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發展理論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協調發展理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協調和協調發展的思想由來已久，我國“可持續發展”尤其是“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來，協調發展受到理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其內涵并沒有共識性的定義。熊德平教授認為：協調發展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系統演進的總目標，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子系統與總系統，以及子系統相互間及其內部組成要素間的協調，使系統及其內部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不斷朝著理想狀態演進的過程。金融協調是協調思想在金融等領域延伸與運用。目前關于金融協調，國內外從不同層次進行研究。

一、國外學者對金融協調理論的研究

國外學者主要從宏觀層面、微觀層面和技術層面，對金融協調問題進行研究。宏觀層面的研究焦點主要關注國際金融等領域的合作等。Marshall D A.（2002）研究如何通過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觀經濟與金融協調機制而從根本上減少由于協調失敗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問題；Gautier P A.（2009）對協調摩擦與金融危機關聯的進行了論述。微觀層面的研究主要著眼于某一具體組織或機構內部的協調失敗問題。Brandts J與Cooper D. J.（2006）采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對組織內部協調失敗的進行觀測，探尋金融系統的內部機理。技術層面的研究主要從協調技術角度探討如何確立和完善合作過程中高效率協調所必需的技術手段。

二、國內學者對金融協調理論的研究

（一）金融協調發展理論淵源的研究

金融協調發展理論淵源于金融發展理論的觀點，在國內基本上得到了一些學者的共識。沈軍與劉莎（2001）認為金融協調理論是金融發展理論的較高階段。王原聲（2004）認為，西方有關金融協調發展理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愛德華·肖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麥金農（1991）的《經濟市場化的秩序—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不管是提出金融深化理論還是提出開放資本市場的政策建議，實質上都滲透著金融協調發展的思想。劉剛（2006）明確指出，金融協調發展理論的淵源就是金融發展理論，金融協調理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成熟，是第三代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標志。

（二）金融協調發展理論內涵與外延的研究

不同學者對金融協調的內涵和外延理解不用，研究焦點也存在很大差別。王原聲（2004）基于國際視角認為，金融發展內外協調的構成分為國際貿易協調、國際金融協調和國際投資協調等機制運作，是一個動態過程。竇爾翔和何煉成（2004）從金融協調的對象角度指出，金融協調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協調，是金融的“本體因素”，另一方面是金融對經濟的協調，即“指向性因素”。武巧珍（2004）重點從貨幣制度的視角，將金融協調發展分為外部協調與內部協調兩部分。王愛儉（2005）基于金融協調機制的角度，解釋了金融穩定協調機制的理論涵義，將金融協調穩定機制分為政府和中央銀行間的協調、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及各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

（三）金融協調劃分方式的研究

國內學者傾向于采用內部協調與外部協調來進行劃分。祁敬宇（2002）與王原聲（2004）以國別為界劃分外部協調與內部協調。楊大鵬（2004）和郭金龍（2006）認為，金融內部協調應包括金融組織、金融市場、金融監管當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協調包括金融與經濟的協調以及金融與社會的協調。蔡則祥（2005）把金融協調劃分為我國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資產、融資形式等結構之間及其構成之間的內部協調，外資機構的引入與中資機構輸出的外部協調，金融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應遵循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內外協調。邵國華（2006）也從四個方面進行劃分，即金融系統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金融系統與社會發展的協調、金融業與非金融企業的協調、金融系統與金融國際化的協調。尹優平（2007）對區域金融內部協調和外部協調從機構、監管、區際、政策四個層面進行全方位的論述，認為基礎環節是區域內外金融各自協調發展，關鍵保障是區域金融監管協調和區域金融政策的協調。

（四）金融協調內容的研究

關于金融協調內容的研究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展開。孔祥毅（2002）認為宏觀的金融協調包括金融、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微觀的金融協調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間以及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的關系；楊大鵬（2004）從中觀角度研究了有關金融組織結構協調演進的問題，認為金融組織結構協調演進的趨勢是“寡頭主導，大、中、小共生”。王愛儉（2005）界定了宏觀的金融協調包括總量協調、結構協調、貨幣供應量與貨幣創造、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風險控制，微觀協調包括證券業與銀行業的協調、動態效率和靜態效率的協調。郭金龍（2006）將區域協調、內外協調、貨幣政策、金融監管、金融機構間的協調、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都納入宏觀范疇。王威（2007）認為宏觀金融資源體現的是金融資源各層的整合效應，中觀金融資源包括了金融制度資源和金融工具資源，廣義的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構成了微觀金融資源。

（五）金融協調發展的空間視角

從空間差異等視角研究金融協調發展問題，近幾年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田霖（2006，2011）從金融地理學的視角研究了金融協調發展問題，以不同區域的收入、就業、教育、GDP增長率等作為衡量金融差異的指標，揭示各個指標要素對金融綜合競爭力產生的貢獻彈性，從而解釋區域金融差異的原因。馮濤和李江（2004）基于金融中介的角度，認為必須提高金融組織間的質量和規模才能縮小區域間金融的差距。田崗和陳琦（2004）發現如果區域金融發展差異增加，則會造成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差距變大，隨著區域差距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各地區的金融和和經濟的出現集聚分布現象。楊再斌和黃解宇（2006）認為金融集聚分為動態過程與狀態結果兩個方面，即金融產業的發展成長可以通過一定的地域空間生成金融集聚系統，一定密度和規模的金融產品及其與金融產品又會催生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度。陳紅（2008）重點研究了區域金融的集聚問題，認為當區域金融中的金融資源產生了集聚作用時，可以促進集聚中心的金融增長率。王修華和黃明（2009）從金融空間的分布狀態入手，認為如果要達到區域金融資源在空間上的分布協調和優化，就必須包括金融區域內部結構的協調發展，和相鄰的金融區域外部發展對本區域影響的聯動效應，而最終的目標也是為了讓整個國家的區域金融協調發展。

三、評析與展望

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很多學者對金融協調內涵的理解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關于金融協調發展的內容和層次劃分，還存在研究薄弱的地方。一是現存文獻大多從中國的整體來研究金融協調問題，較少涉及對區域內和區域間金融各個層面的深層次分析。二是現有研究對金融協調宏觀、中觀和微觀的定位各不相同，尤其是區域金融中觀協調和微觀協調存在著分類模糊的問題，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個客觀的劃分標準，明確區域金融協調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三是金融協調的層次復雜多維，導致其研究內容的模棱兩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學者從金融系統自身考察問題，導致其空間維度研究的薄弱，無法針對具體區域提出操作性強的協調發展戰略。因此，在開放的動態環境下，由于不同區域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轉化以及地域系統的空間聯動，研究區域金融協調發展問題，是今后需要關注和探索的方向。

參考文獻：

①熊德平. 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協調發展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②田霖. 中部地區協調發展的金融地理學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③孔祥毅. 中部崛起戰略中的金融協調[J]．山西財政稅務專科學校學報，2006（1）：3－9

④祁敬宇．論金融發展的內外協調[J]．華南全融研究，2002（5）：13－18

⑤沈軍，劉莎．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與展望[J]．廣東工業大學學報2001（9）：12－15

⑥王愛儉. 建立金融穩定協調機制的理論框架[J]. 財經科學，2005（1）：22－28

篇2

關鍵詞 社區體育 學校體育 發展現狀

在大教育觀和終身教育的要求下，教育與社會的關系應該體現出“教育社會化，社會教育化”的特點。這種特點反映在體育教育上，即要求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要相互聯系、相互結合、相互促進、達到整體發展的理想狀態。而且現狀發展的研究對社區體育、學校體育自身體系的發展以及整個教育事業、體育事業的建設都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指導意義。

一、學校體育與社區體育的關系

學校體育可以為社區體育發展提供人才資源。當前，我國社區體育缺少專門的體育人才，要改變這種狀況的有效途徑是緊緊依靠社區范圍內的大、中、小學校。學校擁有大量的專職體育教師，他們具有開展體育競賽、組織體育活動的豐富經驗和知識，充分發揮學校體育教師的指導和管理能力，能夠解決我國現階段社區體育專門人才缺乏的問題。

社區開展體育活動的一個難點是體育活動的場所不足，目前，每個學校都具備一定的體育設施，特別是深圳、寧波、大連等沿海大專院校的體育設施條件較好。只要政府或社區進行適當投資，加強安全教育，就能有效利用學校體育設施開展社區體育活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社區體育的設施場地缺乏的問題。

二、淺析學校體育與社區體育協調發展的問題

社區體育總體發展水平不高，效能低下，與學校體育的發展需要不協調，導致社區體育對學校體育的作用沒有充分體現出來。表現在社區體育的物質設施方面比較匱乏；人才資源方面少且不專的現象普遍；活動主體方面參與人員少，且年齡分布不科學，科學鍛煉的意識不強。社區既不能為學生在校外提供足夠的體育實踐場所，促進學生養成體育鍛煉的習慣，也不能為學生營造一種積極向上、生動活潑、引人入勝的體育大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社區體育發展處于劣勢的狀況已經阻礙了學校體育的良好運行。

其次，社區體育自身也沒有意識到其在體育教育中的作用。在物質設施的建設、組織形式和體育消費等方面，沒有為中小學生在課外的體育活動著想，將中小學生排除在社區體育鍛煉的隊伍之外。

三、淺析學校體育與社區體育協調發展的對策

（一）成立學校體育與社區體育一體化協會，促進體育組織網絡化

一體化協會主要由學校與社區的代表組成，負責協調各類組織。在我國，市、區、街道三級政府的行政力量強，所以有必要在起始階段，由政府、教育和體育等職能部門組織指導。具體的運作則由學校、家庭、社區的代表協調進行，采用社區、學校縱橫結合的方式，以學校為主戰場，通過學生帶動家長，通過社區帶動家庭，反過來，社區體育和家庭體育又促進學校體育的改革與發展，實現體育教育的網絡化。

（二）充分挖掘學校體育場地、設施資源，主動做好社區體育服務

目前，全國公共體育場地設施嚴重缺乏是影響社區體育正常開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大多數學校校園寬闊，綠化面廣，空氣清新，環境優雅，具有體育場館、設備較完善等優勢，因此，是居民進行體育鍛煉的理想去處。同時不同層次年齡居民在校園內參與各種體育鍛煉，不僅增加校園鍛煉的氛圍，而且對學生養成鍛煉習慣，能夠起到一定的催化，感染，激勵作用。另外，通過學生與居民共同鍛煉，可以加強體育交流，增加互相了解，起到互促互進、相輔相成的作用，促進校園大化建設。學校體育設施對外開放既是當前社區體育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體育政策法規的要求。

學校應主動做好社區體育的服務，對外開放，使我國現有的體育場館和器材設備的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幫助解決社區體育的困難，滿足居民參加體育鍛煉和競賽的需要，為國家節省或減少全民健身計劃的啟動資金，從而減輕國家財政負擔。

四、結論

在大教育觀和終身教育的要求下，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的發展是一種相互聯系、相互結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即社區體育要與學校體育共同發展。表現為社區體育要參與到體育教育中來，體現其教育性的特點；學校體育也要與社會相聯系，向社會開放，接受社會的監督，體現其社會性的特點。在現時代，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的協調發展是社會發展對社區和學校在體育教育事業中的必然要求，是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刻不容緩的任務。

參考文獻：

[1] 沈興珠，王志勇.我國中小城市社區體育發展問題研究[J].安徽體育科技.2011（05）.

篇3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0)02-0099-04

一、引言

理論界圍繞企業研發創新產出主要有兩個研究視角。一是企業技術能力的研究。技術能力理論認為企業內部技術創新活動可以提高技術能力；并且，通過不斷更新、增強和積累技術能力，可以使企業在未來環境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因此，實證研究中，經常以研發投入來測量技術能力，驗證了技術能力對績效、創新、競爭力形成和生產率增長的影響。二是吸收能力理論的研究。吸收能力理論認為技術創新活動可以促使企業不斷獲取和利用外部資源，增強對外部知識的吸收能力，這種能力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一個關鍵驅動力，能為企業帶來持續競爭優勢。因此，一些學者也經常用研發投入來測量吸收能力，檢驗吸收能力與創新以及經濟績效等的關系。

綜上所述，企業技術創新活動與技術能力、吸收能力均存在密切聯系，并且兩種能力都是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但現有研究對技術能力和吸收能力存在一定的混淆，以當期研發投入來實證測量兩種能力的解釋力不足。本文擬以兩種能力的區別辨析為基礎，分析二者與研發創新活動的關系，構建一個技術能力與吸收能力互動機制的理論模型，為企業管理技術能力、制訂技術戰略提供依據。

二、技術能力與吸收能力的區別辨析

(一)技術能力的內涵及演化層次性

技術能力是識別、開發和利用技術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是對技術知識進行有效利用的能力，可以使企業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創造新技術，開發新產品或工藝。這些定義說明了技術能力是企業對特定技術的處理能力。

技術能力主要是企業為達到創新目的、專注于技術資產上的投入而產生的能力。企業生產、研發、營銷等部門擁有其特定的職能能力，初級層次的技術能力是負責企業創新行為的研發部門的職能能力；這種初級能力的開發一般需要短期到中期的時間；在企業壽命期內，可能存在多種初級技術能力，這些能力形成或表現了企業的創新驅動力。高層次的技術能力是企業對各部門職能能力的組織能力，可以通過企業各類技術活動的績效予以反映，并最終形成公司層面的價值管理。因此，企業技術能力存在從職能能力(Capability)、能力(Competence)到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的演進過程，最終可以直接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研發部門擁有初級的技術職能能力；當企業在各部門間整合各種職能能力，使企業能夠理解一項技術，并具備所需要的工具來操作技術以產生新知識，就產生了中級技術能力，即能力；當組織在整合不同能力過程中，產生了特殊的集體生產性知識，形成了帶來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

(二)吸收能力的知識性與組織整合構成特征

吸收能力是企業識別外部新知識和信息的價值，將其消化吸收并應用于商業目的的能力，是企業解決問題中學習和利用新知識的能力，是企業的一系列的用于獲取、吸收、轉化和利用新知識的慣例和流程。這些定義說明吸收能力是企業組織對知識的處理能力。

吸收能力來源于企業在多種領域的先驗知識，是企業的營銷、人力資源、研發、財務等職能領域的組織能力和先驗知識的總和。這種能力存在于組織的各部門中，需要大量的無形資產投資，通過員工培訓、管理技能和研發等方面的投入，組織全體成員形成對知識的理解和共享，從而形成一種組織整體性的知識吸收能力。在組織壽命期內，開發和發展吸收能力需要較長的時間。尤為重要的是，吸收能力本身不能直接創造競爭優勢，但對組織識別、評估和吸收外部信息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對競爭優勢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

(三)技術能力與吸收能力的區別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吸收能力指組織之前的知識，是企業長期積累的結果，這些知識不必與特定技術相關，而與企業各領域新知識的處理有關。技術能力則與特定技術直接相關，強調技術創新及其成果的利用能力：初級技術能力主要體現在研發部門的創新能力，可以在短、中期內積累；之后，隨著創新成果從研發層次向企業生產層次推進，逐漸對研發部門和其他部門的職能能力進行整合，形成了企業層面的技術能力，包含技術知識的開發和利用兩種意義。

三、企業技術能力與知識吸收能力協調發展的理論模型

(一)技術能力與吸收能力的關系

核心能力是在組織各部分傳播的集體性知識，尤其體現為整合多種技術、調整多樣化生產的知識和技能。核心能力的概念反映了技術能力發展為核心能力的潛力。在技術能力從職能能力、能力到核心能力的演進過程中，技術能力與吸收能力相互依存，不斷產生影響和交互作用。某種意義上，技術能力是形成吸收能力的基礎，吸收能力的增強是技術能力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支持。

1　技術能力是形成吸收能力的基礎要素之一。吸收能力取決于先驗知識，是企業先驗知識水平的函數。先驗知識包括先驗技術性知識和先驗經驗兩類，二者之間存在明顯區別：前者主要取決于研發部門的現有技術能力，后者取決于組織各部門的經驗水平。假定一個高技術企業要在非相關技術領域開發一種新產品，該企業本身的研發、營銷和生產等部門積累了高技術產品運營的相關經驗，即一些系統化的操作慣例和程序性知識，這些知識與新技術并不直接相關，屬于先驗經驗。由于在新領域沒有技術優勢，高技術企業可能會與相關領域的企業聯盟，依賴合作者學習新技術。合作者原有產品的技術能力，即研發部門具備的與新產品相關的技術知識，屬于先驗技術性知識。通過聯盟，雙方的先驗知識互補，合作者的技術能力增強了高技術企業的吸收能力基礎，企業吸收能力將得到提升。

2　吸收能力為技術能力的發展提供動力和支持。技術能力的提升依賴于技術創新及其成果的利用，吸收能力影響創新活動的選擇協調和協同機制，對創新具有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1)吸收能力讓企業具備了利用外部信息知識的能力，而外部信息對創新過程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2)吸收能力影響創新努力的方向和速度，即吸收能力越強，企業越容易識別技術機會。(3)在創新過程中，除了外部知識，吸收能力也有利于企業內部知識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因此，本文認為，企業技術能力從一種職能能力，發展到對技術的組織能力，并最終形成公司層面的價值管理，與吸收能力的作用有密切聯系。在技術能力發展過程中，吸收能力作為嵌入在組織過程

中的動態能力，影響組織的知識創造和利用，并最終增強企業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

(二)研發創新活動與吸收能力以及技術能力的關系

筆者認為，特定時期企業創新活動直接影響企業技術能力的提升。與此同時，創新活動也對吸收能力產生間接的影響，由于吸收能力決定了企業對外部知識的利用，影響創新努力的方向和效果，并與技術能力形成過程中對各種職能能力的整合有關，從而，吸收能力在研發投入與技術能力的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見圖1。

首先，技術能力主要產生于企業研發部門，研發投入是企業創新活動水平的標志，研發投入增長，企業創新活動增強，可以直接使企業產生新的技術職能能力(某種新產品技術)，這種新的技術職能能力存在向企業層次技術能力演化的潛力，涉及組織各部門的動態學習和整合過程。

其次，研發投入產生知識溢出，增強企業吸收能力。知識溢出是知識在各主體間無意識的傳遞。由于組織執行的創新來自于個體的創造性，要經過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多次反復的知識創造過程，使知識溢出可以存在于個體層次；同時，企業各部門間也會產生知識溢出，部門在經濟、業務交往中，其知識會自然輸出和外露，產生部門間的知識溢出。從而，研發投入將增加知識和技能儲存，增強組織知識平臺，使企業整體受益于研發的知識溢出，增強吸收能力。

最后，一方面，吸收能力的增強，提升了企業的判別能力，越是吸收能力高，企業知識水平高，越容易尋求成功機會大的項目，從而提高了基礎研究轉換為贏利性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高吸收能力也可以使企業迅速感覺到變化，并根據新信息調整其研究努力。此外，吸收能力的增強，意味著組織知識平臺的整體增強，影響創新活動的效果，對技術能力向更高層次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技術能力與吸收能力長期發展理論模型的構建

在企業技術能力發展過程中，企業以研發創新活動為主導。不斷整合相關職能能力，增加先驗技術性知識和先驗經驗，吸收能力將不斷增強。吸收能力的增強促進了技術能力的提升，技術能力的提升增強了吸收能力的形成基礎。通過技術能力演進和吸收能力增強的交互促進作用，最終形成了基于技術能力的核心能力。本文提出企業長期發展過程中技術能力與知識吸收能力互動協調發展的理論模型。從圖2可知，吸收能力存在于組織各部門，形成基礎是先驗技術性知識和先驗經驗。技術能力的初始階段是研發投入產生的研發部門職能能力，同時也構成了企業的先驗技術性知識。隨著企業有效整合各種職能能力，組織各部門積累先驗經驗，導致吸收能力增強，并對企業技術活動的方向和效果產生影響；隨著對各種職能能力的不斷整合，技術能力演進為企業層面的技術能力。從而，伴隨企業經營活動的深入，形成了研發投入－技術職能能力－吸收能力－技術能力－研發投入的循環增長路徑。當組織吸收能力增長到特定階段，在現有技術能力基礎上，不斷整合多種技術知識，形成特殊的集體知識和生產經驗時，產生了基于技術能力的核心能力。

可以看出，初始技術能力構成了吸收能力的基礎，吸收能力的不斷增強，是提升技術能力的重要支撐，雙方的互動協調增長是二者發展的保證，對企業能力提升非常重要。本文之前舉例的高技術企業，其進人新產品領域的動因之一是相對產品技術資源(即技術能力)，其研發、營銷和生產等部門對運營高技術產品的相關經驗(即吸收能力基礎)存在知識過剩，如不加以利用，這些經驗知識的損耗將導致吸收能力的下降。

篇4

[中圖分類號] F620 [文獻標識碼]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nd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Synergetics

LUO Dongliang， JIAO Yumeng

Abstrac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riously a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la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inancing problem is unavoidable for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the finance market theory，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th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connected with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light of Synergetics， the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could grow with the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in a harmonious and orderly manner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Synergetics

小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何解決小微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是理論界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在這些問題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始終是最為關注的問題。按照金融市場理論，小微企業是區域金融市場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如何發展小微企業，必須與金融市場特別是區域金融市場的發展聯系起來。本文根據小微企業的特征、區域金融市場的功能，借用協同學理論，從理論上分析了實現小微企業與區域金融市場協調有序發展的可能性，從而為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種思路。

一、小微企業及其特征

2011年頒布的《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將微型企業作為一種類型首次出現在我國的企業劃型當中。按照劃型標準，微型企業一般為未達到下列標準的企業，農、林、牧、漁業營業收入50萬元、工業從業人員20人或營業收入300萬元、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10人或營業收入50萬元、房地產業營業收入100萬元或資產總額2000萬元。可見，我國的劃型標準為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

這與國外的劃型標準不一致。美國和一些國際機構基于反貧困來定義微型企業。美國國際開發署將由當地人擁有、雇員（包括不領薪水的家庭成員）不超過10人、其業主和經營者為貧困人口的小企業定義為微型企業。亞洲開發銀行（ADB）則將雇傭工人（包括雇主及家庭成員工人在內，其中員工不包括專業人員及專業服務提供者）不超過10人的企業定義為微型企業。可以看出，按照此定義，暗含著收入和資產的限制，微型企業被認為是窮人的企業，且不包括高科技企業。歐盟、日本則基于資產總額和雇員人數，法國將雇傭員工在9人以下的企業被稱為特小企業，在西班牙則被稱為微型企業。歐盟委員會把雇員人數在1～9人的企業稱為非常小企業。日本把制造業中20人以下，商業服務業中5人以下的企業定義為微型企業，又稱零細企業。

可見，我國關于微型企業的劃分標準最為全面，反應了我國的實際國情。雖然各國對微型企業的劃分標準不一致，但是對微型企業的認知卻是相同的。總體上看，微型企業具有以下特征：

1.環境適應性強，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穩定器。微型企業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創辦所使用的資源少，創辦速度更快，對環境的適用性更強，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穩定器。現代經濟是一種系統經濟，或者說是生態經濟，沒有小企業（含微型企業）是很難想象的。數目眾多的微型企業對縮小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突破“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以及促進社會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等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2.數目特別龐大，是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由于微型企業的數目特別龐大，微型企業的數目眾多，因此在總量上能夠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對國家社會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在拉丁美洲，5人以下微型企業的雇工占非農業勞動力的一半，在非洲占三分之二。在歐洲，中小企業提供了1.22億個就業崗位，在2050萬家中小企業中，93%的是微型企業，即雇員在0～9人之間。

3.資金有限且管理粗糙。微型企業資金來源有限，很少有正式的融資渠道，融資渠道主要是親戚朋友和熟人。員工也以家庭成員為主，不具有正式的組織方式，沒有明確的組織結構，缺乏較為規范管理工作內容。沒有采購、生產、存貨和質量管理制度，缺乏質量管理。員工通常沒有接受過專門的專業訓練，沒有正式的薪酬制度，因此員工權益缺乏保障。

4.工藝粗糙但運作方式靈活。微型企業采用勞動密集型的技術和手工藝，較少擁有機器、設備與專門的場地，無法規模化和機械化。雖然采用“前村后店”的模式組織生產運作，但運作方式靈活而富有流動性。依靠數量龐大和團隊力量，會產生所謂的“蝴蝶效應”，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大型企業或公司如微軟和惠普公司就是由微型企業發展而來的。

5.微型企業具有顯著的區域性。微型企業采用直銷方式，且以服務本地市場為主，形成地理空間上的集聚或某個產業內形成的價值網絡，具有較為顯著的地域性。

6.微型企業沒有正式的會計制度，沒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會計科目，少量而不規范的會計活動也只是為了應付上繳的稅費。

二、區域金融市場及其功能

金融市場是資金融通市場，是指資金供應者和資金需求者雙方通過信用工具進行交易而融通資金的市場。可以看出，金融市場是以資金為交易對象的市場;體現的不是單純的買賣關系，更主要的是借貸關系，即實現了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

金融市場按照地理范圍可以劃分為全國性和區域性金融市場。區域金融市場僅僅服務于所在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一個完備的區域金融市場應包括金融市場參與者（如資金供應者和資金需求者）、金融工具、金融中介、價格等四個基本要素，從而形成融資、調節、避險、信號、創新等功能。

1.區域金融市場能夠迅速有效地引導資金合理流動，提高資金配置效率。區域金融市場不僅擴大了資金供求雙方接觸的機會，便利了金融交易，降低了融資成本，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益。而且為各種期限、內容不同的金融工具互相轉換提供了必需的條件，為籌資人和投資人開辟了更廣闊的融資途徑。

2.區域金融市場具有定價功能，是經濟活動的晴雨表。企業資產內在價值的多少，只有通過金融市場交易中買賣雙方相互作用的過程才能“發現”，即必須以該企業有關的金融資產由市場交易所形成的價格作為依據來估價，而不是簡單地以會計報表的賬面數字作為依據來計算。當然，金融市場的定價功能同樣依存于市場的完善程度和市場的效率。

3.區域金融市場幫助實現風險分散和風險轉移。金融市場的發展促使金融資產多樣化和金融風險分散化。發展金融市場就為投資多樣化、金融資產多樣化和銀行風險分散化開辟了道路，為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條件。可以通過區域金融市場選擇多種金融資產、靈活調整剩余貨幣的保存形式，實現風險分散和風險轉移。

4.區域金融市場的信號作用為金融管理部門進行金融間接調控提供了條件。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內部，各區域金融市場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金融間接調控體系必須依靠發達的金融市場傳導中央銀行的政策信號，通過區域金融市場的價格變化引導各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實現貨幣政策調整意圖。

5.區域金融市場的發展可以促進金融創新。金融工具是一組預期收益和風險相結合的標準化契約，多樣化金融工具通過對經濟中的各種投資所固有的風險進行更精細的劃分，使得對風險和收益具有不同偏好的投資者能夠尋求到最符合其需要的投資，從而使金融市場參與者的多樣化需求得到盡可能大的滿足。

三、小微企業與區域金融市場的協同發展

系統科學理論為研究復雜的區域金融市場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論支持。按照一般系統論（General System Theory），區域金融市場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市場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每個要素在市場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起著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間相互關聯，使金融市場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依據協同學的自組織理論，如果金融市場是一個不受外界影響或影響很小的孤立系統，其發展、演化只能是內部相互作用而自發引起的，那將是一種趨于消亡的死的系統。區域金融市場只有通過市場的開放，才能促進區域金融市場由低級向高級，由原始向現代不斷進化、不斷產生新功能，實現金融市場或市場要素間實現協同（Synergism）即協調一致，共同合作，進而產生出新的更高的市場結構和功能。有小微企業參與的區域金融市場將是一個開放的協調的系統。

1.協同的依據

（1）小微企業是區域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從上述小微企業的特征可以看出，小微企業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小微企業是區域金融市場中不能缺少資金需求者，構成而小微企業是區域金融市場中主要參與者，是區域金融市場得以形成和發展的一項基本因素。

（2）區域金融市場的功能的實現與否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小微企業的健康發展。雖然單個小微企業的融資數額較小，但由于小微企業的數量之龐大，涉及面之廣泛，因此，整個小微企業群體對區域金融市場的影響十分巨大。特別是區域金融市場五大功能的實現需要借助于廣大小微企業。

2.協同的實現路徑

（1）小微企業的靈活性為區域金融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源泉。區域金融市場除了具有融資、調節、避險、信號等傳統功能外，還具有創新功能。正是由于小微企業的特殊性，為區域金融市場實現創新功能提供基礎和條件。由于小微企業具有較強的地域性，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特征的小微企業，需要創造不同的金融工具，才能適合當地小微企業的需要，因此，正是由于小微企業的存在促進了區域金融市場的創新，從而推動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密切結合小微企業的特征，才能發展適合小微企業的區域金融市場。羅棟梁（2015）從小微企業的基本狀況、營運狀況、政策環境、融資渠道、金融服務等方面對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進行了問卷調查，發現小微企業自身的基礎比較薄弱、政府作用有待加強、融資渠道有待拓寬、金融服務有待加強，由此提出需要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三方共同努力，營造理想的融資環境，解決小微企業融資的問題。融資環境中最為主要的是協調的區域金融市場，而不是全國性金融市場。只有能夠滿足當地小微企業的需要，區域金融市場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功能，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從而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

（3）金融工具的創新是發展區域金融市場的根本。由于小微企業存在較強的區域性，因此較為容易形成小微企業集群。按照譙薇和宗文哲（2001）的分析，企業集群的分工與協作，能夠形成協同效應，從而實現“1+1>2”。羅正英（2010）認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必須廣泛運用基于小微企業集群的信貸融資技術，特別是進行金融工具創新，建立與小微企業集群信貸融資相對應的區域金融市場。因此，必須結合小微企業的特點，適時進行金融工具創新，才能構建健康的區域金融市場，使得區域金融市場成為由許多子系統組成的、能以自組織方式形成宏觀的空間、時間或功能有序結構的開放系統，從而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參 考 文 獻]

[1]工信部聯企業[2011]300號.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Z].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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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管理的發展實際上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盡管發展過程中可能存在著一些無意識或下意識的行為，就像自主管理是經濟發達水平到了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產物一樣，在美國產生了目標管理、工作內容豐富化、提高工作生活質量等方法；而在日本就出現了QC小組活動、方針管理。

作為發展中國家依靠學習、引進構筑的質量管理，其內在的機制是否合理，邏輯上存在著兩種結果。理論上說，必須認識到質量管理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必須有意識地按照其客觀規律有步驟地、分階段地同時又是有系統地學習、引進。這在計劃經濟下，一個封閉的國度里似乎是可行。但如今已到了信息社會，"先進"這兩個字對發展中國家又具有不可低檔的誘惑，所以，在個別或少數企業的行為最多只導致少量的試行錯誤，但如果大量的，甚至在全行業乃至全國出現這種問題，無疑是一場災難。

過去我們不少企業在管理方法上盲目追求"先進"，沒有根據自身的水平踏踏實實地落實基礎工作，結果企業質量管理領域用著不少時髦的新名詞、新概念，但企業連最基本的過程控制乃至檢驗都還沒有健全。進入二十一世紀了，面對這些現象，我國企業在及時把握世界質量管理發展的最新動態的同時，如何保持清醒的認識，找準自己的位置，避免犯過去同樣的錯誤，保證我國企業質量管理能夠健康協調的發展就顯得非常重要。

溫故而知新質量管理從上世紀初發展到今天，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傳統質量管理階段。統計質量管理階段（又稱統計質量控制階段）。全面質量管理階段（TQC階段）。綜合質量管理階段（TQM階段）

一、幾個階段的發展和變化

傳統質量管理階段以檢驗為基本內容，對最終產品是否符合規定要求做出判定。

統計質量管理階段的質量管理的范圍從過程的結果拓展到了生產過程之中，典型的代表就是統計過程控制（SPC），它通過對過程中影響因素的控制達到控制結果的目的。與傳統質量管理階段相比，它的范圍從最終檢驗點拓寬到了過程（整個制造工序），而且該階段的檢驗無論從科學性還是形式都較傳統的檢驗工作進一步豐富化，在數理統計理論的支持下，產生了一系列抽樣檢驗的方案和方法，不少國家都制定了大量的抽樣檢驗的標準。

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質量管理發展到了全面質量管理階段。我國七十年代末，在全國推行TQC時，曾將TQC內容和特征十分精辟地概括為"三全"，即："管理對象是全面的"——包括產品質量和影響產品質量的工作質量；"全過程的"——從市場調研了解用戶需求、產品策劃、開發設計、試制、制造、銷售、售后服務全過程；"全員的"——企業所有員工都參加。

時展到了今天，管理的范圍和內容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日本一直沿用TQC（Total Quality Control）的同時，歐美已經根據日本企業中TQC實際開展的內容，將其翻譯成了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因為不管是三職能學說、五職能學說還是七職能學說的觀點有多少區別，"組織、計劃、控制"等職能都是管理的基本職能，日本的TQC顯然已經不是控制（Control）職能所能概括，Control是由Counter——Roll演變而來，原意是"制止來回擺？quot；，意譯為"控制"，"控制"是SPC的主要內容，而日本的TQC涉及到質量組織、質量計劃和質量控制以及其他一些職能，所以都將TQC譯成了全面質量管理。

因此，早在歐美學習日本的TQC時，人們就開始使用TQM這個術語。而今天日本提出TQM，討論如何從TQC到TQM時，已標志著世界質量管理的發展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綜合質量管理階段

二、綜合質量管理的基本內容

該階段的發展和過去幾個階段的變遷具有相同的特點。

1、都是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沒有前階段的積累，無法順利開展下一階段的活動。

2、每一個新階段不是在范圍上，就是在內容上較上一階段有所發展。

到了TQM階段，產生了哪些變化呢？由于篇幅有限，不能詳細展開，只能對幾大塊內容進行概括地描述。

1、方針管理在經營戰略的制定方面得到進一步應用；

2、市場學中的技術與新產品開發系統的有機融合；

3、新產品開發過程中對QCD（質量、成本和交貨期）的綜合管理；

4、全球化社會中的質量保證；

5、與有關質量的國際動向之間的整合、融合和統合；

6、建立靈活應用最新信息技術的質量、技術信息系統；

7、加強設備管理的計劃性；

8、提高企業技術能力的TQM方法；

9、為了工序解析、工序管理的新SQC；

10、多種類型的解決問題的攻關方法；

11、為了對現場進行改革，需要對現場人才進行培養；

12、發揮創造性、尊重人性的人才培養。

相對于TQC，TQM充實了以下內容：

1、與到目前為止的TQC一樣，TQM同樣以顧客滿意為中心，但同時也開始重視與企業職工、社會、交易伙伴、股東等顧客以外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

2、為了強化這些關系，努力充實"核心技術"，提高"速度"、和"活力"，建立起具有"存在感"的組織。

3、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重視中長期？quot；預測與規劃"和經營管理層的"領導"能力。

4、重視"人"以及"信息"等經營資源，使組織充滿自律、學習、速度、柔韌性和創造性。

三、TQM產生的環境

質量管理的每一次變革和每一階段的發展都是客觀環境變化的產物，而不是人為追求的一種目標。同樣，TQM的產生是由于全球（主要是發達國家）企業經營環境發生了變化，具體可以列出以下若干點：

1、經營需求發生了變化：從"提品"到"追求質量和效率"再到"尋求存在的意義、使命感"

2、管理基礎的進一步充實：隨著信息技術、物流技術的發展，時間和空間距離的制約逐步減少，必須考慮國際化的對策。

3、社會系統的變化：隨著社會和經濟的成熟，組織的透明性、公正性、義務的可說明性、社會責任感等問題都被提出。

4、不確定性增大：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的變化速度不斷加大，這就要求面對大量的不確定性果斷、迅速、妥當地做出對應的能力。

面對這些變化和質量管理的發展，確實會令我們眼界大開，會引發我們產生許多新的思考。然而，筆者卻又產生了新的疑慮。

當前我國企業如何保持清醒的認識當初，我國企業在外部力量的引導下，試圖從傳統的質量管理階段直接跨入TQC階段，結果并未達到預期的目的。許多企業的TQC形式多于效果，沒有取得多少實效，大量企業的質量管理基本上還處在傳統的質量管理階段，對科學的質量管理認識淡泊，用著"淳樸"的小農經濟、作坊似的質量管理吃力地應付著現代化大工業生產的客觀需要。

不少企業在準備ISO9000認證時，甚至用統計報表去應付統計技術的要求，統計技術的程序性文件也不知從何處下手。這些現象客觀反映了我國不少企業"跨過統計質量管理階段，直接開展全面質量管理"，企圖實現一步到位而留下的后遺癥。同樣，本文介紹TQM新的含義，希望通過對質量管理發展過程的了解和分析，把握其中一些內在的規律，而不希望不久的將來又有一些企業宣稱自己已經跨入了綜合質量管理階段。

筆者認為，國內當前企業應該找準自己的弱點和位置，將精力投在對企業質量管理發展最關鍵的地方。目前的當務之急主要是以下兩方面：

一、通過貫徹ISO9000族標準，提高企業質量管理規范性，并對其它各項工作的規范性施以良好影響，營造出嚴格、規范的文化氛圍，強化企業和廣大職工適應現代化大工業生產的產業素質。

二、提高質量管理的科學性。我國相當多的企業已在設備水平、工藝水平上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但這些企業質量管理的科學性卻遠遠沒有達到生產本身存在的客觀要求。如何提高質量管理乃至整個經營管理的科學性乃是當務之急。

具體到質量管理就是如何提高數理統計技術在質量管理中的應用水平，提高企業技術人員乃至職工應用科學的質量管理工具去把握事實、分析原因、發現規律、擬訂對策的能力。解決具體的質量問題的同時，還可以提高企業有關人員的綜合素質，充實技術人員掌握的專業知識，尤其在優化我國企業工程技術人員的能力結構方面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企業經常可以看到，很多應該通過數據分析進行理性判斷的問題在靠感覺進行，典型的如：過程質量的評價、數據的假設檢驗、抽樣方案的確立；而國外發達國家企業對待許多感性的問題卻在用理性分析，例如：感性質量的定量評價、用戶意見措辭的矢量分析。

我們應該學習國外企業的成功經驗，但不能脫離了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因素孤立地去學。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尤其要注重從各國質量管理發展的歷史中認識質量管理的客觀規律，要考慮一些管理的概念和論點的提出環境和前提，企業對于TQM也應同樣持這種態度。不要因為互聯網縮小了世界的空間距離，就忘記了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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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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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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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要求下誕生的發展模式，它促使國民經濟和諧健康地發展。在新農村的發展建設中，農村區域經濟有了新的變化和動態。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出發，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了農業現代化建設，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小康社會。

一、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的探討

1　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現狀分析

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加快推進，在農業發展、農民收入增長領域的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勢頭，具體表現在：

1．1農業正在向優勢產區集中，并不斷深化生產結構的戰略性，農產品區域化布局也日漸完善，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

1．2在農村非農產業和投資水平上東部與中西部差距不斷擴大，東部地區鄉鎮企業增加值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區，但在農業生產投入和農民收入增長領域，中、西部地區農戶用于農業的投入增長速度一直快于東部地區，這種發展差距在短期內難以消除。

1．3自然資源差異、自然環境差異、區域農業政策的傾斜、區域經濟體制的環境差距共同導致并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使中國區域市場化有了明顯程度上的差異。

2　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2．1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區域經濟理論重點研究對象，卻長期忽略了對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全面研究。在我國區域經濟的實踐運作過程中，改革開放促使政府，研究機構全面考慮城市經濟協調發展，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沒有引起各級政府的足夠重視。

2．2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傳統思維定勢和市場化進程中的利益驅使是影響我國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實施和經濟根源的重要因素。

二、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方法

1　優化農業區域化布局，促進農村區域經濟體系實現協調、均衡發展，引導農業在不同地區因地制宜、分工協作，構建現代化的農業產業鏈。

2　建立區域利益調整機制，借助非農產業的協調發展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趨勢，支持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3　推進科技創新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建設，實現區域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達到協調發展的目的。

4　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重點建設，把發展目光從城市化建設轉移到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中來。打好我國社會化社會的根基基礎。

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的途徑

1　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發展階段的時代問題，明確城鄉之間的差距和解決的辦法。

2　進一步更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思想和觀念，跟上時代步伐。

3　充分發揮農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主體地位，了解農民的生產方式和切實需求，引導他們參與其中，共同努力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4　深入探討農村建設的縣鄉管理方式，創新村鎮建設管理體制，以保護農民利益為出發點，改善居住環境，強化基層村鎮管理的指導力量。

5　注重農村規劃建設，推動農村環境建設，改善城市就業環境，提高農民的總體收入水平。

四、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論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探究

為解決農村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結合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現狀，我國加快了對中國特色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論的研究，提出了運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論去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發展模式。

具體方法有：

1　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問題，逐漸縮小城鄉之間、東部和中西部農村之間的差距，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規劃，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政策依據。

2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大背景下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制定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法，并完善區域經濟專門領域的立法，建立特定區域的特色法律體系，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法律保障。

3　為協調農村區域經濟發展，必須建立行之有效的協調機制，由官方、企業和民眾共同執行統一、協調、有效的審查協調機制，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制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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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調與發展

“協調”與“發展”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概念。“協調”是指系統內部或系統之間各種要素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其描述的是系統內外各種要素配合得當的一種狀態。“發展”則是指系統內部或系統之間各種要素自身的變化過程，其描述的是系統內外各要素運動變化的過程。而“協調發展”所強調的是系統內外各要素的綜合性與整體性的動態概念。它所涉及的面更加的宏觀，不僅僅指單個系統或要素的增長，更多強調的是多系統多要素綜合性的發展與協調。

二、協調發展理論

1.協調發展的概念。協調發展理論是人類在自身發展進程中，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及其發展模式不斷反思與改進的產物。協調發展理論最初萌芽于農業，并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而逐漸成形。協調發展理論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重要理論基礎。寧波大學商學院的熊德平教授將協調發展定義為“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系統演進的總目標，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子系統與總系統，以及子系統相互間及其內部組成要素間的協調，使系統及其內部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不斷朝著理想狀態演進的過程”。

2. 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是指經濟與環境這兩個開放的系統之間相互融合、相互依賴、相互適應的動態過程，這種發展不能以犧牲另外一方的發展為代價，片面地強調自身的發展。但這并不表明兩個子系統是絕對平均的，他們之間是有主次之分的。在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應當處于核心和首要的地位，而保持生態平衡則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絕不能為了追求高速的經濟增長而犧牲生態環境。這種做法是得不償失的，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長久的時間去彌補。協調發展理論可以從理論上克服區域經濟，以及社會活動的片面性和局部性，指導人們正確處理和協調區域發展過程中各種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實現各要素的優化配置，使總效益得到最大化。但是，現階段經濟的持續增長仍然是建立在資源的高投入上，過高的資源消耗、過大的污染物排放，使得社會的發展面臨著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多重壓力。因此，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問題，從根本上解決其間的矛盾，讓經濟與環境得到協調發展。

三、衡水湖濕地資源配置現狀

1.衡水湖濕地簡介。水湖濕地位于河北省衡水市境內，地處華北平原東南部。衡水湖于2003年經批準成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主要保護對象是內陸淡水濕地型生態系統和國家一、二級珍稀保護鳥類。2004年7月衡水湖濕地保護區被評為國家水利風景區。保護區總面積共187.87 平方千米，湖面積75平方千米，平均水深3米到4米，蓄水量達2.22億立方米。分東西兩個湖區，目前只有東湖常年蓄水，水源主要引自黃河。

衡水湖是我國重要的淡水湖泊濕地，呈現出鮮明的生物多樣性特征，具有舉足輕重的濕地生態服務功能。同時由于該濕地地理位置特殊，距離城市較近，位于人口密集區，因此與城市的關系甚為密切，是管理型和發展型的保護區。衡水湖濕地的資源配置既要考慮到自然和生態生態問題，也要考慮人與社會的協調全面發展。

2.衡水湖濕地資源配置SWOT分析。通過SWOT分析法客觀地分析衡水湖濕地資源配置的現狀，通過對衡水湖濕地資源配置狀況的優劣勢、機會，以及威脅的綜合評估與分析，合理的調整資源配置的結構，適當的變動資源配置的策略，以實現促進經濟協調發展的最終目標。

從衡水湖濕地資源配置的SWOT模型中不難看出，衡水湖濕地自身條件具有很大的優勢，水體面積較大，濕地內鳥類物種眾多，所處地理位置優越。但是也面臨著眾多的威脅，例如：由于自然和認為的原因導致近年來濕地水量的減少，以及水質的下降；由于公眾對生態系統保護意識的淡薄，導致濕地內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等。

針對衡水湖濕地資源的現狀，應借助其自身的優勢，把握發展機遇，改善劣勢，減少存在的威脅。為促進周邊市區經濟的協調發展，對衡水湖濕地資源的配置做出適時適度的優化與調整。

四、優化衡水湖濕地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協調發展

1. 嚴格依照國家頒布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濕地資源的保護、開發與配置，完善已有的保護衡水湖濕地資源的政策法規，政府堅持依法行政。

2．突破單一的由政府出資的資金籌措形式，力爭借助外力，積極探索引進外資和民間資本等新的融資渠道。

3. 進行衡水湖濕地資源的配置要堅持以保持原生態為前提，科學的做出長遠規劃。

4.利用區位優勢，聚集周邊人才。提供一定的優惠待遇吸引人才，或聘請專業人才對濕地建設建言獻策。

參考文獻：

[1]陳慶德.《資源配置與制度變遷》 [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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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二元體制延緩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導致了城鄉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的不協調。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格局，促進城市和鄉村的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戰略任務。如何正確地認識城鄉協調發展的科學內涵，準確把握城鄉協調發展的精神實質，對于更好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城鄉真正意義上的協調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文將總結國內城鄉協調發展的理論研究成果，結合現階段城鄉關系的實際，客觀認識各種理論的創新觀點和不足之處，從而科學地運用各種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一、城鄉協調發展制約因素

國內學者對城鄉協調發展制約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1、城鄉二元結構。以陸學藝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城鄉發展不協調的根源在于城鄉二元體制。它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該體制人為的為城鄉均衡發展設置許多政策障礙，如城市和工業的傾斜政策、不合理的農產品價格政策、戶籍管理制度等，嚴重制約了城鄉關系的演進。

2、城市化滯后。城市化滯后導致城鄉發展不協調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缺少科學的、合理的城鎮體系規劃；二是城市體系發育不協調；三是認為中心城市功能的扭曲；四是認為小城鎮發展與建設具有一定盲目性。

3、從三農的角度來看。城鄉發展不協調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民素質普遍較低或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導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大；農業基礎不穩固、農村工業化與城鎮化的不同步，農村中的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缺乏對鄉鎮企業的宏觀管理，農村工業水平低等導致城鄉難以協調發展；思想觀念上存在忽視農業的傾向，文化上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傳統工業發展模式等都阻滯城鄉協調發展。

4、經濟發展滯后。某一區域城鄉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破壞；城鄉資金投放上存在偏差；市場發育不健全；市場發育水平低，城鄉商品流通不暢等因素也都延緩城鄉協調發展的實現。

二、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機制

大多數學者認為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因素的最基本模式是：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而下型。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一是20世紀80年代末許學強在研究沿海開放地區時認為城鄉協調的動力因素有計劃經濟體制(自上而下型)、鄉鎮企業(自下而上型)和外向型經濟；二是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兩種；三是大城市的向心力和離心力；四是制度創新；五是自“下”的機制；六是崔功豪在肯定了小城鎮為主體的農村城市化的作用下，探討了這種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過程和它的運行機制；七是薛鳳旋和楊春認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外資影響下的城市化，并稱之為“外向型城市化”；八是寧越敏的多元城市化動力；九是劉君德將郊區作為研究區域并分析了其動力機制，劉秉鐮和鄭立波提出我國城市郊區化的動力機制的“四動”；十是張安錄和曹廣忠歸納城鄉相互作用的動力學機制為：自上而下的擴散力機制、自下而上的集聚力機制、外資注入的驅動力、自然生態動力或自上、自下、外引、內聯動力機制等。

三、城鄉協調發展的模式

我國大致從兩個角度對城鄉協調發展模式進行研究。

1、從全國范圍的角度來研究。吳楚材等建議我國應采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田明認為大、特大城市周圍的擴展型模式、農村地域的集聚型模式、外資引起的外向型模式以及西部模式；南京農經學會從解決城鄉關系問題入手，認為有先城市后農村模式、城鄉分割優先發展城市工業模式、城鄉開通協調發展模式；劉英群從小城鎮角度提出了小城鎮向大城市區域集中的模式等。

2、從區域范圍的角度來研究。廣東的“非農產業起步型”和“農業發展型”；廣東的大、中、小城市融合、協調發展的模式；江蘇的“蘇南模式”和“蘇北模式”以及上海郊區的近郊擴展型和小城鎮型及一般城鎮發展型模式等。

四、城鄉發展的對策

國內大多數學者認為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以陸學藝、蔡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要通過取消戶籍制度、推進城鄉體制改革、協調城鄉社會關系、實現城鄉勞動力自由流動來實現城鄉協調發展，但是沈孔忠認為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在短期內完全消除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制度創新與完善才是現實途徑。

2、完善城鎮體系。費洪平、陳烈等學者建議走多元化城市的發展道路，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體系，既充分發揮了大城市的優勢，又積極發展了小城鎮；葉文虎特別強調小城鎮規劃；紀曉嵐和周志堅特別提出建設農民城的設想等。

3、制度的完善與創新。多數學者建議從行政制度、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勞動力流動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協調城鄉發展。

4、產業的協調發展。馮雷、葉忱等認為通過合理布局城鄉產業、優化城鄉產業結構來實現城鄉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紀曉嵐、周志堅等認為從鄉鎮企業的角度通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規范鄉鎮企業、深化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等來探討實現產業協調；孫自鐸強調要大力發展農業，認為城鄉經濟協調的關鍵在于農村經濟的振興和增加農村教育投入。

5、建設功能齊全的區域基礎設施和公益服務設施。陳烈、石憶邵等認為共建城鄉一體的商品流通網絡、交通運輸網絡、教育科技網絡、經濟信息網絡和資金融通網絡有助于加快城鄉協調發展的實現。

6、要加強環境保護和城鄉生態設施建設。

7、從人口和勞動力方面來保障城鄉協調發展的實現。陳烈等學者通過研究特別強調要提高人口素質，從思想觀念上消除城鄉對立的傾向，切實保障農民應有的國民待遇。

8、從耕地保護的角度來保障城鄉協調發展的實現。

9、加大國家對農業的保護力度。農業是弱勢產業，特別是面對國際農產品的競爭，我國應對農業實行“綠箱”政策。韓俊認為我國現階段應加大對農業科研、科技推廣、防病蟲害研究的投入，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和農產品儲備設施建設的投入，以及切實落實退耕還林補貼政策等。

五、對我國城鄉發展研究的評價

綜上所述，近年來，我國大多數學者對城鄉協調發展研究的主要貢獻在于順應了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需求。這些研究將城市與鄉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對加快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理論上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實踐上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將城市與鄉村納入整個系統來研究，強調區域的整體性，為研究城市問題、鄉村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多學科共同參與研究城鄉協調發展課題，既加深了研究的深度，又促進學科間的交流和發展；因為地區差異，全國城鄉協調發展的程度不一，引發了對各種城鄉協調發展模式的探討。

但是，學者們對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也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關城鄉協調發展研究的內容涉及面廣，從目標、動力機制到各種城鄉協調的模式及限制因素、對策措施，既有從政治上的協調進行研究，又有研究經濟上、文化上、基礎設施上以及景觀上的協調，涵蓋了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有的研究停留在表面，研究深度不夠；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雖多，但大多散落于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鄉村城市化、城市化的研究之中，專門的、系統的研究甚少，還沒有形成相對完整的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體系；雖然城鄉協調發展的措施對策研究較多，但實踐上具有操作意義的較少。尤其是對特定區域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較少并且缺少可操作模式。

（基金項目：2007年河南省社科規劃項目（項目編號：2007BJJ015）《河南新農村建設優化配置問題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平頂山學院重點學科《區域經濟學》資助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