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義務教育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明確了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的辦學模式《關于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特殊教育義務教育“辦學形式要靈活，除設特殊教育學校外，還可在普通小學或初中附設特殊教育班”。《關于發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見》規定要采取“多種形式辦學……各地要充分利用現有普通小學……在普通小學附設特教班”。《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教育條例》第十七條規定“適齡殘疾兒童、少年可以根據條件，通過下列形式接受義務教育：普通學校隨班就讀；在普通學校、兒童福利機構或者其他機構附設的殘疾兒童、少年特殊教育班就讀；在殘疾兒童、少年特殊教育學校就讀”。中國殘疾人事業五年計劃綱要更是明確指出要形成以隨班就讀和特教班為主體、特殊教育學校為骨干的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格局。這些政策都明確規定了我國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的辦學模式。

二、我國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特殊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不高2001~2012年，我國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逐年上升，由52.02%上升到80.19%。尤其在2008~2009年，入學率由65.02%增長到79.05%，增長了14.03個百分點，實現了跨越式增長。但總體來看，特殊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仍遠遠低于全國適齡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而日本在1997年殘疾兒童的入學率就已經超過了“98%

（二）義務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數量不足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2年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1624所，處于最低水平，2012年創歷史新高，達到1853所，增加129所，增速較慢，而這1853所學校，承擔著適齡殘疾兒童少年近37萬，遠不能滿足其需求。據調查“全國尚有近500個30萬以上人口的縣市還沒有建立特殊教育學校”。而且在已有的特殊教育學校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存在小、舊、破等問題。

（三）特殊教育義務教育區域發展不均衡從我國區域劃分來看，各區域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發展不平衡。以2010年為例，我國東部地區11省共有775所特殊教育學校，占全國的45.45％，中部地區8省共有特殊教育學校539所，占全國的31.61%，西部地區12省共有特殊教育學校391所，占全國的22.93％。可見，大部分學校都集中在東部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學校數較少，特別是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差距巨大。

三、完善我國特殊教育義務的教育對策

（一）完善我國特殊教育義務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是推動我國特殊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為此必須完善特殊教育義務教育政策，加快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立法進程，明確特殊教育義務教育責任主體，加大法律法規執行力度。此外，政府有關部門還應制定政策落實情況相關獎懲措施，推動各項法律政策實施，而學校作為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的法定組織，應明確政府對其的法律責任，承擔起應有職責，以保障殘疾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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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師德建設

師德師風，是為師從教的靈魂所在。換言之，師德對學生的影響某種層度上超過教師的學識對學生的影響。筆者所在學校通過開展師德師風教育活動，圍繞師德建設目標，建立充滿著人文關懷，具有積極、健康、向上的教師隊伍。辦“良心育人”與“責任育人”的放心教育。力爭把我校建成一個求真的知識世界，一個向善的人際世界和一個美好的心靈樂園。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值得推廣的，它從知識層面和心里層面教育留守子女，讓他們有歸依感，有利于教育均衡化目標的實現。

2.提升師能質量

學校的發展與生存與教師的專業水平有直接關系。用錢可以買來學校的優美環境和現代化設施，卻買不到教師的專業質量。立足教師專業能力提高，能解決教師職業倦怠問題，提升教師學習力。強化教師培訓工作，開展校本培訓，把提高教師能力素質作為工作重點。鼓勵教師參加學習，提高服務能力，充實專業知識。同時，拓寬專業成長視野，促使學習型組織構建，增強教師競爭力。具體途徑有：創建書香校園；督勵教師學習；建立監督機制。

3.健全督勵機制

時下，考公務員日趨白熱化，誘使教師無心教書。凸顯“官本位”思想的同時，致使教師心理失衡，引發不良反應。加強師資建設，應健全督勵機制。首先，落實《教師法》，確保教師工資不低于公務員工資，提供物質保障。其次，健全教師晉升體制，立法加以規范實施。第三，對教師違規行為懲處，強化責任意識。最后，獎罰分明，公私分清，擺正督勵機制身姿。

4.建立績效評價體系

教師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有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需建立科學的績效評價體系。學校在職稱評聘、人才選拔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能讓教師感受到學校對自己貢獻的認可，有利于保證教學團隊的高效運轉。在教師團隊內部，建立科學的教師績效評價體系。教師競聘上崗，教師的合理有序流動等，也同樣依附績效評價體系的建立。

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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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區政府采取的是分步實施，逐漸解決的辦法。《陜甘寧邊區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規定，“義務教育之實施，分于六年內逐步推行，至第六年起開始普遍的義務教育”“兒童已達規定入學年齡而家庭貧困無力供給入學或已經入學而家庭無力繼續供給者，由當地鄉、區、縣政府調查屬實后，酌情采取下列辦法以補助：一，減少或免除其家庭之義務勞動；二，縣政府給予救濟或發動群眾予以救濟”［1］。邊區政府為了逐步減輕和免除群眾的經濟負擔還規定：“一是各縣籌措之教育經費來源，僅限于以下四種：各縣原已確定為教產（包括土地、房屋、林業、營業、牲畜在內）及教育基金（指現金）之常年花利收益；買賣婚姻、賭博、纏足之沒收款及罰款；學校自行生產之收益；在自愿原則下，向人民勸募之學款。二是各縣原已確定為教產及原已確定為教育基金之現金，均作為教育基金，不得動用。以該項基金之常年花利作為常年教育經費。三是各縣原無教產者，得以下列辦法建立之：原由該縣縣政府所管有之公田，撥歸教產；尚未分配之荒地或熟地，全部或部分撥歸教產；原屬神廟產，人民自愿撥歸教產；一姓或數姓所有之墳地，在一姓或數姓同意下，歸為學田。四是所沒收之買賣婚姻款或經縣政府判決沒收之賭博罰金，以及經縣政府判決之纏足罰金，均全部作為教育經費之收入。五是各學校自行生產之收益，均作為教育經費之收入。六是各縣教育經費常年收入尚不敷常年你支出者，得向各縣人民在自顧原則下勸募之。七是各縣籌措之教育經費，如開始時因特殊情形一時不能籌措齊全，不足該縣開支者，得由該縣教育經費管理委員會提出，經由縣政府審查，呈請教育廳批準后酌量補發。”［2］這些辦法有效減輕了群眾的負擔，逐步讓群眾享受到了基本免費的教育。第三，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管理制度，明確實施義務教育的主體是政府，由政府承擔實施責任。陜甘寧邊區義務教育始終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開展的。《陜甘寧邊區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明確規定：“政府對實施義務教育工作應切實負責”，并指出對“其推行工作著有成績者，由教育廳呈請邊區政府獎勵之，其推行不力，不能按預定計劃完成任務者，應由直屬上級予以申斥或記過處分。”［1］

從制度層面看，政府主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確立了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的教育教學原則。邊區政府確定義務教育的基本方針是：“要使兒童身體、頭腦和個性得到健康的發展；要激發兒童的民族覺悟和培養兒童的社會意識，并且養成革命精神；要指導兒童求得日常生活及抗戰建國所必須的知識技能，成為抗戰中大眾教育的傳播者；要提高兒童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礎；要指導兒童在自動學習中，發揮獨立性、創造性和積極性，使其成為抗戰建國的干部。”［3］各學校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地在教職工和學生中開展了思想教育活動。課程內容主要以抗戰為主，并實行開放式教學，請當地勞模、英雄來校作報告，打破只以課堂為主的呆板的教學方式，做到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相聯系、時事教育與文化教育相配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內容與戰爭生活相結合。二是制定了有助于推廣與普及的“民辦公助”方針。邊區政府于1944年提出實行“民辦公助”，要求每村都有一所民辦的村學，在村學的協助下來辦冬學、夜校、識字組，以達到消滅文盲之目的。“民辦公助”的學校發展迅速，至1945年在邊區的小學中有76％是民辦的，民辦小學的學生占到了小學學生人數的一半。“民辦公助”的實質，就是根據群眾的需要，依靠群眾的力量，達到推廣與普及的目的。“民辦公助”的學校與公辦學校在目標上是統一的，在關系上是相互聯系的。三是為實施義務教育提供有力的條件保障。首先，建立師資隊伍管理制度。邊區政府強調小學教員為國民教育的實際工作者，在社會地位上應該尊重與愛護。還頒布“訓令”，責令各級不得任意調動包括教師在內的各級教育干部，并規定：“第一，在社會地位方面，免服兵役，可兼任文化教育、群眾團體方面的相關職務，可參加文化教育方面的相關會議；第二，在工作方面，不得無故解除小學教員職務，要按時發給學校經費，盡量采納小學教員對其工作提出的意見；第三，在生活方面，按時發給薪金、津貼、糧食、制服、被褥以及醫藥費等，即使在其他行政工作人員緩發或停發時，對小學教員仍應照發；第四，在學習和深造方面，書報費必須按時發給，提供學習上所需要的幫助。對工作積極、艱苦奮斗、成績優秀的教師給以獎勵。”［3］其次，建立經費管理制度。邊區政府規定：各縣“所得之教育經費，不得移作其他用途”［2］。

陜甘寧邊區的義務教育制度保障了邊區義務教育的順利實施，盡管在有些方面還不夠完善，但總體上是成功的。從其所具有的豐富的內涵看，與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也是相符合的。認真研究陜甘寧邊區的義務教育制度，對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促進我國義務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第一，必須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通過深化教育改革，建立一種全新的教育理想共識。陜甘寧邊區的義務教育，在目標、內容、方法等方面始終把消除青少年文盲與培養建設人才結合起來，把促進學生個性發展擺在重要位置，培養出了大批抗戰建國的有用人才。雖然時過五十多年，其使兒童“身體、頭腦和個性得到健康發展”的教育方針，仍是熠熠閃光的。然而，我國現今的教育卻出現了無可忌言的險境。“我們的教育為什么總是培養不出頂尖人才”這一轟動全國的“錢學森之問”，實際上是對目前嚴重存在的應試教育怪現象的尖銳批判。片面追求分數的應試教育是一種扼殺人才的教育，在這種教育環境下，學生的個性、創造潛能很難發揮出來。為此，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對某些現狀的疑慮和不滿上，而應該來一場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文化更新，通過深化教育改革，建立一種全新的教育理想共識。如果永遠沉溺于考試為本，分數至上，那是十分危險的。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要根據青少年成長規律組織教學，真正從制度層面上把教育和生活打成一片，把學校和社會打成一片。陜甘寧邊區的做法無疑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啟示。第二，必須大力促進教育公平，確保教育均衡發展。教育均衡是人民群眾最強烈的訴求，教育公平是每個家庭最熱切的期盼。陜甘寧邊區在實施義務教育過程中的許多做法可以說開了我國教育公平的先河。首先，在配置教育資源方面做到了基本均衡。即使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保證了教學所需的基本費用，保證了學生的正常開餐，保證了對貧困學生的救濟，保證了教師資隊伍的穩定。其次，在保證受教育權利方面做到了基本均衡。使每一個學齡兒童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權利。反思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但由于城鄉、地區、學校之間的差距依然存在，加上“應試教育”觀念根深蒂固，在教育公平方面還存在著嚴重問題。一是在教育觀念上，把升學率作為衡量學校好壞與教師優劣的標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學生潛能的開發以及道德品質的培養；二是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目前還低于許多欠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三是優質資源大多向“重點”和城市學校傾斜，使得“薄弱學校”特別是農村學校仍然薄弱。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只把促進“教育公平”停留在口頭上，而必須深刻理解“教育公平”的內涵，把促進“教育公平”的重心真正落實到辦好每一所學校、關注每一個孩子的健康成長上來。第三，必須堅持以政府為主，把政府和家庭、學校、社會融為一體，構成一種立體的、前瞻的義務教育責任體系。陜甘寧邊區的義務教育是在政府主導下發展起來的，從一開始就明確了由政府切實負責，應該說這是一項具有前瞻性的決策，也是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

邊區政府通過各種制度的建立與實行，切實為群眾排憂解難，掃除義務教育的障礙，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但實踐告訴我們，實施義務教育一方面必須以政府為主體，另一方面必須依靠廣大群眾的參與和支持。義務教育雖然具有強迫性，實施起來仍然離不開群眾的自覺性。陜甘寧邊區以農業為主，村莊分散，勞動力不足，群眾生活并不充裕，加上舊的觀念影響，許多家長寧肯讓子女參加勞動也不愿送去讀書。邊區政府為保證入學率制定了一些強迫性制度，如處罰時除罰金外，還予以拘留，直到兒童入學后才予放出，等等。這些制度在當時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操作起來容易脫離群眾，難免挫傷群眾的積極性。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義務教育，核心是指父母對子女的義務，進入21世紀，義務教育不只是限于父母的義務，而是擴展到了政府和家庭、學校、社會共同的義務，并且是以政府為主體的義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指出：“人民是改革的主體，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建立社會參與機制，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當前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遵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吸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在以政府為主體的前提下，把政府和家庭、學校、社會融為一體，統籌解決義務教育實施中的各種問題，變“政府要我入學”為“政府要我入學，學校歡迎入學，群眾自覺入學”，從制度上構成一種立體的、前瞻的基礎教育責任體系。

作者：徐聲慧 單位：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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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對平等受教育權之悖離

(一)平等受教育權之應然狀態

從權利性質來看，受教育權作為憲法中的一項基本權利，具有受益權功能。受益權功能是指公民基本權利所具有的可以請求國家作為某種行為，從而享受一定利益的功能。受益權功能針對的是國家給付義務，也就是國家提供基本權利實現所需的物質、程序或者服務［2］。權利和義務總是相輔相成，權利的實現依賴于義務的履行。故個人受教育權的實現取決于國家對受教育權給付義務的承擔。受教育權的具體實現有賴于《義務教育法》的具體落實及實施。《義務教育法》第2條不僅界定了義務教育的期限和對象，還明確了義務教育的免費性和國家的經費保障義務。該條款是對憲法中受教育權的具體落實，只有國家建立了相應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并保證義務教育制度的實施，個人才可能真正實現受教育權。除了明確界定個人的權利和國家的義務外，該法第4條還進一步明確了義務教育的平等性原則，任何年滿6周歲的兒童都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換言之國家應當保障所有適齡兒童可以平等享有受教育權。至于國家如何具體實施受教育權的給付義務，《義務教育法》第42條規定義務教育所需經費全部納入財政保障范圍，即由政府代表國家以財政收入支付義務教育經費。在具體的經費數額上，該條明確了義務教育經費應當覆蓋的成本范圍———教職工人數及工資標準，學校建設標準以及學生人均公用經費標準等。而在具體經費的承擔上，第44條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即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根據職責共同承擔。至于具體承擔的辦法，第44條授權給國務院制定細則。解讀上述《義務教育法》的相關條款可知，我國法律非常清晰明確地界定了受教育權的權利主體是個人，義務主體是國家;在權利義務的內容上，政府代表國家對個人承擔義務教育的給付義務。具體到承擔義務教育給付義務所需的財政經費，法律雖然明確了其應該涵蓋的成本范圍，卻未明確不同級別、不同地區政府之間承擔此項義務所需財政經費的具體數額及比例，而是授權國務院規定。因此，我國適齡兒童義務教育階段受教育權的實現狀況，完全取決于國務院落實《義務教育法》的具體規定。

(二)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對縣級財政收入差異的忽視

根據國務院的相關會議文件，在2003年9月全國農村教育工作會議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2006年3月《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意見》中建立了以縣為主、以流入地為主的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雖然2006年《義務教育法》歷經修訂，明確了政府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義務，國務院也僅在2008年8月了《關于做好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從當年秋季開學起，免除全國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所需資金由省級政府統籌落實，省和省以下各級財政予以安排;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增加了公辦學校對農民工子女免除學雜費、不收借讀費，中央財政對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解決較好的省份給予適當獎勵兩項規定。可見在2006年新《義務教育法》實施以后，國務院對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的承擔，仍然采取“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學校為主”的模式。在兒童沒有流動的情況下，我國政府對義務教育經費的承擔“以縣為主”，縣級政府是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和管理主體。在這種模式下，《義務教育法》中義務教育的平等性原則，只有統一全國義務教育生均財政經費才能實現。但由于受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地區要素稟賦結構的影響，我國的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社會結構存在差異，導致政府的財政收入基礎和財政負擔的不同［3］。在縣級財政收入不一致的情況下，各縣級政府可用于義務教育的經費也不可能一致。此時實現義務教育經費平等性原則的關鍵，就在于上級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能否彌補縣級財政差異所導致的義務教育經費差異。但自1994年中央地方實行分稅制后，地方財政收入由1993年的78%降為2003年的45.4%，其中30%左右在省級財政，縣級財政只有10%左右。中央財政收入則由22%上升至54.6%。而地方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則在分稅制前后變化不大，保持在70%左右［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課題組(2002)在對農村學校抽樣調查后指出，在農村義務教育資金投入比例中，中央政府、省和地區(包括地級市)、縣和縣級市負擔總計22%，而基層財力最弱的鄉鎮卻負擔了全部的78%［5］。顯然，由于中央配套資金在義務教育經費中所占比例過小，不足以彌補各縣可支配義務教育經費的地區差異，換言之，縣級政府可承受的義務教育經費本身就存在地區性差異。因此，目前的義務教育經費制度無法實現受教育權的平等性。

三、流動兒童分布不均對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提出的挑戰

(一)流動兒童分布現狀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0～17周歲流動兒童規模為3581萬，其中0～14周歲的流動兒童規模為2291萬［1］48－50。在0～17周歲的流動兒童中，戶籍為農業戶口的流動兒童占80.35%，非農業戶口的只占19.65%，即通常所理解的農村流動兒童數量達到2877萬。全國流動兒童的年齡分布上，小學和初中階段兒童所占的比例分別為25.94%和12.95%，規模分別為929萬和464萬，故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的數量達到1393萬［6］。全國流動兒童的地區分布上，流入兒童最多的省份依次為廣東、浙江、江蘇、四川、山東、河南、福建，廣東省流入兒童數量最多，達到434萬，占全國12.13%。七省流入兒童數量均在150萬人以上，總數達到1637萬，占全國流動兒童的45.71%。同時，部分地區流動兒童在當地兒童總量中所占比例較高。全國流動兒童占所有兒童比例為12.84%，但在上海和浙江城鎮地區，流動兒童比例高達46.24%和47.68%，福建、北京和廣東城鎮中流動兒童的比例分別為38.17%、36.28%和31.19%。第六次人口普查將流動兒童進一步細分為四種類型，即跨省流動、省內跨市流動、市內跨縣流動和縣內跨鄉流動，在全國范圍內跨省流動兒童占30.11%，省內跨市占18.80%，市內跨縣占12.83%，縣內跨鄉占38.25%。但具體到各省級行政區域，北京、天津、上海的流動兒童中，跨省流動兒童比例均超過90%;浙江流動兒童中，跨省流動兒童比例為61.95%;廣東、江蘇、新疆、跨省流動兒童比例均在40%以上。就跨省流動兒童的構成來看，跨省流動兒童流入最多的省市分別為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和北京，五省市總共接受的跨省流動兒童占全國跨省流動兒童比例高達63.18%。而跨省流動兒童流出地最多的省份依次為安徽、四川、湖南、江西、貴州，五省總共流出的跨省流動兒童占全國跨省流動兒童比例為50.26%。上述數據反映了全國流動兒童的來源和分布規律:大多數流動兒童是農村流動兒童，他們一般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動到東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跨省流動兒童高度集中在我國東部大城市。

(二)流入地政府面臨的尷尬

由于我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教育、交通、醫療等民生支出，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常住人口越多，財政所需補貼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以北京市為例，2012年北京市級財政支出為2849.9億元，78%用于民生領域。2010年北京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為18892元，分別是其外來人口主要輸出地河北、山東和河南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的3.34倍、3.75倍和3.93倍［7］。2012年廣東省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在校生300.6萬人，比2008年增長52%，占全省義務教育在校生的24%，占全國隨遷子女在校生的21.6%，與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5省市隨遷子女的總和相當，其中省外遷入占54%［8］。對流入地政府而言，既要對戶籍在其轄區內的兒童義務教育經費承擔80%左右的財政義務，又要對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承擔主要責任，對流動兒童集中的大城市而言財政負擔過重。地方政府作為一個自負盈虧的社會組織，具有自利性特點，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必然以地方化利益為其首要目標。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義務教育經費的預算及撥付一般是根據兒童戶籍所在地進行的，當兒童流動起來時，由于缺乏地區間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的轉移支付制度，造成流動兒童本應享有的戶籍所在地政府和中央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不能跟隨兒童流動而轉移到流入地政府。流入地政府如果要按國務院規定為流動兒童提供義務教育條件，就必須在其地方財政中做出額外預算。因此，流入地政府是否愿意以其地方財政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所需的額外經費，取決于執行“兩為主”政策的利弊權衡。只有當執行政策的結果能給流入地政府帶來顯著的收益，或者存在合理的激勵機制，抑或不這么做會造成嚴重的責任，流入地政府才會主動或被迫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眾所周知，流動兒童的父母為流入地創造了一定的經濟價值，教育可以提高人口素質，為受教育者所在地帶來人口紅利，但流動兒童的流動性導致地方財政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會阻礙流入地政府的投資意愿。此外，流入地政府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所能提供的教育質量水平相應也較高。如果為流動兒童提供的義務教育水平高于其戶籍所在地的教育水平，流動兒童為了能夠享受高質量的義務教育而大量涌入城市，導致流入地人口總量超出城市承受能力，并由此引發城市管理失控，是流入地政府無法回避的問題。當然，如果收益足夠大、足以抵消上述弊端，也可以促使流入地政府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然而遺憾的是，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并不在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標準之列，中央對流入地政府承擔義務教育經費也沒有明確的、專門的激勵機制。更重要的是，流入地政府即使不承擔或不充分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也不會面臨任何法律責任。換言之，流入地政府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并不會給地方政府帶來立竿見影、顯而易見的利益，而不按國務院的規定為流動兒童提供相應的義務教育條件，也不會帶來任何責任［9］。在成本和收益的權衡之下，流入地政府當然沒有動力為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承擔額外的財政支出。

(三)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支出的不確定性

流動兒童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外來務工人員(農民工)，他們收入不高且穩定性差，社會保障有限，生活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其預防性儲蓄動機更強。所以，在諸如就業率下降、教育預期收入率降低的外部沖擊下，基于預防性儲蓄的需要，農民工群體更可能放棄子女教育，減少教育支出［10］。正是這種流動性約束導致了低收入家庭不能幫助孩子完成正常的教育。有學者的實證研究發現，“農村居民的教育支出更容易受外來沖擊的影響，在外部環境較好時，低收入居民家庭會優先安排教育的支出，但同時會犧牲一定的即期消費，壓縮一定的基本生活支出，動用儲蓄乃至舉借債務來從事對專業教育的投資。因此家庭教育支出很可能會對其他消費支出產生擠出效應。”［11］這意味著農村父母在對孩子教育進行投資的同時，減少了在農業生產和家庭建設方面的支出。但這種意愿是不穩定的，當外在環境發生變化時，人們支出意愿下降更快［12］。陶然、孔德華、曹廣忠于2009年在全國四個主要城市化地區即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和成渝地區考察了農村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該調查發現:在流動兒童家庭，79.1%的受訪農民工父母為了可以更好地照顧孩子而把子女帶到城市上學;在留守兒童家庭，70.29%的農民工父母因為城市上學費用太高而將孩子放在老家上學。農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工資水平越高、工作穩定性越高，越傾向于讓其子女到打工城市上學［13］。國務院制定的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既忽視了縣級政府可承擔義務教育經費的地區差異，也沒有建立相應的義務教育經費轉移支付制度，更缺乏對流入地政府承擔這一義務的激勵機制和責任機制，導致流入地政府缺乏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給付義務的主動性。地方政府通常以收取借讀費、贊助費的形式來轉嫁、緩解政府的財政支出成本和壓力，從而將大部分難以承擔高昂借讀費的農民工子女排斥在正式制度的義務教育供給體系之外。在這樣的背景下，專門針對農民工子女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在城市應運而生，但各地方政府對這類學校并沒有過多的支持、幫扶措施，在高成本的重壓下這類學校所提供的義務教育質量當然不能與公立學校相提并論。有部分大城市的教育部門甚至關停了部分“農民工子弟學校”，這樣必然造成作為城市流動兒童的農民工子女無書可讀的局面。收入有限的農民工對教育費用的多少極其敏感。如果農民工父母有效收入不足，不是被迫讓其子女回戶籍地成為留守兒童，就是因負擔不起城市公立學校高昂的贊助費又無其他學校選擇，最終使隨遷子女成為城市里的失學流動兒童。

篇5

所調查的鎮現有村級小學20所，幾乎每一個村都有一所小學，整體分布比較均勻。其中有四所小學是完全小學，包括從小學一年級到小學六年級的六個年級。這四所小學分布在人口相對集中的幾個村。而其他的小學只有從一到五的五個年級，為非完全小學。完全小學的每個年級一般有1到3個班，每班大概在50人左右。而非完全小學的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每班也在50人左右。全鎮面積為81平方千米，平均每4平方千米的面積就有一所小學。這樣一來，小學與小學之間的平均距離大概為2千米。整體來說全鎮小學的密度和分布符合《河南省教育廳關于進一步推進中小學布局調整意見》（豫政辦〔2010〕143號）里的要求。每所小學都有一個學前班。非完全小學的學生讀完五年級以后可以就近選擇一所完全小學繼續讀完六年級。

（二）平時教學情況

調查的三所小學均為非完全小學。調查情況顯示，一、二年級開設的課程有語文、數學、體育、音樂、美術；三到五年級除了以上課程外還開設有品德與社會和科學兩門課。其中體、音、美三門課在大多數情況下由其他課程的老師兼任的，沒有專職老師。除此之外，在大部分學校體、音、美三門課的上課時間不固定，并且還受到其他課程的嚴重擠壓。除了課程設置，學生的上課形式幾乎還是停留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上，老師、粉筆和黑板，以傳授式為主。大部分小學沒有電教室和多媒體教室，調查發現每個小學只有一臺電腦僅僅供老師使用。

（三）教師相關情況

在調查的30位老師中，年齡在21~40歲之間的老師有12位，占調查人數的40%。年齡在41-60歲之間的老師有18位，占調查人數的60%。他們的學歷分布情況是：有11人具有大專學歷（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后來進修的），占總人數36.7%;有3人具有高中學歷，占總人數的10%；16人具有中師資格（相當于中專學歷）。教師工資從900元/月到2500元/月不等，平均工資為1595元/月，其中年齡在40歲以下（包括40歲）老師的平均工資為1280元/月，年齡在40歲以上老師的平均工資為1805元/月。據了解，一位老師教齡工資每年的增長幅度是20元左右。根據小學一到五年級的開課情況，一所非完全小學每學期要開的課程為31門。而每所小學的老師人數平均為10人。那么這樣一來，平均每個老師每學期要擔任三門課以上的教學任務。

（四）學生相關情況

調查中一位小學校長說，現在小學的學生人數在不斷減少，并且有70%的學生是留守兒童。根據調查情況顯示，非完全小學的在校學生人數一般在220左右。學生人數減少的原因一般有兩種：一是很多家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條件更好的城里的學校上學，一般家長會把孩子送進全日制的學校，這樣孩子除了學習在學校以外，吃住也在學校；二是有的家長在城市務工的同時也把孩子也帶進了城，在城里讀書。小學階段學生的父母年齡一般在二三十歲，正是打工的好時候。這樣一來農村孩子因父母在外打工而在外讀書的比例也相當高。而那些沒有隨父母進城的孩子就是所說的留守兒童，他們一般由留守在家的老人代為扶養。

（五）硬件設施

盡管農村村級小學近幾年來在校舍建設及硬件設施配套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與中心小學特別是與城市小學相比，差距還非常大。其一，村級小學雖說大都建了一幢教學樓（一般為兩層），但由于項目資金有限，配套設施跟不上，比如說實驗室、多媒體教室、學生宿舍、教師用房等都沒有相應設施；其二，由于課桌凳的自然損耗較嚴重，又沒有得到及時的更新，很多學校已經在東拼西湊老舊課桌凳；其三，沒有專門的校舍維修資金，校舍出現了需要較大額資金維修時學校就束手無策；其四，配置了遠程教育資源設備的學校只是少數，而且因為絕大多數學校沒有安裝網線，很多設備都形同虛設，得不到很好的使用；最后，村級小學的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等大都不全，達不到要求。

二、存在的問題

根據以上調查的基本情況，筆者認為現在鄉村小學還存在如下幾個問題需要解決。

（一）部分學科教師及教學資源缺失

一是，農村小學缺少英語、體育、美術、音樂、計算機等方面的專職老師和相應的教學設備。在現代社會里，由于農村小學教育在很多方面的嚴重缺失，導致農村的孩子與城里的孩子在競爭的過程中失去了很多可以改變他們命運的機會。

（二）教師待遇差，師資水平低

農村小學老師的工資過低、任務偏重、人數較少、缺少積極性。部分老師知識陳舊，教學方法落后。調查數據已經顯示農村小學老師的平均工資是1595元/月，加上這些老師人數少、任務重，大多數老師覺得自己的工資過低，還不比村里外出務工的農民的收入高。因此很多老師缺少積極性，造成部分優秀老師流向城市，而有的老師選擇外出打工。二十幾歲的青年教師，往往是剛剛畢業的學生，留有對教育事業的熱愛和激情，所以所占比例也較高。由于大部分老師年齡在40歲以上，他們接受新知識的能力和速度較差，所掌握知識陳舊，使用的教學方法落后，很多老師教過祖孫三代人。再加上村級小學教師缺少交流，長年呆在同一個地方年復一年地重復著同樣的工作，多年來堅持著同一種教學方法，教育觀念落后，更不用提什么教學創新。

（三）留守兒童問題突出

留守兒童的教育成為影響農村村級小學發展的一大難題。留守兒童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家庭管理以隔代管理或托管式管理為主，所以存在著很多隱患。首先是心理問題嚴重。留守兒童有心理問題的比例較之普通兒童要高得多，性格孤僻，不善交流；其次是家庭教育缺失。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而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普遍缺失，如同三足鼎立一般缺少一足必定形成不完全教育；再次就是安全問題較多。由于父母不在身邊，缺少交流及親情的缺失易導致很多兒童易走入極端。

（四）硬件設施嚴重落后于城市學校

雖然為了加快在中小學普及信息技術教育的步伐，教育部2000年11月14日發出《關于在中小學實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決定在全國中小學實施“校校通”工程。但是由于大部分農村小學地處偏僻，網絡配置上不足，即使有多媒體教室也無法正常使用。還有的小學沒有圖書館，學生在學校接觸的只是課本知識。

三、改善農村小學的對策及建議

農村義務教育是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在農村教育體系中居于基礎性和先導性的地位。所以如何提高農村地區（尤其是偏遠貧困地區）小學的教育質量已經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針對此種情況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以下幾點措施。

（一）提高農村小學教師待遇

首先優秀人才本來就不愿意到農村工作，在農村工作的生活條件遠遠比不上城里的條件，如果工資又低當然沒人愿意去。每年國家有許多高校畢業的本科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但是他們就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到農村。從調查的數據可以看到，30位小學老師沒有一位是本科及其以上學歷的。這也就是說高校的畢業生很少有人愿意到農村工作的。如果真的能夠做到小學老師的工資待遇和城市里老師的待遇一樣，甚至比城里老師的待遇還高，那么可以解決很多問題：首先，可以留住學校優秀的老師，同時能提高小學老師的教學積極性和社會地位；其次，還能吸引高校師范畢業生到農村工作，那時農村小學缺少英語、體育、美術、音樂、計算機等方面的專職老師的問題也就不是問題了，同時還可以提高教師的門檻，教師隊伍的素質自然上升。再次，可以給高校畢業生多一條就業途徑，緩解嚴峻的就業形勢。

（二）加大投資力度，著重改善農村小學硬件設施建設

僅僅提高老師的待遇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舉個例子來講，假如現在學校不缺音樂老師了，但是如果沒有教室和教學樂器，那么音樂課還是沒法上。而且還應該結合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圖書館，并落實“校校通”工程。

（三）加強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管理

想要徹底地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不是單獨地靠學校和教育部門就能夠完全解決的。當然農民朋友大多外出打工是個社會經濟問題。所以，學校和教育部門就要做到完善學校教職工與留守兒童結對幫扶機制,加強與留守兒童家長的溝通聯系,注重心理疏導,充分發揮學校教育在留守兒童教育中的主陣地作用。

篇6

一、教育服務與跨境提供

《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定義了4種服務提供模式，跨境提供是其中之一。GATS把跨境提供定義為“自一成員領土內向任何其他成員領土內提供服務”。該定義表明，在服務貿易發生時，服務的提供者和消費者均沒有流動，跨境流動的只是服務內容。

就費用與成本而言，跨境提供是最便捷和最經濟的一種服務提供模式。一方面，服務的消費者和提供者不必承擔像其他3種服務提供模式下一方或雙方必須流動才能提供或接受服務所產生的費用或成本，如在境外消費的模式下消費者流動到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提供地國，在商業存在的模式下服務提供者以設立新的商業實體的形式流動到東道國，而在自然人流動的模式下服務的提供者以自然人的身份流動到東道國提供服務。另一方面，由于提供者和消費者都不必流動，跨境提供實際上為消費者和提供者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資源而收益并不一定會遜色于其他的服務提供模式。

教育服務跨境提供主要是通過郵政服務、電信服務、廣播電視、衛星通訊、因特網等現代通信媒體完成。由于各國國內對衛星器具使用的規管和廣播電視媒體的政治敏感性，教育服務跨境提供通常的形式主要有函授、遠程教育和培訓、網絡教育(E教育)等。

跨境提供的網絡教育服務較之傳統的函授、廣播電視媒體提供的教育服務有很多的優點和優勢，如不受時間和地點限制、便捷的信息交換、資源共享和節省費用等。首先，網絡教育是學生容易獲得的教育服務模式。就網絡學校而言，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進入網絡，自主決定學習的時間、內容和方式，而不需要像傳統教育方式下定時定點學習指定的內容。其次，網絡教育可以使教育方式有更強的適應性。教師可以使用更為靈活和互動的教育方法。第三，網絡教育節約費用和時間。網絡教育由于不需要把教師和學生統一集中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而節約時間和成本，唯一需要協調的就是有時需要教師和學生同時進入因特網。

和其他教育服務提供模式一樣，教育服務跨境提供也受制于一些因素。首先，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水平。教育服務的進口國和出口國的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水平和應用普及程度決定其網絡教育發展水平，也直接影響其對外提供和接受外國教育服務的政策走向和教育服務開放程度。其次，國內與國際網絡教育政策。教育服務中的跨境提供只適用于那些做出開放承諾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并有法律約束力，而對于那些沒有承諾的WTO成員或者非WTO成員并無義務的約束。事實上，即使在承諾開放教育服務的WTO成員中，大約一半的成員都對教育服務跨境提供做出種種限制。再次，教育服務出口國的教育資源提供能力。教育服務的出口國應當具備為外國教育服務消費者提供達到特定標準或符合要求的教育服務的能力和資格。在某種程度上，教育服務的內容和從事教育服務的人員的素質對教育服務質量起著更加重要的作用。第四，統一的教育服務質量保障體系。教育服務的質量直接影響學生對教育服務提供者的選擇。對于教育服務提供者而言，教育服務的質量關系到他們在教育服務市場的份額和長遠利益。統一的國際教育服務質量保障體系有利于跨境提供遠程教育的健康發展。最后，學歷、學位的國際認證與認可。學歷和學位能否獲得廣泛的國際認證和認可是學生關注的焦點和選擇教育服務跨境提供的基本依據，也符合教育服務提供者的長遠利益。建立有效的國際學歷、學位認證、認可機制有利于促進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健康發展。

二、WTO成員與教育服務跨境提供

由于發達國家在計算機科學、網絡技術、教育發展水平方面都享有巨大的競爭優勢，通常在國際教育服務市場上占有強勢地位，對以網絡教育為主要形式的教育服務跨境提供的開放持積極和歡迎的態度。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包括網絡教育在內的國際教育服務提供能力，甚至難以滿足本國的教育服務消費需求，對網絡教育服務的開放持帝嗔甚至是消極、被動的態度。我國沒有承諾開放教育服務跨境提供，為必要時制定靈活的跨境提供教育服務政策留有余地。

在150個WTO成員中，只有47個成員開放教育服務市場，其中又有大約一半的成員都對教育服務跨境提供做出各種限制。美國作為教育服務出口強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只承諾開放成人教育服務和其他教育服務，但對跨境提供教育服務沒有限制。美國要求其他WTO成員取消包括東道國的不透明國內補貼和針對電子傳輸教育資料不適當的限制在內的14種妨礙高等教育服務貿易的障礙因素，并要求尚未開放市場的WTO成員開放教育服務市場。法國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方面對跨境提供均沒有限制。韓國對高等教育和醫療健康有關的成人教育跨境提供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不作承諾。日奪對小學和初中教育服務跨境提供不作承諾，在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務方面作出了限制性的承諾。澳大利亞承諾開放中學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務，并對跨境提供的市場準入不做限制，采取了比多數WTO成員更加開放的教育政策，并且指責部分WTO成員為采用因特網提供教育服務設置新的障礙和對進口教育資料設置限制等。可以看出，上述各國對教育服務跨境提供采取不同的立場實際上反映了各自的教育發展水平與開放能力，但更多的是他們各自在教育服務領域的貿易利益和競爭優勢，如澳大利亞以促進教育服務出口發展國際貿易，在2004年通過跨境提供方式吸引了24000名國際學生，對教育服務跨境提供也采取積極開放的政策。

三、我國對教育服務跨境提供的政策與立法

在教育服務跨境提供模式下，教育服務提供者(通常是學校)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境內，通過電子傳輸、函授和通訊等渠道和方法向另一國家或地區的教育服務消費者(即學生)提供教育服務；在我國主要指遠程教育和網絡教育(E-education)。廣義的遠程教育包含利用郵政、廣播電視技術、互聯網和電信網方式提供的教育服務，網絡教育屬于遠程教育的范疇。

廣義上的遠程教育在我國始于1960年建立的廣播電視大學，經歷了40余年的發展歷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遠程教育體系。@我國至今也沒有關于遠程教育的統一立法，只有教育部及其辦公廳的零星的臨時規范性文件，比較重要的有《現代遠程教育校外學習中心(點)暫行管理辦法》(2003年)和《教育部力公廳關于全面推動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三種模式應用的指導意見》(2005年)等。在這些規范性文件中，國家鼓勵開展遠程教育，對遠程教育提供機構進行規范，實施質量控制。但是，監督和管理的力度遠不能適應遠程教育發展的需要，對于跨境遠程教育方面的立法基本上是空白。現有的立法(如果是的話)從立法層次和效力上看只能算是規范性文件，其立法層次低、效力弱、內容粗疏、結構散亂的特點很明顯，既不能反映和適應國內遠程教育發展的現實，也不符合跨國遠程教育服務發展的趨勢。我國在教育服務方面實行的是積極漸進的開放政策。一方面，我國承諾開放了所有5個教育服務次類的市場準入，即使與英、美、法、澳大利亞等教育服務強國相比也有較高的開放程度；另一方面，我國也對義務教育和警察、軍事、政治、黨校等特殊教育服務的市場準入、教育服務跨境提供和國民待遇作了保留，對自然人流動作了主體資格上的限制。

我國對教育服務跨境提供不作承諾，既符合我國的教育發展水平和需要，也反映了民間對開放教育會引起種種問題的擔憂，如教育的喪失、意識形態的滲透和國內教育服務市場的流失等。一方面，我國的教育服務總體發展水平及教育管理體制與經濟的快速發展不相適應，教育法制不健全，政府服務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開放教育服務跨境提供必定會更容易發生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交流與碰撞，意識形態的沖突不可避免。

我國沒有承諾開放教育服務的跨境提供模式，意味著我國不必承擔向外國教育服務提供者開放跨境遠程教育和網絡教育的國際義務，為我國制定和修改遠程教育和網絡教育方面的立法留有余地。但是，這并不完全能夠排除外國教育服務提供者以跨境提供的方式進入國內的教育服務市場，尤其是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服務。這是因為，一方面，英、美、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實行教育服務出口戰略，一些國外高校為擴大影響，增加收入，必然設法拓展海外教育市場，加上互聯網技術的日益成熟，可以讓教育提供者和學生不需要跨境流動就可以提供和接受教育服務。另一方面，盡管我國高校不斷擴招，高校入學率節節攀升，但民間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依然強勁，國內可以提供的入學機會難以滿足需求，而跨境提供的模式可以為國內的教育服務消費者提供一個高效率、低費用的高等教育機會。因此，我國雖然還沒有大規模的外國遠程教育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但這種教育服務模式的快速發展應促使我國建立相應的教育法律體系。

四、我國應對教育服務跨境提供的策略

盡管世界各國和部分國際組織對教育服務貿易的內涵存在較大分歧，各WTO成員對待開放教育服務采取不同的態度和立場，各國開放教育服務的力度也不盡相同，但是，不容否認的是，跨國教育服務正蓬勃發展，美國、英國等老牌教育服務出口強國正設法擴大跨國提供教育服務市場的份額，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為代表的新興教育服務出口國正把出口教育服務作為發展經濟和擴大服務貿易市場份額的重要戰略渠道，教育服務跨境提供已成為重要的教育服務出口模式。我國目前發展滯后的教育法制和低效的教育行政體制已成為教育服務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瓶頸，必須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才能保證我國的教育服務業在開放的環境里健康發展。

1、保持積極、漸進的教育服務開放政策教育服務的復雜特性和各國貿易利益的沖突使教育服務成為承諾開放最少的服務部門。我國已經做出了較高程度的開放承諾，相對于現有的教育發展水平已屬不易。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國應維持現有的開放政策，同時積極參與教育服務貿易談判，維護本國的教育服務貿易利益。

篇7

一、目前義務教育階段數學教育的現狀

首先，我國的數學教育有其成功的一面，自1963年數學教學大綱頒布之時起，“加強雙基”、“培養三大能力”、“精講多練”等構成了我國數學教育的成功經驗和優良傳統。進入80年代以來，“追求升學率”和“數學競賽熱”，也使中國數學教育有別于其他任何國家，正是這樣的體系之下，優良傳統與嚴重問題并存，高分下隱伏的危機逐步暴露出來，學校教育不管是主觀上或客觀上實際是圍著“升學率”轉。由此帶來的是什么局面呢？學生學習的目標就是為了考重點、升大學。教師平時忙于加班補課，教學著重題海戰術。為了升重點率，導致一種很不正常的情況：一些學校幾乎用一個學期的時間來準備中考，學生為了應付考試，負擔沉重。教師為了應付應試教育，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考慮學生的個性發展和社會的不同需要，對21世紀社會將需要公民具備哪些數學素質無暇考慮。隨著義務教育的實行，“差生”或“慢生”的比例增大，但又不能象“英才”教育那樣進行淘汰，這給課堂教學帶來更復雜的問題。因為數學被認為是最難學的課程，學生視學習數學為畏途，許多學生過不了這把嚴酷的“篩子”。而有的鄉中為了實現普及達標率，又降低要求，如個別學校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跳級學習的不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反而是學習最差的學生，其理由是，反正學不好，讓其早些畢業，避免退學，影響義務教育的普及達標率。試想，如此教育結果，實難說達到了義務教育初中數學教育大綱規定的要求，也就談不上實現義務教育的目標了。因此，對我國數學教育的現狀，我們雖不應妄自菲薄，但也不可肓目樂觀，完成“九義”教育，數學教育的改革勢在必行。

二、大眾數學的內涵及其與義務教育階段數學教育的關系

1、大眾數學的歷史來由

“大眾數學”的提法是1984年在第五屆國際數學教育大會（ICME—5）上正式形成的，一大批論文就這一主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如“什么樣的數學課才符合大多數學生的要求？”“如何建立這種課程？”等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麥洛（PeterDamerow）等四人負責編輯了“MathematicsforALL”的文集，“大眾數學”的口號逐漸廣為人知，流傳至今。幾乎已成為數學教育界廣泛認同的行動綱領。進入90年代，世界各國，尤其是各發達國家紛紛提出教育改革的報告、方針或方案，改革的目標都是面向21世紀，為培養適應高科技信息社會更加劇烈的世界市場競爭所需要的人才，誰既能培養出合格的勞動者，又能造就一流的杰出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人才，誰就能占有21世紀。1986年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ICMI）在科威特舉行了“90年代的中小學數學”的專題討論會，并專門討論了“大眾數學”的問題。可以說，大眾數學問題將成為今后數學教育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

2、大眾數學的內涵

“大眾數學”一詞從詞意來說是比較直接、樸素的，幾乎人人都能夠理解。因此，一般也未作嚴格的定義，權作原名詞看待。就我國義務教育來說，由于義務教育是所有適齡兒童少年都必須接受的教育，因此，它的數學課程就應該是所有學生都必須學習而且是能夠學習的。這種為現代化生產發展和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且為所有學生能夠學好的數學課程，我們稱之為“大眾數學”。

在當今教育改革的潮流下形成的大眾數學的思想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人們可以從哲學、社會學、數學以及教育學等各個角度去研究它，也可以用它考察數學教育所涉及的各個方面。

從文化的角度看，數學作為一種文化，“大眾數學”是大眾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包含著豐富的數學內容，如何挖掘各民族文化中的數學因素？如何在教育中發揮這些因素的積極作用？如何處理民族語言與數學語言的相互關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中講授數學，是充分利用學生各自文化背景中的數學因素，還是讓學生盡量不受已有因素的影響，把數學當作一個全新的天地考察，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當我們把數學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時，“大眾數學”將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從生活的角度看，“大眾數學”就是大眾生活中的數學。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數學，有些為人們所意識到，有的則有待進一步挖掘。“大眾數學”的客觀存在性表明，人們通過對這方面的研究可以發展或產生一門大眾化的學問——生活中的數學，它將對義務教育的數學課程的改革和完善產生重大影響。

從數學的角度看，“大眾數學”即數學大眾化。數學發展到今天，純數學已經不可能為普通百姓所理解，更談不上應用。但我們總是在嘗試著以某種方式向社會滲透數學，特別是隨著計算機的出現和逐步普及。因為我們應該積極地考慮把未來社會公民所必需的現代數學及思想方法盡快大眾化，以便學生真正能夠學習它，掌握它。

從教育的角度看，大眾數學是義務教育的基本精神在數學教育的反映。實施義務教育意義下的數學教育與以往選拔、淘汰式的數學教育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此。因此表現在課程上，大眾數學旨在建立一種在學生現實生活背景下可以發展起來的、適應未來發展需要的新數學課程；表現在評價上，“大眾數學”將促進人們形成新的觀念，使每個學生都學習有用的數學，而且都能學會有用的數學；表現在教學上，與“大眾數學”相適應的是改革“類型十方法”的教學模式，倡導“問題解決”的教學策略。

3、大眾數學與義務教育的關系

目前我國教育實施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數學教學大綱（試用）》是從1986年開始起草至1992年歷時五年半的時間所形成的，它是我國建國后的第六個數學教學大綱，它凝聚了成千上萬的廣大教育工作者和專家的心血，它集中反映了我國近十幾年來數學教育研究的成果。國務院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從“世界范圍的經濟競爭，綜合國力的競爭，實質上是科學技術的競爭和民族素質的競爭”這一判斷出發，提出“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現行的《大綱》全面貫徹了這一精神，明當前我國要在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就是要提高未來民族的基本素質。而“大眾數學”作為一種新的教育思想、新觀念，充分體現了義務教育的基本精神，更明確、更廣泛地提出其實現的教育目的就是要讓每個學生能夠掌握有用的數學，達到人人學有用的數學，人人掌握數學。

基于前面列舉的教育現狀分析，我國數學教育至少突出面臨這些問題：一方面，現代社會處處充滿數學，要求每個人都應具備更多的數學知識，才能更好地適應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現代數學的發展越來越只能為少數人所掌握，這就構成了數學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對矛盾。再一方面是，現行中小學數學課程內容，相當多的學生掌握不好，相當多的內容學了沒有用，但在考試的指揮棒下迫使他們非學不可。因此許多學生過不了數學這把“篩子”。但與此同時，很多既有實用功能、智力價值、聯系學生生活實際可以掌握的內容，卻又學不到。這就反映了我國現行數學教育的弊端，也就嚴重地制約了義務教育根本目標的實現。而大眾數學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結合點。可以認為，倡導“大眾數學”，以形成新的數學教育思想和實踐體系，構建“大眾數學”意義下的21世紀的新的課程體系，是未來數學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義務教育目標的需要。

三、幾點思考

實施義務教育基本目標，進行“大眾數學”意義下的數學教育改革，這是一個跨世紀的任務和研究課題，內容廣泛且豐富。下面僅就當前義務教育初中階段數學教育的目的要求以及學校教育的實際，談幾點值得思考的問題。

1、必須認真學習和全面理解義務教育初中數學教學《大綱》。明確認識義務教育不僅要求適齡兒童必須接受教育，同時義務教育不是以“升學”、“培優”為重點，學校應該以提高學生素質為培養目標。當前，辛勤工作在義務教育第一線的廣大教師、學校領導乃至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深深認識到“應試教育”的弊端，但屈從于外部“升重點高中”的壓力，教學上也不得不圍著“考重點”轉。國家投入大量的財力，實施義務教育，是為了提高未來民族的素質。但按目前的情況看，實際上是95％強的學生在陪少數能上重點高中的學生在苦讀，正如前所說的，三年初中學完，許多學生過不了數學這把“篩子”，最后也糊里糊涂地畢業了，連在學校“瀟灑走一回”的感覺都找不到。這種失敗的心理，本身就與素質教育相違，實在談不上完成了義務教育的任務。因此，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應站在全局的位置、戰略的高度，用未來的眼光看待實施義務教育的重要意義。首先教育戰線的同志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同時要向社會廣泛宣傳義務教育的意義及基本目的，求得社會的認同和支持，改變以“升學率”標準衡量學校質量的片面的質量觀、人才觀，為學校教育改革，為落實義務教育的任務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2、義務教育初中數學教學，要樹立新的教育思想，要把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作為根本任務。要從“應試教育”的枷鎖中解脫出來，把圍繞“升學”、“應試教育”、客觀上把數學作為“篩子”的觀念應有根本的轉變。“大眾數學”是全新的數學教育思想，它充分體現了義務教育的基本精神，當前廣大義務教育的教師應樹立這種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學觀念，改革舊的教學方法，在教學中主動地體現這一教學思想。只有在思想上確立了新的教育思想，在教學改革中才能邁出新的步伐。

3、義務教育初中數學教學《大綱》是教學的指南，必須認真地研讀和理解它，準確地把握教學的尺度。根據《大綱》精神，深入了解義務教育新教材的編寫意圖，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過份強調純演繹數學的內容和舊教學方法的模式，探索“大眾數學”教育實踐的新路子。

最后，還談幾點值得說明和探討的問題。

篇8

一、義務教育及其純公共產品的性質

義務教育是根據法律規定，適齡兒童和青少年都必須接受，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與其他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相比，義務教育有其自己的特征。

1.國家強制性。即國家頒布法律、命令保證義務教育法律制度的實行，任何阻礙或者破壞義務教育實施的違法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普及性。即全體適齡兒童、青少年，除依法律、法規規定辦理緩學或免學手續的以外，都必須入學完成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

3.公共性。義務教育事業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任何社會組織或個人對國家進行監督。

4.國家依法強制適齡兒童、青少年必須接受的一定年限的義務教育，這一階段的教育為適齡兒童、少年將來繼續受教育及參與社會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及文化知識的基礎。

5.免費性。即國家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國家建立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保證義務教育制度實施。

義務教育具有純公共產品的屬性，即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首先，消費的非競爭性源于產品的不可分性，是指某個人或某個群體對公共產品的享用不會妨礙或減少其他人或群體對這種產品的同時享用，即增加一個消費者不會減少任何一個對該物品的消費量。其次，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某個人或某個群體在享用公共產品的同時，無法將另一些人或群體排除在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之外。

二、我國義務教育現狀及簡單評價

針對九年義務教育，國家開展了“兩基”工程，即“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縣”。到2006年底，實現“兩基”驗收的縣(市、區)累計達到2973個(含其它縣級行政區劃單位205個)，占全國總縣數的96%，“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98%。把全國所有省分成三個類別，即“三片”。“一片”包括九個相對比較發達的沿海省份。“二片”是中部12個省：安徽、福建、海南、河北、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陜西、山西和四川。其余的省份大多在西部，屬于“三片”：重慶、甘肅、廣西、貴州、內蒙古、寧夏、青海、、新疆和云南。一片地區的省份在1996-1997年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二片地區的省份到2000年在90%的人口地區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對三類地區省份的目標更為遲一些，到2000年這些省份要在65%的人口地區實現普九。以下我們對各省的情況做一簡要評價。

1.基本數據。2004～2006年來我國義務教育普通小學的學校數分別為39.42、36.62、34.16萬所，學生數為11246.23、10864.07、10711.53萬人，專任教師數為562.89、559.25、558.76萬人。這三年中，由于在校生數的下降，致使學校數和專任教師數也隨之下降。而生師比三年分別為19.98，19.43，19.17。從初中來看，三年的學校數分別為6.31、6.25、6.06萬所，在校生數分別為6475.00、6171.81、5937.38萬人，專任教師數為347.68、347.18、346.35萬人，每校學生數為980.57、987.71、1026.80人，生師比為17.15、17.80、18.65。在校生數逐年遞減，而學校數及專任教師06、05年較04年存在較大幅度的調整，致使每校學生數以及生師比的下降幅度趨緩，轉而平穩。這些數字說明，我國義務教育穩步發展，學校數和學生數逐年遞減的原因可能與我國的人口政策執行的結果有關，適齡人口減少；也有可能與私立學校和社會辦學的增多，辦學條件的改善有一定關系。2.經費籌集。從絕對值來看，北京、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等“一片地區”的省份總經費籌集較多。而從所籌資金的結構上來說，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其信息傳播也較為發達，例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其經濟發達，財政收入較大，從絕對額來講財政教育撥款也較多，但在這些地區辦學的籌資來源多，對國家財政撥款的依賴性相對較小。而像內蒙古、貴州、云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地的教育對國家財政撥款的依賴性較強，同時其對學費和雜費的依賴性也較強。由于我國義務教育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造成了教育經費的籌集狀況與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這在無形中就造成了各省之間的教育支出的不平衡，因此，中央要注意對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以保證其適齡兒童同樣擁有一個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3.公平問題。義務教育領域的“教育公平”應表現為入學權利與機會平等、就學條件平等、充分教育、尊重差異性、平等相對于差異的優先性等方面。王蓉(2001)《我國義務教育經費的地區性差異研究》的分析中指出，以全國而論，小學和初中的生均教育事業性經費支出上的不平等更多是由省內差異引起的，而非省際差異。這一結論表明，在各省內部的不同地區和不同學校間的差異性更為嚴重，如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重點校和非重點校之間的差別。作者因此建議對于省級政府在義務教育中的財政責任問題需要加強關注。另外，小學和初中的預算外事業性經費的地區性差異大于預算內事業性經費的地區性差異。這一研究也明確提出在地方財力和學生人數占總人口比例相同的情況下，我國中部的很多省的生均預算內經費投入甚至低于西部地區；在地方財力相同的情況下，中部“二片”省的縣、區對小學教育的投入比西部“三片”省的縣、區更依賴于預算外資金。我國義務教育資金分配不均衡的結果：(1)政府對于普九事業和西部地區的重視和因此采取的投入措施看來已經產生了正面的效果，未普九地區的生均預算內事業性經費已經超過了已普九地區。(2)一縣之內的各種類型學校之間存在嚴重的資源分配差異。今年，我國更是把支持“三農”、促進教育為預算安排的重點，真正關注到最底層和最不利的學校和人群，努力在基層政府管理中貫徹公平原則，努力使我國的義務教育向更為普及、公平的方向發展。

以上僅對義務教育的情況進行了簡單粗略的分析，如何促進義務教育的發展已經由計劃部署階段步入實施階段，目前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教育部《2006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實現“兩基”的地區人口覆蓋率進一步提高，達到98%。到2006年底，通過“兩基”驗收的縣(市、區)總數達到2973個(含其他縣級行政區劃單位205個)。但是仍要清醒地認識目前存在和正在著手解決的一些問題。要堅決保證義務教育發展資金，并實現有計劃的增長。改善我國義務教育投入總體水平偏低，不能完全滿足人們需要的現象；逐漸消除各地區間從教育資金籌集到分配的不平衡問題，特別是農村地區；教育費附加法律級次亟待提高，以在法律上確保教育事業的地位；調整同省的不同地區、不同學校之間資金分配上的不平衡，以致造成強者愈強，學校間差距拉大等等問題。今后，還要注意我國義務教育的發展所面臨的需求總量壓力。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的人口跨城鄉、跨區域流動，隨之產生了流動兒童的就學問題。還需更加重視義務教育資金的效益和效率問題研究，盡快建立合理全面的教育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和數據庫系統。貫徹“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價值觀。更多地關注學生、關注個體，充分的實現公平教育。

參考文獻：

[1]中國教育經濟信息網.

篇9

目前教育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境外消費方面，即留學和培訓等形式的境外消費方式，本文就如何借鑒教育服務貿易發達國家的經驗，提高我國教育服務的境外消費形式做一個探討。

我國以境外消費的方式進口教育服務特別是高等教育服務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歷年海外學習的留學生人數250萬人中，中國向世界各國輸送的留學生就達13%，約為32萬5000人。中國作為留學生輸出大國，在2007年向世界各地的109個國家輸送了14.4萬名留學生。從教育服務的出口看，2007年，來我國學習的外國留學人員共計19.5萬余名，來自188個國家和地區，分布在全國31個地區的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其中絕大多數是接受短期中文語言培訓。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留學教育服務貿易逆差比較嚴重。伴隨著居民的教育服務購買需求逐漸增加，教育服務購買力不斷增強，同時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匱乏、教育體制相對僵化，我國將有更多的學生出國留學，教育服務貿易逆差將會進一步擴大。我國教育服務貿易現狀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教育服務貿易逆差較大。改革開放以來，來華留學生人數有了迅猛增長，但短期語言進修者占了大多數，譬如近年來華留學生中超過六成是來我國學習漢語語言學。我國對國外教育資源的需求不斷擴大,出國留學人數持續攀升,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但來華留學人員卻增幅有限,這種少進多出的局面有擴大的趨勢。

貿易條件不利。國內外留學費用差距很大，赴外留學學費遠高于來華留學學費,我國的一流大學,對本科留學學費一般定為3000美元,而英國和澳大利亞的一些高校,辦學質量不及我國一流大學的水平,學費卻高達上萬英鎊。

教育層次低，來華時間短。目前來華留學生中絕大部分是進修生、本科生。這與我國赴發達國家留學生大多攻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學位差別較大。我國出國接受教育的學歷層次明顯比其他國家高。

來華留學生國別結構單一。按洲別統計，2007年來華留學生中來自亞洲的人數仍然占首位，占全年來華留學生總數的72.47％，其次為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

二、境外消費類的教育服務貿易強國的經驗借鑒

世界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實施了大學國際化戰略，為提高高等教育境外消費的能力和水平，各國把教育服務貿易的出口作為一種目標加以實現。

目前，教育服務貿易出口額最高的是美國，其次是英國，其后依次是澳大利亞、意大利、加拿大。其中，中國留學生首選留學美國。接受世界各國留學生高達23%的美國，每年約接納2萬2000名中國留學生。而世界著名的劍橋、牛津大學所在地——英國，是中國留學生的第二選擇。在英國有世界前100名大學中的四分之一，并且前往英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每年約有2萬名中國留學生赴英留學。位居第三的是中國移民眾多的澳大利亞，每年約有1萬9000名中國留學生。中國留學生在選擇留學時日本居第四位，日本接受的外國人留學生當中，中國人留學生占據60.2%。

1.美國最具吸引力的高等教育服務貿易

美國是世界上招收留學生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境外消費水平最高的國家。美國有四千多所大學，全世界排行前一百名的學校，美國占到50%。美國高等院校，無論是數量、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都居于世界前列。為吸引優秀的國際留學生，美國大學更是設立了諸多獎學金、助學金和政府補貼等，并且以各種各樣的就業機會和綠卡政策吸引優秀外國學生留在美國為其服務，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吸引留學生最多的國家之一。

2.英國是經久不衰的熱門留學國度

英國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之一。英國政府大力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和高等教育服務貿易的政策，一是大力向海外宣傳英國高等教育的開放性；二是對英國招收海外學生的學校采取優惠傾斜政策；三是調整學科、課程和學制，大量增加國際性課程，以適應海外學生的求學需要。

英國成為最受中國留學生青睞的國家之一，中國目前至少有38萬名學生留學海外，留英學生占了總數的13%。看準了這一市場的潛能，英國大學紛紛采取各種策略——員工通曉中文，大學網站增設中文網頁；設立專門供中國學生申請的獎學金；在中國開分校等，吸引中國學生。2008年大約有75000名中國學生在英國學習，華威大學、曼徹斯特大學以及拉夫堡大學歷來都有吸納中國學生的傳統。

3.澳大利亞是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國度

教育出口是目前澳大利亞第出口產品和第三大服務貿易出口產品，僅次于旅游和運輸。澳大利亞政府明確提出高等教育應成為一種“產業”，要通過招收留學生來增加外匯收入。澳大利亞聯邦教育培訓青年事務部設立國際教育司和國際政策司，專門負責留學生事務，教育部在10個國家設有辦事機構，主要辦理促進澳大利亞教育出口事宜。為吸引更多的海外學生，澳大利亞貿易委員會在世界各地舉辦研討會，參加各種有關教育的國際展覽會，加強宣傳力度，廣攬各國學生。

澳大利亞一直保持著穩定的移民政策，每年都能吸引著數以萬計的人才，在去澳大利亞留學的人絕大多數是把留學和移民捆綁在一起的，因此在選擇學校和專業的時候也是從移民的角度入手，選讀的都是澳大利亞官方宣布的緊缺人才所需的專業，如TAFE課程或是會計、IT類、工程等專業。澳大利亞教育出口成績卓越，說明國際社會已經逐漸認可澳大利亞的教育質量。澳大利亞2007年中國學生全年注冊人數超過10萬人，年增長18.9%，并呈繼續增長態勢。

4.亞洲其它高等教育出口大國

亞洲的日、韓、新等發達國家為了吸引更多的學生到該國留學，也制定了新的留學政策，以擴大高等教育服務貿易。

這些亞洲國家與中國文化相近、教育質量高、就業前景樂觀、來往交通便利，是眾多中國學子的留學目的地。帶有西方色彩的新加坡實行英聯邦教育體制，也較適合中國留學生。

三、中國高等教育境外消費的政策建議

英國文化協會和澳大利亞IDP教育機構曾預測,全球范圍內出國留學的人數到2020年將增長到580萬。這是一個令世界各國垂涎的巨大貿易市場。作為貿易大國,我們必須及早制定相關發展對策,積極發展我國國際教育服務貿易,搶灘更大的市場份額。

1.增加高等教育的宣傳

我國吸引外資在發展中國家列居首位，2007年對外貿易總額更是高達21738億美元。世界需要了解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風俗習慣，而這些都需要到我國留學、進修和培訓，這就為擴大高教服務出口提供了大好機遇。

目前在美英等發達國家，非常明確把教育劃歸為服務行業。而我國高校，多年的計劃經濟影響以及受目前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束縛，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坐商”思想，由于中國高教資源的匱乏，也削弱了高等教育對外宣傳的動力。建議國內高校加大在國際市場上的招生宣傳，不僅要對主要生源地的亞洲國家進行宣傳，更要加大在非洲等其它國家進行招生宣傳。

2.提高我國高等教育學位的認知度

學歷學位的國際認同度較低，制約了我國國際教育服務出口貿易的發展，也是我國教育服務貿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原因。盡管加入WTO后，我國政府已先后與20多個國定和地區正式簽署了《關于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和學位的協議》，但仍有許多國家和地區不承認我國高等教育的學歷和學位。我國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質量和吸引力的同時，也要積極拓展學歷和學位的國際認知度。

3.完善獎學金、助學金體系，增加就業機會

目前，高校中針對留學生的獎學金種類和金額都很有限，我國法律規定禁止外國留學生和進修學者在我國就業，這些規定使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自費留學生負擔加重，限制了留學生的招生規模。影響留學生招生規模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留學生醫療保險保障機制的不完善。這些都不益于創造一個良好的留學環境，也會影響我國高校的留學生招生規模。借鑒美國的經驗，通過為國外留學生創造在中國就業的各種機會，來進一步刺激來中國的留學需求。

4.加大對傳統學科和比較優勢學科的推廣

我國漢語言文化教育和中醫藥教育在國際教育服務市場有絕對優勢。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國際上學習漢語的需求逐年增加，漢語與英語一道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日本95%以上的大學將漢語作為最主要的第二外語,美國將漢語作為公共外語的大學超過700所,法國近幾年參加漢語水平考試(HSK)的考生人數以每年60%的速度遞增。隨著中醫藥在世界上的影響不斷擴大,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已認可中醫藥學的獨立。

我國有些學科如建筑、機械、發電、能源等應用性強的學科具有相對較高的學科發展水平，理工科方面的研發能力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正逐漸縮小。與其他眾多發展中國家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是潛在的留學教育市場，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學生而言，來華留學更具有實用性和針對性。因此也要加強該類學科的對外宣傳，刺激國際需求，擴大國際留學生的招生規模。

未來的教育將是日趨國際化的開放系統，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主動與國際接軌、加強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將是大勢所趨。

參考文獻：

[1]汪素芹.國際服務貿易[M].機械出版社，2008,（4）.

[2]朱超，趙銀保.我國教育服務貿易的SWOT分析及逆差治理[J].商業時代，2008,（20）.

篇10

1.2金額逆差近年來，隨著來華留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尤其是不斷增加的自費留學生人數，給我國的教育服務貿易帶來了很多的收益，但是，該收益和我國留學生在國外的消費相比還是有著巨大的差距。1997年我國修訂了《自費來華留學生收費標準》（以人民幣計算）為：①文科類專業:本科大學生14000-26000元/學年；碩士研究生，18000-30000元/學年；博士研究生22000-34000元/學年；短期生，學習時間為一個月的，3000-4800元，學習時間為三個月的，8000-10000元。②理科和工科類專業在文科相應類別學費標準的基礎上上漲10%-30%。③醫學、藝術、體育類專業在文科相應類別學費標準的基礎上上漲50%-100%。④專科生和普通進修生按照本科生標準進行收費；高級進修生按照碩士研究生標準進行收費；研究學者按照博士研究生標準進行收費。按此標準為依據，再加上其他的生活費、旅游費等費用，每個在華留學生每年大約需要花費5-6萬元人民幣，以年均在華自費留學生的上限25萬進行計算，每年由此得來的外匯收入也僅為125-150億元人民幣。

1.3學歷和學位的國際認可度低盡管我國的教育事業自從改革開放后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教育質量和水平仍然落后于發達國家。自從加入WTO，我國政府先后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關于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和學位的協議》，目的就是為了提高我國學歷和學位的國際認可度。即便如此，由于高等教育中各個院校有權制訂各自的錄取標準，因此，每個國際留學生想要進入自己理想的某所國外院校就讀，光是政府方面的資格保證是不夠的，還需要該院校的認可。目前在一些發達國家，并不完全認同我國的學歷和學位，客觀上導致了我國的留學畢業生在國外很難就業。同時這也是造成我國教育服務貿易進口規模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2我國教育服務貿易存在的問題

2.1教育投入不足盡管我國一直倡導“科教興國”發展戰略，但是直到2013年，我國財政性的教育投入仍然沒有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我國的教育投入還是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教育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我國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全民教育水平的機會會減少，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資金更新高等教育設施，無法滿足我國高等教育與科研的需求，同時教育投入的不足也不能及時的壯大師資力量，客觀上造成了我國的高等教育難以有效形成對外的吸引力。2010年我國高等學校師生比達到了1:11，與德國的1:3、臺灣的1:2相比較而言，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明顯不足。

2.2獎學金激勵制度受益面不大發達國家之所以能有效吸引國外留學生來本國留學，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有健全的獎學金激勵制度。例如，美國為留學生提供的獎學金覆蓋大學本碩博全部階段，學生想要拿到獎學金，只要符合相關規定即可實現；日本對留學生的獎勵也是有很多種類的，每年都會有一半的留學生獲得各類獎學金。相比之下，我國在獎學金激勵制度方面還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目前只對公費留學生提供政府獎學金，自費留學生則很少會享有獎學金。除此之外，有很多相關機構和企業等都存在著資金短缺的問題，再加上沒有意識到獎學金激勵制度的重要性，幾乎不會為外國留學生提供專項獎學金，客觀上制約了各國留學生來華留學。

2.3醫療保障制度不完善到國外求學的留學生，需要綜合考慮個人的學費支出和生活開銷，以免給自己增加過多的負擔。對他們而言，得到完善的醫療保障制度，就是一種合理的解決方法。在這個方面很多發達國家都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模式，比如在英國醫療保障制度就十分完善，只要留學生留學超過6個月就可以享受該國健康體系的免費服務。反觀我們國家，從2003年起才開始為享受政府獎學金的來華留學生購買醫療保險，至今也沒有為自費留學生爭取同樣的權利，雖然規定自費留學生可以購買任何公司的保險，但是對于大多數自費來華留學生而言，這種做法對他們顯然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2.4專業學科要素稟賦和優勢分布不均衡在專業學科方面，歐美等發達國家針對留學生而設置的專業齊全，而我國為留學生所開設的專業僅有200多種，而且主要集中在具有我國特色的文化專業上，比如中醫、戲曲等，比較少設置理工科、藝術體育類等專業，新興技術學科和商業學科更為薄弱。專業學科分布的不均衡，也是導致我國教育服務貿易出現“逆差”的重要因素。

3促進我國教育服務貿易發展的對策

3.1政府宏觀支持我國應盡快建立健全教育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體系，在保護我國合法利益的前提上，使之能符合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要求。通過這種方式將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優惠條件、稅收條款等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如此一來，不僅貿易透明度會增強，我國的國際教育服務貿易也能更加的法制化。現階段我國針對來華留學生的綜合保險的主要對象還是在華享受政府獎學金的留學生。來華的留學生中，有90%的為自費留學生，這也就意味著，這些自費留學生需要自費解決自己的醫療保障，這與我國大力發展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初衷是相違背的。所以，我國必須要完善來華留學生的醫療保障制度，以維護來華留學生的利益。與發達國家通過多種渠道為留學生提供豐富獎學金的做法相比，我國對留學生獎學金的激勵程度可見一斑。所以，我國也應該學習別人的成功經驗，一方面由政府出資設立獎學金；另一方面，從社會上籌集資金設立專項基金，雙管齊下，以便為來華留學生提供學習和生活上的幫助，從而吸引更多留學生來華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