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倫理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國際經濟法是二戰之后新興的年輕的法律領域，也是一個存在著概念爭議的領域，但是，這個領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并未形成繁榮的學術景觀和多元的理論爭鳴。這大概與國際經濟法領域的制度實踐在當時不夠活躍、不夠成熟或不夠發達有關，也可以說與國際經濟法學界的理論研究在當時不夠自覺、不夠開放和不夠沉潛有關。國際經濟法理論在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終于因緣各種契機（尤其是WTO的建立及其法理和實踐）而開始形成了理論上的探索和學術上的爭鳴、走出總體理論上的幼稚和貧困并進而出現了多元的理論視角和各種視角之間的對話和交流。

一、全球變革——國際經濟法學術的語境變遷和話語轉型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全球經濟制度實踐出現了重大的制度轉型。英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拉美嚴重的債務危機、東亞“四小龍”經濟的起飛、蘇聯解體和巨變，促成了自由市場體制在全球范圍內開始復興，各國經濟和國際經濟越來越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全球經濟越來越結成了復雜的相互依賴的統一網絡體系。這種全球大轉型在法律和制度層面表現為各國和國際經濟法律制度正經歷著自由化、全球化和一體化的大變革，在國際層面，WTO、IMF和世界銀行這戰后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三大支柱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這種經濟領域及其法律制度的全球化大變革也帶動著政治、社會、文化、環境、教育、衛生、人權等等其他領域的全球化，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所導致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緊張即生態系統的失衡，以及這種天人矛盾所引起的南北矛盾的復雜化導致發展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成為全球經濟及其法律體制所必須面對和處理的重大問題，國際經濟法律制度越來越走向復雜、多樣，同時也孕育了變革的契機和因素。

語境變遷促動了國際經濟法學術話語的轉型。全球化既促成了傳統的一般人文社會學科開始越來越自覺的把經濟全球化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納入自己的理論視域，也促使國際經濟法學術開始思考人類社會制度和秩序的一般秩序原理，以及人文社會學科、理論和學術的理論資源。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經濟法學術終于開始逐漸走出傳統的，初級的議題和論爭，例如，國際經濟法是否存在？國際經濟法是否有效？國際經濟法如何定義？等等。如今，國際經濟法學術已經開始超越了這種初期的國際經濟法理論與實踐的門類定位和定義之爭，廣泛深入

到國際經濟法的更加深層次的理論基礎和更加專門性的具體問題的思考和研究。國際經濟法學術也越來越具有法理自覺和理論意識，甚至越來越回歸到一般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開始努力嘗試走出傳統上沒有理論和不成體系的狀況。這種國際經濟法學術的話語轉型可以概括為“從概念之爭到理論之爭”。

二、法理思考——國際經濟法學術的視角多元和復雜進路

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今的十幾年來，國際經濟法學術開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研究熱潮和學術爭鳴現象。英國國際經濟法學者夸爾希（Asif。Querish）在其1999年出版的《國際經濟法》之中首先意識到并強調了國際經濟法學術的語境變遷及其多元進路。夸爾希指出，“可以從多種多樣的角度來洞察國際經濟秩序：法律的，經濟的，政治的，情境的，哲學的（例如分配正義），目標導向的（例如比較優勢模型），國家中心論的，個人的（例如人權），機構的，南/北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女性主義的，文化的，或者歷史的。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國際經濟秩序不可能僅僅從一個單一視角來理解，同樣清楚的是，它需要從每個單獨視角來更好的理解。”[①]隨后，夸爾希教授推動了2001年5月4日曼徹斯特大學國際經濟法多元視角的研討會，并主編了《國際經濟法諸視角》的研討會文集，旨在薈萃國際經濟法諸多視角各自的優點和旨趣，這些視角包括法律分析的綜合視角、治理全球化的機構視角、國際機構沖突與協調視角、民族國家及其國民身份的視角、爭端解決的發展中國家視角、多邊貿易談判的發展中國家視角、區域經濟一體化視角、人權視角、女性主義視角、新葛蘭西政治經濟學視角、弗蘭克國際法正義論視角、伊斯蘭文明視角、可持續發展視角、經濟分析視角、歷史分析視角等等，被劃分為9大類16種視角。[②]不過，正如夸爾希所指出的，這些視角并沒有窮盡國際經濟法的所有視角，它們只是提供了一種觀察國際經濟法的模糊的大綱，而且，即使這些視角本身也并沒有深入展開而僅僅是考察的起點。[③]除了以上這些視角之外，國際經濟法的法理視角還廣泛包括民主視角、視角、科學視角、視角、非政府組織視角、規制競爭視角、機制沖突視角、公共健康視角、經濟制裁視角、域外管轄視角、國際倫理視角以及其他各種不斷涌現的理論視角，等等。

在各種視角之中，Thompson闡釋了治理全球化的機構視角，認為所謂全球化和國家自治空間的消失是夸大其辭的，國際體系的治理機制不應該被塑造成一個單一的全球治理機構，也不應該像全球激進抗議者所主張的那樣被激進的加以徹底摧毀，歐美日三邊治理機制的作用也不必被過分夸大，民族國家、國家治理及其適當的國際協調仍然是最重要治理機制，同時，也可以考慮各種可能的區域一體化治理機制甚至可以考慮適當的各種私人市場治理機制和公民社會治理機制。Kwakwa指出，國際經濟組織的不斷擴展出現了職能、權限和管轄的沖突與重疊的現象和問題，認為需要保持既有國際組織的多樣性，發揮不同國際組織各自的專業化和分工的比較優勢，加強不同國際組織之間的有效協調，加強不同國際組織的程序和過程方面的有效治理，并且需要創建世界經濟安全理事會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總體戰略協調。Carty強調“國民”（TheNational）應該是國際經濟法的元概念，他認為當代國際經濟法的意識形態基礎在于自由主義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拜物教，政治與市場的簡單二元劃分及其隱含的政府消極不干預的意識形態在現實實踐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機，在認識論上則存在著巨大的困境，“國民”概念提供了一種相對更好（盡管其力量很微弱）避免消費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無法在北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之內實施，只能在國家或區域機構的層面實施，然后，在此基礎上，立足“國民”概念而在國際經濟法的全球聯邦框架之中適當界定“國際”的概念地位，進而，達致必要的全球政治均衡。Sornarajah認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了當代國際經濟法爭端解決機制，為此，發展中國家需要采取各種可能的戰略來質疑目前的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機制，例如在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訴諸國家豁免原則和國家行為學說，在涉及環境、腐敗、文化保護和世界遺產保護等全球公益問題的情況下，要考慮地方共同體乃至國際共同體的政策和價值，最好由國際法院來解決這樣的案件，貿易和投資國際爭端解決機構只能用來解決比較單純的貿易和投資爭端。Page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積極參加多邊貿易談判，這樣可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之中可以結成新型的靈活利益聯盟，多邊貿易談判的程序尤其是僵化的非正式程序缺乏合法性，應該作出調整，以便更多的更靈活的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參與。Pomfret考察多邊貿易體制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幾次浪潮，分析了區域一體化對于多邊貿易體系的影響，認為目前的第三次區域一體化浪潮本身對多邊貿易體制沒有大的負面沖擊，卻又一定的積極效果，而且，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仍然是處于領先地位的。Addo認為，人是國際經濟法的價值所在和存在理由，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尊嚴和福利，國際經濟法中的國家應該遵守它們簽署的國際人權條約義務，非國家行為者的活動同樣影響到人權，爭端解決機制如果限制利害相關的國家提訟也不利于保障人權，因此，必須把人權與國際經濟法相互結合起來，必須認識到，所有國際法的基礎都在于人，國際經濟法必須兼容人權價值，必須具有人性化的面孔。

Childs與Beveridge則強調國際經濟法具有性別屬性，在全球化和國際經濟一體化過程之中，婦女的地位、價值、利益和聲音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更是“被排除的”，必須反思國際經濟法的機構、規則和過程中的這些問題。Wilkinson將葛蘭西的理論和概念分析工具運用到國際關系和國際經濟法領域，指出，國際經濟法最好被理解為一種跨國統治精英和全球資本主義借以行使霸權的媒介，為此，在當代全球化語境之中，應該在新的霸權秩序尚未形成之前，尋求各種替代的可能性。Rehman闡釋了伊斯蘭宗教法律傳統對于當代法律文明和國際經濟法的貢獻，指出了當代伊斯蘭國家面臨的追求政治獨立和經濟繁榮的挑戰以及走向伊斯蘭國家區域一體化的前景。Subedi闡釋了國際經濟法的可持續發展視角，分析了國際經濟法與環境法、人權法中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歷史與實踐，認為可持續發展原則整合了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環境法，有助于實現更高的國際共同體目標。Cass把規范經濟學的效率分析、實證經濟學的效果分析、博弈論合公共選擇理論運用于國際經濟法，對國際經濟法進行了經濟分析，認為各種經濟分析工具有助于我們豐富對于國際經濟法的理解、解釋乃至預測。Botchway從歷史視角分析了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的演進和發展，認為歷史分析有助于我們對于國際經濟法律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把握。Cryer運用弗蘭克的國際法正義論分析了國際經濟法中的合法性和正義話語問題，尤其強調了分配正義和程序正義以及羅爾斯正義論的“最大最小”原則在國際經濟法中的運用。[④]

三、管中窺豹——國際經濟法學術的視角選擇與學術采擷

在國際經濟法的多元法理視角之中，我們選取三種基本視角加以概括介紹和初步分析。

（一）杰克遜實用主義政策視角、憲法理論與制度分析

杰克遜教授的國際經濟法研究視角和理論風格都頗為獨特，可以說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憲法、政策和制度分析視角。

杰克遜的國際經濟法研究特別強調國際經濟法的規則導向、政策考量和便利功能。首先，杰克遜對于國際經濟法的界定體現出了典型的實用主義風格。杰克遜一方面認為國際經濟法是一個范圍非常廣闊的領域，既包括了跨國經濟關系的“交易法”，又包括了跨國經濟關系的“規制法”，還包括了跨國經濟關系的“國際（公）法”。同時又強調避免把許多不同的主題堆在一起的“大雜燴”（smorgasbord）方式。杰克遜屏棄了傳統的概念主義的法律分科模式，采用了實用主義的跨國法方法。其次，杰克遜對GATT/WTO研究在總體風格和具體內容上都體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和政策導向。正如DavidKennedy指出的，杰克遜教授的研究風格超越了傳統上簡單的公法與私法、經濟與法律、法律與政治、外交與貿易、國際與國內的區分，盡管仍然可以看出經濟更勝于法律、法律更勝于政治、私法更勝于公法、國際更勝于國內，但比之于傳統上國際公法學者而言，杰克遜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更加自如，能夠信手拈來的把各種理論、材料和歷史融合在一起。杰克遜沒有抽象的探討國際法的存在、性質和效力問題以及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理論的哲理問題，而是把國際法的存在和效力、自由貿易促進人類福利的好處以及國際法能夠促進自由貿易直接作為一種事實、一種歷史和一種背景。杰克遜強調世界貿易體制的“規則導向”，強調自由貿易和人類福利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但是，又并不急于倡導建立一種嚴格的、明確的、肯定的、剛性的國際公法秩序和機制，他對各種宏大的理論和計劃一般都持有一種實用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懷疑。杰克遜強調的是如何通過一種分散化的、多元性的互惠、交易、協調、界面、調適的機制和過程來說服各國決策者支持自由貿易及其法律規則。這是一種管理相互依賴的政策過程和治理技術。第三，關于GATT/WTO法，杰克遜不僅強調一般的規則導向和各種具體的規則和程序，更強調GATT/WTO乃至一般國際經濟關系的基本體制（system）即憲法問題。杰克遜的國際經濟法憲法視角既體現了一般的精神，即強調規則導向而非權力導向，強調通過國際規則和國際組織的“SIFT”過濾功能來篩選出各國的合法的國內政策目標，削減跨國自由的國內障礙特別是國內特殊利益集團和尋租活動對自由貿易的扭曲作用。但是，他卻并不贊成過于理想主義的古典自由主義民主理論，他認為GATT/WTO法的“自動執行”或“直接效力”并不可行，因為這會違背國內民主代議制，會限制政府的靈活選擇乃至輕微違反國際協定的空間，各國一般不會支持這種直接適用的制度安排。第五，關于問題。杰克遜的理論也明顯體現出了實用主義政策導向的風格。杰克遜也否棄傳統絕對主義的神話和鬼迷心竅的觀念，甚至也贊成廢棄這個詞匯，不過，他還是認為可以保留這個詞匯而重新理解其含義，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就特定事務的治理權力究竟應該配置在國家還是國際、民間還是政府這樣一個權力資源的配置及其決策問題，在這里，就成為一種事務性的和技術性的制度安排及政策過程。[⑤]

（二）彼德斯曼的自由主義理想視角、理論和人權分析

彼德斯曼是德國人，著名的國際經濟法學家，他開創了國際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

彼德斯曼結合國際經濟法尤其是GATT/WTO法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指出，個人是知識和價值的最終源泉，只有通過個人在國內市場以及跨國市場上自由行使財產權利，才能夠實現國際范圍的有效的專業化和社會分工，最終促進各國國民財富的持續增長和世界經濟的長久繁榮，這就需要各國國內的民主法律規則。但是，在國際經濟交往層面，各國歷來都深受形形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思想和政策的影響，進而在對外（經濟）事務領域公共權力不能受到有效制約的國家全權主義問題，結果，往往都是維護國內特定產業部門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損害了國民總體財富和利益。

為此，需要借助于國際法律規則機制予以幫助解決國內層面自由貿易和體制的失靈和失效問題。WBG、IMF尤其是GATT/WTO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安排正是起到了限制和約束各國政府在經濟事務尤其是對外經濟事務領域的公共權力從而使之不被任意濫用的作用。彼德斯曼認為，WTO調整范圍的不斷擴展、法律規則的不斷明確、監督機制尤其是爭端解決機制的不斷強化，表明國際經濟法能夠通過有效的機制來保障跨國私人財產權利和經濟自由，能夠有效約束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權力濫用。但是，彼德斯曼也同時指出，通過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來約束各國公共權力濫用和保障跨國經濟自由客觀上存在許多局限，為此，需要把直接約束政府權力行為而間接保護私人權利利益的自由國際經濟規則有效地轉化為國內法上針對政府權力的私人權利，并通過國內法院訴訟機制直接予以保護。這樣，就可以把個人的跨國財產權利和經濟自由提升到一項基本人權的地位，可以通過國際法的直接效力原則抵制國內法層面上固有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特殊利益集團問題，減少國家間談判和交易層面上的公共權力濫用現象，克服國際談判過程之中的權力、利益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尤其是生產商利益偏向的問題。

彼德斯曼指出，在全球化與復合相互依賴語境中，國際組織的數量擴展和職能擴張在民主的授權、權力和責任鏈條上拉得過長，確實引起了國際機制的合法性危機問題。為此，

國際組織本身必須同樣遵循和良治的一般原則。同時，這種危機也表現為經濟領域與社會、文化、環境、健康等等其他領域之間的緊張關系問題。為此，需要加強各國國內立法的民主，或者可以設立一個多邊議會監督機制參與國際貿易談判過程，需要加強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和國際經濟立法過程的公開和透明，需要各國和國際組織在決策和行為之中遵守或尊重國際人權義務，尤其是需要在國際爭端解決過程之中比較靈活的解釋國際經濟條約，從而，真正實現財產權利、經濟自由——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之間的不可分割和相互促進，需要特別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尤其是有效參與國際經濟法的立法、實施和爭端解決過程及發展援助和能力建設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最終仍然要立足于國內的民主機制。

彼德斯曼運用古典的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個人主義的方法論、秩序自由主義的構成原則與調節原則、民主與經濟學乃至國際、政府規制與公共選擇理論等等這些古典的、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理論進路及其當展，闡釋了國際經濟法的自由主義理論。論述了從國內民主秩序到國際自發經濟秩序，從對外事務失靈到需要自由國際經濟規則，從各國分散實施失靈到國際組織實施機制，從國際法律機制的困境到國內秩序的回歸的國際經濟自由秩序原理。[⑥]

（三）夸爾希的綜合折衷視角、全球視野和復雜進路

夸爾希是著名的英國國際經濟法學者，他特別具有國際經濟法的學術自覺和理論意識，提出了追求、理解和從事國際經濟法研究和實踐的獨特的多元綜合折衷視角（aproactiveeclecticapproach），這種方法或者視角能激活現有的研究，使其深化或提高其水平。

夸爾希認為，國際經濟法的視角可以指稱某種追求的理念、觀察的角度或者努力的方法，無論如何理解，“視角”必須具有規范品格和分析意義。國際經濟法是一個內容紛繁復雜、圖景極其廣闊且論述多種多樣的法律領域，因此，需要采取一種全球的、開放的、復雜的、折衷的過程和進路來追求、理解和從事國際經濟法，而不適合追求一種單一的、獨特的、清晰的特定或唯一視角。這是因為，對于國際經濟法來說，各種視角與其說是幫助人們理解和解釋國際經濟法的照明燈（illuminators），還不如說是經常成為教條主義的蒙眼罩（blinkers）。

夸爾希認為，利益驅動了不同的視角。為了理解國際經濟法及其法理視角，必須思考國際經濟關系之中存在的不同利益及其承載主體。國家、國際經濟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分別具有不同的身份、利益和要求，它們分別具有各種經濟的或非經濟的利益，例如出口利益、生產利益、發展利益、環境保護、人權保障、公共健康，等等。為此，需要尋找各種方法、途徑、進路來識別、認定和澄清各種利益。這可能包括從各國國內的善治和民主過程以及國際組織的法律過程來分析和思考。這樣，不同的利益及其識別過程就提供了國際經濟法的不同法理視角。法律在國際經濟法中的地位可以包括便利基本憲法框架的確立、促成立法的變化和提供行動守則以及通過爭端解決機制解決沖突。在國際經濟法的不同領域，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存在差異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國家、法律、制度（包括國際經濟法制度）本身存在的差異，由于國際經濟法之中公正話語的差異，導致了國際經濟法的法律分析本身存在各種不同視角，通過采取一種綜合折衷的靈活視角，可以包容和審視各種法律視角，可以更好的理解國際經濟秩序和從事國際經濟事務。例如，有的強調國家管轄權，有的強調跨國私人經濟人權，有的強調實證主義法學，有的強調自然法，有的將國際經濟法僅僅理解為一套規則，有的則將國際經濟法理解為一種過程。有的強調國際經濟法就是經濟領域的國際公法，有的則強調國際經濟法幾乎無所不包，有的認為國際經濟法是國際公法的一個分支，但有的則認為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公法是具有不同理論假定因而是不同并且可能相互沖突的兩個領域。這些都體現了國際經濟法的不同視角。國際經濟法領域的公正話語（fairnessdiscourse）也體現出法律視角的差異。這里的正義既包括實體維度即分配正義，也包括程序維度即正當程序，這意味著，國際經濟領域的成本——收益分配及其影響的配置標準必須是公正的，而且，實施和執行這種配置標準的形式過程也必須是公正的。正義話語的法理分析要求具有一種共同體感，在國際經濟法領域，國家、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個人和非政府組織都是我們這個共同追求經濟發展的相互依賴的共同體的參加者。正義話語也要求區分集中總和意義上國家間公正，也要考察分散個體意義上的國家內部以及代語境之中個人之間的公正。國際經濟法公正話語的核心在于遵循羅爾斯正義論中的“最大最小”原則（“maximin”principle），即只有當處于分配水平最底部的每個其他國家都得到適當的或者不只是適當的利益和好處之時，不平等才可以說是正當的。就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機制而言，夸爾希認為，國際法院具有一種獨特的、根本的、起決定性作用的和首要的憲法性的地位。這種地位既保障了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和程序，又包容和便利了國際經濟法的多元視角即不同的理論和實踐方法。

夸爾希認為，國際經濟法的多元綜合視角與其說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視角，不如說是體現了一種從事（engaging）國際經濟法研究和實踐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本質上是開放的、包容的和分析性的，因為，這種多元綜合視角更多的集中于如何從事國際經濟法而非集中于國際經濟法的實體內容應該是什么，這保證了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國際話語不走向某種極端的主張。國際經濟法的多元綜合視角首先有助于識別和澄清國際經濟法各種可能的視角淵源，包括各種經濟或非經濟的利益以及表達這種利益的各種人格者；它提供了國際經濟法發展的各種可能方向和各種理解向度；它既考察了國際經濟法的各種利益驅動，同時也分析了各種理論和哲學基礎；它提供了一種能夠最大程度上包容和匯合各種國內和國際經濟“意識”（consciousness）的必要過程和思路；它也提供了從各種視角來分析國際經濟法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的思路。總之，國際經濟法的多元綜合視角作為一種從事國際經濟法的方法論，在嚴格的方法論意義上，必須是明晰的和深入的，在實體內容層面，則必須是一種既能夠反映人類狀況，又能夠以一種公正和有效率的方式來實施的包容性的進路。

四、中國學術——國際經濟法學術的中國視角和中國問題

中國學界曾經長期爭論國際經濟法的概念、對象、范圍和體系及其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乃至國際商法之間的邊界關系問題，無論是教材、專著還是論文往往都用大量的篇幅來介紹國際經濟法的定義之爭問題。[⑦]這既與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新興領域的自身定位存在模糊之處有關，與國外學界對于國際經濟法的主題、內容和范圍的爭論有關，也與國際經濟法律實踐之中所需解決的各種不同但緊密相連的法律問題有關。此外，這還與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發展自身的兩個重要因素密不可分。這里首先涉及到中國法律教育和研究中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私法學、國際公法學乃至國際商法學相互之間的學術論爭和資源配置有關。[⑧]同時，中國之所以對于國際經濟法的定義問題存在長期論爭且迄今尚未取得基本共識，也與中國法學尤其是法學基礎理論（理論法學、法理學）受到蘇聯法學的深刻影響有關，法律部門的概念、劃分及其標準是從蘇聯學界學習過來的，法律部門這個概念是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價值的分析工具，但是，中國學界（以及蘇聯學界）對于法律部門的論爭本身卻存在一些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尤其是法律部門的劃分標準不符合基本的形式邏輯要求。這與其他西方學界形成了明顯的對比，西方學界探討國際經濟法的范圍問題但卻并不爭論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及其獨占調整對象的問題。[⑨]

中國國際經濟法學術目前需要深化，進而超越國際經濟法的定義問題和概念之爭，走向多元視角和理論之爭。晚近，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界也已經開始關注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法的秩序變遷及其對于國際經濟法學術的影響，開始自覺關注國際經濟法的多元視角和理論發展，[⑩]開始調動各種理論資源尤其是國際關系理論資源和分析工具，[11]進而拓展國際經濟法問題視域，加強國際經濟法學術交流[12]。在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法大發展和國際經濟法學術多元視角的語境之中，中國學界應該加強譯介和研究當代西方國際經濟法學術熱點和學術前沿，發現和思考國際經濟法的中國問題，開啟當代中國國際經濟法學術成長和學術繁榮之路，進而，為中國也為世界作出既具中國問題意識又有全球視野的學術貢獻。

可以預期，隨著國際經濟法的不斷發展和國際經濟法學的不斷成熟，國際經濟法的觀察視角必然越來越多，而且，每一種觀察視角也必將走向縱深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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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e,AsifH.Qureshi,InternationalEconomicLaw,London:Sweet&Maxwell,1999,pp.3-4.

[②]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③]Ibid.p.vii.

[④]這些視角的綜述均依據夸爾希編著的論文集。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⑤]關于杰克遜的國際經濟法視角的分析，主要參見：JohnH.Jackson,Glob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ssue1,Vol.1,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nstitutionandJurisprudence,London: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2ded.Cambridge:MITPress,1997;Jackson,JohnH.,TheGreat1994SovereigntyDebate:UnitedStatesAcceptanceandImplementationoftheUruguayRoundResults,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Issue1-2,Vol.36,1997;DavidKennedy,TheInternationalStyleinPostwarLawandPolicy:JohnJacksonandTheField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Am.U.J.Int’lL.&Pol’y,Issue2,Vol.10,1995.

[⑥]關于彼德斯曼國際經濟法視角的分析，主要參見：Ernst-UlrichPetersmann,ConstitutionalFunctionsandConstitutionalProblems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UniversityPressFribourgSwitzerland,1991;Ernst-UlrichPetersmann,TheWTOConstitutionandHumanRight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momicLaw,Issue1,Vol.3,2000;Ernst-UlrichPetersmann,TheoriesofJustice,HumanRights,andtheConstitutionofInternationalMarket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Issue2,Vol.37,2003;王彥志：《國際經濟法的進路》，《當代法學》2004年第4期。

[⑦]其中關于國際經濟法性質、范圍及其與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商法之間關系的比較集中的討論至少有3次，參見王鐵崖、陳體強主編：《中國國際法年刊》（1983），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59-397頁；王鐵崖主編：《中國國際法年刊》（1996），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39頁；沈四寶主編：《國際商法論叢》，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7頁。值得指出的是，晚近中國學者對于國際經濟法概念及其定位已經開始了深入反思，并且提出了比較合理的解釋方式和解決方法，參見左海聰：《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頁；徐崇利：《走出誤區的“第三條道路”：“跨國經濟法”范式》，《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⑧]中國法學會國際經濟法學研究會的成立（2005年7月6日）過程也體現出中國對于國際經濟法的定位以及對于國際經濟法與國際商法之間關系的學術認知視角的矛盾和學術治理體制的問題。

[⑨]這種強調或者爭論法律部門的獨特對象和獨立地位的現象不獨存在于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界，也存在于中國其他所有部門法學界，不過，在中國國際法學界這種爭論更加突出而且迄今未能有效解決，這種現象似乎也可以說是中國法學包括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蘇聯傳統和中國特色。

篇2

一．信息經濟學的基本要點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傊?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

參考文獻:

1、烏家培.信息經濟學.經濟學動態,1997(8)

2、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1.

篇3

始于十五世紀的歐洲殖民擴張改變了這種狀況。無論對于殖民者還是對于殖民地人們來說，歐洲與世界上許多其它地區的貿易聯系都同樣重要。當然，這種關系是具有高度剝削性的。殖民地所遭受的重創在世界上多數地區留下了深深的傷疤。

盡管如此，從當代的視角來看，這仍不是真正的全球性經濟。這里所講的非全球性并不僅僅是指世界上某些地區尚未涉及。而是說，盡管大半個地球已牽涉其中，但不同的殖民體制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如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例如，大英帝國鼓勵英聯邦與其自治領地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但限制了大英帝國與外界的貿易。

隨著這種殖民體制在二戰期間及戰后的崩潰。一種新的體系自布雷頓森林會議時開始創建起來，集中的體現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現已發展為世貿組織）的產生。歐洲殖民勢力到二戰結束時已變得十分虛弱，以致于無法阻止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也不得不撤銷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跨帝國貿易的限制。

然而，這種新體制仍不是全球性經濟。這并不是指世界被劃分為兩大完全分離的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而是指這種新體制在本質上仍是國家間的。盡管國家間貿易受到極大鼓勵，但所有那些包括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內的國家仍幻想這種貿易存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每個國家仍擁有其自身的國民經濟。

由于許多人認為國際貿易的動蕩導致了或至少加劇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于是他們創建了一些組織以減少經濟蕭條再度發生的可能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國家解決他們無力支付所需進口的暫時財政問題；關貿總協定則是為了不必要的貿易障礙能被逐漸取消提供一定空間；世界銀行則致力于歐洲重建及新近獨立的前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遺憾的是，戰后十余年間這些組織中沒有一個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歐洲重建更多地依賴于美國馬歇爾計劃而不是世界銀行。發展中國家多依靠從前殖民勢力那里得來的投資、貸款和撥款來發展，而不是國際金融機構。至于關稅和貿易事務則是由各個國家根據自身利益而不是國際協議來決定的。

另一方面，世界銀行開始采取了一些經證實從長遠看確有重要意義的行動，根據其章程，世界銀行不得干涉其所提供貸款的國家的內部事務。然而，它卻開始和受其援助的國家政府一起制訂經濟計劃，并在這些國家內建立一些可能由其直接撥款和資助的基本設施。世界銀行的目標是通過針對高收益而還款有保障的工程，向政府或政府資助的機構貸款，以促進國民經濟獲得改善。

在這段時間中國家的發展多有賴于政府掌管的工程和政府控制的行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一種混合型經濟。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進口行業中獲益，同時尋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當然，大多數國家確實提高了他們的人均收入，國際貿易有所發展，但進程緩慢。在大多數國家，貧窮狀況并未得到顯著改觀。此外，很多貸款顯然無法從貸款投資可能帶來的收益中獲得償還。一方面是由于計劃不夠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腐敗和將貸款全挪用于軍事目的。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1970年，如果以同一利率持續貸款，以前貸款的償還額會超出后續的新貸款額，因此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外流。影響經濟發展的進程。針對這種情況，由羅伯特•M領導下的世界銀行采取了措施加強其借貸業務。

然而實際危機的嚴重性超乎預料。這是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石油輸入國，而石油輸出國際組織(OPEC)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因此，他們的進口成本也明顯增加，加劇了這些國家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石油富產國的新財富又流入熱衷于發放貸款的歐美銀行。猛然間由商業銀行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貸款超過了政府貸款和國際銀行的貸款。這樣，由于商業銀行關注的僅僅是如何獲取更多的利潤，而不是這些貸款國家的發展，于是對各國經濟的密切監控便大大減少。

二、經濟全球化的起源

本世紀后期，石油價格再度抬高，美國大幅提升利率，使得這一時期的借貸突然變得困難。商業銀行意識到他們的貸款并不如他們所想的那么安全，于是停止借貸業務。由于貸款償還曾依賴于新貸款，這導致了一場危機。危機的焦點是墨西哥威脅拒絕償還貸款。在這一時刻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以在其創建中未展現的方式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給貸款者施壓以使其對貸款的支付做出承諾，另一方面，在強迫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以確保貸款償還能力情況下增加對其借貸。這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作為援助條件的變革被稱作結構調整政策(SAPs)。

這些對墨西哥的要求使得全球性經濟代替了國際經濟。規范這些變革的政策體現了由美國財政部發起，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P)和世界銀行一致通過的“華盛頓意見”。這個意見的內容是從此應當由跨國集團(TNCS)的投資替代政府的和政府間組織的撥款來引導發展。這種變化的出現是以發展中國家自身能吸引潛在投資者為前提，這需要大范圍地改變一度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經濟，需要廢除那些要求商業機構集體所有的法律以及任何推崇地區貿易的法律，這就必然要求實現商業機構的私有化，以使這些機構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其他競爭者競爭。所以，關稅和其它貿易障礙必須被廢除或者至少被大大削減。

顯然，進口行業無法在這種新體制下生存。新的口號是出口引導型的發展。每個國家出口本國高效生產的產品。在許多非工業化國家里，這種作法使自然資源，特別是林業資源得到了迅速開發。

低工資報酬和不怎么受政府規定的限制通常是對跨國集團投資的主要刺激。競相吸引所需投資的各國政府面臨降低本已很低的工資報酬同時又要盡可能保護工人免遭剝削和環境不受污染的壓力。盡管低報酬和很少受政府限制是吸引投資者的主要方面，但僅靠著兩點不能保證投資的安全。還必須要有穩定的政府、公共秩序和一定教育水平。此外，交通和通訊的基本設施也是必需的?？傊?，投資傾向集中于世界的幾個地區而不是均勻分布。種種這些因素已使得中國的一些地區特別是南部沿海地區，在爭取投資努力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

由墨西哥開始的結構調整現在已在世界上大多數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中實行，它的影響是要打破商品與服務在國家間自由流動的障礙。或許，最重要的是世界金融結合。金錢在瞬間由一個國家流入另一個國家。有時是買賣貨幣的行為，有時是股票和債券。更多的錢是用于這些金錢的轉移而不是用于對生產設備的投資或是對物品和服務的實際消費。

結構調整的一個目的是使國家有能力償還債務，而在這方面，僅取得了部分的成效。雖然主要的拒付債務行為，如來自墨西哥的威脅，已被避免了。但是，負債的總體水平仍在繼續上升。在許多國家，償還負擔嚴重限制丁發展，在一些最貧窮的國家中，這一問題十分嚴重，以致于現在普遍一致的認為必須作出一些讓步措施。

但是，結構調整政策已證實是實現華盛頓意見基本目標——實現單一世界市場的趨勢的極為有效的方法。關貿總協定作出了一系列協議強烈支持實現單一世界市場這一趨勢，尤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終努力中?，F在這項工作已被WTO取代。在世界某些地區，地區性協議的影響更為深遠。對此歐共體最為典型。但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也在消除國界的趨勢中表現得比關貿總協定更為明顯。經協議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在這方面走得更遠。現在，國家界限是資本、商品及服務流通的次要障礙。它僅在勞務流通方面表現出明顯的限制作用。

如前所述，全球化進程與私有化進程相伴而生。理想境界是跨國集團自由的在任何國家購買和經商。還適用于，例如在過去是典型公共所有或至少是公共管理的公用事業和交通系統。現在的目標是私有公司間的競爭代替政府干預。

因此，全球化應削弱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角色。確實，政府的作用已被削弱到要由世界銀行在幾年前舉行會議來決定政府到底應保留哪些責任。但從根本上講市場仍需要政府來支持。市場需要受過教育的工人，因此，政府有責任保證教育的實施；市場需要安全的公共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司法機構和軍事力量；市場需要運輸的基本設施，因此，政府應當提供公路鐵路和港口。當然，政府還要負責照顧那些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群體。

全球化的影響在一些國家引起極大熱情而在另一些國家引起極大怨憤。對于跨國集團來說，全球化已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世界生產總值迅速提高，然而部分地區卻一直在越變越窮，如非洲環撒哈拉沙漠地區。在大多數國家中，那些較富有的和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則已從中獲益。在另一方面，工人、農民和失業者則失去了社會地位和收入。幾乎所有國家中的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國家間的貧富差距也在拉大。

近20年的發展所出現的另一焦點問題是跨國集團的規模和實力。如果分別根據國民生產總值和銷售狀況將國家和跨國公司列在一張表中，常常表現出在最大的經濟實體中有一半多是跨國公司。既然金錢就是權力，特別是在這么多國家已被取消授權的世界中，則意味著權力集中在那些的追求持股人利潤為職業目標的人的手中，那些資本家階層之外的人們的結局則值得擔憂了。

三、支撐全球化的經濟政策

經濟理論是在民族主義被當然地視為經濟活動背景的大環境下發展的。亞當•斯密在論及國家時闡述了什么樣的國家改革會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他堅持認為投資者會熱衷于在其國內經營。當然，這并不排除國際貿易，但他所揭示的貿易是在雙方都清楚自己會從貿易中獲益的國家間進行的。

然而，由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也支持全球化，包括現在出現的私有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理論反映出大市場優于小市場并且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會做得更好。

首先，經濟學家就市場規模方面提出兩點。一個是規模經濟的存在。在最初階段，亞當•斯密指明一個農夫需要一顆鐵釘而自己做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時間。如果十二個工人每人重復做某項特定的工作，他們在一天內能生產許多顆鐵釘。當然，單個農場家庭不需要這么多顆鐵釘，甚至一個村莊也不用了。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消化這些產品。

但經濟學家還發現一個大到可以支持一個制造商的市場，仍不足以獲得工業化的社會效益。如果市場中僅有一家鐵釘制造商，那么這個制造商的唯一競爭者將是其銷售對象，僅為其制造幾個鐵釘也要花費很多時間。制造者可以隨意定高價，而且缺乏提高效率和質量的動力。競爭是市場的關鍵所在。因此，市場必須具有足夠的規模來消耗幾個制造者的產量，甚至這不夠。盡管這里所說的小型的勞動密集型的工廠遠比個體生產者的效率高，而當他們運用礦物燃料能源并擴大生產規模時會變得更加高效，規模經濟隨著技術進步而逐步出現。我們需要一個足夠大的市場去吸收幾個更大廠家的產量。盡管古典經濟學家是為了支持國家性市場取代地區性市場而指出這一點的。這條論據在支持全世界性市場取代國家性市場方面同樣有效。

經濟學家們也發現政府努力控制市場對有限時間和資源的有效利用。在中世紀及直至現代，人們都知道商品有一個公平價格，該價格不僅應當滿足生產者過上好生活的合理需求，還要滿足購買者的需求。公共政權注意到這一點時，價格便建立了。

經濟學家又發現由市場決定價格更為適宜。即賣家應當把他們的產品盡可能高價的售出，而買家則應以盡可能便宜的價格購入。只要同樣的產品有幾個賣家，購買者就能使他們之間互相競爭直至價格達到人人都愿意購買的最低價，這就迫使生產者去尋找更有效的生產方式以致能夠將產品以低于競爭者的價格出售，并增加市場份額。生產者又發現生產一種新型的或改進的產品可以帶給他們至少是暫時性的優勢，他們可以在競爭者壓回原價之前就該種市場需求的商品以更高的價格出售。

同時，市場價格使得生產者對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十分敏感。他不想生產消費者不感興趣的產品，這種刺激就是為滿足實際消費需求，結果更多資源流入所需物品的生產過程中，但當生產受到官僚控制時，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和對改善服務的刺激，導致了對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質疑。然而，歷經很長一段時間，大多數經濟學家認識到，現存的自然壟斷必須受到公眾控制。也就是說，如果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難以實現，那么最好由公眾掌握這種壟斷權而不是將其操縱在私人勢力手中。比如，可以假設一個國家僅需要一個郵件遞送系統。對于大多數基礎設施來說也一樣，對于是否需要多套運輸系統看法各異，但至少，高速公路是在公眾付費的基礎上廣泛建立并運作的。

今天競爭已被引入曾一度被認為是自然壟斷的領域中。例如，私人企業現在在一些以前由郵局獨占的功能領域與之競爭，并十分成功。原則上競爭可以發生在其所有的功能領域中，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加利福尼亞，立法團體幾乎一致同意一項法案即將競爭引入電力供給領域。如果那樣州政府的管制將被大大削弱。結果雖然失敗了，但這種想法并未消失，一旦正確地實施自由競爭將會提高效率降低價格。只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存在，市場定價必定優于官僚政府定價的信念就依然堅定。

對私有化的認可不僅使多個國家采取行動使經濟活動更多受制于市場規律，同時也通過結構詞整政策和國際協議強化了這—要求。

四、潛在的設想

筆者已闡述了更廣闊的市場和私有化會產生更高的效率，同時，高效率又會促進經濟發展。要闡述這一點，就要提到“生產率”。理論上講，生產力指系列生產過程中任何因素，即資本、勞動力或者自然資源。但實際上生產率主要同勞動力有關即勞動生產力會使資本增值。當在特定勞動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多服務時勞動就變得更具多產性。在引自亞當•斯密的例子中，小型制釘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因為每周每天釘的生產量大大提高的緣故。

顯然如果相同數量的人持續工作相同的時間，那么在他們提高了每小時的產量時，國家總產量就會增加，經濟學家們認為市場會確保這種情況的準確發生。不幸的是，工業社會存在一種在勞動力需求十分明顯的前工業社會很少見的失業現象。但經濟學家認為將由需要較少勞動者的生產方式增加的資本投資到別處，就會產生新的就業機會。只要失業勞動力的百分比不大，經濟學家則通常認為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這阻止了工人們提出有礙于資本積累和再投資的過分要求。經濟學家們指出歐洲、北美和亞洲四虎的工業化結果已說明遵循市場規律運行的工業化大幅度提高生活標準。他們希望在各地都產生同樣的效果，并相信市場是實現這種效果的最佳手段。

這里特別強調兩個可行性設想。首先，發展的首要目標是經濟的整體發展，其次，要獲得發展，首要的生產效率是勞動生產率，你或許同意這些假設，但應當說明他們也會受到質疑，這種質疑暗示著許多現存的反全球化運動。

關于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最好方面除整個經濟增長外還存在其它的觀點。歷史上，公平被認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經濟理論以及提高財富的目標，對公平整體的或甚至是在產品和服務的公平分配上都不關注。實際上，經濟發展帶來的增值財富僅集中于相對較少的人手中。經濟學家有時認為當把社會發展得足夠富有時就會輪到那些現在貧窮的群體享受增值財富帶來的益處。但是在被他們引為成功例子的國家中，窮人的生活提高主要受益于政府行為和工會，從該理論角度看二種情況都不受支持。這種理論或許是正確的，但這一點遠未被歷史證實。

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應當提高的假設同樣受到質疑。當勞動力較少原材料多且污染不受限制時，則有助于集中提高勞動生產率。這項工作是通過利用礦物燃料能量來實現的。上一世紀，對燃料選擇已改為石油。可現在，許多人認為就全球而言，勞動力是豐富的。失業和待業仍是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原材料越來越少，污染也受到了限制，一些經濟全球化評論家認為我們現在應當考慮的正是對這些資源的合理運用，例如，在農業方面，集中增加對機器的利用從而取代人力勞動，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角度看，人力勞動不再是明智的選擇。

正如對窮人的憂慮的回答是財富總會輪到他們，因此，經濟學家又對資源問題的回答標準是市場會刺激技術發展以彌補缺陷，這在過去是有據可查的。例如當某些金屬變得缺乏時，人們發明了塑料來發揮金屬的功能。當土地喪失了肥力，化學肥料為食物生產提供了所需的養料。

一些經濟學家認識到污染嚴重問題更難解決。還有一些認為當人們變得更愿意為清新的空氣支付費用時，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稅收，就會產生市場動力去減輕污染。對于特別棘手的全球變暖問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及早制止更為有效。因為我們在全球變暖問題相當嚴重時才采取的措施的話，會減緩經濟的發展。

如果問為什么沒有幾個經濟學家愿意更認真地考慮公平或者考慮自然保護問題，答案可以在以下兩個更深層次的假設中找到，這些是對人類和自然的理解。目前已被納入首要經濟思想的整體結構中，如果反對這些設想，一方面就有很好的理由質疑一心一意致力于經濟發展的作法，另一方面質疑對環境的漠不關心。那就意味著，會對以其現存形式繼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愿望有所疑慮。

五、人類經濟學

經濟理論是基于對人類的一種特殊觀點。經濟學家們都知道人文經濟學是從人類社會的整個過程中抽象出來的產物。這正如人類政治學、人類宗教學等。研究市場交易中的人類行為與政治活動或宗教活動中的人類行為相區別的原則是正確的。

經濟學家發現人們在購買時，始終如一地尋求盡可能獲得更大便宜，在銷售時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出售。需要工作時，總想要得到最好的工作，把薪水作為主要考慮的內容。需要雇傭幫手時，總想以盡可能低的傭金聘用他們，經濟學家從所有其他人類的秉性中抽象出這一點，并將其歸因于人類經濟學，他們將人類經濟學描述為致力于個人的經濟目的。

;當然，如果說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遵循這一規范是不準確的。首先，在家庭內部幾乎不發生經濟交易。經濟學家們清楚這一點，通常把家庭而不是個人作為經濟單位。但家庭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從某種角度來說，家庭并不是始終扮演純粹自給自足的角色。人們提供大量貨幣，其中許多是出于提高總產品的關心或滿足于其他人的特殊需求。經濟學家們沒有很好地對這些活動加以說明。但是當所有條件具備了，當有關人群確如經濟學家們所視那般被評價時，市場中許多人類行為就能夠被描述和預言了。

人類經濟學也被理解為有無厭的需求。一些早期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的目的是生產充足的物品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時，經濟發展也會穩步增長。然而，整個經濟界否定了這一觀點。他們斷定人類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這并不意味著對特定物品的渴望不會被滿足。而是指，舊的愿望獲得滿足時新的愿望會不斷出現。在對人類經濟行為的理解中顯然存在一個對事實的衡量。五十年前能使我滿足的東西不再能滿足我。例如，人們現在想要的是更快的通訊，更便利的交通和家里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家具。

人類經濟學首先給金錢和金錢所能購買的東西估價。人們為金錢而工作，尋求他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經濟學家并不注意工作質量?，F實生活中有很多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一個人更換了工作，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新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薪金。如果某人自愿地接受低收入，人們會對此感到驚訝。即使—個人并不需要增加薪水時，他也會把這份薪水視為成功的標志和完成了他沒有這筆薪水就不能完成的工作的機會。金錢實際上是一個主要決定因素?；谶@種目的人類經濟學顯然是一種有用的抽象理論，特別是對經濟運作方式的分析。然而這并不完全是真的，當該理論轉化時，也就是說，將它視為完全真實而作為政策提出時，這種曲解就會產生嚴重的危險。

談到不知滿足，我們并非簡單的視其為每時每刻都存在的事實。實際上，在一些傳統社會中，這一點并不明顯，至少作為人類事務中一個主要因素并不明顯。其實在今天，經濟學家們有時擔心消費者并不會充分地購買。為了確保讓個人無止境地維持高水平地支付帳單，我們創建了一種體系，即當舊的愿望得到滿足時使其產生新的愿望。新設計使得具有優良功能的商品變得過時。人們可能再也無法購買到所需的部件去修理它們?？钍揭荒昴辍⒁慌刈儞Q，以致于未買到新式服裝的人很快被時尚所淘汰。廣告業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說服人們去渴望新事物。

從描述性用途到規范性用途的轉變也是在將人類經濟學觀點考慮為貪求無厭的條件下出現的。經濟學家們把這種自私的行為描述為“合理的”。他們認為合理行為創造更多財富，不僅是針對采取這種行為的人群也是就全社會而言的。由于集體在經濟思想中沒有地位，這種“合理”行為對集體侵蝕的事實就被忽視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在合同關系中只存在個體。為了維護集體而放棄個人所得是不合理的。他們在假設個體是純粹地自私的前提下所主張的政策逐步地破壞著依賴于非合同性人際關系的集體。

該理論的規范性應用也體現在對人類能力更有價值的工作種類的破壞。在傳統社會，有制造各種所需物品的專家。制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鞋匠致力于制造一雙鞋的整個過程，通常是遵循特定顧客的要求。工作中存在一種自豪和滿足，即使他在工廠會攢更多的錢，但他會發現工作滿足感的喪失遠遠超過收入的增加。

然而，一旦建立了制鞋廠，大多數鞋匠則別無選擇。鞋廠生產的鞋的價格大大低于鞋匠為維持生計必須出售的價格。一些鞋匠可以依靠修補鞋廠制造的鞋維持生計，但大多數則不得不成為一部分雇傭勞動力。

此外，我們的目的是指出經濟學家們對于我們大多數人通常在經濟交易中表現所進行的描述已成為一種規范，并不想這樣行為的人被迫這樣做。當人們依照人類經濟學的方式行為時，為了創造更大的財富，集體生活的價值和創造性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壞了。

現在，正在被侵蝕的集體已經包括各個獨立的國家。據亞當•斯密1776年所著，他的目標是增加國家財富，理所當然地把國內化的集體視為經濟活動的背景。但像這樣的經濟理論并沒有為集體留下空間。這表明大規模的市場會很好運作。的確，越大越好。這就把規模經濟連同對整個過程至關重要的大公司間的競爭一并囊括其中，這對于經濟學家們來說十分重要。國家界限于是就成為提高經濟效益的障礙。于是，目前被廣泛認可的目標便是全球性經濟。

六、二元主義

構成經濟理論的第二條規則是人與自然的二元主義。二元主義傾向是整個西方傳統的特征。這種傾向由于受到新教的影響而更加強烈并在啟蒙運動思潮中系統化。對于系統經濟學家，特別是對于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新德育學校教育而言，唯一認可的價值是人類獲得滿足的價值。經認真考慮的自我滿足唯一形式是那種源于對所渴望之物的占有或消費的形式。經濟學家鼓勵經濟的有序化直至人類滿意為止。

這個唯一可歸屬于非人類世界的價值觀是起促進作用的。它可用于滿足人類需求。它的價值是某人打算支付的價格，并被看作是一件商品。

考慮到世界標準啟蒙運動觀點由人類主體和非人類客體組成，這種人與商品的二元主義看上去是適當的。這是基于非人類世界對于市場來說是可利用的，因此市場力量能為之定價的觀點。可經濟學家們認為這并不完全正確。例如，人們對未被破壞的土地進行評估，可該土地并沒有拿到市場上去賣。然而，經濟學家認為土地是否進入市場并不重要。他們能夠通過詢問人們要保護這塊地愿意支付的價格，再乘以愿意付款的人數來估計市場價格。

考慮到非人類的動物時，人們便不加什么疑慮地適用二元主義。一只牛在市場上賣什么價就值什么價，貓也是一樣。貓的價值可能因人類的憐憫之情而增加，但仍可能以其主人愿意將其賣出的價格出售。被完全忽略的是?；蜇埍旧淼膬r值，即其滿足生存所需的東西。

自然界的商品化以其它方式表現出來。在傳統社會，許多東西是共有的。的確，自然環境被看作是人類居住環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財產。在那種情況下，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可利用它們——森林、河流，有時還包括牧場。

但是，對于許多新自由經濟學家來說，這種情況并不合理。既然這些物品有價值，他們應當被私有化和定價，這樣那些利用它們的人就要對這種使用支付費用。他們認為私有化確保了對資源的最高效或最經濟的利用。

當然，私有化使那些處于購買地位的人獲得好處，而同時使窮人受損。今天，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磋商的一個主題是水的私有化。二元主義的發展方向是一切物品商品化（私有化政策也體現了確?；跐M足窮人的目標而增加財富的首要性）。

自然資源價值，貶至個體現在愿意在市場中支付的價格，這已成為十分嚴重的問題?，F在人們已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資源匱乏，認識到市場價格甚至對于人類商品的有用價值也難以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例如，只要地下有巨大的油井，油價就會由石油輸出國根據開采量政策來決定。市場上石袖有可能保持充足到臨近石油實際耗竭的時刻。確實，如果石油輸出國組織不基于某種長期的考慮而控制生產，市場力量就很可能導致那種結果。對于人類社會石油實際價值遠比市場價格要高。這部分差額會在人們被迫要將石油瞬間轉變為其它形式的能量時得到支付，如果石油是按該種情況被定價，情況就要好得多，但市場無法完成這種定價。只有在能反映長期憂患的政治秩序優先于經濟秩序時才會實現這種定價。

這里要指出的是經濟學家建立價值所依賴的市場是缺乏想象力的。人類有能力基于對事物的長遠考慮做出理性的判斷。如果通過政治途徑運用集體智慧，就會在市場價格反映需求之前發現它們。這并非直接向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提出挑戰。但確實表現出經濟學家對自然界的漠視使得他們僅在他們從工業經濟研究中得出的分類中來探討自然界。這種不能保持對自然界顯著特征的關注是經濟理論的極大失敗。

更明顯地，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使他們成為一群對地球退化極為漠不關心的人。當然，有人可以找到避免這種退化的經濟因素。但是拯救自然環境的斗爭從不是那些將自然視為商品的人們倡導的，而是那些將自然視為有其自身價值并且與人類緊密相聯系的人們。經濟學家會提出目前出現的技術發展在以石油為基礎的經濟向節約經濟類型的轉換中起輔助作用。但這些發展的原因已不再是市場信號。石油價格仍然低廉。這些原因是人們實際上知道市場價格不會對存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和我們現在需要準備的問題進行預告。結果是人們越多地將決定權交給市場，將來我們要遭遇的危機就會越嚴重。

結論

從前面的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筆者是反對在經濟全球化現存形式下所進行的種種假設。當然，這種批判主要不是針對經濟學家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意識到經濟學作為一門學術性科目是從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組成的完整混合體中抽象出來的。他們自信他們所抽象出的理論及通過對其研究得出的結論對于許多人類行為是有益的，特別是在工業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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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原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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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社會、家長、學校、教師的目光集中在了少數——在個別學校也可能是多數——“成功”學生的身上，而那些被遺忘的失敗者只有帶著沮喪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走上社會，那不甘的“升學情結”便會變本加厲地追加在下一代的身上。教育對于受教育主體——學生的意義到底應在當下的教育過程中展開，還是應放在尚未觸及的未來實現？如果說那些“成功”的學生雖然失去了很多，但畢竟也算成功了，而那些處于我們視線之外的學生，他們得到了什么？

受應試困擾的基礎教育如此，那相對自由的高等教育如何呢？

在知識經濟已見端倪的背景下，作為直接面對就業市場和生產并傳播知識的大學，浮躁之風日漸盛行。教師忙于科研疏于教育，學生也急于投入社會一顯身手，沒有硝煙的應試教育仍大行其道。專業化知識的加深，使人文知識相對貧乏，“快餐知識”卻炙手可熱。各種資格證書漫天飛舞，人格證書卻難覓蹤影。先天不良，后天欠補，難怪有人驚呼，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太貧乏了。不知是應試教育的慣性使然，還是為了使迷航的心靈得到慰籍，投身新一輪更加實際的功利性追求成了大學生消除迷茫的必然選擇。

我們不妨再換個角度來看一下今天的教育。

隨著人力資本理論和知識經濟概念的提出和實踐，教育活動本身已經逐漸成為知識要素和人力資本的生產性活動。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在一定程度上的分離，使專業化知識更顯示出了其優越的經濟價值。由于知識本身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受到重視，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更加密切和直接。

于是乎，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呼聲日漸其高。教育成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的領導也抓住了挽救教育補給不足，促進教育規模發展的救命稻草。市場經濟的概念和運行方式沖進了校園，仿佛一夜之間，學校、教師、學生都裸地置身于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了。教育的經費來源、辦學模式、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招生分配、內外部管理體制等開始轉向了經濟的要求，學校創收、開發不得不列入學校的主要工作日程。盲目的擴招、合并、設立分校成了某些部門、某些人追求經濟利益的合理的運行方式。教育的這種功利性追求不但在形式上得到了體現，同時也更深入的影響著教育的其他方面。

由此，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在教育與社會諸關系中正超乎尋常地凸現出來，教育的功能被狹隘地以經濟上的功利主義所涵蓋。正在膨脹的功利性追求越來越模糊和遮障著人們審視教育價值取向的視線。僅在教育與經濟關系圈內爭論的，經濟決定教育還是教育與經濟相互作用，無異于置身廬山而欲辨其本來面目，其結果是進一步強化了教育對經濟的依附，使教育淪為經濟的附庸，從而使教育喪失了其在建構人的精神上的主體獨立性。教育的價值取向不得不服從于經濟發展的要求，并受制于不健全的社會需求及評價，從而導致教育的裂變。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教育的舉辦和發展正在以片面地追求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為主要目標，經濟意識和經濟行為日益滲透到了學校教育活動中。在教育的諸功能中，過分強調教育的經濟功能，相對忽視教育的其他功能的經濟主義傾向已經出現。

篇6

一、主要的區域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1．賴賓斯坦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主張發展中國家應努力使經濟達到一定水平，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以取得長期的持續增長。不發達經濟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經濟發展的努力達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臨界規模，那就不能克服發展障礙，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為使一國經濟取得長期持續增長，就必須在一定時期受到大于臨界最小規模的增長刺激。

2．納爾森的低水平陷阱論：以馬爾薩斯理論為基礎，說明發展中國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復輪回的現象。不發達經濟的痼疾表現為人均實際收入處于僅夠糊口或接近于維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狀態；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儲蓄和投資受到極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國民收入來提高儲蓄和投資，又通常導致人口增長，從而又將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狀態中，這是不發達經濟難以逾越的一個陷阱。在外界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須使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

3．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在投資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規模持續作用于各產業，從而沖破其發展的瓶頸。此論在發展中國家較有市場，原因在于它的三個“不可分性”的理論基礎即社會分攤資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儲蓄供給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經濟效果具有更能說服人的證據。

4．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資本缺乏是阻礙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由投資誘力不足和儲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這兩個問題的產生又是由于資本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存在惡性循環：但貧困惡性循環并非一成不變，平衡增長可以擺脫惡性循環，是擴大市場容量和造成投資誘力的一種必須的方法。

上述理論應用在區域經濟中就形成了區域均衡發展理論，它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

均衡發展理論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對于一般區域特別是不發達區域來說，不可能具備推動所有產業和區域均衡發展的資本和其他資源，在經濟發展初期很難做到均衡發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因素，似乎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就能決定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就能決定工資報酬率和資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實上，市場力量的作用通常趨向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差異。發達區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和更大的市場，必然對資本和勞動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從而產生極化效應，形成規模經濟，雖然也有發達區域向周圍區域的擴展效應，但在完全市場中，極化效應往往超過擴展效應，使區際差異加大。另外，技術條件不同也會使資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時的資本要素流動會造成不發達區域資本要素更加稀缺，經濟發展更加困難。

區域均衡發展理論顯然是從理性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方法，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距離太大，無法解釋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無法為區域發展問題找到出路。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非均衡發展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合理性和現實指導意義。

二、主要的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按發展階段的適用性，非均衡發展理論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無時間變量的，主要包括循環累積因果論、不平衡增長論與產業關聯論、增長極理論，中心—論、梯度推移理論等；另一類是有時間變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論為代表。

1．岡納·纓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于初始優勢而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則由于既得優勢，這些區域就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繼續超前發展，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導致增長區域和滯后區域之間發生空間相互作用，由此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一是回流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不發達區域向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二是擴散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發達區域向不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發展差異得到縮小。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回流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即發達區域更發達，落后區域更落后?；诖耍姞栠_爾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應當優先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以尋求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也要防止累積循環因果造成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政府必須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來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以縮小經濟差異。

2．艾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該理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出現在每一處，經濟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將使經濟增長圍繞最初的出發點集中，增長極的出現必然意味著增長在區域間的不平等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他提出了與回流效應和擴散效應相對應的“極化效應”和“涓滴效應”。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因此區域差異會逐漸擴大；但從長期看，涓滴效應將縮小區域差異。

3．佩魯的增長極理論。法國經濟學家佩魯首次提出的增長極概念的出發點是抽象的經濟空間，是以部門分工所決定的產業聯系為主要內容，所關心的是各種經濟單元之間的聯系。他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各部門，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部門，然后通過不同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終極影響。顯然，他主要強調規模大、創新能力高、增長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進其他部門發展的推進型單元即主導產業部門，著重強調產業間的關聯推動效應。布代維爾從理論上將增長極概念的經濟空間推廣到地理空間，認為經濟空間不僅包含了經濟變量之間的結構關系，也包括了經濟現象的區位關系或地域結構關系。因此，增長極概念有兩種含義：一是在經濟意義上特指推進型主導產業部門；二是地理意義上特指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應指出的是，點—軸開發理論可看作是增長極和生長軸理論的延伸，它不僅強調“點”（城市或優區位地區）的開發，而且強調“軸”（點與點之間的交通干線）的開發，以點帶軸，點軸貫通，形成點軸系統。

4．弗里德曼的中心—論。在考慮區際不平衡較長期的演變趨勢基礎上，將經濟系統空間結構劃分為中心和兩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中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經濟效益較高，處于支配地位，而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效益較低，處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生產要素從區向中心區的凈轉移。在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二元結構十分明顯，最初表現為一種單核結構，隨著經濟進入起飛階段，單核結構逐漸為多核結構替代，當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隨著政府政策干預，中心和界限會逐漸消失，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一體化，各區域優勢充分發揮，經濟獲得全面發展。該理論對制定區域發展政策具有指導意義，但其關于二元區域結構隨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而消失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5．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基礎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問題專家弗農等的工業生產生命循環階段論。認為工業各部門甚至各種工業產品都處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上，在發展中必須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最后成為衰退部門。區域經濟學者把生命循環論引用到區域經濟學中，創造了區域經濟梯度轉移理論。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稅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威爾伯等人形象地稱之為“工業區位向下滲透”現象。

無時間變量的區域非均衡學派雖然正確指出了不同區域間經濟增長率的差異，但不能因此而斷定區際差異必然會不可逆轉地不斷擴大。因為各種非均衡增長模型片面地強調了累積性優勢的作用，忽視了空間距離、社會行為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意義?？姞栠_爾和赫希曼的理論動搖了市場機制能自動縮小區域經濟差異的傳統觀念，并引起一場關于經濟發展趨同或趨異的大論戰。但是在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提出之前，論戰缺乏實證基礎。他的研究使討論向實證化方向邁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論也成為有時間變量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的代表。

6．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威廉姆遜把庫茲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無論是截面分析還是時間序列分析，結果都表明，發展階段與區域差異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系（如圖1所示）。這一理論將時序問題引入了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由此可見，倒“U”型理論的特征在于均衡與增長之間的替代關系依時間的推移而呈非線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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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周期理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經濟已經連續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超過二戰以后20世紀60年代106個月的繁榮，這與經濟學家預測的經濟周期現象已大相徑庭。這樣，經濟周期理論，尤其是短周期理論是否還成立，或者說是否還適用？

我們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多次出現過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對此作出解釋和描述，形成了種種經濟周期理論。這些理論，有的從內在因素，有的從外在因素去尋找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其中，從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角度說明波動的理論特別引人注目，而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又有著內在聯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和需求，進而逐步形成新一輪經濟高漲和繁榮，一旦創新熱潮過去，投資會減少，經濟會衰退。如果用這種理論思考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原來，美國經濟這么多年高增長，是科技進步在生產增長中作用日趨增強的結果。從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門占美國GDP比重已達到27％，預測21世紀初將達到50％。正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1996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要問，為什么今天美國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那么，應當說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功不可沒?？梢赃@樣認為，新經濟與其說是高技術催生的神話，不如說是硅谷技術與華爾街資本市場聯手導演的結果。風險投資通過一定機構和方式向各類機構和個人籌集風險資本，然后將它投入到不確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或項目，并以一定方式參與所投風險企業或項目的管理，期望通過實現項目的高成長率并最終出售股權獲得高額中長期收益。盡管所投企業或項目大多失敗，但10項中只要有1項成功，除了能彌補失敗的損失，還能給創業投資者帶來巨額回報。在美國，1996年創業投資回報率為19．7％，近5年來的平均回報率為18．4％。風險投資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業，包括生物工程、電子工程、醫療技術、現代通訊、計算機等。正是這種風險投資機制，不斷推動美國生產率提高，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生產率這樣不斷提高，使美國經濟的調整在快速增長中完成，改變了周期性波動的局面，但并沒有表明傳統周期理論對這種現象就毫無解釋力。一旦風險投資遇到重大障礙，經濟波動也許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線

有人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而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至今已連續四年保持4％左右，失業率從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則在3％以下。“新經濟”使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三者之間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又一次失靈了。還有人提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持續增長，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表明了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消失。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如此結論。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之間負相關的關系是以下面兩條件存在為前提的：第一，經濟增長引起失業率下降，而失業率下降導致貨幣工資率上升，即貨幣工資率上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函數，而失業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一個負函數；第二，工資是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是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只有當貨幣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時，貨幣工資上升才會引起物價上漲，否則，貨幣工資變動并不會立即引起物價變動。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道理。然而，在美國新經濟中，正是這兩條件都不存在，因此，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關系當然就不存在。

讓我們先考察這些年來美國經濟高增長有沒有引起貨幣工資上升的情況。確實，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15年內由于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了30％，失業率下降到4．7％，但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年中工資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為什么會這樣？這與新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分不開。在工業化時代，勞動與資本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新經濟時代，知識這一要素取代了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點給企業的收入分配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知識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識的人容易把知識從本單位拿到別的單位運用。為了穩住那些掌握了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員工，防止把技術和知識外傳，除了給工資報酬，還要給以股權激勵，使員工感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從而改變了工業時代勞資關系對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希望提高工資這種局面。在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資，甚至不反對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可降低產品成本，增強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有利，自己從股權中分得紅利收入會增加。于是，新經濟時代的工資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經濟以知識為基礎，因而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是進一步提高了。在新經濟時代，一個企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作用，而股票期權成了對他們最重要的激勵手段。因此，新經濟時代，由于能干的企業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自股票期權，但這不構成工資成本，因此，在美國新經濟中，經濟的高增長、低失業率，并沒有帶來工資和物價的高增長。

再考察生產率變動和產品成本變動的情況。這些年來，在美國，隨著信息產業發展，企業紛紛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企業的生產技術設備更新改造，使生產率大大提高。近10年來，美國生產率每年增長平均為2．2％。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快，別說這些年來工人貨幣工資沒有多少提高，即使有顯著增加，也不會引起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并非與貨幣工資上漲同步，二者差額即生產率增長。如果生產率增長3％，貨幣工資也上升3％，則成本從而產品價格并不會變化。

這樣，在新經濟中，一方面低失業并沒有使貨幣工資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生產率卻有所上升。這樣，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就是顯然的了。因此，不是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不成立了，而是這條曲線賴以存在的條件不具備了。如果這些條件仍具備，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負相關關系仍會存在，尤其對于象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幅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則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交替關系一定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即使象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更快，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當勞動力十分緊張時，工人們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資。近年來，美聯儲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長勢頭，防止通脹抬頭。

三、信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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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奔s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薄霸谌碌囊饬x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p>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肮こ虒W”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假設在現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的內容問題加以區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日本市場經濟在生產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成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叭说馈⒐⒖犊蠓胶蜔嵝墓媸亲钣幸嬗谒说钠焚|”。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皩嶋H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F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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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于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量，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么增長率不同：戰后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謂“剩余溢出”，那么，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后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后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于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并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于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币簿褪钦f，制度不同于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么，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準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并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并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征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C諾斯，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2][美]科斯、諾斯等：《財產、產權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3]國際經濟增長中心V奧斯特羅姆和D菲尼，H皮希特編，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

[4]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林業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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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歸因理論對計量經濟學教學的指導意義

教育是歸因理論最重要的應用領域之一。教學中的師生之間的互動在教育學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國的教育文化傳統中對于這方面的探討和關注度較少，但是隨著現代教育學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師生互動對于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為此，眾多從事教育學領域研究的專家及學者對教育實踐中教與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各種教學法在實踐教學中的應用等，而歸因理論為改善教學質量及教學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及途徑。

2．1使學生對自身學習成敗有著較為清晰的認識

學生對學習狀態的自我歸因，是學生對自身學習效果產生的原因進行自我知覺、自我評判的表現，不同性格特征的群體，具有不同的歸因風格，導致不同學生群體對學習的原始期望、過程的行為方式不同。但筆者認為通過有效的歸因調查問卷的設計以及調查，能夠使學生群體對自身的歸因風格以及歸因傾向有著一定的認識，對自身學習成敗的原因也有著姣好的掌握，不僅學生自身可以姣好的掌握，教師亦能根據歸因調查問卷的數據結果，多學生總體以及個體歸因風格以及歸因傾向有著清晰的認識，為教師進行下一階段的教學以及教學教案的設計起到提醒的作用。

2．2可用教師的回饋激發學生學習意愿以及學習動力

據相關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師生互動過程中，學生對學習效果成敗的歸因大致會經過以下的流程。由上圖可知，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學生對自己學習成敗的歸因，并不僅僅完全以自身考試的成績作為基礎，而且很大程度上會收到來自教師的影響，他們會依據教師的所釋放的信息(語言信息以及非語言信息)，來判斷和猜測教師對自身學習成敗的看法，并以此為指導思想，形成對自身學習成敗的歸因。如學生根據教師釋放的信號，預測自身會取得成功，他就極有可能努力去追求成功;如果學生依據教師釋放的信號，預測自己可能會失敗，那么他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與挫折極有可能選擇放棄，最求成功者才有可能成功，逃避困難及挫折者難免面臨失敗，這種心理預期與以后的成敗之間無形中建立了一套隱形的因果聯系。由此說明，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師對學生歸因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師釋放的信息甚至可以決定學生后期學習效果的狀態。

2．3修正教師觀念以及教學方式

一般說來，教師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歸因，往往傾向于將學生學習的成敗歸結于學生自身，而較少在自身身上找原因。教師的這種歸因方式雖然在諸多情況下是較切合實際的一種歸因方式，但是這樣處理有事會產生一定的偏差，甚至導致教師對學生認識的錯誤。如:把由于自身教學方法不當所引起學生學習效果下降歸結于學生學習不夠勤奮、不夠努力，從而對學生進行批判。導致學生對自身以及教師的不滿，不僅不利于本科目的教學，也不利于教師、學生后期的發展。此外，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師往往還喜歡學習成績優異及聽話的學生，厭惡學習成績較差和不聽話的學生，實際工作中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教師對于這兩類學生群體的歸因方式方式方法不一樣。首先，教師無法對自身的教學方式方法的合理性進行有效的論證，對教學質量的提高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其次，導致“差生”學習意愿、學習動力下降，甚至會使得學生由于受到“挫折”而變得“無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