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論文模板(10篇)

時間:2022-11-24 0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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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論文

篇1

Whentheeconomygrows,whathappenstothestandardofliving?當經濟的發展,會發生什么變化的生活水平?Ifpricelevelsincreasesignificantly,thenthenominalGDPmayincreasebuttherealGDPisunchanged.如果價格水平顯著增加,那么,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會增加,但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不變。Foreconomicgrowthtobehelpfultothepopulation,thepricelevelmustremainrelativelyunchanged.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人口,價格水平必須保持相對不變。Inotherwords,therealGDPmustincrease.換言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必須增加。Whentheeconomycangrowsignificantlyandinflationisheldstable,theincreasedincomeisspreadtothepopulation.當經濟可以顯著增長和通貨膨脹保持穩定,增加的收入是蔓延到人口。Thisoftenresultsin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這往往導致增加的生活水平。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entailsthatpeoplearebetteroffbecausetheyhavemoremoneytospendongoodsandservicessoldatarelativelystablepricelevel.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們需要更好的,因為他們有更多的錢用在商品和服務的銷售相對穩定的價格水平。Whatarethefactorsthatleadtoanincreasedstandardofliving?是什么因素導致增加的生活水準?HowareincreasesintherealGDPspreadtothepopulation?如何增加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蔓延到人口?

Whenanumberofeconomiesareexaminedovertime,aninterestingphenomenonbecomesevident.當一些經濟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有趣的現象很明顯。GroupsofcountriesseemtoconvergeintermsofrealGDPpercapita.國家集團似乎收斂方面的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nsteadoftherichgettingricherandthepoorgettingpoorer,intermsofeconomies,similarlyorganizedeconomiesapproachoneanotherinthelongrun.不是富人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在經濟,同樣的辦法組織經濟體中的一個長遠目標。Whatarethefactorsthatallowthistooccur?是什么因素,允許這種情況發生?Howcananeconomicadvisorhelpacountrytoconvergewithothers?如何才能經濟顧問,幫助一個國家銜接他人?

ThisSparkNotewillcoverthetopicofeconomicgrowth.這SparkNote將涵蓋專題的經濟增長。Withinandbetweeneconomies,economicgrowthisveryimportantbecauseitdirectlyaffectsthewellbeingofthepeopleinvolvedintheseeconomies.內部和相互之間的經濟,經濟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人民福祉參與這些經濟體。ThisSparkNotewillintroducetheimportantfactorsineconomicgrowthovertimeaswellasinthephenomenonofconvergence.這SparkNote將推出的重要因素在經濟增長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在趨同的現象。Throughagroundinginthesesubjects,abetterunderstandingofhowtheeconomygrowsovertimeiswithinreach.通過接地的這些問題,更好地了解經濟增長在一段時間內是可以實現的。資本-身體和智力財產,利用勞動生產的商品和服務。

CapitalExpenditure-Moneyspentonincreasingtheamountofcapitalinafirmoraneconomy.資本性支出-貨幣用于增加資本金的公司或一個經濟體系。

CapitalStock-Thetotalamountofcapitalinaneconomyorinafirm.資本庫存-總額的資本在經濟中或在公司。

Convergence-ThetheorythatallindustrializedcountriestendtoapproachoneanotherovertimeintermsofGDPpercapita.收斂-的理論,所有工業化國家的做法往往一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perCapita-NominalGDPdividedbythetotalpopulation.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GDP除以總人口。Thisindicatestheamountofacountry’stotaloutputthateachmemberofthepopulationtheoreticalhasaccessto.這表明,數額對一個國家的總產出,每個成員國的人口理論獲得。

GoldenRuleLevelofCapital-Thelevelofcapitalwhereconsumptionandsavingsareoptimized.黃金規則水平的資本-資本的水平在消費和儲蓄得到優化。

GrowthLevel-Thelongtermrateofgrowth.增長水平-的長期增長率。

GrowthRate-Theshorttermrateofgrowth.增長率-短期增長率。

HumanCapital-Intellectualproperty,likeeducationandscientificdiscoveries,thataffectsthelevelofoutputinafirmorcountry.人力資本-知識產權,如教育和科學發現,影響到的產出水平在一個公司或國家。

Industrialized-Describescountriesthathaveaninfrastructureandgovernmentamenabletoindustrialdevelopment.工業化-介紹國家,基礎設施和政府服從的工業發展。

Infrastructure-Physicalmachineryandtransportationthatisinplacetoaidinindustrialization.基礎設施-物理機械和運輸,這是為援助工業化。

InternationalMarket-Themarketforgoodsandservicesthatspanscountries.國際市場-市場對商品和服務,其中涵蓋國家。

Labor-Workerswhoutilizecapitaltoproduceoutput.勞動-工人誰利用資本產生輸出。

LaborProductivityGrowth-Anincreaseintheamountofoutputagivenunitoflaborcanproduce.勞動生產率增長-數額增加的產出某一單位勞動可以生產。

NominalGDP-Thetotalcurrencyvalueofallgoodsandservicesproducedinanationaleconomy.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總貨幣價值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國家經濟。

OpenMarket-Amarketforthesaleandpurchaseofgoodsandservicesinwhichallcountriesmaycompete.開放的市場-市場買賣的商品和服務,使所有國家可以與之競爭。

Output-Goodsandservicesproducedbyfirms.輸出-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公司。

PhysicalCapital-Machineryusedbylaborintheproductionofgoodsandservices.實物資本-機械所使用的勞動生產中的貨物和服務。

Production-Thecreationofoutput.生產-建立輸出。

ProductionCapabilities-Thecapitalthatallowsagivenamountofpotentialoutput.生產能力-資本,允許一定數量的潛在產出。

Productivity-Theabilitytoproduceoutput.生產力-能夠產生輸出。

Prosperity-Thecreationofahighstandardofliving.繁榮-建立一個較高的生活水準。

SavingsRate-Thepercentageoftotalincomethatissavedforfutureconsumption.儲蓄率-在總收入的百分比是保存為未來的消費。

Standardofliving-Thelevelofeconomicwellbeingenjoyedbymembersofapopulation.生活水平-的經濟福祉所享有成員的人口。

TechnologicalProgress-Theadvancementoftechnologyovertimeduetoscientificdiscoveries.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在一段時間內,由于科學發現。

篇2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通過對河北1995-2008年的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數據的定量研究,試圖剖析在當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消費需求對于促進河北經濟可持續增長所起的作用,為進一步提出促進河北消費需求增長的現實的、可操作的對策和建議奠定基礎。

二、變量的選取

1.消費需求衡量指標的選取。消費需求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分析的范疇,是指一定時期內常住單位形成的對最終消費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總量。本課題研究消費需求的衡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最終消費。是常住單位為滿足物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購買的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根據消費主體不同,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又可細分為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

2.經濟增長衡量指標的選取。經濟增長是由產出能力的增加帶來的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如果考慮到人口和價格因素,經濟增長就是人均實際產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時考慮到目前世界各國都采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從研究問題的一致性出發,本課題所涉及的經濟增長是指總產出的增長,并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表示經濟增長率。

三、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分析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是最終消費需求在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不僅能反映一國(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最終使用格局,還可以直觀地反映消費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經過分析我們發現:

1.最終消費率在低位徘徊,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從圖1可以看出1995年以來,河北的消費率始終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費率為43.4%。由于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落后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按照當年價格計算,1996-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速為14.3%,最終消費的年均增速為13.2%,兩者增速相差1.1個百分點。其中,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為18.1%,而最終消費增速為14.3%,比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慢3.8個百分點。由于消費需求增長慢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導致消費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僅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個百分點。

2.消費需求各組成部分比重變化不平衡,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消費率下降的原因。從圖2可以看出:政府消費率呈平穩的上升趨勢,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開始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率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下降幅度比較大,從1996年的37.9%下降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可見,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是造成最終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率基本表現出平穩的上升趨勢,2005年起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成為消費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達到1995年以來的最高點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消費率則呈現出反方向變化趨勢,從1996年開始一直呈下降的趨勢,到2008年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9.1%,下降了14.4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居民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

為進一步量化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我們計算了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各需求的增加額/GDP增加額×100%)和各需求對GDP增長拉動的百分點(GDP增長的百分點×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兩個指標,并繪制了折線圖(見圖3-6)。經過分析發現:

1.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是第一位的,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1996年以來,在河北經濟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以及地區間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0.3%、54%和5.7%,分別拉動經濟增長5.1、6.9和0.7個百分點。可見,投資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主動力,消費需求僅次于投資需求。圖4顯示:除1999-2002年這四年消費的貢獻率大于投資和2003年、2005年消費和投資共同拉動經濟增長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資需求在支撐著經濟的增長。圖5顯示:1995年以來,河北的國內生產總值呈現出高速持續的增長,而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較快的年份中,投資的拉動作用顯著,可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短時間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成為政府提高經濟增長率的首選因素。

2.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為持久和相對穩定,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圖4顯示:相對于投資需求,河北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足,但是與資本形成拉動經濟增長(3-10.1)及貨物和服務的凈流出拉動經濟增長(-1.5-4.96)相比,消費需求增長對經濟的拉動(3.1-7.1)波動較小,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為穩定的因素。由于消費需求具有剛性,決定了在地區生產總值的年新增額中,消費需求波動幅度遠遠小于投資等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影響慣性最大。在經濟增長擴張期,消費需求增加不如投資明顯;同樣,在經濟收縮期,消費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費需求成為河北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

3.消費需求中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從消費需求的構成來看,1996-2008年,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25.69%。圖5顯示: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總體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費,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保持平穩,平均水平為1.8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的平均水平為3.27個百分點。

從居民消費內部構成來看,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波動中呈下降的趨勢,相對差異較大,從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個百分點,平均貢獻率僅為5.06%;而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波動中呈上升的趨勢,從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貢獻率為20%。圖6顯示: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拉動的平均水平(0.64個百分點),不僅遠遠低于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平均水平(2.62個百分點),也低于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水平。

五、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灰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統理論基礎上的一種分析方法,對于小樣本,該方法要優于經典的數學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尋求系統中各要素的主要關系,并確定要素間的相互影響程度和對系統行為的貢獻程度。

本文選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當年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參考序列,最終消費、政府消費、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構成序列作為比較序列。用均值法對原始數據序列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即同一數列的所有數據均處以該數列的平均值,得到一個新的數列,這個新的數列就是各個時刻的數值相對于該數列平均值的倍數的數列;然后,根據參考序列和各個比較序列計算差序列,從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關聯系數的公式,令計算出各個因素在不同時期的灰色關聯系數;最后,根據關聯度公式:,計算各個變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分析結果顯示:

河北最終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高為0.942,且各年的關聯系數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變動幅度比較小,說明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

在最終消費構成中,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846)比政府消費(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說明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761)遠遠高于農村居民消費(0.597),這也表明雖然在總人口中,農村居民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城鎮居民,但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大于農村居民消費。分階段來看,居民消費的關聯度從九五時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時期的0.787;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從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說明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上升的趨勢。

六、結論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說明消費需求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1995-2008年間河北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拉動,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高于消費;在最終消費構成中,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快速增長是促進河北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農村居民消費增速慢與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導致農村居民消費率下降,是河北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當人均GNP超過1000美元之后,經濟增長動力開始出現轉折性變化,消費率開始步入上升階段,投資率則逐步降低(劉成林,2007)。從河北的現實情況來看,投資率仍維持在較高水平。理論分析表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消費為基礎。因為投資需求具有“名為當期需求,實為下期供給”的雙重性。在社會在生產過程中,投資需求只不過是中間需求,只有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消費需求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升級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從短期來看,投資需求的擴張雖能一時拉動經濟的增長,但從中長期來看,投資本身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如果投資結構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投資的增長超過了消費需求的增長,這種投資形成的供給實際上是無效供給,會加劇下一階段的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費基礎上投資,通過消費與投資的良性循環和持續增長的態勢來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的擴大內需,使整個經濟運行進入良性循環軌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更大地釋放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約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逐一加以解決,為經濟增長掃除障礙。

參考文獻:

篇3

二、潛在經濟增長、出口貿易、碳排放三者的關系

作為起到潛在拉動經濟增長作用的出口貿易,為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也帶來相應的負面影響,比如,能源消費日益增加,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由此引起的碳排放量大幅升高更是需要引起社會的關注。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對節能減排的責任和義務更應首當其先。但是治理過程中,不僅要對減少出口貿易的碳排放采取措施,更要對一些隱性的“碳泄漏”和“轉移排放”等問題加以重視。根據有關資料可以將出口貿易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引申出集中的兩個領域:“出口貿易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和“出口貿易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根據以上關系可以得出如下結論:1.出口貿易是我國能源消耗的主要因素之一,從而對能耗有推波助瀾的作用;2.在出口貿易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中,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出口貿易與碳排放之間存在同向變化的關系,作好之間的利弊權衡;另外,出口貿易引起的“轉移碳排放”,解決這種隱含碳問題需要各國間緊密合作、共同協調。比如,中美貿易之間存在的“轉移排放”問題,即,中國碳排總量沒有得到減少,而是通過出口的形式將我國碳排放總量的7%-14%轉移到美國。由此可見,我國一些學者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分析了出口貿易、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關系,三者間存在長期調整關系且互為因果關系。

三、改進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的具體措施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發展減排”出口貿易問題,不僅僅表現為單純的經濟問題,其是終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發展問題。因此要充分利用發展的契機來解決碳排放問題,即“發展碳排”。因此,要想使資源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出口貿易實現持續科學的發展,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近年,雖然我國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減少碳排放的工作中有了喜人的進步,但是與一些發達國家還是存在很大差距,需要進一步提升和借鑒。可見,我國只有堅持走低碳發展的路線,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經濟的發展,才能真正的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才能實現良好的持續循環。2.建立綠色貿易體系,轉變貿易增長方式當前,我國貿易增長模式呈現粗放型增長模式。這種模式使出口產品缺乏一種“控制”,致使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占到出口產品總量的大部分,與此同時在貿易順差的影響下,促使初級產品和廉價產品的出口不斷加劇,而生產加工此類產品的碳排放卻留在國內,我們稱之為“碳泄漏”,日積月累,使我國成為名副其實的“碳污染天堂”。可見,尋求一種綠色貿易增長模式,對貿易體系進行改革迫在眉睫。根據以上分析歸納出以下幾方面:(1)調整出口貿易結構,主要體現在減少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堅持良性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轉換貿易出口結構,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貿易出口結構。(2)構建完善的綠色貿易政策體系。以我國國情為出發點,借鑒國際經驗,以產品為支點、以企業為重點、以行業為主線,構建完善的綠色貿易政策體系,包括綠色投資政策、環境關稅政策、市場準入制度等等;(3)基于我國國情,走內需拉動經濟的穩步增長模式,,創建低碳導向的內向型經濟增長模式,最終實現“貿易減排”。

篇4

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內生增長埋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理論發展的角度分析,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在于將“知識”或“技術”在模型中內生化。正如瓊斯(Jones,1999)所言,內生增長模型對于洞察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其理論精髓——內生增長特征是很“迷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之源,又是“知識”內生積累的結果。這樣,經濟增長就取決于經濟系統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長理論那樣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論分析所采用。從實踐意義和影響看,內生增長理論主要是為政府的政策運用找到了新的空間和領域,并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對他人、社會有溢出效應,生產知識的個人又不能內化這種效應,因而知識產出不足,這就為政府干預從短期需求向長期供給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論上,政府的作用僅僅被局限在調節總需求方面,而對供給方面如技術進步等,則無能為力。

但是,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中,卻出現了正的規模效應。所謂規模效應,即長期經濟增長率與經濟規模(一般用人口規模或人力資本數量代表)成正比。這一結論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瓊斯(Jones,1995)通過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0ECD)國家經濟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并將其國內從事R&D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目作為“經濟規模”的測量標準,結果發現,盡管“規模”在過去幾十年中增長了好幾十倍,但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卻是不變或下降的,正的規模效應并不存在。那么,在內生增長理論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規模效應呢?

從產生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羅默(Romer,1986,1987,1990,1991)為代表的模型,一類是以格羅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義為代表的模型。羅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數形式(簡稱D-S形式)為假定前提,這種函數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實質是各種產品之間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換言之,任何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不會對他人造成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羅默給出了一個關鍵的假定:知識或技術存量對其自身增長具有不變規模收益。正是這一極特殊的假定條件,導致了正的規模效應產生。與羅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義者考慮了一種能夠抵消規模效應的因素——“偷生意效應”。它是熊彼特“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取走原有產品壟斷利益的效應,或者說,對原來的知識創造者是一種負效應。但是,在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個公司生產同一類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這種“偷生意效應”不夠強,因此,模型分析的結論中仍然存在正的規模效應。

因此,正的規模效應之所以存在,關鍵在于忽視或低估了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對他人的負影響。如果將這種影響加以重視,很可能會消除規模效應,甚至改變原來的結論。

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及其評價

近期經濟增長理論正是順著既要能消除規模效應又能保留內生增長理論“精髓”的方向發展的。大致來看,有兩條思路。

一條思路是瓊斯(Jones,1995;1999)、艾欽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對模型進行一般化處理。他們的分析保留了內生增長理論中最終產出部門和“知識”生產部門的兩部門模型框架,從而保留了“知識跨時擴散”的本質特征,但放棄了內生可積累要素具有不變規模收益的強假定條件,從而得出了無規模效應結論。

在瓊斯的兩部門模型中,知識存量的產出彈性不再像羅默的模型那樣設定為1,而是假定為一個比1小的數。這一假定本身強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識存量對其自身積累的貢獻遠不如R&D內生增長模型所設想的那樣大。假定條件的修改,使瓊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經濟增長中的規模效應,在那里,均衡經濟增長率取決于知識生產部門內生要素的產出彈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資本規模。

艾欽和托洛夫斯基則更進一步認為,瓊斯的無規模效應模型仍然是一種特殊情形。他們構筑了一個更為一般的兩部門無規模效應模型,并將瓊斯、羅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們的結論是,假定全部內生要素在知識生產部門和最終產出部門的總產出彈性不同,那么,經濟長期增長率將遵循“短邊”原則,由總產出彈性最小的那個部門來決定,而與經濟規模無關。

瓊斯、艾欽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雖然從形式上消除了規模效應,但是,他們卻并不能說明為什么不會存在規模效應。瓊斯不能說明知識存量對自身積累的產出彈性為什么小于1;艾欽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說明,究竟哪一種情況下,一個部門的總產出彈性會大于或小于另一個部門。而且,在他們的模型結論中,政府政策對長期經濟增長率并不具有相關性。因此,他們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純理論上的意義。

另一條思路則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義經濟學家開辟的,他們從特定的研究視角來分析規模效應問題。阿爾文.揚(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貝里特(Peretto,1998)等為代表的增長模型,集中于對“偷生意效應”的分析,提出了一種消除規模效應的新方法。

以阿爾文.揚的模型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從兩個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創新活動而“偷去”創新者的創新利潤流,即不僅通過產品的質量創新而且通過產品模仿來分割創新的壟斷利益,這樣,“偷生意效應”就大大加強。揚的分析得出了一個與以往內生增長理論相反的結論:經濟規模愈大,參與分割創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應”就越強;而且,如果“偷生意效應”主要通過生產模仿產品來分割原有壟斷利益時,將出現負的規模效應。由于揚的模型中經濟規模對長期增長可能具有正、負或無規模效應,而且他的模型是從特定的角度進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論結論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按照揚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簡單地對所有研究部門實行“遍地開花”式的資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勵產品的模仿,從而只影響收入水平,而不能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勵產品的質量創新,并根據R&D的研究深度實行重點資助或配額資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因此,阿爾文.揚的政策含義是:政策資助應該向創新難度大的人員或項目傾斜。

約法諾維克(Jovanovic,1997)則通過加入一個“學習成本”的假定條件來減弱或消除規模效應。約法諾維克認為,在羅默的兩部門模型中,實際上暗含了“知識”可以無成本地進入最終產出函數的強假定,然而實際上,工人必須學習怎樣使用“知識”,也就是說,需要支付“學習成本”或“知識消化成本”。如果將這一條件考慮進羅默模型,最終產出部門的成本將增加,規模收益也將有一個絕對的上界,從而使得規模效應減弱甚至消除。按照約法諾維克的觀點,假定工人在生產中需要“學習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進技術而不是最先進技術,從而更傾向于生產模仿產品而不是創新產品,這就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阿爾文.揚的“偷生意效應”假定。

從實質上看,在阿爾文.揚和約法諾維克的模型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暗含假定,這就是:模仿產品或次先進產品雖然成本低于創新產品,但一定存在市場需求約束:正是這種產品約束導致了對生產人口或人力資本的需求約束。因此,內生增長理論的規模效應將因這種約束大大減弱、消除甚至為負。

到目前為止,近期增長理論并沒有完全解決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一方面,近期增長理論中的長期經濟增長率雖不依賴于經濟規模,但仍嚴重地依賴于外生人口增長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還沒有得到有利的經驗支持。盡管如此,近期增長理論在理論上還是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第一,發現了無規模效應的均衡增長路徑并論證了其存在性。在這些模型中,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么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產出彈性,要么取決于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實質上二者均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結構參數。第二,經濟增長模型被進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之所以產生規模效應,實際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資本稀缺而物質資本不稀缺的假定,這種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發達國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長理論實際上則放棄了這種強假定,代之以個更一般的情形,這樣,就出現了規模效應為正、為零或為負的多種結果。第二,與以往的內生增長理論相比,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更具有針對性。在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中,由于簡單地假定技術或“知識”的外部效應不能被個人內化,因而任何用于技術或“知識”部門的政策都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近期增長理論則表明,只有范圍更窄的重點資助政策才對長期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三、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中國的現實意義

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于中國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究竟達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中國經濟究竟又面臨著怎樣的矛盾?我們認為,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需求約束”經濟時代。或者說,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期效應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今后的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于長期因素。

中國經濟的需求約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業產品需求;一是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

第一,工業產品的需求約束已變得越來越嚴重。集中表現為:工業品供過于求的矛盾進一步突出,工業企業生產能力閑置過剩,產品大規模積壓。根據2000年國內貿易局商業中心對國內市場上609種主要商品的調查,供過于求的比例高達79.6%,比1998年增長了47.8個百分點;根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中,生產能力閑置20~33%的,占27.2%,閑置50%以上的,占18.9%;在產品積壓方面,根據統計顯示,近年我國工業產品每增產10%,就有1%的產品積壓(王萬山,2002)。

第二,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面臨嚴重約束。1997年全國失業工業數為1200萬左右,200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173萬。即使是本來稀缺的人力資本,也同樣面臨市場需求約束。2000年全國本專科畢業生平均就業率僅為80%,其中,專科畢業生的市場需求量不到30%(胡永遠、李少斌,2001)。特別是2003年夏季以后,隨著高校擴招后首屆畢業生走上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更加不容樂觀。

進一步分析發現,受到嚴重需求約束的,主要是低檔次工業產品和低檔次人才。與之相反,高檔次產品和人才卻面臨短缺。例如,我國已連續三年居世界產鋼量第一,但一些高質量、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品種,供給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場占有率只有60%,冷軋硅鋼片、鍍鋅板僅占30%,不銹鋼板僅占20%;精密機床、遠洋船舶等產品的50%還依賴進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許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對碩士以上人才敞開大門“歡迎”;一流大學畢業生還是供不應求。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低檔次產品和人才過剩,而高檔次產品和人才短缺?主要還得從供給行為找原因。從產品生產者來說,生產低檔次產品有幾個明顯的好處:模仿成本遠遠低于技術創新成本;市場經營、開發的風險小;能很快填補市場需求空白,等等。從而,即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樣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搶奪了原來創新者的市場利潤,并不能對經濟的長期增長做出貢獻。例如,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大了引進外資與技術力度,但企業引進技術的目的只是為了生產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礎上再創新的企業僅占18.75%,而且,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遠遠不夠。以1994年為例,國有大中型企業用于技術引進的支出為275億元,而同期用于這些技術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億元(李以學,1999)。同樣地,如果個人投資教育的目的,只是獲得一張高等教育文憑,那么,個人就會走文憑捷徑,熱衷于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因為這類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見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為例,1998年參加本科自考的實考人數為102萬,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遠,2001),其中雖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計劃的約束問題,但至少可以從非普通教育的持續“火爆”看出個人投資技能教育的熱情。因此,從中國的經濟實際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由于產品或知識創新的相對成本太高,企業、個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創新。

而且,在中國過去的二十幾年中,宏觀環境尤其是政府的行為,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產權不明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不愿進行有利于長期增長的技術創新;財稅分權改革助長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復建設,導致全國市場產品過剩;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創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產品所“肢解”,從而大大削弱了企業創新的激勵。尤其是政府長期充當著技術創新、教育投資的主體,有限的財力卻“胡子眉毛一把抓”,結果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項目都難以到位(李啟明,1999)。

總之,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已經告別了產品的“短缺經濟”時代,同時又承受著巨大的過剩人口壓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場需求緩解一部分需求約束,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低檔次產品的過度出口將惡化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不是長久之計。中國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缺乏的是高質量的創新產品和高水平的創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針對性,更有重點。換言之,政府的政策應該放棄對一般技能型人才培養和國內“模仿產品”項目的支持,而應對新知識、新產品的創造與國外引進,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謂“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

具體來說,政府的政策應該集中解決普遍存在的“短視癥”問題。“短視癥”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總想“多快好省”,快出產品,快出“知識”,快出人才。這種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奮進,但也極易導致浮夸和行為短視。政府如果熱衷于“趕超戰略”,就會形成一個導向。整個社會都會跟隨。一個政府,一個企業,如果過分關注自己任期內的“短期業績”,就會損害長期的增長與發展。因為,重大的科技創新或技術創新,都難以在短期內顯出明效。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改革開放20余年,生產大大發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數量大大上升了,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根據世界權威機構——瑞士國際管理與發展學院網站的《世界競爭力年鑒》,1998年中國的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排名,1999年中國競爭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個中原因就在于,中國在重大科技創新與產品創新方面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長理論的說法,就是:產品、勞動力數量對整個經濟來說,只有“水平效應”,沒有長期增長效應。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應該重點圍繞糾正“短視癥”而展開。

第一,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目前,國有企業政企仍然沒有完全分開,國有企業經營者和政府官員的目標函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任期內目標最大化。因此,國有企業的行為短期化有著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第二,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這實際上涉及到創新者利益的保護問題。過度保護創新者的壟斷利益,不利于知識和技術的傳播與共享;但反過來,如果不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創新者的創新收益就會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竊者所大肆分割,嚴重損害創新激勵。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期,我們正好憑借加入WTO這一契機,以嚴格遵守WTO關于知識產權保護規則這一有利背景為前提,有效保護企業、個人的科技創新成果,通過鼓勵重大科研創新,提升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準確。政府支持知識、技術創新,無庸質疑,這也是內生增長理論包含的政策含義。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問題有兩個:一是這一主張以個人、企業完全缺乏知識、技術創新動力為前提,顯然這一假定條件并不符合經濟事實;二是這一主張以政府不面臨財政約束為前提,這一假定也不現實。在有限的財力約束下,在個人、企業具有強烈“模仿”動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優選擇,就是有效縮小自已的“勢力范圍”,集中財力,支持重大創新項目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著眼于長期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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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永遠、李少斌:《“逆向選擇”下的個人人力資本投資》,載《人口與經濟》,2001(6)。

篇5

一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論文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三總結

本文在對財政與財政政策進行概念闡述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財政政策的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中,在對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進行研究時,分別運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分析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從分析可以看到,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各有所側重,且影響程度和范圍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因此,必須合理運用好各種政策工具,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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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

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

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篇7

在研究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時,進口始終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減因子,然而從長期來看,進口通過突破供給約束、創造有效需求、升級產業結構等手段對促進經濟增長。

一、進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

1.突破供給約束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多種生產要素,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增長所需的全部生產要素,某種要素的稀缺就會造成經濟增長的瓶頸。通過進口國內短缺的原材料、關鍵設備等要素來緩解國內資源約束的壓力,彌補了國內供應的缺口,促進了國內經濟增長。

2.創造有效需求

一國潛在的消費需求,并不總是能夠由國內的生產所能滿足,如果沒有進口商品,有些潛在的消費需求就不能最終形成消費支出,不利于經濟增長。國外商品的進口,尤其是新產品的進口,會培育國內消費者對該種商品的需求,當需求達到一定的水平時,會刺激進口國國內該種商品的國產化趨勢,同時也帶動國內其他相關產品的需求,進而推進經濟增長。

3.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進口貿易可以使資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產業中,提升國家的產業結構,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相對低的產品通過進口獲得,使本國的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發展中國家進口技術和設備生產進口替代品,隨著對引進技術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創新以及規模經濟的形成,產品質量得到提高,生產成本逐漸降低,再加上本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的優勢,最終在國際市場上建立了競爭優勢,產品由以前的進口變為出口,一國產業從無到有,再到強大。進口貿易推動了經濟增長,也加快了產業結構的演進。

4.促進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導性因素,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通過進口獲得技術,可以節省時間,減少浪費和開發不成功的風險。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技術貿易,即進口先進的產品、技術和設備,來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還可以加速國內產業的發展,幫助當地企業發展,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我國進口發展現狀

我國加入WTO以來對關稅進行大幅度削減,目前的關稅總水平已經從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隨著關稅的降低及部分非關稅壁壘措施的取消進口貿易也得以突飛猛進的增長,2006年和2007年進口額分別達到7916.1億美元和9558.2億美元增長率均高達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以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從商品結構來看,初級產品和制成品的進口比例仍與入世前相當,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進口結構卻發生了變化。一是國內短缺的投資類、資源類商品進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口2429.8億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進口增長迅速,鐵礦砂增長達61.6%,原油增長達20.1%。二是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進口增加。以決定一國現代化程度的裝備制造業——機電產品為例,到2007年進口總額高達4125.1億美元,與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億美元,增長了15.5%。

對能源和一些高新技術產品、資本設備的進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速,但從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國經濟面臨的潛在國際風險。

三、對我國進口的若干建議

1.重視進口對經濟的作用

要認識到進口對GDP的拉動作用,保持進口與出口的均衡發展。中國現在急需調整貿易發展戰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貿易順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貿易增長的同時,也要重視進口貿易規模增長,要以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為目標,形成雙向對流的貿易增長格局,充分發揮進口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2.優化進口貿易結構

中國應從宏觀上調控進口產品的商品結構,從而帶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積極做好稀缺資源和先進技術的進口。對于國內稀缺、生產成本高的資源型原料可用進口原料予以替代,并進行國內的戰略儲備。對國內支柱產業和技術落后產業則可采用進口促進策略,著重引進關鍵設備和創新技術,在分享國外技術進步和創新成果的基礎上,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保證國內經濟、對外貿易長期健康發展,提升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3.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

在優化進口貿易結構、將進口政策與產業政策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政府可以對有利于產業優化的進口行業給予一定的扶持政策,促進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加以吸收和創新。要提高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進口地位,通過建設多元化、規范化的進口企業,并對其監管和規范,促進中國進口貿易的健康、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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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當一國的實際增長率與有保證的增長率相一致時,經濟的增長才是穩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時,經濟就出現波動;在長期中,當實際增長率等于有保證的增長率同時等于自然增長率(又稱“潛在增長率”)時,才能既實現均衡增長,又保證充分就業,從而成為一種合乎理想的長期增長狀態。現實當中,經濟要持續這種“刀鋒式增長”固然是很難的,不穩定是常態,但我們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長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如果經濟過度波動,會造成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對經濟增長的長期績效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

三、經濟投入產出效率

經濟增長是由投入的生產要素決定的,投入要素的數量、質量以及要素間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決定了經濟增長的質量。一般而言,生產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結合因素。

經濟增長過程中投入與產出的比率,直接表現為經濟增長效率,是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方面。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對經濟增長因素的理論分析和核算認為:經濟增長通常可以通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兩種方式來獲得,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其中,內涵擴大再生產方式,即在不擴大要素投入的情況下,通過改善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被認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續的。

四、科技進步

在經濟增長的結果中,技術進步可以表現為產品的更新換代、產品質量升級和品種增加、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等多種形式。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是與經濟系統中的其他要素結合在一起的。對此,盧卡斯研究認為:與人力資本相匹配的技術進步投入要素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是最有潛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經濟結構

在各類經濟結構中,產業結構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它的變化對于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費歇爾(A.G.B.Fisher),確立了我們所熟悉的三次產業分類法,即把廣義的農業稱為第一次產業;把廣義的制造業或工業稱為第二次產業;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產業以外的其他經濟活動稱為第三次產業,并指出第三次產業的本質在于提供服務。

除了產業結構以外,經濟結構還包括所有制結構、產業內結構、城鄉結構等多種區分。經濟結構的各層次特征,共同構成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要素。

六、產品質量

經濟增長的大部分結果直接體現為向市場提供的產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和無形的服務產品等。在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都是以“產出是有效的”為前提來分析經濟增長問題的,一般不考慮產品質量問題,不考慮因產品質量問題所造成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然而,如果考慮到資源的有限性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所在,則在我們對經濟增長質量內涵的界定中,產品質量成為衡量資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競爭能力

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信息化已成為大趨勢的形勢下,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都不可能是封閉、孤立的,而總是在國際、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環境下實現。因此,競爭能力的強弱,對于經濟發展、增強綜合實力、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經濟增長質量高低的重要表現。

八、人民生活

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一生產目的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無論是同志在“三個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黨的宗旨”的思想,還是“十五”計劃編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為本”的思想,都強調了這一點。經濟增長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才能稱其為高質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費、儲蓄、科教文衛、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人民能否真正從經濟增長中得到較多的實惠,反映了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

九、資源環境

經濟增長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約,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資源和環境狀況與經濟增長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如果人類在大力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盲目擴大生產和消費,物質和能量需求不斷擴大,而不注意資源的節約再造和環境的保護,則經濟增長必然與自然供給能力之間形成矛盾和對立。如果人類認識到環境的客觀屬性及其發展變化規律,將自身需求量和廢棄物排放量控制在環境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環境,則環境將在人類引導下向著有利于人類生產、生活和生存的方向發展,此時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和諧統一,這就是“可持續發展”——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在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的定義,意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續發展觀為指導對待資源環境的保護和利用是經濟增長質量重要的衡量標準。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質量不僅包括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穩定性和投入產出效率、科技進步、經濟結構、產品質量、參與經濟競爭的能力及潛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會福利,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程度等等。經濟增長質量作為一個綜合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三方面范疇的概念,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整體在資源的配置、利用和滿足人民生活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上所綜合表現出來的優劣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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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玉梅.論經濟增長質量之內涵[J].市場論壇,2004,(2):24-25.

篇9

農村經濟發展離不開金融的強力支撐。近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迅速,產業支撐作用增強,但農村金融卻面臨邊緣化,難以分享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紅利”。農村金融改革滯后與農村經濟缺乏良性互動,成為制約農村經濟增長后勁的關鍵因素。

本文從南陽市農村經濟、金融結構層面存在的問題入手,緊緊圍繞市場化這條主線,以實證分析為手段,提出建立農村經濟和金融良性互動、協同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農村經濟與金融發展的現狀和存在的主要矛盾

(一)南陽市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

1.農村經濟總量份額較大,但農民收入貨幣化程度較低。南陽市作為典型的農業大市、人口大市,農村經濟份額很大。2005年,農業增加值為275.76億元,鄉鎮企業增加值為263.88億元,合計占南陽市國內生產總值的51.39%以上。主要農副產品的產量居河南省首位,糧食、棉花、油料年產量分別占全國的0.96%、2.08%和2.94%。但人均經濟指標卻相對較低,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893.87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61.13元。“大而不強”即是對南陽市農村經濟特征的精要概括。

2.農民純收入增長加快,但是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仍較大。一是南陽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71,遠高于國際上公認的1-1.5的合理區間。二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地區差距仍然存在。至2005年末,農民人均純收入2893.87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61.13元。

3.“以城帶鄉”、“以工哺農”的基礎并不牢固。與全國相比,南陽市的工農差距、城鄉差距相對較小,但僅處于低水平的相對均衡狀態,達到差距合理區間的任務仍很艱巨。同時,農業人口占比過大,而工業化、城市化水平比較相對滯后,“以城帶鄉”、“以工哺農”的基礎并不牢固。

(二)農村金融基本格局和運行狀況

1.農村金融機構網點縮減,功能弱化。國有商業銀行淡出農村金融市場,涉農營業網點逐年縮減。至2005年末,金融機構網點總數降幅達45%,削減的金融機構網點主要分布在縣及縣以下農村,其中90%的鄉鎮撤銷了農行營業所,農村信貸業務基本靠農村信用社一家支撐。農業貸款一直呈下降走勢,農業銀行農業貸款余額的比例已降至全市農業貸款余額的7.7%。

2.貸款結構不合理,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信貸結構失衡的問題較為突出,總體呈現向農戶“一邊倒”的現象。至2005年末,農業貸款余額148.93億元,較上年增加23.08億元,增長18.3%。其中,農戶貸款余額114.37億元,占比77%;農業經濟組織貸款余額14.83萬元,占比10%;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貸款9.36億元,占比6.3%;農村交通3.16億元,占比2.1%;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貸款4.04億元,占比2.7%。

3.農村信貸市場缺乏競爭,供給剛性趨于增強。農村金融市場引力不強,缺乏競爭,市場化進程嚴重滯后。金融統計資料顯示:農信社貸款占農村貸款的比重自1993年以后呈逐年上升的態勢,表明農信社的壟斷地位不斷鞏固。而從農村貸款①的來源結構看,農發行的收購貸款和農信社使用的支農再貸款兩項合計占比一直過高,占農村貸款總額的三成以上。農發行貸款來自人民銀行再貸款,而農信社使用的支農再貸款更是由當地人民銀行直接管理的,供給制度的剛性特征十分顯著。

4.農村民間借貸暗流涌動,日趨凸顯。近年來,由于農村金融功能缺位,“非農”傾向日益加重,為民間借貸迅速發展讓出了空間。據人行南陽市中支民間借貸監測表明:民間借貸自2003年以來日趨活躍,借貸的高發地在農村,筆數和額度占比都呈上升趨勢。有52%的農戶急需使用資金時首選融資途徑為向親朋好友借款;87.4%的中小企業選擇內部集資和民間籌集的方式;僅有71.8%來自于儲蓄存款。初步測算表明:南陽市轄區目前民間借貸總額高達180億元以上。

(三)農村經濟、金融協同發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1.農村金融服務功能弱化和農民金融需求日益多元化的矛盾。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農民市場經濟意識的增強,跨地區交易、非現金交易的現象日益普遍,農民在要求金融機構提供傳統貸款業務支持的同時,要求金融機構提供具有針對性、多樣性、時效性的金融服務,如銀行卡、票據承兌、通存通兌、理財等。而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在鄉(鎮)一級沒有營業機構,銀行卡業務、票據承兌業務在廣大農村仍然是個空白。在信貸供給方面,農發行囿于職能定位,支農作用發揮不充分。農業銀行也加速從農村金融市場中退出,對縣以下的農村存多貸少,甚至只存不貸,業務急劇萎縮。農村金融服務呈現“一長(農村信用社)兩短(農發行、農行)”的格局。

2.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與農業投入嚴重不足的矛盾。從金融投入的角度看,目前農業投資主要來源只有農村信用社、農戶和民間借貸三個渠道。而從組織資金的角度看,農村經濟“失血”嚴重,銀行類金融機構成為縣域資金流出的主渠道。至2006年,縣域金融機構上存資金136億元,上借資金46.79億元,兩者相抵后凈流出資金89.21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9.52億元。

3.金融機構風險防范與農戶、鄉鎮企業擴大再生產的矛盾。由于社會信用的缺失,農村金融業普遍傾向于通過抵押或擔保方式來發放貸款,各金融機構發放信用貸款的額度較小就是佐證。目前農信社發放貸款的主要方式,仍然是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而一旦農戶要擴大再生產就面臨著無物可押的困境,這是因為農戶除了住房外,沒有其他的不動產可進行抵押;而企業的建筑土地歸集體所有,不能流轉,也不能抵押。這就導致農戶和企業很難通過抵押的辦法獲得資金以擴大再生產。

4.農村保險滯后與農村日益增長的保險需求的矛盾。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始終伴隨著自然風險和經營風險雙重風險壓力,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國內農產品受國際的沖擊更大,風險被進一步放大。農業保險停滯不前,使農業投資項目缺乏有效的風險轉移機制和風險分散渠道,一旦遇到自然災害或市場波動,農戶歸還貸款的能力減弱,風險就很容易轉嫁給農村金融機構。

5.農村貸款利率總體水平偏高與中央支農惠農政策的矛盾。國有商業銀行不愿涉足農村金融市場,目前為農業、農戶提供信貸服務的金融機構基本上只有農信社一家。據測算,2006年,南陽市農信社加權平均利率為8.37%,高于地方性商業銀行平均利率水平1.92個百分點。期限在6個月至1年(含)貸款加權平均利率12.83%,高于地方性商業銀行平均利率水平6.994個百分點。較高的利率水平,使得農業這一國民經濟最弱質的產業和農民這一社會階層中最弱勢的群體,事實上承受著最重的利息負擔。

三、農村經濟、金融發展的量變特征和互動關系研究

農村經濟、金融協同發展,不僅要求在兩者間建立總量上的匹配關系,更要求在兩者間建立結構上的制衡、調適關系,在此基礎上實現良性、互動發展。

(一)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分析

表1南陽市主要年份三次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單位:%

資料來源:根據1978年-2005年《南陽統計年鑒》整理。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

1.三次產業結構構成分析。南陽市三次產業構成仍是“二一三”結構,表明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整體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從三次產業結構的轉換趨勢分析,第一產業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三產業比重逐年上升,基本符合國際上產業結構變化的規律,表明產業結構在向均衡發展的狀態轉化。

2.就業結構構成分析。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比過高,達57.12%,表明目前該市就業結構仍不合理。2000—2005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比下降了13.56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分別上升了6.42和7.15個百分點,表明該市就業結構轉換逐步趨向合理。其中,第三產業自2000年以后就業容量明顯擴大,比重提高較快,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場所。

(二)產業結構偏離度②和比較勞動生產力③分析

表2南陽市主要年份的產業結構偏離度和比較勞動生產力

單位:%

資料來源:根據1978年-2005年《南陽統計年鑒》整理。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

1.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南陽市第一、二產業偏離度的絕對值較大,表明第一、二產業發展不均衡,產業結構效益不高。但其總偏離度明顯下降,說明其結構轉換在整體上趨于均衡、和諧。第一產業的偏離度呈波段下降的趨勢,說明農業產值結構與勞動力結構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第二產業的偏差在1985—2000年起間逐年拉大,表明第二產業與資本結合帶來的勞動力釋放效應,導致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速度滯后于產值增長的速度;第三產業的偏差則逐年下降,目前為0.76,表明第三產業的結構相對比較均衡,但與資本結合的能力較差。

2.比較勞動生產率分析。第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一直逐年下降,雖然在近年來有所回升,但仍然處在較低的水平,而且在三次產業中的水平一直最低,意味著同一個單位的勞動在農業中獲得的凈收入,要比二、三產業少得多。

(三)三次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率分析

從表3中看出:三次產業穩定增長的動力基礎尚不牢固,波動幅度較大。總的趨勢是:第一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力趨于下降,第二、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力趨于上升,基本符合國際上三次產業結構演進的規律,說明其演進的動力基礎正趨于均衡。但金融保險業發展明顯滯后于實體經濟的增長,表明金融抑制比較嚴重,產融結合存在障礙。

表32001—2005年三次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④和拉動率⑤比較

單位:%

資料來源:根據2001年-2005年《南陽統計年鑒》整理。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

(四)城鎮化約束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的分析

圖1的兩組數據表明:城市化水平較低、城鎮帶動能力不強,是制約農村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與農村轉移勞動力占鄉村勞動力的比重存在高度相關關系,南陽市的城市化水平較低,為30.02%,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圖1南陽市主要年份的城鎮化水平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

(五)農村金融作用力的分析

為分析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對農村金融相關比率⑥與農村經濟效率進行了比較分析。

圖2顯示: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在1999-2005年這一時期呈反向變動趨勢。計算農村金融相關比率與農村經濟效率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7,可以認為兩者高度負相關,總體表現為“逆周期”運動。

圖2南陽市農村FIR與農村經濟效率折線圖

(六)農村金融中介效率的分析

圖3南陽市農村金融機構中介效率水平的折線圖(農村居民=1)

在金融效率分析中,通常采用存差與各項存款的比值來反映金融中介的資金運用狀況。1999年以來農村金融相關指標的計算結果顯示,農村金融中介效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與農村金融的現實狀況不盡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個體差異影響較大,如:農發行南陽市分行1999—2005年間平均每年凈投放57.97億元。對其計算結果進行必要的修正,剔除農發行貸款凈投放對比值的影響,分析狀況表明:農村儲蓄轉化投資尚存有一定的機制障礙,農村金融機構貸款投放不積極,資金運用的效率沒有明顯提高,流動性過剩的跡象較為明顯。

(七)城鄉信貸投放與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的分析

圖4的三組數據顯示,城鄉居民人均貸款比與城鄉居民人均投資比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1),與城鄉居民收入比中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72)。表明南陽市農村信貸的相對增長能顯著增強農村經濟發展的后勁,但對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比的作用不顯著。

圖4南陽市居民貸款城鄉結構的三組數據比較折線圖(農村居民=1)

四、農村經濟與金融協同發展的金融政策建議

農村經濟與金融缺乏互動效應,關鍵在于農村經濟和金融缺乏經濟利益聯結的基礎,不能以市場為導向實現金融資產和實體經濟的有效融合和優化配置,是農村金融的商業化取向與農村經濟“弱質”性矛盾的外在體現。這是市場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唯有通過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才能逐步得到妥善解決。當務之急是從體制層面、機制層面重新設計農村金融市場體系。

(一)制度層面:從放松管制和促進競爭入手,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的、結構合理的、穩步發展的農村金融市場。

1.充分發揮商業性金融的導向作用和政策性金融的積極作用,以適度競爭促效率提高。一是對現有農村信用社進行有條件整合,按照“發展一批、保留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將具有比較競爭優勢的農村信用社發展成社區性商業銀行。二是對現有金融機構的政策性貸款業務進行整合,集中到農業發展銀行一家。

2.建立金融穩定協調機制,維護支付體系安全。一是加快農村支付結算體系的建設,解決農村信用社系統資金結算電子化的問題。二是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及投資者補償機制,設立全國性存款保險基金,對農村金融機構存款保險基金給予再保險。三是建立和完善金融穩定協調機制,防止農村金融市場發生系統性風險。

3.推動“非正規金融”發展,完善農村金融市場結構。通過實行公平的市場準入、退出制度,將現有的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改造成為農村金融活動的主體,使之嵌入農村經濟的各個層面與過程當中,做到存量機構退出與新增機構進入銜接有序、協調一致,力爭使改革期間不出現大的起伏,社會成本降到最低。

4.營造環境、政策扶持,確保農村金融市場的可持續發展。一是加強農村金融立法,依靠法律調節各方利益關系,保障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順利推進;二是盡快出臺對農村金融扶持的相關政策,包括稅收優惠、費用貼補和風險補償等。

(二)機制層面:以機制創新疏通金融資本配置渠道,實現農村信貸投入總量的穩態增長。

1.延伸小額農貸的對象、額度和期限。將覆蓋人群擴大到個體工商戶,適當提高授信額度,合理確定貸款期限,并允許農戶跨年度使用授信額度。

2.鼓勵和推出大額農業信貸。重點支持訂單農業、涉農龍頭企業、農副產品物流企業和優勢農產品產業帶的建設,借助農業產業化增效創利。

3.創新貸款擔保方式,探索發放項目貸款。

(三)輔助層面:以普惠金融為核心原則,縮小城鄉金融服務差距,構筑城鄉一體化的農村金融大市場。

1.為抑制農村信貸資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證。國家要加大對欠發達地區農村的信貸投入,在信貸規模、信貸投向、貸款品種、貸款期限及利率政策等方面給予必要傾斜。

2.鼓勵在縣域建立多種所有制的社區金融機構和商業性小額貸款組織。一是收編民間金融,鼓勵其橫向聯合、規范運作,成為最貼近農民的金融組織。二是大力發展商業性的小額信貸組織,逐步取消其融入資金的限制。三是成立郵政儲蓄銀行,使之成為面向社區金融機構和小額信貸組織進行資金批發業務的金融機構。

3.利用優惠政策,引導城市資金從生產力高端注入現代農業。優先發展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城市工業;優先發展畜牧業、特色種植業、農副產品加工業、農產品運輸服務業、農村金融和保險業,以及農業信息和技術服務等;在有條件的農村地區,還應當重點發展旅游農業、休閑農業,通過這類農業形態實現城鄉互動,城市反哺農村。

注釋:

①在本文中,農村貸款余額為鄉鎮企業貸款余額與農業貸款余額之和。

②產業結構偏離度定義是某產業勞動力比重與該產業的比重之差,說明勞動力結構與產值結構之間是一種不對稱狀態。

③比較勞動生產率定義為某產業產值比重與該產業就業比重之比,比重越高,表示這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越高。

篇10

1.1.1原始數據處理由于事物或因素計量單位不同,原始數據在量綱和數量級上也會存在差異,因此在計算之前首先要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主要通過初值化和均值化方法。初值化是用一個數列第一個數據后面的每一個數據除以第一個數據,得到所有數據相對于第一個數據的倍數數列,稱之為初值化數列;均值化是用一個數列的所有數據除以該數列的平均數,得到一個所有數據相對于平均數的倍數數列,稱之為均值化數列。

1.1.2計算灰色關聯系數假定已經處理過的數據參考數列和與之作灰色關聯程度比較的p個比較數列分別為。對于第k個比較數列,分別記n個∆0k(t)中的最小數和最大數為∆0k(min)和∆0k(max)。對p個比較數列,又記p個∆0k(min)中的最小者為∆(min),p個∆0k(max)中的最大者為∆(max)。這樣∆(min)和∆(max)分別為這p個比較數列在各期的絕對最小差值和絕對最大差值。那么,在t時期,第k個比較數列與參考數列的灰色關聯系數可通過下式計算。

1.1.3求灰色關聯度通過n個灰色關聯系數來反映每個比較數列與參考數列的灰色關聯程度有一定的局限性,即難于從整體上對灰色關聯信息進行把握,信息比較分散,因此,需要對灰色關聯信息進行集中處理。可以采取求平均值的方法來定量衡量兩個數列的灰色關聯程度,則第k個比較數列與參考數列的灰色關聯度計算公式為。

1.1.4排灰色關聯度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灰色關聯度主要用來比較度量因素間密切程度的相對大小,其絕對數值的大小意義不大,關鍵是在求得各個比較數列與同一參考數列的灰色關聯度之后比較它們的大小。p個比較數列就對應p個灰色關聯度,將這p個灰色關聯度按其大小進行排列即為排灰色關聯度,得到灰色關聯序,其大小順序代表了每個比較數列相對于同一參考數列的主次關系。因素分析便是灰色關聯度分析方法最主要的運用之一。在運用過程中,人們不能完全有效地掌握信息,加上客觀事物的復雜性,經濟變量影響因素的多樣性,導致很難看清各因素對經濟總量的影響程度,這就需要通過因素分析對經濟變量進行深入研究。而利用灰色關聯度進行分析則比較適合各影響因素和總量之間數字關系不嚴密的情況。

1.2模型選擇

1.2.1指標選取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要對模型的指標集進行選擇,合適的指標集將對模型評估結果產生直接影響。在選擇指標集時要考慮目標數據的可獲得性、財務指標與傳統非財務指標的融合性,且要切合研究目的。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定量計算子系統和母系統中諸因素的相關關系,其過程如下:(1)指標的選擇問題。在分析南水北調工程與受水地區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中,GDP的增長首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它可以反映出受水地區經濟的整體運行狀況。(2)以地區糧食總產量作為指標,分析受水地區農業發展與調水工程供水效益之間的關聯。(3)將固定資產投資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港口吞吐量作為研究受水地區工業發展和調水工程供水效益關系的指標。(4)找出社會消費品零售額與進出口總額作為指標,研究受水地區貿易增長與調水工程之間的關聯。據此,通過對以上指標與調水工程供水效益進行灰色關聯分析,可以描繪出受水地區經濟運行的整體狀態與南水北調工程供水效益之間的關聯程度。受水地區地方經濟指標的數據可以從各個地方政府的統計年鑒中獲取,南水北調工程供水效益的數據可以向相關管理部門索取。

1.2.2模型建立設參考數列為X0,代表南水北調工程供水效益增長的百分點;被比較數列(因素數列)為Xi,i=1,2,…n,分別代表選取的受水地區經濟指標。

2案例分析—以通榆河北沿送水工程為例

2.1工程概況通榆河是江蘇省蘇北沿海地區一條集送水、排澇和航運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骨干河道,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是江蘇省為實施國家沿海開發戰略、促進東部沿海水運事業發展而開辟的戰略性水資源工程,是一項超前謀劃、有利于江蘇未來長遠發展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該工程于2007年12月9日開工,并于2010年7月7日正式通水,總投資46.8億元,包括疏港航道工程和送水工程兩部分,該工程全長190km,連接了鹽城市濱海縣、響水縣和連云港市的灌南縣、灌云縣、贛榆縣和連云港市區,其中整治拓浚老河道103.1km,并新挖河道12.3km,輸水規模達到30~50m3/s。在其建成后江蘇省沿海和連云港市水源供給的安全保障能力將得到提升,沿海地區的水資源和水環境質量也將得到有效改善;同時,沿線地區的供水、排澇和水生態環境也會受其影響得到改善,與此同時,沂北地區的排澇工作也將得到相應保障[9]。

2.2指標集的選擇根據上文建立的模型,為揭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與連云港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關系,選取2008~2013年連云港地區生產總值、地區糧食總產量、固定資產投資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港口吞吐量、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進出口貿易總額和通榆河的供水效益作為指標集,對其數據進行分析,研究連云港區域經濟增長與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之間的關聯程度,詳見表1。

2.3灰色關聯度計算(1)無量綱化處理。根據灰色關聯度計算方法,對表1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計算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及連云港港航經濟系統各指標年度增加值,見表2。根據表2數據,可以計算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增長率及連云港港航經濟系統各指標年度增長率,見表3。

2.4案例分析根據表7的結論可以發現,連云港港航經濟系統的發展與各影響因素的關聯度均大于0.5,這表明連云港港航經濟系統各參考因子與通榆河調水工程供水效益都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其中,相關性最高的為連云港港口吞吐量,說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為連云港港口注入了新的活力。相關性最弱的為連云港進出口貿易總額,說明調水工程供水效益與當地國際貿易增長關聯較低。此外,連云港區域經濟系統與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的關聯度相對較高的指標還有連云港地區生產總值(灰色關聯度為0.8426)、固定資產投資額(灰色關聯度為0.7420)、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灰色關聯度為0.8008)和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灰色關聯度為0.8296),均在0.7至0.85之間。可見,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與連云港區域經濟增長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兩者緊密相關,相互依存發展。連云港港航經濟系統與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之間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相關性,主要原因是:(1)連云港市區飲用水供水線路單一,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有效地解決了這個矛盾。30~50m3/s的供水流量的意義不僅在于可以有效保障連云港市區應急水源及沿海開發戰略的實施,也保障著疏港航道通航水位以及沂北地區的排澇工作。同時,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也向里下河沿海墾區和渠北地區供水,在工業生產和農業灌溉方面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截止2013年底,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平均每年供水量3888萬m3,城市居民、工業及臨港產業供水效益15708萬元,并增加向農業供水,農業供水效益為1866萬元,該工程的建成,不僅使得沂北地區排澇可調度,也保證了疏港航道的通航率。(2)作為連云港市的第二水源通道,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提升了江蘇沿海地區對水資源安全的保障能力,也顯著提高了沿海地區的水資源和水環境質量。1998~2008年,連云港的唯一城市飲用水源“薔薇河”共發生過水污染事故11次,雖然在實施清污水分流技術的后污染指標比過去有所下降,但對城市居民飲用水、食品等工業用水的影響仍然較大。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的建設,可作為連云港市遭遇水質事故時的備用水源,從而保證連云港市城市及港口的正常生活。(3)工程的建設使得連云港市的生活用水和生態環境用水水質得到了保障,提高了居民用水效率,為招商引資樹立了良好的城市形象,間接地影響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提高了當地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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