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演變過程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學的演變過程，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研究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娛樂安全”等的“商品或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最古老、最基礎的學科領域。

經濟學的研究可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主要研究消費者和生產者，主要是效用、生產成本、利潤的問題，消費者的效用如何最大化，生產者利潤如何最大化，強調了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的重要性。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宏觀經濟現象與經濟政策，即研究國民收入、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這些問題，以及如何搭配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實現經濟平穩運行。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專業重要的專業主干課程之一。該課程主要講述西方經濟學說產生、發展和不斷演變的歷史過程。通過學習該課程，可以加強學生經濟學理論功底，有助于提高學生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時為學生學好其他專業課奠定重要理論基礎。筆者結合自己多年教學感受，總結了學習課程后對學生的益處，與同行共勉。

1 通過經濟學說史學習，加深學生對經濟理論的理解

財經院校的大學生都是通過學習“西方經濟學”課程，開始接觸經濟學，但在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反映是“經濟學”充滿了高等數學，不是晦澀難懂的均衡計算就是復雜多變的圖形，大部分的學生對此課程都有“想學但難學”的感覺。即使是所謂學的好的學生，也只局限與對圖形的掌握和計算題的解題而已。對于經濟學的真正意義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學生難以理解和體會的，使得學生頭腦中的經濟學只停留在“紙上談兵”而已，這就失去了我們學習經濟學的真正作用。

而經濟學說史課程，講述的是經濟學說從無到有的發展演變過程，通過不同歷史階段展現，產生了不同經濟學說并影響當代經濟的發展。學生通過對經濟學說史學習，可以深刻感受到經濟理論存在的重要作用和意義，同時跳出固有模型和慣性思維的影響，站在一個比較高的視點加深理解以前所學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知識，從而得到新啟示，使經濟學學習與時代相結合，落實到現實經濟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2 對不同學說的客觀評價、理解，可以提高學生思辨能力

在學習西方經濟學過程中，大多使用國內教材。為了能夠較系統的介紹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國內出版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主流經濟學理論為主，也就是說講述的是一種看法和思路。隨著近年來教學計劃調整和課時壓縮，教師在有限課堂時間里講述大綱考試的相關內容都緊張，根本沒有時間去介紹其他的理論。這樣很容易讓學生產生誤解，認為經濟學只有所學的一家之言。而學說史的學習就可以彌補這個缺陷，通過介紹不同時期不同的經濟理論，讓學生看到經濟理論之間的差異和繼承以及不斷發展、演變，思考為什么某人理論能夠成為主流，為什么若干年前的支流后來又變為主流學說，背后形成和推動的原因是什么。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在對經濟學說不斷演變分析中就會逐漸提高學生思辨能力，在學習中不斷成長，成為一個不只會考試做題，關鍵是有思想和思辨能力的大學生。

3 從學說演變的歷史進程中體會經濟理論運用對國家經濟發展和變革的重要性

經濟理論是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雖然通過歷代經濟學家努力和奮斗，現代經濟學已經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但是在大學教學中，由于教學體制和課時限制，學生很難在課堂上體會到自己所學的經濟理論到底對經濟發展能起多大作用。而在經濟學說史課程講述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經濟學說的時代背景分析，通過結合當時歷史現實，討論理論產生的根基和成為主流后對現實經濟的影響。如經濟學說史上著名的“三次革命和三次綜合”對于經濟學走向現代成為社會科學殿堂的“明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理論的正確運用可以促進各國經濟發展，德國歷史學派、美國新制度經濟學派、英國劍橋學派等經濟學家的理論，不但對本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同時通過經濟理論變革也為促進全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雖然國內的教材中對此介紹相對較少，但國外經濟學說史的教材卻敘述內容多而且面廣。因為任何時期經濟學說產生都是時代縮影和需要，其內容是與歷史背景不可分割的，所以把時代背景介紹與經濟學家理論結合起來講解，有助于學生深入理解理論體系，同時體會經濟學說的歷史性、階級性和政治性，理解所謂“純粹經濟學”的欺騙性。在經濟學教學中經常講“為什么學習西方經濟學”，但學生卻不能夠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體會到“西學中用”目的是有選擇的，甚至有很多人會被西方表面宣傳所迷惑，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好選擇。而如果從經濟學說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待此問題，就可不辨而勝，讓學生感受到學習該課程重要性和實用性，改變固有的“歷史無用論”的想法，同時可以激發思考的主動性。

4 有利于學生對不同課程內容的鏈接，融會貫通提高學習綜合能力

不管什么專業對于在校大學生，每天都穿梭于各個教室之間，聽著不同老師在講述著不同的課程。所以在學生腦中所學的各個課程只是大學知識結構中若干個點而已，至于不同點應該擺放在哪里，各個點之間有什么聯系他們并未思考過或能夠得出清晰構圖。這正是造成社會所說大學生“高分低能”的一個重要原因。“高分”是表明學生在校把所學課程即各個點掌握的很清楚，“低能”是因為其腦中只是零散“點”的堆積，而不能形成一個有形、有用的“網”去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這正是現在大學教學的一個弊端。大學中開設的有些課程只是強調理論性，而沒有教會學生如何使用知識。同時各個專業課程都是“各自為政”，針對某個問題任課老師只講本課程理論和觀點，而現實中任何問題都絕不是只用一門課程知識就能解決的，所以要求有綜合應用所學各門課程的能力，而這正是學生所缺乏的，也是在現有學校考核制度下所不能衡量的“高分低能”就不奇怪了。所以如何去構建這個“網”既要學生自己主動學習，也要借助于老師在課堂上思路引導和勾畫線條，幫助學生在學習中提高知識運用的綜合能力。而經濟學說的發展是現實經濟現象的濃縮，是眾多歷史原因的綜合物，演變中涉及宏觀、微觀經濟學，金融學、財政學、福利經濟學等各課程內容，所以在講解某經濟學的理論時經常會涉及到不同專業領域課程，如斯密的理論，既有宏微觀的理論，還有國際貿易、稅收、財政、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識，這些理論成為不同的點，圍繞“國家財富如何增長”這個中心，以“經濟自由”為主導的思路構建出了斯密的《國富論》的全部內容，同時也成為經濟學永遠追隨的主題和方向，這種情況在許多經濟學家理論中都會有所體現，教師就可以與學生已學課程情況結合，提供一個新視角去理解學過的理論，搭建起貫通各個課程的思路，讓學生體會到對同一個問題不同課程是如何尋找解決之路的，哪些是現實中可行的或效果更好的，通過分析、梳理理論脈絡，鍛煉學生知識的綜合應用同時增強解決現實問題能力。只有不斷的加深理解變為自己的知識達到“融會”，才有可能去“貫通”，把各個點鏈接起來構建實體的專業知識結構，在現實經濟生活和工作中解決問題，成為有文憑也有水平的大學生，成為企業和社會歡迎的人才。

篇3

《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它研究經濟學說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學習本課程，能明了西方經濟學說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了解今天流行的西方經濟理論和政策的來龍去脈，從而加深對它們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總結過去經濟學說的發展，吸收以往經濟研究中的科學成果和經驗教訓，創立適應現代要求的新的經濟學說，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可見，該課程的開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但從我國各高校該課程的教學實際來看，大多數學生反映該課程學習存在困難，學習缺乏興趣，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本文擬從《經濟學說史》課程本身的特點出發，提出提高教學效果的建議。

一、《經濟學說史》課程的特點

1.歷史跨度大，涉及人物多

《經濟學說史》課程內容涵蓋了自古希臘古羅馬時期起至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說止的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年代跨過幾十個世紀，涉及眾多的經濟學派和經濟學家。

2.經濟理論繁雜

《經濟學說史》課程以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派的主要經濟思想和理論為主要學習內容。其中包括重商主義學派、重農主義學派、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空想社會主義學派、經濟學派、邊際效用學派、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多個不同的經濟學派，經濟理論繁雜。

3.歷史性強、階級性突出

經濟學說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和演變的，各個時期的經濟學說，無一不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現實的某種反映，都帶有時代的烙印和特征。所以，經濟學說是具有歷史性的。

自從奴隸社會以來的人類社會都是階級社會，在階級社會里，社會分裂為經濟利益對立的不同階級。由于經濟學說研究的對象直接涉及到各個階級的經濟利益，所以，在階級社會中，各種經濟學說和經濟理論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二、提高《經濟學說史》課程教學效果的建議

1.精心組織教學內容

第一，編制“經濟學分段表”，梳理教學內容。目前我國的《經濟學說史》教材不少，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篇幅大，內容龐雜。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陷入大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中，搞不清先后，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點，嚴重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在課堂教學中，為了提高教學效果，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梳理，通過編制“經濟學分段表”， 把重要人物、重要觀點、重要事件納入其中，使學生對經濟學說的發展脈絡有清晰的認識。

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筆者把經濟學說的演變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前古典經濟學階段，包括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濟思想，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以及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第二階段是古典經濟學階段，包括從18世紀下半期亞當斯密經濟學，經過19世紀初期李嘉圖和薩伊等人的經濟學，直到19世紀中期的約翰．穆勒的經濟學，他們是產業革命前夕到第一次產業革命完成和初期發展階段，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第三階段是新古典經濟學階段，包括始于19世紀70年代初期的邊際革命，到該世紀90年代出現的馬歇爾經濟學，這種經濟學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末期。第四階段是當代經濟學階段，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出現，標志著這個階段的開始。

第二，遵循“以一為主，聯系背景，平行兼顧”原則，介紹經濟學派。在西方經濟學發展歷史中，經濟學派層出不窮，這些經濟學派存續時間長短不一，影響力大小不同，代表人物眾寡懸殊。但事實證明，無論哪個學派，其各個成員的觀點雖基本一致，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須遵循“以一為主，聯系背景，平行兼顧”的原則，才能使學生對這一學派全面了解并且印象深刻，記憶持久。所謂“以一為主”就是找出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對他的經濟學說作重點介紹；“聯系背景”就是在認識這一經濟學派的時候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平行兼顧”就是在了解主要代表人物的經濟學說的基礎上兼顧介紹其他經濟學家的學說，并把它們與主要代表人物的經濟學說比較著講，對他們的理論的繼承和批判關系進行分析。

第三，綜合運用“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階級分析法”，對經濟學說和經濟學家作出客觀評價。經濟學說的產生和發展總是跟經濟學家們所處的歷史條件緊密相關，一定的歷史條件賦予當時的經濟學家進行理論研究的任務，也為他們的經濟學說打上歷史的烙印。因此，我們在評價經濟學說時，要運用歷史分析法，把當時的歷史條件聯系起來考察，才能對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而運用經濟分析法則要求我們在評價每一個歷史人物或他的經濟思想時要跟他的社會經濟根源聯系起來。另外，由于經濟學說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因此，在評價經濟學說時，還要運用階級分析法，要看他是代表什么階級說話的，在這個階級的立場上，他的理論有沒有合理的地方。綜合地運用這三種方法，才能對經濟學說和經濟學家作出客觀的評價。

2.采用多種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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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學作為應對“大蕭條”的產物，于20世紀40年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與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密不可分。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演進依賴于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同時又充實了后者的理論框架。從某種意義上概括來講，宏觀計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演進過程，是從簡約式到結構式的演變過程。與之大致相對應的發展階段則為傳統計量經濟學和現代計量經濟學，前者概率結構已知、參數未知且具有穩定性，后者則概率結構和參數未知、不穩定。

在貨幣政策研究領域中，早期西方學者采用傳統的Cowles Commission模型以及倫敦學派模型（LSE模型）。這些模型在運用中存在諸多缺陷，如缺乏經濟理論基礎、無法用于政策評估和預測等等。針對傳統的宏觀計量模型的缺陷，學者們提出了優化的模型予以彌補。Sims（1980，1986）先后提出了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模型），并率先將SVAR模型運用于宏觀經濟學領域。隨后Bernanke（1986）、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并運用于宏觀經濟學（尤其是貨幣政策）領域的研究中。

一、 計量模型的演變

1. 傳統的Cowles Commission 模型。作為傳統的用以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計量方法， Cowles Commission模型旨在量化分析經濟體系中外生變量對內生變量的影響。如在研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貨幣政策制定者所能控制的變量，即各類貨幣政策工具，被看作是外生變量；各類宏觀經濟變量，即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被看作是內生變量。

模型表達式：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動態模型表示為：

AYt-1Mt-1=C1（L）Yt-1Mt-1+C2（L）（Mt）+?著Yt?著Mt

其中，Y代表宏觀經濟指標向量，為內生變量；M代表貨幣政策指標，由貨幣政策制定者和經濟體系的交互關系決定，為外生變量；M代表貨幣政策變量的子矩陣，為貨幣政策制定者直接并完全控制的變量。一般而言，模型設定條件為rankRi（D1|D2...|Dn）=n-1。

模型的缺陷：20世紀70年代，學者們發現采用Cowles Commission 模型進行宏觀經濟模型設定，無法很好的解釋經濟指標數據，無法體現經濟學理論，也不關注模型的統計結構，對于政策評估和預測的實際意義也不大。

為了彌補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這些缺陷，計量學理論界相繼出現了多種計量方法，包括LSE模型（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pproach），VAR模型，SVAR模型以及跨期最優真實經濟周期模型（Interemporal Optimization-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2. 倫敦學派模型（ LSE模型）。LSE模型采用簡化式，對數據進行一般化推導。來自Lucas and Sims的批評，認為LSE模型的數據擬合度較差，與經濟理論相脫節，且仍未能涉及到經濟政策評估。以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為例，在LSE模型中，考慮到將貨幣供給作為外生變量以研究貨幣政策傳導。基于跨期最優理論，理性的經濟主體會作出最優化的選擇，這也使得沒有經濟變量是完全的外生變量（Sims，1980）。在貨幣當局將貨幣供給作為達到宏觀經濟目標的操作工具時，貨幣供給不僅反映了產出和通脹，同時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由于假設貨幣供給是外生變量，LSE模型忽略了變量之間的交互關系。

篇5

經濟史學又分為經濟史實和經濟史學通論兩部分。經濟史實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經濟生活發展演變的過程，而經濟史學通論的研究對象則是人類經濟生活發展演變的規律。這里的經濟史實就是人們通常說的“經濟史”，是經濟史學科的主體。而關于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歧實際上也主要是關于經濟史研究對象的分歧。在關于經濟史研究對象這一重大問題上，趙德馨(1992)指出，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橫向上，寬到經濟全領域(即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及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包括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包括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縱向上，長到歷史全過程，包括整個的經濟的全部歷史(但這里的歷史指學科對象意義的歷史，而非絕對時間意義上的歷史)。筆者感覺，趙德馨對于經濟史學的定義系統而全面的概括了經濟史學科的研究對象。二是源于學者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理解存在分歧。長期以來，經濟史一直被認為是處于經濟學和歷史學兩大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但學界對于這一觀點卻有著諸多不同認識。吳承明(2005)說:“我們說經濟史是一門交叉學科。其實沒有這個學科。搞經濟史的不是學歷史出身，就是學經濟出身。這就很自然地形成兩個學派:學歷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證，學經濟出身的重視理論分析。”高德步(2000)更進一步指出，這一提法是學科劃分上的誤解，認為經濟史學是一個邊緣學科是錯誤的。趙德馨(1999)則說:人們常常把經濟史學稱為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當然無可非議。但從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學科屬性看，有經濟學科的經濟史與歷史學科的經濟史，就此而言，稱經濟史學為“跨學科的學科”更為貼切。

二、加強經濟學理論

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不難看出，雖然經濟史與經濟學當前是兩門獨立的學科，但從經濟史學的性質和歷史來看，它與經濟學緊密相聯，密不可分。因此，加強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不僅是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要求，更是遵循經濟學發展歷史規律的要求。為探討這一問題，需先簡要闡述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的研究方法對于學術研究至關重要。對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論述，實際上也就是探討怎樣研究經濟史學的問題。怎樣研究經濟史學，主要取決于該學科的研究對象及其性質。對此，不少學者已發表過相關論述。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方法是兩個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吳承明在主張“史無定法”的同時，強調經濟史研究者既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根柢。他認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歷史學又是研究經濟學的最好的方法。”“實證主義，包括考證是經濟史研究中不可須臾或離的研究方法。”顯而易見，吳承明雖然主張“史無定法”，但更強調經濟史研究中歷史實證主義方法的運用。這與他關于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認識是一脈相承的。熊彼特(1996)認為:“歷史的研究在經濟分析史方面不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歷史學方法被一些學者首當其沖作為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趙德馨提出:“史有定法。當我們說‘史無定法’時，絕不是說經濟史學沒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問題對經濟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認為，“經濟史在本質上是一門經濟學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須是經濟學的方法。”不難看出，他雖亦反復論述經濟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正確地總結經驗，揭示規律，抽象出經濟理論。”但更強調經濟學方法的運用以及經濟學與歷史學方法的融合。也許這是趙德馨一向被學界認為是屬于“經濟學的經濟史”陣營的原因所在。很顯然，雖然學者均強調經濟史研究中歷史學和經濟學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側重。由于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不同認識，導致了關于研究方法認識的差異。當然，反過來講，也許正是由于對經濟史學研究方法的認識不同，才使人們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認識出現差異。再來看經濟史研究前途樂觀之美國。經濟史在美國的境遇能夠改觀的關鍵在于，學者把計量經濟學、統計學、數學模型等引進了經濟史研究，使經濟史研究擺脫了傳統的以文史取向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國的經濟史研究者要么是經濟學出身，要么是歷史學出身。故而經濟史常常圍繞兩種方法打轉，即以美國為主導的計量經濟史和以英國為中心的強調歷史學與社會學方法的經濟史。中國的傳統史學研究者不喜歡做計量分析。而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雖然是學經濟的人，但在經濟史研究中也沒有運用太多的經濟學方法。經濟史學家趙德馨曾說，他畢業于財經學院，并長期在財經學院教學，也沒有學到多少經濟學方法。從整體而言，中國的經濟史工作者，對歷史學方法比對經濟學方法知道得多一些，運用得好一些。

三、培養經濟史學思維方式

在強調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的同時，多學科思維方式的融合對于經濟史學研究至關重要。吳承明指出，除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外，經濟史研究要廣泛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心理學引入經濟史研究。然而，現行教育體制與科學研究體制不利于這種融合，也不利于學生經濟史思維方式的養成。為了培養學生的經濟史思維方式，這需要老師在教學方面下功夫。比如，趙德馨在帶經濟史專業研究生時，一方面努力創造多種學科思維方式融合的環境與氛圍;另一方面則明確地提出轉變思維方式的任務，引導學生按照以下目標補缺門:從經濟學科來的，補上歷史學知識與思維方式;從歷史學科來的，補上經濟學知識與思維方式。504在經濟史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國經濟史學的開拓者與前輩都是實現經濟學與歷史學思維方式融合、具有經濟史學思維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湯象龍、方顯廷、傅筑夫、嚴中平、陳振漢、汪敬虞、吳承明、彭澤益、張仲禮、谷霽光、傅衣凌、何茲全、張蔭麟、李埏等。學科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決定思維方式，而學識素養則是養成思維方式的基礎。故而經濟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強經濟學理論修養，而且決不能忽視歷史知識的積累。如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所彭南生在養成經濟史學思維方式這一點上，就做的比較成功。他在華中師范大學獲得歷史學本、碩學位后，又跟隨趙德馨先生學習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的相關知識。趙德馨希望他留心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及與之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在已有的歷史學知識與思維方式的基礎上加上經濟學知識與思維，并使二者融合為一，從而實現思維方式的轉變，養成經濟史學思維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論文獲2000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這與其思維方式的轉變是分不開的。

篇6

種種跡象，顯示出經濟學分析對于危機應對與控制、解釋與預測的能力日漸式微。構成現代經濟學解釋力的邏輯基礎，似乎正在經受沖擊和考驗。理論反思與邏輯重構成為經濟學專業領域亟需解決的矛盾。

如何看待當前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現實困境，本刊人物記者專訪了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

Q&A

Q=NBW特約記者 康子冉

A=向松祚

Q 2008年金融危機后，許多機構皆預言全球經濟將很快復蘇，回歸正常增長。各國皆采取龐大財政刺激和多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強勁持續的經濟復蘇卻至今沒有變成現實。你認為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

A 我認為，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由于全球經濟患上的許多根本性頑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難以產生預期效果。其一、財政政策黔驢技窮。各國政府債務規模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日益惡化。目前，財政赤字和債臺高筑已經是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共患的頑癥。

其二、貨幣政策效果銳減。各國貨幣政策長期維持“零利率”和量化寬松，卻無法刺激經濟快速復蘇。經濟理論業已闡明，一旦經濟陷入衰退負循環、不確定性籠罩全局，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萎靡疲弱，貨幣政策就難以奏效。

其三、資產負債表衰退導致私人消費和投資持續萎靡。金融海嘯已經過去4年多，發達國家個人和家庭的“去杠桿化”過程卻遠未結束，個人和家庭對信貸的需求要么持續下降，要么持續低迷。

其四、銀行金融體系“去杠桿化”遠未完成。與政府、家庭、個人一樣，發達國家的銀行金融體系同樣深陷資產負債表衰退和去杠桿化過程，信貸供給不足亦嚴重制約經濟復蘇。

總而言之，我們對歐債危機、美債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的嚴峻性和長期性估計不足，對全球經濟去杠桿化、債務通縮、資產負債表通縮、虛擬經濟一實體經濟嚴重背離的嚴峻性和長期性估計不足。

Q 金融危機的不斷演變和深化，正在改變人類的經濟思想。對此，你提到過需要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想法？

A 從經驗來看，每一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都刺激人們去重新審查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經濟學者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經濟學者會到處宣揚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然而當金融體系轟然崩潰，經濟體系陷入危機，經濟增長急劇放緩和衰退，失業人口迅速飆升，社會矛盾不斷惡化之時，經濟學者卻突然變得束手無策，他們往往會慌不擇路地試圖為自己找到逃避的借口。

Q 決定論和機械論塑造了經濟學的基本性格，認為人類社會演變有一個確定的方向，我們就能夠推測人類行為結果、推測經濟趨勢。但經濟形勢為何總是不可預測？

A 這種觀點宣稱，人類經濟體系演化有一個確定的方向，我們一定能夠準確推測人類行為之結果。事實上，許多經濟學者也喜歡以“預言家”自居。同時數學模型完全支配了經濟學，哲學、歷史和人文思考退居其次，甚至被完全漠視。

而這種數學化的決定論和機械論思維，慢慢演變成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有效市場學說，它們將市場描繪成為一架精巧的機器，總是可以自動邁向完美均衡，給人類創造出最大的福利。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有效市場假說是過去半個世紀西方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直接催生了貨幣信貸擴張、資產價格泡沫、全球經濟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機。

Q 經濟學和所有一切學問，無不深受科學方法論的影響。能否通過科學思維來為經濟學指明方向？

A 西方科學世界觀的核心就是決定論、機械論或命定論，這已成為西方學術界的共識。而我們也看到，經濟學和幾乎所有社會科學命題，皆源自這些基本信念。這些基本信念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決定天地萬物或宇宙演變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適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學界，包括經濟學都始終強調自然定律的普適性和永恒性，認為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圖式和普遍真理。

雖然一些新的理論的發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決定論的信念。然而，樂觀情緒總是反復出現，這都給經濟學的發展帶來了一些困惑。

Q 人性自私被譽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但你認為這一說法漠視了自私導致人類災難的可能性和多種途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想法？危害主要體現在什么地方？

A 經濟學邏輯方法的決定論、機械論和均衡論，追根溯源，則是源于人性自私論。人性自私假說是西方先哲對人類行為的最基本公設，也是經濟學的最后基礎。人的自私欲望無限和自然資源有限之間構成難解難分之矛盾和沖突。經濟學被認為是為了解決這個特殊矛盾而產生的。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證明，毫無約束的自由競爭并沒有象斯密宣稱的那樣，可以促進社會的最大利益。相反，毫無約束的人性自私和自由競爭可以造成巨大災難。

Q 在這種人性自私所造成的誤導和危害與保障私有產權之間如何達成平衡？從而達到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目的。

A 原則上來講，人性自私能夠創造出無限多樣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反過來又制約自私行為的結果。一個良好的制度可以讓自私行為盡可能朝著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的方向邁進，一個糟糕的制度則可能誘使或迫使自私行為危害社會。

而如何設計制度和機制，以便促使自私行為創造最大社會利益，是經濟學200多年來的核心課題。通過實踐證明，私有產權制度是人類迄今為止能夠找到的最有可能最大限度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安排，是產權和交易費用學說的主要貢獻，其他各種制度和機制，都會導致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Q 一個現實的問題：經濟預測如此困難，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和機構熱衷于預測各種經濟數據？如果經濟不可預測，這些研究機構還有存在的意義嗎？

A 從最本質意義上說，人類經濟體系是一個不可預測的動態體系，我們沒有能力預測經濟體系的演化和突變。經濟活動演化和突變過程甚至無規律可循。

不幸的是，經濟學者從來不愿意正視這個簡單事實，他們機械照搬“牛頓思維模式”，完全漠視了人類經濟體系是一個復雜、動態、演化的非線性體系。

就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擁有大量的經濟學家跟蹤、觀察、分析和預測全球經濟，但卻沒能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提出任何預警，當然更談不上準確推測。

Q 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貨幣供應量和通脹之間并沒有精確的規律。你認為貨幣供應量和通脹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相互如何影響？

A 我認為，貨幣數量論（MV=PY）并非如弗里德曼所斷言，是經濟體系最穩定的因果關系。只有假設人們具備完全信息和完美知識、不確定性完全不存在之時，貨幣數量論才是一個完全確定的因果關系，貨幣中性學說才完全成立。

然而，人類不可能具備完美信息和完全知識，不確定性才是生活的常態。不確定性則往往導致人類經濟體系的非理，乃至突發神經，陷入“流動性陷阱”。一旦陷入流動性陷阱，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則完全顛倒過來。貨幣供應量越多，物價水平越低，通縮越嚴重。名義利率一降再降，甚至降為名義負利率，通脹亦不見蹤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量化寬松之后的全球經濟，就是典型的流動性陷阱。

流動性陷阱和名義負利率的根源，就是人們的預期和信心突然發生劇烈變化。未來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導致人們的風險偏好極度保守，極度厭惡和擔憂風險。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面，真理的普遍性和確定性，是屬于人們的主觀態度和心理預期。

Q 在世界經濟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國國內經濟也出現一些變化，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內外部環境變化，會出現哪些不利因素？怎么才能改變？

A 我們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判斷很容易出現偏差。有四個方面估計不足：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嚴重性和長期性估計不足；對中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減弱的嚴重性和長期性估計不足；對歐債危機、美債問題和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和二次衰退的嚴峻性和長期性估計不足；對全球去杠桿化、債務一通縮、資產負債表通縮、虛擬經濟一實體經濟背離的嚴峻性和長期性估計不足。

我們亦沒有充分認識到，2012年經濟增速顯著放緩再次給我們敲響警鐘，過去持續快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了。憑借人口紅利、環境紅利和資源紅利的快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增長依靠投資，投資依靠信貸，信貸依靠貨幣擴張的粗放模式不可持續；依賴出口快速增長的外向模式不可持續；低水平競爭和產能過度擴張的山寨模式不可持續。對我國經濟而言，投資者信心不足或許是我國經濟金融面臨的最大困難。以股市為例，此前股市持續不振的主要原因不是市場流動性不足，也不是企業利潤明顯下降（盡管是重要原因），而是投資者對未來經濟前景的信心不足。

因此如何消除不確定性，提振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確屬當務之急。

篇7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篇8

當然也有一些困擾我們的問題：這樣的支柱曾經在前面若干年表現出發展熱度非常高，住房均價一路往上走，當時的感受是“越調越熱，越調越漲”，但怎么會在前面一年多的時間里，一下子轉向了？我們現在可以評價一下我國在經濟下行中的房地產變化的性質是什么。

我一向強調，去年年初以來非常明顯的房地產市場變化，其主題詞應該是“調整”與“分化”，絕對不是有些人說的中國房地產進入崩盤的過程，以及整個房地產的景氣（如果以成交均價表現的房價而言）出現了一去不回的根本性拐點。

現在我們完全可以證明，對于“崩盤”說的斷然否定是正確的。我也愿意借此機會強調一下：經濟學的基本邏輯確實是有用的，有助于我們理解規律，不能只看一段時間里的市場波動――任何市場都有波動，我們判斷房地產市場決非崩盤的基本底氣在于對規律的認知，這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已看得很清楚，如果依據事實做一個簡單評價的話，自去年上半年以來我所稱的房地產市場調整與分化，在演變過程中總體來說是健康的，現在沒有人擔心炒房和房價瘋漲的問題，更多的是關注它怎么繼續演變，而這種演變是市場分化中并不會總體崩盤而繼續完成這一輪調整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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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環經濟學的內涵

 

目前普遍認為循環經濟本質上就是生態經濟，因此，并沒有把循環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研宄。例如，諸大建認為，在傳統經濟模式下，人們忽略了生態環境系統中能量和物質的平衡，過分強調擴大生產來創造更多的福利;而循環經濟則強調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之間的和諧，著眼點在于如何通過對有限資源和能量的高效利用，如何通過減少廢棄物來獲得更多的人類福利，循環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奈民夫。那順、梁繼業和邢恩德認為“所謂循環經濟，就是把清潔生產和廢棄物(排泄物)的綜合利用融為一體的經濟。其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門學科稱為“循環經濟學。徐大偉和王子彥通過梳理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和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對循環經濟的理論貢獻，指出循環經濟的經濟學基礎“循環經濟的經濟學基礎應該是兼具微觀、宏觀和宇觀思想的、以‘生態一經濟一社會’三維復合系統的矛盾及其運動和發展規律為研宄對象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其文章認為“循環經濟學”這一名詞是由吳季松提出的。而吳季松認為“系統論與生態學是循環經濟學的兩大支撐”，“循環經濟的核心在于要像生態系統中一樣，建立起經濟系統中的循環組分;與生態經濟學同一理念，但研宄及措施更為具體”。

 

從已有的有關循環經濟的文獻可以看出，循環經濟學的研宄對象就是循環經濟。而對于循環經濟的定義也存在不同的見解，目前國內外對循環經濟的探討可以歸納為三類觀點:第一類是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角度定義循環經濟，主張人類的經濟活動要遵從自然生態規律，維持生態平衡;第二類是從生產的技術范式角度定義循環經濟，主張清潔生產和環境保護，使生產過程的技術范式從“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開放(或稱為單程)型物質流動模式轉向“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第三類觀點認為“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但是，不管從何種角度來定義循環經濟，都承認“3R”原則是循環經濟的三項基本原則，也是循環經濟論點的最為顯著的內容。循環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根本在于“循環”：傳統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轉的線性經濟系統，而循環經濟則是“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一個閉路循環系統。因此，不妨將循環經濟學定義為以“自然—人類社會一空間”三維系統為支撐，研宄在既定資源存量、環境容量、生態閾值綜合約束下，以緩解資源、環境、生態問題為目標，運用經濟學方法研宄物質流、能源流的運行機理、方式、技術、效率、機制的一門應用經濟學科。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1.1循環經濟學是以“自然一人類社會一空間”三維視角為研宄的切入點

 

當前的經濟學研宄對象業已從經濟系統本身的一元思維拓展到“自然一人類社會”二元思維，但是，“21世紀的主要矛盾由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力帶來的經濟增長)變為需要大幅提高自然資源生產率(單位自然資本帶來的經濟發展)”。而這一過程的實現，更需要通過在區域系統運行的不同產業之間、同一行業之間進行有效的物質與能源交換。因此，循環經濟學中的空間概念，將跨越生態系統、資源系統、環境系統以及各個產業內部系統和產業系統之間，以及社會一經濟系統，而在更為廣泛的空間內尋求物質流、能源流配置效用的最大化。

 

1.2循環經濟學是深層生態學的應用與發展

 

1973年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發表了《淺層生態運動和深層、長遠的生態運動：一個概要》，認為兩者是性質截然不同的生態思想，這種本質上有別的觀念反映在當代生態運動的具體行動中便有了完全不同的現實主張。例如，在解決污染問題上，淺層生態學通常的做法是，用技術凈化空氣和水，緩和污染程度;或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許可范圍內;或干脆把污染工業完全輸出到發展中國家。與此截然相反，深層生態學從生物圈的角度來評價污染，關注的是每個物種和生態系統的生存條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它對人類健康的作用方面R。由此可見，循環經濟學不是一個解決局部或部分資源、環境、生態問題的經濟科學，而且從更深層次的問題揭示、更大范圍的系統設計、更為有效和長久的解決措施方面，來提升“自然一人類社會一空間”三維系統的運行效率。

 

1.3循環經濟學的研宄目標是著重借鑒經濟機制與杠桿，合理組織資源利用、污染控制和生態恢復與保護

 

其中也要考慮這一過程中的經濟成本。例如，僅僅從資源循環利用來看，循環利用的次數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考慮到每一次循環，都需要添加額外的能源與物質，比如附加的機器、運輸的基礎設施等，則就需要合理確定不同生產流程、工藝或資源、環境、生態條件下這一循環利用的程度。

 

1.4循環經濟學的學科性質是具有交叉學科性質的應用經濟學

 

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循環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目前一些分析十分注重將技術經濟的分析應用到循環經濟研宄的具體領域。當然，循環經濟學的研宄并不限于技術層面、自然系統層面，而要尋求有利于形成循環型經濟模式的社會經濟制度。

 

2循環經濟學與生態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的異同

 

循環經濟學的研宄是以“自然一人類社會一空間”三維系統為支撐的，而自然系統又是由自然資源、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自然生態系統所構成的，這四者之間不僅是相互聯系的，而且還是同一自然界的不同表象，從而又是相互區別的。自然資源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約束性主要表現在資源的可再生性和資源稟賦，由于資源貿易的發展，使得自然資源的區域約束性相對減弱;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約束主要在于環境容量;自然災害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災害發生的風險程度;自然生態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約束主要表現在生態閾值。由此可見，自然資源、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和自然生態系統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約束性和影響途徑是不一樣的。

 

依據自然界及其組成系統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各自影響，形成了不同類型的學科體系。自然資源經濟學是以資源持續利用為基礎，研宄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資源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及由此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環境經濟學則是以環境容量為基礎，研宄人類社會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生態經濟學則是以生態閾值為基礎，研宄人類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與人相互關系的學科。

 

當然，如果從大資源、大環境、大生態的概念出發，則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又是重疊和交叉的。例如從大資源的角度出發，則不僅研宄自然資源，還研宄社會資源，當前一些資源經濟學的研宄內容就是這樣的。除此以外，還可以將自然環境理解為環境資源，將自然生態理解為生態資源，從而擴大了資源經濟學研宄的范疇。還有即是從大環境的角度，將資源、生態納入環境系統，并將其作為環境經濟學的研宄內容;也有的將資源、環境納入生態系統范疇，并從大生態的角度來研宄生態經濟學。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之間所存在的本質區別。

 

對于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劃分可以看出，任何一項經濟活動，都可以涉及到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及生態經濟學的相互內容，因此，需要綜合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三門學科的內容來加以分析與研究，這就需要產生一門新的學科。這門新的學科就是循環經濟學，其從資源集約利用、環境污染最小化以及生態循環利用三個角度來實現經濟運行過程中資源效率、環境效率和生態效率的統一。

 

綜上所述，循環經濟學是一門有別于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新興的獨立的應用經濟學科。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系統與自然系統的相互關系及其所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它是從經濟學角度來全面、系統地描述人與自然關系及其演變過程與規律的，一旦形成為成熟的學科體系，其將高于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反過來還可以引導這三門學科的發展。

 

3循環經濟學研宄視角的比較與發展趨向從當前我國對于循環經濟的研究來看，其研究視角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3.1技術流程分析

 

這主要是從事技術科學的學者，將循環經濟的理念與思路引入到生產流程，并通過對生產流程過程中資源投入、循環利用及污染排放的分析，提出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的工程流程或技術建議。例如，有學者以產品生命周期為依據，按照物質守恒定律，針對產品中所含的某一元素或某一穩定混合物，研究其基本規律。圖2表示產品產量變化情況下，資源效率與循環率之間的關系，該圖表明，提高循環率是提高資源效率的有效途徑，尤其是在產品產量保持基本穩定或產量下降的情況下，資源效率有可能達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在產量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循環率對于資源效率的增長要小得多[10。從這一研究可以看出，資源效率與循環率之間的關系Fig.2Therelationbetweenresourceefficiencyandrecyclingrate資源利用效率與循環利用效率之間的關系，不是完整的或真正經濟學上的效率;對于產量持續增長情況下循環利用效率對于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要小，這也是一個假設，有可能在資源環境價格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即便擴大產量，其生產者也是注重資源集約利用，從而改進生產流程，促進循環利用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的不斷提高。而且，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里還需要考慮不斷增長方式的成本與效益，如引入新的生產流程與工藝以提高循環利用效率所需要的投入及預期產出。對于企業和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來看，要對比分析采取循環技術和新能源的長期成本和短期成本，從而確定循環技術的可行性。

 

3.2深層生態分析

 

這主要表現在區域循環系統(如循環農業、循環工業等)的構建方面。例如，在生態工業園中有些企業生產的產品是可以進人大循環的，因此還應建立把使用后的產品進行回收、加工和處理的企業。這樣，在生態工業園中，既有中、小循環，又有大循環，如圖3所示，在a、b、c、d、e、f階段，企業A'，B'，C'分別承擔企業A,BC的產品使用報廢后的回收、加工和處理。然而，按照深生態學建立生態工業體系實現收益分享、共同發展的同時，還可能存在資源鏈斷裂而帶來的市場風險問題，因此，還有必要從經濟學角度建立收益分享機制的同時，構筑風險分擔機制，從而建立更為可靠、穩固的循環經濟共同體。

 

3.3模式分析

 

目前，很多研究都是在從企業、區域、社會層面分析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并且結合各地實踐提出具有更為具體的模式內容。例如，有研究結合江蘇省發展實踐提出了七種模式:工業生態整合模式、清潔生產模式、產業間多級生態鏈聯結模式、生態農業園模式、家庭型循環經濟模式、可再生資源利用為核心的區域循環經濟模式、商業化回收模式[11。同時，各地還在積極探索模式推廣，以不斷推進區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當時，總體看來，對于模式的分析還不夠深入，尤其是從經濟學角度的分析還有待増強，尤其是實行循環經濟的時期相對較短，還難以分析模式推行與發展的不同階段，循環經濟實施效果。

 

篇10

1.導論

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理論或學說一直是區域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因為區域科學中研究問題的起點就是哪些因素影響了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即解釋集聚的如何產生。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產業集群理論或學說更是成為了區域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所謂產業集群是指屬于某種特定產業及其相關支撐產業或屬于不同類型的產業部門由于種種原因在一定區域范圍內出現的經濟活動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proximity)，這些不同規模等級的、不同類型的關聯企業和其發展發展有關的各種機構、組織等行為主體通過縱橫交錯的網絡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形成一種空間集聚體，它代表著介于市場和企業等級制之間的一種新的空間經濟組織形式。為什么會產生產業集群？它的演變過程如何?如何通過產業集群這種經濟組織形式來培養區域的創新優勢，增強產業的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對眾多產業集群現象的理性思考促進了產業集群理論的發展。本文將對產業集群理論的發展動態作一簡要的歷史回顧，介紹不同學者的主要觀點，并作出較為科學的評析。

2.國外傳統主流經濟學中的產業集群理論及其發展

區位理論是關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區域經濟增長的基礎理論，也是區域均衡協調發展、區域產業布局與集聚、區域經濟資源開發與利用的方法論。由于區位理論必然把空間和時間因素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在區域理論取得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人們對產業集群的理論思考。

2.1  成本決定論的產業集群理論

該理論研究的是在特定區位進行一種經濟活動比在其他地區進行同類活動可能獲得的更大成本節約對產業配置的吸引作用。該理論產生于19世紀20-30年代，但是其理論淵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Thünen的經濟思想。Thünen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國》一書，在該書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國”模式。但該模式也存不足：它只揭示了經濟活動從中心向外擴散的向心力，并沒有考慮到將經濟活動拉在一起從而形成中心的向心力。Thünen似乎也意識到了該模式存在的不足。因此，Thünen(1966)在該書里接下來論述了導致產業集聚的向心力量：(1)只有大規模的工業企業采用節約勞動的機器設備的生產方法才是有利可圖的，因為這有利于對勞動力的合理使用，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產品成本；(2)工業企業的規模水平依賴于市場對該企業產品的需求；(3)具有規模水平的工業企業只有位于具有眾多產業部門集聚的城市中心才能生存下去，勞動分工與工廠的規模水平存在著緊密的聯系；(4)由于采用機器設備生產機器設備的方法，機器設備本身是眾多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而這只有在產業集群規模達到一定的水平下才能被有效生產出來。技術創新不斷增加機器設備的復雜程度，而機器設備越是復雜，對產業集聚的要求性也就越高。杜能(1966)同時論述了交通技術的發展有利于加強城區的產業集聚。然而，Thünen最終未能將它的一元中心空間經濟理論與產業集群的有關經濟思想統一起來，建立起孤立國的非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我們知道，Thünen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德國工業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他所分析的產業集聚涉及到了產業關聯效應與技術溢出效應，因此，Thünen不但是區位選擇論的鼻祖，也是產業集群理論的鼻祖，他為產業集群理論的發展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并且，Thünen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到了長達十年的經驗數據的驗證，難怪Sehumpeter(1954)稱Thünen為計量經濟學的先軀，Fujita、Krugman(2004)也稱他為可計算地理一般均衡模型的先軀。Weber(1909，1929)是較早而較為完整、系統地提出產業區位論并對工業區位進行規范研究的經濟學家，并首次提出了“集聚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概念。他從微觀企業的區位選擇角度，闡明了企業是否相互靠近取決于集聚的好處與成本的對比，探討了產業集聚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規則。之后，Hoover(1936)修改了韋伯的體系，他考慮了更為復雜的運輸費用結構，生產中投入的替代物和規模經濟。他認為，任何一種產業都存在三個不同層次的規模經濟，即單個工廠、商店等的規模經濟、單個聯合企業體的規模經濟以及產業集群的規模經濟。

2.2  利潤決定論的產業集群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