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設論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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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994年我國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對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確定了總的指導思想、發展模式和具體行動綱領。但是，《中國21世紀議程》只是規定對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在稅收、信貸和價格方面給予優惠(注：《中國21世紀議程》在2.16段(d)項規定：對環境污染治理、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廢物綜合利用和自然保護等社會公益性項目，在稅收、信貸和價格等方面給以必要的優惠。)，這種規定未能全面和明確地確立能源發展的戰略地位。然而，這種不明晰的狀態很快就得到了矯正，中國的能源發展必須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主要基于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背景和可持續發展的要義：一是中國經濟自2003年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周期以來，再次遭遇了能源瓶頸的限制。2005年，在政府宏觀調控作用下，能源緊張的局面稍微得以緩解，但能源缺口依然存在。二是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1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預計將達到3.5億噸，其中50%左右需要進口。到202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預計將為5億噸，其中60%需要進口。未來中國石油對海外資源的過度依賴和國際市場極大的不可預測性，將給中國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三是可持續發展對能源的要求。無論是經濟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都要以一定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作為前提和條件。如果其發展是以消耗浪費資源和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實際上是以犧牲他人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求得部分人的發展，這種發展是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可持續發展“既不是經濟發展或社會發展，也不是單指生態繼續，而是指以經濟—社會—自然為中心的復合系統，是使人類在不超越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條件下，促進經濟發展，保持資源永續利用和提高生活質量”[1]。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如果能源的利用方式不合理，就會破壞環境和生態甚至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因而，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建立可持續的能源支持系統和對環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了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方向，著力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結構、強化能源儲備，積極推進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以達到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服務的目的。“能源戰略的根本目標，就是要支持和保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一是支持年均7.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能源消費需求；二是能源的生產、消費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三是提高能源供給的安全性。”[2]基于國家發展改革委2007年4月《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的規定：十一五期間應“貫徹落實節約優先、立足國內、多元發展、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的能源戰略，努力構筑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體系，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持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可見，“十一五”期間能源將依循可持續發展理念而發展，并且與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相一致。在能源建設方面，其總體安排是：有序發展煤炭；加快開發石油天然氣；在保護環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火電，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此種能源建設的總體安排，必須要有法制的支撐和法律的規制。因此，與之相適應的能源法制亦應“與時俱進”。

但是，與能源相關的法律如《節能法》、《煤炭法》、《電力法》等皆是在“九五”期間制定并實施的，由于當時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體制和機制條件尚不完備，因而，在法的規范和制度上未能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豐富內涵。現階段，能源法制建設應符合能源、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目標，200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盡管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制定的，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但是由于過于原則而不具有操作性和具體適用性。目前，國家有關部門正在加快《能源法》的研究和起草，同時在抓緊《石油天然氣法》、《國家石油儲備管理條例》研究起草的前期準備，正在修訂《煤炭法》、《電力法》、《節能法》和《節能用電管理法》等法律法規，這一系列的立法工作將有助于全面推進我國能源領域的法制建設。

二、利弊共存：能源開發利用的客觀現實

能源可按相對比較的方法來分類：①一次能源與二次能源；②可再生能源與非可再生能源；③常規能源與新能源；④燃料能源與非燃料能源；⑤清潔能源與非清潔能源[3]2-3。人們常常將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并稱，這是因為它是能源領域的新技術，“新的和可再生的”是一個完整的含義，在英文中縮寫為NRSE(即newandrenewablesourcesofenergy)[3]25。一般而言，常規能源是指技術上比較成熟且已被大規模利用的能源，而新能源通常指尚未大規模利用、正在積極研究開發的能源。因而，煤、石油、天然氣以及大中型水電被看作常規能源，而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以及核能、氫能等則為新能源，其中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為可再生能源，氫能是一種二次能源，其他則為一次能源[4]。

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物質基礎，人類文明的進步實則都和能源的利用息息相關。現代社會，為了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得不重視能源的開發利用和新能源的探尋。在今天，失去了能源的支持，社會將是無法想像的。然而，能源的開發利用盡管可以為人們帶來諸多好處，但是也會造成諸多弊端尤其是對環境的損害。事實上，任何一種能源包括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都會對環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諸如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溫室效應和全球氣候惡化等。

對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氣的開采、燃燒、耗用等，都會給環境帶來損害。煤的開采會污染水質，其燃燒會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在石油的開發利用方面，采油尤其是注水采油會導致地面沉降；采煉中“放天燈”燃燒的廢氣會帶來一定的環境影響；在儲運中的燃爆與泄漏可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燃燒中的二氧化碳比煤略少，氮氧化物與煤相似，主要排放物是二氧化硫。天然氣是一種清潔能源，但也排放一定的氮氧化物(NOx)(注：大氣中的NOx幾乎有一半以上是由人為污染源所產生的。NOx污染主要來源于生產、生活中所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燃燒，是電力、化學、國防等工業以及鍋爐和內燃機等設備所排放氣體中的有毒物質之一。)，還有使用與傳輸中甲烷的損失與泄漏，其中還有一些氡隨之進入室內。水力發電盡管屬于一種可再生能源，但也可能引發自然(包括地表、水文、氣候等)、生物(野生動植物)、水體的物理化學性質、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變化。在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方面，生物質燃料在較差的爐灶中燃燒容易生成一氧化碳、煙及有機化合物；風力發電是發展最快的能源來源之一，但風力發電中使用旋轉的渦輪會殺死候鳥和本地鳥類；太陽能是一種很有效的能源手段，但太陽能電池在制造中會產生一些有害物質；在地熱利用中，溫泉水中會溶有石頭中的有害物質，地熱發電目前效率不高而且僅限于一些特殊地點，其使用也會帶出地下有害物質；而核能雖然具有比較清潔、產生溫室氣體數量少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比較小等優點，但卻存在核輻射的潛在風險以及對核廢料處理的擔憂。高技術能源的研究及生產會有助于氣候環境的改良，但由于技術上的局限，尚不能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對20億左右至今仍無法獲得可以負擔得起現代能源的人們幫助甚微，相反，可持續發展的新形式會要求一種經濟上可行、滿足需要、自力更生和無害環境的能源(注：有關能源的利弊兩面，可以參見王革華等編著的《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7頁；[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魯克、[美]理查德·L·奧汀格主編的《能源法與可持續發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禮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1頁。)。

可見，能源的開發利用，總會存在正面和負面兩個向度的影響。如何才能使能源的開發利用趨利避害，無疑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為此，一方面需要在技術層面上進行技術升級，使其盡可能最大限度地開發利用能源，并同時避免或減少不利影響的發生；另一方面需要在管理層面上強化管理質量，提高開發利用質量，并防止因能源管理不當而可能產生的危害。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借助法律的手段使能源開發利用最大限度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經濟、服務于環境、服務于可持續發展，同時只有通過法律手段才能有效地防止因能源開發利用而可能產生的不利和損害。因此，興利除弊、趨利避害，必須要有因勢利導、健全完善的能源法制。

三、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確立與興利除弊：能源法制及其完善

為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解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能源瓶頸，就必須要建立一套具有針對性的、切合我國現實的能源法制系統。換言之，我們只有建立了先進、完備的能源法制系統，才可能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解決能源發展的現實問題，促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能源現實及其未來發展走向的考量，我們應將能源法制作為一項復雜系統的工程，而不能僅從立法層面來尋求問題的解決。因此，我國當前的能源法制建設，除應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創制與修訂外，還應綜合考慮整個能源法律系統的完善以及與相關法律或政策的配套和銜接，并應考慮能源法的貫徹實施、人們的能源法制觀念以及能源法制價值導向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專就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相一致的能源法制原則確立、促進能源合理開發利用的法制保障兩個方面提出建議。

1.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確立

能源的發展必須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人們一般認為，可持續發展可作為能源發展的一項倫理原則或國際法上的原則。在筆者看來，可持續發展不應僅僅作為能源發展的一項倫理原則，也不應只作為能源國際合作的一項原則，而應該作為一國國內能源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而得到確立。這是因為：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解釋法律、運用法律和發展法律的基調，是所有國家的關鍵性標準[5]。這一基準對于能源法制亦同樣適用，因而，有關能源的法制亦應貫徹這一基本理念，在能源法中確立其為一項基本原則。可持續發展，如果只是作為一項倫理原則或國際法原則而不能作為國內能源法的一項法律原則得到確立的話，那么，可持續發展就只能是一種“軟約束”，缺乏法律的強制力。失去了法律原則和法律觀念的支撐，可持續發展就會呈現出一種“脆弱的可持續性”，最終就會演變為不可持續發展。為保障能源的可持續發展，讓政府和相關企業一起遵循，就必須將可持續發展從倫理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

可持續能源的倫理原則有三個：一是生態可持續性原則(或稱種際正義原則)。人類必須以一種不危及地球生態系統完整性的方式開發利用能源。二是社會及經濟平等原則(或稱代內正義原則)。個人可以在平等基礎上按適當的標準獲取能源，并應允許其滿足能源需要。三是對后代負責的原則(或稱代際正義原則)。人們必須以一種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能源需求能力的方式開發利用能源[5]。為避免這三項原則僅局限于一種道義或停留在紙面，就需要通過立法加以明確，通過法律的規定予以具體化，從而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具有可行性和適用性。通過這些具體化的規定，諸如：能源的開發利用應與環境保護相結合，能源的使用應友好于環境；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節約使用能源，減少浪費；應積極提倡、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應建立若干激勵機制；應提高公眾對能源問題的認識和參與程度；應設置能源安全和風險防范機制；能源開發利用的法律責任機制，等等，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由倫理原則向法制原則的嬗變。

2.能源法制保障架構

為保障能源的穩定安全、有序健康、合理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系統而健全的能源法制必不可少。為實現“十一五”時期我國能源建設的總體安排(有序發展煤炭；加快開發石油天然氣；在保護環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火電，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能源法制應在如下幾個方面建立有效的趨利避害機制：

①在能源結構方面，應實行能源多元化機制。基于中國能源儲備狀況和資源稟賦、現有產業與技術基礎，中國能源應建立能源結構調整法制，在法制的層面上落實結構調整的方向、步驟和時段，明確各種能源開采使用的數量與程度，特別是應明確水電、核電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助推措施，等等，從而促成能源多元格局的形成。

②在能源技術方面，應建立技術創新和保護機制。能源的發展和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技術是關鍵。因而，在技術法制方面，應充分支持先進技術和新技術的研究開發、推廣應用。在這方面，我國技術法制的完善還具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諸如技術研發優先領域的確定、技術強制標準的制定、技術研發的資助與獎勵、技術成果的轉化與采購、技術成果的保護、技術開發的合作與商業化等等。

③在能源安全方面，應建立能源安全與風險防范機制。能源安全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能源供給安全；二是能源使用安全。在能源供給安全方面，盡管是在國家戰略高度加以考慮，但尚停留在政策層面，而法制方面的建設幾乎處于空白。只有建立一種穩定的法律機制，方能克服能源供給面臨的不穩定性和消除不可預期的風險。為保障能源的安全供給，法制應倡行：第一，節能，大力發展節能產品，降低能耗；第二，儲能，實行能源儲備制度；第三，開能，即開發替代能源，加強新能源技術開發，以替代傳統化石燃料能源等。在能源使用方面，則應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確立各類主體的安全義務，通過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濟等多種途徑，防范風險的發生或使風險損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④在政府干預方面，應建立政府適當作為機制。由于能源不僅僅是一個使個人獲益的私物，它還同時涉及公眾事務，而且還與社會經濟和環境保護問題密切相關，因而，如果采取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或稱非干預主義)，就可能產生“公共地悲劇”，能源開發利用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將外部化。但是，如果政府進行過多干預，則能源的開發利用和發展就會失去動力，就會扭曲能源市場，同樣也是行不通的。因而，必須建立一種適當干預的機制，政府應在適當的領域以適當的方式干預能源產業和市場，諸如采取行政計劃、行政許可、行政指導、政府補貼、稅收激勵、優先采購等措施。

⑤在市場調節方面，應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場機制。能源開發利用不可能完全和永久地依靠政府和行政干預，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主要并最終應依靠市場。在有序競爭的作用下，市場比政府能更好地配置資源。在市場機制方面，國家應通過法制，明晰能源產品的產權、確立公平的交易機制等等。但是，由于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在開發推廣的前期，其成本高昂，往往無法與常規能源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因而為了鼓勵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就可以在立法上采取一些促其走向市場的舉措，如實行可再生能源配額制、限制交易許可制等。

參考文獻：

[1]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4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349.

[2]闕光輝.全景中國——中國能源：可持續戰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16.

[3]王革華.能源與可持續發展[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

[4]蘇亞欣，毛玉如，趙敬德.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概論[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19.

[5]克勞斯·鮑斯曼.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學蘊含[J].曹明德，邵方，王圣禮，譯.比較法研究，2004(4)：151-157.

摘要：中國能源及能源法制建設正在走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中國能源發展的客觀現實，要求改善能源結構、充分開發利用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然而，在能源的開發利用中卻存在著利害相隨的客觀事實。如何使能源的發展具有可持續性，促使能源得到合理的開發利用，中國能源法制建設必須確立可持續發展原則，建立系統而完備的法制，著力于能源結構的合理與多元、能源技術的創新和保護、能源安全的風險應對、能源市場的適當干預與調節。

篇2

盡快推動實施規劃立法，確立規劃的法律地位。內外貿一體化的流通體系離不開制度建設和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商業規劃必須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以保證規劃的嚴肅性。借鑒發達國家的流通管理經驗，為保障流通業正常有序的發展，相關部門應推動商業網點立地的制度建設。特別是大型商業網點的立地法亟待建立。深圳應《深圳城市流通企業網點布局管理細則》，規劃零售網點布局，使零售商網點布局趨于合理。商業網點設施從只注重經營規模的擴大向重視服務、質量提高轉變，以構建有利于公平競爭的體系，發展均衡零售商集群。加大零售商之間合理、公平地競爭，讓供應商選擇零售商的余地隨之加大，對特定零售商的依賴程度減小，用經濟規律避免強勢零售商、弱勢供應商的趨勢繼續加大。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大型零售商濫收通道費，建議深圳研究《深圳城市流通企業網點布局管理辦法》，促進城市商業功能布局和業態布局更加合理，避免深圳零售商與供應商之間的不公平競爭，以及商業業態的惡性競爭。

1.2監管方面

實行準入制度。一是土地使用權的準入，即凡是規劃中列入商業用地的地塊，在出讓土地使用權時應有商業主管部門出具的批復，確保不變更；二是投資開發經營主體的準入，引入“商業開發商”制度，由具有商業開發能力和資質的專業機構承接商業設施建設；三是大型商業設施的準入，對于投資規模巨大、占地很多的大型或超大型商業項目，各級專業管理部門要介入到項目審批流程中，提出專業性的審批意見，審核內容要從項目的安全性數量、交通條件、停車位配置、對居民生活環境的影響、對城市功能的影響、是否造成大氣污染等方面制定強制性準入標準。

2完善深圳流通企業競爭秩序

2.1配合流通業反壟斷法的實施，抓好落實和監督

流通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壟斷認定的復雜性以及執行的高難度。流通業主體多，經營手段多樣，企業的正常行為和壟斷行為不易區分。外資企業的壟斷行為有可能控制商品的流通命脈，并導致渠道壟斷、市場壟斷、采購壟斷等后果。因此，流通領域應該加強《反壟斷法》的落實和監督工作，盡快出臺相應的配套法規，明確執法主體和行為規范，從源頭遏制壟斷的發展，預防其對流通領域和相關產業帶來的效率損失。

2.2增加反不正當競爭法律所列范圍，加大對不正當競爭行為懲罰力度

我國現行法律存在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定義過于狹隘、列舉不全面等問題，深圳應根據城市規劃，制定本轄區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的細則》，更加明確地界定不正當競爭行為，將遺漏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加以列舉，加大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懲罰力度，改變當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滯后和不周延。

2.3明確流通競爭政策法律執行機構的法律地位與權力范圍

流通競爭政策法律的執行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執法機構，這關系到政策的落實與效果。因此必須建立一個權威、獨立的執法機構，該機構的法律地位、組織結構、操作程序、職權范圍必須明確清晰，以利于嚴格執法。同時，客觀上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職能的轉變首先要從政府機構的轉變開始，對競爭法和競爭政策的實施進行監察，監察一般性市場競爭部門的市場競爭活動，保護和促進競爭。

2.4充分發揮流通行業協會的作用

流通法制建設應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利用行業協會具有的群眾基礎和運作方便的優勢，將分離出來的非行政行為的工作交給行業協會來承擔。相關部門要關心和支持協會工作，幫助把握方向，指導協會開展工作，促進流通業行業協會規范化運營，積極發揮行業協會的自律和監管作用，從而規范行業內企業行為，抵制商業賄賂，避免惡性競爭。發揮行業協會的橋梁作用，會同有關部門對違規企業進行行業、經濟、法律等多種手段的處罰，督促其整改和規范化經營。

2.5促進中小流通企業健康發展

中小企業的活躍直接關系到流通業的繁榮程度，因此應積極鼓勵其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出臺了《中小企業促進法》，但受社會環境制約和該法缺乏操作性，中小流通企業的發展環境仍有待改善。因此，保護中小流通企業的條例和部門規章急需制定，從而更好地促進中小流通企業的發展。首先，應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研究制定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又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切實減輕中小流通企業負擔；其次，放寬市場準入限制，支持和鼓勵創辦中小流通企業，在財稅金融、人才培訓、信息服務、信用擔保等方面給予中小企業優惠政策，簡政放權，積極支持中小流通企業進行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最后，要開展治理流通業大型零售商濫收通道費的行為，以保護國內中小流通企業的合法利益。隨著流通業對外開放程度的加大，外資流通企業在我國各地快速擴張。利用我國流通企業普遍規模小、競爭力弱的特點，少數外資流通企業借大額訂單收取供應商通道費，長期占用供應商貨款，危害到了中小流通企業的利益。深圳應在《中小企業促進法》的基礎上制定實施細則，配合《反壟斷法》的實施，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的保護制度，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

2.6促進貿易主體多元化，完善創業創新自主化

我國應鼓勵民營資本進入流通業，大力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貿易主體，促進貿易主體多元化。引導公民創業創新，廢除流通業領域對非國有經濟的限制壁壘，開放更多適合發揮公民主動性、創造性的流通產業項目，調動公民創業創新的積極性，提高流通業對國內外人才的吸引力。

3制定地方性電子商務法律法規，完善法制環境

隨著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的發展，網絡銷售提供了更為方便快捷的消費方式，正發展得如火如荼，成為了商品流通業中的重要業態。但電子商務下的無店鋪商品流通不同于現實商品流通，網絡的虛擬性和交易的空間性給商品交易秩序的安全性與穩定性帶來了挑戰，網絡銷售欺詐和針對網購商品質量的投訴屢見不鮮。需要建立電子商務法律法規，規范網絡銷售，以進一步完善和促進電子商務這一新型流通業態的發展。深圳應藉創立國家電子商務示范城市為契機，加強地方性電子商務法規建設，提高企業和公民對電子商務的應用意識、信息安全意識，強化信息安全管理，規范電子商務交易行為。積極推進網絡消費權益保護、網絡個人隱私和企業商業秘密保護等方面的制度建設；加快制定電子商務安全控制、電子合同、規范管理、網絡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政策規章，依法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落實保障電子商務交易的安全技術措施，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4完善外貿法律法規體系

4.1完善外貿法律法規體系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為基礎，健全和完善與外貿有關的貿易促進、貿易救濟、貿易調查、投資合作、環境與氣候、信用管理、知識產權等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各項外經貿立法之間的銜接和協調，以實現外貿和利用外資“、走出去”互動共促。綜合運用外匯、外貿、金融、稅務、科技、通關、檢驗、檢疫、環保、知識產權保護、勞動保障等領域政府監管職能和中介組織資源，積極探索建立外貿信用體系，完善和規范經營秩序，促進外貿可持續發展。認真梳理深圳市外經貿政策，盡快制定《深圳經濟特區與貿易有關的規范性文件合規性審查辦法》，完善合規性審查制度，推動深圳市外經貿政策文件與世貿組織原則和制度接軌，提高與貿易有關的規范性文件的合規性和有效性，防范貿易風險。

篇3

二、我國行政司法審查中法律解釋方法缺陷探析

盡管法律解釋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大都能為社會所接受，被奉為“精品案例”“模范案例”的指導性行政案例更是充分展現出司法者成功運用法律解釋方法的因素，但是我們仍然必須正視其解釋方法的所具有的缺陷，以求得更好的發展。

(一)忽視行政法解釋的價值取向

法律解釋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性，其并非一種簡單的形式邏輯的操作，解釋法律時必須進行價值判斷。而法律絕不僅是徒具語言形式的東西。它有所志，有所意味(2)。人們透過法律規范以追求某種目的，以貫徹某些價值。釋法又不同于造法，故法律解釋者要查明所欲解釋的法律包含的價值判斷，并服從這種判斷。在實務中主要表現為對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則的利用。毫無疑問，行政法解釋必須受制于行政法的內在價值，解釋方法的選擇與運用也必須基于對行政法解釋價值取向的考量。不同的法律解釋方法有不同的側重點。如歷史解釋主要著眼于立法原意，目的解釋則強調法律在適用當下的規范目的。根據前述的考察，目的解釋在我國行政司法審查中使用頻率最高，其他解釋方法甚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行政法解釋偏重于對法的妥當性的維護。而筆者認為，行政法最重要的內在價值為維護，保障行政法治。這就意味著，行政法解釋原則上應以法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為價值取向，再兼顧法的妥當性，維護實質正義。雖然有些情況下，不同解釋方法的適用可以得到相同的裁判結果，也不影響裁判結果的妥當性。如指導性案例6號便如此。但從長遠來看，勢必阻礙我國體制的發展和法治原則的實現。

(二)解釋方法元規則缺位

解釋方法的元規則即解釋方法的位階。法律解釋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許多解釋方法，但解釋方法不具有保證法律規范準確適用的功能，經過解釋只能獲得可能答案而非唯一正確答案［5］。因此，我們需要解釋方法元規則，以確保解釋方法的適當性，以保證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從反面來看，解釋方法元規則的缺位，使得法律解釋學難以具有方法論的意義［6］。特別是在疑難案件中，判決結果常常充滿變數。在我國行政司法審查實踐中，釋法者嚴格遵循先文義解釋再論理解釋的方法位階。但論理解釋中并非只包括目的解釋這一種方法，隨著解釋發展的深入，各種論理解釋方法間的沖突也必將凸顯，它們間的位階如何，都需要我們做出解答。且與民法、刑法不同，行政法不存在統一的法典，規范數量龐大，效力層級復雜，不確定概念較為多見，更易因釋法者觀點的差異而引起解釋的對立。特別是在行政法制較不健全的當下，行政法解釋元規則的確立顯得格外重要。此外，解釋過程實質上也是釋法者主觀性展現并發揮作用的過程，元規則的確立能對釋法者產生一定的客觀約束，減少解釋引起的不確定性問題。

(三)解釋方法運用水平較低

指導性行政案例的解釋活動均都嚴格遵循文義解釋———目的解釋的位序，但二者之間的銜接，裁判理由并未作出詳細的說明。且運用二者進行解釋時的說理也不夠全面充分。如指導性案例21號、22號只對目的性解釋方法的運用加以簡單說明。又如指導性案例6號，法院適用文義解釋對“等”字作出限定后便徑直適用目的解釋。雖一切法律解釋活動，均必須從文義解釋入手，如法之文義明確，無復數解釋之可能性時，僅能為文義解釋，自不待言［7］。為此，首先必須說明“等”字存在復數解釋之可能，爾后才有進行目的解釋的空間。作為助詞的“等”字，既可以表示列舉未盡，也可以用于列舉煞尾，即作“等內等”或“等外等”的理解都符合文義。在此基礎上，再結合《行政處罰法》之目的加以說理:第一，“等外等”理解更符合《行政處罰法》所追求的整體目的，即第1條的相關規定;第二，“等外等”理解與《行政處罰法》第4條公正、公開原則相契合;第三，“等外等”理解滿足了正當程序的相關要求;第四，“等外等”理解并不會降低行政效率等等，至此形成的裁判理由才夠確當。

三、完善行政司法審查中法律解釋方法

(一)考量行政法特性，妥當選擇解釋方法

行政法解釋是廣義的法律解釋的組成部分，也分享著法律解釋理論長期積累起來的理論資源，但是行政法領域的特殊性質又決定了它不能完全地套用一般性的法律解釋理論來解決其自身的理論問題，而應該是將一般法律解釋理論放置于行政法領域中進行重新考量，并結合行政法的實際情況來確定自己的理論主張。在行政法解釋方法選擇這個問題上，也必須遵循同樣的法則來進行。法律解釋理論和實踐中公認的解釋方法眾多，典型的如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當然解釋、合憲解釋、比較解釋、社會學解釋、類推解釋、擴充解釋、限縮解釋等等。而這些在私法基礎上形成的法律解釋方法并非都適合行政法領域，特別是我國的行政法實踐。釋法者適用時應該充分考慮行政法特性，如類推解釋、當然解釋等解釋方法，是否符合行政法解釋的價值取向不無疑問之處，切忌盲目嫁接。此外，在多種解釋方法都能實現正義時，法院應該結合各解釋方法的自身功用，選擇與行政法解釋特性相契合的解釋方法，以維持行政法目的的一以貫之。而不是以釋法者對解釋方法運用的熟練程度及自身喜好為選擇依據。

(二)確立行政法解釋方法元規則

法律解釋是受規則、程序規制的藝術［1］。因此，行政法解釋方法之間不能雜亂無章，應當存在一定的位階。而解釋方法的位階并不是憑空設立的，其取決于行政法解釋的價值取向。體制和法治原則決定了我國行政法解釋必須以維護法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為前提，再兼顧法的妥當性和實質正義性。故在行政法解釋活動中，重視法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的解釋方法應當占據優勢地位。筆者認為，行政法解釋方法應當遵循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合憲解釋的適用順序。行政法律規范記載于文本，固定于語言，欲正確解釋法律，須先理解其所用詞句的意義，脫離法條文義的解釋必將損害法的安定性。以法律體系及概念用語統一性為目標的體系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安定性對行政法律規范外在形式的要求，應該成為緊隨文義解釋的第二順位解釋方法。歷史解釋強調行政法解釋要忠實于立法原意及立法者立法時的意圖，使釋法者受制于立法者的價值判斷，以保證法的一以貫之。而目的解釋強調行政法律規范現時所具有的合理含義［8］，與歷史解釋不同，其側重于實現法的妥當性和實質正義性，故其應位于歷史解釋之后適用。合憲解釋為監督性的解釋方法，將其置于最后適用乃是基于它的功能的考慮。行政法解釋必須符合憲法，在應用其他解釋方法獲得結論后，都該利用合憲解釋加以檢驗。當然，行政法解釋方法的適用順序只是給釋法者提供一種可能的邏輯思維，并不意味著適用在先的解釋方法獲得的結論就要優先被采納。如歷史解釋和目的解釋得到不同的結論，甚至互相沖突，而依歷史解釋將導致裁判結果明顯不公平、不合理時，我們就應當采納目的解釋的結論。又如，維護法安定性的解釋方法獲得的結論存在多種可能時，則需要目的解釋進行補充、完善和校正。

(三)提高運用解釋方法時的說理論證能力

行政司法審查中，某種解釋方法的運用論證了哪些法律問題，發揮了怎樣的法律效用，為什么需要先適用此種解釋方法，為什么還需要運用其他解釋方法，又為什么采納該種解釋方法得出的裁判結論等等諸多問題，都需要在裁判文書中予以完整的呈現。解釋方法的說理論證越充分，隨意適用的可能性就越小，獲得正確解釋結論的可能性就越大，裁判活動也就越公開透明。此外，依據嚴密的邏輯和論證說理得出的解釋結論不僅能使原被告對法院的裁判結果予以信服，而且能使民眾對裁判及法律的內在公正價值得以理解。尤其對于指導性行政案例而言，解釋方法的說理論證顯得尤為重要。首先，指導性案例乃是各級人民法院學習研究的重點對象，其具有的獨特的啟示、指引、示范和規范功能除了對類似案件的裁判結果起作用外，對裁判時運用的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維也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其次，指導性案例還是宣傳法治的實例，是樹立法治和司法權威的典型，是體現司法智慧與審判經驗的載體。那么，沒有說理論證的支撐，指導性行政案例該怎么發揮以上作用，又怎么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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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房地產法律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可資借鑒之處

（一）我國目前房地產法律體系存在三大問題

我國現行房地產法律成單行法律法規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等，也有散見于《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的若干條款，從總體上看較為零散，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1.國家權力與房地產產權人權利不匹配。現行房地產管理存在著濃重的行政特色。國家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社會管理機構，行政部門制定房地產方面的法律法規，往往從管理者的角度對有關的權利進行規范，即行政權力與民事權利不分，造成國家權力超出應有限度，房地產產權人的權利極度萎縮。

2.房地產立法內容不全面。目前，我國房地產法律體系缺少“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相關法律法規。房地產業是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服務的產業，門類眾多，范圍廣泛，非常需要大量“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來加以規范，房地產立法內容的不全面會導致房地產規制的不完善。

3.房地產立法相對滯后。立法部門往往根據“房地產市場的經營需要和經驗總結”形成法律制度，導致法律規定不恰當、法律表達不嚴謹，法律作用難發揮。從內容上看，房地產法律條文比較簡單，缺乏可直接操作的規范。國家政策時常起著法的作用，降低了法制適用的效力。

（二）英美國家、我國香港地區房地產法律體系可借鑒的地方

英美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形成一整套較為完備的房地產法律體系，可供我國借鑒。英國是較早制定住房法規的國家，有關房地產交易的法律、法規、條令最常見的有50多種。英國還建立了先審查后開發的土地許可制度，土地開發、房地產交易明顯受城市規劃的約束和指導，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和土地的有效利用，房地產交易若違反城市規劃法，將被視為無效。美國憲法規定，使用土地必須給予土地所有者必要的補償。美國房地產交易法規幾乎涉及有關土地、房產、金融等所有方面。美國法律要求必須保持土地在科學、歷史、生態、環境、水資源、風景等方面的價值和質量。違反法律規定利用、占有、開發公有土地，破壞公有土地的環境質量，將受到處罰。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地產法律體系，包括房地產權歸屬的規定、城市規劃和建筑物方面的技術立法，以及房地產管理和房地產司法審裁等各方面的法律。從土地開發到建筑工程，乃至房地產經營管理、房地產爭議的解決等，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比

較系統、完善。歸納起來，英美國家和我國香港地區的房地產法律體系有如下可借鑒的地方。1.要有可持續發展思想。房地產法律體系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注重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關系，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注重加強房地產建設與城市規劃、區域規劃、環境保護之間的配合。

2.改變立法思維模式。房地產法律體系要以保護房地產產權人的權利為主，改變以行政部門為主的管理模式。

3.注重房地產法與其他法規的協調和配合。房地產買賣、租賃、抵押、轉讓、使用時，必須遵循原則性規定和一般法律制度，房地產的立法還應考慮其他法律的制約因素。

三、加快我國房地產法制建設步伐

近年來，我國的房地產業發展迅速，但相應的房地產法律體系尚不健全，整治房地產市場秩序、健全房地產法律體系是立法部門應該重視的一項重要工作，只有通過制度改革和建設，才能使其走向法治化的發展軌道。

（一）相關制度的建設

1.基本制度。公民的居住選擇權應得到法律的尊重和維護；公民購買住房應享有消費者的一切權利；政府提供適量保障性住房；征收住房轉讓所得稅等。

2.公示制度。出臺公務員(包括其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

3.稅制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二）相關法律的建設

1.加強對公民居住權的保護力度。我國現行《憲法》沒有明確規定居住權的內容，有關民事法律規范在公民居住權保護方面存在著缺陷，導致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居住權無法得到公平的保護。應在憲法層面明確保護公民的居住權，使居住權不再被定位為純粹的私權，應將居住權“社會化”或“公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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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分廣義和狹義兩種。從廣義上講是指關系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養老保障制度，在這方面，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個人賬戶和基本社會統籌賬戶。從狹義上講特指我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制度。以下主要從狹義方面談本人的一些看法。

2.我國的老齡化迅速加快

經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們國家的60歲及以上的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達到1.79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為8.87%，絕對數接近1.2億。國際上以老年人超過10%作為老齡化標志，照此標準，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國家。我國的老齡化呈現以下特點：第一，我們的老齡人口的絕對數多。據目前的增速估計到2013年底我國的60歲以上老人可能首次突破2個億；第二，進入老齡化的人口還在繼續增加，且可能一直持續到21世紀中期，屆時我國60歲以上老人可能達到4個億；第三，我們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有人叫“未富先老”。如果我們國家人均GDP收入比較高，政府應對老齡化就有更大的財力。事實上我國現在是“未富先老”，意味我們國家在人均收入還不高情況下還需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護生態環境。所以我們所面臨的老齡化帶來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難度極大。

據國家統計局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5278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萬。其中第一代農民工再過兩三年即將面臨退休，他們工作前二十年單位基本上沒有給他們交養老金。除此之外在廣大農村還有大量的60歲以上的在家務農的老人，在他們失去在土地上的勞動能力后便沒有了固定收入。我們國家目前的老齡化水平比發達國家還是略低一點。比如2010年我們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為8.87%，而日本2008年的65歲及以上老人已經占總人口的22.6%，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65歲及以上為15.9%，世界平均水平7.6%。但是，我們和發達國家還不能完全相比，他們的人均GDP水平是幾萬美金，我們中國才4000美金，差很多，所以人口老齡化對我們的挑戰還是很大，我們要科學研究、統籌考慮、妥當應對。

二、我國現有的養老法律的局限

1.分散性

到目前為止,我國僅在2010年通過一部專門規范社會養老保險的立法，即《社會養老保險法》，但其他大量關于養老問題的法律都是做零散規定，如我國《勞動法》第9章對勞動者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做了專門規定,再如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20條規定：“國家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另外,由于具體實施社會養老保險是政府的行為，所以許多有關社會養老保險的具體規定都是通過行政法規和部委規章的頒發來實施的。前者如國務院頒布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等；后者如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財政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聯合頒發的《社會保險基金財務制度》等。

2.差異性

由于目前存在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所以導致在養老立法這方面存在二元的結構，且廣大農村的養老立法建設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1]。城鎮居民可以享受由國家和企業為主提供的養老保險，比如，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中更進一步明確，各級人民政府要把社會保險事業納入本地區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貫徹基本養老保險職能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的原則。而農村養老保險則主要由個人繳納，我國憲法第45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摘要：隨著我國老齡化的逐漸加快，我國的養老問題日益突出，立足于最新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人口結構性數據，深入分析目前我國養老制度存在的問題，并且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法律建設對策。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享有社會保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既然同樣是基本權利，為何在實施中卻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因此這種充滿城鄉二元特征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在社會保障的初級階段不得不存在，但決不能作為城鄉不同養老差異政策的原因。

3.滯后性

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歸根結底由經濟基礎決定，它應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完善，但至今僅有一部從整體上專門規范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保險法》，而諸如《勞動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婦女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對養老保險問題則更是輕描淡寫，可操作性極差，普遍落后于社會發展。另外，各地在推行社會養老保險的過程中大多是自行摸索，各行其是，這種群龍無首的局面也不適于社會發展，使得現有的社會養老保險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難于解決。

三、加強我國養老法制建設的對策

1.針對性

這主要從三個方面下功夫。首先，在國家立法層面要增強專業性建設，針對具體問題設立具體法律來解決。這方面我們要向英國學習，英國于1908年通過《養老金法》，1925年頒布了《養老和遺囑保險法》，1975年還通過了《社會保障退休金法》，1993年頒布了《退休金計劃法》[2]。所以英國的養老立法給我們的啟示是：要密切關注養老的關鍵領域，比如在養老的文化建設、養老的場所建設、養老金的來源等具體方面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其次，要針對不同的養老主體設立不同的法律制度保障不同利益群體的權益。在這一點上德國是我們學習的典范，早在1889年頒布的《傷殘及養老保險法》，一度成為各國效仿立法的楷模，該法規定:對工人和普通官員一律實行老年和殘疾社會保險。接著1911年通過了《職員養老保險法》。二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當時的聯邦德國于1957年頒布《農民老年救濟法》[3]。在我們國家，養老的主體身份非常復雜，我們有公務員為主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農民工群體以及大量在家務農的農民，因而正確處理這些不同的利益群體的各自需求，并且做到公平公正，這就要求我們在專業立法方面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最后，加強社會養老的規范管理，要按照需要與可能，盡快制定出臺各級各類服務標準和評估監督辦法等，加強服務隊伍的專業技術管理人才引進和專業知識技能的培訓，并積極探索試行專業社工制度。在這個方面，筆者強烈呼吁教育主管部門要跟上養老發展的形勢，大學要抓緊設立養老專業學科，培養合格的為養老服務的技術人才，以便更好地服務于養老工作。

2.平等性

其一，首先打破城鄉的二元養老格局，實現城鄉統一的養老保障制度。英國于1908年通過《養老金法》，確立了養老保險制度，該法規定：凡年滿70周歲且經調查證實生活確有困難者，可以得到國家稅收提供的養老金，養老金額對所有的人數目相等。1925年頒布了《養老和遺囑保險法》，該法律將1908年規定的需對領取人經濟狀況做過調查才能發放養老金的制度，改為強制性養老保障制度，從而使每一位達到退休年齡者均能領取數目相等的養老金。其二，逐步建立全民化養老制度，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這就倒逼我們不得不進行戶籍改革，把這些進城務工人員納入城市保障的對象。目前,中國養老保障制度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構建和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統賬結合制度模式的基礎上向更廣覆蓋的方向發展，過渡為普惠式的養老保障制度和差別性的職業養老保險制度，最終發展成為統一的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其三，養老金是養老制度的核心問題，所以要充分保障養老金在工資中的比例。假如一個人退休前工資為5000元，退休后養老金為2000元，那么養老金替代率(養老金占工資的百分比)就是40%。數據顯示，我國養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下降，2011年為50.3%。世界銀行組織建議，要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養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國際勞工組織建議養老金替代率最低標準為55%。這樣看來，我們國家的養老金替代率偏低，不利于養老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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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治檔，嚴格執法城建檔案館是以城市為單位建立的永久保存城市重要

城建檔案資料的基地，是各有關方面，有關人員研究、利用城建檔案的中心，是為城市積累和貯存城建檔案，為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服務的。《檔案法》賦予了檔案部門監督職能，有法可依，但是關鍵在于實施和監督。可是在實施這些法律法規的過程中，并不是很順利。按照《規范》《規定》要求，在城市建設中形成的工程技術檔案要移交城建檔案管理部門進行管理，而在城市建設中形成各種專業的工程檔案，按照城建檔案分類大綱要求，分為18大類，可是我館自上世紀80年代建館以來現存的檔案大類，其中城市建設管理類、工業建筑類、民用建筑類居多，市政工程類近兩年在領導與相關部門的疏通下陸續進館，城市規劃類和公用設施類都數量有限，交通運輸類、名勝古跡園林綠化類、城市科研類、人防軍事類、聲像類等大類檔案很少，甚至有的大類還是空白，如水利防災類、工程設計類、地下管線類，這些檔案大多數保存在行政主管部門。所以我們城建檔案館現存檔案門類不齊全、結構不合理、沒有形成系統的管理體系。自建館以來，形成了以提供利用為重心，業務指導為中心，重服務輕監督，重指導輕執法的工作方式。指導和監督是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指導、監督的力度不夠，要依法治檔，杜絕違反檔案工作法規的事，及時補救。加大力度宣傳貫徹法律法規，取得相關部門、領導的支持與配合，嚴格監督，才能出效益、出質量。城建檔案的業務指導既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又有執法監督的職能，同時又是一項專業技術活動。城建檔案的業務指導是一種法定的檔案行政活動，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指導活動。有關檔案工作和城市建設的法律、規章、制度，如《檔案法》、《規劃法》、《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等都是城建檔案業務指導工作的依據，城建檔案館是城建檔案業務指導的主體。如何依法治檔，發揮依法治檔的能動性，有效地執行城建檔案法律法規？只有提高城建檔案工作者的法律意識和法律修養，通過社會輿論和新聞媒介宣傳城建檔案法律法規、城建檔案工作的重要性及城建檔案的社會價值，領導帶頭學法執法，加大執法力度，才能依法解決存在的問題。

三、強化監督，促進城建檔案執法

在城建檔案法制建設中，依法監督，是法律賦予的一項十分重要的職責。有效地實施監督，可以減少違法行為。在城建檔案管理部門，建立管理完善、制約有效的監督機制，加大執法監督力度，發揮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的作用，保證執法權力依法行使。如何能有效實施執法監督機制？一要健全組織，依法行政的水平與部分領導執法隊伍素質密切聯系在一起。加強領導，提高認識，充分認識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長期性、艱巨性，把依靠政策管理轉變到依靠法律法規管理。二要學習法律法規，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提高執法隊伍的水平，加強執法隊伍建設，我館的執法隊伍有具有專業職稱的工作人員，參加城建檔案執法人員培訓，取得執法人員執法證，持證上崗。他們不僅僅是城建檔案工作者同時還是執法者。檔案行政執法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檔案執法人員綜合素質及執法水平。執法人員要認真學習和熟練掌握檔案法律法規，在明確自身權利和義務外，還必須學習掌握其他法律知識，如《行政處罰法》《國家賠償法》等，規范執法行為，嚴格執法程序和處罰尺度，做到執法工作經得起法律的檢驗、社會的監督。三要加強城建檔案執法檢查，通過糾錯提高各參建單位的城建檔案意識。用法來規范施工過程中的檔案資料是否齊全、歸檔是否規范，否則責令整改，直至順利移交進館。這樣，執法檢查對提高參建各單位的檔案意識和重視程度起到積極的作用，推動城建檔案的收集工作。調動大家積極學法、遵法，才能創造依法治檔的良好環境。

四、結束語

當今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城建檔案管理部門要堅持依法治檔，而不是以法治檔，避免將檔案的法律法規作為擺設，切實認真履行法律賦予我們的職責。在工作中，充分運用城建檔案法律法規規范城建檔案的接收指導工作，宣傳城建檔案對社會的重要性和城建檔案法律法規的要求，切實、有效地履行政府賦予的職能，正確行使執法權，通過合法的執法，強化監督，促進城建檔案執法。

參考文獻：

[1]李紅芳.依法治檔是建設檔案強國的先決條件[J].城建檔案，2014,(9).

[2]林源.檔案法制建設的現狀與對策[J].蘭臺內外，2013,(6).

[3]劉順英.在實踐中提高檔案法制建設水平[J].山西檔案，2008,(S1).

[4]劉洋.關于我市檔案法制建設中存在問題的研究[J].科技信息：科學教研，2008,(8).

[5]韓艷新.從檔案執法淺談我國檔案法制建設[J].山西檔案，2007,(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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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業是金融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1979年，隨著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成立，我國的信托業獲得重生。但是，直到如今，已有20多年歷史的我國信托業仍沒有取得大的進展。本文認為，信托業沒有獲得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制方面的不健全是一種根本缺陷。有鑒于此，本文擬通過對信托業發展特點的分析，探討我國金融信托業的法制建設問題。

信托業的靈活性特點及其影響

信托業與法律的關系既互相排斥又密不可分，這種關系反映了信托業的靈活特性。并且，這種復雜的關系在信托業起源時即已注定了。

信托起源于西歐的“尤斯”制，它與西歐的土地制度密切相關。尤斯制的含義是由土地占有人（委托人）將土地交給受托人代為掌管，受托人將土地上的收益交給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受益人享有對土地收益的權利。這種制度，實際上是對所有權的暫時分割，委托人對土地享有使用權和受益權。通過尤斯制，土地占有人實現了土地的自由轉移，受托人將土地收益交給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如教會。這樣既規避了法律的轉讓限制，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從以上對于信托起源的考察，可以發現，信托起源于對法律的規避。這是信托業與其他行業在與法律的關系方面最大的不同點，這種不同點也一直保持到現代—信托設計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信托業務紛繁復雜，無法整齊劃一。但另一方面，信托業的發展又必須依賴于法律的保護。由于信托行為涉及委托人、信托人和受益人三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復雜。且這種信托關系往往持續時間較長，并伴隨著財產權的轉移。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信托一般由商業性的機構如信托公司和銀行信托部經營，如何對它們的行為進行規范。這一切，都決定了現代信托業必須要有嚴格而有明確的法律來保障，只有這樣，信托機制才能夠順利運行。

總之，一方面，信托業因為靈活性而常被用來規避法律；另一方面，信托業又極需要法律的保護。這就對信托法律的制定帶來極大地挑戰。

在英美國家，這種靈活性還是可以較容易解決的，因為英美國家以判例作為法理依據，在必要時可以根據具體情形做出變通，具有較大的靈活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信托業的發展和需要。但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規定以條律為特點，在靈活性方面遠不如英美法系國家。所以，對于信托業的靈活性往往難于適應，信托成為法律監管的一個難點。如果法律對信托業規定過嚴，因為市場本身存在著不確定性，往往造成信托業不能適應現實需要，而限制信托業的發展。如果法律規定松弛，又會因為法律上給信托業留下的口子太大，容易造成市場的不規范，從而產生投機行為，這也不利于信托業的發展。

不過，在法律以條文規定為特點的國家，也可以制定出具有較好操作性的信托業法律。這需要在充分理解上述靈活性特點基礎上，還要對現代信托業的復雜性特點有深刻的理解。

信托業的復雜性特點及其影響

在對于信托業的內涵，人們對它的認識還是遠遠不夠的。這從信托業的定義中就可以看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令人完全滿意的定義。有人認為，“簡單地說，信托就是一種轉移財產并加以管理的設計。”即信托公司受客戶委托，管理其財產，并在信托契約到期后，將財產及管理期間的收益，交給客戶指定的人。但它至少沒有把保證信托包含進來。

信托業如此復雜，包含的范圍如此之廣，以至于要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確實很困難。因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與信托掛上關系，如公司信托、個人信托和公益信托等等，正是由于信托業務普遍很復雜，信托公司常常被稱為“金融百貨公司”。

其實，從法律規范的角度而言，也沒有必要非得有一個精確的定義。制定法律并非僅需要概念，它更需要確定要為之實施法律的范圍。確定一個較為合適的信托法律實施的范圍，可以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法律，不僅能夠極大地適應信托業的復雜性，而且也能最大程度地解決信托的靈活性問題，從而提高了信托法律的可操作性。對于信托立法而言，要確定信托業的法制范圍，最好的辦法是先對信托業需要監管的方面進行分類，分別制定相關法律。通過對信托業進行劃分，分別確定范圍以實現對信托業的管理，是信托法制建設的最好辦法。但是，由于有各種不同的標準，確定信托業的范圍，也是極不統一、極為復雜的。例如，按照信托關系發生的基礎分類，可分為自由信托和法定信托；按照信托服務對象劃分，可以分為個人信托和法人信托；按照信托目的劃分，又可以分為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等等。

因此，要對信托業分類以便實施法制建設，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標準。這一標準的建立，首先要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不致于很快落伍；分類不能過于繁瑣，為每一個小業務項目制定一部法律也不現實；法律也要對信托業的各個領域基本涵蓋。

不同層次的信托法制建設

按照上述標準對信托業劃分監管范圍，形成有關的法律，以適應信托業靈活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可以更好的發展信托業。具體而言，根據不同調整對象的要求，信托法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信托基本法，即信托法。制定信托法的目的主要是解決各種信托關系的共通性規范，如信托的設立、變更和終止；信托財產的法律地位；信托關系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等等。這是整個信托業都必須遵守的法律，是信托業的根本大法。

信托業法。這是適應現代社會信托由非營業組織向營業組織轉化的趨勢而制定的。由該法律規定市場準入規則、業務范圍界定和業務經營規則等等。對此的規定是在信托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監管的結果，其專業性和針對性更強。

信托業專門法。針對一些較為成熟且很重要的信托業務，可以制定相關的專門法律予以規范。這一層次的法規調整的領域針對性最強，但每一部法規調整的信托業務范圍也更專門化了。根據信托標的物的劃分，這一層次的立法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面。

首先是金錢信托。金錢信托是投資管理類信托產品，由客戶即委托人將金錢委托給信托機構，由信托機構按委托人所設定的投資意愿框架內投資。按照收益的不同，它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信托投資，由信托機構代為運營信托金，所產生的收益和損失統由委托人負責，與信托機構無關；一種是信托存款，由信托機構運用信托金，到期后信托機構保證本金安全，并付給委托人一定的利息，如果信托金更有額外的收益，則還要付給委托人一定的紅利，即保本保息又分紅。無論是上述的兩種金錢信托產品或其它形式的信托產品，在當前國內外都非常流行，例如我國現在開放式基金和封閉式基金，或西方國家的年金信托，都為人們所熟悉。金錢信托現在已經成為信托業發展的一個基本方向，其操作方法已經基本成熟，通過專門信托立法對其加以規范是極為必要和可行的。

其次是普通財產管理信托。所謂普通財產，即除金錢之外的動產和不動產，種類非常多，如地產、證券和發行公司債等等。各種信托業務性質也有極大的差別，如發行公司債有資金融通的功能，遺囑信托則往往包含有財產轉移和管理的功能。因為各種信托財物標的不同，且信托行為性質不同，對于一些常見的可以分別專門制定立法，如遺囑信托。而對于一些并非經常的信托業務，如壽險信托等等，則可以通過加強第一個層次的信托法和第二個層次的信托業法，采取兼管的方式，以彌補第三個層次專門立法的不足。

綜上所述，信托的首要特點是靈活性，它起源于對于法律的違背，但它的發展又需要法律的保障。信托的第二個特點是復雜性，它涵蓋著眾多紛繁復雜的業務范圍。正是由于這兩個特點，對信托業進行法制建設，就需要對信托業分別劃分監管范圍，分而治之，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監督和保障信托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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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權觀念的復興最初

奧托•邁耶在將“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引入行政法時，主要是基于兩個基礎:一是在特別權力關系中，行政主體與相對人存在依賴性非常強的相互關系，如行政機關與公務員、軍隊與軍人、學校與學生、監獄與罪犯等關系都有這種屬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優先于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即“相關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這總是意味著對現有自由的限制。”顯然，其背后的法律價值首先考慮的是行政機關所謂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種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機關的附屬，是維持秩序的工具，毫無人性的尊嚴可言。二戰后，浴火重生的人們通過反省二戰期間種種涂炭生靈、踐踏人權的行徑，逐漸達成了法律要對人的基本權利給予充分的尊重與保護的共識，人權觀念的復興成為戰后最為矚目的政治思潮。傳統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因其嚴重忽視“特別權力關系”內部行政相對人的基本人權，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體性認識以及人權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為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即使是罪犯、軍人、公務員、學生等這些“特別權力關系”內部的相對人，也不應當受到法律的區別對待，對他們基本權利的剝奪和侵害，同樣須受法律保留原則支配。“人”并非維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譴責即可剝奪其重大權益的對象，而是一種享有不受任意剝奪的權利與自由的主體，權利與人之主體性密切相關，任何涉及重要權利的高權行為均需接受公法規則約束和司法審查。應當說，二戰后的法律價值觀逐漸強調對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給予尊重和保護。烏勒的“基礎關系與管理關系”二分理論以及“重要性理論”均是對這種法律價值變遷的積極回應。

(二)“司法國”理念的興起

傳統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從其誕生至成熟，與極權思想、極權體制如影隨行。二戰后，隨著民主法治思想的勃興，民主政體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國”的浪潮席卷了德國法學界。所謂司法國的理論，是指一切行政權都必須臣服于司法權之下，法院對行政機關全部的行政行為都具有司法審查權，即便是傳統的“特別權力關系”領域下的行政行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權對所有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和監督，非但在客觀上不現實，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關系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沒有精力對高等學校所有的管理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從專業及學術自由的角度來講，他們也不具備審查高校教學事務及對學生的學術評價行為的資質和能力，反而會被世人詬病為，對“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精神的蠻橫干涉和褻瀆，是典型的吃力不討好行為。基于此，烏勒的“基礎關系與管理關系”二分理論及隨后的“重要性理論”根據性質、重要程度將紛繁復雜的行政行為加以區分，將涉及當事人身份或基本權利的行政決定或行政處理，納入法律保留原則支配以及司法審查的范疇，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對建立“司法國”的理論浪潮的一種現實的、無奈的回應。

二、對我國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設的啟示

就中國大陸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實務上沒有明確確立“特別權力關系”理論，但其對我國行政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的影響卻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論上，通說認為行政行為可以劃分為外部行政行為和內部行政行為，相應地將行政法律關系分為外部行政關系和內部行政關系;而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一直以來都被視為內部行政關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均把學校給予學生的紀律處分和學校對學生人身權、財產權的侵犯加以區分，對前者只賦予申訴權，排除司法救濟。在實踐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只有外部行政行為才具有可訴性(法律、法規規定的除外)，當高校與學生產生管理糾紛時，法院通常以其屬于高校的內部管理行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辦學自”“學術自由”等觀念長期而深遠的影響，高校實務界對法院介入高校學生事務管理也幾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國，支配高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理論雖無“特別權力關系”之名，卻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實。回顧“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演進之路，雖然，對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徹底，那么完滿，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變遷史，本質上是作為個體的人與強大的國家機器(行政機關)博弈的歷史，是權利與權力博弈的歷史，也是司法權與行政權博弈的歷史。深究“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演變及其背后所彰顯的法律價值的變遷，對處于不成熟狀態下的中國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設同樣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一)彰顯維護人性尊嚴及保障基本權利之法律價值

人性尊嚴不可侵犯，乃人類固有之基本人權。基本權利系以人性尊嚴為基礎，作為一個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權利;而基本權利之保障可說是憲法制定的最終目的，不僅為憲法秩序中最重要構成部分，也被公認為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指標，基本權之存在要求國家各種權力乃至人民的社會行為皆須對基本權給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為國家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這一本質屬性決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設中，更應該彰顯維護人性尊嚴及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之法律價值，真正樹立“以學生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應僅僅是將學生看作被管理的對象，以維護教學、生活秩序之名，輕易侵害甚至剝奪學生的基本權益，也應避免年輕學生因某一兩次過失而被秩序維護者剝奪終生的前途。

(二)科學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權

在我國現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權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所規定的教學自，如高等學校可以依法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組織實施相關教學活動(如制定教學計劃、人才培養方案、指派教師、組織考試、選編教材等)，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作為事業單位法人享有財產上的處置權等，其共同特點是主要涉及教學和學術范疇，且未對行政相對人(教師或學生)的權利作出直接處置;二是雖無法律明文規定，但屬于不直接影響行政相對人的權利，是高校基于“大學自治”及“學術自由”的理念，純粹對內部事務進行安排所衍生的權力。在傳統認識下，除法律、法規在程序和救濟上作出特別規定的重要事務(如學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務由高校自主決定。然而，在人性尊嚴之維護及基本權利之保障日益彰顯，以及學生權利意識日益高漲之情勢下，高校以“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為名而實施的上述諸多事務并不能截然歸于排除司法審查的領域，而應根據事務的重要程度及其對學生合法權益的影響程度來確定是否應當給予充分的外部救濟。在此，“重要性理論”不失為科學界定我國高校自主管理權可資借鑒的一種法律思維形態。

(三)厘清大學生享有的權利類型

在科學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權的基礎上，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大學生的合法權益進行科學的劃分，厘清大學生權利的類型，以便依據不同類型的法律關系及訴訟規則對大學生的合法權益給予切實的保護。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大學生的合法權益從理論上可以分為受教育權、人身權、財產權以及政治權利。其中，受教育權主要包括獲得學生資格權、學籍權、考試權、獲得公正評價權、學歷及學位獲取權等;人身權主要包括名譽權、隱私權、婚育權;財產權包括債權、物權以及知識產權;政治權利主要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結社權、集會、游行、示威權等。上述權利，有些是作為大學生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權利，如受教育權;有些是作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權利，如人身權、財產權及政治權利。依據上述對大學生權利類型的劃分，大學生權利損害無外乎受教育權受到侵害、人身權與財產權受到侵害、政治權利受到限制和剝奪三種類型。不同類型的侵權行為，其權利救濟的方式、途徑及法律適用不同，應當明確加以區分。在上述權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據“特別權力關系”中的“重要性理論”，關系到大學生身份的權利及基本權利，如學生資格權、學歷及學位獲取權、學籍權、人身權以及政治權利等受到侵害，學生理應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尋求司法救濟。而若財產權受到侵害，主要應通過民事救濟途徑解決。除上述侵害大學生基本權利的行為外，法律應當允許高校為維持正常的教學、生活及公共秩序，對學生權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構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濟制度

有權利即有救濟，無救濟便無權利實現之可能。尊重和維護學生人性之尊嚴，保障學生之基本權利，必須依賴完善的行政救濟制度提供無死角的、完整的保護。1998年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拉開了我國法院司法審查高校自主管理行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過去，我國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濟制度的建設上仍無根本意義上的進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權侵害學生尊嚴，損及學生基本權利的事件仍屢見不鮮，類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學院“學生表白被開除事件”的現象屢屢見諸媒體。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體地位之爭議性，法院受案范圍之不確定性，高校校內規章制度合法性審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復議如同虛設等，是導致我國當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濟制度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為此，我們應吸收“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合理內核，構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濟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確高校的行政主體地位;二是科學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權，確立法律保留原則，對涉及學生基本權益的事項納入法律保留范疇;三是清理高校違憲、違法的校內規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權違憲審查制度;四是重構教育行政救濟機制，遵循有權利必有救濟、充分救濟及權利救濟途徑漸進的原則，構建和完善漸進式、無縫式的學生合法權益保障行政救濟機制，即教育申訴教育行政復議教育行政訴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學生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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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現在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階段。而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國政府部門、行政人員以及行政構件等方面的道德倫理建設對我國的建設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那么，對我國行政倫理規范和完善是必須首要著手解決的大問題。然而，行敗和行政倫理缺失規范以及行政執行失衡等現象還普遍存在于我國大部分行政人員身上，從而延伸出很多社會問題。從現實角度來說，由于我國對行政倫理及法制建設的投入和力度不夠，才導致出這一系列的問題。而倫理道德不僅是衡量一個國家或社會文明程度的先進與否，也是制度在國家能夠無誤運行的陽光和土壤。所以，關于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研究，是對當前我國社會轉型的特定時期有很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行政倫理的規范

倫理一詞原意是源自古希臘語的ethika，原意是指動物經常進出的地方或久居的地點。后來又代指人的習俗和習慣，或者由風俗習慣養成的品行性格。因此，“倫理”主要是指人的行為的具體規范和原則。行政倫理又稱行政道德，它是以“責、權、利”的統一為基礎，以協調個人、組織與社會的關系為核心的行政行為準則和規范系統。行政倫理是行政管理領域中的角色倫理，是針對行政行為和政治活動的社會化角色的倫理原則和規范。行政倫理法制化則是把行政主體必須遵守的基本的倫理規范上升為法律，使行政倫理同法律一般，在對行政人員的監督和執行上有等同的權威性和強制性。

二、加強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力度

加強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力度是我國現階段行政規范的必然選擇。對于在社會交際中的基本的道德準則，是從古至今在一切社會文明中都被賦予了強制性。然而這些道德準則的約束力，是通過將其轉變成法律法規來實現的。因此，在我國行政倫理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倫理規范也必須上升為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規范行政秩序，才能對行政行為起到有效的監管和督促，進而對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三、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現狀與問題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和社會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而行政倫理規范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同步，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還不足于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所平衡。所以在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進程上還存在著很多缺陷與不足。

1.與行政倫理的相關的系列尚未上升為法律效力。就目前而言，我國憲法僅在宏觀角度上規定了我國行政機關、行政人員和人民的關系，而沒有更詳細的規范行政倫理在行政主體進行行政管理的過程中所起的監管和約束作用。如若我國憲法在對行政主體腐敗或行政行為規范上有明確性的規定，那么對于我國行政倫理立法、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和執法程序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也對我國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利用起到了積極效應。所以，當前我國明文規定的法律在對行政倫理道德建設的相關方面還有所缺失，而這一缺失所帶來的行政詬病是對我國社會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最重大的挑戰之一。

2.對行政人員的倫理價值觀建設。倫理價值觀是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時的重要標準。那么對于行政人員的倫理價值觀建設，我們從三個方面來引導。首先是廉政，行政人員在行政行為過程中應當時刻保持清廉守法。不假公濟私，不，不貪圖私利，從內心對法律保持尊重和敬畏。這也是行政人員的最根本的底線。其次是勤政，是行政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專業精神，時刻保持對工作的熱忱，對事業的熱愛，有高度的責任感。最后是良政，這是對行政人員高層次覺悟的要求，是對行政人員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追求，是塑造模范行政人員的無上限標準。

3.將行政人員的紀律、義務與行政倫理規范混合在一起。在現實的行政行為中，行政人員的紀律，應擔負的責任與義務以及行政倫理規范沒有統一而明確地規定，這使得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這些方面既不全面，也不明確，極易引起行政主體對行政倫理規范的忽略，從而導致行政行為的偏向和行政效率的降低，如果不有所改觀將會影響行政人員和行政主體間的間隙，讓人民權益得不到合理的維護和保障，將會加大行政執行難度。

四、加速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有效方法

如今，世界各國在執行行政管理工作時，行政倫理法制化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趨勢。而在信息全球化，資源全球化的今天，行政倫理法制化已成為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規范的統一走向。那么借鑒國外先進的一些經驗，再結合我國國情，在完善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進程中，有以下幾個方法值得考慮和借鑒：

1.強化行政倫理立法。規范我國行政管理過程中的倫理缺失情況，加強行政倫理道德觀念的建設，使行政主體或行政客體在心理或行為上對行政倫理規范有高要求和高標準。從而推進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群眾基礎和社會普遍認可度。然而，僅有社會認可對行政倫理道德的監督和約束所用起不到根本的保障作用，在沒有以法律形式存在的規范準則都是容易被人違背和踐踏的。所用，除了我國憲法、行政法和刑法典等以外的現有行政倫理規范以外，應當制定有針對性、強制性和約束性的關于行政倫理的法律法典以及具體實施細則，其中要涵蓋對行政人員的權利及義務，具體行為規范和行為合法性。

2.建立監督行政倫理規范執行的專門機構。對行政主體的道德層次的提升是加強行政倫理建設重要條件，必須對行政主體的人才吸納和考核標準進行革新和監管。政府應當建立較完善的針對行政人員的道德規范的監督體系并且不斷進行優化完善。那么在擁有相關行政倫理法典的同時，也應當建立與之匹配的行政倫理監管體系，這樣才能使法律能更加有效地發揮它的作用。而目前我國缺失行政倫理監管部門，這樣阻礙了行政活動的順軌進行，缺乏防患于未然的作用，達不到事后監督和制約的效果。因此，設立專門的行政人員倫理道德檢查機構是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必要選擇。

3.滿足行政人員的個體保障需求。行政人員不僅是人民的公仆，同時也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當然就需要一定的利益的滿足，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對于行政人員應當樹立正確的行政倫理觀，建立一種適當的公平競爭機制，并把行政倫理作為行政人員任職、升降、獎懲的重要審核標準之一，從而促進其“權、責、利”的統一。我們還可以學習和借鑒新加坡“高薪養廉”的方法，從待遇和福利方面提高行政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責任感。

作者:白英平 單位:西南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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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的加快，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與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相比較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步。昔日的山青水秀土肥村美的秀麗鄉村，出現了水體大面積污染、土壤肥力下降、垃圾隨意堆放、工業污染加劇的情況。長期以來由于國家政策、資金和技術支持力度不夠，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落后于城市速度，對農村居民衛生和健康構成了巨大的威脅。盡管近期國家加大了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政策力度，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但由于農村的點源污染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疊加，各種新舊污染相互交織，工業及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使農村環境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并危及農村飲水安全和農產品安全，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就要加強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切實解決危害農民群眾身體健康、威脅城鄉居民食品安全、影響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于是否建立健全農村環境保護的有效政策、法規與制度體系。

一、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表現

(一)水體污染嚴重，水生態系統破壞

農村水體污染主要表現是工業污水、農業污水和生活污水“三污合流”，未經處理的廢水直接污染飲用水源，無法滿足農田灌溉；同時近幾年農村旱澇災害頻發，河流斷流，湖泊萎縮，魚蝦絕跡，天然綠洲消失，水庫蓄水減少，地下水位下降嚴重。

（二）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固體垃圾污染嚴重

長期以來，村莊建設規劃差，基礎設施少，道路無硬化、無公廁、人畜居住混雜、不可降解農膜使用量急劇增加卻無法回收，固體垃圾隨意堆放。

（三）農業生產不當，環境資源破壞嚴重

農民環保意識比較薄弱，濫施農藥、化肥，懇荒圍湖造田，亂挖亂采，不僅農業產品受到嚴重污染，也逐漸污染了土壤、空氣、水源，對農業生態系統造成極大威脅。另一方面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自然災害多發，土地退化、沙化、堿化嚴重，進—步加劇了人地矛盾。

（四）集體林權改革滯后，林業生態系統破壞

集體林權改革滯后，經營主體不明確、經營機制不靈活、利益分配不合理，嚴重影響了農民發展林業的積極性。其次地方政府決策不當，盲目開發山區，發展果業，加劇了森林植被破壞。再由于農村經濟落后，農民伐木為柴，亂砍濫伐現象屢禁不止，結果是森林生態系統的破壞，使生物多樣性環境遭受了破壞，并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土地蓄水量下降。

（五）工業向農村的轉移，加劇了農村的工業污染

鄉鎮企業大多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布局不合理、無集聚效應、粗放經營為特征的工業化。由于其生存環境、基礎條件及管理水平的相對薄弱，造成污染后缺乏治理技術與資金，治理困難，使農村生態環境產生工業化污染問題。同時大量污染嚴重的城市工業企業搬遷到城郊或農村地區，或者直接將城市垃圾運往農村，造成城市工業污染“上山下鄉”。

二、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法制成因與對策

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有著自然、歷史、經濟與社會等諸多方面原因，這里只對其法制成因與對策進行分析。現行法制狀況對環境的保護力度不夠，立法是從過去的經濟發展為重，環境保護為輕出發，“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①所以，要健全和完善我國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以新的角度和新的觀念完善環境法治建設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舉措。下面對影響農村生態環境法制建設成因逐一進行分析。

（一）環境政策原因環境政策原因主要表現是環境政策失靈。環境政策失靈是指國家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宏觀政策失靈和微觀政策失靈。宏觀政策失靈集中表現為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忽視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缺乏必要的環境問題保護對策，只到07年國務院專門召開的全國農村環境保護工作會議，才出臺了《關于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才將農村環境保護工作提到了新的高度。與城市相比，城市早已在這些方面如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環境噪聲和煙塵控治、工業企業污染物達標排放、循環經濟與節能及減排、綜合利用等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與措施。同時還有“創建環境模范城市”的鼓勵政策以及有“飛行監測、限期治理、關停企業”等強制措施，而農村在這些方面幾乎是空白。微觀政策失靈是指具體的環境保護政策的缺陷而導致的環境問題。一方面是政策不夠健全，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缺乏實效性強的政策，即使有政策但因原則性太強缺乏可操作性而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已有的環境保護政策存在著不一致和不協調之處，尚需完善。無論是政策體系，還是工作力度，農村環保工作都還在起步階段，其中農村生活污染治理、規模化畜禽及水產養殖污染治理、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土壤污染防治技術、農藥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等政策幾乎是空白。因此，要根據農村環境問題量多面廣、監督對象復雜的內在特點和工作基礎薄弱的實際現狀，加強農村生態環境政策支持工作，在政策上傾斜，在經濟上扶持，在技術上支持。要多出臺農村環保財政補助、污染減排財政獎勵等政策手段，推動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盡管中國農村環境與經濟的矛盾有別于城市,但城市環境保護積累的經驗和各項管理制度足以供農村環境管理借鑒。”②環境問題的出現與經濟發展密不可分。資源、環境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和基礎，農業可持續發展需要生態環境支撐。所以加大政策保障措施，優化農村生態環境，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

（二）立法原因

立法原因主要是指農村生態環境立法缺位，已有立法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不夠。《環境保護法》立法時間較早，受時代影響側重于工業污染控制和城市環境保護，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方面關注不夠，僅有幾個條文很簡單。我國目前的諸多其他有關的生態環境法規，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生態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措施與制度規定不足。二是農業自然資源利用與生態保護缺乏統一規范，并且未能將農村環境、農村自然資源和農村生態的保護統一起來，農民的環境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三是行政法規不到位，本應彌補農村生態環境的上位立法的過于原則性和不足這種情形，卻未能出臺一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綜合性行政法規。“一些重要環境領域還存在立法空白,如土壤污染防治、農用塑料薄膜污染、農村噪聲污染、農村生活污水污染、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立法基本是空白”。③各地方即使有相關地方法規，在規定上也不盡相同，比較混亂，并且是條塊分割，形不成完整統一制度體系。如農業部負責農業環境保護工作，主要是保護和管理農業環境，控制農藥、化肥、農膜對環境的污染，推廣植物病蟲害的綜合防治。國家環保總局負責農村村鎮環境保護工作，各個地方政府所頒布的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條例涉及到漁業、水利、林業多個部門，內容和規定都存在差異。因此，加強立法工作，完善農村環保的地方性法規體系是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礎。將來的《環境保護法》的修改應強調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并制定農村生態環境單行法；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法也要關注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同時盡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辦法》等專項法規，逐步把農村環境保護納入法制化管理體系之中，修訂原有涉及農村環境保護而不適宜的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責權清晰，有效防止農村地區種植業、養殖業、工業、生活以及外來污水和廢棄物的污染，防止農村生態遭到破壞。

（三）法律制度原因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制度方面，考察現有的有關生態環境建設的基本法律制度，會發現現有的制度比較零散、不全面，缺乏對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基本法律制度系統而明確的規定，無法滿足生態環境建設的實際需要，從而導致制度缺位、制度執行和監督不力的情況。目前相關法律法規雖已建立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排污收費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污染制度等一系列生態環境管理制度，但這些制度主要應用于城市環境污染的治理方面。同時在農村生態保護方面仍存在制度缺位現象，至今仍沒有一套治理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制度具體安排。在這種制度缺位的情況下，諸如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水資源浪費與污染嚴重等重大生態環境問題難以得到有效治理。再次，盡管在有些方面建立了制度，但由于制度執行不力，致使制度功能不能有效發揮。從環境污染的治理制度來看，如排污收費制度，資源收費制度雖然對控制環境污染有積極的作用，但在實施中存在著一定問題。此外，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計劃、農業、林業、畜牧、水利和科技等多個部門，管理體制與環節多、各項治理措施相互脫節，造成制度執行和監督不力。因此要盡快建立起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礎制度。“農村環境保護制度和考核體系建設要盡快建立,將城市環保和農村環保置于平等位置,從法律、法規體系上,對農村環境保護制度的建立提供依據”，④它是構成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法律的基本內容，對于實現生態環境建設法律的目的與任務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些制度應當包括：除繼續完善排污許可證制度、征收排污費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等制度在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中切實可行外，還應建立如下制度：農村生態環境建設規劃制度、農村清潔生產促進實施制度，生態環境建設問責制度、農村環保責任制度和農村生態環境考核制度，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生態環境監測制度、農村生態環境信息公開制度、農村生態環境補償制度、農村生態環境建設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生態環境破壞事故防范與預警制度、農村環境糾紛法律援助和公益訴訟制度等。

（四）政府管理原因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環境管理不當。主觀上來看農村生態環境管理是有政策但政策在部門之間協調不足或沖突，無手段和措施來達到政策目標；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有效行政管理工作體系和管理措施。客觀上是農村生產與生活中不科學的行為，長期形成的一些生活陋習和農村環保基礎設施的缺失，企業地處偏遠、點多面廣，排污主體具有不確定性，監管主體很難界定，難以用城市的監管的手段與用行政執法的手段來治理。因此要克服以上不足，農村環境治理要走與城市環境治理不同的工作思路，要創新工作方法，增強服務意識，變監督管理為預防管理，變單純的依法行政為服務與執法相結合。具體工作中要將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納入年度考核范圍，實行行政問責制的工作體制，形成黨委領導、政府推動、部門聯動的工作格局，落實工作人員與經費，探索多元化、市場化、專業化的農村環保治理社會化管理模式和機制。其次，制訂農村生態環境建設規劃及年度實施意見，根據年度工作重點，將各項整治和建設任務分別落實到相關部門，并建立農村環境保護責任制，設立環境指標作為對鄉鎮考核的重要指標，專門出臺年度生態任務和環保專項行動考核辦法。再次，要強化農村環境服務與執法力度。在服務上，要象創建國家環保城市一樣大力開展生態鄉村示范創建，重點開展農村工業點源污染防治、生活污水與垃圾治理、農村畜禽養殖業的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流域河道整治、生態產業實施等關鍵工程。加大農村農業污染控制與治理技術的推廣運用力度，落實好“以獎促治”和“以獎代補”的政策措施，做好農村環保項目申報，積極爭取中央和省里的專項資金，加快推進農村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在執法上各執法單位要切實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加強對鄉鎮企業的監管和對違法排污企業的打擊力度，加大農村環境執法力度。超級秘書網

（五）生態環境技術規范制定與推廣原因現階段農民的環境保護意識還不強，對環境保護的認識尚不足，對環境保護的知識很欠缺。濫用化肥與農藥、秸桿隨意焚燒、家禽糞便污染水源等問題日益突出，農民卻對破壞環境的行為及其產生的后果渾然不知。長期以來，農民缺乏環保理念，而政府在農村環境保護中主導作用不足，農民缺少科學規范來保護環境，也缺乏科技與資金，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過去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隨著各鄉鎮精簡與壓縮，基本處于癱瘓與失靈狀態。既是尚存的農技推廣系統由于缺少財政支持，也無法開展農業技術推廣，從而切斷了農民獲取環保措施的最重要渠道。農村的環境污染治理正是由于存在著政策、技術、經濟等方面問題，從而使農村污染治理體系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基本沒有形成有效防控與治理機制。因此要組織農業科技服務專家隊伍，在農村中大力普及環保法律法規和科技知識，提高農村干部群眾保護環境、防治污染和維護生態平衡的自覺性和責任感；要大力推廣綠色植保和環保防治技術，引導農民發展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生態畜牧業、改善農村環境質量、地表水環境等環境問題；要發展生態農業，控制農藥、化肥、農膜等對農田和水源的污染。積極推進農村環境的監測工作,加強農村環境質量監測。要針對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現狀和農民群眾的特點，采取符合農村實際、貼近農民群眾的形式，制訂簡單易懂的安全控害技術規程，把農產品安全生產安全與監控、農村生活污染防治、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秸稈綜合利用、水產養殖污染防治、農藥化肥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技術編發成切合實際的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技術手冊，把生活與生產活動的科學規范以及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送到農民身邊、農戶家中，使環保科技知識與法律法規深入人心。

三、結論

環境法制建設是事關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措施，因此針對農村的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動農村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