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文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閩南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閩南手機游戲美術的概念

手機游戲美工是指手機游戲畫面中的美術組成部分，我們在游戲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畫面都屬于游戲美工的工作范疇，其中包括了建筑、地形、人物、動物、植物、動畫、特效、界面等等的制作。由于游戲美術的工作量龐大和種類繁多，通常游戲公司會對游戲美術部分再進行細分為：原畫設定、場景制作、角色制作、動作制作、特效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崗位[1]。游戲畫面能否長時間吸引游戲玩家的眼球，讓玩家愛不釋手，手機游戲美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手機游戲美術是一款游戲在制作前期所要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這個過程將提供游戲項目所需要的全部美術設計方案，主要包括概念類原畫設計，制作類原畫設計兩種，為后期的游戲美術制作提供標準和依據。隨著現在游戲行業的發展，畫面越來越接近電影級的畫面表現效果。在眾多的手機游戲玩家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貌取“戲”的，根據游戲的畫面來選擇是否進行體驗，游戲美術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二、閩南手機游戲的構思

任何一款手機游戲在開發制作前都要有一個明確的游戲主題，游戲主題的創新與表達在整個手機游戲設計中占重要的地位。游戲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是圍繞游戲的主題展開的，那么手機游戲的設計思路就應該按照所表達的主題來設計[2]。本論文的手機游戲主題思想和設計思路是通過數字繪圖軟件來繪制經過矢量化的游戲角色、場景、道具在數字無紙中的游戲動作表現，表現不同質量的物體在手繪游戲動作中的運動表現，同時展示用數字繪圖軟件制作手機游戲美術的優越性。

游戲主題：從小生活在泉州這個閩南文化古都中，受閩南文化的長時期熏陶，一直想為閩南文化宣傳做一點貢獻，所以利用自己工作職業之便構思了一款真正具有閩南特色的游戲。此次的閩南手機游戲創想的故事背景與情節剛好可以利用與地方特色文化的結合，達到對手機游戲創新的一大亮點，讓所有的閩南人玩這一款游戲自豪感會由然而生。也可以借助這款手機游戲把閩南特殊的文化傳統發楊光大，為閩南文化宣傳上出點力。

三、閩南手機游戲創意設計

1.閩南手機游戲焦點：它是一款具有一定故事性、融合了角色扮演元素的類冒險類游戲。在游戲中，玩家可以任意選擇一個比較有個性的閩南特色人物（例：惠安女、拍胸舞者等）做為游戲的角色，在游戲中玩家必需不停的對兩邊出現的變種基因怪進行攻擊，才能獲得相應的金幣，換不同的武器繼續攻擊。游戲只有一個關卡，怪物會從游戲界面兩端源源不斷的出現，怪物等級不同，需要用打怪獲得的金幣購買不同級別的武器才能消滅不同級別的怪物，直到把所有的怪物消滅了游戲就通關了。而該游戲不一樣的探險環境以及里面特有的閩南風土人情，給玩家帶來非常不一樣的體驗。玩家可以在游戲中一邊玩一邊了解與欣賞泉州閩南風俗文化，這樣也起到了宣傳閩南文化的目的。

2.手機游戲手繪風格：根據本游戲的選材特點以及現有制作技術限制，確定了做單純的二維動畫，平面感強，色彩鮮明易于吸引人。在游戲風格還沒有完全確定之前，當然得先做一些準備功課那就是游戲素材收集，特別是對泉州閩南文化特色材料的收集，甚至還對拍胸舞的起源發展，舞蹈動作做專門的研究，繪制了不少關于拍胸舞的草圖。

3.閩南手機游戲角色設定：在閩南手機游戲當中，游戲的故事背景與劇情對游戲來說顯得更為重要，所以我們把角色的設計依賴于游戲的劇情，在設計角色形象之前，先考慮角色的背景故事，再根據故事的特點來確定角色的形象風格。劇情驅動的角色設計要求設計者真正地理解角色，然后將他們形象化[3]。這種角色設計方法能夠使角色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參照閩南民俗舞蹈拍胸舞作為游戲角色造型的研究基礎，可以把閩南手機游戲角色設計成簡單的卡通造型，使玩家置身于一個充滿閩南風土人情的游戲世界中，這樣讓玩家在邊玩的時候還可以順便熟識閩南文化，對于閩南文化的推廣將會有很大的幫助。手機游戲的故事情節跟風格已經確定下來，那就可以著手對手機游戲的角色進行設計。

4.游戲場景設定：游戲的場景是指運行在游戲中的主控角色可以到達的場地[4]。在游戲中，主角置身其中的場景、以及場景內一切除游戲元素之外的物品，構成了游戲的場景。游戲的場景制作，根據對游戲故事情節的定位，游戲場景設計應該也是具有閩南特色的。閩南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場景，閩南地帶文化歷史悠久，至今還保留著很多古建筑物，所以游戲的場景就先以閩南（泉州）古建筑特為背景繪制。

四、閩南手機游戲相關動畫制作

在傳統手繪動畫中，角色的連貫動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動畫定位紙來進行手工繪制，在這期間產生了大量的紙張成本投入，繪畫工作量巨大與圖像的檢查和修改的條件限制決定著這樣的工作方式的逐漸淘汰。當然依然喜歡傳統手繪制作動畫方式的動畫設計師，還是會使用動畫定位紙來繪制動畫。而對于接觸過電腦的新生代大學生來說，大家更熱衷于直接用軟件繪制動畫，如今市面上比較流行的動畫制作軟件有Flash，閩南手機游戲動畫當然也是直接用軟件繪制動畫。

五、小結

如今手機游戲已經向有故事情節方向發展，游戲大都是來自一個童話故事或者電影電視改編過來的，很少有那種具體體現一個地方文化特色的游戲出現。都知道閩南很有特色，也知道一些有關閩南的游戲比如閩南人喜歡斗地主，例如斗地主也只是在游戲當中添加了閩南語進去。這樣是遠遠不夠的，現在泉州被評為東亞文化之都，很多媒體看好這點，都拿這個當點子對各自的產品進行包裝宣傳，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制作或宣傳閩南文化的環節。把手機游戲制作的故事情節設定在閩南文化特色這個大背景下，再對手機游戲的制作與設計過程進行研究。本文通過具體的手繪案例直觀的向讀者初步了介紹了閩南手機游戲中文化元素的制作與創意方法，主要是通過游戲美術設定一方面來推廣閩南手機游戲產業。當然這個手機游戲創意還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實施與創作過程中能不斷的對閩南手機游戲進行改善與提高。

參考文獻

[1] 龐鎮.論游戲美術崗位的技術特點――兼論游戲美術在教學中的重要性[J].青年文學家.2012年15期.

[2]豆丁網..游戲策劃培訓筆記之設定游戲故事[Z]

篇2

一、我國文化遺產發展現狀縱覽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及其豐富的文化遺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擁有可移動的文化遺產越1200件，已知地上、地下不可移動的文化遺產近40萬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71處，世界遺產30處，世界文化遺產27處（含文化、自然雙遺產4處），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項。這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財富，對其精心呵護、傳承發展，是政府組織和全社會共同的神圣職責。

中國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用兩個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堪憂”，因為我們國家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原來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正在迅速的改變。比如我們過去有很多勞動歌曲，插秧的時候要有插秧的號子，薅草的時候有薅草的鑼鼓，林業工人在伐木的時候有伐木歌，抬木頭的時候有抬木歌，但是現在這一切都以現代化來代替了，原來的這些民歌就都不存在了。

如果說物質文化遺產是化石，非物質文化遺產則是活化石，文化形態的深入力量同樣無法替代。但是，比較起前者，大家對后者的價值認同遠遠不夠。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包括一些民間老藝人的絕技，是在毫不自知的狀態下，從眼前永遠地消亡！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迫在眉睫。

二、新疆南疆漢民族文化遺產的價值與意義探析

南疆漢民族非物質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不可忽視的部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源遠流長，資源豐富多姿，種類異彩紛呈，是中國人民智慧創造的結晶，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寶庫，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展現。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極富精神價值

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了各個國家和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共同心理結構、意識形態、生產生活方式和習俗等特點，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民族精神的載體，又是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象征。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許多閃光的倫理精神，如公而忘私的“天下為公”精神，以義制利的“見利思義”精神，人格獨立的“威武不屈”精神，虛懷若谷的“厚德載物”精神，清正廉明的“執法不阿”精神，艱苦奮斗的“自強不息”精神等等，至今像涌動不絕的清泉，滋潤著炎黃子孫的生活，陶冶中華兒女的情操。這種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情感和個性特征，以及自強不息的民族凝聚力和親和力，是維系中華民族情感的重要紐帶。這種精神品格和精神力量已經溶入我們民族的精神之中，至今大量地、鮮活地藏匿于民族民間，埋藏在老百姓的心靈深處。因此蘊涵著彌足珍貴的精神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可以退守和棲居的精神家園，也是我們增強文化認同的寶貴資源。有了一種文化認同，我們的先進文化建設就有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獨特的歷史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民群眾在勞動實踐中創造的，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和歷史進步的標志。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凝聚了古人對事物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和實踐經驗，所以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民族民間的科技文化蘊涵著大量的尚待開發和破解的歷史文化信息。這是祖先留下的極具歷史價值的精神文化寶庫，為我們后人的科技發明和文化創造提供了無限豐富的靈感資源。而一代又一代承傳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祭祀禮儀，甚至我們的風俗習慣所表達的是人類自己對現實的人和社會關注和療救的一種愿望，更重要的是要表達人類超越社會歷史限定和時間空間限定的一種永恒的期盼和希冀。這是先人們開創的一種靈動的文化自覺。有了文化自覺的意識，我們就有了構建和諧社會先進文化的基本動力。

近些年，不少地方和個人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很少考慮文化的發展。急功近利的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使許多鄉村在推土機的轟鳴聲中，頃刻間夷為平地，我們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冰冷無情的鐵鏟下，瞬間都統統蕩然無存。如果我們在全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和房地產開發中不加特別的關注和十分的留意，那么極具重要歷史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會斷送在我們這一代手里。可持續發展觀需要一種文化自覺來支撐，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文化因素浸潤其間，它需要弘揚一種精神，培養一種文化自覺的基因。具有厚重歷史價值的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堅持科學發展觀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自覺。這種文化自覺所特有的民族自尊、自愛和自信，是推動我們民族進步和發展的激越的鼓點，可以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巨大的精神動力和正確的精神導向。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巨大的文化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首先是傳承文化傳統，為文化創新提供基因、動力。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漁獵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游牧文明、漁獵文明和原始農耕文明中養育起來的，它與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踐密切相關，它深深扎根于我國各民族人民群眾之中。我們尋找中華民族精神文明源泉的目的是要更好地認識它的文化價值，并將它精心呵護，傳承發展。我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把舊有的東西當作“活化石”擺在博物館里僅供展覽，也不是把故舊的民俗事象簡單地搬到現代生活中重演，而是要在深層挖掘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創新和藝術創新，從而使我國新的文化成果更具中國特色，更彰顯出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精神，推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向縱深發展，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造出一個更加有利于和諧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環境。這是我們保護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初衷，也是其保護研究的價值意義所在。

三、南疆漢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出發點與思路

筆者認為在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中，有緩急之分，而無輕重之分，為什么呢？，因為對一個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而言，所有的我們民族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重要的。但是有緩急之分， 筆者認為，所有這些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所處的困境都是一樣的，但是每一個項目自身的環境又有所區別，比如有的真的是瀕臨滅絕，就剩一口氣了，這就叫“急”。有的環境還相對比較好，就可以稍緩。當然所謂“緩”不是推遲，而是盡量的在最短的時間內先把“搶救”兩個字落實。并進行深入研究。

南疆漢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難點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現在從政府到民眾，更多的想的都是如何改變、提高我們的物質生活，如何發展生產，民眾想的是如何過上更好的物質生活。因此，整個社會對南疆漢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以及保護研究它的深遠意義缺乏認識。第二點就是文化一體化的進程使主流媒體，比如電視，普及到千家萬戶，而這種流行藝術的普及，擠壓了傳統藝術存在的空間。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這種主流媒體的狂轟亂炸之下，我們的整個民族，現在都在“自覺自愿”地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追求現代化的文化。總之，如果一個民族自己不再喜歡自己的傳統藝術，而一位地追求現代化、追求西方的藝術，這一點才是最可怕的。

參考文獻：

[1]王仲殊.《物質文化概論》，載《考古通訊》，1956年，第1期

篇3

1 民族農耕文化類型

 

云南省地處中國西南邊陲，是個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國土總面積中，山地占總面積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壩少。同時，云南氣候類型多樣化，各族人民交錯立體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構成多樣性，分布有26種民族，是全國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斷的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過程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農耕文化，形成了很多優良的傳統倫理道德。相較于中原的農耕文化，云南復雜的地形地貌和多樣的氣候類型，為民族農耕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及其地域差異提供了基礎條件，使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也 呈現出多樣性，主要有三種類型。

 

1.1 山地農耕文化

 

云南山區的地形地貌特點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數民族中的絕大部分居住在山區和半山區，如基諾族、拉祜族、德昂族、獨龍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聰人等少數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區，植被生長及再生能力強，降雨充沛集中，動植物資源豐富，但是眾多的河流大多從山腳流過，很難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較缺乏，不適宜進行灌溉水田農耕，山地民族主要從事刀耕火種農業。刀耕火種是適應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充分考慮了生態環境因素的產物。刀耕火種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難甚至無法進行機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經過深翻深挖，進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會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傷害，以后轉入休耕，地表植被也喪失了恢復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護地表植被的恢復能力。刀耕火種有別于毀林開荒，在砍燒林地時，砍小留大，砍樹留根，雖然經過火的燒烤，一般不會傷及樹根，在耕地進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復，這也是這種耕作方式能否延續的前提條件。

 

1.2 梯田農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區地形地貌差異非常顯著，在山地，如果土質含沙量不大，能解決灌溉水源問題，很多山地民族從事山坡梯田灌溉農耕生產，如哈尼族、彝族、壯族、佤族等。依山勢開辟出階梯狀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處建蓄水池，梯田從山腳逐層升高，直達山頂，梯田農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區特殊的地形、氣候、植被以及水土資源等的立體性分布特征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與自然生態系統相適應的良性生態農業循環系統，是民族智慧的發明創造。梯田農耕是對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勢水流運送森林里的枯枝落葉，野獸的糞便等，它們是天然的肥料，這種施肥方式稱為“趕溝”，既可降低森林病蟲害又減少了火災發生幾率;人們把日常產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糞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漚爛成肥，引山泉沖擊水塘，順勢進入層層梯田的“沖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時處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農耕民族的傳統觀念里，對與農業相關的自然物及自然現象充滿崇敬，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節慶祭奠活動，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節等，自然崇拜客觀上有效的保護了梯田的命脈水源林。

 

1.3 壩區農耕文化

 

云南平壩地區占全省總面積的6%，壩子星羅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圍或群山環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壩子集中于滇東，云南較大的曲靖壩子與陸良壩子都分布在此。壩子地勢平坦，水利條件較好，一般土地肥沃，復種指數比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會發展程度相對更高的民族，如漢族、回族、白族，納西族等。自古以來，因西南地區有著特殊的國家戰略位置，帝王將相都將云南視為恒久保有的重要邊地，所以，壩區很早就與中原發達地區交流，在漢文化以及外來漢民族移民的影響下，壩區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灌溉水田的稻作農業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隨著中原王朝對云南經營范圍的不斷擴大和程度加深，先進的農耕觀念、生產技術、農具、工具的傳入，壩區逐漸向精耕細作的水田與固定旱地耕作發展。壩區的農耕文化與中原的農耕文化比較接近，農業生產水平在云南屬于比較高的地區，如西雙版納地區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術可以說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2 民族農耕文化中的倫理道德傳統

 

2.1 尊重自然生態環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的傳統倫理道德形成與他們所處的環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長期適應不同的自然生態環境，認識資源、獲取和利用資源的過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種文化，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山地民族的輪歇耕作方式;景邁山上布朗人將茶樹當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觀上起到了保護環境，保護資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雖然農藥和化肥能使糧食增產，但它導致水源的污染，農產品的污染，導致損害人體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過程中辛勤耕耘，使用農家肥，精耕細作，為保持農業生產的持久性，千方百計地保持土壤持續不斷的生產力上下功夫。這與其說是農業生產方式獨特，不如說是云南農耕文化中的傳統道德文化在現代農業中發揮了作用。盡管耕作方式差異甚大，但是就其農耕思想和生態適應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卻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產量而損害種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過各種儀式活動敬畏自然，客觀上達到了對生產與生活環境保護的目的，云南各民族傳統農耕文化中包含著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務實和堅韌的大山精神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地理環境因素對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規范，必然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國土面積的94%，少數民族中的絕大部分居住于山區和半山區，確實是一個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鍛造了人們堅韌、務實、不斷攀登的精神。無論是以山地農業為主的粗放農耕者，還是以水田農業為主的精耕細作者，在他們的農耕文化中，都具有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埋頭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農耕利用山區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氣候、植被立體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從山腳到山頂，依據不同的山勢修堤筑埂，坡緩地大則開大田，坡陡地小則墾小田，甚至溝邊坎下石縫處也開田，梯田大者有數畝，小者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萬畝，凡到過哈尼山寨的人，都會為哈尼人民的獨特創造而贊賞不已，顯示了各民族堅韌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農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勞勇敢，不懼艱險，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對自身和對整個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增強自信心，促進團結。

 

2.3 提倡勤儉至上，適度消費的發展觀

 

云南的農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態環境，崇敬自然，對自然界從來不是毫無節制的索取，而總是出于一種敬意來感謝大自然，這種依賴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們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義。在許多民族的神話、傳說和詩歌中，都勸導人們要節用，不僅以習俗的形式，甚至以神靈的名義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不要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懲罰，體現了云南少數民族的適度消費的發展觀，勤勞、儉樸的品質，歷來被看做一種美德。在當今社會，食物的驚人浪費與匱乏并存，工業文明創造出大量的物質財富同時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在面臨生態惡化、資源枯竭的威脅下，勤儉節約對于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仍然有著重要意義。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倡導的勤儉至上，適度消費的發展觀，對我們正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具有有益的啟示作用。

 

2.4 生產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適應復雜的生態環境過程中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時，各民族為彌補自己在生活用品、生產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無，形成了相互離不開的民族關系，如云南西雙版納平壩地區，種植水稻的傣族經常將稻米托運上山，與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換棉花、芝麻、茶葉等土特產及手工物品，農忙時節，山區德昂族下山到平壩地區幫助傣族耕種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賀，一家有困難，全寨子幫忙，德昂族結婚辦喜酒全寨子的人都來吃。云南民族節日活動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團結的價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長街宴、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跳菜等等現象都具有團結本民族、協調緩和人際間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具有的這種互助互惠的倫理道德傳統，對于保證人們的誠信、促進社會穩定和行為的和諧，其效果是十分明顯的，尤其是保障農業生產有序進行和促進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3 小結

 

篇4

一、農民工市民化政策設計的關鍵內容

如何理解“不完全的城鎮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年到2013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8%增至53.7%，城市人口從2.38億增至7.31億。按目前的統計口徑，只要在城鎮生活半年以上，就被統計為城鎮人口。但事實上，至少有約2.5億被統計為城市人口的農民工，不能享受與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在穩定就業、社會保障及其子女的就學、就業、就醫等諸多方面，存在種種障礙。在農民工集中的大城市，這種情況尤為突出，如果扣除這部分人，已公布的城鎮化率按保守估計將降低 15個百分點左右。

在中國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應當著眼于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完全城鎮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將“人”確立為城鎮化的核心，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在此基礎上把促進農民工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城鎮化建設首要任務。考慮到城市眾多的福利待遇都附著在城市的戶籍身份上，因而以戶籍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實質是通過進城農民工落戶來實現公共資源均等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戶口的轉換是形，公共資源的分享是實。要通過逐步增加和不斷完善農民工的公共資源，最終達到消除戶口待遇差別的目標。以農民工整體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推動農民工個人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也就是農民工在城市“有活干，有學上，有房住，有保障”。當農民工的公共服務逐項落到實處后，傳統戶籍制度的消亡，就像上世紀80年代糧票退出歷史舞臺，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因此“放開戶籍”和“放開福利”可以一體化進行，但并代表一體化進行是農民工市民化中的唯一選擇和必要條件，在戶籍政策已經基本放開的中小城市和城鎮，農民工可以通過轉為城鎮戶口為主，同時享有戶口所包含的系列公共服務項目；在眾多現階段還不能開發戶籍的大中城市，可以根據公共資源情況和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居住穩定性，給予相應的待遇和服務，并視經濟財政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逐步縮小與市民的差距，實現“放開戶籍”和“放開福利”并行。在北京、上海等開發密度已經較高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有所減弱的特大型都市區域，在優化整合現有城市格局基礎上推進城市戶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向農民工延伸和覆蓋，以“逐步放開福利”的途徑循序漸進的實現市民化進程。因而在不同特征的城市體系中多元化提供公共品成為促進城鄉勞動力要素發展一體化中非常關鍵的內容。

正是因為深刻認識到公共品供給在農民工市民化中的重要性，如何通過公共品的資源配置來匹配滿足農民工在空間和多元化的真實需求將成為政策設計中的關鍵內容。為使研究對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設計更有針對性和更具操作性，在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總體態勢和戰略取向上有三組問題需要更為深入認識和系統考量，即：人往哪里走？――把握農民工流動趨勢；成本有多高？――測算公共品標準化成本；錢從何處來？――拓展增量籌融資渠道。

二、難點問題一――把握農民工流動趨勢

尊重農民工的流動意愿和自主選擇權基礎上確定農民工的流動趨勢是相關公共品供給政策制定的前提，只有把握農民工在不同規模城市間的集聚流向才能針對性設計公共資源配置，形成合理城市體系結構。

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是跨地區人口流動的主體，也應當成為城市化形態選擇的主要參與者。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6261萬人，城鄉人口流動的相對自由性使得他們能更多根據自身預期或效用“用腳投票”選出自己愿意就業與居住的城市，無論是近幾年東部沿海地區頻繁出現的“用工荒”，還是生于1980年代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展現的高流動性和短工化的群體特征，無不體現出新時期農村勞動者在擇業自主性和流動選擇權的增強。隨著近年來制造業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擴散轉移，企業區位選擇的重新布局可能會帶來就業機會的轉移，那么作為生產環節中最為重要的勞動者這一要素是否也會在同期逐漸向地區轉移？他們在不同類型城市選擇時更愿意向大城市集聚還是向中小城市蔓延？流動趨向不同帶來的分布格局差異反映出人口流動的客觀現實和主觀意愿，而相關政策理應在充分認識這一勞動力遷移實際下因勢利導，相機抉擇，而不僅僅是按照理論知識或者西方經驗的盲目照搬。如果人口更多流向大城市而財政資源更多向中小城市傾斜，很可能造成中小城市財政資源的浪費和城市布局規劃目標的落空；如果人口逐步向中小城市擴散而國家投入仍然向大城市傾斜，那么業已存在差距的繼續拉大會形成對農民工逆向拉力，使農村人口再次向大城市集聚，而中小城市的發展受到財力和經濟要素的雙重制約而舉步維艱。因此掌握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趨勢是保證政府規劃和政策效果的基本前提。只有更好的把握農民工擇業流動的現象規律，才能準確定位農村遷移人口的分布趨勢，了解農民工區域選擇的真實需求，確定城鎮化改革最為迫切的目標區域，并針對性的制定對應城市形態下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所以研究進城農民工區位選擇和集聚趨勢是統籌城鎮發展中農村勞動力遷移制度探索的重要先決條件。

三、難點問題二――測算公共品標準化成本

農民工市民化過程，實質是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那么為農民工提供各項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綜合成本到底有多高？能否測算出全國范圍內標準可比的市場成本？掌握支付農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的財政支出規模是分析地方政府履行財政責任的先決條件。

當我們能夠更清晰判斷出勞動力遷移的基本態勢時，我們就能夠更有的放矢為中國未來城鄉統籌的路徑選擇提供政策建議，尤其是促進城鄉人口流動的公共資源配置方面。戶籍制度和共生的公共產品歧視性分配政策對城鄉統籌中權益分配和要素流動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它將城市居民和農村民眾在分享經濟發展和城市進步進程中分化為不同的利益主體，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雖然已經在城市就業，但是這些人口卻沒有同等享受城市公共產品的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平等就學和廉租房）。與戶籍相關的公共產品一方面維持了城鄉社會福利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抬高了城鄉人口自由流動的制度壁壘，從而成為制約城鄉一體化和勞動力遷移重要的現實障礙，理應成為當前模式下政策突破的主要著力點（陶然，徐志剛，2011）。而作為當地公共品的供給主體，城市政府對公共產品的資源配置在農民工變成市民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葉建亮，2006）。

然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考慮城市規模，財政負擔等多種情況下創造條件，首先需要掌握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測算農民工市民化的真實成本，顯化進城落戶配套公共品的真實價值，以往公共成本測算的研究已經有不少量化成果，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出以2010年貨幣價格計算，通過政府義務教育支出、醫療保險、民政部門社會保障支出、住房和城市管理費用為項目算出農民工的綜合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但是通過對其測算過程分析，我們認為在全面性和精確性方面還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首先，考慮到公共品是非市場交易的物品，其市場價值無法通過交易體現，如鋪設道路和公共交通設施、污水處理、圖書館和公園等文化休閑設施，這些項目理應構成城市公共產品供給的重要內容，但是并沒有在財政支出加總中體現，如何保證為農民工提供公共品項目計算中不遺漏不缺失？其次，各個地區政府公共品供給的能力和產出水平都是不同的，如北京上海的中小學教學質量和西部偏遠地區的教學質量存在著顯著差異，簡單的財政支出數據對比并無法準確反映城市間公共品的真實價值差異，如何能夠將這些城市的公共品在標準參照體系中統一表達？最后，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政府可以根據公共服務資源情況和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居住穩定性給予相應的待遇和服務，那就意味著不同的福利包和不同的成本水平，那么我們能否在上述基礎上測算出每一個公共品項目的市場成本，從而靈活疊加給出對應戶籍福利，基本公共服務等不同需求的多元公共品福利包成本水平？為了解決上述難題，隨著而來的思考是：不同城市整體公共品供給和單一項目對農民工體現的隱含市場價值能否量化測出？城市間公共品能否測算全國范圍內標準可比的市場成本？以上問題的回答有助于更好顯化城市公共品的市場價值，估測相關財政支出的規模水平，所以測算與戶籍相關的城市公共品市場價值將成為探索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財政決策關注的重點。

四、難點問題三――拓展增量籌融資渠道

考慮到2.3億農民工群體規模和相對有限財政轉移，流入地地方政府面臨較大財政壓力，除了理順各級政府財政職責外，能否通過設計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為農民工市民化拓展新的市場途徑？

定量分析與市民化改革匹配的公共品市場成本價值是系統性政策設計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何為實施改革拓展籌資融資渠道。農民工市民化的難點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財政激勵去切實推進戶籍制度的改革，作為外來勞動力吸納主體，很多城市存在著常住與流動人口的結構失衡，考慮到在目前統計的城鎮人口中，至少有2億多人并沒有城市戶口（陳錫文，2010），完全由城市政府承擔在農村人口轉移方面的財政支出責任，支出規模和財政壓力都是巨大的，而在財政利益上，很多地方政府認為外來人口創造的稅收已通過增值稅等方式被中央大部分拿走，如僅浙江省2011年對中央財政的貢獻達3000多億。地方政府沒有財政激勵去為外來農民工公共服務進行大規模財政支出。

在這種情況下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就是通過在城市中建立一個有效的融資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為流動人口構建覆蓋基本社會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安排的財政基礎。拿什么來交換城市政府的公共品福利包？落實到農村，能應對城市資本的核心籌碼就是擁有的土地資源，農村土地非農化過程中會產生可觀的增值收益，而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理應確保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享有較高的分配比例。如何結合各地市情，差異化的以農地調整中土地資源的增值收益權利交換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有可能為降低鄉村人口向城市完全遷移障礙，引導城鄉發展一體化重要提供財政保障。

實現農民工向市民角色轉型，是一個順應億萬農民工意愿和我國現代化建設要求的重大轉變。解決好農民工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也關系到工業化、城鎮化乃至整個現代化的健康發展，關系到從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轉變，關系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因而無論是決策者，還是研究者，都需要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義。當前各地區各部門將農民工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在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方面進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總的看，保護農民工分享城市公共資源的長效機制仍未形成，農民工被城市公共品覆蓋體系排斥的問題仍很突出，因此以農村人口進城就業并逐步定居為核心推進城鎮化的目標仍然任重道遠。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流動人口，公共品供給以及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這三方面問題具有非常緊密的關聯，需要一個整體思路來進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礎上給出系統、具操作性的解決方案。

參考文獻：

[1]陶然，徐志剛.城市化、農地制度與遷移人口社會保障――一個轉軌中發展的大國視角與政策選擇[J]. 經濟研究，2005（12）：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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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2）09－0033－02

云南地處中原文化、印度文化與東南亞文化的交融地帶，自古就是連接中國大陸與南亞次大陸的樞紐地區，獨特的自然條件與歷史積淀使云南文化獨樹一幟。作為中國最具民族特色的省份，云南應如何將自身優秀的民族文化更好地傳播給世界，成為了學者們的研究問題。如今將文化產業作為文化傳播與保護載體的觀念逐漸被社會所認可并接受，人們正在尋求更多、更具創意的手段來傳播與保護文化。所以，利用動漫產業來對云南民族文化進行傳播與保護的理念脫穎而出，并逐步地變為現實。

一 問題的提出

1．“十里不同俗”的云南民族文化呼喚更具創意性的傳播載體

云南擁有25個少數民族，各民族的文化風俗奇特，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聚居區域也往往會呈現出不同的風情特色。自21世紀初以來，一大批反映云南民族文化的作品走出了國門，《云南印象》《麗水金沙》等大量優秀作品不斷被創作出來。但是面對信息化與網絡化的發展格局，如何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傳播云南民族文化的問題擺在了人們的面前，“網絡使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視野由鄉村傳播向國際傳播轉變，這種轉變其實就是網絡給少數民族帶來的一種‘走出去’意識，這種網絡意識代表的是高速、高效的發展”，與傳統的傳播媒介相比，傳播受眾也在尋找著更具創意、更具視覺享受的傳播工具。借助動漫手段，通過動漫產業傳播云南民族文化的方式應運而生，并開始在現實社會中產生影響。

2．“云南動漫節”與《彩云南》的成功凸顯了動漫產業與民族文化結合的魅力

作為文化資源大省，云南已認識到民族文化資源所蘊含的巨大能量，并不斷開辟民族文化傳播的新途徑。從2006年至今，云南省先后舉辦了四次動漫節，云南動漫節最值得關注的元素就是云南民族原創動漫的展示。2009年，以“弘揚云南本土文化，發展民族動漫品牌”為理念，以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為創作背景打造的云南第一部動畫作品《彩云南》受到了國內動漫行業的廣泛認可，并獲得了一系列的國家大獎。云南首部動漫作品就有如此成就，不能不令人們發出這樣的感嘆：民族文化資源在動漫產業中蘊含的能量真的很大。

3．日韓動漫浪潮的席卷使國內動漫產業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

有人把動漫與藝伎、茶道、相撲并稱為日本四大國寶，動漫產業在為日本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把日本的文化與價值觀念傳播給了世界，并引領了世界范圍內的動漫時尚與潮流。面對異國文化借助動漫產業的沖擊，各國都不得不采取了抵御的態度與行動，中國亦是如此。中國動漫依靠剪紙、水墨、木偶等形式的展現曾在世界舞臺上大放異彩，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榮譽，但現代傳播手段的發展，使這些傳統的動漫形式優勢不再。要想與日、韓等動漫強國抗衡，必須以獨特的動漫內容取勝，而民族文化資源豐富的云南在動漫產業的發展上大有可為。阿詩瑪、五朵金花形象在過去名揚海內外，在動漫領域中這些故事的展現卻寥寥無幾，所以說云南的民族文化是中國動漫產業發展的全新亮點，也是抵御日、韓動漫產業沖擊的有力武器。

二 動漫產業在云南民族文化傳承中的重要作用

1．動漫產業的快速發展有利于云南民族文化的傳播

隨著信息時代與網絡時代的到來，不同地區文化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在所謂的文化多元發展的同時，卻又顯出了文化霸權的怪象。我們無法評定一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更加先進，但在影響力與控制力面前，我們不得不說那些所謂的“先進文化”確實傳播得更加深入人心。西方文化得以被廣泛接受，這不能不歸功于它的傳播渠道與傳播策略。“動漫產業建立在動漫文化的基礎上，與當代數字技術密切相關；它屬于文化產業，是創意產業的典型代表，也是娛樂產業的一部分；它以版權為核心贏利模式，動漫品牌的成功構建是其生命線；它需要資金、科技、知識、勞動的大量投入；它對未成年人和國家的文化安全有重要意義。”作為新興創意文化產業的代表，動漫產業在傳播云南民族文化方面有著巨大的作用。

動漫產業以動漫文化為基礎，人們在對其進行欣賞與享受的同時并不需要太多的語言要素。動漫文化的這種超語言性使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國籍、不同種族的人們都能欣賞到共同的視覺文化盛宴，這就是動漫產業在傳播民族文化時的特別之處。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少數民族文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借助動漫產業超語言、跨國籍的優勢，將云南民族文化向世界傳播的途徑完全可行可取，加快發展動漫產業，對云南民族文化的傳播必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2．動漫產業的健康發展有利于云南民族文化的保護

“文化產品與服務所具有的經濟屬性和意識形態性，使得一個國家的對外文化貿易，不僅具有經濟價值，而且具有傳播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樹立國家良好形象的價值。”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云南民族文化影響力的強大也就意味著中國軟實力的提升。云南民族文化借助動漫產業傳播，前提就是要求動漫產業的發展要在科學、健康的環境中進行。云南動漫產業要在積極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的同時，尋求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這樣才能發揮傳播與保護云南民族文化的作用，對于文化傳播過程中發生的錯誤也能及時避免或糾正。如在動漫產業從業人員的素質培養方面，增強其“云南意識”，提高本土文化素養與教育水平，可使云南民族文化更生動、原生態地展示給世界；從動漫作品的立意到影視創作，從紙制品出版到音像游戲的開發，從動漫音樂的制作到衍生品的市場運營……每一個環節都關系到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文化品牌的樹立，所以說，動漫產業對整個云南民族文化來說會起到很好的保護功能，在云南民族文化的經濟價值得到實現的同時，又為云南民族文化的弘揚提供多方面的保障。

此外，動漫產業的市場受眾主體是青少年，將云南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動漫作品中，可以使青少年，尤其是兒童從小就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使得民族觀念、民族意識與民族文化在年輕的群體中扎根，這無論對未來民族文化的傳播，或是對民族文化的保護來說，都是一種有效的措施。

三 動漫產業的傳播與保護云南民族文化策略

1．尋找動漫產業與民族文化的新結合點，提高民族文化傳播效果

第一，云南民族歷史文化與動漫內容相結合。云南民族歷史悠久，從秦漢時期鼎盛一時的古滇文明到名揚四海的南詔大理文化，無不為中華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加上云南自古與中原文化交流偏少，使得云南文化充滿神秘色彩。這些歷史背景與歷史傳說都可以成為動漫作品創作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這就是云南發展動漫產業的天然優勢之一，以這些神秘歷史為題材的作品存在著廣泛的市場需求。

第二，云南民族音樂文化與動漫音樂相結合。音樂是動漫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動漫音樂也是傳播民族文化的重要環節。將民族音樂融入到動漫作品中，可以增強民族動漫內容的感染力與文化氛圍，同時從文化傳播效果的角度看，當民族動漫作品傳播到海外的同時，動漫中的語言表達變成了國外的語言，但動漫背景音樂卻依然留在了作品之中，這對云南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播起著重大的作用。

第三，云南民俗文化與動漫場面相結合。潑水節、火把節、三月街等民族民俗活動通過動漫作品展示出來，輔之以動漫制作高新技術的應用，勢必會為喜愛動漫的人們帶來耳目一新的視覺上的沖擊，并能激發人們親身參與的熱情，生動的動漫宣傳也會以此帶動云南旅游業的興旺。以動漫產業帶動旅游業與其他產業的發展，對云南民族文化的傳播與云南民族經濟的發展來講是一舉多得的策略。

此外，云南民族中的服飾、飲食、建筑等文化都可以成為動漫作品中的主題元素，借助動漫產業來展現民族文化，既增強了云南民族動漫產業的競爭實力，更有益于云南民族文化的傳播效果。

2．創新動漫產業的市場運行機制，實現云南民族文化價值的最大化

第一，創新動漫產業的融資模式。云南的經濟實力并不雄厚，云南動漫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要注意從多種渠道獲取資金來源。可以借助動漫節的契機吸引東部與海外的投資，鼓勵更多的民間組織參與，并設立動漫產業基金；加強與金融機構合作；出售部分版權，以文化知識產權參股的形式融資等，通過多種渠道并存的籌措方式保證動漫產業的快速發展。在獲取資金的過程中，利用社會輿論的作用吸引社會的注意，從而喚起社會力量對民族動漫產業與民族文化的熱情與參與愿望。

第二，加大動漫產業中衍生品的開發力度。國際上動漫產業衍生品的經濟收益大約為動畫作品直接收益的3～9倍，由此可見動漫產業衍生品環節不能被忽視。美國迪斯尼公司在推出《米老鼠與唐老鴨》之后，打造了迪斯尼主題公園，一個世紀前的動漫形象至今仍然在吸收著源源不斷的鈔票。云南動漫產業衍生品的開發空間更為廣闊，民族物質文化眾多、民族主題公園遍布，這些都為衍生品的市場運作提供了基礎條件。在動漫衍生品的開發與運作中，人們對其的喜好也促進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傳播與保護，因為通過與這些動漫衍生品接觸的同時，人們也親身近距離地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

3．注重民族動漫人才的培養，確保云南民族文化傳播的原生態

培養具有云南民族文化素養的專業動漫人才是云南動漫產業得以持續發展的動力。在對云南動漫產業人才的培養方面，云南省的部分高校已開設了與動漫相關的專業，為云南動漫產業的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障，但需要指出的是，動漫產業的從業人員不僅從事著動漫作品創作的技術性工作，更承擔著民族文化的傳播與保護重任。這就要求動漫產業從業者還要具備民族文化素養與“云南意識”，“也就是傳播者具有的以云南為中心、以塑造云南形象為目的的信息傳播思想和觀念”，具有較高的民族文化的認知能力與感悟能力，確保云南民族文化在傳播與保護的過程中盡量避免因個人的主觀因素而導致傳播信息的失誤。如許多人對云南摩梭文化的認識就產生了誤解，認為它是母系氏族社會，甚至將其婚姻觀念理解為。如果文化的傳播者繼續以這樣的觀念去傳播摩梭文化，那么其傳播活動必會誤讀文化的本源、傷害民族感情。所以說對民族動漫人才的培養更應注重人文素質要求。

此外，政府組織、企業組織與民間組織的地區間與國際間交流也應該活躍起來，確保云南動漫產業更好、更快地發展，為云南民族文化的傳播與保護保駕護航。

4．營造動漫文化氛圍，提升云南民族文化的影響力

第一，做大、做強“云南動漫節”。“云南動漫節”是云南人自己的動漫文化盛會，經歷了三屆的發展，已在全國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面對國內東部地區的強勢競爭，“云南動漫節”主打云南民族品牌，以云南民族文化為本，依托面向東南亞橋頭堡的優勢，在本區域內樹立云南民族文化品牌與動漫品牌。“云南動漫節”初步成為了展現民族動漫活力的重要舞臺，云南民族文化借助動漫產業進行傳播與保護的方式進一步為人所熟知，通過集國內外優秀作品于展會，使云南動漫產業自身看到了差距與不足，所以“云南動漫節”必須突出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歸根到底就是大力發掘民族文化底蘊，弘揚云南民族文化，這也是其他一切競爭對手無法比擬的優勢，更是傳播與保護云南民族文化的絕佳時機。

第二，借助“云南動漫節”，營造云南民族動漫文化氛圍。“云南動漫節”在向國內外展示云南民族動漫的同時，還要讓云南人自己了解并喜愛民族動漫文化。放眼云南本土的動漫市場，各種圖書、音像制品中充斥著大量的非本土作品，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咎于本土動漫作品太少。通過云南本土近年來進行的各種cosplay大賽、動漫衍生品展銷與漫畫創作大賽來看，動漫群體的整體喜好偏向日韓、歐美動漫文化。云南民族動漫產業要想長遠地、可持續地發展，必須在本土環境中營造濃厚的民族動漫文化氛圍，激發本土人們對民族動漫的熱情與興趣，這樣才能保證民族動漫產業生存土壤的養料充足；營造強烈的民族動漫文化氛圍，才能帶動本土動漫產業的發展，促進云南民族文化的傳播與保護，進一步弘揚優秀的云南民族文化。

參考文獻

［1］陳峻俊.淺析網絡時代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新特點［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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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閩南社會生活在文獻上呈現了本土敘述與西方敘述兩種論述架構的交互映照，其中西方敘述以西方人通過在地觀察和空間移動對晚清閩南社會的描寫，為研究晚清閩南社會提供獨特的歷史鏡像。麥嘉湖的《竹樹腳》（Beside the Bamboo）為此類文獻代表作，該書沒有延續浪漫東方想象，而是以其獨特視角寫出晚清閩南的社會生活與歷史風貌。

《竹浣擰紡殼吧形粗形囊氡境靄妗W髡唄蠹魏（John MacGowan），1866年來廈門傳教，并長期生活在廈門。作者熟悉閩南民俗風情，出版了《廈門方言中英詞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Dialect）、《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China）等。《竹樹腳》于1914年在英國出版。書名來源于其傳教教堂所在地廈門竹樹腳禮拜堂（現廈門竹樹堂）。竹樹腳是閩南話，意思為竹子旁邊。作者通過個人視角切入晚清閩南社會經濟和民俗風情，主要通過以下幾個層面來論述：

首先，對晚清閩南封閉性社會逐漸開放進行論述。作者提到：“數百年以來，他們都不曾允許來自其他國度的人們將目光探進他們的前庭，或是一瞥后院風光。而如今他們敞開大門，對英國人投以歡迎的微笑。”接著作者描述當時廈門商貿。廈門港“是中國沿海最為繁忙的地區之一，來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在這里停靠，場面壯觀”。既有來自英國利物浦的大輪船，一邊卸下貨物，一邊裝載一箱箱的茶葉；也有飄揚著星條旗的大型郵輪，把在這里裝載的水仙花球運往舊金山，送往美國千家萬戶。同時，還有擠滿了苦力的船只，將他們送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檳城。上岸后，作者寫道“我們想象著規模如此之大的城鎮，必然有一條通街大道，卻只看到一家家凌亂散布的店鋪”。后來經人指點，才知道“幾英尺外一塊宛如狹窄的泰晤士隧道的空地”就是“城里的主路，幾家最高級的店鋪和最賺錢的商號也在其中”。“我們跟隨者川流不息的人群走入這條街道，幾分鐘后，就感受到了東方的魅力。我們緩緩前行，飽覽沿途奇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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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8-111-02

同志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每位高校工作者的重要責任，是大學生全面發展的客觀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而實踐教學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就閩南地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開發問題進行探討。

一、閩南文化蘊涵著豐富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學資源

閩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兼容閩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的，多元的、具有鮮明區域特色的文化。作為傳統文化,它是人類文明的產物,盡管其中尚存不足之處,但蘊含著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豐富資源。具體如下：

1.開拓精神。敢于吃螃蟹，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是閩南文化中最有價值的精神之一。古有宋元時期，閩南人大規模出洋貿易；明清海禁時期，閩南人敢于冒禁下海。今有20世紀80年代初期閩南人率先與我國臺灣商人進行海上貿易。即使在“”時期，全國各地正在大割“資本主義尾巴”,而閩南的晉江人卻敢于冒險犯禁,開設“地下工廠”做生意。如今，閩南商人勇于競爭的精神促使他們成為福建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形成一系列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僅以鞋業為例，晉江每年生產的運動鞋數量超過50億雙，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運動鞋生產基地。閩南人以其面海的自然優勢，甘冒風濤之險，置生死于度外，向海洋發展，錘煉出勇于競爭、敢于冒險的開拓精神。

2.拼搏精神“愛拼敢贏”是閩南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閩南民間自古就有“少年不打拼，老來無名聲”的說法，特別是閩南商人更是崇尚“寧做雞頭，不當鳳尾”的思想。而要做“雞頭”就不能隨大流，必須獨辟蹊徑，拼搏進取。因而，“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成了閩南人拼搏進取精神的現實寫照；“辦企業就要當老板”就成了閩南人的價值取向。自古到今，閩南人懷著“愛拼才會贏”的堅定信念，把封閉的邊海變為開放的窗口，把閩南文化中最值得弘揚的的拼搏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省外投資創業的福建人超過250萬人，其中，僅閩南的泉州一地就達70多萬人。

3.開放精神。閩南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一直與漫長的移民歷史和海外交流史結合在一起。閩南移民可以分為比較集中的兩個階段，一是自西晉開始，久經戰亂的中原人“衣冠南渡”大舉南遷；二是自明朝以后數百年間，閩南人“過番”南下東南亞。長年闖蕩異域，艱難謀生和見多識廣，塑造了閩南人胸襟廣闊、自強不息的豪放性格。同時，閩南背靠大陸，面向大洋，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各國、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在這一地區和諧共處。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下形成了以中原華夏文明為主體，以儒學為核心而帶有濃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統，塑造了閩南文化兼容、開放的精神。

4.務實理念。閩南地區地瘠民稠，生存空間狹小，再加移民環境，致使閩南人更加崇尚務實的創業理念。這也就是明清以來相當部分閩南人冒險漂洋過海到東南亞，以謀取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原因所在。精明務實的創業精神，培育了閩南人無所畏懼的性格，歷史上閩南人就以敢作敢為而著稱，締造了許多奇跡，以致巨賈輩出。若以世界華人富豪榜所列資產1億美元以上者統計，閩南籍和來自閩南文化圈范圍者（臺灣、廣東潮汕地區）約占2/3。改革開放以來，閩南人精明務實的創業精神再次得到充分激發，并取得巨大的成就。僅以泉州為例，改革開放之前，泉州地區是福建經濟最落后的地區之一，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泉州現在已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經濟總量連續10年居福建省首位，約占全省1/4。2010年，泉州全市地區生產總值達3564.76億元，人均GDP已達6000美元。同時2009―2010年泉州人均收入在全國城市人均收入排名第24位，達12699元。

5.“祖根”意識。閩南文化崇源重本、格守傳統。不管是西晉開始的中原人大舉南遷，還是明清時期閩南人遠渡重洋南下東南亞，閩南先民闖蕩異域，艱難謀生，思鄉念土，塑造出強烈的“祖根”意識。在共同的血緣、心理、文化和精神的基礎上，能把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廣義的閩南人凝聚在一起，養成強烈的群體意識，這種強烈的“祖根”意識和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是維系閩臺區域關系的“粘合劑”，是閩南文化向心力的大眾心理基礎，對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基本形態

所謂課程資源，是指形成課程的要素來源以及實施課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條件。閩南文化是指閩南地區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結合體，包括一定的行為規范、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念、理想目標、地域心態等。它是我們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寶貴資源。這一資源具體可分為以下四類：

1.物質文化資源。所謂物質文化資源，是指閩南文化形象的外在表現,主要包括閩南地區的自然景觀、人工環境和生產、生活用品中的文化因素等。例如，閩南大地分布著眾多的文物古跡，這些文物古跡即使是處于宏大歷史背景之中，也與閩南當地人民的生活和當地的歷史有著密切的聯系，具有地方意義，它們是閩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實踐教學課程的重要資源。又如，閩南大地擁有大量富涵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態、文化生態資源，各風景區還伴有美妙動人的神話傳說，或名人軼事趣聞，這些都是開展愛國愛鄉實踐教學活動的重要資源。再如，閩南是一個歷史和文化積累非常深厚的地區,各種博物館星羅棋布，而博物館正是學校教育難得的寶貴資源，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穩定基地。還有，閩南村落建筑是中原士民進人閩南后逐漸形成的，具有特定基質的社區基層組織基本形態，具有血緣性、聚居性、穩定性的特點，并代代相傳至今，是“祖根”理念的物質載體，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實踐場所。

2.傳統風俗文化資源。所謂傳統風俗文化資源，是指閩南民眾的生活習慣，如婚葬嫁娶、節日慶典、飲食起居、社交往來等地方傳統。這是當地人民在長期生活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以某種方式固定下來的生活經驗的凝結。例如，閩南人具有聚族而居的傳統風俗。閩南人90%以上是北方移民，他們既受背井離鄉、顛沛流離之苦，又受國內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的雙重侵害。當他們到達新墾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鄉而居的形式，以應付新的環境，穩固自己已經占有的生存空間，拓展本家族、鄉族的社會勢力。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一風俗促進了早期閩南文明的開發和進步。到明清時期，閩南人遠渡重洋到東南亞謀生，身在異國他鄉，他們又聚族而居，扎下根來，并將在海外的贏利回報故鄉的同時，為故鄉帶來了南洋文化。所以，閩南人歷來愛國愛鄉，涌現出許多動人典范，這些都是我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寶貴資源。

3.精神文化資源。所謂精神文化資源，是指閩南地區民眾在長期共同生產、生活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念、心理傾向和道德標準，它是閩南人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其表現形式為民眾價值觀經過提煉高度概括出來的口號、歌曲、象征性符號等。例如，從某種意義上講，《愛拼才會贏》這首家喻戶曉的閩南歌曲，正是閩南人“愛拼敢贏”文化精神的寫照。縱觀歷史，閩南先民正是在這種精神支撐下，開疆拓土，遠渡重洋；橫看當今，閩南人正是在這精神鼓舞下，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團結協作、開拓進取，開創閩南經濟發展的新紀元。

4.活動文化資源。所謂活動文化資源。是指閩南民眾在豐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具體工作、生活、文娛、學習等行為活動中體現出來的文化。它是民眾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種具有地方特色的娛樂方式、生產方式和鍛煉方式。閩南活動文化方式種類繁多，其中很多不僅具有娛樂價值和生產價值，而且還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以泉州為例，作為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享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國著名僑鄉”、“木偶之鄉”、“南音之都”、“多元文化寶庫”之美譽。不僅富有星羅棋布的靜態文化，而且擁有豐富多彩的動態文化，二者完美地形成了泉州歷史文化、宗教文化、“海絲”文化、華僑文化、泉臺文化、戲曲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茶文化、石文化、瓷文化等諸多元素。這些都是我們開展實踐教學活動的豐厚素材。

三、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開發的行為模式

1.完善閩南文化資源開發的系統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是以不同的形態分散于社會各個角落，具有多重屬性，正常情況下,它們分屬于不同部門管理。因此，對其進行開發利用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必須做到：

首先，閩南地方政府應制定當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資源建設的指導性意見。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資源的需求分析為基礎,對閩南文化資源開發力量進行整體部署。在充分調動高校、教師等在該課程教學資源開發和利用中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同時,擴大社會各界特別是閩南文化資源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教育參與力量，激勵更多方面的積極因素，協同該課程實踐教學資源的開發。

其次，高校必須面向社會宣傳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的重要意義，以取得相關部門和單位的廣泛支持與合作。通過宣傳和溝通，使閩南文化資源所有者和管理部門與學校形成共識，達成協議，共建實踐教學基地，明確各自的職責，為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正常開展奠定基礎。

再次，高校必須充分挖掘開發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地域特色人才。所謂地域特色人才，是指閩南地區那些在知識、技能、社會資源、人脈等方面有教育影響力的人士。其構成主要有：黨政機關相關人士、閩南文化專家、企業界人士、離退休干部和學生家長。他們身上聚集著各種不同的資源和潛力，是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開發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必須提升自身閩南文化素質。由于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開發最終是要落到課程執教者身上，所以，教師的閩南文化素質直接關系到實踐教學資源開發的質量。針對高校教師來自全國各地，相當一部分教師來自非閩南地區，由于地域文化的差異，其閩南文化積淀先天不足，這為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開發帶來了諸多不便，因此通過各種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閩南文化素質勢在必行。

2.探索閩南文化資源開發的新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程，我們必須始終堅持創新思維，努力探索一條充分發揮大學生主動性和積極性，以最大限度實現閩南文化資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子。具體模式如下：

第一，體驗式實踐教學模式。所謂體驗式實踐教學模式，就是組織學生走出校門參觀諸如中國閩臺緣博物館、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華僑博物館、鄭成功陵園、施瑯紀念館、李贄紀念館等閩南文化保護區的各種物質文化資源，讓學生去親身感知和體驗閩南文化精神，以獲得思想道德升華的模式。這種實踐教學模式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深受學生歡迎，能收到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探索式實踐教學模式。所謂探索式實踐教學模式，也就是引進來的教學模式。一是邀請閩南文化專家到校為學生作有關閩南文化的專題報告。二是將閩南物質文化資源、傳統風俗文化資源、活動文化資源引入課堂，引導學生探索所蘊涵的閩南精神文化。以此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這種實踐教學模式，一方面有助于豐富課堂教學內容，加深學生對閩南文化所含思想政治教學資源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發揮校園文化的作用，培養學生學術探索能力，挖掘閩南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第三，創作式實踐教學模式。所謂創作式實踐教學模式，特指引導音樂、美術、建筑、創意等相關專業學生，對閩南物質文化、傳統風俗文化、精神文化、活動文化進行傳承、創作和創意的模式。在創作過程中使學生深刻理解、領悟閩南文化精神的內涵，實現閩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這種實踐教學模式深受相關專業學生的歡迎，對學生的影響也具更直接的效果。但這模式通常只適用于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和學業基礎的大學生，而且還應得到專業教師的支持。

第四，娛樂式實踐教學模式。所謂娛樂式實踐教學模式，指結合閩南文化進校園活動，引導學生欣賞閩南傳統風俗文化和活動文化，從中提升對閩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感悟，以達到寓教于樂目的的模式。如，引導學生觀看高甲戲、梨園戲等。又如，利用節日活動組織學生開展課本劇演出和南音欣賞會等，這種實踐模式的優點在于受眾面廣、參與性好、感染力強。但必須得到宣傳、藝術、演出等部門的協助和支持，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本文為2010年福建省教育廳思政課教學研究專項課題《挖掘閩南文化寶貴資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JAI0393S]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黃國波.閩南文化的思想內涵及其當代價值.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08（5）

2.莊國土.閩南人文精神特點初探.東南學術，1999（6）

3.李燕.試論社區課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12）

4.李康平.論紅色資源在思想政治理論課運用的價值與路徑.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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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1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0)10-0134-02

一、閩南話的由來與傳播

閩南話是漢語方言中很重要的一種方言,它與漢語的其他方言比較,可以說是歷史最久,時間最長,文化積淀最深的一種方言,所以閩南話又被人稱為語言的“活化石”。那閩南話是什么語言呢?“有人說是‘福佬話’也有人說是‘貉獠話’。它是閩南、臺灣等地傳承文化的語言,在祖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長河中,閩南話所蘊含的意義在于我們的先祖在面對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語言改革,仍然堅持完整地保留兩漢時代的古漢音,也就是中原標準音。[1]

二、與普通話相比,閩南話有其自身的特點

(一)閩南話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語音

普通話幾經改變,成為了現代漢語,它已經放棄了很多古音,但是閩南話卻還是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語音。比如普通話“咖啡”的“啡”,閩南話是bi,b就是古音的保留。從古書上的一些音注里也可以看出今天普通話里有f的字,在閩南話里大量念成b或p的音,比如“吠”閩南話中讀bui,“負”讀pnai,“富”讀成bu 。還有普通話的卷舌音zh、 ch 、sh,在閩南話里有一部分會讀成d或t 。換句話說,其實在閩南話發音中是沒有平翹舌之分的,所以這也是閩南人在說普通話的時候,經常會出現的語音錯誤。比如“佇”閩南話讀“du” ,“遲”閩南話讀di ,這在普通話里都是zh 、ch 的音,我們現在還保留d 、t 的讀音,這也是古音的保留。還有“月亮”的“月”,閩南話讀gguat ,gg是古音,大概是上古的音,一直保留到中古,到元朝以后才消失,而閩南話還保留著這個音。連gguat里的at是代表上古時ggua這個音的一個重要讀音現在依然還保留著。由于閩南話保留了很多古音,所以很多研究閩南話的學者都說閩南話是古音的化石,當然其他方言也有,只不過沒有閩南話這么多、這么系統。

(二)一字多音

而一字多音則是閩南話的另一大特點。“閩南話歷史悠久,它是我們中原的漢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北方來到福建,帶來不同時期的讀音,所以閩南話就成為不同時期漢語讀音的大匯合,其中有些音是古音,有一些音是唐朝的音,有一些音是宋朝的音,有些音是現代的音,這樣匯合起來,一個字就讀很多音。所以普通話的讀音,只有“陰陽上去”四個讀音,而閩南話卻有“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8個讀音。

比如成功的“成”,普通話就一個讀音cheng,呈報的“呈”、呈文的“呈”、呈請的“呈”,通通都念 cheng 。而閩南話卻有3個讀音,呈報的“呈”讀ting,呈文的“呈”讀dnia,“呈請”的“呈”讀tnia。據統計,漢語常用字有3500字,其中有1800字閩南話都是有2個或2個以上讀音。有的讀音屬于文讀音,有的是白讀音,因為有這么多的讀音,構成閩南話的音韻特別豐富,光韻母就有80幾個,聲調有8個,音節2300多個,表達音非常豐富。所以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閩南話保留文白讀音的系統是漢語所有方言無法比擬的,這也是閩南話的特點。

(三)變音很多

普通話中雖然也有很多多音字,但是在單字所對應的詞匯當中,是有其固定的讀音的,但是閩南話中單字是一種讀法,詞又是一種讀法,比如“天理”連起來讀,“天”字就要變音,“這種變調在閩南話里相當豐富,這就是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語音匯合的層次的變化,構成閩南話一個豐富的語音和詞匯系統。” [2]

(四)閩南話的一些語法也保留了古漢語的構詞特點

普通話播音講究語法語序,一般是“主語+介詞或者動詞+謂語+形容詞+賓語”,而閩南話就保留一些古漢語構詞特點,會出現在古文中常見的“倒置”的現象,這也是閩南話的特點。比如:“我比你大”,閩南話是“我較大你”。閩南話在造詞、語音、語法等方面與其他方言及普通話相比較,有很多是普通話和其他方言所沒有的,這是閩南話的一個特殊之處。正因為如此,許多人認為閩南話比外語更難懂難學,甚至有人將幾種方言作比較,最后閩南話入圍了“十大難學的方言”中的三甲。而且普通話有很多詞是口音詞,是從口發音的,而閩南話有些詞是口和鼻子同時發音的,這也是許多外地人認為閩南話與眾不同的地方 ,光鼻韻母就有幾十個,這是普通話所沒有的,入聲字也沒有的,所以閩南話語音很豐富。

三、從普通話播音看閩南話播音的特殊之處

那么是不是說閩南話播音與普通話播音就完全不一樣了呢?其實不然。因為閩南話播音與普通話播音一樣是用聲音傳遞情感、傳播知識,是一門播音主持藝術。“在播音中主持人依然是節目的核心,他需要有一定語言表達能力,有采訪、評述能力且思維敏捷,有一定創造性的節目錦上添花,相反會使節目黯然失色。而且在播音時必須做到‘有搞錦上添花,無稿出口成章’。”[3]這些都是與普通話播音相通的地方,但是作為特殊的方言節目不同的是,由于受眾群的不同,在主持的語言和風格上,閩南話播音又有其特殊的地方。正是由于閩南話自身諸多有別于普通話的特點,從而也會讓播音員在播音時遇到一些困難。

(一)方言的萎縮

如今,全國上下都在大力倡導普通話。鋪天蓋地的普通話對于閩南話的傳承造成了很大的無可避免的沖擊,壓縮了方言使用空間,而閩南話往往只是家庭日常范疇上的用語,更缺乏古代府城官方的正音。由此導致方言的不斷錯亂和式微甚至斷層,年輕一代的閩南人甚至有許多不會說閩南話的。而一些古老通俗的諺語詞匯更是失傳,只能從一些老人那里得知,這對于播音員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因為閩南話播音與普通話一樣需要“字正腔圓”,一些詞匯如果說得不對,或者是夾雜了普通話的發音就會導致節目質量下降。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閩南話和普通話一樣都有字典,但是發音和拼讀卻完全是兩碼事,如“波浪”中的“波”字普通話中的拼音為“bo”,但是在閩南話的字典中它的注音為“ph”,閩南話采用的是羅馬拼音,有一整套特殊的拼讀法,沒有系統的學習,閩南話的字典就無從下手,無法拼讀。而且在敘述時要更貼切地使用“文”、“白”讀法,講究通俗易懂。如 “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時,“黃連”讀如“honglian”,實際應讀為nglhi。雖“黃連”讀作honglianbok,但作為中藥應讀作“hia”;又如“細膩貓踏破瓦,細膩查某走過社”,“瓦”讀為“碗”(wa),實應讀為“hia”。前指方音色彩,在“數尾”讀如“suma”且提醒不是“數碼”,其實,應讀作“siaubak”;而談到“尾巴”不如用“尾溜”、“煞尾”或者“后尾”更通俗些。

(二)播音的難點

方言節目存在著再譯的問題,也就是說要巧妙地用口語化的方言準確表達節目的內容,不僅要生動,而且應該貼切易懂。這就類似于普通話播音的“說新聞”,只是閩南話的再譯更為通俗罷了。在普通話看來有時候是一句簡單的話,在閩南話表達中就不那么簡單了。舉個例子,如“我們制定國家法”,這句話中的“我們”一詞在閩南話中有兩種表達方式,一是用“wen”,二是用“lan”,就這句話來理解這個“阮”,其所指的是中國大陸,而“lan”所指的卻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巨大的差別,如果運用的不貼切就容易造成大差錯,誤導聽眾,使其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另外,備稿并不是簡單的讀順句子或者查字音讀法,而應該充分理解吃透稿件內容。

(三)發音用詞標準的統一

在閩南話播音當中是以廈門話作為標準音的。其原因是因為泉州腔的閩南話語音聲調較輕,一些發音更傾向于古音,一些詞匯也是局限于泉州地區使用,與如今漸漸發生變化的閩南話有了一些不同,而相較于語音聲調較重的漳州腔閩南話也有了很多不一樣,雖然在臺灣地區有70%左右的臺胞祖籍都在泉州,但是由于長時間的混居,他們的語言也發生了些許變化。而廈門腔閩南話較之泉漳兩地的閩南話,其發音聲調居中,不輕不重,且其語言面貌能讓閩南地區各地的民眾都聽得懂,所以,在播音中來自閩南各地區的播音員都要盡量克服“九腔十八調”向廈門音靠攏。而且有些話語是漳泉兩地特有的語言,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能理解它的。例如:“是誰啊?”這樣一句簡單的話語,在泉州口中是“si xiong a”,而在漳州人口中它是“xi zua a ”,不僅兩地人互相不明白彼此的意思,在廈門人聽來,一個說的是“熊”(音同),一個說的是“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按廈門音讀為“ si xiang a ”這樣就可以讓所有聽眾都聽得懂了。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所有非廈門人的播音員都盡力向廈門音靠。所以這就需要通過與頻道里的其他播音員多交流表達出彼此間的方言存在的差異,并經常交流各自對某一個詞語的讀音,來達到發音用詞的標準和統一。

播音主持是一門講究實踐的學科,在學習理論知識的前提幫助下,多多的實踐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實踐中要做一個有心人,除了不斷加強鍛煉自己的基本功外,同樣重要的是向前輩學習,特別是在遇到自己從未接觸過的播音領域,而且最關鍵的是要正視自己的弱點與不足才能有進步。最后用一位前輩的話結束我的論文――“一個再好的節目、再好的主持人都難免有點瑕疵,但是瑕不掩瑜,節目才能真正受到歡迎”。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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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動閩南

閩南地區地處東南，歷史淵源悠久，文化沉積多樣，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國古代文化印跡，又有“大陸性”農耕中國非常罕見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漢語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業傳統、戲曲音樂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豐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可以說，如果有眾多學者致力于此，閩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為國內地區文化研究中最有生發力的種類之一。然而，因為眾所周知的政治隔離，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屬行政區劃之一的臺灣，一躍成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點；而因為先后幾次文化變故，本來深受閩南文化影響的臺灣，也成為一個五方雜處、潛流暗涌的文化復合體。國內研究界由此逐漸出現了一批專事臺灣研究的學者，以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和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等專門研究機構為核心，形成了臺灣研究這個頗具熱度的專業。與此同時，閩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閩臺文化研究這個題目所包容了，閩南文化研究從母體的地位跌落，反而經常成為附屬臺灣研究的一個子課題。這樣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閩南文化的基質紋理，也往往難以深入地了解閩南文化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存在，對于閩南文化的解釋只能是膚淺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區文化研究的厚實與敦誠。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則是我所見的最貼近閩南、扎根閩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歡》一書中，戴冠青教授坦陳自己的研究緣起于“對閩南文化的熱愛”，并試圖“在‘荊棘叢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條新路”，于是其花費了十年時間，選取了閩南民間故事這個文化沉積最為豐厚的角度進發，以歷史傳說與現實存在兩個維度交互印證，來破解閩南文化的魅力密碼。在研究過程中，戴冠青教授本著窮盡材料的原則，閱讀了數量龐大的閩南民間故事材料。這些書籍大多屬于民間故事系列，民間語言往往比較粗糙，條理性也不可能很強。而戴冠青教授這個出身文藝學、以“美”為本業、視文學語言為生命的作家協會主席，要潛心默志、埋頭閱讀這些民間故事，倘若沒有強烈的本土之愛支撐著，那還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說還要在對這些民間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礎上，尋其統緒，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對其進行分門別類，區隔定讞，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認真的態度，在《想象的狂歡》等論著中，我們可以時時看到作者操控著各種閩南民間故事、閩南地區文獻、閩臺風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無間，行有余力，讓人不禁慨嘆于作者對于所研究對象“窮究本源”的治學態度。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陳益源教授在為《想象的狂歡》一書作序言的時候，談到閱讀本書的“一連串奇妙的景況”，“過去幾個月內，仿佛無論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歡》書里相關的篇章就會出現，如影隨形”，并且慨嘆“閩南民間故事實在太豐富了，豐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發現它們的無所不在，并且透過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這種景況的出現，顯然不是憑空而出，其實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實而厚博的實證。

閩南文化的另一種暸望

閩南文化研究方面，經幾十年積累，產生了不少論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從閩南民間故事入手研究閩南文化，并把閩南民間故事作為閩南文化鏡像進行觀照，這個角度很新鮮，也很有針對性，目前還很少人做過。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較好地把細部研究和總體觀照結合起來，我認為其專著因此成為目前從一個獨特角度對閩南文化進行總體把握的別開生面的論著。

從早期的單篇論文開始，到最近的專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閩南文化研究逐步構建出一個非常嚴整的體系。《想象的狂歡》提出“文化想象與族群記憶”，既提出了“閩南民間故事是閩南地區民眾根據閩南社會生活情狀想象、創作出來并通過口頭講述的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或傳說”，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積淀了“閩南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豐富的“族群記憶”，以此兩種概念出發，提綱挈領。書中從各個角度各個方向對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解讀——內中其實不僅僅局限于民間故事，而且融匯了地理、歷史、氣候、俗語、戲曲等各種文化因素，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解讀，可以說，就是一部關于閩南文化生態的整體研究史。

在章節內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夠做到事無巨細、窮發抉微卻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閩南民間故事的藝術形象”一章中，有一個十分獨特的部分是介紹朱熹原型的民間想象，作者列舉分析了《文昌魚的傳說》、《對天祝詞顯報應》、《計除惡僧》、《葬大林谷鎮蟹精》等民間傳說，注意到了閩南民間傳說中的朱熹在閩南民眾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強大、斬邪除妖的正義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廬山、鉛山一帶的朱熹卻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書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礎上，聯系閩南地區歷史，詳盡地闡述了閩南文化中民眾崇儒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形成。

溫婉的理論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閩南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優勢在于其文藝學出身的理論背景，與其他做民間文學或者地區文化研究的學者相比，出身文藝學的她，在操持各種理論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在《想象的狂歡》一書中，隨處可見厚實的理論沉積。女性主義理論、列維-布留爾的神話學理論、弗萊的《批評的解剖》、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等合適合用的理論與觀點不斷被用來與研究對象相互印證、互相激發，使得本書在理論深度方面得到了極好的延伸。在“閩南民間故事的敘事特征”一文中，作者還參照普羅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一書，實際操作了一番，以敘事學理論分析閩南民間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閩南民間故事后，作者依據敘事功能的理論進行分析，概括出了幾種敘事模式：（1）揚善懲惡式；（2）以智抗敵式；（3）自強不息式；（4）知恩必報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體的模式研究中，提取歸納出幾種重要的敘事功能加以分析，這樣就化繁為簡，對數量繁多的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較好的歸納分類，有利于作者駕馭龐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從總體的歷史源流與文化心理方面對這些民間故事進行總結。這一點，恰恰也是做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者們普遍比較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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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泉州民營企業文化形成

（一）經營歷程對泉州民營企業文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泉州民營企業家從實際出發，大膽探索、勇于開拓、艱苦創業，突破舊生產模式，借助僑胞的外來基金開始嘗試創業，在實踐中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發展經濟的新路子。80年代的家庭作坊到90年代的家族型企業和合資企業是那個時代最明顯的企業特征，泉州民營企業興旺的時期卻是從90年代的合資創業時間開始。民營企業是80年代比膽識，90年代比技術，跨世紀的泉州民營企業家為應對入世，如創業一樣務實：聽專家論壇、外出“取經”、聘請企業顧問，不斷充實自己的知識。而質量體系的建立，是泉州民營企業發展的又一次進步，建立質量體系，是推動品牌的創新。從企業發展歷程看，泉州民營企業抓住改革開發的大好時機，以閩南特有的“愛拼敢贏”精神，利用廉價的人力成本優勢和地理優勢，憑借敏銳的市場直覺，運籌帷握，迅速搶占市場，可以說品牌的推動和創新是泉州民營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

（二）閩南文化對泉州民營企業文化的影響

泉州市地處福建省東南部,臺灣海峽西岸，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在這里經過長期的相生相長、交匯融合，形成了泉州人敢冒風險、勇于拼博、重商務實和開放的人文精神。泉州地方文化特征之一：富有冒險進取精神。從明清時的冒禁出海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沿海貿易，處處都體現了閩南人“鋌而走險”的人文特點。今天，“敢拼會贏”成為泉州人重商與務實逐利精神。閩南文化是多種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復合體，在這種文化系統影響下，閩南商人艱苦奮斗、吃苦耐勞、勇于拼搏、熱愛家鄉、熱心奉獻、團結和睦等精神，這些都是是閩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閩南文化的尚義精神對泉州民營企業企業文化也有一定的影響，閩南人只要家庭有收入，只要經濟獲得發展，他們就想做些好事，以此揚名，如鋪橋修路、修建學堂、扶危濟困、修宮建廟等。

（三）企業家素質對泉州民營企業文化的影響

早期的泉州民營企業家總體文化水平低，企業主要從事傳統性行業，由于管理理念、制度建設、人力資源開發等制約，導致企業雖大但難以達到現代化大型企業的要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競爭環境的日益加劇，家族企業家們開始認識到了傳統家庭觀念和落后思想的消極影響，逐步形成了大家風范意識。有些人誤解泉州民營企業缺乏現代企業文化，其實只要有企業就有企業文化。新世紀以來，泉州民營企業家已經意識到自身文化素質低將局限企業發展，并開始注重知識的深造。許多企業家不但攻讀MBA，還帶動企業員工參加學習，組織相關培訓提高員工的整體素質。泉州市政府實行的“二次創業”和“二元制”教育其實就是對企業文化的思想引導，政府出錢，派人進企業開展特種工種等培訓，就是把企業文化正確地、更好地引導進企業里。

（四）家族式企業對泉州民營企業文化的影響

家族企業是泉州早期民營企業的組織形態，由親朋好友共同集資而興辦起來，這種基于血緣、親緣或情感紐帶的聯合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一種天然無形的凝聚力，充分調動和發揮企業全體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增加過程中，傳統的家族式經營管理對企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日減，內在弊端不斷顯露。家族企業由于在管理上任人唯親，管理決策上情大于法，對外交往采取特殊主義等，當這種決策方式的弊病凸顯，企業管理便開始缺乏效率，最終將給企業帶來災難。家族企業管理方式往往使制度虛設，最終使企業的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企業文化無法開展。因此企業不但必須在研發、生產和營銷等一系列環節中堅持科學和現代化的運作模式，而且必須推進企業文化建設，完善管理體制、用人機制。

二、泉州民營企業文化特征

（一）勇于拼搏，敢為天下

先泉州民營企業起步發展較早，是改革開發初期市場經濟的產物，而企業的發展擴展大多是企業的內在自發行為，自發性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的地域文化的痕跡。泉州人多為晉人后裔，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鑒于晉人“衣冠南遷”的艱辛創業史，素來就有“愛拼敢贏”的風骨，深具海洋文化特有的冒險精神，形成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泉州民營企業文化，這種“勇于拼搏，敢為天下先”文化精神在泉州諸多民營企業主中得以彰顯。在泉州民營企業發展的早期，泉州人追求財富敢于冒險，開拓進取愛拼敢贏，民營經濟在改革開發后得以快速發展，涌現出大量的成功的民營企業。這種“勇于拼搏，敢為天下”先地域文化為企業提供了文化資源和內在沖動，成功地促成民營企業快速成長。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地域文化中落后因素，如自我中心意識、法律意識淡薄等在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逐漸顯露出其局限性。

（二）講究實效，注重功利

性受閩南海洋文化的影響，泉州民營企業家開創企業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改革開發初期，這點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很容易實現，激發經營者的潛力和創造力，實現了資本積累，使民營經濟迅速崛起。但是過分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導致眼光短淺和貪圖小利，這嚴重阻礙了企業上臺階、上規模。這點在泉州民營企業發展的后期更為顯現。講究實效性固然無可非議，但是過分追求實效，使得企業缺乏長遠戰略目標，決策短視目標模糊不清，難以真正做大做強。而一些民營企業雖然制定企業長期發展規劃，但真正按規劃貫徹執行僅為少數。“講究實效，注重功利性”傾向促使泉州民營企業將業務范圍局限在“投資少、見效快”等行業。

（三）血濃于水，講究倫理性

在改革開發的初期，泉州民營企業大多以家族式企業的方式快速發展。沒有什么能比“血濃于水”這句話更適合于解釋民營企業發展初期的那種簡單而又具有凝聚力的企業文化了。以血緣所凝聚起來的企業，往往富有情緣，企業管理中更為注重鄉親、熟人等的感情聯絡。據統計，泉州民營企業大多存在家族式的管理的組織模式，這是泉州民營企業文化最顯著特征之一。這種家族式企業所形成的企業文化，在企業早期的成長發展中提供了土壤和養分，產生過積極的作用。但是，當泉州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其創業初期所憑借的文化資源，開始轉化為消極因素妨礙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其產生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對家族外的人不放心、聘請優秀人才但有職無權、職能部門有事不敢決斷等等問題和矛盾，這樣的案例數不勝數。故在泉州民營企業說面臨的更為廣闊的市場時，對家族企業所出現文化排擠便難以避免。

三、泉州民營企業文化的發展建議

（一）企業家素質提高與觀念創新

“企業文化即老板文化”是民營企業的典型縮影。大量研究都顯示，企業家素質對企業文化有直接影響。泉州民營企業的文化發展也需要通過企業家自身轉變來實現。轉變企業家的觀念，就是將企業文化定位到經營理念、企業精神和企業形象上。企業家既要掌握現代企業的管理知識，吸收優秀管理經驗，制定國際化發展目標。避免企業管理中的短期狹隘的功利主義，將企業定位在長期發展目標，真正將民營企業家成功的“無形資產”建設成為特殊的企業文化。因此，企業家的自身素質對企業的影響是最為直接的。

（二）企業文化中核心競爭力培養

從國內外成功企業成功案例來看，“文化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民營企業文化建設中企業價值觀的形成是一種群體心理積淀過程，需要時間并不斷強化。歸根結底，現代企業間核心競爭力就是是人才，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人本意識。所以，要構筑員工發展平臺，在制度建設上，獎懲機制上，人文關懷上，重視、尊重、理解、關心員工。只有這樣，寓教育于企業經營的日常管理中，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價值觀、目標和信念，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打造一支優秀的員工隊伍。

（三）企業制度與文化創新

企業制度發揮發揮需要企業文化的輔助，但企業文化功能的有效發揮也需要依托與企業制度。在加強企業文化建設上，重視制度文化建設是泉州民營企業發展中重中之重。一是建立重視和體現企業員工共同的價值觀的企業制度，二是，讓企業價值觀成為員工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加強企業制度建設，推動制度創新，實現企業管理者、企業員工、企業工作環境三者相互關聯和制約，用制度建設來強化和體現企業文化的精髓。用開放企業管理模式實現柔性管理，用現代企業制度來淡化家族色彩，實現新時期泉州民營企業文化管理轉型。例如：安踏在發展過程中，注重團隊、供應商、經銷商、合作伙伴在制度管理方面匹配。讓供應商的發展水平與公司的發展相匹配、從流通批發的“坐商”轉軌為商和專賣店的“行商”模式、聘請國際一流的廣告公司開展品牌營銷、和國際知名人力資源公司合作建設人力資源體系、采用全方位質量監控體系等，系統化、制度化管理是確保安踏企業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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