售額的百分比以取得特許權，其中美國國內的連鎖經營者一次性支付35000美元和5％的銷售額。債券出售額大約為3000-5000萬美元，60％的收入來自美國市場，40％來自美國以外。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估值與風險

在整體框架上，知識產權證券化與傳統的資產證券化基本類似，就是先設定一個“收入池”，即一組能夠產生未來現金流的資產組合，再以這些現金流為支持發行證券。資產所有者獲得折現現金流并轉移資產，投資者獲得了這些資產在未來的一系列現金流(圖3)。證券化也意味著，資產擁有者必須將特定資產轉移到為特殊目的而設立的投資實體SPV中。

證券化融資是以特定資產為支撐的，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對象資產則是各種知識產權。因此，對知識產權進行估值，是決定知識產權能否證券化的重要一步。

以知識產權為背景的債券出售價格就是打折的未來收入，這些背景被精確地計算和考慮，因為每一個費用數字都可能影響到知識產權的收入來源。在各種知識產權轉化為現金的業務過程中，有各種估值方法，它們大體可以歸結為三類：

1、市場法，估值根據市場上類似業務的價格確定。有很多地方可以尋找此類數據，包括關于收購的訴訟文件和出版物。但這種方法的局限在于，現在沒有一個關于知識產權估值的動態市場，因此沒有足夠的業務可以參照。

2、成本法，估值由替代物的成本或者知識產權的保護所決定。但正如GaryHoffman，Dickstein法律公司的合伙人所指出的，除非專利范圍十分狹窄，否則專利將肯定會被復制，從而令估值產生不確定性。

3、收入法，根據一些影響收入的風險因素對預期收入進行打折后決定。這種方法提供了凈現值。

在知識產權的估值中，一些特別的風險因素還包括：時尚和大眾選擇的轉變，這在音樂和電影產權方面表現更為明顯；不可預見的技術發展，如在藥物產權方面，一些新產品的進入可能使老產品的產權作廢；通過訴訟，一些產權會被告知無效的可能；資產擁有人行為不確定性的風險，如藝術家或作者的某些行為將減少版權的來源。

知識產權估值法一直在發展，也令知識產權證券化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一些關于方法論可以降低優良、潛在知識產權證券化項目信用的爭論一直存在。例如，某些知識產權的價值可能被一些如訣竅或者保密信息之類的非注冊因素影響，再如，普遍存在的違反版權行為(主要是音樂盜版)可能嚴重地損害某項知識產權的收入來源。

盡管受到價值評估難等因素的挑戰，知識產權證券化為智力資產擁有者帶來的眾多好處，仍令其吸引力日增：一家公司把它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可以在當期從未來的收入中提前獲得一大筆收入，證券化可以提供資產與價值比率為75％的折現值，并為期望回報在22-30％的夾層融資提供者提供一個很好的投資選擇；知識產權擁有者可以通過證券化立刻獲得資金，而且，因為債券化而帶來的價值的增長是免稅的；證券化為項目的投資期限內建立了固定的利率基準，也就是說，在一段很長時間內鎖定了借款成本；證券化是對發明人無追索權的，同時債券的出售為未來版權價值的實現提供了保險：知識產權所有者仍然保留所有權，知識產權證券化可以被看成是資產的出售者持有未來版權來源的股權因素，購買者分享債券部分；因為資產的質量、信用的增加和使資產遠離破產可能性，證券化的信用度可能高于創作者的信用度。

篇2

鄭俊，畢業于中央財經大學，從事投資銀行工作16年，曾任華泰聯合并購部負責人、投行業務線負責人。在其擔任投行業務線負責人期間，公司并購重組業務交易數量三年穩居市場第一，交易規模亦逐步提升，2016年經重組委審核通過的并購重組項目交易金額達到1968億元，達到公司歷史最高水平；公司股權融資業務排名提升，股權承銷金額由2014年的第八名躍升至2016年的第二名，2016年由華泰聯合證券保薦及主承銷的華安證券IPO項目成為2016年融資規模最大的證券公司IPO，位列2016年A股IPO融資規模第三位。

近年來先后主持完成了順豐速運、分眾傳媒、美年大健康、愷英網絡、千方科技等借殼上市項目，以及宋城演藝、藍色光標、掌趣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歷次的產業并購項目，并帶領團隊圍繞客戶的產業戰略、資本戰略進行持續開發，為客戶提供全業務鏈、全產品線的投行服務，成為多家上市公司長期的核心投行服務提供商。

在藍色光說牟⒐喊咐中完成了A股首單財務顧問為并購交易提供融資服務，拓寬了券商在并購業務中的收益來源，提升了券商在并購交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年大健康借殼上市的案例中實現了美年大健康借殼上市的同時對慈銘體檢進行并購整合，并在交易中提供并購過橋融資，推進交易快速完成。

在海外優質資產私有化回歸中，其所帶領的投行團隊已經完成了包括藥明康德、邁瑞、奇虎360、如家酒店、芯城半導體（ISSI）等私有化項目。

在過往的從業過程中還曾主持、參與了大龍地產借殼ST寧窖、浙商地產借殼ST亞華、中弘地產借殼ST科苑、華夏幸福借殼ST國祥、瑞茂通借殼ST九發、南京鈦白借殼ST吉藥、中國重汽整體上市、廣汽集團吸并廣汽長豐等并購重組項目，多年的實戰積累了大量的案例經驗和市場資源，并曾于2009年被評選為“中國區最佳并購項目主辦人”。

近幾年來，作為投行業務線負責人，積極推動投行組織架構的優化調整，以行業聚焦、服務綜合為目標，設立了TMT、大消費、大健康、能源環保等行業組，經過近兩年的運行，各行業組在所屬行業領域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完成了多單行業內有影響力的項目，建立良好的口碑。

2013年開始籌建跨境并購業務團隊，目前該團隊已初具規模，近年來完成了南京新百收購英國老牌連鎖百貨公司House of Fraser、奧特佳收購空調國際、西王食品收購北美健康食品巨頭Kerr、蘇交科收購全美最大環境檢測公司TestAmerica等多項跨境并購交易，在新一輪的國內優質公司海外并購布局的浪潮中將起到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篇3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0-171-03

自從2003年國務院頒布《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和福建、江西等省開始試點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集體林權體制改革以來,林業發展與林業資金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對于林業金融問題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學者們對林業金融問題的研究主要從林業投資體制、林權證抵押貸款、林業保險、林業信托、林業基金和森林資產證券化等幾個方面展開。

一、關于林業投融資體制的問題

我國的林業投資體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雖然經過了多年的改革,但傳統投資體制所存在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1.林業投資以國家為主,非公有制主體缺乏投資動力。秦濤、田治威、潘煥學分析了從2000年到2004年五年間國家林業資金來源情況,發現林業系統建設資金中,絕大部分來自于國家預算內資金,資金總量和占比呈逐年上升趨勢,而國內貸款、利用外資兩項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總量和占比基本變化不大,自籌資金、其他資金兩項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總量和占比很少。孫豐軍、米鋒、唐信夫認為,雖然我國林業正經歷由單一的國家投資向多渠道籌集資金方向過渡,但是過重的林業稅費負擔阻礙了投資者的積極性。建議降低林業稅費,建立政策性金融機構和林業投資基金吸引資金進入林業產業。

鄭宇、肖平考察了作為生產主體的林農對林業投資的障礙,認為過高的林業稅費、限額采伐制度,以及銷售過程中談判能力弱、集體林轉讓和收益分配中的缺陷是造成林農缺乏投資積極性的原因。黃安勝、張春霞、蘇時鵬、鄭晶通過統計和計量方法定量分析了南方集體林區林農對用材林和經濟林的資金投入情況,發現經營用材林年林業收入、林地經營面積、年自投工數、有無未成熟林和其他林種經營面積以及林業外家庭收入對林農資金投入行為有較大影響。周伯煌、宣裕方研究了非公有制林業發展的制約因素,認為林業產權保護不力,不能有效保障經營者的財產權利;現行的采伐限額制度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不符合經營者根據市場供求追求最大經濟效益的要求。林地使用制度不完善,增加了林業投資的風險,降低了預期回報率,挫傷了非公有制林業投資主體的積極性。

2.投資規模小,資金缺口大。盛均全、張彩虹對2001到2004年的林業重點工程投資情況進行了分析,指出全國林業生態重點建設工程國家“九五”規劃投資257.31億元,而實際投資僅有167億,缺口達到90億;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和退耕還林工程建設從1998到2001年總共需要的投資分別為316億元和370億元,而同期實際投資僅為208億元和47.55億元。林業投資面臨巨大的資本形成缺口。對于為何產生資金缺口,他們認為主要是由于中央財力緊張;地方政府財力薄弱并且存在“等、靠、要”的思想,配套資金難以落實;政策性貸款資金難獲得等原因造成的。

3.林業資金運作缺乏效率。我國林業資金主要投向生態林建設。陳玲芳、金德凌研究了我國生態林業的投融資問題,認為生態林業投融資的運作方式帶有較濃的計劃色彩。政府部門做投資決策,審批具體項目,甚至直接介入項目的運作與管理,資金運作方式落后,市場手段運用少,監督管理成本高,難度大,導致了資金效率低下。他們提出按照購買者和提供者分離的方式,推行生態林的“代建制”,實行政府投資,市場運作,通過工程化管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建設成本;在決策過程中引入競爭機制,規范、公開行政審批,明確所有者、建設者、管理者的職責和權限以完善投融資風險約束機制,從而提高資金運行效率。

王洪玉、翟印禮運用委托理論進行分析,認為林業投資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監督機制缺失和激勵機制不健全,指出所有權虛置、監督的信息成本高、政府和企業存在激勵不相容是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提出了通過深化森林資產產權改革,建立產權明晰、主體到位、權責明確的產權制度;通過技術創新,降低監督成本,提高尋租成本;建立投資過程中風險共擔的激勵合同,健全考核指標的措施,改變制度環境,提高林業投資的效率。

二、林權證抵押貸款的問題

從2004年開始,福建省開始試點以林權證抵押為核心的金融創新,林權證抵押貸款隨后在全國范圍內推開。林權證抵押貸款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林農融資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其中也存在著至今也難以解決的問題。

1.林權證抵押貸款的機理。馬九杰、李歆等人從金融機構風險控制角度出發,分析了林農和林業企業存在信貸約束的原因,認為金融機構和林農、林業企業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而林農和林業企業缺乏合適的抵押品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而通過抵押品的拓展,即林權證可以在配套設施健全的基礎上充當抵押品,從而緩解林農、林業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況,減小社會資金進入林業的阻力。

2.林權證抵押貸款的現實障礙。①缺乏合適的金融產品。中國人民銀行三明市中心支行課題組認為金融機構缺乏與林業生產周期相適應的金融產品是阻礙林權證抵押貸款推廣的重要原因。2008年,三明轄區內除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期限較長以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期限都在1年左右。由于林業生產周期較長,至少需要3年時間,金融機構無法提供這類期限長的金融產品,特別是能惠及和適合眾多小戶林農資金期限需求的信貸產品。②抵押貸款向企業和林業大戶集中,中小林農貸款難。從福建省的貸款情況來看,企業、大戶林農的貸款依靠市場機制運作,開展較好,但小額貸款發展緩慢。雖然林權抵押貸款已達到一定規模,但作為林業生產主體的大部分林農還未享受到林權抵押貸款帶來的融資便利,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貸款主要面向林業企業和林業大戶,獲得貸款的中小林農有萎縮的趨勢。③林權抵押貸款的抵押對象限制過于嚴格。《森林資源資產抵押登記辦法》第九條明確列舉了7種不得抵押的林權,包括生態公益林、未經依法辦理林權登記而取得林權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權(農村居民在其宅基地、自留山種植的林木除外)、以家庭承包形式取得的集體林地使用權等。而林農所擁有的林權大多數屬于其中,因而導致實際貸款面很小。④管理制度不完善。賈衛國、俞小平、潘家坪等人認為森林資產不同于其他資產,具有經營的長期性、地域的固定性以及自然力發揮作用大等特點。發展林權抵押貸款需要有一整套對抵押的森林資源管理辦法和抵押貸款的管理辦法。但是目前各商業銀行基本未建立統一的具體詳細的林權抵押貸款管理辦法,基層銀行無章可循,缺乏操作規范。對林權抵押貸款也沒有統一信貸科目設置或無明確科目歸屬,只能采取變通的辦法在其他信貸科目中體現,造成林權抵押貸款科目歸屬隨意和不確定性。劉振海、肖化軍認為某些地市農村信用社針對林權抵押貸款業務制定了業務操作流程,在實際操作中也根據林權抵押貸款業務的特點進行了多次修訂完善,但因為沒有現成定型的風險控制制度和業務操作規程可參考借鑒,在確定抵押比例、期限、利率、抵押登記及評估操作、審核及審批權限等方面存在不合理之處。⑤面臨風險大。俞小平、聶影認為金融機構經營風險大是阻礙林權證抵押貸款推廣的重要原因。他們把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歸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貸款對象的道德風險,即中低收入林農可能將指定用于營林的貸款資金挪用于消費或其他支出。二是貸款對象的持續經營風險,即林農因現金流不足等原因可能無力完成一個營林周期的持續經營。三是市場價格風險,即經過10多年經營,林木成熟時木材價格可能下跌。四是自然災害風險,主要是病蟲害、火災風險。五是長周期導致的其他不確定性因素大幅度增加,即在營林活動林農長達20年左右的一個經營周期內,借貸雙方以及項目本身均面臨的其他不確定性。⑥貸款成本高。中國人民銀行南平市中心支行課題組通過對南平市林權證抵押貸款情況的調查,發現林權抵押貸款比房產抵押貸款成本一般高3%~5%,個別縣(市)林權抵押貸款成本高達12%,與民間借貸利率相差無幾,過高的貸款成本阻礙了林權證抵押貸款業務的推廣。晏露蓉從銀行的角度分析了貸款的成本,認為林地勘界、林木價值評估等工作專業性強,貸前調查成本高;林業生產周期長、林區遠離銀行網點,貸款后跟蹤困難,導致林農林權貸款管理成本高,風險防控難度大,使得林權貸款利率不可避免地高于其他同期限的貸款。俞小平、聶影認為林農貸款主體分散、單筆金額較小,造成了銀行合約成本和信息成本高。此外,營林經營活動周期長、經營規模小從而引起經營風險高也是造成貸款成本高的原因。并提出了引入林業科技機構的參與從而降低貸款成本的建議。⑦缺乏配套設施。韓立達、王靜、李華認為目前與林權證抵押貸款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完善,影響了林權證抵押貸款的發放。雖然國務院頒布的《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和國家林業局《森林資源資產抵押登記辦法》規定了可用于抵押的森林資源包括林地使用權,而《擔保法》中又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

此外,林木作為一種可生長性的森林資源,國家對其實行了較嚴格的采伐許可政策,使林權變現困難。如按照《森林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采伐林木的單位或者個人,必須按照采伐許可證規定的面積、株數、樹種、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務,更新造林的面積和株數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積和株數”。林權流轉市場尚不健全阻礙了林權證抵押貸款的推廣。由于評估、登記缺乏權威性和林場自身價值的難確定性、風險性,林業要素市場發育不足,部分縣(市)雖成立了收貯中心,也難以開展實質性業務。缺乏高效、市場化的林業資源轉讓二級市場,使得森林資源流轉、變現困難。

賈衛國,俞小平,潘家坪等人認為限額采伐制度,木材采伐指標存在的不確定性,增加了貸款人的違約風險。林業擔保機構規模小、實力弱,運行方式不規范。金融機構與擔保公司協作的利益關系普遍較難協調。都妨礙了林權證抵押貸款的推廣。

三、對林業保險的研究

劉紅梅、周小寒、王克讓認為林業保險對我國林業發展有重大意義。一是林業保險可增強林業的恢復能力;二是林業保險有利于林業獲得金融的支持;三是林業保險有利于林權明晰,促進林權流轉;最后,林業保險可作為政府對林業進行支持和保護的一種有效手段。

雖然我國林業保險開辦較早,1984年開始在桂林試點,至1994年拓展到廣西、吉林、廣東、北京、陜西等20多個省、市、自治區,但是多年來一直處于停滯狀態。

樊毅、張寧認為造成我國林業保險發展停滯的原因有:保險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現為林權不清,林業產權人的權責利界定模糊。林業保險市場低迷,營林者的收益低下、保險意識薄弱、保費籌集困難導致林業保險需求少;林業產業的高風險性和保險技術薄弱導致林業保險供給不足。林業保險政策法規不健全,瑞典、芬蘭等林業保險開展的比較早的國家都以專門的法律對其地位和運作規則進行了特別規定。而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的林業保險的法律法規,對林業保險的性質也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林業保險的組織制度、業務經營方式和會計核算制度都依照的是《保險法》中對商業性保險的規范,漠視了林業保險的特殊性。他們提出應當通過加大對林業保險的投入,提高林業投保人、承保人的積極性;建立林業可持續發展保障體系;構建全方位的林業保險經營體系;促進林業保險風險證券化的方法促進我國林業保險的發展。

晏露蓉研究了林改后林業火險的推廣情況,發現林農對林業保險認識不足制約了森林火險的拓展。福建省將森林火險定位于為林權抵押貸款的配套措施,投保森林火災保險是林權抵押貸款的前置條件之一,導致農民對林業保險產生認識偏誤。有必要加大宣傳力度,改變森林火險的定位。

李揮、孫娟、高曉屹基于福建永安市林農的實地調查數據,運用累積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響林農對林業保險需求的因素。發現林種類型、林農的特殊經歷、家庭收入水平、不同區域、林農受教育程度以及政府是否對保費進行補貼對林農購買林業保險的意愿有顯著影響。用材林面積與投保意愿呈負相關關系;林農有特殊經歷的知識面更廣,收入更高,投保意愿更加強烈;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政府的保費補貼與投保意愿都呈正相關關系。他們提出通過針對不同林種設置差異化險種,加大保險費用補貼力度等方法提高林農的保險意愿。

陳盛偉,薛興利分析了林業保險的技術難點,指出林業技術術語、林業生態工程建設、以及林業生產施工與作業過程中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保障的技術要求等方面的標準化建設能夠對林業保險的開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四、對其他林業融資方式的研究

其他林業融資方式包括林業信托、林業基金和森林資源資產證券化。薛艷、楊淑波認為林業產品存在巨大供需缺口,林業產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為林業信托提供了產業基礎。提出林業信托可以通過貸款信托、股權融資和租賃融資的方式作為林業引入資金。

陳錫文、李屹、陳興良等人分析了英、法、美、日、澳大利亞和瑞典林業基金的特點和作用,指出建立和完善我國的林業基金制度,必須從法律上明確建立林業基金制度,明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能夠落實的林業基金來源。必須建立健全林業基金管理制度,嚴格界定林業基金使用范圍,在廣籌資金的前提下,林業基金的使用與管理,要做到規范化、科學化、法制化。左旦平、張式楷認為由于缺乏基礎理論指導,林業基金制度最初設計方案中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包括建立林業基金制度的政策目標不夠明確;并沒有開辟出新的融資渠道;關于林業基金管理的內容空泛;林業基金制度內部運行機制不夠完善,對外部配套條件缺乏深入研究。他們從傳統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角度對林業基金制度實質和內涵進行了理論分析并提出了一個建立林業基金制度的基本理論框架。

潘煥學、秦濤、張元結合資產證券化的含義、條件和森林資產的特征,分析了森林資源資產證券化的可行性,提出了森林資源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模式,并且提出通過推動森林資源資產評估體系的改革,健全信用評級體系;完善森林資源流轉制度,建立統一的森林資源資產交易市場;加快林業產業化進程,提高林業企業的經濟效益的措施三項措施推行森林資源資產證券化。

總體看來,目前對于林業金融問題的研究,理論層面的分析較少,實踐層面的探討較多;定性分析的研究較多,定量分析的研究不足;提出的對策以宏觀政策方面的建議為主,微觀的、技術層面的建議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要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為制定政策做為指引,另一方面要重視通過定量分析進行研究,尋找地域性差異造成的特殊性問題,為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因地制宜的開展林業金融業務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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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但是很明顯，房產商轉型成功的屈指可數，為何八成不成功呢？個人認為原因如下：

1、房產商玩社區O2O的參與理財，回報率設在9%-12%左右，這是沒有吸引力的。

2、房產商參與社區商業布局，由于每個社區總戶數大多在200-300戶左右，而非2000-3000戶，這決定了人口的稀少，導致消費總量有限。但是，社區店鋪租金、人員的費用是比較高的。

3、房產商物業資產證券化，萬科、萬達已經率先啟動，但是由于回報率不足6%，這是沒有多大的吸引力的，那么如何公募更多的資金是一個問號。

4、房產商進入養老院，但是并沒有出現贏利的模式。

5、房產商布局家裝行業，雖然涉及的金額比較大，但是大多數是在使用別人的商品，如建材、家電，等于是為他人做搬運工。

6、房產商進入企業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全面發展周期，但是由于并沒有給入駐企業進行綜合創新的能力，所以難以成功。

7、房產商互聯網化，沒有一家是成功的，相反，倒是售房中介互聯網公司，倒是有成功案例。

8、房產商進入酒店，雖然大多數不成功，世茂雖然是成功的，但是度假房將來大量出租后，將會擠壓世茂酒店。從度假房的未來來看，會擠壓3200億元以上的住所市場蛋糕，這說明房產商進入酒店業是兇多吉少，難言成功。

9、房產商進入度假領域的，由于大多數度假房沒有入駐，而且隨著度假房的度假興趣只有3年的持續時間，通過3年連續看度假房周邊景點，已經膩了，沒有胃口了。

10、房產商進入商業的，由于購物中心、百貨受到電商沖擊以及同行飽和，基本上是失敗的。

11、房產商玩互聯網金融，由于眾籌、網貸基本上均是設計投資項目，對投資者來講，最大的就是看回報率，這恰恰是房產商的短板，因為他們并沒有邀請綜合創新專家來改造項目提升利潤率。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房產商轉型成功的不足兩成，大多數都是缺乏全系列人才，缺乏綜合創新方面的人才，比如住宅到社區、商業、理財、品牌、創新，比如眾籌、保險、網貸、理財、信托、銀行如何整合？

比如商業、商廈、管理、自有知名品牌、產品、種類布局、檔次布局、混合種類布局、APP、O2O、WiFi、消費眾籌、產品保險等等如何進行？

篇5

這說明，此前的一系列穩增長措施正在落實，積極財政政策和房地產去庫存等扭轉了投資需求下滑的趨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繼續推進，激發經濟增長活力。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國各家銀行機構3月底以來陸續的年報卻顯示，諸多銀行凈利潤增速由幾年前的兩位數跌至了1%以內，幾家國有大行更是明確表示“力爭2016年凈利潤增速為正”。以銀行業為主要代表的我國金融行業，系統性改革的迫切性日漸加大。

推動供給側改革，不能忽視金融體制改革的至關重要性。當前，國際金融正可能由風險積聚轉入風險暴露期――2013年年中以來，世界經濟與貨幣政策走勢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動蕩加劇，或已揭開了國際金融風險暴露的序幕。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血液。必須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加和完善金融組織、市場、產品、調控、治理等方面的供給。如果金融供給側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個供給側改革就難以落到實處。

為什么要強調金融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金融供給側改革本身就是要解決資本如何高效配置的問題，其中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是兩個最重要的資金價格機制的改革。而勞動、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也離不開金融解決方案。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強調“脫虛向實”，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而這并非簡單的貨幣刺激。

2015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做出兩個基本判斷，即全球金融風險與危機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積聚，同時風險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并且，2015年世界經濟又錄得了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增速，2016年仍有繼續下行之勢。

此背景下，經濟與金融的背離擴大，國際金融有可能由風險積聚轉入風險暴露期――2013年年中以來，世界經濟與貨幣政策走勢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動蕩加劇，或已揭開了國際金融風險暴露的序幕。

從國內看，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期疊加”之一，就有“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由于前期穩增長的工作過分依靠總需求管理，依賴貨幣刺激，延緩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繼續依靠投資拉動，推高了全社會杠桿率，加劇了當前產能過剩壓力和通貨緊縮威脅。甚至因為金融交易的暴利，進一步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產生擠出效應。

同時，大量的流動性在各個金融市場間竄來竄去，形成金融體系內部循環的“空轉”，導致了缺乏實體經濟支持的資產價格暴漲暴跌。近年來發生的“錢荒”、“債市風暴”和“股市異動”等，殷鑒不遠，亦是全球金融風險暴露的縮影。

因此，金融體制改革應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

金融改革落在五大方面

“十三五”《規劃綱要》對未來五年我國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同時勾勒出未來五年我國增加和完善金融組織、市場、產品、調控、治理等方面供給的藍圖。

第一，豐富金融機構體系。

雖然我國金融機構類型和數量不少，但金融服務總體是不夠的，尤其針對農村和小微企業的基層金融服務不足。同時，我國還處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商業性和公益性業務之間還存在金融服務的需求。

包括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機構體系，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支持并規范第三方支付、眾籌和P2P借貸平臺等互聯網金融業態發展，等等。

同時，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穩妥推進金融機構開展綜合經營。提高金融機構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加強海外網點布局，完善全球服務網絡，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境外機構開放水平。

第二，健全金融市場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一方面銀行體系大量流動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場上卻普遍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其癥結之一在于，國內金融市場體系結構較為單一，過度依靠低風險偏好的、順周期的銀行體系配置金融資源，難以實現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

包括要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注冊制，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深化創業板、新三板改革，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建立健全轉板機制和退出機制。完善債券發行注冊制和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加快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完善退市制度，打擊市場操縱和內部交易，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等等。

第三，加強金融創新功能。

國家強調“供給側改革”而不是“供給側管理”，就是要通過簡政、減稅，突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而不是簡單依靠政府產業政策指導、金融信貸政策扶持。通過加快金融創新，促進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是支持供給側改革的重要造血機制。

包括要創新科技金融，加強技術和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建設，拓寬適合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多元化融資渠道，探索銀行與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機構投貸聯動，加快發展科技保險，推進建立健全促進科技創新的信用增進機制。創新綠色金融，通過再貸款、財政貼息和擔保、對商業銀行評級等手段鼓勵銀行進一步發展綠色信貸，支持排放權、排污權和碳收益權等為抵（質）押的綠色信貸，推動發展碳租賃、碳基金、碳債券等碳金融產品，推動發行綠色債券和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建立綠色產業基金。

第四，完善金融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主要是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維護金融平穩有序運行。

包括要完善貨幣政策操作目標、調控框架和傳導機制，構建目標利率和利率走廊機制，推動貨幣政策由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轉變。創新調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讓市場在人民幣利率形成和變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培育中央銀行政策利率體系，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好發揮國債收益率曲線定價基準作用。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高可兌換、可自由使用程度，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人民幣資本走出去，逐步建立外匯管理負面清單制度，等等。

第五，改進金融治理體系。

2016年初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指出，2015年的股市異動充分反映了我國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適應的監管體制等。這也是“十三五”規劃提出改革金融監管體制的一個重要背景。

然而，周小川行長在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的輔導讀本中提出“完善金融治理”，是一個比金融監管更加宏大的概念，還包含了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標準及規則制定等，是國家現代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主要內容包括，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明確監管職責和風險防范處置責任，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完善中央與地方金融管理體制。以更加包容的姿態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支持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等等。

金融改革須處理好七組關系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血液。可以說，如果金融供給側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個供給側改革就難以落到實處。其中，須處理好以下七組關系：

其一，調整結構與穩定增長的關系。

不應該把擴大總需求與加快供給側改革對立起來，二者本身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有機組成部分。當前五大重點工作中，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會減少總需求，但降成本（如減稅）、補短板卻可能增加總需求。

過去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和投資、外需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必須下大力氣調整經濟結構。如果依賴貨幣刺激，有可能是飲鴆止渴，將影響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壓力和動力。但另一方面，強調供給側改革，仍然需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環境。

其二，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關系。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本身并無絕對的好壞之分，只是在中國直接融資比例過低，導致了對間接融資的過度依賴，金融風險過于集中。

金融結構過于單一，還制約了貨幣政策效果。因為股票、債券市場較為成熟，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才可以通過低利率推動股市、債市上漲，形成財富效應，刺激投資和消費。而我國資本市場不成熟，流動性過于寬松，一方面造成股市、債市暴漲暴跌，甚至危及金融穩定;另一方面依靠銀行信貸加杠桿，又造成了非金融部門財務上的不可持續。

為此，盡管經歷了近年來的債市風暴、股市異動，仍要保持發展資本市場的定力，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但也要考慮路徑依賴的現實，正視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特征，現階段還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如探索完善投貸聯動、債轉股、資產證券化以及銀行事業部模式。

其三，金融穩定與支持發展的關系。

在經濟下行周期，由于經濟效益下滑，銀行資產質量有可能惡化，這時候銀行減少信貸投放本在情理之中。然而，金融與實體經濟、特別與工業是利益共同體，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實體經濟是“皮”，金融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所以，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過程中，銀行仍需要用好和創新金融工具，服務好實體經濟和工業增效升級，這是壯大和發展金融業、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和重要內容。

其四，鼓勵創新與適度監管的關系。

減少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之類的創新性企業“市場在中國，上市在海外”的缺憾，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面、便捷性等，不能僅僅依靠傳統金融服務，還要依靠金融產品、技術和制度創新，疏通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

這要求金融監管部門不斷減少事前審批，消除影響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金融體制機制障礙。但另一方面，也要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尤其是對于一些新興的金融服務形式（如“互聯網+金融”），監管者要透過表象看穿其金融本質，對其進行適時、適度的監管，而不能坐視金融脫媒，任其野蠻生長，以致尾大不掉，釀成新的金融風險、社會問題。其中，e租寶、泛亞貴金屬交易所等，就是前車之鑒。

其五，擴大開放與防范風險的關系。

加強金融供給側改革，還要進一步擴大金融雙向開放，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

但另一方面，又要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完善宏微觀審慎措施，在擴大開放過程中有效防范金融風險，包括防范極端情況下的境外金融攻擊與制裁。特別是要做好其他國家和地區金融危機、貨幣危機的案例分析，梳理出貨幣攻擊的方式、渠道和演變路徑，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做好應對預案，防患未然。

當前應對資本集中流出壓力，就是我國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一次練兵好機會。正如上次亞洲金融危機，借打擊進口騙購外匯之機，在經常項目可兌換規則下，我國完善了進口購付匯真實性審核機制。

其六，國際經驗與中國國情的關系。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不論在市場建設、組織建設，還是在完善調控、加強監管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借鑒和汲取國際經驗，遵循和遵守國際標準。

但更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為什么所謂的國際經驗和慣例在當地能夠成功，引進到中國時，需要哪些宏觀或微觀基礎設施的培育和配套，以防止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特別是在對外金融開放問題上，要做好充分的理論和措施準備，避免顛覆性的失誤。

其七，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的關系。

通常認為，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貨幣政策是總量性政策，因而財政政策在結構調整中應發揮更大作用。然而，從供給角度講，如果將貨幣政策擴展為金融政策，生產或者服務部門區分公益性部門、政策性業務和盈利性部門、商業性業務，則結論大相徑庭。

篇6

一、國內PPP發展及研究現狀

（一） PPP發展現狀

PPP最早在上世紀70年代由英國政府提出，目的在于解決經濟蕭條及急速增長的財政赤字問題，鼓勵私人投資。經過30多年的發展，PPP已成為政府與私人部門合作的主要方式，強調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的“伙伴關系、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中國于1984年開始PPP試點，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以及改革開放的深入，PPP模式的運用已經涵蓋公共交通、電力能源、環保水利、郵電通訊等經營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還涉及其他公用事業、公共服務、國外項目等。2015年9月，財政部公布第二批PPP示范項目名單，共計206個項目，總投資額達6588.64億元。

現階段，我國PPP發展呈現出如下特征：一是政府大力倡導PPP模式的應用，一系列利好政策出臺，但同時，我國目前尚無有關PPP的專門法律。二是PPP項目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有明顯擴大，但相比較而言，PPP項目簽約率較低，僅為10%（郭培義，2015）。三是我國PPP項目融資方式多樣化，包括銀行貸款、信托資金、資產證券化、產業基金、保理融資等多種方式。但現階段，我國PPP項目融資仍以銀行貸款為主，相比國外私募股權基金、養老基金、夾層基金普遍參與PPP項目來說，中國PPP項目的融資方式過于單一。

（二） 本文創新點

我國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疊加關鍵時刻，經濟呈現新常態，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英美等國的PPP模式，針對當前我國PPP發展中項目公司負債率高、融資規模有限、私人部門積極性不高問題，本文研究設計PPP平臺基金模式，通過結構化設計，合理解決金融機構、社會資本和政府部門的風險收益分配問題，真正實現產融結合，為PPP發展出謀獻策。

二、PPP產業基金模式設計

本文以海綿城市建設為例，面對節約水資源、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的號召，引入PPP產業基金，通過整合政策資源方、資金供給方、項目運營實施方等各方資源，實現海綿城市項目的落地，獲得項目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產業基金將作為SPV平臺，融入基金管理公司、技術國企、政府部門和夾層金融機構，并與政府簽訂特許經營合同，由該SPV負責海綿城市的項目選擇、方案設計、融資、建設和運營，特許經營期滿后，將項目移交政府，SPV終結。通過結構化設計，產業基金在此過程中既保證了各參與主體的經濟效益的實現，也為建設綠色中國貢獻社會效益，提升產業基金社會形象和社會影響力。

（一） 組織形式

由于海綿城市項目規模大、資本運作體量大、參與方多元化且投資回收期長，其SPV結構適于采用有限合伙制模式。相比公司制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易導致委托問題，有限合伙基金由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組成，GP投資少量資金，負責基金的主要管理工作，承擔無限責任，LP不直接參與基金管理工作，以投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且有限合伙制無需繳納企業所得稅。由此可見，有限合伙制基金更能有效激勵專家人才參與企業管理，創造價值，同時使得基金產品的風險和收益更為對稱，弱化道德風險，有限合伙制也是國際上股權投資基金發展的主流模式。本文設計有限合伙基金模式如下：

政府授權主體與投資公司共同設立產業基金管理公司，作為普通合伙人，參與基金管理運作；金融機構資金和財政資金作為LP，獲得固定收益回報；社會資本方即建筑、設計、策劃、運營類國企，入股參與海綿城市項目具體實施。如此結構化的設計，一方面政府資金部分入股，與項目合伙人共擔風險，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提升投資者投資信心，另一方面作為社會資本方的國企充分發揮自身技術管理類優勢，提高項目建設運營效率，雙方各自發揮自身優勢，實現政府與社會資本方的雙贏。以有限合伙基金為主體與政府簽訂特許經營協議，投資于具體項目工程，到期后移交政府。

（二） 投資對象

本文設計的PPP產業基金專項投資于海綿城市建設項目，包括海綿型公園與綠地、海綿型建筑與小區、海綿型道路與廣場、排水與調蓄設施、水系保護與生態修復等。在可行性分析基礎上，優先投資于有穩定現金流、市場化程度較高、有合理定價機制的經營性項目，保證項目可盈利性，形成有效激勵機制，使政府與社會資本方達到雙贏。

（三） 募資對象

金融機構作為LP，獲取固定收益回報，為保證項目資金可獲得性，考慮引入銀行、信托、保險、社保、養老資金支持。銀行投資部分，一方面包括政策性銀行向導型資金支持，另一方面還包括其他商業銀行理財資金借道信托資管計劃等方式參與基金，獲取投資收益。社保、養老、保險資金以長期穩健收益為目標，剛好與PPP項目未來現金流穩定、投資回收期長的特點契合，且我國公共資金收益率普遍低下，在產業基金模式下，金融機構作為夾層能實現8%-10%的收益率，顯然更具吸引力。

（四） 收益來源及分配

1、收益來源

通過對PPP項目的經營和管理，創造項目本身的盈利能力。如對公園綠地上商業項目的規劃與運營，包括門票、兒童游樂設施、大眾休閑娛樂項目等；場地長期或臨時出租（中小型商戶、崗亭、社會團體活動、展覽等）；空中或地面的廣告位租售等等。根據使用者付費原則，這些收費項目，既可按項目收入的一定比例收費，也可采取租金等固定收費方式進行。

2、收益分配

收益分配以各方承擔風險為基礎，以保證項目正常進行為目標。考慮海綿城市建設中各方主體責任承擔特點，本文設計如下收益分配方式：基金管理公司按照基金規模獲取基金管理費；財政資金作為優先資金，首先參與利潤分配，獲得3%-4%收益率；金融機構資金作為夾層資金，獲得8%-10%資金收益率；社會資本方資金作為劣后，獲得利潤分配后的超額收益。

（五） 退出機制

產業基金的退出應以不影響項目正常推進為前提，本文對金融機構資金、財政扶持資金和基金管理公司，設計出在不同退出時點以不同方式退出的形式。金融機構資金，在項目建設完成后，以項目清算方式收回投資成本并獲得固定收益。作為LP的財政扶持資金在項目建成后將股權以超低價格轉讓給政府授權主體下轄投資子公司。特許經營期滿后，投資公司可以選擇兩種退出方式，一是可以轉讓股權給市場上其他具有經營管理能力的民間資本，獲得股權溢價回報，二是，可以項目附加值帶來的現金流為基礎發行資產證券化產品。

三、基金平臺模式的主要優勢和注意事項

（一） 平臺基金模式的主要優勢

1、基金平臺模式更能發揮PPP優勢，利用社會資本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基金平臺模式下，基金即作為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與政府簽署特許經營協議，獲取特許經營權，集項目融資、設計、建設、運營于一體，由政府與社會資本方全程共同管理基金運作，經營期滿后將項目移交政府。

2、基金平臺模式下，風險收益分配合理，既保證海綿城市項目的正常進行，也能保證各參與方利益的實現。基金管理公司由政府授權主體下轄投資子公司和民間投資公司構成，共同管理有限合伙基金，保證資金運用符合國家政策要求的同時，充分利用民間投資公司的資金運營管理能力，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每年可獲得基金管理費收入。金融機構作為夾層參與基金，一方面為PPP項目提供優質資本金支持，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另一方面銀行可運用自身風險管理優勢，為項目提供咨詢服務，輔助進行現金流分析等，使參與各方充分認識到項目風險收益性；在項目建設完成后，銀行退出基金，但建立在前期雙方的協商與了解基礎上，運營中的PPP項目將更方便尋得銀行或銀團貸款支持或擔保支持，為項目的正常運營提供保障。

3、平臺基金模式更能實現產融結合。基金平臺模式引入金融機構作為夾層，擴大項目資金來源渠道，而且基金平臺本身還擔任項目建設、運營，可根據項目資金需求靈活設計引入資金的性質、期限等，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推動作用。傳統PPP模式下，受制于我國不發達的金融市場，一般只有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的國企才能參與其中，憑借自身良好信用和專業優勢保證項目融資、建設、運營的良好進行，而其他民企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只能望其項背，導致主體缺位，低利潤項目無人問津。

4、平臺基金模式更能發揮財政資金效用。平臺基金模式中，財政扶持資金僅占基金規模總額的一小部分，通過杠桿的設計，發揮出巨大的撬動作用，同時財政資金作為政府專項扶持資金，發揮出政策引導作用，提高金融機構和其他社會資本方投資信心。平臺基金模式在保證項目社會效益的前提下，提高財政資金利用效率，有效解決財政收入不足與經濟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

（二） 平臺基金模式的主要注意事項

1、各參與方的主要注意事項。基金管理公司在項目識別、評估中，由于對海綿城市建設中涉及的相關知識欠缺或自身專業素質不夠等因素，可能導致對項目風險收益認識不清，直接影響后續融資、建設、運營的規劃與正常推進。金融機構資金作為夾層資金，在項目建設完成后即可退出，本質上屬于債務融資，若后期再融資銜接不到位，可能導致資金斷流，影響項目運營。

2、基金平臺模式下，參與主體更為復雜，參與方之間的協調及風險收益的分配顯得尤為重要。政府、社會資本方和金融機構，在PPP項目合作中存在不同利益訴求，導致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城府和私人部門之間將不斷通過討價還價的博弈達到利益均衡。如果參與主體間的利益始終達不到均衡，也即他們的最終利益都不能按照預期目標得以實現，將直接影響PPP項目的存在和進展。從另一方面來看，參與主體多元化直接導致交易成本增加，信息不對稱問題也將更為嚴重。

3、項目周期長，風險因素難以有效識別和控制。在整個項目周期內，基金平臺可能面臨法律變更風險、審批延誤風險、決策失誤風險、政府信用風險、融資風險、市場收益不足風險、腐敗風險等。其中政府信用風險在以往PPP項目失敗案例中出現頻率較高，追根究底，政府違約主要源于參與方風險收益分配不合理，不管是對項目本身風險收益認識不足還是激勵約束機制失效或其他原因所致，政府違約都直接影響社會資本方投資積極性，影響PPP模式的推廣及經濟發展。

4、項目收益性是吸引社會資本的重要因素。“海綿城市”從概念的提出到試點工作的開展，僅有兩年時間，政府也大力倡導社會資本方利用PPP模式參與海綿城市建設，這一方面說明了政府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心，但同時從另一方面表明，海綿城市建設缺乏相應實踐經驗。對于這個新興投資熱點，項目未來現金流如何評估，項目風險如何識別與應對，項目所需資金規模如何衡量，項目建設標準如何等一系列問題，都增加了項目不確定性，使海綿城市建設難度增加，對社會資本方的吸引力減弱。

四、結論與建議

（一） 宏觀方面

1、加強頂層制度建設，完善法律體系。PPP項目法律關系復雜，項目流程的各環節既受相關領域現有法律法規管制，也統一受特許經營等法律規范制約，我國應加緊PPP相關專門法律的制定，為PPP項目運行提供指引與保障。

2、完善金融市場，鼓勵金融創新。鼓勵機構投資者或個人投資者以多種方式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鼓勵金融產品創新，活躍金融市場，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金融支持。

3、培養專業人才。PPP模式最早從國外引入，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PPP的具體應用也完全照抄照搬國外模式。我國應當注重培養專門人才，深化對PPP模式的認識和理解，同時注重人才發展的復合型方向，集金融、財務、法律、管理知識于一體，設計符合中國國情的PPP發展路徑，提高項目成功率。

4、轉變政府職能，推進誠信建設。政府違約是影響私人部門參與PPP的重要原因，通過建立完善的政府行為約束規范機制，明確規定政府職責要求，同時制定不同程度違約懲罰措施，加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發揮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和政策引導作用。

（二） 微觀方面

1、項目建設完成后，針對項目運營中所需資金，應當考慮發行債券、銀行貸款、以項目未來現金流為基礎發行資產證券化產品等多種方式保證資金來源，避免資金中斷。

2、針對政府部門在項目具體實施中涉及專業知識方面的缺乏，引入技術單位入伙該有限合伙基金，為海綿城市項目提供技術指引。同時應當挑選實力較強的投資公司管理基金，設置門檻要求，保證基金投向和使用效率。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作為咨詢單位幫助進行可行性分析和風險收益分析等，減少信息不對稱。

3、政府加強自身約束。一是加強對PPP的學習，深化對政府與私人部門合作關系實質的認識；二是加強自身信用建設，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三是制定標準化PPP項目審批程序，加快項目落地。

4、私人部門應當充分發揮自身專業技術優勢，端正態度，客觀評價并積極參與PPP項目。私人部門不應利用政府部門專業知識有所缺乏而簽訂有失公允的條約，也不應利用賄賂等非法手段牟取，應當與政府保持良好合作關系，注重企業形象，獲取公眾認可。

5、加強項目評估，做好市場預測。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都應當進行獨立的市場調查工作，掌握項目準確信息，同時通過雙方協商提高預測準確性。

6、建立公平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建立在風險有效識別基礎上，針對政府與社會資本方各自優勢，雙方分別承擔不同風險，或共同承擔某種風險，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承擔審批延誤風險、土地獲取風險、決策失誤風險、招標競爭不充分風險，私人部門承擔組織協調風險、能力不足風險、融資風險、技術風險等，雙方共同承擔項目測算風險、不可抗力風險、市場需求變化風險、合同沖突風險等。同時構造風險分擔調整機制，根據對風險的有效控制力、政府激勵機制、風險收益對等原則，動態調險分擔（柯永建，2010）。（作者單位：武漢大學）

參考文獻：

[1] Robert Osei-Kyei， Albert P.C.Chan.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Public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projectsfrom 1990 to 20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33 （2015） 1335C1346.

[2] V. Khmel， S. Zhao， Arrangement of financing for highwa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ublicCPrivate-Partnership， IATSS Research （2015）.

篇7

中國銀行成立于1912年，是世界500強企業，曾被美國《環球金融》雜志評為“中國最佳貿易融資銀行”、“中國最佳外匯銀行”，并獲200多個國際榮譽和重要獎項。在與國際、國內同業的激烈競爭中，中國銀行憑借雄厚的實力和優良的服務，成為北京奧運會唯一的銀行合作伙伴。多年來，中國銀行無錫分行一直致力于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為客戶創造財富和價值。目前，無錫分行已成為中國銀行全國42家重點發展行之一，綜合實力在全國系統排名中名列前茅，在無錫銀行業界奠定了“領頭羊”的地位。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國銀行無錫分行見證并親歷了“蘇南模式”的發展推進過程，自身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長三角》：改革開放三十年，“蘇南模式”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現象，那么以無錫為例，作為背后的“助推器”，中國銀行無錫分行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楊林：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江蘇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2000年，江蘇鄉鎮企業已占全省農村經濟的五分之四、工業經濟的三分之二和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鄉鎮企業以及在此基礎上創立的“蘇南模式”，對于江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功不可沒。

中國銀行無錫分行，見證了這一模式的發展推進過程，同時也發揮自身的優勢，積極參與其中，促進鄉鎮企業發展壯大。作為外匯外貿專業銀行，無錫分行除了對有發展前景的鄉鎮企業提供外匯貸款外，還提供配套人民幣貸款，不僅支持固定資產貸款，還支持流動資金貸款，在國際貿易融資業務上更是獨領。

1992年后，無錫鄉鎮企業開始股份合作制改革。無錫分行積極配合企業改制要求，及時落實債權，堅決打擊逃廢債行為。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鄉鎮企業經過十幾年發展，日漸顯露出其弊病，尤其是產權不清晰阻礙了更快更好的發展。1997年后，無錫鄉鎮企業開始第二次改制，以集體經濟為主的鄉鎮企業在體制改革中向民營、外資、股份制企業等多元經濟轉型，我行與企業開展更全面更緊密的銀企合作，除了傳統的授信業務外，還幫助企業上市、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境外辦廠等，實現了銀企雙贏。

可以說，在無錫鄉鎮企業轉制中，中國銀行始終秉持相當開明的態度，對于改制中所形成的不良資產，采取務實的步驟，積極促成鄉鎮企業轉制成功，也為銀行未來發展拓展空間。轉制后，銀行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支持民營企業迅速做強做大，促進有條件的企業爭取上市，一大批轉制后的民營企業成為行業龍頭，走向世界，從而有力地推進了“蘇南模式”的創新發展。通過這些年來的相互合作，截止10月末，我行公司貸款余額321億元，其中民營企業客戶占比達到72%。

《長三角》：中國銀行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無錫分行如何實施差異化、個性化的服務舉措，從而實現銀企共贏？

楊林：銀行業同質化競爭比較嚴重，對于我們來說，就要發揮自身優勢，明確市場定位，以差異化服務創造價值來贏得客戶的忠誠。無錫分行的理念是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為客戶創造財富和價值。也就是說，借助基金、外匯、貨幣等金融理財工具，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實現價值增值。我們強調以客戶為中心，最主要體現為以目標客戶為中心，并據此進行資源配置和績效導向。

首先，確立銀行是服務行業的理念，提供價值創造。我們著力打造強勢的理財經理、客戶經理、產品經理團隊，尤其是產品經理團隊。其主要職能是市場分析判斷、產品研發、產品組合，基于各類客戶的個性化特點，綜合運用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包括資金市場、資本市場、投資銀行等產品，協助客戶進行投資理財、資本資金運作和管理，充分體現為客戶創造價值的能力。

其次，建立核心客戶群。我們明確兩個定位：公司客戶定位，以大中型企業客戶為主，兼顧小企業客戶；個人客戶定位，以小康富裕人群為主，兼顧大眾客戶。如今，個人客戶不再是無產者，如何讓財富在經營中實現價值增值，我們的“財富管理中心”就是為高端客戶設立的個性化服務機構，為他們提供資產管理方案。

公司高端客戶對于銀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們著眼于通過總行、分行聯動，為重要客戶提供理財和業務解決方案。針對企業的需求，銀行要成為公司財務管理、投融資的好助手。比如一些集團公司新成立了財務公司，與其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借助我行的金融服務專業能力給予其專業建議，協助財務公司實施科學高效的資金集中管理等綜合化金融服務，支持集團內各企業發展壯大。

在成熟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家不僅要依靠膽量和智慧，還需要通過與銀行合作，獲得銀行提供的資訊、信用的支持，采用資本運作等手段，來做強做大主業實現更大的效益。企業銷售規模達到5000萬元至5億元時，是發展的分水嶺階段。有的企業停滯不前甚至走下坡路，而有的企業快速前進，從5億元邁向50億元。這就像長跑中的“極點”，有的企業過不了“極點”，無法突破和發展；有的企業過了“極點”，跑得更快更遠。銀行就要作出準確判斷，協助有發展潛力的企業走過這個坎。在企業做大做強過程中，銀行也獲得了應有的收益和回報，這是一個銀行、企業、社會和諧共贏的過程。

《長三角》：我國商業銀行迅速發展，銀行業競爭加劇，長三角地區更是各大銀行率先占領的“目的地”。無錫分行如何應對激烈的競爭？

楊林：不同銀行之間，其業務增長方式和運作體系也有較大的差別。我們遵循可持續發展戰略，不謀求一時的高速增長。

我行在業務管理上重視過程考核，綜合評價，注重細節，強調團隊精神和系統維護。我行的市場拓展，著眼于維護持久的客戶關系。我們不僅是“錦上添花”，也要“雪中送炭”。特別是對于發展前景良好，而暫時資金不足的企業，我們要準確判斷，與客戶溝通協調，為其發展作出長期的資金安排。

我們的管理效能和競爭力來自于系統專業能力，即通過前臺、后臺相互配合聯動，來支持持續的業績增長。我們為核心層客戶制定一攬子解決方案，從而實現有基礎的發展。我們是“金字塔”式的發展模式，而不是“搭積木”式的發展模式。“搭積木”會快速獲得短期增長高度，但基礎不牢固，難以突破發展瓶頸。

目前無錫外資銀行并不多，只有2家，其他股份制銀行陸續進駐。外資銀行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如精細化管理、風險量化、系統支持管理理念等。但是，我們也應充分肯定自身優勢。其一是本土經營優勢，其二是人文優勢，其三是強大的網絡優勢。具體表現為，無錫中行在無錫地區有126個網點，深入到鄉鎮，遍地開花，外資銀行不可能周密布點；本土銀行更加熟知客戶，更容易與客戶溝通、取得客戶理解，外資銀行則往往只能做到基于財務報表的客戶了解。還要看到外資銀行的局限性，其趨利性更強，對國內企業不輕易授信，即使授信也是快進快出，短期獲利為主。

外資企業在選擇銀行時，往往更注重中資銀行。因為無錫是一個包容的、大氣的城市，大環境有利于無錫外企的外籍高管適應國內銀行本土化的服務；其次國內銀行正在努力學習外資銀行，服務上差距正在縮小；另外，國內銀行十分重視與外資企業客戶的關系維護，消融國別差異。如我們的新區支行在自己組織的客戶答謝會上，三位女行長經過事先的認真學習，用標準的日語演唱日文歌曲，得到日資企業高管的心理認同，將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變成溝通的橋梁。

《長三角》：銀行以運行安全、內控嚴密、質量和效益良好為目標, 如何處理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規避風險”的問題？

楊林：這是我國政府和人民非常關注的問題。銀行不是財政，是依靠盈利生存發展的企業，因此，在識別客戶、規避風險的前提下更好地破解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是銀行的不二選擇。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小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原因：一是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二是經營管理不規范，有些企業存在較多的賬外資產和業務，部分企業報表具有隨意性，使銀行在辦理授信時難以真實判斷企業經營狀況。三是擔保難以解決，對中小企業融資目前一般盡量要求能提供有效的資產抵押，但部分中小企業無法提供可抵押資產或有效擔保。

針對以上現狀，我行從四個方面創新中小企業授信業務：準入創新，不唯企業財務報表；評級創新，專設了小企業評級模板和專門業務標識；審批創新，設立專項審批綠色通道；產品創新，在提供普通的公司貸款、銀票、貼現產品基礎上，通過開展商票貼現、出口保理和保函、貨幣掉期等多項產品來滿足企業需求。我行針對出口企業推出了“融信達”、“融易達”兩個融資產品，幫助企業提前回籠資金，規避匯率風險。

基于小企業有效資產少、擔保難的實際情況，我行推行了四項擔保創新舉措：接受集體土地使用權抵押，執行擔保公司準入制度，辦理應收賬款質押擔保，對存貨質押實施第三方監管。目前已完成9個擔保公司準入，近期還與實力強、經驗足的外資擔保公司富登擔保公司開展了合作。自人民銀行應收賬款質押登記系統開通以來，我行率先在無錫地區辦理應收款質押登記。例如，無錫某電容器有限公司因業務擴張需要，于2008年7月向我行申請增加500萬貸款（當時已在他行有近500萬貸款），考慮到該公司的廠房土地均為租賃使用無法提供有效不動產抵押，而其下游客戶質量較好，應收款有一定保證，我行采用應收款質押的方式解決本次授信的擔保問題，為企業“雪中送炭”，使該筆融資得以圓滿解決。

《長三角》：面對當前的金融海嘯，無錫分行如何積極應對？

楊林：金融海嘯對銀行的影響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對銀行自身經營管理的影響，世界知名銀行的倒閉，也會影響到銀行之間的信任度問題，以及客戶對銀行的信任。二是金融危機對客戶的影響也會間接地影響到銀行。

對此，銀行要加強自身經營管理，特別是“頭寸”管理，提高備付率，保證充裕的現金流，應對提款的可能性；針對未來資產或有損失，銀行要進行準確評判，對不同類型的資產，足額計提撥備（撥備是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和銀行資產損失準備）。

當前，銀行與企業更要攜手共渡難關，銀行要處理好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比如，一季度我們通過轉讓優質信貸、資產證券化、海外代付等途徑騰出13億元貸款規模，來支持企業發展。我行采用的資產證券化，即把銀行貸款打包轉化為資產，出售給個人客戶，既騰出信貸規模又為個人客戶增加了投資工具，可謂一舉兩得。我們還積極協助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債券，幫助企業進行上市準備，為企業進入貨幣、資本市場提供智力和技術支持。對資金寬裕的企業，我們根據各家企業具體情況為其量身定制保值增值計劃，使其在物價指數增長的情況下，綜合應用配套金融市場衍生工具，有效規避風險，實現資產保值增值。

采訪手記

楊林行長是我采訪的首位商業銀行行長。楊林行長強調要通過“誠信、創新、責任、和諧、績效”五個方面強化“追求卓越”的企業文化，以有效的過程控制、系統管理、服務領先，來實現創新發展、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

篇8

將檢查機構底稿

“《通知》要求首發公司及相關中介機構嚴把信息披露質量，堅決遏制虛假信息披露行為。檢查中發現存在嚴重執業質量問題的，將轉相關監管部門依法處理；發現財務造假、利潤操縱等明確線索的，將轉稽查部門做進一步調查；涉嫌犯罪的，將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上述保薦代表人表示，雖然法律法規對于中介機構有了上述明確規定，但是通過《通知》的形式進一步強調了保薦機構對于上市公司的連帶責任。

此次檢查將包括保薦機構底稿。“雖然按照相關規定，保薦機構的底稿必須充分符合法律法規，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有部分券商機構也會為迎合客戶的需求，對于部分問題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該保薦代表人指出，“底稿是反映一家中介機構是否細致地完成了本職工作的最直接證據，與結論性的材料相比，底稿更明確地反映了中介機構做了多少工作。”舉例來說，就上市公司的供應商來看，如果上市公司聲稱有20家供應商，底稿內將明確地包括這20家供應商提供的蓋章等函證，以明確地反映公司與供應商之間的往來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要求中介機構特別關注發行人是否存在自我交易、關聯方代為支付成本費用等、與利益群體　（保薦機構、PE機構等及關聯方）發生交易往來、體外資金支付貨款、壓低員工薪金、調控期間費用等十二項粉飾或操縱利潤情形。

從2012年4月“進一步深化新股發行體制改革”起，到5月的14號公告、10月的會計監管風險提示4號、12月的專項財務檢查通知，強調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意味越來越濃。

有知情人士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1月8日的證監會IPO在審企業2012年財務報告專項會議的核心內容即為提高信息披露水平。證監會副主席姚剛在檢查工作會議上明確表態，保薦機構應對企業審核承擔責任，并表示：“凡是進入行政受理程序的，就必須承擔申報文件真實、準確、完整的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承擔更嚴重責任。”

據悉，證監會將成立不少于15個小組，100多人，進行重點抽查。上述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姚剛于會議上強硬表態，對“沒把握的項目，就撤回去；3月31日之前完成自查”。

財務審查將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自查，以保薦機構和會計師為主，對報告期全部財務狀況自查，于3月底前完成；第二階段在4月到5月，為復核階段，證監會審核部門對每家在審企業的自查報告進行全面復核，預審員還要結合審核中發現的主要問題，進行反饋及回復，對照自查報告，發現有該查不查的，直接移交稽查立案；最后一個階段為現場檢查，證監會將選取20-50家進行。

數個項目已立案

證監會及下屬各部門將動員全系統的力量參與進來，進行此次專項檢查。

姚剛在會議上表示：“證監會黨委對這次檢查工作也非常重視，發行部、創業板部、稽查局、兩交易所、六證監局（即上海、北京、廣東、江蘇、浙江、深圳證監局）都要抽調人員來進行這項工作，如果發現重大問題，稽查局將提前介入；我們現在已經有幾個項目立案了，陸續結案后，有幾家中介機構將面臨監管或處罰的情況。”

上述知情人士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證監會此次對待財務審查違規的機構態度十分強硬，將采取監管措施和行政處罰雙重手段進行懲處。

據悉，收到警示函的機構，將影響其評級，相應會增多其投保基金的繳納，也影響其新業務資格的審批。行政處罰則是指本輪檢查工作后，還出現問題，將按照法律規定上限的一倍到五倍來進行處罰。

證監會會計部主任賈文勤也于會上表態，新股發行的監管越來越嚴，除了新股信息披露提前以外，監管機構對欺詐零容忍的態度也已明確。

“此前會計師事務所重審計數量而輕審計質量、重報表數據之間的會計關系而輕非財務數據；重財務報表而輕招股說明書；財報都對實際經營狀況進行了美化修飾。這些都直接導致了相關部門對風險把控的缺失，證監會此番傾力加強財務審查，過程中會計師事務所所應承擔的責任勢必要加強。”一大型券商投行人士如此評價。

2012年上半年新上市公司104家，其中上半年業績下降的占29%，下降幅度超過50%的占6%，比往年有明顯增加；截至2012年11月，在審企業中業績下降的占比也較高。

對此發行部主任劉春旭表示：“2012年的一系列措施推出以來，發行部一直在處理一批信息披露存在違規違法的案例，大多數問題出在財務信息上。我們準備處理的案例中，有的項目存在下滑跡象的，審核部門曾經提示過保薦機構和發行人做風險披露。”

同時，劉春旭表示證監會的監管工作也要相應調整思路，對如實披露信息的、且不存在明顯不符合規定的企業，將核準發行。已有業績下滑仍過會的企業案例會考慮出臺些專項信息披露指引。并強調十七條“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影響發行上市和投資者判斷的重大事項”都應披露，鼓勵要從投資者角度考慮充分披露信息，披露數據到最近一季度。

據悉，1月8日上午深交所已針對醫藥行業、餐飲行業了專項指引。由于中介機構和企業需要細化相關的材料，這在客觀上一定程度地逼迫上市企業自己放慢審核節奏。

國信保薦22家居首

本報記者 李意安 發自上海

從2012年的IPO市場成績來看，除中信證券由2011首發12家增至2012年的15家，表現逆勢增長以外，其余各家券商成績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國信證券保薦22家雖已稱雄，但比之2011年31家的數據，還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下跌；平安證券因靈魂人物薛榮年離開前后引發激烈人事動蕩，累計41名平安保代出走，對2012年業績影響甚重，保薦數量大幅縮水，由2011年的34家變成14家；除此以外，申萬保薦3家僅1家過會，被否率最高。

而在眾多被否和終止審核的案例中，多為關聯交易導致的獨立性欠缺、持續盈利能力欠佳以及存內控風險，成為頻頻提及的被否原因。

一大型券商的券商行業分析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事實上，　IPO堰塞湖對券商而言不失為推動其轉型的一個新機遇。事實上，除了A股市場的IPO業務，券商投行還可在企業掛牌轉讓、再融資、債券融資、資產證券化、海外上市、并購重組和‘轉板’等過程中提供服務，這些都可以也將成為券商新的業務增長點。”

2012年市場低迷，傭金率和換手率雙雙下滑，導致券商全行業經紀業務收入同比下降30%。2013年股票與債券承銷業務雖有所好轉，但難以成為券商業績的驅動力。因此，創新業務給券商業績貢獻了多元化的驅動力，部分業務管制的放松可在短期內轉化為券商的盈利能力，看好傳統業務穩定增長、并具有創新特色的大中型券商。

赴港上市門檻降，新三板試點擴容

新股泄洪

本報記者　李意安　發自上海

由于市場連續萎靡不振，A股IPO發審工作2012年明顯放緩，排隊企業數量積聚，首發企業數量卻驟減。

證監會網站1月5日披露的信息顯示，目前包括初審中、落實反饋意見中、已通過發審會在內的IPO排隊企業已增至882家，“堰塞湖”壓力進一步增加。其中，計劃在上交所登陸的企業有176家，深交所365家。另外，共計341家公司欲闖關創業板。過會待發企業的企業還有89家。

自2010年以來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多家公司業績不符合上市要求被迫撤回材料。據證監會公布的IPO審查數據顯示，2012年以來，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共有67家IPO撤回。其中由于創業板對業績增長有明確規定，所以該板塊也成為“重災區”。根據證監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全年創業板有44家企業終止審查。2012年下半年，部分企業甚至主動“召回”申請資料。

自2012年8月以來，IPO審核兩次斷檔，十一假期過后曾短暫開啟，11月2日浙江世寶上市之后，IPO市場一直關閉。新股IPO已暫停數月，新一輪改革推出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日前在全國證券期貨監管系統相關研討班上強調：“要研究有效措施，通過培育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采取多種方式對在審企業進行疏導分流。”

多管齊下疏導“堰塞湖”

有消息人士稱，目前證監會計劃降低H股IPO的財務門檻，希望通過此舉將部分排隊的A股IPO分流到香港等國際市場上市，此舉被市場理解為意在緩解目前越來越大的A股IPO排隊壓力。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方面消息人士透露：“證監會最近正在和包括四大在內的一些上市中介機構接觸，希望能擴大H股發行通道，把一些正在排隊的企業送到香港上市，以緩解當前的A股IPO排隊壓力。”該消息人士透露，證監會的具體做法是通過降低當前H股IPO財務準入條件，以讓更多的企業滿足赴港上市要求。

2012年12月20日，證監會《關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發行股票和上市申報文件及審核程序的監管指引》，業界認為，證監會降低境外上市門檻，可能有為A股IPO分壓的用意。

據悉，此前赴港上市主要有兩種途徑，其一是直接向香港聯交所發審委員會提交申請，通過聆訊，即可進行IPO。但此種上市多為紅籌公司，而非“紅籌架構”企業則需在赴港聆訊前先得到內地證監會的批準，此類多被稱為H股上市。據了解，目前內地企業赴港上市需滿足4億元人民幣凈資產、5000萬美元融資額和6000萬元人民幣凈利潤等要求。

“監管層已經有文件表示要降低H股發行的標準。”上述人士稱。

另有券商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證監會此前已經對部分項目進行窗口指導，降低企業境外上市的難度，目前轉戰香港IPO市場的難度確實要低一些。

對于降低發行門檻分流A股IPO企業，銀泰證券投資顧問路巍認為，“這是一舉多贏。一方面解決了更多內地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還減輕了內地IPO市場的重壓；另一方面，將使投資者對A股更有信心，繼續推動整體上漲。”

新三板將添分流功能

事實上，2012年“跌跌不休”的A股市場和久堵不疏的“堰塞湖”都是“新三板”欣欣向榮的主要推手。截至2012年12月31日，掛牌“新三板”的公司達到200家。來自深交所的信息顯示，2012年共有105家公司掛牌“新三板”，占比超過半數，一年掛牌的公司比之前5年的累計數量還多。同時，目前還未進入試點的國家高新區也在積極爭取2013年“新三板”試點擴容，南京證券場外市場部總經理張玉璽預計：“2013年全國‘兩會’前后，或將有10-20家國家高新區入圍‘新三板’試點。”

更多的人正在寄望“新三板掛牌”分流IPO。

但同時也有人質疑IPO待審企業赴新三板掛牌將受到新三板試點的限制，因目前的新三板只限于中關村、天津、上海、武漢四個科技園區，另一方面，待審企業到新三板掛牌也缺少吸引力，待審企業之所以要爭上A股市場，一是為了最大化融資，二是給公司原有股東創造高價套現機會。但在新三板掛牌解決不了這兩方面的需求。

目前多數擬上市企業對分流“新三板”的態度似乎并不積極。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師張琦認為，原因就在于“新三板”的融資能力與中小板、創業板、主板還不能相提并論，更為關鍵的是從場外市場進入場內市場的“轉板”機制仍未建立。盡管“新三板”掛牌成本低，但擬IPO企業多數還是愿意排隊等候上市。

有券商投行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新三板試點范圍將進一步擴大。

分析人士預期，“新三板”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一環，有望分流部分IPO壓力。而為化解IPO“堰塞湖”壓力，監管層處理思路正逐漸明晰：向“新三板”、債市分流；開展對800多家排隊企業的專項檢查；嚴格執法，嚴懲業績包裝等。

“如果在‘新三板’和場內市場間設置綠色通道，從審核到發行給予掛牌企業便利的話，‘新三板’的吸引力將非常強。”宏源證券投資銀行總部執行董事、“新三板”業務部董事總經理尹百寬表示，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督管理辦法》，為“新三板”掛牌企業的存量發行以及公眾化奠定了法律基礎，“新三板”的融資功能將大幅提升。

然而，另一方面，IPO“堰塞湖”卻不失為一個讓市場主體各方冷靜的好的存在。至少從目前看來，IPO“堰塞湖”已經讓一些爛尾項目現形，對上市企業隊伍起到一個“洗滌”的作用，讓一些業績包裝造假的公司現出原形。

IPO打假應常態化

本報記者 方廣

A股上市公司在投資者心目中的形象向來不佳，上市前就進行申報材料的造假已成公開的秘密，結果上市“圈完錢”后就出現業績大幅下滑，更別說年年季季分紅。這一痼疾擺在那里那么多年，各方卻就是拿它沒轍。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諸多問題，也慢慢從少見多怪至多見少怪，最后就見怪不怪了。當對一種現象已經麻木或某種意識狀態成為一種習慣的時候，就會把它當作一種自然而然。所以，對再差的公司，投資者照樣申購，二級市場上照樣買，照樣炒。

管理層也不是沒有整治過，但最終結果要么是收效甚微，要么就是無疾而終。這一次的動靜似乎“雷聲”比較大，但最終落下的雨點能有多少呢？

此次檢查的背景是在IPO隊伍“爆棚”的背景下出現的。目前已過會及在審的申請IPO企業接近900家，按一年240個交易日及一個交易日進行一宗IPO計算，需要近四年的時間才能完全消化，這還沒考慮在此期間后續新增的IPO申請。這一嚴重的“IPO堵塞”情況讓人犯愁，如何消化當然就成了管理層最急迫的任務。

所以，IPO打假與其說是一種主動的自我清潔機制，不如說是由通道擁堵倒逼出來的無奈之舉。

分流是選擇之一，但這意味著上市公司及相關中介機構得重新熟悉新的市場的制度規定，并在此基礎上重新進行相關文件資料的撰寫，這些都是新增成本，過去付出的成本中有部分也必將成為沉沒成本。而從募資效果來看，其它市場（香港市場、新三板）和其它方式（發債融資）顯然沒有正規A股市場有吸引力。香港市場的發行市盈率和A股完全沒法比，而且在法律和會計方面也會存在一些差異，人員及信息交流方面的溝通成本也較內地高。而要申請上市的公司放棄IPO而改為發債，更是一廂情愿，這不僅意味著過去的付出完全成為沉沒成本，還意味著要負擔新的成本。

部分公司在劫難逃

相比之下，直接從排隊隊伍中切去一部分會更直接也更有效。而對上市公司申報材料中存在的最常見的問題，經過對數千家上市公司的審核，管理層早已駕輕就熟，了然于胸。以前未對其“動真格”，是因為時機未到，主要是因為上市公司是這個市場的核心載體，它作為軸心聯結了IPO過程中所有的中介機構及相關主體，是其它各主體的利益能否實現的前提，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篇9

一、引言

自2012年11月以來，在媒體的跟蹤報道下，正大集團借道匯豐銀行并購平安集團的事件備受關注，正大集團原計劃分步并購平安集團的構想一波三折，被迫推遲。2013年1月17日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一部主任歐陽澤華表示，隨著IPO發行壓力的不斷加大，一些企業將選擇被并購的方式實現資產證券化，中國正面臨新一波并購浪潮的拐點，社會游資和IPO排隊企業都在尋求并購機會，使得并購再次成為社會最近討論的焦點。

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與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分，為實現規模效應、擴大市場份額等目標，企業控股合并的案例不斷增多，合并成為企業發展壯大的一條新途徑。由于并購活動所涉及財務問題的復雜性與實際情況的多變性，有關合并財務會計處理的準則變動較為頻繁。本文根據財政部2010年頒發的《關于印發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4號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探討新分步合并會計處理方法的優點與實務中容易產生風險的控制點，并提出相應的防范措施，以為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二、分步控股投資的相關概述

（一）分步合并的定義

為了了解企業分步合并的風險控制點，需要對分步合并的概念有較深的理解。《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指出：“企業合并，是指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單獨的企業合并形成一個報告主體的交易或事項。企業合并分為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按照合并方式分類，企業合并分為一次性合并與多次交易合并。一次性合并是指企業通過一次投資實現對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從而編制合并財務報告。而分步合并是指企業通過多次交易才獲得對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投資具有層次性。由于分步投資實現的控股合并與一次性投資實現合并的經濟后果不一樣，因此具體的會計處理方式也存在較大的差異。相對于一次性合并，分步合并隱蔽性更強。

（二）分步合并的處理方法

《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及其應用指南規定：“非同一控制下通過多次交換交易分步實現的企業合并，合并成本為每一單項交易成本之和。”投資企業在持有被投資單位的部分股權后，通過增加持股比例等達到對被投資單位形成控制的，投資企業應分別對每一項交易的成本與該交易發生時，按照比例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的份額進行比較，以確定每一項交易產生的商譽。在實務中原投資時點被投資單位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比較難以取得，而且公允價值的計算存在較大的主觀性，可能導致無法客觀、真實地比較原投資成本與交易時，應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的份額，使用該規定來確定商譽存在較大的不合理性。

為了進一步規范分步控股合并的會計處理，使合并方企業提供客觀、公允的財務信息，以滿足投資者等相關信息使用人的需要，《通知》規定，如果企業通過多次交易實現合并，則應該在每次投資時確認對被投資企業的股權投資，同時投資方應區分個別財務報表與合并財務報表。

《通知》指出，在個別財務報表中，投資企業應當以購買日之前所持被購買方的股權投資的賬面價值，與購買日新增投資成本之和作為該項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股權涉及其他綜合收益的，應當在處置該項投資時，將與其相關的其他綜合收益（例如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計入資本公積的部分，下同）轉入當期投資收益。

在合并財務報表中，對于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投資股權，應當按照該股權在購買日的公允價值進行重新計量，而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當期投資收益；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股權涉及其他綜合收益的，與其相關的其他綜合收益應當轉為購買日所屬當期投資收益，并在附注中進行恰當的披露與報道。同時購買方應當在附注中披露其在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股權在購買日的公允價值，按照公允價值重新計量產生的相關利得或損失的金額。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股權于購買日持有的公允價值與購買日新購入股權所支付對價的公允價值之和，為合并財務報表中的合并成本，購買日享有被購買方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與合并成本之間的差額為商譽。

三、新分步合并會計處理方法的特點

諾斯曾指出，制度是游戲規則，相關的利益集團是游戲的玩家。制度作為一定時期某一領域利益分配的準則，使得“制度變革往往是包含一定時期的過程，參與變革的主體往往是多元的，各自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進行成本收益核算、決定自己對特定制度變革的態度和參與或反對程度”。因此與舊制度相比，新制度必然具有一定的優勢，從而能夠重新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格局。分步投資合并會計處理制度，作為協調企業信息需求者與供應者之間的游戲規則，其改變也將產生新的會計實務效應。

（一）降低公允價值計量的舞弊風險

會計，作為一種反映與記錄會計主體經濟事項的信息系統，在具體的信息產出過程中，需要會計人員做出相關的專業判斷。與舊制度相比，在商譽確認方面：《通知》對于分步合并產生的商譽要求進行一次性確認，“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股權于購買日持有的公允價值與購買日新購入股權所支付對價的公允價值之和，為合并財務報表中的合并成本，購買日享有被購買方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與合并成本之間的差額為商譽。”這樣可以減少企業投資時對公允價值估計的次數，從而減少會計人員專業判斷的數量。公允價值，作為會計計量屬性之一，IASB的定義為：“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的金額。”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公允價值是以意愿交易雙方的意圖即合同（契約）為基礎而形成的市場價。”這表明當前國內外對于公允價值的定義沒有統一的標準與框架，在實際業務中缺少可操作的具體規則，實際估算中存在較大的主觀判斷風險。

對于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有人認為公允價值的使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助漲效應，實務中公允價值的運用使有關金融資產的價值虛高，制造了虛假繁榮，刺激了美國次貸危機泡沫的膨脹。金融危機爆發后引發了學術界、理論界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存廢的討論，有建議取消公允價值運用的請求。為了準確地引導各國對公允價值的使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加快了公允價值計量準則項目研究的進程，于2011年5月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新準則將公允價值定義為“計量日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或轉移負債所收取或支付的價格”，同時也建立了統一的公允價值運用標準與要求。

（二）商譽的確認更具合理性

商譽，作為企業一種沒有形態的資產，包括自創商譽與外購商譽。隨著企業外購合并活動的增多，商譽的準確確認、計量成為一個緊迫的話題。《企業會計準則第30號——合并財務報表》中規定，“在購買日，母公司對子公司的長期股權投資與母公司在子公司所有者權益中所享有的份額的差額，應當在商譽項目列示，商譽發生減值的，應當按照經減值后的金額列示。”《通知》規定，企業通過分步投資實現合并的，其相關的商譽在合并日進行確認，而不再需要對以前每項投資都分別進行商譽確認。這樣的解釋公告不僅更具有操作性，也更加符合實際情況。按照準則的要求，投資方只有達到控股地位才能控制被投資企業的經營、財務政策，隨后才能較為完全的享受商譽帶來的價值收益。而在到達控股之前就開始確認商譽，違背了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報表雖有商譽資產的反映，但卻基本不能享有商譽產生的收益，這不符合準則中資產的確認條件。因而在合并日進行一次性商譽確認更符合準則的精神。

（三）增強企業合并動機與降低交易成本

實際中，企業進行并購的動機與目標多種多樣，包括獲取規模效應，目標市場與相關的生產資料等。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投資者用腳投票機制的完善，企業為了向相關利益者傳遞滿意的會計信息，較多的企業將選擇合并的方式來提升自己的財務信息質量。在目前損益觀的主導下，衡量財務信息質量的指標主要為收益類。《通知》規定，在個別財務報告中，合并日前分步投資的賬面價值與合并日重新計量的公允價值之差轉入投資收益；在合并財務報告中，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股權涉及其他綜合收益的，與其相關的其他綜合收益應當轉為購買日所屬當期投資收益。按照解釋公告的會計處理方法，合并在某種程度上為企業開辟了一條創造收益的快速途徑。

交易成本作為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指完成一項交易所發生的相關成本，包括搜尋成本、談判成本、協議成本等。一般情況下，交易成本與交易的次數成正比例關系，交易的次數越多，則發生的費用也一般越多。《通知》規定，在逐步控股合并中，對于商譽的確認不再要求每項投資都進行確認，而是在企業達到控制條件時，進行一次性確認。實際中一次性確認比多次確認更具節約性，這樣可以減少企業對被投資企業進行評估的次數與成本。

四、分步合并會計處理方法的風險及應對

美國著名的會計學家Zeff（1978）提出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理論，具體而言經濟后果是指財務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的影響。會計準則作為規范會計信息提供生產會計信息的規則，其變動將產生利益的重新分配等經濟后果。Scott（2000）則認為，經濟后果是指這樣的一種觀念，盡管存在有效證券市場理論假設，會計政策的改變仍將對企業的價值產生影響。具體到企業合并會計，經濟后果是指合并會計處理方法的改變將會對投資者等信息使用者的決策行為或企業價值產生影響。

（一）增強企業濫用公允價值的動力

在會計信息決策有用觀的作用下，公允價值成為目前會計領域的顯性計量屬性，同時由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標準的非一致性，使得在具體運用中存在較多的風險操控點。《通知》規定，在個別財務報告中，原分步投資項目的歷史成本與在合并日重新計量的公允價值之差計入投資收益。而若按照2006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規定，公允價值產生的利得或損失一般在相關投資被處置時才能實現，《通知》的規定在一定意義上為企業公允價值的損益化開通了一條特殊的綠色途徑，這將增強合并方運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的偏好。

為了防范企業在逐步合并中通過公允價值進行會計操縱的風險，監督及審計人員應該重點關注合并方在合并日個別財務報表中的投資收益數額，并與以前年度的投資收益數額進行比較。若發現企業在合并日的投資收益較大，與以前年度的投資收益存在顯著的差異，監督人員則應該保持應有的職業謹慎性，進一步的檢查投資收益的來源與組成部分。對于企業通過分步投資實現合并產生的投資收益，應該要求企業對合并日公允價值的確認方法與程序提供合理的解釋，并提供相應的原始證據。

（二）增強企業利用商譽調節資產收益率的動機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企業逐步投資實現的合并應該在規定的日期編制合并財務報表，并確認相關的商譽。隨著企業向集團化方向發展，合并報表成為客觀、真實反映企業會計信息的載體與工具，投資者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偏向于合并報表信息的質量。對于分步投資實現的合并活動中商譽的確認，《通知》指出，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股權于購買日持有的公允價值與購買日新購入股權所支付對價的公允價值之和，為合并財務報表中的合并成本，購買日享有被購買方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與合并成本之間的差額為商譽。由于合并中商譽確認的可行性，因此在實際中有些企業會通過商譽進行會計操縱，主要表現為通過商譽操縱企業合并報表的資產投資收益率。

為了規范企業的分步合并活動，檢查人員在例行檢查活動時，應該重點比較每個時期合并財務報表的凈資產收益率，同時關注各個時期合并報表中商譽的大小。若發現企業合并報表中各期凈資產收益率比較平緩一致，而商譽價值的波動較大，則檢查人員應該保持職業的敏感性，合理懷疑企業的會計操縱風險，應該要求企業的財務負責人給出合理的解釋與相關憑證證明。

（三）增強企業調節其他綜合收益的可能性

為了滿足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減少信息使用者對信息的理解成本，2009年財政部頒發 《財政部關于印發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3號》通知，指出企業應當在利潤表每股收益項下增列其他綜合收益項目和綜合收益總額項目。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用以反映企業根據企業會計準則規定未在損益中確認的各項利得和損失扣除所得稅影響后的凈額。同時企業還得在附注中進一步解釋與披露其他綜合收益各項目及其所得稅影響。《通知》規定，在分步合并活動中，合并方購買日之前持有的被購買方的股權涉及其他綜合收益的，與其相關的其他綜合收益應當轉為購買日所屬當期投資收益，在合并日的合并財務報告中反映。實務中由于其他綜合收益來源的復雜性，提高了合并方運用其他綜合收益進行會計操縱的可能性。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其他綜合收益主要有以下五項內容構成，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的利得，現金流套期工具產生的利得，外幣財務報表產生的差額，投資性房地產項目產生的資本公積等。長期股權投資按投資比例享有的被投資單位其他綜合收益的份額。

其他綜合收益作為綜合收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真實與否直接影響到會計信息的使用價值，為了有效防范企業在分步控股過程中通過其他綜合收益進行投資收益的操縱，審計、監督人員應該關注投資收益的來源情況。若發現企業合并報表中有較大數量的其他綜合收益轉入投資收益，則應該要求企業相關財務人員做出合理的解釋，并提供充分、適當的證據。

五、總結

隨著資本市場上投資風險的不斷增加與投資者風險意識的增強，實際中分步投資具有一定的“風險試探效應”，使得實務中通過分步投資實現控股合并的案例將不斷增多，企業通過分步投資合并方式進行財務操縱的可能性也不斷提高。為了規范我國資本市場秩序與引導社會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需要對分步投資合并容易發生的風險點進行應有的關注，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識別與防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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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奧運經濟一直都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尤其是近三十年來,它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個獨特的經濟現象。國內外經濟學界就近幾十年來奧運經濟展開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后奧運經濟中存在的由“吸虹效應”、“馬太效應”、“擠出效應”等所結合形成的“倒V型低谷效應”;同時,我們借鑒和吸取以往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著重對后奧運經濟概念的界定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論證,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對其風險降低和規避的方法。

一、“后奧運經濟”的經濟學含義及其存在的問題

所謂奧運經濟是指在奧運會的申辦、籌辦和舉辦以及奧運結束后的一段時期內(一般為2～3年),在主辦城市或主辦國所發生的與奧運會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所有經濟活動及其經濟效應和經濟效果的總稱。期間涉及的直接經濟主要包括電視轉播權出售、贊助商資金、門票收入、奧運相關體彩以及與奧運版權有關的奧運紀念品的發售等。間接經濟主要指借助奧運的輻射能力,對其他上下游相關鏈上的產業,包括體育產業、房地產業、IT及信息業、旅游、娛樂服務業以及大量人才需求下的人力資源業并帶動大量的就業機會。在吸虹效應的作用下,為保證奧運會的順利舉辦,國家會對舉辦城市加大投資力度,同時也必將吸引其他地區的大量資金的涌入。例如,為滿足國際奧委會對比賽場館的要求,為解決環境和交通問題所采取的措施;另外,由于能舉辦奧運會的城市都是該國具有高度知名的代表城市,馬太效應會對奧運有推波助瀾和放大的作用,使社會在超常社會需求的刺激下瘋狂擴大。例如,國際熱錢在奧運前期對我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套現。非理性的心理,良好的預期,盲目的投機,在經濟一片大好的形勢下,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卻不知埋下的卻是巨大的隱患。其主要表現為市場化程度低,那么政府承擔過多的財政負擔,直接投入同間接投入相當;奧運會后在旅游、商業等方面會有不同程度的衰退;奧運場館閑置得不到有效利用,使得資金難以回收;失業人數增加等現象。

通過對奧運經濟效應持續區間的供求關系,進行數據分析,奧運舉辦國的經濟大多會呈現“倒V型效應”。

二、案例

1、失敗案例

蒙特利爾: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當地政府大興土木,加之管理不善、官員腐敗等原因,實際開支大大超過預算的20倍,高達24億美元。其中,僅就興建梅宗納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就花費了創歷史記錄的12億美元。15天的奧運狂歡后,蒙特利爾債臺高筑,會后普通市民也踏上了還債的漫漫征途,這一還就是30年,直到2006年底才還清債務。

日本:1998年日本舉辦長野冬季奧運會時,日本政府花費了190美元建造高速火車和滑雪跑道等基礎設施。但會后對場館設施的高額維護費用導致了長野的經濟大衰退。1999年長野的制造業因此以30%的速度下降,200余家企業宣布破產。

2、成功案例

洛杉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是依靠商業運作盤活奧運的典型案例。其在無政府補貼、不增加納稅人負擔、未發行彩票的情況下,通過出售電視轉播權、尋找企業贊助商、租讓經營權、預售門票、壓縮開支等一系列商業性手段,不但用5億美元順利舉辦了奧運會,還歷史性地盈利2.5億美元,從此奧運會成為一個誘人的大蛋糕。

漢城:1988年因漢城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漢城也被公認為唯一的在后奧運階段未出現經濟衰退的奧運主辦城市。按照韓國官方統計,1981～1988年韓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年均達到12.4%;1985～1990年韓國的人均GDP從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奧運主題曲的傳頌、韓國秀麗的風光、團結拼搏的民族個性無不將飛速發展中的漢城推向了世界。

北京“后奧運”存在的潛在風險:(1)奧運前期投資,尤其是直接投資和新增投資過高。北京奧運會總投資超過350億美元,是上屆奧運會的3.1倍,直接和間接投資比率高達0.94(直接投入與間接投入之比愈接近1,主辦方賽后經濟風險越大),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屆。另外,房地產投資過熱,也存在一定的風險。奧運籌辦期間,部分企業和個人利用北京申奧成功,肆意炒作“奧運地產”概念,大勢渲染奧運能給北京乃至中國帶來的巨大盈利空間,而忽視了其也可能帶來的風險。(2)賽后新建場館的維護與經營。歷史事實表明,奧運會后場館的高額養護成本,成為舉辦城市財政的嚴重負擔,大多背負巨額債務。如何尋求一種合適的投融資模式,降低賽后運營風險是擺在各舉辦城市的一大難題。(3)進入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略顯疲軟,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有所放緩,投資、出口壓力劇增,僅靠居民消費難以支撐物價的不斷上升;同時,2009年我們還面臨各種自然災害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如何確保我國平穩地度過這個關口,為即將舉辦的上海世博會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成為當前緊迫的任務。

三、風險規避及對策

本文基于以往“后奧運經濟”的危害,提出以下應對策略:

1、合理規劃利用奧運周期,強化奧運營銷。在經濟學領域,事物的發展避免不了受周期的影響。深入研究奧運周期及其發展變化趨勢,提前規劃部署,采取積極高效的應對措施,可以有效地規避相應風險的發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例如,在申辦階段,申辦城市需要強調城市特色、競爭優勢、申辦理念、奧運規劃等多方面的信息,同時保持同國際奧委會以及各單項組織的溝通與合作;進入承辦階段,主要是體育場館的修建和吸取以往各承辦城市成功的經驗和教訓;后期運營,主要是體育場館的維護與經營,以及如何防止區域經濟的下滑。

2、控制投資規模,有效調節賽前賽后的供求。分析以往主辦城市奧運會后經濟大幅下滑,債臺高筑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在奧運會舉辦之前后出現由供不應求到供大于求的劇烈波動。為此,主辦國和主辦城市應充分運用貨幣、財政、產業等宏觀經濟政策來調節奧運前后的總供給和總需求。例如,可以大力發展與奧運相關的第三產業,包括物流、商貿、旅游和服務業,同時體育、會展產業也有可能借助奧運的契機取得較快發展;另外,將部分可以賽后建設實施的項目在不影響到賽事正常順利舉辦的情況下,由賽前推遲到賽后,這樣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由于賽后投資量減少所帶來的經濟下滑。

3、加強市場化運作,探尋投融資模式。歷史數據顯示,1984年洛杉磯和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之所以取得成功,應歸功于當地奧組委采取了市場化的運作方式。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政府也為其實施市場化運作的條件和政策提供了環境保障。這樣不僅避免了政府獨自承擔申辦、籌辦等的成本以及“后奧運經濟”可能面臨的債務償還,也讓更多的民間資本參與到這樣一個盛大的全球性體育賽事的活動中來,有效地降低了風險。為了有效分散風險,還可以采用發行奧運債券、資產證券化、建立風險投資基金和奧運保險等融資方式實現多元化的投資。這在發達國家已有成功的先例。

4、體育場館的開發與利用。奧運會后場館的經營與維護一直都是困擾各方的難題。通過往屆奧運會對體育場館的開發與利用,其中仍然有許多值得借鑒和創新的模式。一是大力發展我國的職業競技體育,將職業聯賽融入到奧運場館中來。例如,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的主體育場在奧運會結束后成為德甲拜仁慕尼黑的主場。因此,北京奧運會場館也要盡可能的考慮與我國的CBA籃球聯賽、中國足球超級聯賽、全國排球聯賽聯系起來,使之成為職業比賽的場地;二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多的通過對舊體育場的改建和擴建,建設可以拆除的臨時性場館,而不是毫無目的地新建永久性體育場館。例如,1998年因世界杯需要而修建的法蘭西體育場是一座極具現代化的球場,場內的座位可以根據需要拆除,并且在球場底部安裝了移動裝置,可將體育場移動到其他活動需要的場所;三是根據當地的特殊條件,合理規劃體育場館。例如,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和2000年悉尼奧運會就充分依托其優越的沿海風貌,將沙灘排球和游泳場館沿海而建,在一種自然的氛圍中,運動員更加容易取得好的成績,并帶動了當地的旅游;另外,悉尼奧組委還將部分奧運村修建成別墅類型用于賽后銷售和出租給各國客戶。與此類似的是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將奧林匹克村變成了喬治理工大學的學生宿舍;四是對奧運板塊進行綜合開發,多元化經營,預留地塊用于商業、娛樂、旅游、休閑等項目開發;五是引入專業的體育經理經紀公司和體育管理公司。由于管理公司在人員培訓、資源配備、場館設施的維護、保養等方面具有先進的管理辦法,能帶動場館的管理水平,延長場館設施的使用年限。

5、弘揚奧運精神,推行北京奧運“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的理念,促進北京“后奧運”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環境,倡導綠色奧運,加入到節能減排的行動中來;經濟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倡導科技奧運,將科技創新延伸到促進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中;經濟發展同樣也離不開人文氣息的傳承,倡導人文奧運,將中國人良好的精神風貌和優良品質傳遞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建設管理與房地產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