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服務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醫療服務，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備受人們關注的醫療事故案件的內核是醫療服務合同，而何謂醫療服務合同、合同雙方各有哪些權利義務等，我國法學界、法律界、醫療衛生界并未有統一的認識。

一、醫療服務合同的法律界定

從法律的角度觀察，病人到醫院就診便與醫院形成了一種合同關系。我國學者一般將這種合同關系歸入服務合同范疇，稱為醫療服務合同。服務，就其基本語義而言，泛指為別人所做的工作。在經濟學上它又被稱為“勞務”，指不以實物形式而以提供勞動的形式滿足他人的特殊需要[1]。服務合同則指由服務人提供技術、文化、生活服務，受服務人接受服務并給付服務費的合同，其標的特指當事人一方向對方當事人提供勞務的行為。由此來看，醫療服務合同應指就診方與醫療機構達成的，由醫療機構向就診方提供醫療服務，而由就診方支付醫療費的合同。

許多外國民法也對醫療合同進行了規定，但冠以不同的名稱，如瑞士法律將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系歸入委任契約關系，德國和希臘法律將其稱為勞務契約關系，法國、比利時則稱之為醫療服務契約關系，這些都與我國學者將其歸入服務合同并不矛盾。所謂勞務合同是以勞務為給付標的合同，其實就是服務合同。委任合同，即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由受托人處理委托人事務的合同[2]。從本質上說，委任合同就是服務合同中的一種典型合同。因而，各國對醫療合同的規定存在的只是名稱上的差異，在基本內涵、適用原則上應是一致的。

我國《合同法》草案曾專章規定了服務合同，醫療服務合同當屬其中之一，新的《合同法》卻并無服務合同的規定，因此，我國現實生活中的醫療服務合同尚屬非典型合同，對這類合同的處理還需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則，并參照最相類似的典型合同。在一些大陸法系國家，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認為，非法律事務的醫療事務只能由準委任合同來調整，而準委任合同必將適用委任合同的一般規則。我國也應當借鑒這種觀點。

與其他類型合同相比，醫療服務合同有其獨特之處，我們可以將醫療服務合同的法律特征歸納如下[3]:

1）醫療服務合同是一種諾成、不要式、雙務、有償合同。在醫療服務合同之中，就診方與醫療機構意思表示達成一致，如掛完號，合同便宣告成立，并且無需采取特定形式。合同雙方當事人都享有一定的權利并互負義務。病人在接受醫療服務的同時還需繳納相應的醫療費，至于實踐中醫院對醫療費的減收免收，總是基于某種特定原因，這并不能否定醫療服務合同的有償性。

2）醫療服務合同的主體為就診方與醫療機構。在醫療服務合同中，接受服務的一方可統稱為就診方，多數情況即病人本人，但也可以是其他人，如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嬰兒到醫院就診，因其不具備合同主體資格而只能由其監護人或其他人擔任合同一方當事人；同時還不排除健康人到醫療機構進行健康檢查或接受醫療保健服務。合同另一方當事人一般是醫療機構，與病人直接接觸的醫生并非合同主體，只有在一個醫生個體開業而又未聘請其他醫生時，才可認為該醫生是合同主體。

3）醫療服務合同的標的是醫療機構向就診方提供的醫療服務。與其他常見的服務合同不同，醫療服務合同的標的是醫療機構通過醫生向病人提供謹慎和細心的、與醫學科學技術發展相一致的醫療服務，而不是保證治愈疾病，也就是說，醫療機構并不對醫生沒有治愈疾病負責，而只對他們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所具有的謹慎程度和采取的服務方式負責。

4）醫療服務合同的內容不由雙方當事人約定。除少數情況外，絕大部分醫療服務合同的內容不由當事人雙方約定，如醫療費用，由醫療機構在遵循國家的物價政策的前提下單方面決定；至于服務質量，是事先根本無法具體確定的，帶有一定的或然性，由醫生在診治過程中依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醫療技術規范自覺把握，醫療服務質量好壞的評定，主要根據醫療機構是否按照應有的謹慎態度和科學的治療方案來提供醫療服務。

5）醫療服務合同的形式特殊。醫療服務合同沒有書面或口頭的合同形式，在實行掛號制的醫院里，病人掛了號即表示已與醫院達成了合意；不實行掛號制的醫院，醫生一旦對病人進行了診斷，即表示合同已成立；未經門診直接住院的病人，則在接受醫生檢查時即與醫院達成了合同關系，而不是在辦理了住院手續后才成立合同關系。也正因為醫療服務合同形式特殊，也給合同糾紛的解決帶來了困難，如對醫療服務質量的評定、雙方是否存在醫療服務合同的舉證等。

6）醫療服務合同訂立過程中不存在承諾的撤回。在醫療服務合同的訂立過程中，病人發出要約，醫療機構一般要表示承諾，尤其是危、急、重病人更是如此。而且，醫療機構一旦作出承諾，便不得撤回，這一方面因為承諾是以行為做出且立即送達要約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自然人生命健康權的重視與保護。即便是在醫療機構限于技術水平和醫療條件而讓病人轉院的情況下，也只能認為是醫療機構在特定情況下解除合同，而非撤回承諾。

二、醫療服務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

（一）就診方的權利

1）自主選擇醫療機構權。合同之精髓是當事人自由意志之匯合[4]。據此，作為醫療服務合同一方的就診方應當享有自主選擇醫療機構的權利，一般情況下，醫療機構都不得強制病人就診。

2）獲得相應醫療服務權。獲得相應醫療服務權是就診方的重要權利，主要包括對不必要服務的拒絕權和對必需服務的要求權。有些醫療服務的內容由雙方當事人約定，如醫學美容，這類合同中，就診方獲得相應醫療服務權容易實現。但在多數病例中，就診方對病情不了解，一切取決于醫療機構的技術、設備等因素，從而對服務的內容就無法約定，哪些服務是相應、必需的，哪些是多余、不必要的，這些都屬于合同中的默示條款，因而難以把握，給就診方該項權利的滿足帶來了一定難度。

3）知情權。醫療服務是專業性極強的活動，而就診者并非個個精通醫學知識，在實際中看完病拿完藥對自己病情仍一知半解的不乏其人，這不利于就診者病情的好轉，也不利于就診方對合同履行情況的監督，因而應保證就診者享有知情權。具體而言，知情權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就診方有權詢問有關醫療機構的經營方向、營業時間，以及有關服務的情況，包括對病人的診斷結果、診療方案、診療進程、負責診療的醫務人員、藥物的使用方法等情況，醫療機構應予回答；另一方面，醫療機構對就診方提供的上述情況應當是真實的。

4）損害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就診方必享的權利。行使這項權利的前提是有損害的發生，并且，損害是因醫療機構方所致。這里所稱損害，既包括就診方人身的損害，也包括就診方財產的損害、精神的損害。就診方在行使上述損害賠償請求權時，還需證明損害的確有發生。

（二）就診方的義務

1）繳納醫療費的義務。醫療服務合同是有償合同，這在前文已作論述，就診方應為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支付相應的醫療費，包括掛號費、診治費、住院費、護理費、藥物費等項目，這也是各國通行的做法。醫療費的多少由醫療機構遵照國家法律法規、物價政策、診療實際單方決定。

2）配合義務。醫療服務是一種雙向行為，就診方應積極配合醫療機構的診療活動，按時按地接受服務、如實告知病情、回答醫生有關詢問，以便醫生作出正確判斷，采取合理措施，同時還應遵照醫生要求換藥、服藥等。因就診方不履行配合義務，從而導致醫療事故的發生，醫療機構可主張免責。

（三）醫療機構的權利

1）獲得醫療費的權利。與就診方承擔的繳納醫療費義務相對應，醫療機構有權收取醫療費。一般情況下，醫療機構采用預收醫療費的方式獲取醫療費，如先掛號后看病，先繳費后取藥。不過，并不絕對如此，在病人情況危急或就診方與醫療機構建立了穩定的信任關系，醫療機構都可能墊付醫療費，但墊付不是其義務。在此還需指明，醫療費的預收并非合同成立要件，不與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構成雙務關系，不成立履行抗辯，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方未預付醫療費而拒絕為其診療。

2）自主采取相應醫療服務的權利。醫療服務專業性強，在合同履行中，醫療機構應當有權針對病人情況自主采取治療措施，而不受來自就診方及其他方面的非法干預。

（四）醫療機構的義務

1）與就診方訂立醫療服務合同的義務。醫療服務合同有別于其它合同，醫療機構負有與就診方訂立合同的義務，一旦就診方發出要約，醫療機構一般都要表示承諾，這種特殊規定與醫療服務關系到人的生死存亡相一致。雖然我國醫療機構在各自經營方向上有差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對于危重病人，任何醫療機構均不得以營業方向受限為由拒絕救治，否則，即存在締約上的過失，就診方可援引《合同法》第42條予以救濟[5]。

2）高度注意義務。根據德國學者和日本學者的研究，專家（醫生）從委托人（就診方）那里得到兩種意義上的信賴。其一，信賴專家對其專門領域的工作具備最低基準的能力保證；其二，信賴專家關于裁量的判斷，像醫生對于病情存在幾種可以選擇的治療方案的情況下，就診方只能信賴醫生的判斷，委由醫生選擇治療方案[6]。我國學者也認為，專家所從事的工作對當事人之利益、生命健康、財產安全關系重大，如果疏忽大意，勢必給當事人造成嚴重的損害；與其說當事人是與專家通過討價還價的方式訂立合同，倒不如說是基于對專家的信賴而將其重大利益乃至生命安全托付給專家[7]。正因為就診方給予了充分的信賴，醫療機構必須盡到與其專業技術相一致的高度注意義務，以高度謹慎、勤勉的態度為病人診治，遵循有關法律、法規、行業和醫院管理規章制度、各種操作規程以及醫務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要求等進行診療護理。日本法律規定，醫療專家在診療護理過程中，必須盡到符合現代醫學水平的注意義務，如果違反這一義務，即表示醫療專家主觀上有過失[8]。這一點值得我國借鑒。

3）忠實義務。《合同法》第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高度的職業道德、信任關系，可以導出醫療專家負有與委托人的信賴相符的為委托人的利益而行動的忠實義務[9]。具體而言，醫療機構的忠實義務應包括:其一，醫療機構一旦做出承諾，便不得隨意撤回，非因特定情況并為就診方利益著想，不得將親自實施服務的義務轉交他人；其二，在整個合同履行過程中，應維護就診方的合法權益，選擇最合理的醫療方案；其三，對在醫療服務過程中獲知的有關就診方的隱私、秘密，不得泄露；其四，應詳細告知就診方有關服務的情況，提供相關材料及有關醫療費的票據等。

三、醫療服務合同的違約責任與損害賠償問題

醫患雙方之間是合同關系，任何一方不履行義務，便構成違約，如就診方拒付醫療費，但更多的是醫療機構基于其優勢地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義務，結果往往導致醫療糾紛的發生。我國《民法通則》及《合同法》都規定了相應的違約責任，主要有支付報酬、繼續履行、支付違約金、賠償損失等，但支付違約金在醫療服務合同中極少采用。對就診方應當承擔的違約責任，我們容易理解，但對于醫療機構造成的醫療事故到底應基于合同追究上述違約責任，還是基于其行為已侵害了就診方的人身、財產權利而追究侵權責任，世界各國還存在差異。瑞士、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等歐洲國家一般認為應承擔違約責任；而英、美、日本等國，立法和判例都一致主張醫療機構承擔的責任屬于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在我國，對于醫療機構應承擔的責任，也存有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是違約責任[10]，也有學者認為是侵權責任[11]，還有學者主張是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12]。

從理論上說，醫患雙方既然形成的是合同關系，那么醫療機構承擔的應當是違約責任。但問題在于“，違約責任”顧名思義即違反合同約定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一般合同對于雙方當事人的應為行為都作了規定，但醫療服務合同是一種獨特的合同，在合同成立時，雙方當事人一般并未對合同內容進行約定，雙方權利義務全依法理、法規推定，合同內容應屬法律上的默示條款。既然醫療服務合同中沒有約定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內容、質量，到底怎樣才算違反合同約定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就會因沒有明確的標準而陷入困境。其次，若采用純粹的違約責任，則可能導致醫療機構基于其特殊地位，隨意在合同中約定免責事由，從而損害就診方合法權益。同時，違約責任以合同的合法成立為前提，如合同尚未成立，就談不上違約，但實際中，醫院對危重病人按常規病人的收診致使尚未收診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此時合同尚未成立，若依違約責任追究恐怕難以實現。

基于以上原因，純粹基于合同的原因追究醫療機構民事責任難以切實維護就診方權利，而應當援引侵權責任，我國《合同法》第122條其實就作出了相應規定。因而可以說，醫療機構承擔的是一種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相競合的責任，當事人雙方有合同約定，可基于合同約定追究責任，而合同沒有約定或約定不合法、不全面的，可基于權利的受損追究侵權責任，這也正是醫療服務合同與其他合同相比較而獨具特色之處。

無論追究的是違約責任，還是侵權責任，其中可能涉及到繼續履行、賠禮道歉等，但主要還是損害賠償。從范圍而言，損害賠償應當包括人身損害賠償、財產損害賠償以及精神損害賠償，三者并不互相排斥，可以同時適用，這已為法學界所公認。但現階段，我國有關醫療事故損害賠償主要適用國務院1987年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及各省制定的《實施細則》，而這些規定還存在以下問題。

問題之一，《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第18條規定，“確定為醫療事故的，可根據事故等級、情節和病員的情況給予一次經濟補償”，條文中措詞“補償”，補償并非賠償，這已為法學界認同，且“補償”與《民法通則》第119條規定相沖突，同時補償的數額由各省人民政府規定，一般在100～4000元之間，與《民法通則》第119條規定范圍相去甚遠，難以彌補就診方所受損失。這種規定與《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制定時我國尚處于計劃經濟體制階段、醫療為社會福利的狀況相符，但現在我國實行醫療體制改革，醫患雙方處于平等的主體地位，承受對等的權利義務，且對醫療事故進行高額賠償已是國際趨勢，有利于人權的保障、就診方合法權益的維護以及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的實現。所以，對醫療事故的賠償責任的保守規定已與實際情況脫軌。

問題之二，目前，我國立法和司法解釋確認了名譽權、隱私權受損的賠償，但對因醫療事故導致人身損害的撫慰金賠償卻未作具體規定，并且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也無統一標準，完全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難免影響判決的公平合理。

問題之三，要賠償就必須有損害事實，但《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中對醫療事故的范圍規定過窄，排除了間接因素對病人致損的民事責任，排除了醫務人員故意行為致損時醫療機構的民事責任，排除了不及“死亡、殘廢、組織器官損傷導致功能障礙”程度的損害的民事責任，這些都帶有明顯的部門保護傾向，不利于就診方權利的維護。

上述問題說明，我國有關醫療機構損害賠償責任的法律規定尚不健全。有損害必有救濟是現代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對于醫療事故，世界各國都采用損害賠償制度，我國當然也不能墨守陳規，而應當借鑒國外有益做法，從保護就診方合法權益、規范醫療機構服務行為出發，對《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中有關條款盡快予以修改、補充，從立法上完善醫療事故的損害賠償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注釋:

[1]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30頁。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96條。

[3]屈芥民著:《專家民事責任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101頁。

[4] 王家福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頁。

[5]參見《合同法》第42條中“（三）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6] （日）能見善久著:《論專家的民事責任——其理論架構的建議》。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507頁。

[7]張新寶著:《中國侵權行為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4，257頁。

[8]馮建妹著:《現代醫學與法律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頁。

[9]（日）能見善久著:《論專家的民事責任——其理論架構的建議》。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507頁

篇2

不同級別的兒科醫療衛生機構在功能上重疊、資源上非良性競爭，體系層次不清晰：(1)全國除部分省會城市和地級市擁有獨立設置的兒童專科醫院外，各級兒童專科醫院、綜合醫院兒科的醫療技術和配套設施參差不齊；(2)各級兒科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重疊，三級醫療衛生機構與二級、一級醫療衛生機構在基礎衛生服務上相互競爭，僅僅只是醫療衛生機構間掌握衛生資源和提供多樣服務多寡的區別。全國大部分兒童醫院建設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起點偏低（占地少、規模小）、基礎設施陳舊、醫療設備短缺、人才嚴重匱乏、運營成本較高（投入少、收費低、消耗大、風險高）、兒童家庭經濟承受力大（欠費、棄嬰等）、兒科醫療收費項目無特殊傾斜等諸多因素成為制約兒童專科醫院發展的瓶頸。新醫改方案要求公立醫院實行醫藥分開、取消藥品加成，進一步嚴格控制藥品比例，而絕大多數兒童醫院藥品收入占總收入比例在40％以上，醫院收入結構徹底打破，主要收入渠道“斷流”將影響醫院長遠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綜合醫院兒科呈現就診患兒數量減少態勢，其床位數由1995年的5萬余張下降到2005年的4.2萬張[1]，極大地阻礙了兒科事業的健康發展和服務能力的提升。進入21世紀，各級綜合醫院兒科因收費水平較低、業務收入明顯低于其他科室，醫護人員配置等人力資源成本普遍高于其它臨床科室等原因，日益淪落為醫院的“邊緣”科室，床位配置逐步“萎縮”，部分被迫撤銷。即使一些醫院能按照衛生部規定設立兒科，也時常面臨著病源、資金和人力的匱乏。數據顯示[1]，全國執業（助理）醫師232.92萬人，而占人口總數17.32%的兒童，卻只有占執業醫師總數4.2%和執業助理醫師總數2.1%的專業兒科醫師。長期以來，兒科不受重視的現狀導致兒科專業醫師培養不足、流失嚴重；與其他專業相比，兒科醫生工作負擔重、職業風險高、福利待遇低，導致絕大多數優秀的醫學生畢業時都不選擇兒科，原兒科專業人才也紛紛跳槽轉行，最終形成總量減少、結構不合理的局面，難以完成正常門診和病房診療工作。

兒科醫學的發展面臨挑戰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存環境的改變、醫療技術的介入，兒童疾病譜每隔20年左右會發生較為明顯的變化。近年來，由于衛生管理和計劃免疫的改進，小兒急性傳染病和腸胃病的發病比例明顯減少，而呼吸道感染、先天畸形、心臟病、血液病、惡性腫瘤、急性中毒、意外事故卻躍居前位[2]。一方面由于醫療資源配置存在不公平性，地域、貧富、規模之間的兩極分化現象愈演愈烈，基層醫院缺少資金設備，吸引不到醫技人才，老百姓只好跋山涉水到城市、大醫院就醫。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交通、信息等求醫條件改善，兒科新技術的應用推廣，社會醫療保障體系的健全，獨生子女和優生優育政策使得家長們愿意在孩子的疾病診治和預防保健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錢，不同經濟層面的人群開始出現了不同的醫療需求，刺激更專業和更人性化的兒科診治服務和高質量的醫療保健需求不斷產生。兒科號稱“啞科”，患兒不會自己表述病情，也不能像成人一樣檢查和用藥，主要靠癥狀和醫生經驗來判斷病情，容易發生誤診漏診事故；兒科疾病具有起病急、病情重、變化快、死亡率高等特點，若醫療服務與患兒家屬需求之間存在差距，極易引發醫患矛盾或醫療糾紛，既耗費醫院人力、物力、財力，也會對醫院聲譽造成損失。

兒童就醫除受醫院規模、醫務人員數量等醫療資源偏少的限制外，一定程度上還受兒科疾病季節性特點的影響。由于綜合醫院兒科“萎縮”而導致兒科總收治容量、診治能力的減少超過了兒童專科醫院的診治容量、診治能力的增長，因此，加強統籌規劃、加大政策扶持、增加財政投入、合理重整綜合醫院兒科的現有醫療資源、組建更多的兒童專科醫院和規范化的兒科病房，亟為迫切。兒科也是整個醫療急救體系里的重要環節，區域性兒童急救中心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疾病醫療救治工作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幾年，大規模傳染病接連爆發，汶川地震、三氯氰胺奶粉等天災人禍不時發生，暴露出公共衛生事件處置對兒童救治體系的忽略和區域性120及緊急救援中心對兒童救治能力的滯后，給兒童應急救治敲響了警鐘。

新醫改條件下對兒童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的思考

篇3

由于市場失靈，政府在醫療服務的付費和提供兩方面都需要進行干預，但這些干預是基于不同性質的市場失靈，需要采用的手段也不同。就付費一方，我在上期《財經》已經講到了“全民醫保”這頓午餐還是要吃，雖然可能并不豐盛。這期則來談，就醫療服務的“生產”或提供而言，任何形式的政府壟斷都是不足取的，應追求的是一個對民間力量開放的體制。

醫療服務的提供之所以需要政府干預，基本原因在于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和消費者之間高度的信息不對稱。由于消費者在信息方面的弱勢地位，市場機制對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約束作用非常有限。

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是政府親自“生產”：政府開辦公立醫療機構，通過預算撥款支付其運轉的全部或部分成本，這些機構則按政府要求給消費者提供免費或低價（所謂“公益性”）服務。這里的公立醫療機構相當于政府行政部門的一個辦事機關。

另一種解決辦法是“開放型”模式，其要點有四：第一，醫療服務行業對民間開放，政府給醫療服務的各類提供者（包括公立機構）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第二，政府通過法律法規對醫療服務行業進行必要監管；第三，政府（包括社會保險機構）按醫療服務的市場價向各類提供者購買醫療服務；第四，政府以醫療服務購買者身份與消費者一起對各類提供者進行監督約束。在這一模式中，政府同時扮演醫療機構開辦者、醫療服務行業監管者和醫療服務購買者三種角色。

兩種模式哪個更好？簡單的答案是，如果各自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二者不相上下。封閉型模式把“寶”押在了政府的覺悟和控制能力。如果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且有足夠能力控制和激勵公立機構管理層和職工的行為，政府公共服務目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開放型模式把“寶”押在了制衡機制的有效性（包括政府能力）。它的關鍵假定是，政府可以對各類服務提供者進行足夠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消除信息不對稱的負面效應。

當然，如果“優越性”沒有發揮，兩種模式都可以運轉得非常糟糕――封閉型模式可以使醫療機構變成懶惰僵化的官僚機構，或憑壟斷地位賺錢的商業機構；而在開放型模式下，花錢買服務可能演變為成本高昂的“過家家”甚至滋生腐敗，公立機構和民辦機構的競爭可能很不平等，民辦機構也可能演變成牟取暴利的機器。

那么，下一步醫改應選擇什么模式？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所選擇的模式應該有足夠靈活性，能容許各地政府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包括政府的覺悟、監管能力、購買服務的能力等――不斷對各種體制參數作出盡可能靈活的調整，以達到最佳服務結果。

就此而言，開放型模式具有獨特優勢，因為它可以包容公立機構和民辦機構，容許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強化或弱化公立機構的作用，實質上是一種政府和民間力量結合的模式。相比之下，封閉型模式是一種政府壟斷、排斥民間力量的模式，它從設計上就不能容納民辦機構（因為沒有需求方付費和購買服務的機制），因而政府角色沒有弱化的余地。這種模式適合于那些無法對民間力量開放的公共服務行業，如警察、法院；但在醫療服務行業，更符合實際的改革方向應是政府和民間力量共同提供服務。

或許有人會認為，只有封閉型模式才能體現“政府主導”的醫改方向；但在我看來，以“政府主導”為方向，恐怕最后還是會迷失方向。

篇4

不到100萬人口的濰坊市，醫療衛生資源是相當豐富，中心城區有各類醫療衛生機構1507家。如何把其中優質資源吸引到社區呢？山東省濰坊市于2008年7月，采取“政府購買醫療服務”、“醫療服務實行市場競爭”的辦法，探索出一條醫療衛生改革新路子：利用現有醫療衛生資源，通過公開招標確定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服務站，政府花錢購買服務，從根本上解決了城鎮居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據悉，濰坊的這一做法，山東省財政廳和衛生廳總結并正在推廣了他們的經驗。

搭建平臺：

政府花錢解“難題”

“我們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公開招投標，在政府沒有投資搞房屋建設的情況下，只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就擇優確定了16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64個社區衛生服務站，搭建起了完善的服務網絡，實現了對97萬城區居民的全覆蓋。”濰坊市財政局社會保障科科長李者志表示。

為實現優質資源快速注入，以確保把最優質的衛生資源吸引到社區。濰坊市實行了面向全社會公開招標的大膽做法。李者志向《新理財》介紹，招標過程中他們把握五條原則：一是既堅持統一組織實施，又強化各區主體地位。由各區衛生行政部門作為業主，委托市政府采購中心統一進行公開招標。二是評價指標嚴謹易操作、客觀能量化。制定了業務用房面積、專業人員資質和專業人員技能測試三項評價指標，并賦予相應分值。三是全部聘請省內知名專家擔任評委，封閉式打分，按分數高低確定中標機構，并進行公示。四是簽訂統一規范的服務合同，明確服務范圍和人群，規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五是所有中標機構通過媒體向社會公告。

要實現社區醫療服務更科學，濰坊市財政局打破過去分步實施的做法，遵循普惠性原則，按照打造“10分鐘就醫圈”和網格化管理要求，科學劃定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服務站覆蓋區域，原則上人口密度大、居住集中的地方設中心，中心覆蓋不到的地方設站，實現了規劃的一次性、無縫隙覆蓋。

同時，改變過去定位、定點的做法，統籌規劃。只規劃機構設置區域，不指定具置，只要在規劃區域內的機構，都可以參與本區域競標，為所有醫療衛生機構搭建起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把機構選擇權交給市場。

來濰坊參與評標的專家都紛紛表示,“這種準入方式,既保證了優質資源的注入，又讓所有投標人信服，非常值得借鑒和推廣。”

監管發力：

績效評價是關鍵

作為政府采購的一項創新模式，如何更好地兌現政府購買服務資金效率？績效評價成為不可或缺的環節。

為了讓中標的醫療機構時刻處在競爭中，不能有絲毫懈怠，采取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實行動態管理，始終面向市場開放，暢通退出渠道。

如果在績效考評中不達標的，給予警告并下達限期整改意見書，逾期仍不達標者，取消其定點服務資格，再通過公開招標選擇其他醫療衛生服務機構進入。

李者志說：“通過這種機制，使服務機構始終面對激烈的競爭局面、績效考評的要求以及老百姓的評價壓力，促使他們自我加壓、接受挑戰，積極轉變服務理念，全面提升服務能力、水平和供給效率，保持社區衛生服務活力。”

此外，濰坊市成立了由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代表以及公共衛生專家、街道辦事處、社區居民代表等組成的市、區兩級績效考評委員會，負責實施績效考評、匯總考評結果。在考評過程中，將服務項目數量、質量以及項目成本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提高了考評的科學性和指向性。

據介紹，購買服務的績效考評不僅是對機構提供服務數量、質量的考核，更重要的還是要看老百姓是否滿意。在績效考評制度設計上，注重引導居民參與，充分尊重居民意愿，采取日常“背靠背”和年終“面對面”的方式，分別通過《居民監督卡》和調查問卷來表達居民綜合滿意度，并將滿意度測評結果與撥付政府購買資金掛鉤。這樣一來，強化了對購買服務的社會監督，增強了公信力。

綠色通道：

社區居民唱“主角”

目前，藥價虛高是導致“看病貴”的重要因素。如何讓老百姓吃上真正的便宜藥、放心藥，濰坊市財政局也下了一番功夫。李者志向記者介紹，為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濰坊對社區用藥全部實行政府采購，70種社區基本藥物執行“零加成”銷售，既嚴把“進口”，又收緊“出口”。

除了解決藥價虛高外，另外一項惠民服務是，凡是納入政府購買范圍的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全部由公共財政買單。據悉，從2008年起，濰坊市中心城區的社區居民不用花一分錢，就可以享受到社區衛生診斷、居民健康檔案、健康教育及健康促進、婦女保健、兒童保健、老年保健、殘疾人管理等10大類公共衛生服務項目。

李者志介紹，社區醫療服務社建立以來，為了更好的實現人性化服務，開辟了綠色通道。

為居民逐步建立健康檔案、健康教育、計劃免疫、計劃生育指導、殘疾人康復等公共衛生服務。目前，已覆蓋人群達到60%左右；通過社區衛生信息化系統，對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及殘疾人等重點服務對象，實施連續性的健康跟蹤管理，提高服務質量和效果；為了讓居民更加方便及時就醫，社區衛生服務社轉變服務方式，由被動等待變主動上門，適應居民需求，積極開展入戶訪視、家庭出診、家庭健康指導等服務，努力為居民提供“零距離”衛生服務；不斷發揮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配備中醫中藥人員，積極開展中藥治療、針灸、推拿、養生保健、心理咨詢等特色服務。

“百姓利益重如山,總是民生最關情，2009年，力爭讓更多百姓得到更多的實惠。”濰坊市財政局局長夏芳晨這樣表示。

鏈 接：為了促進社區衛生事業長效發展，濰坊市出臺一些政策：

首先，財政投入政策。2008年，濰坊市、區兩級財政安排社區衛生服務專項資金3000多萬元，除用于購買服務外，還重點支持提升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能力建設，如視覺識別系統、數字化社區衛生信息平臺、人才培養等。

篇5

數字化醫院的發展基于網絡化管理模式，以信息技術作為載體，通過高效快捷的信息采集、傳遞、處理、存儲等改變了人們傳統的就醫觀念以及就醫模式。移動醫療APP正是現有醫療業務的延伸，它是以移動互聯網終端為載體，通過4G網絡與醫院信息系統的實時連接，形成一個實時、動態的工作服務平臺來充分挖掘與共享醫療資源。患者通過手機APP客戶端享受方便、快捷的醫療服務，縮短在醫院的停留時間，提高就診效率，也為醫院的市場開拓創造有利條件，提升醫院自身的品牌形象。移動醫療APP不僅是醫院推出的便民服務，也是數字化醫院建設的措施之一，是今后醫院發展的一大趨勢，應分別面向醫院醫務工作者和社會大眾推廣使用。

1 移動醫療APP解讀

移動醫療由國外“Mobile Health”衍生而來，即通過移動通信技術，例如掌上電腦（PDA）、移動電話和衛星通信等提供醫療服務和信息。而移動醫療APP正是基于此，憑借安卓和IOS等移動終端系統而產生的一種醫療健康類應用軟件。目前，移動醫療的應用覆蓋了基礎護理、公共衛生研究、急救護理、慢性疾病管理、自助醫療服務等多個領域。

2 移動醫療APP在醫療服務中的應用

移動醫療APP可以實現將院內服務向院外延伸，患者通過移動智能終端即可隨時隨地獲取診前、診中、診后一站式醫療服務信息，建立患者與醫院之間持續、連貫的溝通新渠道。

2.1 移動醫療APP服務患者的應用

2.1.1 通過“智能分診”幫助患者明確診治方向

智能分診功能能模擬醫生問診，正確指導患者根據自己的癥狀和病情選擇就診科室，在患者就診前對自己的病情進行簡單評估。這里涉及龐大的疾病描述與對應科室的數據庫的建立。通過模糊錄入患者癥狀，系統會列出更詳細的子條目供選擇，為患者推薦合適的科室就診。這樣，可以部分取代患者向人工服務臺排隊問詢，改善多次掛號浪費時間的現象。

2.1.2 通過“預約掛號/候診隊列查詢”縮短排隊掛號及候診時間

患者或家屬可直接通過醫院APP進行普通門診和專家門診的掛號和結算，憑掛號支付成功短信直接到科室就診，無需到醫院窗口排隊取號。

2.1.3 通過“科室醫生”讓患者實現點名就診

APP中的“科室醫生”涵蓋了全院各科室醫生的簡介、坐診時間及預約號源數。就診患者可據此自主選擇醫生，點名就診。

2.1.4 通過“信息查詢”幫助患者查詢就診信息

信息查詢模塊為患者提供就診時產生的各種記錄的查詢服務，包括預約、費用、檢查和檢驗等歷史信息。

2.1.5 通過“用藥提醒”促進健康管理

患者可能因為不清楚或忘記醫生所指示的用藥方法，導致因治療計劃不能有效落實而影響治療效果，特別是對長期依靠藥物治療的慢性病患者。應用移動醫療APP的用藥提醒功能，患者可在線讀取一定時段內的處方或手動添加用藥信息，根據系統發出的提醒，按時用藥。

2.1.6 通過“出院隨訪”提高隨訪率有效跟蹤患者病情

醫院相關科室對已出院的慢性病患者會定期隨訪。APP中的“出院隨訪”功能不僅可以直接準確的找到患者本人，通過一系列隨訪問答，獲悉患者出院康復的基本情況，而且患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在方便的時候接受隨訪，自動提交到醫院后臺相關科室。此舉既減輕了護理人員的工作量，也大大方便了患者，有利于提高隨訪成功率。主管醫生可以通過移動APP動態掌握患者病情并進行相關指導，保證患者順利康復，更可以擴大醫院服務的外延。

2.1.7 通過“滿意度調查”持續改進服務質量

APP中的滿意度調查功能可以讓患者方便快捷的對診療體驗進行評價，有利于醫院準確及時發現問題并加以改進，有利于服務水平的不斷提升。

2.1.8 其他應用 APP中的“專家在線”、“健康宣教”等等都賦予了醫院服務更多的內涵

“圖片新聞”、“醫院簡介”也使得醫院的工作宣傳和知名度進一步提高，“導醫服務”中包括醫保政策和物價公示等，患者可根據需要自主查詢。

2.2 移動醫療APP面向醫護人員的應用

2.2.1 用于醫政管理

移動醫療APP不僅向醫護人員推送重要信息，如醫院重要通知、醫生工作績效指標等，還包括醫療護理管理制度，以增強醫護人員醫療安全意識，規范診療行為，降低醫療風險。

2.2.2 用于診療工作

移動醫療APP可以輔助醫生的診療工作。醫生可通過APP查看患者的化驗檢查結果，隨時掌握患者的健康信息。APP中的藥物手冊可幫助醫護人員隨手查看藥物說明及配伍禁忌，便于醫生處方。門診安排和工作提醒，可幫助醫生隨時隨地通過手機查看出診時間、手術安排等，為醫生的醫療工作提供便利。APP還能夠為醫護人員提供有價值的臨床診療知識庫和醫學文獻，引領醫護人員朝著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質量的方向發展，以更好地推進醫療服務體系建設。

3 展望

從移動醫療APP的角度切入智慧醫療服務鏈正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智慧醫療時代的醫療服務鏈分為診療前、診療中和診療后三大部分，并進一步細分為健康管理、自診、問診、尋診、候診、診療、用藥、院內康復、支付、后續用藥這十個環節，最終再次進入健康管理環節形成一個醫療閉環。從每個環節的移動醫療APP分布來看，大多數的APP選擇在診療前環節開展服務，且多為輕問診和輕健康管理服務，而診療中和診療后相應服務較少，開發潛力巨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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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茜.醫院信息系統運用與完善[J].醫療裝備，1002-2376（2015）10-0066-02.

篇6

三大結構失衡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5%，遠低于美國的17.6%、日本的9.2%的水平；中國人均衛生費用支出219美元，近美國的1/40、日本的1/18；人均政府衛生支出119美元，是美國的1/33、日本的1/27；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較低，未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從供需的角度分析，中國醫療行業需求快速增長而供給結構性不足。中國醫療服務行業的需求快速增長，2012年全國總診療69億人次，同比增長10%；醫院診療25億人次，同比增長12%。需求的增長主要來源于三方面的動力：人口老齡化、患病率的上升以及醫保覆蓋的提升。

從供給角度看，中國醫療服務行業結構性供給不足。醫師和護士是醫療服務行業最核心的資產，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和執行者，空有醫療設備和床位的醫院是不能運行的。而中國每萬人口醫師數為14，遠低于德國36、美國24、新加坡18的水平；每萬人口護士數14，遠低于德國111、美國24、新加坡18的水平，因此中國醫師人才缺乏嚴重。

從每萬人口病床數來看，中國位于世界前列，甚至高于澳大利亞、美國等發達國家，但是中國各級醫院的病床利用率嚴重不均，一級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病床利用率僅為50%左右，病床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導致資源浪費，供給結構性失衡。

中國醫療服務行業的關鍵癥結在于“三大結構失衡”：醫療機構分布失衡、產權結構失衡及收入結構失衡。

醫療機構分布失衡。中國整個醫療體系中，大型三級醫院以有限的資源承載著絕大多數的醫療任務；而中型醫院及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缺乏完善的初診和轉診制度，沒有承擔起應有的醫療任務，導致醫療機構忙閑不均，醫療資源與患者需求沒有有效匹配。三級醫院以0.15%的機構數承擔了14.35%的診療任務，而基層醫療機構以96%的機構數僅承擔了61%的診療人次。

這樣形成了惡性循環，導致資源和病人向大型醫院不斷集中，大型醫院不斷擴張，卻不堪重負；而大部分的中小型醫院及基層衛生機構資源（技術、人才）匱乏，不能發揮應有作用，不能很好服務當地患者；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倒金字塔結構的醫療體系壓力大。

產權結構失衡。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好的醫院不少都是民營醫院，民營醫院在現當代中國衛生事業發展中功不可沒。而20世紀后半葉，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民營醫院在后來的幾十年中曾在中國完全消失，中國建立了單一結構的公立醫療服務體系，并延續至今。

中國現今醫療體系中，公立醫院占據主導地位；2011年，中國公立醫院機構數、門診人次、病床數量、收入占比分別在62%、91%、88%與94%。與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公立醫院占比偏高，私立（民營）醫院未得到充分發展。

收入結構失衡。第三大問題是收入結構失衡，即服務價格低，以藥養醫問題嚴重。最早中國政府采取公立醫院統一收支的模式，但后來減少政府補貼，目前政府補貼僅占醫院收入的9%。政府投入的減少使醫院不得不轉向依靠自身服務和藥品收入維持運營，但是政府對服務價格和項目進行了嚴格的限制，最終導致醫院不得不從藥品收入上入手增加收入。

中國藥品收入占比為40%，遠高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10%左右，以藥養醫的畸形收入結構進一步誘導了藥品回扣賄賂的發生，過度開藥誘導消費等現象泛濫。

未來，中國醫療服務行業改革的核心在“三大結構調整”：調整產業結構、改善收入結構及調整產權結構。

調整產業結構：建立完善的初診和轉診制度。調整產業結構是指通過建立完善的初診和轉診制度，充分利用和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資源，提高利用率，使大部分基礎醫療需求在區縣級醫院和基層醫院解決。從而使中國醫療服務行業結構重心下移，改變以前的倒金字塔式結構，改變資源分布不均衡的狀態。

改善收入結構：服務提價，改變以藥養醫。通過服務提價，提升服務收入在醫藥總收入中比重，降低藥品收入比重及醫院對藥品收入的依賴，從根本上改變以藥養醫模式。

調整產權結構：引入社會資本，發展多元化產權結構。中國民營醫院過去長期以來受到較大限制，一直未得到充分發展。限制民營醫院發展的重要因素包括稅收、醫院評級、醫保、自主定價、科研學術、醫生職稱、醫生退休待遇。這些門檻嚴重制約著中國社會資本介入醫療服務行業，限制著民營醫院的發展。

在內在需求的驅動和政策的鼓勵下，中國民營醫院發展迅速。中國民營醫院床位數從2005年的14萬張，發展到2012年的58萬張，年均復合增速33%；診療人次從2005年的0.7億人次發展到2012年的2.5億人次，年均復合增速29%。我們預計，未來民營醫院將繼續高速發展。

四大發展方向

專科連鎖、綜合醫院改制、產業鏈延伸和集團化是中國醫療服務行業未來發展的四大方向。

專科醫院中高壁壘專科如腫瘤、兒科等單體規模較大，而低壁壘專科如口腔、美容、體檢等單體規模較小。對于低壁壘專科醫院，由于單體規模小，必須要依靠連鎖形成規模，打造品牌，增大總體體量；而連鎖的關鍵在于復制能力。從收入和診療人次維度，2011年收入和診療人次規模較大的前五大專科分別是：腫瘤、兒科、婦產、口腔和眼科。

綜合醫院在中國醫療服務體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大部分綜合醫院為公立醫院。綜合醫院發展的四大類核心要素包括：軟件要素、硬件要素、管理要素和資質要素。其中，軟件要素包括醫護人才、科室設置、服務效率質量、品牌口碑和政府關系；硬件要素包括診療設備、土地與建筑、醫院規模；管理要素包括組織管理與運營流程；資質要素包括產權性質、醫院等級和醫保資質。從收入和利潤構成來看，財政補助對利潤貢獻最大；醫院以藥養醫問題嚴重，藥品對收入及利潤貢獻占比較高；醫療服務收入占比近50%，但是由于服務定價低，其利潤貢獻為負。

隨著中國醫療健康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多具備實力的醫藥企業已進行全產業鏈布局，通過進軍醫療服務行業，實現產業鏈的延伸與戰略布局，如制藥企業和流通企業向醫院消費端延伸，加強終端控制能力，降低成本，獲得更高利潤，充分發揮產業鏈上下打通的協同效應。

集團化運作模式在醫療服務行業中具有突出的競爭優勢。在歐美及亞洲一些發達國家及地區醫療服務行業的發展進程中，成長出了許多大型醫療集團，如美國的HCA醫療集團、臺灣地區的長庚醫院集團、德國的費森尤斯醫療和Rhk醫療集團、印度的富通保健和阿波羅醫療集團，以及新加坡的來福士醫療集團等。大型醫療集團通過收購、新建及托管等模式，迅速擴張，擴大市場份額，并憑借規模優勢降低醫院經營成本，提高與支付方和供應商的議價能力，提升服務運營效率。

中國醫療服務行業發展尚屬早期，一些領軍企業如鳳凰醫療集團、復星醫藥（600196.SH）等初現醫療集團的雛形，但中國大多數醫療集團尚處在“集而不團”階段，即僅有少數松散連接與有限合作，未形成清晰有效的戰略布局與規模效應。未來中國醫療服務公司的集團化進程將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政策環境，即國家是否提供足夠的空間和政策激勵，鼓勵大型醫療集團的成長；二是企業自身的能力，是否具備獲取及整合醫院資源的能力，并具有醫院精益管理和運營的經驗能力。

藥事服務物流供應鏈改革是未來發展趨勢。隨著新醫改的推進，藥事服務改革逐漸升溫。衛計委《2014年衛生計生工作要點》中指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公立醫院藥房作為處方藥銷售的終端渠道，產業鏈地位日益凸顯，一些醫藥流通和醫藥生產上市公司已經開始布局藥房托管。南京醫藥（600713.SH）、國藥股份（600511.SH）、嘉事堂（002462.SZ）和白云山等上市公司均已介入藥房托管，康美藥業（600518.SH）近日更是接連托管廣東、吉林、遼寧等地近80多家公立醫院藥房。

藥事服務是醫療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藥房托管等藥事服務改革的公司將搶得先機，分享醫療服務行業改革紅利。從外部因素上看，基藥政策的推進和藥品加成的逐步取消給予醫院改革壓力；從內部因素上看，醫院自身要降低成本、提升盈利也成為藥房托管的內在動力。

隨著基藥政策的推進和藥品加成的逐步取消，醫院有藥房托管的內在動力，藥房托管推進進度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決心和政策以及產業內的探索和努力。

引入社會資本的四大模式

根據介入的醫院性質（私立或公立）和介入的方式（新建、收購、托管）劃分，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社會資本介入醫療服務行業大體可分為四種模式：私立醫院新建、私立醫院收購、公立醫院轉制并收購、公立醫院托管。

私立醫院新建分為綜合醫院新建和專科醫院新建。綜合醫院中，開元投資（開元集團）投資建西安高新醫院和圣安醫院屬于典型的私立醫院新建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所需投資額較大，達到盈虧平衡所需的培育期比較長，因此有著較高的風險，投資回報期也較長。

一般情況下，新建綜合醫院達到盈虧平衡需要5-10年的培育期，投資額也較高，如圣安醫院預計投資額為10億-15億元。

專科醫院中，愛爾眼科多數醫院采取新建的模式，其二級醫院投資額3000萬-4000萬元，培育期為2.5-3.5年；如重慶愛爾2006年成立，2008年實現盈利，培育期為3年。慈銘體檢新建店面投資額約為1000萬-1500萬元，培育期1-2年時間。

私立醫院收購是現在上市公司介入醫療服務行業比較常用的一種方式。被收購標的醫院為民營醫院，有些醫院初建時即為民營營利性醫院，有些醫院起初為公立非營利性醫院，后經股份制改革成為民營醫院。比較理想的收購標的為民營營利性醫院，具備較好的醫院資質、醫師資源及患者群。收購方無需經歷培育期，通過醫院管理和運營的優化實現盈利能力的提升，獲取醫院利潤。

這種介入模式的優點在于收購方無需經歷培育期，風險較小，股權清晰，并購執行時間相對較短，無需通過公立醫院轉制收購模式的重重困難。缺點在于已轉制的優質醫院標的較少，收購競爭比較激烈，對收購方獲取標的資源的能力要求較高。同時，收購價格相對較高，一般交易價格為10-15倍PE。

公立醫院轉制并收購涉及中國醫療服務改革的深水區。從醫院的公益性和效率的平衡角度來看：一方面醫療服務具有國家公益屬性，公立醫院轉為民營醫院涉及公益性的平衡；另一方面民營醫院可以采取更為有效的管理模式和激勵機制，可以對公立醫院形成倒逼效應，提升醫院行業整體運營效率，增加中國醫療服務供給，解決供需結構性不足的狀態。

篇7

2009年新醫改以來，已有大量上市公司逐漸開始布局醫療服務領域，不過山西證券醫藥生物行業分析師王騰蛟告訴《經濟》記者，由于醫療服務在整個醫藥板塊估值相對較高，反映到二級市場并不強烈，在近期的市場風格下，資金還是偏向于估值低業績確定性較高的行業。

《意見》提出，支持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從多層次來看，目前醫療服務還是以三甲醫院為主，其次有二級醫院和一級醫院，另外還有一些社區醫院、民營醫院和專科醫院作為補充。中國醫療產業聯盟的創始發起人之一、廣東醫谷執行總裁謝嘉生對《經濟》記者稱，目前我國的醫療資源都集中在三級甲等醫院，而很多基層醫院無論是醫療設備、醫生能力還是資源都比較薄弱。

目前除了政府公立醫療服務之外，民營醫院在機構數量上早已超過50%，但提供的服務數仍偏低。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研究員曹健告訴《經濟》記者，雖然是國家鼓勵社會辦醫這么多年，但還是以公立醫院為主，公立醫院的數量占到44%左右，服務量達到了86%左右，“而民營醫院的數量超過16000家，但其服務量只有14%左右，所以多層次的辦醫還沒有形成一個良性格局”。

近期國家支持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領域的力度逐漸加大。艾媒咨詢分析師劉杰豪對《經濟》記者表示，中國醫療服務市場規模巨大，公立醫院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一些經營較好的民營醫院通過借助社會資本的力量，在新醫改政策利好環境下，通過不斷創新、提高品質和完善服務，加速市場擴張沖浪藍海，對醫療服務市場格局產生極大影響。

這對醫療服務產業的投資也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正面消息，華蓋醫療基金董事總經理、國仕資本研究協會特約研究員施國敏對《經濟》記者稱，結合國家醫療服務產業的現狀及“十三五”期間的規劃，至少未來5-10年的行業增長仍然會保持相對快速的發展，會有很多機會，特別是民營醫療服務的機會。

公立與民營、外資與內資、專科與綜合、連鎖與單體、社區與健康管理等目前確實存在多樣化多層次的服務。社會力量提供醫療服務，其實大概在5年之前，就M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特別是地產公司，很多都在布局醫療市場，通過醫療實現業務轉型。

當然，那時的社會力量更多是作為公立醫院的補充出現的，發展較好的民營醫院基本是在公立醫院無力顧及或無意投入的領域發展起來的，包括眼科、口腔科、整形美容、婦產、骨科等。應該說，現在有初步的多層次多樣化醫療。

零點研究大健康事業部總經理姜健健對《經濟》記者稱，真正形成多層次多樣化的醫療服務，社會力量不應該只是個補充的定位，而應該是公立醫院的競爭者，甚至是超越公立醫院。“社會力量要做彎道超車。”兩個方面可以實現彎道超車。一是服務驅動，通過提供優質服務取勝，在婦產、整形、康復等市場可以布局；二是技術驅動，比如腫瘤、心血管、精準醫療等。

謝嘉生也表示，我們國家現在要重點發展基層醫院，把三級醫院簡單的門診或治療放到基層醫院去做，而三級醫院更多的是做比較復雜的、需要研究的治療為主體，“目前我們國家醫療改革的趨勢就是要壯大基層的設備、醫生的能力、醫生的資源等”。

激發醫療三大領域投資活力

醫療產業是一個比較大的行業，根據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分類，很難按照統一的標準來給它進行分類。整個醫療行業根據其產業鏈的上中下游，可以分為藥廠、器械廠、經銷商、醫院、病人五大環節，同時根據產業鏈也可以將醫療行業分為醫生端、醫院端和用戶端。

整個醫療產業簡單說就是生產、流通、服務，醫藥和器械屬于生產環節，服務就包括醫療服務中的醫院、診所等，一些互聯網醫療或者移動醫療的創新都可以歸納到新型服務這個領域。

《意見》中提出要調動社會辦醫積極性，進一步激發醫療領域社會投資活力。對企業來說，投資要看其有沒有創新。創新是持續發展的動力，成都海創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元偉在《經濟》記者采訪時表示，投資醫療板塊要看其專業化，例如專科醫院，“傳統的全科醫院競爭很激烈，但專科醫院或其他醫療機構如果在某一領域如癌癥，有很好的研究和科研團隊，這些醫院就值得重點投入”。

創新本身不容易，醫療服務行業也如此，但包括高端專科、連鎖等模式已在過往被證明是相對比較成熟和成功的投資模式，施國敏表示，包括社區連鎖、互聯網醫療、細分專科的深入等創新，以及各層級的資本化嘗試未來是否能夠在短期內快速得到發展也需要做好十足的內功和運營。

在王騰蛟看來，醫藥行業按二級市場分類主要分為化學制藥、中藥、生物制品、醫藥商業、醫療器械和醫療服務，“目前由于政策的導向，藥品板塊即化學制藥、中藥、原料藥等承壓明顯，不過其中創新藥，不管在現在還是將來都將是資本長期關注的領域”。

非藥領域機會也比較多，其中包括醫療器械（國產進口替代）、醫藥商業（兩票制營改增利好商業龍頭）、醫療服務（分級診療，廢除以藥養醫等給服務端帶來機會）。

醫療服務領域再細分還包括綜合醫院、專科醫院、第三方體檢、第三方透析、獨立醫學實驗室等，其中專科醫院以及第三方的一些機構比較受投資者青睞，特別是像專科領域的眼科、口腔科等，目前在上市公司里面已有成熟的運營模式，類似愛爾眼科、美年健康等。

王騰蛟認為，在目前分級診療的大背景下，基層醫療市場即醫療資源下沉對于社會資本來說存在非常大的機會。

在細分領域，比如移動醫療領域包括健康醫療、醫療器械、醫藥等，劉杰豪表示，其中健康醫療行業是VC和PE最青睞的行業，但是今年的增速情況并沒有那么快，重點關注領域是在生物技術（創新藥等）、醫療設備（醫療器械等）和醫療服務三大方向，其中創新藥是未來中國醫藥產業中投資的大方向。

從資本市場估值來看，創新藥的市盈率通常是仿制藥的兩到三倍；醫療器械的監管沒有醫藥那么嚴格，更容易受到資本市場認可，未來十年是中國醫療器械行業發展的黃金十年。

此外，姜健健還告訴記者，最近兩年有三個領域比較受到關注。

一是新興技術。包括醫療與3D打印、AR/VR等新興技術及解決手段的融合，還有基因測序、基因編輯、細胞治療、干細胞技術，它們最有可能對醫療健康產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二是跨境醫療。在三個方面都會有市場，輕醫療（整形、體檢、旅游）、重醫療（腫瘤）、境外遠程會診。盛諾一家、春雨國際都已經在布局了。不光光是赴歐美日的高端醫療，很多在泰國的醫療是普通階層也可以接受的。這個領域未來會產生巨頭。

三是仿制藥。2016年，國家食藥總局正式開始292個品種的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工作，要求在2018年完成。這給投資者帶來刺激，而且中國資本的主流，對像生物醫藥這種長線投入的項目其實不感興趣，對于像仿制藥這樣的市場，因為它相對短期，馬上就能看到效果，所以從資本特性上來說，他們對仿制藥感興趣。世界范圍內，仿制藥的增長率11%左右，是藥品市場的2倍。

而前幾年受到追捧的數字醫療，實際上開始遇冷。其實一直到去年為止，中國在在線醫療領域的開放度是比較高的，有不少的項目被投了。但從2017年出現了一個瓶頸，就是對于在線醫療的管理、管制。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發出，對這個方面的投資是一個很大的抑制。

就拿醫療服務領域里的醫療機械的廠商來說，從技術端來看，醫療機械本身成本非常高，有很多投資人去投，但無論這個行業怎么發展，政策還是最重要的一點。

易觀分析師張怡丹就對《經濟》記者表示，所有的資本都是跟著政策走的，投資人會隨著醫療產業相關意見稿的思路，“這個思路是要做什么，投資人就會去投什么”，《意見》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醫藥服務會發展中醫；另一方面是會細化一些分級診療，在細化過程中降低社會辦醫的門檻和提高社會辦醫、審批流通過程中的效率。

醫養結合牽頭 探索新商業模式

醫療產業可以和其他多個領域或產業相結合，如醫療+養老，即醫養Y合，這也是國家一直積極推行的重點，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人在65歲以后對醫療的需求是在不斷上升的，如果醫療和養老產業能夠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兩者之間是可以互相促進的，謝嘉生對醫養結合的模式很看好，“但在投資方面還存在一些阻礙”。

從產業現狀來說，我國醫療+養老產業仍處于發展初期，主流市場參與企業多，規模小，市場競爭格局初步打開。政府支持力度逐年增大，紛紛探索具備區域特色的智慧養老平臺模式。在劉杰豪看來，目前，醫療+養老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產業資本通過聯合、收購醫院等來獲得醫療資源，從而進軍養老行業；二是以醫療或者護理為主，同時提供養老服務；三是隨著醫療體制改革和醫生自由執業的解放以及大健康產業的發展，由品牌醫生建立的中小型養老養生機構，以預防和健康、養生為主。

未來需要在養老機構中引入醫療護理資源及特色養生資源，為機構中老年人提供系統的醫療護理服務和養生保健產品。劉杰豪認為，醫療+養老可以在家庭醫生制度、醫保體制等方面入手，從而給我們的養老服務帶來相對應的改善。“首先建立家庭醫生制度，為老年人提供具有家庭醫學服務和老年醫學知識的家庭醫生，同時加大人力、財力、物力的投入，實現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預防。”

傳統的養老都是在家里，但是由于獨生子女政策，隨著中國社會的老齡化，養老成為很大的社會問題，“所以新的養老行業產生以后，很多人就會在老了之后到養老院，有專門的醫生、護士和營養師提供服務”。陳元偉表示，相關的產業，如營養食物搭配、康復中心這些都完全可以和養老結合起來，同時良好的社會保險等保障制度，不僅老人有很好的養老的地方，也會給社會提供很多就業機會，對國家來說也營造了一個很好的社會環境。

同時，養老院也會產生一些收益，整個社會形成良性循環，陳元偉還對記者稱，今后中國的老齡化非常艱巨，兩夫妻結婚之后要負擔四個老人的生活，自己要上班，還要撫養自己的孩子，壓力會很大，所以這個社會對醫養結合的需求很大。

姜健健認為，醫養結合要想做好，需要解決四個核心問題。

一是觀念問題。這個觀念不是老人的觀念，更多的是子女的觀念，現在很多醫養結合入住率低，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支付能力的問題。我國養老金本身的替代率很低，因此需要長期護理保險的支持，但我國目前還處于試點階段。

三是醫療問題。目前所有成功的養老項目，都有與其相匹配的醫療業務作為基礎支撐。但醫養結合的“醫”，需要符合老人的需求，是慢性病、心血管病、腫瘤、康復疾病的治療，需要的是這方面的醫生、護理資源。

四是醫保的問題。醫養結合其實牽涉到人社、衛計委和民政三個部門，在很多疾病上存在醫保是否報銷、報銷標準低的問題。

篇8

1 腫瘤姑息醫學發展歷史

在古印度的梵文佛經中，以viihara（中文譯作“毗訶羅”）稱呼“休養的場所”或“僧院”，中古世紀（約公元400多年）的天主教以hospice稱呼修道院用以接待長途朝圣者的“休息站”、“中途站”或“驛站”，并以之延伸為“照顧受傷與垂死的過路人的院舍”。直到1967年英國倫敦的護士出身的醫生，西西里.桑德斯女士，創辦圣克里斯多福安寧醫院（St.Christopher′s Hospice），才將此名稱引用于現代的醫療機構，作為照顧癌癥臨終患者設施的稱呼。臺北馬偕醫院于1990年設立中國第一個hospice時，將之稱為“安寧病房”。此種人性化醫療機構的設施，已在英、美、加、澳、挪威、瑞士、荷蘭、日本、以色列、南非、新加坡、香港及中國等地，逐漸普及。而由醫療界人士成立的機構，則傾向于以palliative care（緩和照顧或姑息照護），及palliative care unit （PCU）（姑息照護病房）稱之。醫學界尤其是腫瘤學界更以“姑息醫學”（palliative medicine）稱呼之。另外又有臨終照顧、臨終關懷或善終照顧的名稱，也指的是相同的事情。

80年代WHO提出“腫瘤預防，早期診斷，綜合治療，姑息治療”，將姑息治療納入干預惡性腫瘤疾病過程的重要治療措施。2001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部建議將姑息治療納入癌癥治療的整體計劃中。2002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出臺了關于改善癌癥患者姑息治療的10條建議，開始以姑息治療的理念治療癌癥。2003年國際乳癌會議提出將“最大耐受性治療”轉變為“最小有效性治療”，使提高生活質量的思想融入到癌癥綜合治療中。2005年10月8日誕生了全球第一個“臨終關懷與姑息治療日”。我國癌癥康復與姑息治療事業起始于80年代初。1994年8月中國抗癌協會癌癥康復與姑息治療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多個省市級癌癥康復姑息治療專業委員會及癌癥止痛委員會也相繼成立。《中國癌癥預防與控制規劃綱要（20042010）》提出：重視姑息治療和止痛，積極進行康復指導。自1989年以來，上海市把每年的4月15～21日定為“上海市腫瘤防治宣傳周”，1995年正式在全國推廣。

2 姑息醫學的定義

和其他醫學領域一樣，腫瘤姑息醫學主要也是在近十余年內得到了的發展。90年代初WHO對姑息治療的定義是針對于對治愈性治療不反應的患者，這容易使姑息醫學被歸類到疾病晚期的照護里面。后來的研究發現，在疾病晚期所存在的各種身心問題都源自疾病進程的早期階段，如果在問題開始出現時沒有及時處理，到了生命終末期將更加難以控制。比如患者不會適應或者習慣疼痛，慢性的未加控制的疼痛會改變神經系統中疼痛信息傳導狀態，活化原來寂靜的通路，增強疼痛傳導。這些新認識促使WHO在《National Cancer Control Programmes：Policies and managerial guidelines （second edition）》中更改了姑息醫學定義：“姑息醫學是一種綜合方法，目的在于改善那些患有威脅生命疾病的患者及其家屬”。

腫瘤姑息醫學是建立在多學科協作的基礎上的，貫穿了腫瘤患者治療的全過程。以腫瘤外科、腫瘤內科、腫瘤放療科、介入治療科為主，以及營養、心理、護理等多學科共同組建了腫瘤姑息醫學網絡，其外周還有政府機構、社會慈善組織、宗教團體、社工和義工等民間團體的共同參與。姑息醫學的內容包括：對癌癥疼痛和其他痛苦癥狀的控制；承認生命的價值，將死亡看作正常的生命過程；既不加速也不延遲死亡；整合患者心理和宗教方面的照護需要；提供支持系統以幫助患者盡可能積極有活力地生活，直至其死亡；在患者生病和喪親期間提供支持系統，幫助患者家屬的應對處理；利用團隊的方式處理患者及家屬的需要，如喪親咨詢；適用于疾病早期，與其他可能延長生命的治療方式聯合，如放療和化療等姑息治療手段的實施；腫瘤伴隨或治療所致并發癥的診斷評估、預防和治療。

在疾病進程的不同階段，姑息醫學的內容各有所側重。第一階段，以專業醫院或科室為主，由臨床、科研、教學的醫務人員參與，多學科協作，探討腫瘤患者診治過程各階段姑息治療的需求制定出規范化的診治指導原則，廣泛傳播使之被醫務工作者接受并推廣注意患者的體能、心理及精神狀態，并能尋求科學的評估指標，定期對上述療法進行評估根據其軀體、心理、經濟狀態等各方面的因素來制定長期的治療計劃以求患者達到長期緩解及生活質量的改善。第二階段，多學科協作的關懷隊伍的出現——由專科醫生指導的社區全科醫生及社會工作者參與的社區醫療機構，這里可以得到科學的病情評估、治療及照護。第三階段，此階段除繼續控制疾病的癥狀外，進行如何對待死亡這一自然現象來臨的宣教，竭力協助完成及滿足患者未完成的事業、心愿，疾病造成的痛苦使患者感到孤立無援，更需要醫護人員以及護工的關愛，使患者無痛苦安詳的體面的告別親人及人生。

3 腫瘤姑息醫學在社區醫療服務中應用

在社區醫療機構中所提供腫瘤治療相關服務多發球上述的第二、三階段內容，另外還包括部分康復治療的服務。癌癥患者需要連續的綜合的治療，尤其對于早中期的病癥患者在經過一定階段的臨床治療后將會回到社區和家庭，由社區為患者提供心身全面兼顧的連續性的全科醫療服務，即所謂的“無縫隙治療”，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因腫瘤及其治療引起的功能、心理和情感上的缺陷，使患者盡可能地恢復正常人的生活。因此對于此類患者，社區醫護照顧重在康復。康復指導內容包括飲食營養、機能恢復鍛煉、心理指導等。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明確地提出癌癥康復的幾個目標：診斷時的心理支持；治療后的最佳身體功能恢復；需要時的專業咨詢；癌癥的治療和控制。最終目標是最大程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具有最理想的社會功能。對于中晚期的腫瘤患者而言，其生命質量的改善和提高是社區姑息醫療服務的關注重點〔2〕。服務的重點項目有：癥狀的控制(如控制癌痛)、并發癥的治療、家庭護理、心理咨詢、營養評估、精神指導及家庭支持服務等。目前的腫瘤患者社區隨訪登記制度是姑息治療服務的良好基礎，有助于全面掌握患者病情變化、了解其康復狀況、進行適當的癥狀評估。

3.1 疼痛控制

90%腫瘤患者的癌癥疼痛都是可以控制的。疼痛控制的主要障礙是阿片類藥物的獲取不足，原因在于制度和價格方面的障礙、無知和錯誤的認識。WHO出版了一系列癌癥疼痛控制方面的指南和書刊，其核心內容即所謂WHO三階梯止痛原則，可以概括為5點：①口服給藥：盡可能采用口服給藥途徑，避免創傷性給藥途徑。若患者不能口服，則選用直腸或經皮的無創傷性給藥途徑。只有在以上方法不適合或無效時，再考慮腸道外給藥途徑。口服給藥便于病人長期用藥，簡單，無創，可增加患者的獨立性。阿片類止痛劑口服藥給藥時，因其吸收慢，峰值較低，不易產生藥物依賴性。②按時間給藥：即按照規定的間隔時間給藥，而不是按需給藥（病人疼痛時才給藥），以保證疼痛緩解連續性。③按階梯給藥：指止痛藥物選擇應根據疼痛程度由弱到強的順序逐級提高。輔助用藥是針對有特殊適應證的患者，如特殊性神經痛或有心理情緒障礙，精神癥狀者均可加用。④個體化給藥：即應注重具體病人實際療效。止痛劑量應根據病人需要由小到大逐步增加直至病人疼痛感覺初解除為止，而不應對藥量限制過嚴，導致用量不足。⑤注意細節：嚴密觀察患者用藥后的變化，及時處理各類藥物的副作用，觀察評定藥物療效，及時調整藥物劑量，目的使患者獲得最佳療效且不良反應最小。

3.2 心理支持

良好的溝通是心理支持的關鍵。病情信息的告知應該是坦誠的，在具有感性和同情的氛圍里給予充分的情感支持。告知的層次和步驟應根據個體的能力、需求和文化背景調整。一般來講，患者需要知道自己病情的相關信息。但在傳統中，比較忌諱告知患者那些含有不吉利征兆的病情信息（如癌癥的確診、病情的進展等）。盡管是出于同情心和家屬的要求，這種所謂的“沉默陰謀”或“措辭陰謀”可能增加患者的痛苦。在一個真誠的支持的環境中，自然而緩慢地，患者會逐步接受所發生的事件。如果患者不能表達自己的焦慮和恐懼，疼痛和其他傳遞社會心理痛苦的癥狀會變得難以處理。惡性腫瘤的治愈希望很小，通過姑息治療來提供疼痛控制、社會心理支持，以改善生活質量，或使臨終者平靜舒適。

3.3 家屬要求

首先，這里所謂的“家屬”是一種廣義的概念，既包括真正的親屬，還有其他對于患者而言很重要的人，如朋友和照護者。在姑息治療中應做到：與家屬進行治療決策方面的討論；對治療進行解釋，以期達到知情同意（或知情拒絕）。

在社區腫瘤患者中，抑郁障礙有較高的流行率，其發生受到多種社會生理心理因素的影響，給患者及其家庭帶來很大的痛苦。腫瘤患者家屬的生活質量和情緒也是社區腫瘤干預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加強對他們的心理支持和干預也必然有利于腫瘤患者本身的康復。由于腫瘤患者家屬抑郁障礙的發生和嚴重程度受到自身認知、應對方式和患者身心狀況的影響，對其進行干預也必然有很大的復雜性，簡單短期的干預可能無法獲益。應當在全面評估的基礎上，將對社區腫瘤患者及其家屬的心理干預作為一個整體，并進行個體化的支持。

4 社區資源的整合策略

為了推進腫瘤姑息治療在社區的普及和發展，切實地提高社區腫瘤患者的生活質量，以關注社區癌癥患者及其家屬生活質量為目的，對社區癌癥患者生活質量狀態及其相關影響因素，進行適當的綜合手段的干預。組建由腫瘤科醫師、社區醫生、社區護士、心理科醫生、心理咨詢師、社區志愿者等多方面協作的干預團隊。為社區提供高品質的腫瘤相關服務，包括社會心理的姑息性治療、康復治療、復發預防和隨訪以及臨終關懷等。在社區的架構上，開拓腫瘤學的研究方法和領域。

整合PSRP（Psychosocial社會心理的，Supportive支持的，Rehabilitative康復的，Palliative Care姑息治療），為PSRP建立相關策略性框架，著眼于患者/家屬的期待和需求，建立協調穩定的社區腫瘤支援系統，并加強與相關學科、團體交流。

更好地發展、提高工作團隊的能力，如努力創建社區家庭隨訪體系，提高公共健康體系對社區腫瘤康復的重視程度。根據不斷變化的健康需求構建人力資源計劃，評價其對服務成果的影響。確定培訓、征募并保持適當人數的社區醫療服務人員以滿足服務需求。在臨床、研究和教育等項目上有效率、高效能地安排相關專業人員。設立舒適、健康、固定的工作環境以提高工作效率。在此基礎上，以社區為框架，提高立足于社區的癌癥姑息治療和癌癥康復研究，包括心理行為干預研究、化學預防、癥狀控制、癌癥高風險或癌癥復發的判斷以及健康轉歸。發展新策略，征募臨床試驗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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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服務行業，我們都知道良好的心態和團體精神是很重要的，在提升服務質量的同時，還得打造我們友好的團隊。對于同事，我們得有顆虔誠的心、包容心、謙虛學習的上進心。這才能使我們在工作中達到共識，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有句古話說得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工作質量自然就提高了。在平凡的工作中，我們舍一點平凡，滿足了客戶的需求，贏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我們自身也能得到相應的報酬、實現自我價值。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的觀念才會轉變，態度才會改變，加之行動，習慣也隨著改變了。有了好的習慣，我們的工作才能夠更好的發展。自身的價值也會得到提高。

對于客戶的投訴，我們得懷踹感恩之心，客戶之所以投訴，是因為他認為我們的服務還有挽回的余地，希望我們有提升的空間，還想接著享受我們的服務。我們應該熱情耐心排難解疑，讓客戶憤怒而來，高興而歸。這非同尋常的三節課，我將把學到的東西，運用在今后的工作中、生活中，待人接物，禮貌禮儀，溝通技巧，團隊意識。輕松得來這一筆隱形的財富，還得感謝潘老師不惜吝嗇的辛苦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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