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研究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宏觀經濟研究，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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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須知

一、摘要與關鍵詞：文章要提供100-200字的摘要，客觀反映論文的主要內容；提供3-5個關鍵詞，用分號隔開；撰寫的文章字數以2500-4500字為宜。

二、作者簡介：姓名（出生年月）、性別、工作單位、郵政編碼、職稱、職務、學歷、主要研究方向等（研究生須注明博士研究生或碩士研究生）。

三、注釋：注釋序號（上標）用帶圓圈的阿拉伯數字表示，附于文末。

四、非正式出版物（如博士或碩士學位論文）、未正式發表的講話等不能作為參考文獻引用。

五、參考文獻的格式： 1、參考專著：[序號]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2、參考報紙、期刊：[序號]作者.文題.報刊名，出版年，卷（期、版次），其止頁碼（具體情況可以參照國家GB7714-87“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

六、資助項目需注明資助者、項目編號。

七、體例要求：以“一”、“1”、“（1）”作為文章層次，（1）之下以小標題方式提煉主要觀點。

八、圖表要求：表格：將表名置于表上方居中；圖：將圖名置于圖下方居中。表、圖內文字統一用楷體。

篇2

20世紀80年代，以基德蘭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開創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簡稱RBC理論）。RBC理論在瓦爾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經濟周期，第一次系統地從供給角度考察經濟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論建立在典型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以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采用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論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國經濟為背景，以中國經濟為背景的研究較少。近幾年來，我國學者開始嘗試運用RBC模型模擬中國的經濟數據，解釋中國的經濟波動（卜永翔、勒炎，2002；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劉樹成、張平、張曉晶，2005；殷劍峰，2006）。借鑒RBC理論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問題，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RBC理論的模型假設與驗證結果加以充分和謹慎的比較分析，避免簡單的拿來主義。

一、RBC理論的基本模型及結論

1、RBC理論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競爭和理性預期等條件假設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稱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齊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礎之上引入真實沖擊，并考慮消費與閑暇之間的替代。為簡便起見，假設行為人的效用函數和面臨的生產函數分別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條件期望；?茁表示貼現率；?啄表示折舊率。

根據上述規劃的一階必要條件，補充初始資本存量、橫截性條件、穩態時行為人的勞動供給等三個邊界條件，可以得到求解最優規劃解的充要條件。補充一些參數條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階泰勒級數展開法，在穩態附近對約束條件線性化，可以求得規劃的數值解。可以發現，資本、產出、消費、勞動受技術沖擊的影響而出現波動，從而給出經濟周期的理論解釋。

2、RBC理論的主要結論

RBC理論的主要結論可以從五個方面進行概括。

（1）經濟波動的根源。經濟周期根源于真實變量異常變化造成的供給沖擊。經濟波動是正常的，與市場失敗無關。

（2）經濟波動的傳播。經濟波動的核心傳導機制是勞動的跨期替代，即行為人在不同的時間段內優化配置自己的勞動時間。

（3）經濟周期的過程。經濟波動是理性的經濟行為人在面對沖擊時所做出的最優反應。經濟周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是一系列沖擊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動。

（4）政府無須干預經濟。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經濟波動的政府干預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據當時的約束條件制定并宣布一項最優政策，這項政策宣布之后各經濟行為人會調整自己的預期和行動，導致政府所面臨的約束條件發生變化，在新的條件下原來的最優政策不再是最優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會采取一項與新的最優政策。前后兩個政策的不一致，就導致了動態不一致性問題。

二、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借鑒RBC理論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著嚴格的假設條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競爭的市場；其次是價格靈活調整，市場連續出清，非自愿失業不存在，工作和閑暇在時間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經濟主體是理性的，在現有的稟賦約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潤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為人理性預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國的經濟環境對模型假設條件的滿足情況

RBC理論主要研究完全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經濟波動，RBC基本模型有著諸多的假設條件，這些假設條件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中是難以完全滿足的。

（1）盡管1978年以來，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國經濟周期問題，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對1978年之后的中國經濟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會存在偏差。

（2）由于我國存在最低工資標準等限制條件以及勞動力供需結構性失衡、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現實，價格靈活調整的假設條件在中國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業在當前大量存在。

（3）由于過去的5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經濟政策存在著時間的不一致性，政策決策過程的不透明導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為人難以做出理性的預期。例如，我國的國有股減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證券市場的非理。

由于RBC理論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下難以完全滿足，因此，借鑒RBC理論研究中國的經濟周期問題，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對基本模型進行修訂。

此外，RBC模型中的參數及國外研究中確定的數據難以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例如，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參數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對于美國數據的估計值，這個參數實際上還包含了制度變化的因素，不一定適用于中國。

三、RBC理論模型應用于我國有待修訂的問題

RBC基本模型本身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無法對經濟周期中就業的變化做出有力的解釋

基本模型需要勞動的跨期替代彈性足夠大才能對就業波動進行解釋，但經驗研究表明勞動的跨期替代彈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資暫時性變化時才能對勞動供給產生較顯著影響，而研究表明，工資的變化具有較強的持久性。

針對這一缺陷，許多學者嘗試通過修改效用函數（如引入勞動不可分性和勞動契約）或修改生產函數（如引入資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經驗數據表明實際工資與產出的相關性沒有那么明顯

通過模型的公式推導，產出與實際工資的相關系數等于1，實際經驗數據則表明實際工作與產出之間的相關性沒有那么明顯。

針對這一缺陷，克里斯蒂諾和伊齊鮑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對于沖擊過程存在很大的依賴性

根據RBC基本模型，如果生產技術的沖擊是一個自回歸過程，才能較好地模擬經濟波動的實際情況。若技術沖擊是一個白噪聲或符合單位根過程，那么真實經濟周期模型的結果將無法模擬經濟周期中的特征事實。

針對這一缺陷，需要對基本模型進行修改，引入勞動調整成本，或者引入資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資本折舊函數。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殘差難以準確衡量真實沖擊

許多經濟學家將索洛殘差作為衡量真實沖擊的標準，但索洛殘差是除去資本和勞動力供給對產出影響量的剩余量，是許多未知因素的綜合，含有很大的波動性，索洛殘差的短期變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術沖擊造成的。而且索洛殘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實沖擊也受到質疑。例如，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制造業的索洛殘差經常出現下降，對于美國而言如果認為真實沖擊主要由技術進步引起，那是否意味著美國制造業的技術出現退步？

5、用校準的方法檢驗模型影響了模型的解釋力

采用校準方法而沒有運用計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與數據的匹配有相當大的彈性，所以當模型與實際數據的重要的“矩陣”匹配得很好時，也可能無法判斷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釋能力，模擬結果與實際情況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觀判斷。盡管可以通過廣義矩陣法對參數和變量的變化幅度進行統一的估計，但模擬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仍受到質疑。

四、主要結論及建議

本文依據RBC理論的基本模型與結論，從RBC理論模型的假設條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借鑒RBC理論的可行性與條件，有如下的結論及建議。

1、需要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論的模型有著較為嚴格的假設條件，而中國的經濟環境難以完全滿足模型的假設條件，應用RBC理論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應用模型時需要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對函數的選擇和模型的架構進行修訂

RBC理論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對效用函數、生產函數的選擇和模型的架構需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一定的修訂。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勞動調整成本，修訂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我國學者殷劍峰（2006）基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實，引入了勞動力的現期跨部門替代，構建了基于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周期模型，對我國經濟周期問題做出了較好的解釋。

3、重新估算各種參數

模型的參數如何取值是評價標準RBC模型對中國數據解釋力的關鍵之一，需要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于有爭議的各種參數重新估算。例如，折舊率對于波動是很關鍵的因素，直接影響資本存量的估算，間接影響到估算的技術沖擊變量；再如，勞動份額影響模型中所估計的技術沖擊時間序列，而且決定模型中各變量對外在沖擊如何傳播。

4、實證研究中樣本數據的取值應考慮具體國情

例如資本存量的估計、勞動時間采用的標準，應該予以科學的判定說明。改革開放之前的數據與現在的統計口徑存在很大區別，這些是否需要調整或者是否需要分兩個階段分別校準，以檢驗模型的擬合效果。

盡管RBC模型在我國研究中的應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條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論對于進行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仍然有積極的意義。例如，通過RBC理論，有助于認識穩定和增長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對教育、高新技術的支持力度問題，有助于指導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加關注長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訂機制等。

【參考文獻】

[1] 袁志剛、宋錚：高級宏觀經濟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殷劍峰：中國經濟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劉樹成、張平、張曉晶：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研究.首屆中國經濟論壇論文集，2005。

[4] 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擬中國經濟的數值試驗.世界經濟文匯，2004（2）。

[5] 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什么造成了經濟增長的波動，供給還是需求：中國經濟的RBC分析.世界經濟，2004（4）。

篇3

張立群:對我來說,經濟研究工作者的稱謂更適合我。我大學時學的是宏觀經濟管理,畢業之后分配到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進行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當時的國家計委是國家綜合性的經濟管理部門,五年計劃、中長期發展規劃等都是國家計委的重要工作內容。1999年我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要是圍繞國家宏觀經濟,做應用性或是政策咨詢性的研究,已經有10年的時間。由于從事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時間比較長,對我后來把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作為研究方向產生了很大影響。

這期間讓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親身經歷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過程,在實踐中學習,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現象,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戰略的調整,特別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在這期間國家計委的很多職能也發生了轉變,我很慶幸能親身經歷這些變化。國家改革和發展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謹慎、穩妥,現在看來效果是很好的,不是照搬照抄書本,而是在摸索中逐步把握規律,尋找到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不斷前進。

《經濟》:回顧2008,中國的發展是不平凡的。您曾說中國2008年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以及之后經濟的恢復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完全不一樣,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是什么?

張立群:這些不同源于中國處在特殊的發展階段。中國處在全面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階段,十幾億中國人開始從貧窮走向富裕,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市民,越來越多的人由從事農業轉變成從事非農產業,人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這所有的一切構成了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也正是這些特點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潛力,成為我國經濟實現高增長不可缺少的條件,使得我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可以保持在8%或更高水平。而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程度,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進一步提高人們生活水平來推動,這就造成了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如我國這樣的快。

《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作為“十一五”規劃研究的參與者,是否可以談談“十一五”規劃的進展情況?

張立群:“十一五規劃”已經進行了四年,目前來說進展狀況總體是好的。“十一五”進程的加快主要是靠工業化來拉動,因此第二產業的比重比規劃的水平要高,第三產業比重可能比規劃的要低一些。在節能減排方面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減排的目標應該是可以完成的。在經濟總量擴大的背景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比2005年絕對減少了10%,這是非常難得的。從經濟增長水平來看,“十一五”規劃的進程或多或少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由于“十一五”前三年經濟增長率是非常高的,如2006年經濟增長率是11.6%,2007年是13%,因此綜合看來,“十一五”期間經濟的增長還是會遠遠高于規劃目標的。

《經濟》: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宏觀政策起到了怎樣的效果?哪些數據可以體現這些效果?

張立群:我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一系列宏觀政策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GDP的增長率已經由第一季度的6.1%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9%,經濟增長明顯加快,企穩回升已經成為共識。國內需求增長明顯加快,今年1～7月份固定資產投資按照可比價格增長了44%,提高了20多個百分點。消費也趨于活躍,消費的實際增長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為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一攬子計劃”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外需方面,國家采取了大量措施穩定出口。雖然現階段對外貿易面臨嚴峻的形勢,國際貿易量大幅度減少,但是我國外貿出口在國際上所占的份額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1～7月份外貿出口負增長是22%,但是7月份外貿出口從絕對量上已經達到了1000億美元,這是今年第一次超過1000億美元。盡管同去年相比還是負增長的情況,但是從出口額上來看是一直增加的。

《經濟》:在您看來,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會面臨哪些問題?

張立群: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資源與環境,這是制約我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最為突出的問題。我國作為后起的發展國家,面臨的資源和環境條件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別。當時,發達國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地球上的資源開發程度較低,資源獲取成本不高,保障程度比我們高,環境狀況比現在好很多。中國發展面臨的狀況是資源快被利用殆盡,環境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走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發展道路,這就加大了我們工業化的成本。

第二個就是體制問題。要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有效率的、能促進和諧保障穩定的體制,這方面也有很大的困難,必須不斷攻堅。現在的改革涉及到很多團體的切身利益,改革推進的難度越來越大,如果處理不當,現代化的進程無論是在效益方面還是社會穩定方面都將面臨很大挑戰。體制問題是一個長期問題,現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比較高,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銀行內在約束不夠、市場化的融資方式發展水平比較低等因素導致銀行貸款強烈擴張的可能性增大,民間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在融資方面比較困難。

我們現在在放開搞活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自我發展的環境已經建立起來,創業的自由度不斷提高,但是基于市場競爭公平、公正、規范、有效的規則還沒有完善,在用這些規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方面還有難度,這也導致了很多利己損人現象的出現,威脅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把體制改革向前推進。另外,在全面加入國際分工的進程中,在如何促進我國經濟更好的發展,提高產業的綜合競爭能力,形成我們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保障我們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安全方面也面臨重大挑戰。

面對金融危機,我們要化危為機。金融危機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出現明顯降溫,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降溫包含了市場競爭更加充分,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作用表現得更加突出,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樣一個契機,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的整體素質。

篇4

第二個就是有效市場的問題，如何形成一個有效市場？怎么樣來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建立什么樣的機制？尤其在中國的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行業之間也不平衡的情況下，如何把這些問題處理好，強化市場化、法制化手段的運用，又不傷害到后發地區的發展，是個重要的問題。

篇5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01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其中充斥著許多人為因素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遵循某種方法論來減少這種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范式分別來闡述，指出研究宏觀經濟學問題必須注重與方法論的結合。

一、宏觀經濟學的特殊性

宏觀經濟學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使宏觀經濟研究變得復雜多變。一是，整體性。宏觀經濟的整體性是指宏觀經濟雖然針對不同的主體可能有不同的經濟行為，而且經濟行為的范疇會存在差異，但是從宏觀層面的經濟來講，其整體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說，社會也好，各級政府也罷，它們在宏觀經濟方面都必須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必須相互配合以達到共同的目標。二是，社會性。宏觀經濟的社會性是指宏觀經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要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控整個國家乃至社會的經濟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會及各級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主體，使得它們的經濟行為具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三是，協調性。宏觀經濟的協調性是指通過宏觀經濟活動，要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共同而協調的發展。從歷史的發展長河來看，任何一個階段的發展與進步在不同利益群體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進行，也就是存在著不同步性，在這種情況下，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二、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宏觀經濟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準確研究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難度。宏觀經濟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學性和創造性。科學性是要求學術成果所表述的內容具有可靠性，體現在論據要準確翔實，文字表述精煉不可含糊其辭，許多經濟學研究達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創新性要展現研究的解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但實際上大多數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過多借鑒別人的理論缺乏自己的創見。像多數論文的文獻綜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時間為序最多，卻沒有時間地點提出理論的緣由等，這樣的綜述意義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鑒”，幾乎都是直接照搬國外的東西，再直接用中國的數據進行檢驗，而數據的質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結論就可以，不管其正確與否。

三、方法論的必要性

方法論的定義為多種多樣，《韋伯斯特大學詞典》將方法論定義為“做某件事，或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術或過程”。但在《應用經濟學方法論》這邊書中，方法論一詞實證指：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就是對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書中方法一詞指的是：用于完成一個既定目標的具體技術或工具，這種用法和國家科學院科學指導委員會的用法一致。在社會科學方面，社會研究方法是通過科學的方法，系統地收集和分析關于社會現象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做出科學認識的活動，是設計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的研究，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如果認為宏觀經濟學科的理論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這顯然是不對的。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如果想要發展就必須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從而形成科學的行為準則，同時這種“行為準則”在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中形成科學的“方法論”。在宏觀經濟學科研究領域，“方法論”十分重要，它是現代科學和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因此，對我們科學地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學科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研究宏觀經濟理論

（一）實證主義

從研究特征來看，實證主義社會學對“科學建構”的強調依賴于把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理論構造的模式，強調科學就在于說明現象的成因，對現象的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并對自然科學這種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張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實證主義主張以事實說話，從宏觀經驗事實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側重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數量分析和統計計算。實際上，實證主義研究早已滲透到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研究有著其他方法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如自行檢驗。實證主義在研究宏觀經濟中有很多的內在的檢驗，這些檢驗可以驗證和控制經濟學家在自己能力范圍外的研究結論。

但是實證主義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導假定下，而特定引導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觀性，而這兩者又是無法隔離的，因此實證主義不是撇開價值觀純粹的科學研究，不同的經濟經濟學家對于同一現象的實證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人文主義

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學問，不僅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還要研究理想人行為的問題，經濟學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還要關注人的倫理道德。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上價值論，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強調收集信息，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和詮釋。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敘事表達，它們認為人力的行為是多樣化的，個人根據自己的實踐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人文主義的社會價值是傾向于對人的個性的關懷。因此人文主義從定性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并讓宏觀經濟理論向對人們有價值的方向發展。注重強調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的一種哲學思潮與世界觀。自由公平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宏觀經濟發展又必須以自由公平為基礎和前提。

參考文獻：

[1]沈軍，白欽先.論金融研究方法論的范式轉換[J].經濟論壇，2006（5）：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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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的主要弊端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調控程序自身不平衡。計劃經濟本質上是政府主導型經濟，因為作為一個計劃，發行計劃的主體在指導和監督計劃的執行上都應該是政府。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經濟發展運行計劃是平衡的，是客觀的，具體說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各種指數都是平衡的。在這種前提下，政府職能就是監管，以確保計劃的完美實施。但是，政府如何制定平衡的經濟計劃，必須滿足以下要求：首先，政府通過獲取制定一個計劃的全方位，立體式，符合實際的客觀指數，及時，準確的GDP數據；其次，政府總體規劃方法要符合市場規律，遵循客觀情況；再次，一個系統的計劃是否完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決于規劃方案是否科學，決策過程是否民主；而現實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采集，傳輸，處理等技術落后，市場主體根據自己的喜好，故意歪曲信息將導致政府無法獲得制定一個全面，及時，準確計劃所需要的全部經濟信息。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政府在尋求最佳規劃方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產出方法，優化方法已用于制訂計劃，但是，截止到目前，我們尚未完全掌握優化規劃的有效方法。其實，規劃方法的關鍵在于制定主體對于改善經濟恒量和變量之間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對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性質，程度已經很清楚了，也希望有簡潔和實用的數學模型，但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具備。一個國家的規劃方法是計劃經濟的落后，許多的計劃是，政策制定者和結果。再次，建立和完善規劃制度在實踐中是不容易的，而系統的建立和效率能保持各個利益之間的均衡，從而避免沖突的發生。最后，作為制定主體----規劃師應該完全代表社會利益，完全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上，著眼全局，但事實上是，在現實中這是理想化的存在，計劃制定師總是難逃自身利益的局限，往往從己出發，或從其代表的部門或地區的利益出發，制定一個反映少數人利益的計劃，著眼小集團利益。鑒于上述事實，現實的計劃常常是不完美的計劃，計劃本身難以避免出現不平衡的結果。

第二、計劃調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經濟環境的變化，一些規劃是已經預測了的，并且已經考慮在該項目中，但有些情況是計劃中并尚沒有出現，沒有預測更無法提前考慮的，這些情況將使預先設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發生自然災害時、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常常令計劃執行措手不及，所以，他們需要根據變化的經濟環境，不斷適應和更新計劃，以求達到與時俱進。可是，這一簡單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實現，客觀情況是規劃方法和制度出臺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導致這種調整的滯后，計劃調整往往滯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計劃經濟中，即使其中第一個計劃是均衡的，也會因為規劃調整導致宏觀經濟的片面失衡。為此，需要滿足以下條件而使計劃能夠跟上經濟變化的腳步：首先，規劃部門出臺符合客觀情況的執行規劃和計劃指標。其次，建立有效的評估或績效識別系統。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監督體制。在優先考慮數據，技術，收益效益等環節的前提下，這些條件必須首先得到滿足，在此前提下，計劃經濟時期，執行該計劃時所產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實行計劃經濟，國家是不是一個很長的計劃綱要下，為了實現計劃指標指數不得不執行的現象出現。這些客觀問題的存在，恰恰說明計劃經濟的環境下，宏觀調控所導致的平衡是難以實現的。只要存在客觀的經濟失衡問題，就需要政府部門通過宏觀調控激勵和監督機制予以糾正。因此，宏觀調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計劃經濟的擬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監督和激勵造成的。

二，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啟示

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需要，也有宏觀調控。從形式看，似乎都沒有區別，但事實是，也有明顯的差異。要清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合理有效的宏觀調控，但如何進行宏觀調控。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適用宏觀調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質的差異。在市場經濟條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計劃經濟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觀情況下有必要建立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模式，讓市場主體充分發揮本能的調解功能，讓市場經濟機制充分發揮其自身的調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應該清楚地看到，這種模式不僅可以對計劃經濟，更要能夠使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需要。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重復，阻礙了我國市場經濟的增長，破壞市場體系的正常功能，從而損害經濟效率的增長和社會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應加快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革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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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描述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總體的經濟活動和運行狀態，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的主要目標是保持經濟高速的發展、較低的失業率和穩定的價格水平。在實際中，整個國民經濟系統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之中，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經常會出現起伏波動，要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抑制超常規的經濟波動，我國的管理部門就要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和預警。河北省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也在逐步向市場化方向過渡，要想實現河北省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就要密切關注全省的經濟走勢、制定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

一、研究現狀

我國宏觀經濟預警理論的研究是從經濟循環波動問題入手的，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顏德林、周鳴（1993）用經濟周期波動理論研究廣西經濟周期波動規律，對廣西宏觀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了預警、預測。王慧敏（1998）從討論和分析宏觀經濟預警系統的研究發展入手，引入西方理性預期的AD-AS模型作為宏觀經濟預警的基礎，構建了基于理性預期觀的經濟預警系統。賀京同和潘凝（2000）把模糊系統理論和神經網絡相結合，構建了宏觀經濟非線性預警模型。以往關于宏觀經濟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對宏觀經濟現狀的描述，無法實現對經濟的動態預警。采用VAR方法構建預警模型，它可以將變量當做相互影響的動態系統，符合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

二、VAR經濟預警系統的構建

1．建模思路。對于河北省宏觀經濟進行預警，實質就是對河北經濟運行中的“關鍵點”進行監控，我省多年來經濟調控的目標就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就業充分”，所以本文選取了能充分反映三個目標的經濟變量：河北省的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三項指標，河北省GDP反映的經濟增長速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代表的是增長質量。在宏觀經濟預警中，要特別注意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在河北省的宏觀經濟預警中，還要研究宏觀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具有怎樣的關系，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2．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預警依賴于監測，監測離不開指標，宏觀預警指標體系通常只選擇反映經濟運行特征的指標。本文從宏觀經濟運行穩定的角度出發結合經濟增長、供需變化、內生增長動力等因素，最終選取了反映宏觀經濟增長情況的河北省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三項指標來構建宏觀預警的VAR系統。

3．模型的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 regres

sion）通常用于相關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隨機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模型避開了結構建模中需要對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關于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函數的建模問題；應用樣本可以確定一個多變量VAR系統的參數，從而得到變量間的相互關系，因而向量自回歸模型是分析多變量時間序列的有力工具。一個n維隨機向量服從p階向量自回歸過程，記為VAR（P），其數學表達式為：

（1）

其中，yt是m維內生變量向量，是d維外生變量，A1…AP和B1…BR是待估的參數矩陣，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分別有p和r階滯后期。是隨機擾動項，其同時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關，但不能與自身滯后期和模型右邊的變量相關。鑒于本文中所選擇的指標為河北省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故這三個變量構成的p階VAR模型可以表示為：

（2）

三、分析過程及結果

傳統的回歸方法一般假定所使用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然而許多經濟現象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倘若采取傳統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就會出現偽回歸和無意義回歸的現象。基于這一原因，恩格爾和格蘭杰首先提出了一種處理非平穩序列的協整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兩個或多個非平穩的變量之間尋找均衡關系。因此，對VAR模型中各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是我們判斷地區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基礎。

1．單位根檢驗。由于討論序列協整性的前提是各序列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所以第一步應該分別對各個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我們采用ADF檢驗法，檢驗的結果匯總在表1。

2．協整關系檢驗。為了檢驗上述三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多變量Joh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和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的結果如表2。

經過協整檢驗可知三個變量間沒有協整關系的假設，且均通過至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故可斷定模型中的GDP、CPI和PCCI之間有且只有一個協整關系，將協整關系標準化后寫成數學表達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3）

對序列vecm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其已經是平穩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動，再次說明協整關系是正確的，即GDP、CPI和PCCI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通過協整關系（3）可是，社會消費品銷售額對地區生產總值有正向的拉動作用，而CPI對地區生產總值有反向的抑制作用。

3．VAR模型計量結果。根據以上對時間序列的檢驗可知，三個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且協整檢驗證明三者存在協整關系，故可對三者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經過初步計算可以得知，在滯后期為1的時候，VAR模型的AIC值最小，故建立的向量自回歸模型為一階模型，系數估計結構和對單個方程的總結具體如下：向量自回歸方程總結：

從表可知，三個方程的F統計量都遠大于臨界值，故知三個方程式顯著的。同時，可以看出三個方程是顯著的。同時，可以看出三個方程調整的復相關系數分別為0.997670、0.747365、0.724552，說明三個方程的擬合效果都較好。且從參數的估計結果來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商品零售價格的變化影響較大，且均為正相關，這說明經濟增長的較高基礎和商品零售價格的增加都會帶來下一時期經濟的增長。同時結果也顯示，CPI的增加會給下一期的經濟增長帶來負效應。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1．從長期來看，河北地區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在短時間內，這些變量可能會偏離均衡值，這主要是因為市場隨機干擾的存在，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這些變量最終會回到均衡狀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人均現金收入的影響比較大，都為正相關，這就說明人均收入的增加會刺激和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是CPI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了不利于現在經濟的增長，所以當前的河北應該加大對物價的控制力度，增加人均收入。

2．人均收入對地區生產總值具有正向的拉動作用，積極的作用表現為人均收入每增加1％，會引起地區生產總值1.0965％的增長。CPI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負面效應表現為：CPI增加1％，就會引起地區生產總值下降0.4986％。在長期均衡趨勢收斂的作用下，GDP、PCCI和CPI分別是以12.87％、16.97％和6.23％是速度想均衡狀態靠近，但是由于隨機擾動的存在，非均衡狀態向均衡狀態靠近的實際速度往往慢于理論速度。3．本文構建的VAR預警系統中，主要是描述的是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可以直接根據被解釋變量的過去值來進行預測。本文的模型預測結果表明經濟的發展具有慣性，人均的收入對經濟增長也有正相關的拉動作用，在當前CPI較高的情況下，應想方設法使物價逐步回落，以減小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參 考 文 獻

[1]王慧敏．基于西方理性預期的宏觀經濟預警[J]．系統工程．

1998，16（3）

[2]陳守東，楊瑩，馬輝．中國金融風險預警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7）

[3]易正俊．宏觀經濟預警模型[J]．重慶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21（6）

篇8

一、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的驅動力

對于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學術界基本一致的結論是要素投入型經濟增長。資本增長率在1999-2007年期間達到13%，而在1979-1998年期間年均增長率約為10%（王小魯等，2009）。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從1978-1995年期間的0028～0038下降為1995-2005年期間的0010～0028（鄭京海等，2008）。這種沒有明顯技術進步的高投資高增長是以不良資產、高污染與高能耗為代價的，政府將承擔經濟增長的宏觀成本（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5，2008）。黨的十報告提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與經濟自主協調提高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方福前（2007）、錢淑萍（2008）、周叔蓮（2008）、魏杰（2009，2011）、郎麗華、周明生（2012）等將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結構的特征歸納為“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特征，其面臨的資源需求約束日益突出，而且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導致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緊張。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原因總體歸為三個結構性因素：需求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不合理與要素投入結構不合理。過去的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與出口（申廣斯，2009；張旭，2010；魏杰，2011；欒大鵬等，2012），并導致產業結構偏重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李善同等，2008；朱光華，2009）；過于依賴要素的投入，其產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鳴，2008，2011；葛揚，2010）。

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以及生產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及來源的核心指標。國外關于經濟增長質量與可持續性問題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長理論中，Helpman（2004）全面綜述了這方面的文獻，所形成的一致性結論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在長期內是不可持續的；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通過提高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來實現的增長才是可持續的。

國內關于TFP實證研究的視角和結果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1）基本支持克魯格曼（1999）的結論，認為中國的增長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長（郭慶旺等，2005；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2）；（2）考察改革前后中國TFP的動態變化：改革之前TFP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有所退步，改革之后的TFP有明顯的增長（王小魯，2000；張軍等，2003）；（3）強調改革以來中國的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在快速增長（易綱等，2003），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TFP呈下降趨勢（王志剛等，2006；鄭京海等，2008）；（4）不是從中國總體去考察TFP的變化，而是從中國工業層次考察技術進步（涂正革等，2005；陳勇等，2007），以及省級地區層次研究TFP的變化（顏鵬飛等，2004；王志剛等，2006；傅曉霞等，2009；劉瑞翔等，2012；匡遠鳳等，2012）。這些研究的基本結論是：中國TFP增長的主要來源是技術進步，技術效率的貢獻偏低。該方面的研究從省級地區層次和二或三位數的工業數據向地級城市和更細的行業層次延伸，不僅對TFP進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TFP各構成部分的決定因素與變動趨勢。在衡量和分解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參數法又有非參數法。參數法還分為生產函數法和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法；非參數法主要指的是指數方法，例如Malmquist指數法。這兩種方法都能對TFP變化中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進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設定具體的生產函數，后者不僅不需要設定具體函數，而且還不要求完備的價格信息。

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方向與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

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取決于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方向的選擇。遲福林（2010，2011）將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上升為第二次改革的主戰場，并提出其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發揮擴大內需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強調向社會公共需求轉型，構建適合我國特點的發展型社會體制和政策體系；三是強調政府轉型，尤其突出強調從生產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應當說，這三層含義具有很強的啟發性和概括性，也與人們對經濟結構調整的現實直覺吻合（Poncet，2005；楊建龍，2010）。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經濟結構失衡與調整的內在體制性機制和核心問題所在，就不能對癥下藥。

吳敬璉（2011a；2011b）認為：經濟結構調整始終不順利的重要原因是體制仍未消除，例如，政府依舊保持對部分重要資源過大的配置權力，大部分重要生產要素仍由行政定價并導致價格信號嚴重扭曲；以GDP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考核標準，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支出責任的過度下移，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在上述體制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資本投入為前提條件，其中資本或信貸資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手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由于土地產權“并未落實到戶”，農用土地轉為城市商業用地時的增殖收益由各級政府和相關企業獲得。由此導致了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愈來愈高，而勞動者報酬尤其是農民的收入占比卻每況愈下。魏杰（2009，2011）的觀點與此基本相同。

中國發展報告（2010）提出將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作為今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政策措施，并提出了具體的途徑：一是將城市群作為推進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構建“兩橫三縱”的城市化戰略布局；二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負責全體社會成員無差別的、非市場化部分的最基本公共服務，省級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級分擔公共性相對弱一些的公共服務產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國家“十二五”規劃也提出，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態；按照全國經濟合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協調、可持續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態，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場的改革滯后，使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場沒有完全實現市場化的價格決定機制，要素投入的價格信號混亂，這不僅使經濟增長的效率（技術進步或稱全要素生產率）低下，而且使原有土地相關權益擁有者的弱勢群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長成果的機會。

對于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方向，黨的十報告提出，“必須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為重點”。與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所面臨約束條件和內外環境要復雜得多，這需要找準中國經濟從“結構失衡的增長”轉向“結構協調的增長”所需的新的增長機制，實現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由要素投入驅動轉向效率驅動。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以及生產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徑就得依賴于要素市場化和技術進步驅動的高效工業化。不僅如此，目前經濟結構調整的研究中日益重視空間效率和城市體系結構變化帶來的制度紅利。空間集聚可以提升經濟增長中的知識外溢、規模效應，城市體系改革產生的制度紅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規模效應，這些均可以大大增強經濟結構調整的空間和增長的可持續性。

三、空間經濟結構調整與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間效率提升，其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構成中的技術效率改進、規模效應等。以城市體系結構調整的深化改革而產生的效率提升，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構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結構紅利或稱“制度紅利”），以及社會公平與環境污染減少帶來的福利。

（一）城市體系與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空間效率

按區域空間大小，地理集中產生的空間效率可分為大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與小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Fujita & Thisse，2002）。前者指的是新經濟地理學意義上空間集聚帶來的效率，它產生于市場規模在鄰近空間上累積循環效應，此即“貨幣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后者指的是城市經濟學意義上單個城市規模帶來的效率，此即“技術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新經濟地理文獻刻畫了貨幣外部性產生的內在機制和理論基礎，并在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差異化產品與壟斷競爭市場的結構下闡明了各地區迥異的空間效率是如何形成的。大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適宜應用于都市圈體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間上的相互接近而產生的空間效率將促進該區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推動經濟轉型。小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總是取決于單個城市的產業結構。若該城市的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專業化特征或以某個主導產業為主，則該城市的效率取決于其主導產業的規模大小，此種空間效率稱為“地方化經濟”（Marshall，1920）。小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不僅取決于單個城市自身的規模，而且還取決于該城市產業的多樣性程度。產業種類越豐富，城市的空間效率越高，此種空間效率稱為“城市化經濟”（Jacob，1969）。

現有文獻雖還未從空間效率上考察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或者說兩者之間的聯系基本是割裂的，但討論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對經濟增長與結構影響的文獻正在日益豐富。該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層次：一是制造業空間集聚的分布與決定因素（范劍勇，2004；路江涌等，2006）；二是市場規模、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王志剛等，2006；黃玖立等，2008；殷德生，2010；孫曉華等，2013）；三是產業集聚對勞動力流動、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和結果（范劍勇，2008；范劍勇等，2010；梁琦，2009）。他們的總體結論是：我國大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顯著，產業集聚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但也加大了地區間收入差距。

城市體系與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空間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著三條擴展路徑：一是隨著我國近年來區域經濟格局的重大調整，制造業的區位分布、空間效率差異、全要素生產率結構又發生了深刻變化（張軍等，2009）。二是側重于宏觀視角的城市體系與區域經濟調整政策的研究導致了對小地理范圍空間效率的忽視。三是現有文獻正傾向于效率目標維度，未能有效地將經濟可持續增長、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目標有機結合起來。

（二）城市體系與城市化道路的爭論

在研究城市體系與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空間效率時自然就涉及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爭論。從實際的城市結構體系看，“大城市能級相對不足、中小城市蓬勃發展”的扁平化特征相當明顯（楊開忠等，2008；范劍勇、邵挺，2011）。從政策選擇的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形成了“小城鎮論”與“大城市論”兩派。以（1984）為代表的“小城鎮論”者認為，小城鎮可將城鄉兩個市場連接起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該主張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觀點。“大城市論”者強調大城市具有規模效益，認為“大城市超前發展的客觀規律”存在，中國應當走發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魯等，1999）。周一星（1992）對“小城鎮論”與“大城市論”進行了折中，認為不存在統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規模，城市體系永遠是由大中小各級城市組成的，據此提出了“多元論”的城市化方針。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選擇的爭論進入制度層面，并與其他宏觀經濟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例如，對于采取城鎮化發展戰略的決策理由是理論界討論的規模效益或者其他經濟理性的觀點受到懷疑。“小城鎮論”者開始放棄“就地轉移論”，強調小城鎮發展應適度集中，主張發展縣城或以縣域中心城鎮為主（辜勝阻等，2000）。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葉裕民，1999）。

進入21世紀以來，圍繞城市化道路論爭出現了兩種新觀點：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陳甬軍等，2009），強調經濟集約、功能優化、社會和諧、城鄉統籌、環境友好的統一。雖然其理論基礎有待深化，但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發展方向。二是主體功能區的研究、編制與實施（肖金成，2008），將中國國土劃分為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并提出中國適合經濟發展的區域是位于胡煥庸線東南部分。

基于經濟結構失衡和資源環境約束的經濟事實，選擇分散式城市體系在中國可能是行不通的，因為規模經濟在中小城市的經濟增長及其效率、土地資源節約、環境污染治理、公共設施成本分攤上均無法發揮優勢。發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為中心引領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間上集聚形成城市群，這種集中式城市體系不僅有利于提升空間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而且在非農用地、資源供給、單位能耗與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優勢。

四、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重點

當前所講的經濟結構調整，到底指的是調整什么樣的經濟結構？對于經濟結構的內涵、失衡的表現以及調整的路徑，經濟學界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有的基于所有制結構來認識，有的將經濟結構擴展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宏觀經濟問題的經濟結構，其總是離不開GDP的來源結構。從GDP的支出法衡量角度看，經濟結構表現為消費、私人投資、政府投資和凈出口之間的結構。從GDP的收入法衡量角度看，經濟結構體現為經濟主體的收入結構，即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之間的結構。從GDP的生產法衡量角度看，經濟結構表現為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產業結構即各個生產主體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大小，地區結構即各個地區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大小，經濟的地區結構是以城市化不斷推進為其表現形式的，城市化水平與城市人口代表了區域經濟的活力與規模。目前，學術界基本上是從GDP來源結構來理解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協調（魏杰，2011），這種不協調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消費、投資與出口的失衡；二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與企業利潤之間的失衡；三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失衡；四是地區之間的失衡，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布局不協調以及城鄉二元化加劇，因為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代表了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方向，昭示著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

目前我國經濟的支出性結構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費、投資與出口結構的失衡。作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保持一個合適比例和有效協調，當一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某一種動力時，經濟增長就難以持續。中國入世以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出口。2001-2007年我國的GDP平均增速相比以前提高了36個百分點，但在這36個百分點中，出口貢獻了639%（魏杰，2011）。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典型的外需拉動型特征，但這種格局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下出現了嚴峻挑戰甚至難以為繼。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明顯減緩，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實力上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呈擴大之勢。中國產品和服務的國外市場份額不僅因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減緩呈下降趨勢，而且還受到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激烈爭奪。除了這種出口導向型增長特征外，經濟的支出性結構中有一個嚴重問題就是過度依賴政府投資。無論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還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中國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這種做法只能當做短期內的反危機措施，不能作為加快經濟增長的常態戰略。過度依賴政府投資的手段加劇了產業結構失衡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過分依賴于出口與過度依賴于政府投資往往是交替的，當出口下滑時，政府投資就大量增加。消費一直無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2000-2007年，我國總儲蓄率由351%上升到518%，上升了167個百分點，而1978-2000年，我國的總儲蓄率基本維持在35%～40%，與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總儲蓄率高出153個百分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

我國將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但阻礙消費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增速緩慢，這涉及經濟的收入性結構。目前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集中表現在“兩個不同步”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長與GDP的增長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長與政府的收入增長不同步。20世紀90年代以前，居民的勞動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2001年以后該比例開始下降，一直降到2007年的397%；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產稅凈額和代表企業所得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則從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142%和461%（魏杰，2011）。發達國家的工資收入一般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中國不到10%；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是55%左右，而中國不到42%，且呈下降趨勢（魏杰，2011）。居民的財政性收入與政府的財產性收入相比，占比更小。有學者統計，我國大約有76%的財產性收入掌握在國家手里，大概只有1/4的財產性收入掌握在民間（魏杰，2009）。

我國產業結構失衡狀況也日益明顯，突出表現為：制造業中傳統制造業比重偏大，現代高端制造業的比重偏低；產業結構不協調，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其占GDP比重一直在40%～43%左右徘徊，經濟增長仍倚重于第二產業；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占比偏低；產業結構調整中技術創新嚴重缺乏；農業等基礎產業的風險抵抗能力較低。產業的投入結構不合理，物質資源消耗太多，科技進步貢獻率低，例如，2009年中國GDP占全球總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鋼鐵的44%、水泥的53%；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人與自然的關系趨于緊張。這種經濟結構不僅不符合科學發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在后危機時代面臨嚴峻挑戰甚至難以為繼。中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不僅面臨著改變產業結構不合理與一、二、三產業失衡等難點問題，而且還增加了自主創新、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經濟的地區結構是GDP生產法衡量的重要體現。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進入了新的調整階段。在空間效率優化、社會公平、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等目標的約束下，新時期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與路徑如何選擇，這是目前學術界備受關注的重大問題。經濟的地區結構是以城市化不斷推進為其表現形式的，城市化水平與城市人口代表了區域經濟的活力與規模，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昭示著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從實際的城市結構體系看，我國“大城市能級相對不足、中小城市蓬勃發展”的扁平化特征相當明顯（范劍勇、邵挺，2011；陳良文等，2007）。新近誕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數分布沿海地區（許征等，2010），多數中小城市是以制造業為主。由此導致的典型結果是制成品產能過剩、環境污染代價過大、經濟增長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僅如此，城鄉收入差異或者說地區間收入差異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包括跨區域流動和區域內部流動的農民工）與城市工人的收入差異上（萬廣華等，2005）。這實際上暗含著，只要將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區間或城鄉之間過于懸殊的收入差距將得到緩解。

我國經濟結構四個層次的失衡，雖然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共同的體制性因素――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該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過多的經濟資源和國民收入，過深地干預了經濟活動的內在機理，有損于市場經濟的基礎性作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魏杰，2011）。客觀上說，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對于后進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確實有顯著效果，但當經濟趕超到一定階段后需要適時改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經濟增長中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優。

出口導向型增長和政府投資推動型增長模式交替現象的形成與政府過度使用行政資源密切相關。例如，為了刺激出口，政府實施出口退稅政策，涉及3000多類工業產品，不少產品退稅率達到13%。政府為了配合實施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人民幣的三種價格――物價、利率和匯率――未能實現聯動，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消費和出口之間的失衡。

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也是導致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國有經濟的過度擴張。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有企業雖然數量減少了一半，但資產規模卻增長了1倍多，資產擴張和賬面利潤主要來自于稅收、信貸、資源租金等隱形補貼。2001-2008年間，這三項補貼高達6萬億，而同期國企利潤只有49萬億，實際虧損1.1萬億（魏杰，2011）。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阻礙了居民收入與GDP、居民收入與財政收入在增長上的“同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中勞動份額逐年減少，儲蓄率不斷增加，投資率不斷提高，產能過剩也日益嚴重。中國的經濟事實與發達國家卡爾多經濟事實之一勞動份額不變的情形不相吻合。最新經驗研究指出，中國的勞動份額的變化與技術變化、產業結構變化以及要素市場扭曲等因素緊密相關（Young，2006；白重恩等，2008，2009；李稻葵等，2009；羅長遠，2008）。

產業結構的失衡首當其沖的原因可能是壟斷，尤其是行政性壟斷。要素難以在產業之間順暢流動，嚴重影響了各產業之間的市場調節機制。雖然壟斷行業放開股權投資，但國有經濟仍處于絕對的控股地位，國有企業投資中的預算軟約束和投資饑渴癥又進一步惡化了產業結構市場調整機制。

經濟的地區結構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體系的形成同樣與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有關。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表現為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工業化與城市化又嚴重依賴于對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壟斷了城市土地供應的一級市場。財政分權決定了地方政府間激烈的GDP錦標賽競爭，導致環境日益惡化、土地與能源等要素價格扭曲，刺激了經濟粗放式增長。

調整我國四個層次的經濟結構的重點就在于改變目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依靠市場機制實現經濟的自主協調。其實，早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就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提供了頂層設計，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四個層次的經濟結構失衡中，首先要調整的是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之間的結構。因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緩慢導致消費無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樣經濟增長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資，進而形成了出口、投資和消費之間的結構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導致了產業結構的失衡，尤其是行業的行政性壟斷和國有經濟過度擴張。產業結構的地區分布以及財政分權體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體系。

五、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難點

“結構失衡的增長”是經濟趕超的必然結果，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提供了合理的經濟解釋，張平等（2011）還為此提供了充分證據：后進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系統性的高收益、高增長部門，動員大量資源配置到這些部門就會產生顯著的規模報酬遞增，結構性的配置調整帶來了明顯的趕超增長（Jones & Romer，2009；Barro & SalaIMartin，1995；錢納里等，1986）。這在中國表現為三條路徑：一是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政府動員資源并配置到高增長的工業部門。中國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成為“世界工廠”。二是經濟開放實現顯著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入世”不到10年的時間里，中國就成為第二大出口大國。三是城市化的空間集聚帶來了巨大的規模報酬遞增。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超50%。資源的非均衡配置導致的規模報酬遞增過程，在經濟趕超的前期和中期大幅度提高了一國的經濟增長率，但非均衡的趕超模式和經濟規模在高增長部門的快速擴張導致了經濟結構的日益失衡。趕超帶來的結構失衡導致了增長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經濟增長成果的分享機制扭曲。

政府干預在經濟趕超過程中似乎是個常態，無論是“中國奇跡”還是“東亞奇跡”，后進國家都是通過集中資源和實施扭曲性政策達到了GDP快速增長的目的；但其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科爾奈，1992；青木昌彥等，1998；張平、王宏淼，2011），例如，嚴重限制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如何協調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這些雖是新興工業化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在目前的中國又具有特殊性。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規模相對較小，歐美主要發達國家是邊轉型邊增長。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是在規模已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進行，如何在經濟規模巨大的經濟體中成功地改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目前還沒有先例。

“結構協調的增長”不僅要解決新的增長機制問題，而且要解決新的利益分配機制問題。結構失衡累積的矛盾隨著經濟規模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帶來的規模報酬開始遞減而越難以解決，并為經濟結構調整造成了增長機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即“結構協調的增長”既離不開原來機制的路徑依賴（張平、王宏淼，2011；張平等，2011），又必須賦予新的內涵。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難點就在于，需要找到脫胎于“結構失衡的增長”中某個增長機制并使其在“結構協調的增長”中成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斷依據就是效率導向。投入驅動的增長向效率驅動的增長轉變，必須排除阻礙市場機制和創新機制充分運行的制度障礙。

新的增長機制或者說新一輪規模報酬遞增靠什么推動？總體來說仍將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張平、王宏淼，2011），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因素要從投入驅動轉向效率驅動。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工業化與城市化又嚴重依賴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壟斷了城市土地供應市場；財政分權和政績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間形成激烈的GDP錦標賽競爭（沈坤榮、付文林，2006；徐現祥等，2007）。這些不僅導致土地等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發展”且又以制造業為主的扁平化城市體系。這種局面既加劇了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又不利于空間效率提升和區域協調發展。新的分配機制總體也是要依賴于要素市場的完善，但要素市場的完善需要政府轉型，而政府轉型的突破口在哪里？一般認為，在城市化率達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標和約束條件就會發生明顯的變化，公共福利目標成為政府主導性的目標（張平、王宏淼，2011）。以城市化促進政府對衛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帶動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但這需要解決好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和土地征用問題，使農民分享城市化所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收益。

六、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徑

（一）要素市場化和全球化驅動的高效工業化

在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下，政府保持對部分重要資源過大的配置權力，并以GDP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考核標準。在這種體制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不斷增加土地投入和資本投入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資本或信貸資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手中，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還造成了二元勞動力市場，其結果是，粗放型增長方式難以改變。因此，高效工業化的驅動力首先在于要素市場化。按麥迪森（2001）的理論邏輯，成功的經濟結構轉型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是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在長期內是不可持續的；依靠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通過提高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的工業化才是可持續的、高效的（Helpman，2004）。高效工業化道路不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條件是市場機制的充分發揮，尤其是市場制度的創新，而不是簡單地從勞動與資本要素驅動轉向創新要素驅動。要素驅動模式若忽視了要素市場的培育，那必將導致要素價格的扭曲。

沒有哪個現代國家的工業化是在封閉條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場進行配置，這意味著中國的高效工業化總是以擴大經濟開放為背景。開放是獲取新知識、促進技術進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和競爭效應使發展中國家研發部門的高技能勞動需求上升，進而促進著內生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殷德生等，2011）；中國的出口產品質量和產業結構隨著貿易規模的增加和市場開放度的提高而升級（殷德生，2011，2012）。但此種獲取方式要取決于一國甚至一個行業內企業間的各種差異，尤其是技能勞動需求與供給、技術吸收能力和要素報酬差距。例如，中國若過分地依賴外資和追求新企業的引進，忽視本地企業的“干中學”，這將導致經濟增長質量下降（殷德生、黃騰飛，2010）。高效工業化還需要在技術進步方向的選擇和減少環境污染中尋找經濟結構轉型的新途徑。技術進步方向選擇會影響資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資本密集型部門比例卻可能誘發不利于減少污染排放的經濟結構變化。解決這些復雜問題，取決于效率取向的市場制度創新。目前上海自貿區就是試圖通過制度創新提高要素市場效率的改革，其意義在于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市場制度體系，實現要素在全球市場的最優配置。

（二）空間效率驅動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間集聚與規模經濟效應推動著技術創新、服務經濟以及消費水平的提高。從理論上講，城市化率和投資率呈倒U形關系，城市化率和消費率呈U形趨勢；隨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經濟結構將由投資拉動演變為消費拉動，這個轉折點通常認為在城市化率為67%左右達到（張平、王宏淼，2011；張平等，2011）。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率剛超50%，正處于依靠城市化進程推動結構調整的黃金時期，但與經濟趕超時期投入導向的城市化不同，與“結構協調的增長”相適應的是效率導向的城市化。效率導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導從扁平化城市結構向相對集中式城市結構發展，以同時實現空間效率提升、政府主導增長模式改變、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等目標。

范劍勇、李方文（2011）證實了我國大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顯著、小地理范圍的空間效率不足的特征。目前我國的“大地理范圍集聚明顯、小地理范圍集聚不足”現象導致了兩對突出矛盾：中小城市過多不利于經濟效率提升和區域經濟協調；中小城市過多導致資源浪費。土地稀缺和規模經濟決定了中國城市體系須選擇相對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體系。相對集中式城市體系不僅在非農用地、單位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擁有規模經濟優勢，與該判斷密切相關的證據是Au & Henderson（2006），而且是解決經濟增長中內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間效率不高等經濟隱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對集中式城市化將促進政府對衛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帶動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在城市化率達到50%以后，政府目標和約束條件就會發生明顯的變化，追求公共福利成為政府的主導目標，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農民將分享城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增值和報酬遞增收益，這有利于實現公平的利益分享機制。另一方面，相對集中式城市化能實現規模經濟效應，提高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從內部規模經濟上看，由扁平化城市體系向集中式城市體系轉變，需要進一步促進大城市能級的提高，發展特大城市。從外部規模經濟上看，以核心城市為中心引領若干個中小城市在空間上集聚形成城市群。從整個規模經濟上看，在城市群和特大型城市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共服務體系，促進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實現新一輪的制度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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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樣本數據說明與實證分析

本文以a股上證指數、gdp、貨幣供應量m1的變化幅度作為變量。樣本數據取自國泰安金融研究數據庫的季度數據，取樣范圍為次貸危機發生后的2008—2011年。采用每個季度股指漲跌幅衡量a股上海證券市場行情，記為lnszzs，作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gdp和m1漲跌幅度，分別記為lngdp、lnm1。需要說明的是，類似于gdp平減指數的效果，這里用“gdp季度漲跌幅/（1+cpi）”來衡量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情況。因為通貨膨脹因素在宏觀經濟研究中是不容忽視的，如此處理就適當考慮到了這一重要因子。

（一）協整檢驗與回歸分析

為了避免謬誤回歸現象的出現，首先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作協整檢驗，即分別檢驗上證指數的波動與經濟增長、貨幣供應量變化是否互為協整關系。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是正確使用經典回歸分析方法建立回歸模型的先決條件。由eviews得到的檢驗結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中， lnszzs與lngdp之間的協整檢驗t=25.93267>15.49471=adf0.05， 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殘差項是穩定的， 因此上證指數漲跌幅與gdp增長率是協整的，說明了兩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表2的t=19.42503>15.49471=adf0.05，表明lnszzs與lnm1是協整的。協整檢驗說明，樣本數據滿足本文選取的計量模型，可以進行實證分析。

由于選取的模型要求兩個解釋變量不能存在精確的線性關系，這里需要檢驗lngdp與lnm1線性相關性（見表3）。p=0.8297，相當大，表明lngdp關于lnm1的回歸系數很不顯著，意味著gdp與m1無精確的線性關系。上證指數變量lnszzs關于gdp、m1對應的變量lngdp、lnm1回歸結果如表4。

對回歸結果的解釋：保持貨幣供應量m1不變，2008—2011年期間每個季度的gdp每增加1%，則a股上證指數就會增加約2.55%；保持gdp不變，m1每增加1%，則上證指數會增加約4.39%。r2=0.357782，表明gdp與m1能夠解釋上證指數變化的35.78%。擬合度r2值不高，這主要是因為除了宏觀因素gdp和m1之外，股市還會受到如經濟景氣循環、利率、政府財政收支、國際收支、匯率等諸多因素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影響。f檢驗得到的p=0.0562，在10%的置信水平是顯著的。實證驗證了股市與宏觀經濟呈很強的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與貨幣政策對股市的影響是顯著的。

從實證結果不難看出，經濟增長和貨幣供應量對股市的影響有著很大的差別。由t檢驗得到關于lnm1對應的p=0.022，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是顯著的，股指與貨幣供應量的正相關性更強，m1對股市的影響要比gdp顯著得多。

（二）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將宏觀經濟與股市行情的聯動性得以反映，下面采用脈沖響應圖分析。圖1顯示了貨幣供應量增加單位標準差時，上證指數立即上升，在第二個季度達到到最大值，然后回落，第四個季度為最小值，再次回升，于第五個月恢復到原狀態。而上證指數對gdp產生的沖擊響應卻有些相反，上證指數在兩個季度內下降到最小值，而后立即大幅度上升，于第五季度左右恢復到原狀態。上證指數與m1之間呈很強的正相關再次得以體現，與前面的實證分析結論一致，而上證指數對gdp沖擊的響應力度大大削弱，其相關性遠不如貨幣供應量顯著。

圖2顯示的是，上證指數增加單位標準差時，貨幣供應量和gdp對這一沖擊產生的響應情況。貨幣供應量m1立即由初始狀態跳躍到最大值，隨后下落，在第三季度為最小值。再上升，第五季度恢復到初始狀態。gdp開始是小幅度下降，而后立即上升，第二季度最大值后，于第七季度恢復到初始狀態。綜合分析而言，貨幣供應量對上證指數有著很強的正向沖擊，上證指數反過來也會對貨幣供應量產生正向拉動。雖然gdp對上證指數的沖擊不如貨幣供應量顯著，但兩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也是存在的。

篇10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11-0183-02

一、引言

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中極富爭議的一個問題。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組成部分的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也是最近研究熱點之一。我國股票市場發展非常迅速，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因素。在這種背景之下，研究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經驗關系，具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國外學者對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這些研究大多數表明在宏觀經濟變量和股票價格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但結論并非是完全一致的。例如，Chen， Rol和Ros（1986）研究發現可以顯著解釋股票收益率的因子有風險溢價變化以及通貨膨脹率等；但消費支出、原油價格和股票收益率之間卻沒有明顯關系。Mukherjee和Naka（1995）用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東京股票交易所（TSE）和日本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

他們研究發現，TSE股票價格指數和六個宏觀經濟因子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而Binswanger （2000）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經濟，用子樣本滾動回歸方法研究發現，股票收益率和實質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不成立。

國內學者也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經驗研究，談儒勇（1999）研究了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其中涉及了股市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實證研究。研究表明，我國股市發展的三個指標（市價總值/GDP、成交金額/GDP和成交金額/市價總值） 在回歸模型中都不顯著， 這意味著我國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鄭江淮、袁國良等（2000）的經驗研究認為，雖然我國股市規模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不明顯，但股市發展與儲蓄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存在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李廣眾（2002）的經驗研究認為中國銀行、股市發展的主要作用在于促進投資規模擴大，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

從上述國內研究文獻可以看出，研究重點大多放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上，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僅僅是研究中的一部分，很少涉及關于宏觀經濟和股票市場表現之間的經驗檢驗。

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大部分用的是比較簡單的回歸分析，很少考慮時間序列不平穩帶來的謬回歸問題。基于上述考慮， 研究將根據月度數據，在宏觀經濟變量與股市價格的理論關系和經驗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利用VAR模型對上海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介紹模型形式、變量和數據選取， 第三部分給出實證結果， 第四部分是總結和結論。

二、模型設定及數據選取

宏觀經濟對股指波動的影響主要體現政府宏觀調控、市場變化以及消費者行為方面，因此建立一個包含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情況、房屋價格變動、通貨膨脹及消費者信心指數的VAR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Yt=C1Xt-1+……CnXt-n+ξt

其中，Yt=[AINDEXt]Xt=[AINDEXt，Rt，M2，GDPt，HGINDESt+HOUSEINDEXt，CPIt，CCIt]，C表示常數項。其中AINDEX表示上證收盤綜合指數；R分別表示利率水平和M2同比增長率，用以衡量貨幣政策；GDP分別表示GDP增長率和HGINDES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兩者結合衡量宏觀經濟變動；HOUSEINDEX表示國房景氣指數，CPI衡量通貨膨脹，與宏觀經濟變量一起表示市場變化；CCT表示消費者信心指數。樣本區間為2001年1月―2013年12月共計156個樣本。

三、實證結果

建立VAR模型，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經過檢驗，所有的變量都可以通過平穩性檢驗，可以用來構建VAR模型，在此基礎上，為了保證模型的穩定性，進行AR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具有穩定性，如圖1所示。

（一）滯后階的確定

進行VAR模型檢驗的最后一步就是確認滯后階，模型滯后階的選擇過程如表1所示（最大試算階數為2）。

根據表中所示，LR、FPE、AIC準則都顯示最優滯后階數為2，SC、HQ準則顯示最優滯后階數為1，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我們選取最優滯后階數為2。

（二）VAR模型和脈沖響應

我們得到VAR模型形式如下：

AINDEX=0.857088397461*AINDEX（-1）+

0.126504716401*AINDEX（-2）-0.00230273338677*CCI（-1）

-0.000963551505897*CCI（-2）+0.0093385588814*CPI（-1）

-0.0195604202722*CPI（-2）+0.00942041778789*HGINDEX（-1）-0.0140177132655*HGINDEX（-2）+0.0138781296713

*GDP（-1）+0.00954420314823*GDP（-2）-0.000221171008889

*HOUSEINDEX（-1）-0.00501632789264*HOUSEINDEX（-2）+

0.0043259281095*M2（-1）-0.00657125075722*M2（-2）+

0.00636285095489*R（-1）-0.00643171398778*R（-2）-

0.007661618

R2=0.96

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較能對被解釋變量做出解釋。從估計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上證指數具有較強的慣性特征，上一期對本期的解釋高達0.857，再前一期對被本期的解釋達到0.1265，二者結合就解釋了全部的0.98，表明上證指數受自身影響最強，而其他變量對其解釋力較弱，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經濟連續增長多年而股票市場卻熊冠全球。再看其他變量，其余變量中，消費者信心指數影響最弱且負相關，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前兩期的CPI對本期上證股指影響較強，達到0.02，且呈負相關，表明上兩期的CPI指數如果上升，則會一定程度上導致本期股票市場的下跌，而上一期的CPI指數則對本期股票市場呈微弱正相關；除此之外，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的前一期和兩期也表現出明顯的分野現象，與CPI相同的是都是前兩期呈現明顯的負相關，而前一期呈現微弱的正相關，表明宏觀經濟指數與CPI相關性較強；前一期的GDP對本期股指影響呈現正相關，而且相關指數達到0.014，前兩期的相關就變得微弱，表明當期GDP的增加能明顯增強下一期的股指，但之后影響就逐漸減小；貨幣政策在前一期對本期呈正相關，前兩期對本期則呈負相關，也具有一定的分野現象。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利用VAR模型對宏觀經濟環境、政府調控政策、市場變化和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得到了如下的主要研究結果：宏觀經濟環境本身的發展狀況將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中國股票市場價格變動對經濟基本面變化的反映功能的缺失；貨幣供應量變化將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影響較為微弱，宏觀經濟環境不會對貨幣供應量調整政策調控中國股票市場的效果產生本質性的影響。這個結論既是中國股票市場資金拉動型特征的直接結果，同時也為中國股票市場具有的資金拉動型特征提供了實證證據；市場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的負向影響更大，而且不會受到宏觀經濟環境因素的影響。中國股票市場的弱市場有效性特征和噪音交易特征為這個結論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據，而且中國股票市場的政策調控實踐也反復證明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利率調整政策對中國股票市場產生的調控效果受到宏觀經濟環境的明顯影響。宏觀經濟環境因素的存在使得利率調整政策調控股票市場的效果變得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產生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考慮宏觀經濟環境的理想情況下，投資者的入市決策和股票交易決策都會受到利率變化的顯著影響，而在考慮宏觀經濟環境的現實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環境狀況對中國股票市場條件波動性產生的顯著正向影響可能對利率調整政策調控股票市場的效果產生了替代作用，從而致使利率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的影響不顯著。利率調整政策對中國股票市場影響的近似隨機的現實現象也證明了該結論與中國股票市場現實情況的一致性。研究結論啟示我們，加大理性市場主體的培育力度，改革政策機制、降低政策信息的獲取成本，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場相關制度、特別是信用交易制度，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和上市力度，科學制定調控政策、提高政策調控能力、規范政府調控行為是提高政策調控效率、保障中國股票市場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當然，研究工作僅僅是筆者有關宏觀經濟環境、政府調控政策與中國股票市場關系研究的一項階段性實證研究成果，還有很多相關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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