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風險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道德風險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商業醫療保險的特殊性

相對于一般的保險產品而言，商業醫療保險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現為保險服務過程涉及到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三方。投保人（被保險人）通過向保險人繳納保險費而獲得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保險人通過向投保人收取保險費對醫療機構進行補償，醫療機構則通過向被保險人提供醫療服務而獲得保險人的補償。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處于同一個醫療服務和保險運行系統當中。一方面，保險人、醫療機構均以保障被保險人（病人）的醫療需求為社會目標；另一方面，又要維持各自的生存與發展，以利潤（或價值）最大化為內在的經濟目標，產生相互利益制約。商業醫療保險獨特的市場關系，使得保險人除與被保險人關系緊密外，與醫療機構的關系也非常緊密。

在保險公司沒有介入之前，醫患矛盾可謂由來已久。在醫療機構和醫生的收入與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數量相聯系的情況下，由于利益的驅動，醫生給患者開大處方、小病大醫的情況司空見慣。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醫生和病人在醫療過程中處于不同的信息層面上。病人對醫療診斷和治療，與醫生相比顯然知之甚少，而醫療是人命關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險對醫生的診斷治療方案提出質疑。從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選擇醫生、醫院以及醫療處理方案。而事實上，病人在就診時往往只能任醫生擺布。另一方面，醫生既是患者的顧問又是醫療服務提供者，這種雙重角色是一個矛盾。醫生不可能完全從患者利益出發提供治療方案，醫生在決定提供哪種治療方案上存在經濟利益。當病人缺乏醫療知識時，醫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創造醫療服務的額外需求。

醫療保險的介入，改變了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關系，切斷了醫患雙方直接的經濟聯系，大大化解了兩者之間的矛盾。患者不太在乎醫療費用的多少，醫院也沒有了財路變窄的危機，患者和醫院都皆大歡喜。可事實上矛盾并沒有消失，而是將大部分轉移到了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的介入使得醫療服務雙方的直接經濟關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險人和醫療機構、被保險人的經濟關系上升到了主導地位。此時保險公司作為醫療衛生領域的外行，作為支付醫療服務費用的第三方，不僅要控制醫療機構的過度服務行為，而且還要面對眾多的被保險人在投保之后濫用醫療服務的現實，以及醫患雙方合謀騙取保險賠償的可能。所以，保險公司介入醫療保險領域，表面上是解決了醫患雙方的矛盾，而事實上只是把原來的雙方交易關系演變成了保險公司－被保險人－醫療機構的三方關系，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二、商業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

（一）投保人(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

投保人的道德風險可以分為事前道德風險和事后道德風險，事前道德風險是指投保后，被保險人受傷或生病之前，他們可能會以一種更為危險的方式生活。例如，被保險人將更有可能抽煙，或者繼續保持更易患病或受傷的生活方式。當然這種道德風險在醫療保險領域并不是特別明顯，畢竟人的身體（或生命）是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一個理性的人是不會因為投保而不在乎自己的健康的，因此，本文將事前道德風險忽略不計。事后道德風險是指被保險人患病或受傷以后，對醫療服務的過度利用。事后道德風險在醫療保險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服務付費方式下的醫療保險意味著投保人患病時基本不承擔醫療費用。結果，在不需要特別關注成本的情況下，投保人傾向于要求更多的醫療服務，使得醫療費用極度膨脹。

來自被保險人的事后道德風險主要表現為：（1）醫療服務消費的選擇性問題。一般來說，疾病發生之后，使患者恢復健康的治療方案可以有多種選擇，這要取決于醫生的偏好和患者個人的意愿，就患者個人而言，當然都希望在醫療保險的賠付限額之內享受盡可能多的醫療服務，而且我國有不少投保人有“如果繳了費，用不完賠付額度就吃虧”的想法。所以被保險人往往放棄“便宜”的治療方案而選擇“昂貴”的治療方案。事實上，對于治療方案的選擇并非越貴越好。這種形式的道德風險對于醫療費用的影響非常大。（2）被保險人的保險欺詐行為。在商業醫療保險領域，保險欺詐率一直居高不下，被保險人故意制造假門診、假住院來騙取保險公司的賠付，給保險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在我國，商業保險公司在理賠的時候不易得到醫療機構的配合，取證調查困難，難以制止被保險人騙取保險賠付的行為。

（二）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

來自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表現為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行為，也就是“小病大醫”和“開大處方”等隨意加大醫療費用的行為。從經濟利益驅動分析，醫療機構和保險人的目標是不一致的。在傳統的按實際服務收費制度下，醫療機構的收入與它提供服務的多少成正比，為了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醫療機構自然愿意提供更多、更昂貴的醫療服務。很顯然，這和保險人控制被保險人過多的濫用醫療花費的目標是不一致的。來自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設計有關，也就是醫療服務的費用不是由被保險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保險人來買單。從心理上來講，患者（被保險人）和醫生在交易過程中的感受都是“免費的”。從被保險人的角度來看，在保險賠付額度范圍之內，接受醫療服務都是免費的；從醫療機構的角度來看，在被保險人出現過度消費的同時，醫生及其所在醫療機構都能夠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因此，在這樣的機制下，被保險人的過度消費和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都是一種必然。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醫生事實上既是被保險人的人，也是保險人的人，在這復雜的三角的委托—關系中，由于信息不對稱，保險人根本無法全面掌握被保險人的健康信息和醫療機構的醫療信息，加上醫療服務的特殊性，保險人很難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行為。

三、商業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防范

（一）投保人道德風險的防范

遏制投保人道德風險較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醫療服務費用的共付制。當參保者分擔了部分醫療費用后，相應也加強了其醫療費用成本意識，促使其關注醫療費用，合理有效地使用醫療服務。而且，參保者對醫療服務的理性消費客觀上也形成了一種對醫療機構道德風險的制約機制。具體操作上可采用免賠條款、共保條款和保單限額等方法。通過醫療服務費用的共付制將風險在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進行合理分擔，可以有效降低投保人產生道德風險的程度。

（二）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防范

目前，醫療費用的控制已經是世界性的難題，而在所有導致醫療費用上漲的因素中，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因素。醫療保險費用的支付方式從付費的時間上來看，可分為預付制和后付制。雖然預付制可以降低醫療服務機構的道德風險，但也有不足。另外保險公司通過對醫療機構提供給病人的醫療服務的審查，可以減少保險公司與醫療機構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加對醫療服務機構提供醫療服務全過程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醫療服務機構道德風險的產生。

在醫療機構道德風險防范體系的構建上，筆者認為最為根本的問題在于借鑒國外的經驗，改變我國目前的買單式醫療保險模式，建立和發展管理型醫療保險模式。買單式醫療保險模式是我國商業醫療保險目前采用的經營模式。所謂買單式醫療保險就是投保人向保險公司繳納保險費后被保險人到醫療服務提供者那里接受醫療服務，醫療服務提供者按照提供的醫療服務收費，被保險人付費后用付費憑據到保險公司那里報銷索賠，保險公司間接地按照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進行付費。買單式醫療保險模式導致醫療服務和保險服務是兩個獨立的過程，保險公司作為支付醫療費用的第三方，僅僅參與了保險服務，沒有介入醫療服務，導致道德風險的控制無法得到醫療機構的配合。因此，現有的買單式醫療保險模式是導致保險公司難以控制道德風險的根本原因。管理型醫療是把醫療服務的提供與提供醫療服務所需資金的供給結合起來的一種系統，通過保險公司參股醫院或投資醫院及醫療費用包干模式將保險公司和醫療機構形成利益共同體，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保險人被動受制于醫院、醫院與被保險人合謀的道德風險。管理型醫療保險是一種集醫療服務提供和經費管理為一體的醫療保險模式，具體做法是將投保人交納給保險公司的保費的一定比例預先支付給醫院，然后由醫院完全承擔被保險人的健康風險，醫療費用超支的部分由醫院自己承擔，贏余歸醫院所有，從而達到控制醫療費用的目的。

參考文獻：

篇2

關鍵詞：次貸危機；虛擬化；道德風險

美國次貸危機自2007年5月爆發以來已經給世界各國的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影響，全球經濟更是陷入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場金融海嘯的“破壞力”至今還未完全釋放，全球經濟衰退也遠未見底。此外，美國應對金融海嘯和防止經濟衰退所采取的降息和弱勢美元政策也給全球經濟帶來諸多消極影響和不確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再次埋下未來危機的種子。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中國不但難以在這場危機中獨善其身，而是遭受著巨大的損失和多方的壓力。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學界和業界都在積極評估危機可能的影響和分析引發危機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引發了次貸危機，但從本質上分析，金融衍生化各環節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才是引發危機的真正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市場是一個信息的市場，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的常態。而信息不對稱容易引發各層級市場參與者的道德風險行為——可以是某些金融從業人員的道德風險行為，也可以是某些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行為，甚至可以是整個金融部門的道德風險行為。早在1998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Krugman就指出正是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并提出了解釋金融危機的第三代模型，分析了道德風險對金融危機的影響。但一直以來，學術界關于金融市場道德風險問題的研究還只能算是零星而稀少，缺乏足夠的關注。而次貸危機的爆發，可以理解為金融部門道德風險行為累積的又一次爆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源于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的危機卻是發生在號稱金融體系最完善，金融市場最成熟，金融監管最嚴密，金融創新最活躍的美國。由次貸危機的爆發和惡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了：隨著金融創新的日新月異，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在提高風險管理效率的同時也為市場增添了不少難以評估和預測的風險，這使得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和風險管理并不是越來越清晰可控，而是變得越來越復雜而難以把握。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過度衍生化和虛擬化使得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實際上是加劇了，在監管水平沒能跟上創新步伐的情況下，這又容易誘發市場參與主體的道德風險行為，引發金融危機。由此本文認為，正是過度的金融虛擬化和滯后的金融監管誘發了各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問題，進而引發危機的爆發。

一、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化

從表面上看，次貸危機爆發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國房地產泡沫。我們知道：2001年以來，在美聯儲低利率政策下，美國的房地產價格在國內和國際的流動性泛濫中不斷走高，日益泡沫化。房地產泡沫的滋生和膨脹使得美國房地產市場空前繁榮，也使得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

1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發展

美國的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級別：優級貸款、Alt—A貸款和次級抵押貸款。其中，次級抵押貸款的對象為信用分數較差的個人，尤其是消費者信用評分(FICO)分數低于620、月供占收入比例較高或信用記錄欠佳以及那些首付低于20％的貸款人，而在以往，這些貸款人在一般情況下是很難獲得住房抵押貸款的。但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火爆、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競爭的加劇，以及中介機構“證券化”的金融創新，催生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上“次級抵押貸款”這一高風險的信貸品種。2000年以來，次級抵押貸款在美國增長迅速，在全部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中的比例達到12％，約12000億美元。

2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和進一步衍生化

與優質貸款相比，次級抵押貸款收益率高、風險大，也缺乏足夠的流動性。但如果將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并進行出售則可以起到轉移風險和分散風險的作用。當次級抵押貸款經由證券化形成MBS進而出售給市場投資者時，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房屋抵押貸款機構可以提前收回現金流，而與該MBS相關的抵押資產池的所有收益和風險都轉移給市場投資者。但由于次級抵押貸款信用較差，其證券化后的證券品種很難獲得較高的信用評級，這會限制共同基金、保險基金等偏好固定收益類證券產品的機構投資者對其進行購買。為了提高次級抵押貸款MBS的信用等級，房屋抵押貸款機構在投資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幫助下，將次級抵押貸款重新打包，成為發行的資產支持型抵押債務權益(ABSCDOs)的抵押品。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將次級抵押貸款進行再證券化(進一步虛擬化)，形成資產支持債券型抵押債務權益(ABsCDOs)。標準普爾和穆迪等信用評級公司再根據貸款人的資質、獲得現金流和承擔違約損失順序的先后將不同按揭產品CDOs進行評級劃分：AAA級的為優先級(seniorClass)，AA和A級的為中間級(MezzanineClass)，其它更低的BBB到B級為低層級(subordinateClass)，而另有平均僅約5％債權為無評級的最低的權益級(EquityClass)，用來最先承受違約損失(Firstlosspiece)。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種分割后再分割的“金融創新”甚至還可能不止一次，于是就創造出了CD02，CD03，…CDOn這樣的多層衍生產品。通過上述巧妙的金融創新過程，抵押貸款公司可以迅速回收現金流，而次級貸款的風險則被分攤到購買各級CDO的投資者身上。

3次級貸款的證券化反過來加劇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

正如我們上文所分析的，美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催生了次級抵押貸款及其衍生品的繁榮。而次級抵押貸款、房屋按揭抵押支持債券(MBS)和資產支持型抵押債務權益(ABsCDOs)等信貸金融創新產品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房價的非理性上漲，但顯然，這種利用金融信貸創新導致房價上漲脫離了美國實際居民消費能力的基本面支持。而在房價上升周期內，次級抵押貸款的隱患也被市場大大的低估，隨著美國利率在2005年后不斷走高，美國房地產價格終于在2006年見頂并開始回落。而隨著房價的下跌和違約率的上升，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房屋被收回(foreclosure)后推入市場再銷售，增大了供給；另一方面，由于信貸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大增、流動性驟降，導致各類按揭貸款和證券化發行活動陷于停止，這又大大地減少了市場的需求，供求關系的逆轉進一步加速了房價的下跌。這種惡性循環使得整個按揭信貸和資產支持證券市場陷入混亂和流動性枯竭，次貸危機爆發并愈演愈烈。

二、次級抵押貸款衍生化過程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

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層層衍生化是一個復雜的金融創新過程，需要各類金融中介機構的參與：抵押貸款機構發放次級貸款，投資銀行進行次級貸款的“包裝”和承銷，評級機構進行信用評級……。各類金融中介彼此分工且相互合作，每個環節他們都收取相應的傭金和費用，但顯然沒有哪一個金融中介對整個衍生化過程的風險控制負責。在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化鏈條上，作為理性經濟人，每類市場主體所追求的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道德風險問題。而這些道德風險行為的疊加則引起整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風險積累和風險放大，最后導致危機的爆發。

1貸款機構的道德風險行為

通過證券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層層疊加的衍生化，按揭貸款的最終的信用風險不再由次級按揭貸款機構承擔，而是由購買各級CDO的投資者承擔。在過去沒有“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的日子里，貸款機構非常關注貸款的質量、借款者的財務狀況并與借款者保持一種長期穩定的關系，他們的這種審慎可以有效地減少這個市場的整體信用風險。而現在由于證券化而帶來的風險轉移和風險分散，貸款機構就不再那么在意借款者將來是否能夠按時還款。貸款機構過去以收取貸款利息為主，而現在則依靠回收貸款的初始費用及在二級市場銷售貸款來獲取利潤；這個市場另一重要的參與者——按揭經紀人賺取的傭金及費用，他們更多考慮的是貸款利率、種類、規模，而不是貸款的逾期率和違約率①。

事實上，資產證券化不僅為抵押貸款機構提供了冒險的動機，也為抵押貸款機構提供了冒險的能力。抵押貸款機構通過發行MBS、ABS、CDO等一系列證券化產品，將風險通轉移給投資者，貸款占用的資本得到釋放，回收的資金可以繼續進行放貸，這相當于在同樣的風險準備金和自有資本下，貸款機構可以提供更多的貸款。隨著貸款機構流動性的增強，傳統模式下更多原本不可能得到貸款的次級按揭貸款的客戶也成為了重要的貸款對象。

2投資銀行的道德風險行為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是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和進一步衍生化的主要設計者，他們幫助貸款機構將流動性弱的次級按揭貸款包裝成MBS(抵押擔保證券)以增加流動性。但以次級按揭貸款為抵押品的MBS債券評級還達不到最低投資等級BBB，于是投資銀行又將MBS債券按照可能出現違約的幾率分割成不同等級，打包成CDO(債務抵押憑證)，某些CDO甚至可以獲得與美國政府證券評級相同的AAA評級。需要在這里特別強調的是，但不管其評級有多高，其原生產品的高風險都并沒有消除，只是被轉嫁和分散了。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華爾街的投資銀行為了獲得更多的傭金和手續費收入，不斷創造出更多、更復雜的衍生產品。其中許多CDO債券的日常交易量都很小，有些甚至是他們為某些客戶量身定制的，所以其流動性極差，其定價必須依靠于復雜的數學模型和主觀假設，這便進一步引入了模型風險和主觀判斷風險。特別地，當市場出現恐慌時，這些極度缺乏流動性的產品更容易出現單邊行情，價格便會出現暴跌。這一切都為日后的危機爆發和惡化埋下伏筆。

3信用評級機構的道德風險

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層層衍生化使得信用關系高度復雜化，對于眾多的投資者(包括部分機構投資者)而言，很難理清各類金融產品之間的關系，信息不對稱伴隨著金融虛擬化鏈條的延伸而變得更為嚴重，這就導致金融產品定價更加依賴于信用評級機構。而對于信用評級機構而言，它們自身也面臨著巨大的利益誘惑：一般來說，評級機構會對每筆業務收取約7個基點的評估費。而且要指出的是：信用評級機構不僅評估信用風險，而且還參與這一結構性融資產品的構建過程。一般來講，發行方會征求信用評級機構的建議或者至少能運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模型進行預構建(Pre—structure)。這意味著信用評級公司一方面收取咨詢手續費，另一方面又對這些產品進行評級，顯然存在利益沖突的可能性，很難保證其獨立性和客觀性。有資料顯示：評級機構90％的收入來自發行方支付的評級費用，美國三大評級公司對結構性融資產品的評級明顯高于傳統的公司評級。從爆出的越來越大的次按相關損失和計提中看，評級機構對這些衍生信貸產品的評級模型和標準存在著重大偏差，對于同一個產品，不但這些機構彼此之間存在的重大的評級差異，甚至這些機構內部不同部門給出的評級結果也是各不相同。

自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標準普爾和穆迪等評級機構備受質疑，有學者認為正是這些評級機構使得次貸危機惡化。在次貸危機爆發前，評級機構給予了次貸相關債券高信用評級，使得這些債券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市場上銷售；次貸危機爆發后，這些曾經的高評級債券價值大幅縮水，評級機構不得不迅速調低評級，而當原本所依賴的評級被不斷大幅調降，信用評級體系本身的信用也趨于崩潰，而投資者又缺乏對自身投資的這些創新產品的了解，因而產生的風險厭惡和離場情緒導致了價格更深的下跌，甚至是無市場價格可詢的。顯然，就在貸款機構、投資銀行和評級公司賺取不菲利潤的同時，風險卻在市場中累積起來，并由整個市場承擔。

三、金融衍生化過程中道德風險與金融危機

由上文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金融市場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充斥著次級抵押貸款的各個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整個次級貸款證券化和衍生化過程中，真正受益人是諸如發行商和承銷商這些收取傭金的中間人(Middleman)。這也是這些投資銀行、貸款機構樂此不疲地創造各種結構性金融產品的真正利益驅動所在。嚴格地講，評級機構和政府也是這樣的中間人。評級機構收取平均7個基點的評估費，而政府則獲得大量的房產交易稅以及跟隨房價上漲的物業稅，就這點而言，這場危機的爆發是美國“系統性金融共謀共犯”的惡果(白欽先，2008)。一個由中間人利益推動而產生的泡沫房市的破滅，遭受損失的卻是普通的購房者和信貸債券市場投資人。

1金融衍生化加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

從本質上講，各類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源于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當然，由于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存在，從事交易活動的市場主體對交易對象以及環境狀態的認識是很難相同的，信息不對稱是現實經濟活動中的普遍現象。但過度的模型化和衍生化則人為地加劇了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我們知道，在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和衍生化過程中，涉及到對抵押貸款池進行復雜的切分，并且只能用金融計算模型來估計未來CDOs債券的現金流狀況，而模型之復雜、評估之繁瑣使得即便同為專業機構的貸款機構和投資銀行之間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信息不對稱。而他們彼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容易誘發信息占優一方的道德風險行為。隨著新產品一層層被衍生出來，原生產品的高風險并沒有被消除，反而不斷積累和放大。隨著衍生產品創新鏈的不斷延伸，產品的結構越來越復雜，最終的投資者與最初的次級抵押貸款人問的“距離”也越拉越遠，信息不對稱程度越來越大，從而無法有效地對風險做出正確的評估。

投資者在市場上交易著諸如“MBS”、“CDO”、“CDS”的金融衍生品，但相當一部分投資者并不清楚

2金融創新、道德風險與金融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衍生化所引發的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加劇為那些積極推進證券化、衍生化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風險行為的空間；而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的加劇和疊加則增加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事實上，由于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引發的金融危機并非在這次的次貸危機中才凸顯出來。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體持續的高通脹、高利率，利率匯率的頻繁波動，使得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同時也給國際金融市場上資金借貸雙方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也在這一時期，各國放松本國的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機構開始積極進行金融創新以滿足自身和客戶的風險管理需求。隨著金融理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也呈現出日益模型化、工程化、衍生化的趨勢。但正如我們上文所分析的，金融創新在市場信息不對稱且監管不力的情況下，容易誘發金融從業人員、金融機構、甚至整個金融業三個層面的道德風險行為，進而引發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儲貸危機從本質上講也是由于儲貸協會這一類型的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而引發的——美國存款保險制度一方面容易使存款人放松了對儲貸協會的監督，另一方面也誘發了儲貸協會本身的冒險行為，最終引發儲貸危機的爆發。與這次的次貸危機不同，儲貸危機是屬于金融中介這一層面的危機，集中爆發于儲蓄貸款協會和商業銀行這兩類金融中介，危機的影響也僅限于美國本土。但同樣由于道德風險引發的次貸危機，則是一場金融市場層面上的危機，波及抵押貸款公司、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評級機構以及各類機構投資者等金融中介，并伴隨著金融全球化浪潮，將危機傳遞至國外，造成全球金融體系的動蕩，而我們中國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3金融監管跟不上金融創新步伐導致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失控

隨著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深入發展，眾多金融市場乃至整個金融體系日益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從理論上講，證券化和衍生化可以將風險轉移給市場上的投資者，但風險只是被轉移或者被分散，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正如我們上文所一再強調的，資產證券化和衍生化所形成的風險轉移和風險分散機制加劇了抵押貸款機構的道德風險，次級貸款層層衍生化后帶來的市場流動性模糊了風險承擔主體的界限。而正是通過這種證券化和層層衍生化，次級抵押貸款的風險可以迅速在各個市場和各類型金融中介中傳遞，使其更具破壞性。在衍生化的各個環節中，抵押貸款機構和投資銀行之間、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之間、投資銀行和機構投資者之間等，每個市場主體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每個環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對稱。在市場監管不力的情況下，每個環節都可能產生道德風險行為而得不到有效地制約和監控。沒有哪個市場主體有激勵且有能力對整個衍生化過程中的道德風險行為進行評估和監管，而作為市場的監管者卻表現為“心有余而力不足”，金融創新已經超越了他們的監管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風險不斷積累，危機的爆發只需要一個導火索和一點火花。

篇3

一、引言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點，即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自身實踐活動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使它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也顯得越來越重要。

社會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社會穩定擔負著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醫療保險，政府以各種形式來組建、完善和提供社會醫療保險。在理想的情況下，醫療保險的提供不應改變被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和醫療費用的變化，也就是說，保險當事人的行為不應該影響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增加醫療費用的支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一條件是很難滿足的。在醫療保險中，醫療費用并不是完全由個體所患疾病來決定的，它還受個體對醫生的選擇、就醫習慣和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內容等因素的影響。大量的事實表明，由于醫療保險的提供，它為患者提供了過度利用醫療服務的動機和激勵機制，也給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創造了更多機會和條件。即通常會引發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

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醫療保險機構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風險，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我國如何減少道德風險，提高對有限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消耗，卻值得我們認真去探討與研究。

二、道德風險及表現形式

在保險領域里，道德風險是任何一個保險人都必須面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風險。國家實行基本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后，使醫療機構和患者都成為“經濟人”，而“經濟人”在做決策時就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其出發點。我國的基本社會醫療制度推出時間較晚，醫療衛生體制也存在諸多的缺陷，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在我國就更為嚴重。如何對其加以有效的防范與控制顯得極為迫切。

（一）道德風險的概念及其影響

道德風險最早源自于保險業，現在已經被廣泛應用到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面，成為微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道德風險亦可稱之為“敗德行為”，一般是指一種無形的人為損害或危險，是市場失靈的一種形式。泛指市場交易中一方難以觀測或監督另外一方的行為而導致的風險。[1]在醫療保險領域，道德風險是指一方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

在經濟活動中，道德風險問題相當普遍。獲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險市場時，發現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一所大學學生自行車被盜比率約為10%，有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發起了一個對自行車的保險，保費為保險標的15%。按常理，這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應獲得5%左右的利潤。但該保險運作一段時間后，這幾個學生發現自行車被盜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這是因為自行車投保后學生們對自行車安全防范措施明顯減少。在這個例子中，投保的學生由于不完全承擔自行車被盜的風險后果，因而采取了對自行車安全防范的不作為行為。而這種不作為的行為，就是道德風險。可以說，只要市場經濟存在，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風險

1、從時間的角度分析道德風險。道德風險來自于個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機會主義傾向假設以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2]是指人們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傾向。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以發生時間上的先后為依據，可以將道德風險分為事前的道德風險和事后的道德風險。事前的道德風險與事后的道德風險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

（1）事前道德風險。保險可能會影響被保險人的防災、防損措施，改變被保險人的行為，個體通過選擇不同預防措施會影響自身疾病發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風險會對被保險人疾病發生的概率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而增加保險人在醫療費用方面的支出，給醫療資源帶來更多的消耗。

心理風險是與人的心理狀態有關的一種無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關心、僥幸或存在依賴保險的心理，以致增加風險事故發生的概率和損失幅度的因素。如企業或個人投保了財產保險后放松對保險財產的保護措施；投保人身保險后忽視自己的身體健康等。逆向選擇是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現象。逆向選擇是說一個制度的實施非但沒有把好的對象選出來，反而使比較差的入選了，逆向選擇的存在說明此項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說是有待改進的。利用制度缺陷而獲得額外利益的行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選擇使社會承擔的風險隨著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風險直接影響個體的逆向選擇，也影響事后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個體的心理活動必須通過其行動來實現其目的，但心理風險是個體的心理活動，法律無法對其加以控制，只能通過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對其具體行動進行約束來減少心理風險。事前道德風險的發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現象。

（2）事后道德風險。個體在患病后相應的治療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從便宜到昂貴的各種治療方案中進行選擇。實際上，對于治療方案的選擇并非越昂貴越好。由于這種形式的道德風險對于醫療費用的影響更大，因此，在醫療保險中，事后道德風險的防范就顯得尤為重要。由于道德風險的發生與疾病費用的價格彈性有關，價格彈性大的醫療服務可能產生更大的道德風險。在這種道德風險的作用下，享受醫療保險待遇相對較高的個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風險來解決不能享受醫療保險或享受待遇較低的家屬及親戚朋友的看病吃藥等問題。[3]因此，在經濟學中，將道德風險看作是人們醫療保健服務價格的需求彈性造成的經濟激勵機制的理性反應。

2、從微觀的角度分析。根據道德風險中不同主體在微觀上的表現，可以將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分為患者的過度消費引起的道德風險和醫療服務人員的誘導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風險。

（1）患者的過度消費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實際承擔的醫療費用下降導致其對醫療服務需求的上升現象。由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提供減免了個體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醫療費用，造成個體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會比沒有醫療保險時的需求量大，從而導致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利用。

（2）醫療服務人員的誘導性需求。醫療服務人員利用其信息優勢誘導患者接受過度醫療服務的現象。在誘導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醫療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醫療服務人員激發出來的。醫生兼具醫療服務的指導者和提供者的雙重身份，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又存在嚴重不對稱，醫療服務機構和醫生的收入與醫療費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醫生對誘導需求產生強烈的愿望和動機。他們就會通過增加服務量和提高服務價格來實現自己目的。

三、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分析

醫療服務具有準公共性及專業性的特點，決定了其在提供服務價格和數量時，可能偏離市場的實際需求水平，造成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經濟學對醫療服務的觀念，在于強調醫療服務的需求是強調醫療服務是消費者用于生產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不受傷害，而且還是生理、心理和社會幸福的完好狀態。由于疾病風險的不確定性，醫療服務又具有高度專業性，這導致消費者和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之間的信息嚴重不對稱。信息不對稱使得醫療服務的供給方缺少內在的成本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給方的誘導性需求，必然使醫療費用上漲的趨勢得不到有效抑制。

確立醫療保險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風險，減少因醫療費用開支過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從而保障公眾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但是，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客觀上提高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對醫療衛生資源的消耗。我們必須看到，醫療保險制度在其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費者的道德風險意識，使得人們對醫療服務產生過度消費，進而導致全社會醫療費用開支不合理的過快上漲。

醫療保險領域所涉及的醫院（醫生）、患者、醫療保險機構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會盡量維護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間就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博弈關系，于是，道德風險也由此而生。在醫療保險運行過程當中，無論是醫療機構還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錢，而是由第三方來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風險的概率就大大增強。

四、道德風險產生的途徑

探討如何防范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必須首先對道德風險產生的途徑進行分析，才能對如何防范道德風險提出有針對性建議。醫療保險市場與普通的市場相比有它的特殊性，醫療保險市場實際上存在三個主體，即：保險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服務提供者。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也來自這三個方面，即：一是被保險人（患者）；二是醫療服務提供者（醫院）；三是保險人（醫療保險機構），醫療保險機構的職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規規定的，因而其實質上屬于醫療衛生體制范疇。在我國，由于體制原因而給醫療保險帶來的道德風險更為嚴重。

（一）患者的道德風險

作為醫療保險的需求方，患者就診時醫藥費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醫療保險機構）來支付，患者的醫療消費需求可能會無限膨脹，出現小病大養、門診改為住院等現象。在參加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人們將面臨較低的醫療價格，當消費者只需支付其醫療費用的一小部分，且他們的消費行為又難以觀察時，過度消費醫療服務的需求就不可避免。這種因醫療服務的提供使社會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而形成的過度使用醫療服務資源的道德風險與醫療保險的目標相沖突，不利于醫療風險的完全徹底轉移。而且會嚴重破壞醫療保險系統的正常運行，造成醫療保險機構支出增加，甚至虧損，正常運行難以為繼，進而導致醫療保險市場萎縮。患者對醫療服務需求的膨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預防的忽視從而增加疾病發生概率。眾所周知，良好的生活習慣、合理的飲食結構、自我保健行為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減輕疾病造成的危害。參加醫療保險后，被保險人往往認為自己參加了保險，患病時醫藥費可以報銷，不需要自己掏錢，對如何避免風險的工作可能就會較少去做，如吸煙、不太注意飲食和不太注意鍛煉身體等等；個人減少了健康預防措施，從而改變疾病發生的概率，增加了醫療費用的支出，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內雖然無法觀察到，從長期上看卻增加了醫療衛生費用的支出。

2、患者的“過度消費”心理。參加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后，患者就診時不需要自己付費或付費很少，部分患者會提出要求給予過度檢查及選擇昂貴治療方案。“過度消費”的心理傾向很普遍，人們普遍存在著一種“多多益善”的消費動機。許多患者會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許多情況下，治療方案的選擇可以有多種，使用其中任何一種治療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復健康，而使用何種方案取決于醫生的偏好和患者個人的意愿，在提供社會醫療保險的條件下，患者相互之間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療的患者會覺得自己吃虧，因此往往會放棄“便宜”的治療方案而選擇“昂貴”的治療方案，出現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現象，從而影響醫療保險機構的成本控制。

（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

在醫療衛生服務過程中，醫、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患者對醫療知識的匱乏，使患者缺乏對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數量進行事先判斷的知識和能力，缺乏對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務的質與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準確信息。國家不允許其他資本進入醫療市場，醫療行業具有較高的壟斷性，造成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是各類道德風險中最為嚴重的。

1、醫療機構對醫療服務的壟斷性。醫生在其提供醫療服務的整個過程中，掌握著主動權，對醫療技術又擁有足夠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療時不能討價還價，難以控制衛生消費的種類與數量，加上疾病具有突發性和需求缺乏彈性的特點，患者的被動地位非常明顯。病人在接受醫療衛生服務時，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購買一般物品那樣可以通過比較的方式來進行選擇。醫生則可以通過抬高醫療費用，或降低收治標準或分解住院套取結算單元等方式增加醫療機構收入。在醫療衛生市場，病人獲得的信息是相當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醫療衛生的服務質量，醫生的工作資質與技術水平等幾乎找不到客觀真實的鑒別資料。尤其對要支付的價格具有不可預測性，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更沒有選擇余地，一直要到醫療服務提供結束后才能知道。醫療衛生市場存在的這些信息障礙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運轉。

2、醫療服務的過度供給創造了需求。較高的專業性使醫療服務常常處于壟斷地位，醫院具有醫療服務供給的排異特權，不允許外行提供醫療服務。在信息不對稱嚴重存在的情況下，醫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檢查，吃什么藥，病人只能唯命是從。一方面，醫生為了保護自己，減少醫療事故發生的風險，存在著不適當服務現象，醫務人員從最大限度減少自身利益損失的角度出發，要求患者做“高、精、尖”醫療設備的檢查，甚至在病情已確定的情況下，仍然建議患者做這些檢查。另一方面，來自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表現為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過度供給”行為，也就是在傳統的按服務付費制度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提供方因為其提供服務越多，得到的收益就會越大，醫生的收入與其提供服務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這種經濟利益上的好處往往鼓勵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過多的或昂貴的醫療服務，從而誘發了需求。并且醫院和醫生的收入與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數量相聯系時，在利益驅動下，開大處方、小病大醫等就成了一種必然出現的現象。由于醫療行業的特殊性，通過更換不同劑量的藥品，提高用藥檔次，將過去價廉、療效高、實用的藥品變為價格昂貴的藥品。這就是所謂的醫療服務領域的“薩伊定律”：醫療供給創造醫療需求。[4]

（三）醫療衛生體制造成的道德風險

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下的醫療衛生體制，也使我國醫療衛生領域道德風險更具有復雜性。實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后，對基本醫療保險政府在認識上存在誤區，認為醫療衛生服務不創造經濟效益，為減少醫療衛生費用的支出而把醫療衛生事業市場化、產業化，許多道德風險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設計有關，醫療服務的費用不是由被保險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這種“第三方支付”的特點和結果是：（1）患者（被保險人）和醫生（醫療服務機構）在“交易”過程中的感覺是“免費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盡管醫療費用在交易過程中金額可能很大，但他們雙方在整個“交易”過程中都面臨著“零”成本；由于醫療服務的需求者并沒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結果必將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背離。（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醫生事實上是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這兩個委托人共同的人，在這復雜的委托關系中，由于信息嚴重不對稱，醫療機構、保險機構、患者三方之間信息不通暢，加之健康的標準和治療的效果與其他服務相比很難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這個標準就難以寫進合同之中，更何況一種疾病存在著多種治療方案，不同個體之間在體質上也存在差異，采取哪一種為最佳就更難以明文規定了。由于醫、保、患三方權利義務的不對等，醫務人員和投保人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聯合起來對付保險機構。[5]

2、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

我國對衛生資源的配置過多地集中在東部地區、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在醫療上，而不是公共衛生和廣大農村基層，造成了衛生資源分配的不合理狀況。受市場經濟作用的影響，衛生資源的重復配置所形成的閑置和浪費，加上醫療機構基礎設施的改造、醫療補償機制不完善所引發的誘導需求等因素。[6]

表1

衛生總費用

年份衛生總費用

(億元)衛生總費用構成

(%)城鄉衛生費用

(億元)衛生

總費

用占

GDP%

合計政府預

算衛生

支出社會

衛生

支出個人現

金衛生

支出政府

預算

衛生

支出社會

衛生

支出個人

現金

衛生

支出城市農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20036584.101116.941788.503678.6617.027.255.84150.322433.785.62

注：①本表系調整后的測算數；②按當年價格計算；③2001年起衛生總費用不含高等醫學教育經費。

數據來源：衛生部《2005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3年，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1998年則上升為4.7%，特別是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5年，上升到了5.62%（見表1）。衛生總費用的籌資渠道不外乎三種：即政府、社會和家庭。政府財政預算中用于衛生的總費用在全國的衛生費用支出中所占比重從1982年最高時38.9%下降到2000年最低時的15.5%。家庭籌資卻從1978年20.4%上升為2001年60.0%，并且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我國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不斷地大幅度減少，個人支出自然大幅度增加。最后都表現為個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國家相對減少對衛生事業的投資和撥款，又對集資加以限制，鼓勵衛生醫療機構廣開財源，提高效益，采取的措施是把醫藥費收入與醫院利益掛鉤，把醫療衛生事業作為一個產業來經營，這一切都具有促使衛生保健系統進入市場，或使其逐步適應商品化的傾向。醫療機構對資源的利用極不合理，存在極大的浪費。

3、醫療保險覆蓋范圍太窄。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非常低（見表2），承保范圍和水平也有很大的不足。新實行的基本醫療保險也沒有為職工家屬和學生提供保障，在實際運作中更沒有覆蓋城鎮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從表2中我們可以發現，截至2003年底，基本醫療保險僅覆蓋城鎮職工人口的31.10%，其所占城鎮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0.81%（不包括全國農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過窄，造成一種普遍的現象就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藥，一卡多用（醫療保險卡）等中國特有的風險問題。

表2

我國城鎮社會醫療保險發展概況

年份參保職工

人數

(萬人)離退休人員

(萬人)基金收入

（億元)基金支出

（億元）參保人數占城鎮

就業人口%參保人數占城鎮

總人口%

1994374.6025.703.202.902.011.17

1995702.6043.309.707.303.692.12

1996791.2064.5019.0016.203.972.29

19971588.90173.1022.9017.107.654.47

19981508.70369.0019.5015.606.984.51

19991509.40555.9024.5016.506.734.72

20002862.80924.20170.00124.5012.378.25

20015470.701815.20393.60244.1022.8515.16

20026925.802475.40607.80409.4027.9518.72

20037975.002927.00890.00654.0031.1020.81

數據來源：根據各年度“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有關資料匯總

4、醫療制度不完善

具體表現為政府制定的“以藥養醫”政策，使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醫院）必須依靠銷售藥品實現自己的生存，并且還要從藥品的銷售中獲利，醫務人員的收入也與開出藥品價值的多少相聯系。醫生的工資獎金與醫院的經濟收入掛鉤，想方設法從病人身上創收就成了醫生的本能選擇。部分地區出現平時不參加社會醫療保險，身體出現不適需要住院，就以自由職業者身份去參加醫療保險，出院后就停止繳費。也是制度上的缺陷。

常寧市中醫院的“經濟管理方案”，就是一種“以藥養醫”政策的具體體現。這種制度的存在更促使醫療機構想方設法從患者身上創收，并且這種制度并未觸犯現有的法律和政策。院方聲稱，經濟管理方案符合《勞動法》第47條和國家三部委2000年31號文件，具有明確的政策法律依據。[7]這種“不給錢給政策”的方式已經成為主管部門縱容醫院亂收費的通行方式。政府一味鼓勵衛生行業去講究經濟效益，財政自給，這就相對地轉移開了對“預防為主”政策的關注，因為預防和保健在經濟上是不盈利的，因此出現了整個社會對預防保健和公共衛生事業越來越不重視的傾向，從而給未來的健康和醫療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湖南等地幾乎滅絕的血吸蟲病又有復發抬頭的跡象，就是忽視預防和公共衛生事業的惡果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國家體制和政策造成的。

五、道德風險的防范

以上分析了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及其根源，道德風險給多方的利益帶來了損失，是各方主體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制度約束軟化而導致的一些不符合社會道德和法規的社會現象。加強對道德風險的防范也是勢在必行。如何防范道德風險自然應從其產生的根源著手。

（一）對被保險人的防范措施

1、適當提高醫療保險自負的比例。提高醫療費用的個人支付比例，可以鼓勵參加保險的患者參與成本管理，監督醫療供方道德風險并防止其與醫生合謀。但是，患者在醫療服務市場上處于劣勢，醫生對醫療費用的影響力遠遠強于患者，且患者的過度消費也必須通過醫生的配合才能實現[8]。由此可見，這種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此種方法必須與其它方法配合使用。

2、基本醫療保險實行全民覆蓋。當前，我國應取消二元社會，不應該像現在這樣搞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管治，通過戶籍管理制度強化社會等級身份等歧視性的制度，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真正實現廣覆蓋。如果全社會中每個公民都享有基本的衛生醫療保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會出現中國特有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藥，用別人的醫療保險卡來冒名頂替的現象。國家應強制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均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不允許“想保就保，不想保就不保”的現象。

3、提高全民的衛生保健意識。參加醫療保險后，參保人認為自己擁有保險，患病不需自己付醫藥費或只需支付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往往會放松對自己的衛生保健工作。針對此種情況，可以采取經醫療機構診斷，因患者吸煙、酗酒等不良衛生習慣等原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提高自付比例或者拒保。而對很少患病的參保者則可采取降低自付比例、提供免費體檢等方法作為一種獎勵。鼓勵大家加強自我保健，增強體質，減少疾病的發生。城市以社區、農村以村莊為單位，定期舉辦衛生保健知識講座，提高人民的衛生保健意識。

（二）醫療服務機構道德風險的防范與控制

醫療機構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醫、患雙方的信息存在嚴重不對稱，現行的“以藥養醫”的醫療服務價格補償機制，醫務人員的個人收入與醫務人員為醫院創造的經濟效益掛鉤，也推動了醫療機構道德風險的滋生和蔓延。

1、改革醫療服務機構的管理部門。當前我國醫療機構的管理機關是各級衛生部門，而保險機構作為“第三方支付”者，沒有對醫療機構的管理權，起不到監督作用。應對衛生醫療體制進行改革，將醫療機構的管理權交給保險機構，衛生部門則監督醫療機構和保險機構相互之間業務往來關系，對醫療機構提供技術上的指導。

2、行使對醫療機構的檢查權。醫療保險機構要定期對病人的付費單據對照病歷、處方等進行核對檢查。要建立和加強醫療服務質量的評審和鑒定制度。社會醫療保險機構、企業和病人對醫院服務質量、費用等有權進行監督，包括對不合理的醫療服務拒絕支付醫藥費，索取賠償直至解除醫療保險合同。[9]也可以參照商業保險的做法，即在病人住院后的規定時間內，必須向醫療保險機構報案，否則，醫療費用將要被保險機構扣除一定的比例，醫療保險機構則應及時派人員到醫院進行實地檢查，予以核實。在患者治療過程還應不定期進行巡查。

3、切斷“以藥養醫”的渠道。政府及有關管理機構應該加大藥品市場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醫藥產品生產結構的改革，規定醫療機構采取招標采購，提高采購的透明度避免眾廠家競相向醫療機構推銷藥品，暗地給付醫生回扣，導致醫藥價格嚴重偏離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實行醫藥分離，即醫生只擁有處方權，醫院只提供診療服務，除備有急救所需藥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藥品，患者憑醫生的處方在定點藥店購買藥品。在這樣的情況下，由于醫院和醫生不直接涉及藥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醫藥費用的大量增加。

（三）改革現行的醫療衛生體制

現存的許多醫療道德風險從表面上看是醫院和患者兩方造成的。筆者卻認為，其實許多問題都是政府在體制上沒有理順，各職能部門沒有負起應承擔的責任而引起的。必須對現行的醫療衛生體制進行改革。

1、改革藥品生產和流通模式。藥品由藥品生產企業流通到消費者身上時，是通過層層加價的方式進行的。我國生產藥品的企業有5千多家，存在藥品生產企業重復建設多、規模小、水平低，競爭激烈，藥品超額利潤多數被藥品經銷商所賺取，企業在銷售領域投入的經費過大，銷售成本過高，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對現有的藥品生產企業進行兼并，減少企業數量，提高規模生產能力。藥品營銷企業更有1萬7千多家，同樣存在小而多的現象，相互之間為生存，不斷進行著惡性的競爭，經銷商為了使自己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能推銷出去，采取給醫生藥品回扣、對招標方或醫療機構的人員進行商業賄賂等方式，成為醫療界的一個毒瘤。可以實行由藥品生產企業直接參與投標，減少中間環節。也可以采取藥店直接由醫療保險機構經營，藥品生產企業只需要通過競標的方式與社會醫療保險定點藥店之間產生業務往來，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2、將事后按服務項目后付制改為按病種預付制。按病種預付制，就是根據病人的年齡、性別、住院天數、臨床診斷、病癥、手術、疾病嚴懲程度等因素，將病人歸入不同組，每個分組都代表具有相似病癥和適用相似治療方案的病例。再根據疾病輕重程度及有無合并癥、并發癥等將每組分為若干級，對每一組及其不同級別都制定相應的支付標準。[10]借鑒國外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按病種預付制強化了醫院降低成本的動機，使醫療服務提供者承擔了部分醫療成本風險，同時考慮不同病種和不同醫院的級別，議定各項服務的合理收費標準。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實施按病種定額預付制后，在促進醫院努力提高醫療服務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按病種預付制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竭力推薦的一種支付方式。

3、提高國家在衛生費用方面的投入。盡管衛生費用的總額增長較快，但衛生事業本身的發展卻趕不上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且這種增長是在國家投入不斷減少，個人支出不斷增長，個人在衛生費用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實現的。只要多數百姓自費就醫，看病貴就永遠是制度難解之痛；只要多數醫院還要直接向病人賺取維持運轉的費用，看病貴就是社會揮之不去的陰霾。不從根本上改革現行的醫療衛生籌資機制，不從分配制度上兌現憲法的承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因此，提高國家對衛生事業的投入是根本。

4、加強疾病的預防和保健工作。國家對預防和公共衛生事業的忽視，也體現了這種重眼前而忽視長遠的社會哲學。今天忽視了對慢性病發生和擴散的主要危險因素的預防，如吸煙、高血壓、食物構成、環境污染等，今后將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更何況健康方面的損失具有不可逆性。世界銀行1992年的一個研究報告預測，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口、健康及政策狀況發展下去，衛生健康費用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將由今天的3.4%增長到2030年的24%。如果是加強預防，提高現有的醫學水平和服務效率，這個比例到2030年則可以保持在10%左右；而僅僅是預防本身就可以把這個比例降低15%。可見預防對整個國民經濟是一種效益極高的投資，它對中國未來的健康衛生狀況、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建議將基層的衛生醫療機構改為保健康復機構，為本社區的居民提供醫療保健及預防知識。

六、結語

本世紀上半葉我國人口進一步老齡化，對現有的醫療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構成雙重的壓力。目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仍然存在成本高、效率低與公平性差等問題，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應對經濟轉型和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我國醫療保險制度進一步改革的關鍵是更加有效和充分地提高醫療服務資源利用的效率，同時強化政府在保護消費者利益和為弱勢群體提供最后醫療保障等方面所肩負的職責。

表面上看，患者、醫療機構存在的道德風險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國家對醫療衛生事業的管理與政策體制不符合醫療衛生事業。只有國家改變認識，改革目前的醫療制度，才能改變目前的狀況。不管是從社會效益還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國家都應該更加重視醫療保健事業，應該把預防疾病和公共衛生事業建設用法律的形式變成國家行政和財政支出固定的一部分。預防為主，免除后患。曾被聯合國稱贊的初級衛生保健網和公共衛生網是中國的長處，是中國能在短期內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法寶，應該保持和發揚。應該使公共衛生事業制度化、規范化、群眾化。當前，我國醫療保健的重點已不再是流行病和急性病，而是預防和治療慢性病；不再僅僅是婦幼保健問題，而是越來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問題；不再僅僅是飲食和水的衛生問題，而是綜合的環境污染和生活方式變遷所帶來的健康問題。

健康是人類共同美好的追求，每一名患者都應該享有平等的受治療的權利，醫療衛生服務不論從經濟，還是從醫療的角度，均應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國家理應實現全民醫保，不要再讓“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只是一句口號。

參考文獻：

[1].趙小蘇、王永其、宋余慶、王建宏：“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道德風險及其防范”，

《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1年第8期

[2].陳永升：“醫療保險中醫療供方道德風險行為分析”，《新疆財經學院學報》，2002年第

4期

[3].趙曼：“社會醫療保險費用約束機制與道德風險規避”，《財貿經濟》，2003年第2期

[4].賀巧知、慈勤英：“醫療保險道德風險的控制機制”，《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3年第6

期

[5].張曉燕：“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分析與控制”，《江蘇衛生事業管理》，2004年第1期

[6].姜新旺、黃勁松：“社會醫療保險中醫方道德風險的防范與控制”，《軟科學》，2005年

第1期

[7].洪錚、李珍：“醫院和醫療保險的經濟學分析”，《衛生軟科學》，2005年第3期

[8].李瑋、黃丞、蔣馥：“存在道德風險的我國基本醫療保險體系中各市場主體行為分析”，

《預測》，2003年第1期

[9].鄧超、侯建明：“對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及其約束機制的探討”，《金融與經濟》，2005

年第4期

[10].代志明、周浩杰：“試論社會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及防范”，《衛生經濟研究》，2005

年第5期

[11].余艷莉：“淺談健康保險中如何控制‘過度醫療’”，《經濟師》，2005年第6期

[12].史文璧、黃丞：“道德風險與醫療保險風險控制”，《經濟問題探索》，2005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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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趙曼：“社會醫療保險費用約束機制與道德風險規避”，《財貿經濟》，2003年第2期，第54頁。

[2]趙曼、柯國年：“醫療保險費用約束機制與醫患雙方道德風險規避”，《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第113頁。

[3]張曉燕：“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分析與控制”，《江蘇衛生事業管理》，2004年第1期，第11頁。

[4]陳永升：“醫療保險中醫療供方道德風險行為分析”，《新疆財經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第35頁。

[5]張曉燕：“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分析與控制”，《江蘇衛生事業管理》，2004年第1期，第11頁。

[6]李凱峰、王小平、張越、林世昌：“現行醫療保險制度的缺失及對策”，《中國衛生經濟》，2005年第6期，第11頁。

[7]莫林浩：“收入不如門衛，醫生良心的逆淘汰”，載《中國青年報》，2006年7月27日。

篇4

1.環境責任保險概述

20世紀60年代以來，責任保險被引入到環境保護與環境侵權救濟領域，逐步產生了環境責任保險。即投保人依據保險合同的規定向保險公司交納相應的保險費用，當被保險人因環境侵權而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時，由保險公司代其承擔部分或全部責任，支付法定數額的保險金[1]。通過參加環境責任保險，潛在的環境侵權加害者演變成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共同承擔者，當發生侵權時，由這些共同承擔者負責某個成員造成的損害責任，侵權損害仍然是由這些直接使用、消費環境的加害者負責。環境責任保險賠償主體的替代性不僅緩解了巨額的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與侵權者有限的承擔責任能力之間的矛盾，而且符合環境保護法中“污染者負擔”的一般原則[2]。環境責任保險是環境保護法與保險法契合的產物，也是法學與經濟學在環境保護領域的成功結合。然而環境責任保險屬于保險的分支，只要涉及保險，難免會出現道德風險問題。環境責任保險的出現難免使人們產生這樣的疑慮和擔憂：生產者會不會因為參加了環境責任保險而降低自身的注意義務，放松對環境破壞的警惕和預防，放任甚至故意制造環境侵權行為？這就是所謂環境責任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問題。

2.環境責任保險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分析

道德風險是指參與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占據信息優勢的一方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做出了不利于信息劣勢一方的行為，而且不承擔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環境責任保險的道德風險是指因為參加環境責任保險,環境侵權行為的加害者很有可能采取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行為從而導致環境侵權的惡性循環。因為一旦發生環境侵權損害,加害者除了交納保險費用外無需付出任何代價或者付出極小的代價，便可以通過保險合同將損害賠償責任轉嫁給保險公司,其造成的損害與付出的代價不對等。保險公司在為受害者提供經濟補償的同時，也使被保險的加害者從經濟賠償責任中解脫出來，被保險人就會保護懈怠，喪失盡到謹慎義務的動力，導致在投保后環境侵權風險幾率提高。因為信息不對稱，每一個投保的生產者都可能知道自己的環境侵權風險發生概率情況，而保險公司并不清楚這些信息，這樣一來，高風險的生產者更傾向投保，保險公司的出險率和賠付率大大提高，最終會導致環境責任保險市場的崩潰。因此，對風險等級和保險費率的分類越細越好，但這對保險公司和投保人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此時逆向選擇問題隨之而來[3]。如果保險公司對規模不同、環境友好程度不同的生產者以相同的保險費率標準收取保險費時，那些規模相同但環境污染較嚴重的生產者并不需要支付更多的保險費、承擔更多的責任，環境友好型生產者實際上是為環境不友好型生產者承擔責任、分擔風險，這必然會引發不公平競爭,不利于抑制生產者的侵權行為，甚至可能導致生產者惡意侵權，引發道德風險。當環境責任保險為其披上一層“防彈衣”后，出于趨利性的本性，生產者不再顧忌環境侵權可能導致的環境破壞問題，對預防和重視環境侵權采取消極的態度，從而對環境保護產生不利的影響。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道德風險存在于任何保險中，也是環境責任保險道德風險產生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環境責任保險的道德風險產生還有其他原因。首先，保險標的的特殊性。環境責任保險作為一種消極保險，保險的標的是因環境侵權而應承擔的侵權損害賠償和治理責任[4]。在投保時，環境責任保險的標的很難確定。環境侵權損害具有潛伏性和持續性，在環境責任保險期間內，環境侵權損害是否發生、何時發生、何地發生、后果具體是什么、損害程度大小等等都是不確定的，這使得環境責任保險可能陷入道德困境，即因為這些的不確定，生產者長期的侵權風險責任已經轉嫁出去，就可能對環境侵權不會采取過多的預防和治理措施，削弱了環境保護的意識。其次，環境侵權加害者與直接受害的不對稱性。出于強大的趨利本性，生產者作為環境資源的直接使用者，在巨大的經濟利益與付出較小成本的誘惑下，極易做出環境侵權行為。然而，環境侵權行為產生的不利影響卻大部分直接作用于他人。如工廠向河流違法直排污水，直接受害者是河流、土壤、地下水、河流中的生物以及沿岸的居民。正是因為很多環境侵權行為短時間內對加害者并沒有產生不利影響或者產生的不利影響在由此獲得的利益面前沖銷殆盡，即使是參加了環境責任保險，生產者也很容易產生“反正受污染的也不是我”的心理，其所交納的保費和承擔的責任在利益的誘惑下也不足稱道了。再次，生產者的認識誤區和僥幸心理。環境責任保險作為一種較為新興的事物，生產者對其基礎和本質缺乏足夠認識。當支付保險費后卻沒有風險發生時，生產者就有可能產生僥幸心理，認為自己的環境侵權行為不會被發現，從而可以通過謊報損失或者消極履行保證義務等方式從保險公司獲得額外收益，產生道德風險。最后，環境責任保險的保險標的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要求保險公司具有較高的經營管理水平。對于承保過程中的風險識別和預測、投保生產者的評估和監督、風險發生時投保人的心理態度、義務的履行情況、理賠時的損失評估等，均要求保險公司有很強的業務水平和相關的專業素養。由于我國實施環境責任保險的經驗遠遠不夠，保險公司對投保人的選擇、評估、監督等都缺乏足夠的經驗以至于不能很好的防范投保人道德風險的發生。

二、環境責任保險中道德風險的內部預防措施

1.優化提升保險公司內部環境和水平

保險業在我國的發展歷程較短，發展速度較快，這也導致了國內保險公司在從事保險業務時主要注重保險市場的占有率和保費規模，將實現保費業務量這種績效指標作為單一的硬性考核指標用以考量職位升遷、獎勵發放等。只注重業務數量，忽略質量為道德風險的產生埋下了隱患。環境責任保險的保險標的特殊，它事關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從事環境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應將環境責任保險與其他責任保險區別對待。保險公司在從事環境責任保險業務時應當取消績效指標，認真核保，加強保單甄別工作，最大程度上為環境責任保險創造良好環境。此外，培養并提高環境責任保險從業人員素質，提升業務員水平，評估風險，引導客戶選擇合適保單也是非常重要的。

2.設計合理的環境責任保險合同

制定完善合理的環境責任保險合同可以降低環境責任保險市場中的道德風險[5]。明確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可保利益和價值。道德風險，主要是對生產者故意制造或者放任的損害而言，環境責任保險對故意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或者在損害發生時采取放任甚至故意的態度導致損害擴大的情況跨不予承保，設定合理的除外責任，這樣就排除了最大的道德風險。在發生環境侵權事故后，參加環境責任保險的生產者等請求履行責任保險合同時，必須在合同規定的可保利益的范圍或價值內，對超過部分，保險公司不予賠償。這樣可以有效地避免濫用環境責任保險的行為或超額保險、重復保險行為，還可阻礙故意或不盡義務情況下導致的環境侵權行為的發生[6]。環境責任保險合同可以利用保費與以往的索賠情況記錄和環境侵權記錄掛鉤的保險費率措施等來降低道德風險，并在保險合同中規定免賠額。環境責任保險一般都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也就是說，一旦發生環境侵權，啟動保險事由，只要不排除生產者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行為，保險公司對環境侵權造成的損失都要承擔保險義務。而免賠額提高了被保險的生產者疏于管理和實施道德危險行為的成本，使其謹慎行事的邊際收益或不謹慎行事的邊際成本為正值。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生產者必然會加強風險防范，避免損失發生，從而緩解道德風險的危害程度，也提高了自身的形象。設定免賠額還可以提高保險公司的理賠門檻，減少替一些污染小作坊的頻繁理賠，降低經營成本，從而降低保險費率，吸引低風險水平的生產者參加保險，提高生產者對環境責任保險的需求。通過對不同情況的生產者設定不同的保險費率、免賠額、保險期間，賠償標準等等來規范環境責任保險市場。由于環境危害的潛伏性、累積性的特點，為了更好的保護環境，保護受害人的利益，防止道德風險的產生，可以在保險合同中設置“日落條款”（sunsetclause）。日落條款是指保險合同中約定的部分或全部條款終止失效的日期，也就是說在保險合同的有效期間內發生對被保險人的環境責任索賠事件，保險公司才承擔保險責任[7]。這樣一來，可以有效防止參加環境責任保險的生產者依賴環境責任保險從而降低其自身的注意與防范義務，平衡保險公司與受害者的利益。環境責任保險合同中還應規定保險公司對投保生產者的監管[8]。承保前，應對生產者進行詳細的、科學的風險評估，對其營業的行政許可、生產類型、規模、設備、周邊環境、安全措施、有無環境侵權歷史等做周全考慮，限制其從事高危險環境侵權行為，并建立該生產者的環境責任保險檔案，該檔案可以查閱并與環境道德評價制度相掛鉤，供其他保險公司和相關環境利益人參考。承保后，保險公司應不定期對投保生產者進行環境安全檢查，對在保險期間內采用清潔生產，提高安全措施的生產者在后續的保險費率、免賠額、保險期間等上可以做適當合理的放寬優惠；對存在明顯環境隱患，經保險公司提出拒不改進的，保險公司可以拒絕續保，引發的環境侵權，保險公司有理由認為生產者主觀上存在重大過失甚至故意，可由此啟動合理的除外責任，已達到控制道德風險的目的。

3.對參保者采取道德評價制度，并引導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

道德風險的控制與避免離不開道德的堅守。丁斯代爾（W·A·Dinsdale）認為：“道德風險主要涉及提出者的誠意,因此取決于他的個人品質和商業道德，基本的一點是，被保險人在和保險人交往中應認真的以誠相待,其慎重的程度應和未參加保險時一樣。”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是否能夠兼顧環境保護，對環境侵權行為采取預防和補救措施，是評價其是否具有道德的一個重要標準。可以針對環境責任保險配套設計出參保生產者道德積分制度。即對于環境侵權行為，生產者始終堅持最大誠信原則，并采取了及時、全面的預防措施，對于污染和侵權損害結果及時采取補救措施，以及出險率低于正常同類生產者的生產者，應當給予他們積極的道德評價。在對得到積極道德評價的生產者造成的侵權損害由環境責任保險代替其賠付時可以適當合理的放寬條件。相反，對于沒有盡到最大誠信原則且不積極采取措施預防和補救侵害行為的產生及造成損害后果的生產者，以及出險率明顯高于同類生產者且又無合理正當理由的，應給予他們消極的道德評價，可以采取相應的如提高保險費率、提高免賠額、縮短保險期間、拒絕續保等懲罰性措施。這里的評價可以采取量化的道德積分來做到明確和細化。降低和避免環境責任保險的道德風險，投保的生產者應負有誠實信用的義務[9]。至少應包括兩點，其一，投保的生產者的如實告知義務。因為環境責任相比較其他法律責任而言，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保險公司在承保環境責任風險時一般都會謹慎的限定保險范圍，對風險做出慎重評估[10]。因此，對于承保的環境責任風險有關的重要事項，如經營活動可能造成的環境侵權事件，以往的環境侵權記錄等作為投保人的生產者應該如實、主動告知。保險公司在合理范圍內予以詢問的，投保的生產者或被保險人必須如實告知。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保險公司有權解除保險合同；因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而產生的環境責任，保險公司不承擔保險責任。其二，投保的生產者或被保險人切實履行保證義務。理賠事由的啟動，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的行為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其應在保險期間內遵循在保險合同中做出的各項保證，對于保險合同中沒有明確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的，但根據習慣或行業標準、操守應當遵守的基本義務，也應遵守。否則保險公司可以解除保險合同。此外，對于解決信息不對稱，還可采取信息付費的方法。即讓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享有一定的信息租金，保證其隱瞞信息所帶來的利益不大于其披露信息所帶來的利益。如果甲企業與某保險公司簽訂環境責任保險合同，但該合同并不能夠或者并不必然能夠使甲企業獲得利益，或刺激其利益最大化，甚至對甲來說簽訂該合同最終成為一種負效用，此時，甲企業極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降低其努力程度，從而損害保險公司的利益。所以通過對這類信息的付費制度，有利于投保環境責任保險的生產者最大程度上“說實話”披露信息，并最大程度上“干實事”努力降低風險發生，達到資源的次優化配置。但是，這種信息激勵制度并不建議過多采用，因為首先這種制度并不能完全解決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道德風險。其次，加重了保險公司的負擔。最后投保的生產者的誠信義務是其投保環境責任保險所必須擔負的，是從事對環境有侵權風險的行為所必須要承擔的，應當盡可能的引導和強調投保生產者履行他的義務。

三、環境責任保險中道德風險的外部預防措施

1.加快環境責任保險立法

目前，我國并沒有出臺有關環境責任保險方面的完善、明確的法律法規。應當在《保險法》中獨立規定環境責任保險，這是因為環境責任保險具有特殊性，使得其與《保險法》并不完全貼合，不宜籠統歸為財產保險或責任保險的范疇。另外，還需在《環境保護法》和其他相應的法律法規中明確環境責任保險。環境責任保險是環境保護與責任保險的結合，其必然需要《保險法》和《環境保護法》雙管齊下的管控。此外，國家還應依據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相應的環境責任保險規則和與之相適應的環境侵權糾紛處理機制。我國應借鑒環境責任保險較為成熟化國家的經驗，綜合自身實際情況，加緊環境責任保險立法進程和試點推進。以立法的形式強制部分對環境高風險生產者投保環境責任保險。如果純粹推行任意的環境責任保險，在目前的情況下，顯然不利于保護受害者。而如果即刻全面實行強制責任保險，則會剝奪部分污染較輕生產者的選擇權，加重其負擔，很有可能打擊其生產的積極性。所以，目前我國實行政府強制與政府引導相結合的模式更為合適，一方面立法對環境高風險行業采取強制參加環境責任保險；另一方面，對其他污染程度較輕的行業或已采取清潔生產等有效環保措施的環境友好型生產者，通過積極引導和優惠條件，促使其自愿購買環境責任保險，逐步推廣環境責任保險。

2.利用相關金融衍生產品彌補環境責任保險的局限

隨著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工具在環境保護方面所做的嘗試越來越頻繁。保險公司在經營環境責任保險時，理論上可以選擇在期貨市場對沖相關風險，如排污權期貨交易，或者將各種環境侵權風險以指數的形式代替，并根據這些指數設計相關的以期貨方式交易的金融衍生品。期貨投資基金和期貨經紀等金融機構為廣大中小生產者提供了進入期貨交易市場的機會，交易者可以通過將客觀上對其生產造成有利或不利影響的因素與環境侵權風險指數的相關性量化，通過遠期交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購買者對出售者的監督、融資作用，形成由交易購買方、中介機構、商進行監督的模式，降低僅靠保險公司的監督成本，以較少風險抵擋發生巨額賠付時保險公司所面臨的困境。當然，就目前來說，利用期貨等金融衍生產品來進行此方面的嘗試少之又少，其運作規程和實踐性還需要認真論證。

3.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幫助保險公司評估、監督、改進投保企業的環境侵權風險

披露企業環境信息，這是企業環境責任社會化的必然要求。作為企業一方也希望由此來獲得投資者的信任和支持，提高其在市場的價值，這也有利于激勵環境保護行為，提升企業環保形象。而對于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道德風險行為，此時最佳的辦法就是披露信息使其對稱。因此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尤為重要。應當建立健全環境會計行為規范標準，統一規范環境會計核算的對象及信息披露形式。將涉及環境的內容列入會計要素，必須披露，增加其強制性。采取定期披露和臨時披露等靈活披露方式，對企業的環境方針、環保措施、環境管理制度、環境影響、環境業績、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等進行披露。此外對于企業環境信息的披露應該有專業、獨立的機構進行審計，保證披露信息的質量，使保險公司在與投保環境責任保險的企業簽訂合同前和合同存續期間內能夠獲得真實信息，有利于保險公司對企業環境侵權風險進行了解、評估和監督，預防道德風險的發生。

篇5

一、引言

委托(Principal—Agent)概念的最早提出是為了研究現代公司的治理結構問題。自1932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伯利和米恩斯在《現代公司與私有產權》一書提出著名的“管理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命題以來，委托問題成為公司治理理論研究的重點。在現代公司條件下，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公司的經理階層代表股東行使經營管理職權。由于股東和經理層在利益上往往會不一致，而且經理比股東擁有更多的關于公司的信息，因此經理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做出損害股東利益的行為。問題就是研究委托人如何進行機制設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動中，最大程度地實現委托人的利益。而委托問題主要是由當事人各方的信息不對稱引起的。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一方擁有另一方所沒有的信息或比對方更具信息優勢，擁有信息或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稱為人(A．gent)，缺乏信息或不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稱為委托人(Prinei．pa1)。信息不對稱可以從時間和內容上劃分。從非對稱發生的時間看，非對稱可能發生在當事人簽約之前，也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后；從非對稱的內容上看，非對稱可以是某些參與人的行動，也可能指某些參與人的信息或知識。委托問題在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只要當事人雙方在擁有的信息上具有不對稱性即存在委托關系問題，如服務型政府與納稅人之間、公司和員工之間、市場上買方和賣方之間等都存在著這樣的關系。

企業供應鏈合作關系在當今以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和信息經濟為主要表現形態的新經濟條件下普遍存在，它指的是供應商一制造(supplier—manufacturer)關系或制造商一經銷商(manufacturer—seller)等之間的關系，即他們之間在一定的時期內的共享信息、共擔風險、共同獲利的契約協議關系。供應商和顧客之間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容易引發委托問題，一般而言，供應商比顧客更了解自身產品的質量，而顧客只能根據供應商所提供的形如廣告之類的宣傳工具來了解有關商品的特征，而在這樣一系列的宣傳造勢過程中容易出現供應商欺騙顧客的行為，從而產生問題。國外有關專家學者對這一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Nelson(1970)研究認為，許多產品和服務具有經驗屬性其質量只有在購買之后才能被發現。由于顧客通常不能夠正確地辨別產品的質量，這可能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供應商不具備提供某種質量水平產品或服務的能力，而可能做出錯誤的質量承諾，顧客不能正確辨認供應商的能力由此產生了逆向選擇(AdverseSdection)N題(Akerlof，1970)。第二，供應商可能在簽約后采取欺騙行為，我們稱之為道德風險(MoralHazard)問題(Holmstrom，1979)。DebiPrasads}Ⅱa(1998)指出，逆向選擇問題通常可以采用信號傳遞理論的方法解決，利用某種信號來揭示參與者的私有信息。例如在汽車修理市場上，供應商可以通過進行某些不可回收的投資如標志等，來顯示其擁有較高的質量。因為低質量的供應商不愿意進行這方面的投資(Kelein＆1．effer1981)，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把高質量的供應商和低質量的供應商區分開來。道德風險問題則可以通過采用激勵機制(如價格補償)，來約束供應商的欺騙行為。

二、供應鏈企業間的委托問題

1．供應鏈企業間存在著委托問題

根據供應鏈管理的概念，供應鏈的活動是其中不同企業的采購、制造、組裝、分銷、零售、物流等過程將原材料轉換成產品到達最終用戶的過程，它是一個包括供應商、制造商、分銷商、物流服務提供商、直到最終用戶的更大范圍、更為系統的概念。由原材料、半成品、在制品、存貨、產成品構成的物流和企業間數據信息組成的信息流在供應鏈上流動。上游企業向下游企業提品(這里的產品可能是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或產成品)，下游企業再向它的下游企業提品，由此構成了以物流為中心的一條供應鏈。在供應鏈中，位于上游的提品(或零部件)的企業叫做供應商(suppber)，位于下游的購買產品(或零部件)的企業叫做采購商(Purchaser)。

供應鏈企業間的供應商和采購商由于所擁有的信息不對稱，也就存在著委托問題。供應鏈上的企業雖然是以最終用戶的滿意為目標，協同組織生產。但是與縱向一體化不同，供應鏈上的企業都是獨立的法人實體，因而具有自利性的法人必然會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向企業的投資者負責(其實這中間也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問題，在此不再深究)。企業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為了獲得更有利的競爭地位，供應鏈上企業的行為也可能會損害其它企業的利益。根據波特(Porter)的競爭戰略理論，企業與其供應商和采購商存在著競爭關系，為了在談判中獲得優勢，企業往往會保留私有信息，如原料或產品的成本、產品質量、企業的生產能力等。因此，供應鏈企業問的信息不對稱就引發出了委托問題。根據張維迎的有關理論，我們可以從供應商一采購商的供求關系出發，將委托問題可以分為兩類：由于事前信息不對稱起的逆向選擇問題(AdverseSelection)和由于事后隱藏行動或信息的道德風險問題(MoralHazard)，我們在后面將祥細論述這兩種形式的委托問題。

2．供應鏈企業問委托問題的特征

供應鏈企業存在著由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委托問題，但是由于供應鏈的一些特有的性質，供應鏈企業間的委托問題具有以下的特征：

(1)供應鏈的企業間是一種“合作競爭”的關系。供應鏈的本質強調處于供應鏈上的企業間的合作，強調企業集中資源發展其核心業務和核心競爭力，而對非核心業務則往往通過外包等與其它企業以協作的形式來完成。供應鏈的思想與傳統企業模式的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它改變了對供應鏈上的其它企業的看法，供應鏈企業不再把它們看作是競爭對手而是當作合作伙伴，為實現最終顧客滿意的目標而進行協同生產，生產活動按整個供應鏈實行優化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考慮本企業的利益。供應鏈企業間雖然強調合作，但是利益沖突也是存在的，企業之間為分配合作帶來的利益會展開競爭。因此說，供應鏈企業的基礎和目標是合作，但是它們由于利益主體的不同也存在競爭。研究供應鏈企業間的委托關系，就是希望在通過分析其理論基礎上，通過企業間的制度安排和設計實現利益分享和風險分擔。

(2)供應鏈企業間的委托問題是多階段動態模型。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看出，供應鏈企業問的合作強調建立一種持久穩定的關系，這與傳統的委托模型有所不同。例如：在一般的商品交換市場上，買賣雙方之間就構成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委托關系，一般而言，賣者對商品的信息掌握的比買者多，買者是委托人，賣者是人。買賣雙方的交換關系是一次性的、暫時的，買賣雙方會采用各種手段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賣方會盡可能以次品或抬高價格等方式來實現利潤最大化，而買方作為消費者則會想方設法與賣方討價還價，以達到消費者效用的最大化。但供應鏈企業間的關系與一次換關系不同，企業需要進行長期交易，道德風險的問題相對而言不是很嚴重。企業或許可以從短期的欺騙中獲得好處，但是從長期看，這是不可取的，因為企業會發現短期的欺騙雖然得到了好處，但是合作關系也會隨之終結，而維持長期的合作關系所帶來的收益的貼現值會遠遠大于短期利益。因此，供應鏈企業間的委托問題是多階段的、長期的動態博弈關系，也正因為如此，制度設計和激勵才顯得更為重要。

(3)供應鏈企業間的委托是多任務委托。傳統的企業間的購買策略是以價格為基礎而展開的競爭，企業通過在眾多供應商之間通過價格競爭來獲得最低價格的產品。然而隨著競爭全球化、產品需求多元化、技術創新加快，市場對產品質量、服務、交貨期的要求越來越高，企業不可能單憑價格獲得競爭優勢。同樣，供應鏈企業間的供應商不僅僅是提供價格低廉的產品，而且還要在技術創新、質量改進、縮短產品周期、提供服務等方面做出響應。供應商在采取行動時可能會產生沖突，如降低成本與質量改進、提高服務。因此，在有限的經濟資源和時問資源約束下，供應商需要在多目標問作出權衡。而采購商的評價和報酬標準則是供應商決策的依據。例如，如果采購商把價格作為最重要的決策因素，那么供應商將會對技術創新和改進質量等方面缺乏積極性，因此采購商對供應商的績效評價和報酬激勵應該具有綜合性。

(4)供應鏈企業問的委托是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兩類問題并存。供應鏈企業的合作關系客觀上要求減少供應商的數目，建立穩定的供應體系。對供應商的選擇和評價涉及到逆向選擇問題，如果供應商希望加入供應鏈那么它就要通過一定的方式向采購商傳達信號，采購商根據這些信號對供應商的資格進行甄別。這就是逆向選擇問題。道德風險問題也是客觀存在的，由于供應商與采購商目標的不一致，供應商會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來謀求利益，這在客觀上會一定程度地損害采購商的利益，因此，訂立最優激勵合約的對供應商和采購商雙方來說都有必要。

三、供應鏈企業委托機制設計

信息不對稱引起供應鏈企業問的委托問題，在合作協議的框架下，對供應商一采購商的關系進行管理并設計最優的機制，以解決雙方的委托問題，文章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討論供應鏈企業的委托機制設計問題

1．供應鏈企業問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

根據上面的介紹可知，事前信息不對稱包括逆向選擇、信息甄別和信號傳遞等方面。實際上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信息甄別和信號傳遞同逆向選擇是一回事，因此我們用逆向選擇總括這三種模型。所謂逆向選擇是指在委托問題中，人完全了解自己的信息，知道自己的類型(如是高能者還是低能者)，委托人不了解人的信息。為了顯示自己的類型，人選擇發出某種信號，委托人根據觀察到的人的信號并據此判定人的類型并與其簽訂合同；或者是委托人提供多個合同供人選擇，人根據自己的類型選擇適合自己的合同，并根據合同采取行動。在供應鏈企業間，逆向選擇是供應商將自己所具有的私人信息向采購商傳遞。

道德風險是指由于事后的信息和行動不對稱，委托人無法觀察到人的行為，人可能做出有損委托人利益的行為。道德風險問題在供應鏈企業問也是存在的，當供應商按自身利益行動時，有時會給采購商帶來損失，如供應商采用低劣的原材料以獲得成本降低的好處。特別的是產品存在經驗屬性，產品的質量在短期內難以辨別時供應商更有可能采取這種方式；供應商不愿意加班而采取延遲交貨，因為加班可能增加額外的成本；在供不應求時供應商故意隱藏其技術和質量水平，不愿意為改進質量做出努力。Kelein和Leffer(1981)在研究汽車修理商和顧客的委托行為后提出，道德風險可以通過顧客給予修理商一定的價格補償(Premium)來解決。對供應鏈企業，由于聯系更加緊密，減少道德風險可以通過更多的方式，這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2．不確定性和供應鏈企業的風險分擔

由于市場需求變化，產品生命周期縮短，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經營風險。從來源上劃分，供應鏈企業的風險有兩個方面：來自供應鏈源頭的供應風險和來自顧客最終需求的風險。在供應鏈上，企業之間以訂單的方式進行生產的委托。以“訂單”形式的信息傳遞會引起信息的扭曲，特別的是，訂單的變動程度往往大于銷售量的變動，扭曲趨勢隨信息向上游的移動而擴大，這種現象稱為“放大效應”，當上游企業以訂單為需求信息時，會誤導上游企業的生產和庫存決策。需求變動會影響供應商和采購商的決策，為了消除不確定因素企業之問必須分擔風險。

3．采購商對供應商的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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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貸危機中的道德風險

2.1次貸申請人的道德風險

2000年至2003年美國推行的低利率政策推動了貸款的增加,過剩的流動性促使物價上升。2003年美國通貨膨脹壓力顯現,為了抑制國內通貨膨脹,美聯儲從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的兩年間連續17次上調聯邦基金利率,利率的上升直接導致浮息貸款利率上調,借款者面臨的還款壓力驟然增加,與此同時房地產業進入蕭條期,貸款申請人很難獲得新的次貸,即使出售房地產也不能償還本息。而次貸申請者大多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信用記錄也良莠不齊,當他們發現無力還貸的時候,拖欠和違約也就不可避免。即使一部分購房者有能力繼續維持還款付息,利率的上升也會削弱其提前償付的意愿。因此道德風險隨著利率的上升逐漸暴露。

2.2住房抵押貸款公司的道德風險

2001年以來的房地產牛市使美國投資房產的熱情空前高漲,當大多數美國民眾形成對房地產市場長期看多的預期之后,房價震蕩上升的格局就很難在短期內被打破。繁榮的房地產市場擴大了購房者對房貸的需求,對房貸的需求人群從原來信用較好的高收入階層擴展到信用等級相對較低的中低收入階層。這就促使住房抵押貸款公司向中低收入階層開拓市場。另一方面,住房抵押貸款公司可以通過發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BS),將風險轉移給投資者,住房抵押貸款公司因貸款占用的資本得到釋放,回收的資金可以繼續擴大貸款,從而加大了房地產投資者的杠桿的乘數,增加收益的同時也使風險成倍的增長;隨著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流動性的增強,它們有能力進行業務的創新,這也使得信用等級較低的中低收入階層有可能成為次級按揭貸款的貸款對象。因此,一方面由于對貸款客戶的爭奪,另一方面由于可以通過將貸款進行證券化來轉移風險,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沒有對貸款申請人進行嚴格的審核,無視貸款申請人的還款能力,鼓勵其對現有的抵押貸款進行過度再融資,甚至教唆貸款申請人通過一些技巧和手段在經濟條件未發生任何改變的情況下,提高信用分數,從而獲得較低利率的貸款。還有一些住房抵押貸款公司為了擴大業務,未根據有關規定向貸款申請人真實、詳盡披露有關貸款條款與利率風險的復雜信息。這都使得次貸工具的風險不斷升高。

2.3投資銀行的道德風險

在傳統的資產證券化流程中,發起人將已發行的貸款“真實出售”給特殊目的載體(SPV),形成與該資產組合的“破產隔離”,投資銀行根據該發起人剝離資產的情況對現金流進行重組,設計出與資產組合的特征相匹配的次貸擔保債務憑證(CDO)產品。在此過程中,由于CDO產品的設計是以資產組合的特征為基礎,因此能夠更有效地規避風險。但是過熱的資本市場使對高收益債券的需求急劇增加,投資銀行為了擴大業務,他們會根據不同的信貸標準制定不同的債券條款和利率。此時CDO產品的設計更多地是依據投資者的需求而非資產組合的特征,這就從根本上增加了投資者的風險。

2.4機構投資者的道德風險

投資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將面臨四種主要風險,即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和提前償付風險。機構投資者運用復雜的模型和定價工具來評估上述風險,經過計算將次貸定義為低風險高收益的債券而大量增持。但復雜的定價模型也不可能涵蓋市場上所有的信息,一旦模型的假設條件不復存在,那么由該模型推導出的理論價值便沒有任何的意義。次貸危機是房價改變上漲的趨勢引發的引用風險,但遺憾的是大多數機構投資者對這樣的風險估計不足。此外,機構投資者并不完全公開內部核算收益率的模型以及相應得防范風險的方式與能力,因此市場對自身所承擔的次貸風險并不了解。

2.5評級機構的道德風險

信用評級是資產證券化中的重要一環,被證券化的資產組中可能包含眾多的單項資產,投資者無法直接了解到投資標的的基本信息,信用評級就成為投資者了解證券風險和收益的重要途徑。獨立性和客觀性是信用評級機構生存的基礎,即不被市場的情緒所左右,但是在次貸危機爆發的整個過程中,信用評級機構卻沒能將市場引向健康的軌道,反而加劇了市場的崩潰。由于評級機構大部分的收入來自發行方支付的評級費用,也就是說評級機構一方面收取咨詢手續費,另一方面又對這些產品進行評級,這就出現了委托人和被評估人相同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評級機構難以保持獨立性和客觀性。此外,信息不對稱也是導致信用評級公正性和客觀性降低的一個原因。盡管評級機構十分了解自身設計的評級模型以及如何提高信用評級,但他們在網站上或評級報告中只是簡要介紹評級的方法,并不公布評級的數據來源與核心的評級方法。這就導致了評級過程的透明度降低,使得投資者、監管機構與被投資方和評級機構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兩端。這種信息不對稱使得市場和監管當局對評級機構的約束作用減弱,難以阻止評級機構通過設計出高評級的證券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樣的信用評級無法保證其應有的公正性和客觀性。

2.6監管機構的道德風險

監管部門有責任對市場各類參與者進行及時的風險提示,規范各類金融機構,正確處理房地產金融創新和有效管理金融風險之間的關系。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一個原因是監管部門對市場進行早期預警做得不夠。

資產證券化本身是一個工具,其結果好壞取決于金融資產質量和整體金融監管環境。由于前些年美國資本市場形勢較好,金融機構的競爭比較激烈,使得金融資金流向一些可能在正常情況下得不到融資或者還款能力比較弱的主體,金融資源獲得的難度低于正常標準,這就降低了金融資產的質量。若監管當局采取有效措施,將危機消滅于萌芽狀態,此次危機的危害還不至于如此之大。但美聯儲受制于不干涉企業經營活動的慣例,未能及時與相關監管部門合作對已經露出危險苗頭的次貸業務進行干預,及時抑制住房抵押貸款公司過度放貸和投資銀行過度投機的行為,終于釀成危機。監管部門的失職為次貸危機埋下了隱患。

3次貸危機中的道德風險管理啟示

3.1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機制

次貸危機中道德風險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和獲取信息的高成本,因此解決道德風險的根本途徑在于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和降低獲得信息的成本。因此必須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首先應完善貸款規范,嚴格審核貸款申請人的財務狀況與信用狀況,降低日后的違約風險。其次,應促使從事住房抵押貸款的銀行和保險機構,在各類貸款和保險產品的營銷中,要向借款人充分披露產品信息讓借款者有充分的知情權、選擇權,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借款人權益的損害。推進標準化的合約、貸款審核程序、借貸標準,規范銀行貸款和貸后的服務。最后,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管理。信用評級機構主要通過證券評級和企業資信評估來傳遞信息、控制風險以降低整個社會的信息成本。投資者的信任是投資行業繁榮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如果有來自于專業市場機構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即通過信用評級機構對項目評價認可,將有利于投資者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另外,信用評級機構作為專業性的機構,其收集、傳遞信息的功能較之其他機構更為迅速準確,能夠輔助投資者進行信息分析與決策,減少不必要的投資失誤,最大限度地控制風險。

3.2強化資本市場監管,防范中介機構道德風險

資本市場監管能夠剔除市場中的不穩定因素,制約影響市場公平的行為,促進資本市場長期穩定健康地發展。資本市場監管的重點在于防范中介機構道德風險。這場次貸危機說明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在特定的條件下,難免會產生一些參與者以犧牲他人的利益換取自身利益的行為,影響市場的公平和公正。

這就要求監管部門及時更新市場規則,積極對市場加以引導,嚴厲打擊違規行為。監管部門應嚴格規范現有中介機構的行為,以建立起一批高質量,具有獨立性、公正性、權威性的社會中介機構,使中介組織成為一種能真正具有制約力的、公正的社會公眾力量,為投資主體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構建完善的金融市場準入機制、金融市場行為監管機制和金融市場退出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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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韓京芳.抵押貸款證券化中的檸檬市場問題及緩釋機制[J].經濟管理,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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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逆向選擇的基本定義

在現代經濟學中，逆向選擇的含義是，由于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交易過程中，交易主體在進行決策的時候不知道交易對象的類型和性質，導致交易的無效率。人們在進行市場交易時，非常重視產品的質量。但在很多情況下，賣主能真正了解自己產品的質量，而買主不了解產品的真實質量。這樣，那些質量差的產品（次品）的賣主就有動機“隱藏”有關產品質量的信息。在上述市場中，盡管所發生的逆向選擇行為都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但是這種行為或者導致交易風險的提高，或者導致交易的無效率。不論哪一種結果，都使得帕累托最優不能實現，甚至導致市場交易不可能發生。

1.1體育勞務市場概念的界定

體育勞務市場，主要內容是利用國際體育交流的形式，對運動員和教練員進行勞務輸出，在國內進行職業體育俱樂部之間的運動員有償轉會。這是國內對體育勞務市場的定義。由于體育勞務市場中發生交易的雙方主要是雇主和雇員，而發生交易無效率或低效率主要是以下兩種情況。

1.2國外體育勞務市場中的逆向選擇現象

如美國籃球聯盟薪金封頂體制下導致的逆向選擇。NBA新勞資協議最終簽訂，新協議中的球隊工資上限是4950萬美元，比上賽季高出了563萬美元。盡管比上個賽季高出563萬美元，但工資仍然是封頂的，而一旦球隊工資總額超過工資帽上限，聯盟將征收奢侈稅，工資總額一旦超過6170萬美元，超出的部分將按1比1征稅。對于那些工資總額接近工資上限的球隊來說，選擇球員就不全是以該球員的技術水平為唯一的尺度了，在聯盟薪金約束下迫使有些球隊要考慮球員的年薪情況。新賽季中達拉斯小牛隊裁掉了全明星后衛芬利，顯然從球隊的技術水平來講，職業生涯平均每場送出3.7次助攻，得分19分的芬利，在球場上的作用遠非被魔術拋棄的克里斯蒂能替代的。但在全隊工資已經逼近工資上限的前提下，小牛隊不得不忍痛割愛，用年薪更低的（300萬美元）克里斯蒂來代替芬利。顯然對于小牛隊的老板來說，雇傭成本更高的芬利會導致被征收奢侈稅的風險，而雇用價格低廉的克里斯蒂就不會遭遇類似的風險。在芬利和克里斯蒂兩個雇員中，水平更高的芬利在競爭中輸給了比他水平差的克里斯蒂，市場交易的結果使得優勝劣汰的原則被違背，水平差的球員較水平好的球員更容易被交易。

1.3新球員聘用過程中的逆向選擇

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難以避免在受聘過程中出現逆向選擇。在球員招聘過程中，球隊只能通過該球員以往的比賽錄像、面試和體檢來獲得對方的信息。但對要招聘球員能否適應本隊的戰術打法，實際的適應能力，工作熱情及長期的打算都沒有了解。相對而言，球員對自己的能力、水平、偏好都不是十分了解，同時對所去球隊的情況也是十分了解。球隊只知道球員的平均能力。在實際的交易過程中，信息是不對稱的。越來越多的高能力球員會被逐出競爭，如此下去形成了低水平球員對高水平球員的驅逐。這也就出現了對新球員雇傭過程的逆向選擇。

2解決對策

2.1建立健全的球員儲備和識別機制

國外著名俱樂部都有完善的球員培養體系，在揚名整個歐洲的西甲聯賽20支隊伍里，除了塞爾塔隊（但其二隊也有前皇馬球員），每支球隊均有隊員曾經身穿皇馬的純白球衣。皇馬擁有全西班牙最好的青少年球員培訓體系，其超人一等的訓練培養選拔體制即使放在世界范圍內來看，也是無可挑剔的。大量足球球員的成長收獲，最大的受益人還是皇馬自己。

2.2使球員個人信息變成公共信息降低交易成本

在各個俱樂部的培養體系中，各球隊隨時對球員信息、傷病、成長和身體狀況進行更新，一旦各球隊對球員有需求的時候可以對該球員的情況做出正確的評估，并可以節省對球員考察的成本。

3球員雇用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分析

“道德風險”問題源于保險市場。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簽訂合約時無法知道投保人的真實情況和行為。一旦投保人保險后，他們往往不像以往那樣仔細看管家中的財產了。正是因為保險俱樂部無法觀察到人們投保后的防災行為而產生“隱蔽行為”，面臨著人們松懈責任甚至可能采取“不道德”行為而引致損失。這就是“道德風險”。

“道德風險”的產生并由此給球隊帶來種種不利影響，歸根到底是因為球隊對球員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缺乏效率。我們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解決這一問題。

3.1激勵機制建設

從委托—理論的角度看，激勵的含義是委托人（球隊）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所采取的誘使具有私人信息的人（球員）按其自利性要求做出的行動符合該目標。從國內外球隊管理實踐經驗來看，有效的球員激勵機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對球員的經濟利益激勵。這主要包括績效工資、肖像權、簽字費等方面的內容。

（2）對球員的精神激勵。精神激勵主要是通過滿足球員自我實現等高層次需要來激勵球員的。

（3）對球員的球隊文化激勵。通過球隊文化建設，提高球員對球隊的忠誠度，激勵球員的獻身精神。

3.2約束機制建設

球隊治理結構中，激勵機制必須與約束機制并行。約束機制主要有內部約束和外部約束。

（1）內部約束主要包括俱樂部的章程約束、合同約束、偏好約束等。

（2）外部約束主要有法律約束、道德約束、市場約束和輿論約束等。

4結論

職業體育勞務市場上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絕非偶然，為了克服其中的問題，在體育俱樂部和勞務市場上需要體制上的變革，在體育勞務市場上規范交易主體權利和義務，對交易雙方信息進行實時開放，建立透明、誠信、穩定的交易規范。從整個經濟大環境出發，結合體育產業的特殊情形上把握體育勞務市場上的交易，盡量在交易中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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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躍千，何佳梅，崔鳳軍.小費、市場和價格：兼與劉寶宏先生商榷.旅游學刊，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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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食品安全;倫理風險;倫理決策

目前,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增多,引起廣大消費者和社會各界對生產廠家、衛生監管部門,以及各級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即使有些企業不會以犧牲經濟利益為代價損害社會利益,也應該把未來世代的利益與風險承擔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加以倫理審視,有效降低倫理風險。所以,有必要對食品安全進行價值評估,審視食品安全對社會可能帶來的直接或潛在影響,建立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的預防機制與反饋機制,降低食品安全問題對社會所產生的負效應。

一、食品安全風險和風險評估

就風險而言,由于人們關注的視角不同,對其所作的闡釋也不盡相同。Covello和Merkhofer(1994)把風險定義為“不良后果的可能性,發生的不確定性,時間的先后安排,不良后果的嚴重性”。美國項目管理學會(PMI)對風險的定義是“正面或負面影響項目內容的不確定事件或條件”,選擇性風險被描述成“一個事件可能發生的概率并對實現目標的不利影響”。食品危害是指食品中可能導致對健康不良影響的生物、化學或者物理因素或狀態,食品安全風險可定義為“對健康的不利影響的概率和這種不利影響的嚴重程度,由此導致的食品危害的一個函數”(EC,1997)。以轉基因食品為例,轉基因食品的風險主要是由于科學認識的局限造成的對技術后果的不可預知性,并不是說它一定會對人體或者環境帶來危害。

食品安全風險分析是風險分析在食品安全領域的應用,通過對影響食品安全質量的各種生物、物理和化學危害進行評估,對風險特征進行定性或定量描述,在參考各種相關因素后提出和實施風險管理措施,并對有關情況進行交流的過程,以保證消費者在食品安全風險方面處于可接受的水平。風險分析包括三部分: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溝通。風險評估是理解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發生的后果的科學。風險評估是整個風險分析體系的核心和基礎,也是食品安全今后工作的重點。歐盟委員會確定風險評估由四部分組成:(1)危害識別:識別可能產生對健康不利并且可能存在于某種或某類特別食品中的生物、化學和物理因素;(2)危害描述:對與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學和物理因素有關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質的定性和/或定量評價。(3)暴露評估:對于通過食品的可能攝入和其他有關途徑暴露的生物、化學和物理因素的定性和/或定量評價。對于短期急性暴露和長期慢性暴露是不同的。對于急性暴露(如病原菌)引起敏感人群疾病的病原菌水平這一數據是非常重要的;對于慢性危害,如可能引起積累損害的,壽命平均暴露是重要的。(4)風險描述:基于上述三個方面和危害有關的風險評估,其中包括伴隨的不確定性。

風險管理是按照風險評估的結果,對被選政策進行權衡,實施適當控制風險的政策選擇機制,必須以科學為基礎,以食品安全目標為決策依據。風險管理的首要目標是通過選擇和實施適當的措施,盡可能有效地控制食品風險,從而保障公眾健康。Sobyetal(1993)開發了一種風險管理循環模型,通過風險溝通研究其相關關系,主要集中在與食品相關的風險。這個模型認識到對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包括每一階段的風險管理過程中需要被發現和被承認的那些公眾需要。風險管理可以分為四個部分:風險評價、風險管理選擇評估、執行管理決定、以及監控和審查。風險管理措施包括制定最高限量、制定食品標簽標準、實施公眾教育計劃、通過使用其它物質或者改善農業或生產規范以減少某些化學物質的使用等。

風險溝通被定義為“在風險評估人員、風險經理人、消費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關于風險的信息和觀點的互動交流。風險水平的有效溝通對于食物安全來說至關重要,使食品安全信息通過一定的方式在整個供應鏈中傳遞,尤其是消費者,以便使消費者在購買食物時能做出有效信息的決定(ManningandBaines,2004a)。有效溝通原則既要求能提供清晰的信息又要求與所提供的信息有關的交流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二、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的內涵與影響因素

隨著社會的進步,在科技理性不斷發展的同時,人的自身價值也不斷受到重視,出現了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科技理性與以人的價值和尊嚴維護為核心的價值理性,科技理性與價值理性都是人類理性的重要內容。在人文主義的視野里,科學知識盡管邏輯嚴密、系統有序,但它并不能給人以思想和價值的判斷,科學只能助長人的趨利性與工具性。過分強調科技理性或價值理性都是有失偏頗的,這種分離不僅會帶來兩種文化主體的知識缺失,還可能產生倫理風險。

倫理風險(也稱道德風險)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經濟倫理范疇的概念,一般是指自利的個人或組織受某種因素的引誘,違反有關誠實、維護公眾利益等一般道德準則所產生的不確定的倫理負效應,諸如倫理關系失調、社會失序、機制失控、人們行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是人類為獲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當性”的不確定性要素和事件的組合。一旦產生上述負效應,將會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為環境允許他們這樣做而不會遭受社會懲罰。可以這么說,只要市場經濟存在,倫理風險就不可避免。

食品安全的倫理風險是指在食品安全的決策與運行中,有關利益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由于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可能使食品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倫理關系方面產生不確定事件或條件,未受倫理的約束而使食品產生危害社會等倫理負效應的可能性。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的研究突破了傳統食品安全風險研究的“科學——技術”的研究模式,為處于風險社會的人們提供了食品安全風險管理的一個新的視野和決策焦點。2002年在南部非洲發生了轉基因食品援助危機,一些國家出于社會經濟方面的考慮不允許接受轉基因食品援助,世界衛生組織因此建議對轉基因食品進行全盤評估,并擴大對轉基因食品的評估,使之包括對社會、文化和倫理方面的考慮。這說明國際社會對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已注重考慮倫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倫理與道德風險評估與以科技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是完全不同的活動,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以認知為主導,以事實判斷為核心;倫理與道德評估是以價值為基礎的評估,以人的價值為主導。在這種價值理性的思維視角之下,以人的價值完善為向度,給人以思想和價值判斷的尺度,對行為主體在實現目的的過程中進行成敗得失的判斷。Slovic(2000)認為對風險的感知和接受根源于社會和文化因素,食品安全倫理評估具有明顯的價值判斷和綜合性。Nestle(2003)認為安全食品是“一個不超過可接受風險的水平,并且可以被基于科學或者是基于價值的風險評估的商品。”她進一步指出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不僅僅指健康問題,也可以是“以生理文化和社會因素為基礎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的立場”。

以科學為基礎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通過計算分析住院治療、死亡等疾病嚴重程度,亦通過成本收益分析來降低風險成本,是一種針對成本與收益的平衡風險。以價值為基礎的食品安全評估主要評價食品安全風險是自愿的還是強制的,是看得見的還是隱藏的,是熟悉的還是未知的,是常見的還是違背常規的,是自然的還是技術方面的,是可控還是不可控的,是和緩的還是嚴重的,是公平的分配還是不公平的分配。以價值為基礎的食品安全評估是一種針對擔憂和使社會震驚的行為的平衡風險,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模糊性、綜合性和復雜性。

Handler(1979年)認為風險評估是一個科學問題,在某一特定風險的可接受水平是一個在政治領域上確定的政治問題。科學與不確定性及其所帶來的治理與信任的問題在2002年歐洲瘋牛病事件中極大地凸顯出來,許多人對包括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在內的科學領域所帶來的巨大機會深感不安,因為其進展往往遠遠超出人們的意識所及和承受程度。歐洲瘋牛病事件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在如何處理潛在危害的問題結論是:瘋牛病事件的關鍵是如何處理風險的問題:一個對牛而言已知的危險和對人類而言未知的危險,政府的責任是采取措施解決雙方的危險。每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人文情況不同,人們對食品安全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來自多個方面,如經濟的、技術的、政治的、社會的和倫理等方面的因素,其中經濟因素是影響食品安全最重要的因素。倫理因素是指食品決策方案在倫理上的是非問題,其判斷的依據是一些基本的倫理準則,包括公正原則、人道原則、安全原則等。組織或個人的風險決策和溝通不僅僅基于風險評估,也需要進行價值判斷。食品企業必須認識到公眾一般都希望食品科學和風險發生的概率,與非理性或感性的價值觀念同等重要,否則就會對政府或食品企業產生猜疑和不信任。因此,對食品安全進行倫理風險評估,首先應該確立一個基本的道德立場。

國家和地區政府在立法時可能被許多利益集團游說,這種游說可能不是基于科學判斷,而是為了促成對自己有利的立法通過。這可能導致政府做出一個“政治”政策的決定,而不是采取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決策目標。因此,一個國家的食品立法是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和基于價值的風險評估的綜合平衡。CAC(2003)和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1989)區分了這兩個因素,并指出這兩個因素需要在風險溝通中被考慮進來。也就是說,盡管對風險的科學判斷不會變化,但對風險的感知可能會發生變化,對風險的感知由風險溝通決定。

有很多因素影響以價值觀為準則的風險感知和風險評估(Covello,1998),例如對于潛在災難和風險,在時間和空間上是聚集還是離散的,是確定的還是隨意的,是熟悉的風險還是不熟悉的風險,是積極主動還是消極被動披露風險,是科學可控的已知風險還是科學無法控制的未知風險,是缺少理解還是可以理解的機制和程序,對兒童有危險還是沒有危險的風險,風險具有滯后效應還是馬上顯現,風險受害者是可以確認的個人(組織)還是不能夠確認風險受害者,是帶來恐懼的風險還是沒有恐懼的風險,風險造成的損失是可恢復的還是不可恢復的,是缺乏信任的機構還是充滿信任的機構,媒體是大力關注還是很少關注的風險,風險是由于自身活動失誤引起的還是由天災人禍引起的。上述因素都會影響公眾對風險的感知和風險評估,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它是公眾對這些綜合因素的整合反應,并最終影響以價值為基礎的食品安全倫理風險。

三、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

如何進行倫理決策是預防和化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的重要舉措。Bommer等人將倫理決策看作是一個收集信息和處理信息的過程,倫理決策的對象是倫理問題,倫理決策的結果是倫理行為。決策者是具有自主意識的倫理主體,對倫理問題能夠做出判斷和實施行動,決策者可以對決策結果做出“合乎倫理”和“不合倫理”的判定。合乎倫理的決策是指合法的、在道義上為社會上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決策,不合倫理的決策是指非法的、在道義上為社會上大多數人所不能接受的決策。倫理決策的著眼點在于通過對倫理決策進行全過程的控制,對可供選擇的方案進行道德評價,對于道德沖突中所涉及的各種價值觀進行描述、判斷、推理、以及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商,使行為主體能夠對決策行為可能涉及的倫理問題進行全面思考,解決在決策過程中出現的道德沖突。

(一)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過程

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是根據食品安全倫理風險評估的不確定性、模糊性、綜合性和復雜性等特點,依據人們對食品安全道德合法性認可程度的不同,所做出的一系列道德判斷與選擇。西方企業倫理決策的主要模型有倫理檢查模型、遭擅決策樹模型、“九問式”模型等,這些倫理決策模型可分為過程模型和問題模型。過程模型是決策者主要從動機、手段、后果等方面全面地評估一項決策的道德性;問題模型是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通過系統地提出和回答一系列的問題,達到倫理決策的效果。

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機制的實施需要建立起合理的倫理風險決策流程,道德沖突是進行倫理決策的原因,決策者有時需要在兩難的價值準則之間做出選擇,倫理決策受許多因素影響,包括遵守法律規范、不同國家的倫理標準、組織文化以及在供應鏈上不同的組織文化的相互影響等因素。經濟因素是產生道德沖突的主要誘因,但不是唯一的誘因,其他非經濟因素如理想、安全、偏愛、恐懼等都可能引起道德沖突。確認一種情況是否屬于道德沖突,取決于角色的道德要求,角色的道德要求又取決于道德判斷,而道德判斷的依據是道德理論,例如義務論、結果論等價值判斷范式。

人們首先要分清道德沖突的內涵以及在何種情況下發生道德沖突。當在同一價值體系范圍內選擇了按照某種道德準則的要求去實現一定的道德價值時,就不得不放棄按照其他道德準則的要求去實現另外的道德價值,由此使決策主體陷入了一種道德選擇上的兩難境地時,就產生了道德沖突。另外,決策方案的道德狀態對決策結果具有重要的影響,瓊斯(Jones)認為行為所產生的危害和利益的結果,社會對行為是好是壞的認同程度,危害和利益實際出現的可能性,行為后果出現之前的時間長短,決策者與行為受益者之間的社會、文化、心理或生理親近程度,受行為影響的人的范圍等因素都會對倫理決策結果產生影響。

(二)倫理決策的價值判斷依據和影響因子

在倫理決策過程中,需要有基本的價值判斷依據和影響因子。一般說來,從操作的角度來看,可從倫理決策的價值判斷標準、決策時個人權益的保護、決策后被影響的對象、決策后的效果等方面來考慮。為了讓倫理因素嵌入食品安全決策中,決策者必須能夠理解和評價道德爭論,考慮到感知到的風險是基于價值判斷還是科學判斷,從而做出合理的倫理決策。為了使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是有效和可持續的,它需要人們在一定的商業環境下評判什么是“好”還是“公平”。

Belmont提出的倫理基本原則包括尊重個人,應將個人看成是能自主的主體,讓行為人自己選擇,對那些自主力受限制的人應加以保護;自主即理解和處理信息的能力;自愿性即不受他人控制和影響的自由;善行提醒人們要盡量減少傷害,增加利益;公正要求人們應公平、待人。可持續發展原則以道德表現為基礎,給企業提供了一套倫理決策的指南,使企業能夠通過有效地應對并滿足由于社會環境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英國政府制定的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主要有(Defra,2002):(1)生產健康、安全的食品,以滿足市場需求;(2)支持農村和城市經濟和社區的生存能力和多樣性;(3)通過市場和公共利益補償實施可持續土地管理,確保能養活的生計;(4)在自然資源(尤其是土地、水和生物多樣性)的生物學限制下運營;(5)通過減少能源消耗,降低資源使用,盡可能使用可再生資源,取得持續的高環境績效標準;(6)確保食品供應鏈中所有員工的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良好的社會福利和培訓;(7)持續獲得高水準的動物健康和福利;(8)為確保需求不斷增長的食品并提供其他公共利益,保持可利用的資源,尤其是可選擇的土地使用是滿足社會其他需求所必須的。上述道德原則有助于指導我們進行恰當的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

食品倫理理事會(2001)通過剖析四個利益相關者的福利、自治和公正的道德原則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倫理決策,這四個利益相關者包括在食品供應鏈上工作的個人和組織(如農民、農業供應商、食品制造商、零售商、貿易人員和餐飲人員);一般公眾和利益相關者(如社會上的消費者和參與者);農場牲畜和環境。“利益相關者”和“道德原則”這兩個維度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倫理決策矩陣,在倫理決策矩陣的12個獨立單元中,福利、自治和公正的原則分別適合農業和食品行業的人員、公眾、農場動物和生態系統的利益相關者權益。該倫理決策矩陣提供了在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中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和道德原則之間相互作用的關鍵要素,涉及倫理的基本準則,如動物福利、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等。該倫理決策矩陣確定了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的問題和爭議的焦點,把倫理決策從問題和人們的感覺中梳理出來,使人們能在更廣的范圍內討論問題,能有效幫助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進行價值判斷并確立影響因子;它提供了一個對食品倫理決策和個人選擇的詳細分析,但沒有對組織倫理決策進行定量分析或組織之間的定量比較。

(三)倫理決策方案篩選機制

食品企業在進行倫理決策時,要根據各種倫理道德原則對企業的重要性對倫理決策方案進行排序。福利、自治和公正這三項原則中的每一項都應具有相等的道德重要性,這意味著在有些情況下這三項原則會互相沖突。某一項原則的重要性不會總是超過另一項原則的重要性。企業應該根據具體情況,權衡后決定什么是合乎所有三項道德原則。可接受的倫理風險標準是以倫理政策、倫理目標和倫理指標為基礎的指南。倫理目標是組織設立的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一致;倫理指標是組織詳細的可實施的倫理績效標準,是倫理目標的具體分解。企業通過篩選倫理道德各方面對企業的影響,按照倫理重要性和倫理績效標準就可以進行倫理決策,管理食品安全的倫理風險。世界上許多知名企業已建立了以“道德過濾器”為中心的決策流程,把擬定的行動方案與社會的道德規范和企業的道德原則進行對照,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方案就被剔除。在對食品安全進行倫理風險與收益評估時,必須盡可能優化方案來增加收益、減少危害,必須禁止風險幾率大于收益的方案。

食品安全風險倫理決策矩陣和倫理決策方案篩選模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食品安全倫理風險決策過程中,在倫理道德影響方面的優先權排序,對可供選擇的方案進行道德評價,使利潤動機符合倫理的要求,是有效降低食品安全倫理風險的一個定性的輸出機制,幫助管理者做出正確的抉擇。

四、結語

道德指南是企業經營的基本倫理原則,也是企業化解倫理風險的基本保障。食品企業應把倫理風險問題納入其高層決策系統和食品安全風險管理中,遵守道德指南,制定食品安全倫理決策的原則,充分考慮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問題,從而使倫理風險的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前瞻性,保證社會和倫理的要素不會迷失在企業競爭之中,有效化解食品安全倫理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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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農業保險中存在的道德風險及其原因

通常保險中所指道德風險是由于個人的行為不端、不誠實、居心不良或有不軌企圖，故意促使風險事故的發生，以致引起社會財富損毀和人身傷害的風險因素。多指投保人群體中所出現的道德風險。在我國農保中所出現的道德風險，不僅包括傳統的保險中的投保人的道德風險，也包括保險業務人員以及相關部門的道德風險。

（一）投保人方面出現的道德風險投保人方面所出現的道德風險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故意造成保險事故，其中又分故意損毀保險標的和受災后不積極搶救保險標的。前一種主要是因為部分農民認為購買了保險沒有獲賠是不劃算的，所以故意損毀農作物或牲畜來獲取賠付，而保險公司理賠時又很難判斷是否故意造成。第二種是因為部分農民認為，購買保險后出現災害，保險公司會賠付，損失是保險公司的不是自己的，沒必要去搶救保險標的。這都是因為農保知識的普及還不夠。二是發生保險事故后，謊報受災數目。例如農戶為自養牲畜投保，發生瘟疫后，投保標的損失了一半，為獲得更多賠款，將其他農戶未投保牲畜作為自己的受災保險標的要求賠付。保險公司很難判斷哪些是承保標的，哪些不是。該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因為農戶的誠信問題。

（二）保險業務人員的道德風險現階段從事農保的業務人員大都是“半路出家”，致使其對業務了解不透徹，對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的經驗，職業素質參差不齊。農保近幾年才在我國迅猛發展起來，其政策、制度還在摸索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漏洞，再加上國家為支持農保發展所提供的大量財政資金補貼的誘惑，一些保險業務人員在辦理業務過程中，逐漸顯現出道德問題。例如，一些農村的業務人員為了簡化自己的工作，讓投保人自行填制保單，既未認真地履行向投保人說明解釋保險條款內容的義務，又未進行認真詢問，造成理賠糾紛；又如，一些人員對農保的資金補貼起歹心，開出假保單來騙取保費，使得部分地區保費虛高和財政資金流失；甚至有業務人員偽造發生風險事故并自行領走賠付，使得保險賠付虛高，真正發生保險事故時，農戶無法得到賠付。

（三）相關部門和機構的道德風險我國各級政府將補貼撥付給從事農保的保險公司。這部分補貼資金數目較大，且在保費中占比很大，一般為保費的80%。商業保險公司要開展農保業務要依靠地方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的宣傳和介紹，而一些手中捏著財政補貼資金的相關部門和機構就趁機從中收取高額的傭金和手續費，使得補貼資金變相挪用。而一些存在腐敗現象的相關部門和機構，甚至公然克扣財政補貼資金，嚴重影響社會風氣，也損害了保險公司和投保農戶的利益。

三、如何解決農業保險中道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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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1：自然人甲、乙、丙、丁共同出資組建A有限責任公司，合同規定甲、乙、丙、丁分別出資人民幣25，000元，各占注冊資本的25%。注冊會計師實施了必要的審驗程序，即向銀行函證，核對函證、銀行對賬單和進賬單是否一致，檢查進賬單真偽和要素是否完備，并審驗了注明投資款10萬元的進賬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