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1 17: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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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現代化畜牧業、轉變畜牧業生產方式,關鍵的2點就是規?;l展和標準化生產[1]。分散的小規模養殖戶依托畜牧合作組織統一培訓、統一供料、統一技術、統一免疫、統一收購、統一銷售、統一價格等,畜牧業生產實現了標準化。達到一定標準的合作組織可進行行業的產品標準認證和生產標準認證,以自己的商標走向市場并形成特色品牌,使畜牧業向更高層次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散養戶無法實行標準化生產,并非由于其沒有引進優良品種、飼料的愿望或是對免疫、技術等不感興趣。而在于目前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無法滿足這些訴求,并且小規模的家庭養殖收益無法彌補標準化的技術成本。因此,畜牧合作組織的作用不只是表面上的標準化統一,而在于把分散的農戶結成利益共同體,從生產和發展的實際出發,使標準化成本得以由規模經濟所彌補。
首先,畜牧合作組織根據成員需求與市場需求,延伸產業鏈條,實現了外部經濟的內部化,改變了單個養殖戶在大市場的弱勢地位,提高了產銷各環節的議價能力,經濟收益明顯。同時,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就業機會,社會收益明顯。長期以來,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一直被倡導和鼓勵,但家庭經營的小規模生產無法激發可持續生產的動力。統計顯示,我國每年產生的畜禽糞便是工業固體廢棄物的2.7倍,污染嚴重。調研中看到,民興畜牧合作組織充分利用雞糞,兼業發展魚蝦養殖和經濟林木種植,田豐合作組織將豬糞進行有機處理,發展沼氣等,都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應。
吉林省畜牧合作組織發展的起步較晚,20多年的發展中,培養出了一批具有較強帶動作用的服務規范的合作組織。但受政策環境、市場環境、農民合作意識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約,整體發展水平仍然較低。調研發現,在成員構成多元化的同時,非農民身份的成員在畜牧合作組織中占比較大,且在股權結構中處于優勢地位。還有很多的主要成員,身份雖然為農民,但早已脫離真正的農業領域,即真正農民成員的力量還處于弱勢。農民內生力量的薄弱造成外來資本大量侵入畜牧合作組織,產權結構與真正意義的農民合作組織要求還存在偏差,外來工商資本所固有的逐利性與“謀求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的宗旨存有矛盾,不利于畜牧合作組織的健康發展。大部分畜牧合作組織起步較晚、起點較低,且規模較小,業務多停留在生產資料與初級畜產品的生產流通上,角色是聯結農資供應企業、養殖戶與畜牧產品加工企業的中介。不具備運作的資金、技術和設備等條件,市場競爭力較弱,合作水平較低,對成員帶動能力不強,無法滿足成員的綜合需求。對吉林省榆樹市未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158戶農戶進行訪談,60.1%的受訪者表示,未加入的原因是“沒有能夠滿足自己需要的合作組織”。
合作組織既要解決成員的畜產品銷售,又要將畜產品銷售給加工企業或消費者。目前,多數組織以協議約定同成員之間的畜產品定向轉移關系。而實踐中,畜產品轉移數量有時無法確切約定,有時又無法約定。自由是市場經濟的出發點,一方面成員在市場環境較好時,常會受利益的誘惑而減少與合作組織的畜產品轉移量。另一方面,合作組織成員往往存有不信任的心理。這就產生了合作組織與成員之間的內部沖突[2]。與成員定向轉移產品關系的穩定性是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僅依靠協議不能根本解決內部沖突問題。多數畜牧合作組織缺乏科學的利益機制,無法通過緊密的利益關系吸引成員并維持穩定的合作。很多畜牧合作組織業務定位不準,組織機構和管理運營的隨意性較大,各種外部力量交叉混亂,違背了“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則。有些由政府牽頭或參與發起,由于政府力量過于強大而導致政企不分;有些由農村“能人”或農資公司發起,又由于能人或公司的力量而演變為私人或合伙企業。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和個人以興辦畜牧合作組織為旗號,侵占市場,空享國家的政策、資助和補貼。不規范的、假冒合作組織的存在,形成不正當的利益競爭,侵占了國家對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公共支付,擾亂了正常的發展秩序。目前,吉林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成員整體的綜合素質較低,真正能夠帶領組織發展的人才不多,成為合作組織發展的瓶頸。資金方面,農民手中的資金非常有限,須向金融機構融資來解決。然而,農村金融目前正在發展之中,支持額度有限且貸款成本高于城市一般工商企業貸款。
在畜牧業的發展中,政府應準確定位,將力量集中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加強政策的引導和落實。在實踐領域要充分調動發揮畜牧合作組織的作用,通過畜牧合作組織加強政府與養殖戶、生產加工企業之間的聯系,降低管理成本并提高管理效率。滿足合作組織發展的政策等軟需求,關鍵要看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是否真正實現。政府應通過公共管理和服務,運用市場手段,輸出合理有效的政策產品,加快畜牧合作組織的成長,使之成為推動畜牧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二、抓指導、強培訓、重服務
漢中市把標準化規模養殖作為提升畜牧業轉業升級的一個階梯。提出的“255”倍增生豬規?;B殖計劃,全市新增百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大戶482戶,達到6562戶;其中千頭以上養殖場增加21戶,達到350戶,萬頭以上規模豬場增加3戶,達到12戶。全市規模場生豬出欄占總出欄的61%,較上年增加2.4%。開展百場示范創建活動,在全市通過調研摸底篩選出100個規模養殖場作為市級標準化示范場。通過媒體和漢中農業網對其建設規模、飼養量進行排序公示,并得到市級財政資金的有力扶持,極大激發創建工作的熱情。為加強鍛煉培養干部職工,提高工作熱情和技術服務能力,發揮技術單位的技術優勢,分別成立了生豬養殖技術、家禽養殖技術、牛羊養殖技術、動物疫病防控四支技術服務組,由高級技術專業人員帶隊,深入農村給畜禽規模養殖場和養殖戶提供技術咨詢、技術指導,承擔項目課題,開展專題調研,給農民群眾提供了便民服務。技術服務組先后為市直機關工委、市農業局、市委辦、市水利局、市老干局、市扶貧辦、市住房公積金管理處等單位和西鄉、漢臺、勉縣等有關縣(區)開展養殖技術培訓十多期,培訓人員近2000人,發放科技資料近萬份,發放科技教材200多冊,解決了全市畜牧生產中許多實際問題,贏得了農民的廣泛贊譽,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促進了畜牧科技知識的宣傳和普及。
三、創新模式和思維方式,提升畜牧業科技水平
按照“畜禽良種化、養殖設施化、生產規范化、防疫制度化、糞污無害化、監管常態化”的要求,一批現代化、標準化的養殖場、養殖小區相繼建成投產,并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導型、企業帶動型、協會牽頭型、項目推動型、農戶聯建型”五種發展模式,畜牧產業化步伐加快,生產方式得到較大轉變。實行品牌戰略,狠抓無公害、綠色產地、產品認證,注冊了“漢中黑珍珠土豬肉”“朱寰牌生豬”“無抗飼料”等畜產品商標。加大標準化示范帶動作用、提升漢中市現代畜牧業的科技水平。用高科技裝備武裝畜牧產業發展,用科技水平提升產業發展。引進新的養殖理念和新的科技成果,推廣自動飼喂新系統和無塔自動供料系統。從養殖場設計規劃到圈舍設備,再到糞污無害化處理,提升科技水平和生產水平。漢中市通過“百場創建、千戶推進”活動,以標準化創建為契機,全面推進漢中市畜禽標準化工作建設。動物防疫冷鏈體系、獸醫實驗室建設項目、鄉鎮獸醫站建設項目、生豬標準化規模養殖建設項目、畜牧產業化建設項目、大型沼氣池建設項目、一村一品建設項目等一大批重大項目的實施,對改善養豬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從畜禽良種化入手,抓全市畜禽種源建設,借助國家農業部良種示范體系項目。建設一批科技水平高,技術和資金雄厚,管理規范的種豬場和種豬供精站、點,全面普及和提高畜禽良種化的水平,為漢中市畜禽良種化提供支撐。抓生產技術管理和制度建設通過技術培訓和百場示范創建,督導規范生產管理制度和技術工藝流程,并通過政府行為向畜禽示范場派駐畜牧獸醫技術監督員,用規范化制度化加強管理。要求防疫制度化、防疫標示明確、管理制度上墻、創建文本規范,制度完善健全。全面推進糞污無害化處理,加大環評力度,取締無證化經營行為,提高準入制門檻。對飼料添加劑和違禁藥品使用監管力度,定期督導檢查,確保畜禽食品上市安全。
此外,還要做好動物產品加物流配送和品種改良地的建設。在動物養殖過程中要強化動物檢驗檢疫工作,保障畜牧業動物制品及其副產品的安全性。做好動物檢疫接種服務工作,對于新引進的牛羊品種進行隔離觀察,一個月后在不出存在任何傳染病的前提下,才能將其混入到牛群和羊群中。做好強制免疫工作,全面實施免疫標志制度,經過免疫的品種都應該打上耳標,提高畜牧產業動物養殖的疫病防治質量。同時還要完善內蒙古鄂托克前旗動物免疫防治體系建設,建立完善的疫情預警監督機制,做好動物疫病的各項監督工作,通過不斷對疫情管理人員進行專業技能、培訓提高是,提高整個專業對舞蹈額質量,保證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業生產的安全化和有序化。
2內蒙古鄂托克前旗要發展畜牧養殖新模式要保證科學化養殖
畜牧養殖業產品能夠反映農村畜牧養殖業現狀,例如雞蛋,超市里雞蛋的價位都很多種,主要是因為雞的品種不同,同品種雞喂養的飼料不同,所以下的蛋的種類、質量、營養價值等不同。雞蛋的品質明顯沒有以前優質了,這也反映雞的種類、喂養飼料、飼養方式等與以往相比出現了一些問題。不只是農村的雞養殖存在問題,一個雞蛋足以看出整個農村的畜牧養殖的現狀和其中存在的問題。雞的飼料怎么了,為什么雞的種類少了?為什么蛋里面會有致癌物質?為什么禽流感一次次襲來?農村的牛羊怎么了,為什么有假冒牛羊肉?為什么端上桌的羊肉是病態肉......面對這么多問題,農村畜牧養殖業該何去何從?
1.2農村畜牧養殖規范化的重要性
禽流感怎么得的?生物會生病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致死就不是簡單的問題了,問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有規范化養殖?,F代農村畜牧養殖業規模較大,大面積散養會為農村生態造成不可想象的破壞。例如:以往農戶家里養殖幾只羊只需要定時帶羊去有草的地方吃草,順便排放糞便,現代農戶帶著數十只羊不方便流放,羊到處吃草會破壞農村綠化地,到處排便會污染柏油馬路,且現代農村田間小路變成了寬闊的柏油馬路,流放羊群不便于管理的情況下極易造成交通事故。一群羊只要有一只羊得病,不易被發現且會很快的傳染給其他的羊,而規范化養殖便于規范化喂養和規范化管理,因此現代農村畜牧養殖需要規范化。
1.3農村畜牧養殖科學發展的重要性
現代農村畜牧養殖業正在努力迎合我國科學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目標,可是表面迎合的不能真正的改變農村畜牧養殖業現狀以使其適應現代社會需求,科學的養殖需要養殖技能,需要養殖經驗、需要養殖必備知識等,不科學的養殖在面對生產過程中一點挫折時很容易走向迷途走向消亡,這樣的養殖業是不科學的,這樣的農村畜牧養殖業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例如:現代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們飯桌上需要更多的蛋奶產品,奶制品為了大規模生產而規范化,但是為了簡易生產過程,從而縮短了檢測流程,這樣不科學的生產一旦產生了質量問題嚴重的產品,帶來的不僅僅是行業危機和社會誠信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健康危機,這些是不可逆的也是無法彌補的,因此農村畜牧養殖業要貫徹科學發展觀。
2、畜牧養殖業規范化和科學發展的途徑
2.1完善畜牧養殖業制度
國家不能放縱農村畜牧養殖業任意發展,被金錢和利益迷惑的農戶良心被蒙蔽的時候,道德輿論的力量顯得過于薄弱,只有法律才能夠敲醒他們,只有強硬的法才能規范農戶伸向罪惡的手,才能減少不正當養殖和不正當銷售,阻止不合格農產品流向市場,因此國家要完善農村畜牧業相關法律制度。可是只有打擊和懲罰的教育不是好教育,只有打擊和懲罰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除了設法約束還要設法鼓勵農民積極加入畜牧養殖業生產,認真努力學習養殖知識和技能,國家可以設立一些寬松的稅收政策,只有用之于民才能取之于民,國家本著“以人為本”的政策可以設立一些養殖戶補貼政策,如可以實行飼料補貼和畜類醫藥補貼政策。最后國家要完善法律制度來保護養殖戶們的合法權益,因為只有鼓勵和懲罰沒有保護的法會讓養殖戶們掙錢不安心不放心,又怎么會去掙錢呢?
中圖分類號: S 81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500(2012)06006707
草原畜牧業是以草原為基礎,主要采取放牧的生產方式,利用草原牧草資源飼養家畜來獲取產品,以草原畜牧業經濟活動為主的經濟類型[1],是北方草原區的主要生產方式。多年來草原區的生態保護和生態恢復建設總體上沒有擺脫“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趨勢,因此,全國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鹽漬化、石漠化,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載36%以上,草原生產能力不斷下降,產草量下降[2,3],相關的政策和措施沒有從根本上改善生態環境狀況的惡化趨勢,因此,反思草原畜牧業的理論體系和政策措施狀況尤為迫切。
1當前草原畜牧業發展的理論
筆者初步將國內的草原管理的理論分為4類,即系統發展論、本土發展論、替展論和游牧發展論。
1.1系統發展論
系統發展論是指從生態系統的角度,充分利用草原生態系統的各要素及其相互關系,合理匹配草原生態系統各要素與系統外各要素,充分發揮各要素效益的理論。系統發展論以任繼周的草原農業系統發展理論為代表[4],任繼周[5]提出的草原4個生產層理論和系統耦合理論,充分利用界面理論,實現了資源的優化和各個層次的發展。在任繼周《河西走廊鹽漬地的生物改良與優化生產模式》[6]和《河西走廊山地―綠洲―荒漠復合系統及其耦合》[7]著作中,系統發展論都有具體體現。
1.2本土發展論
本土發展論是基于本土,本地的生產、生活和風俗傳統,以實踐經驗為基礎的發展理論。本土發展論著重強調本土經驗,對于當地發展不相適宜的策略持反對和抵制態度。本土發展論充分遵循草原畜牧業的發展規律,謹慎的對草原農業生態系統施加影響。持本土發展論的是以達林太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
達林太[8]認為制度安排不合理是造成內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制度因素,農耕文化入侵是造成土地退化的文化根源。建立在以平衡生態系統為特征的美國草原基礎之上的理論,不適合屬于典型的非平衡草原生態系統的內蒙古草原。游牧變定居,牲畜行走距離增大,造成定居點周圍牧道增多、重疊利用,同時定居點周邊踐踏嚴重,導致荒漠化向周邊輻射。不合理的牧草引種導致物種入侵,排擠土著物種,破壞自然系統;引入改良的牲畜,由于采食和營養的不同,改變了當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帶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動物的抑制,灌木瘋長導致土地退化。內蒙古的超載過牧,其實大部分屬于非牧民(移民),以及機關、企事業單位和某些個人,實際上真正牧民的牲畜一直未達到適宜載畜量的上限。
王曉毅[9]認為草原承包到戶是游牧停止、環境惡化的關鍵因素,人口和牲畜增加不是直接因素。一些地區的牧民搬遷了,但他們仍依靠牧區的資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將最希望保護草原的牧民遷了出去,而騰出的空間轉給了資本和外來的流動人口,并沒有減輕對草原的使用,結果草原進一步縮小,受到更大破壞,嚴格執行休牧禁牧的政策不可能。依靠秸稈和購買的飼料將牲畜圈養,只能更多地榨取自然資源和資金(費草、費水、費藥、費工、費油),牧民肯定賠錢。況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養,特別是春季,這個季節是牲畜最希望早點吃到青草的時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為必然。牧民偷牧使政府開始與牧民玩“貓與老鼠”的游戲,罰款成了基層管理部門不成文的常規收入。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并沒有減少放牧時間。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積開墾荒地,牧業向農業轉型。剛開始,畜牧業的發展受益于開荒種地獲得的資金和秸稈。但獲取利益的代價是大面積草原被破壞,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1.3替展論
替展論是改變牧區的生產方式或者讓牧區休養生息,將牧區的生產轉移到其他區域,實現牧區生產功能被替代,實現草原恢復的理論觀點。替展論本質上是系統的大耦合,通過消耗系統之外的資源發展畜牧業,緩解草原區的飼草料短缺。替展論以張新時、許鵬為代表,是目前草原管理理論體系的另一個主流,主張將退化草原保護起來,建設人工草地,進行舍飼圈養或者將牲畜轉移別處,實現草原的恢復和草原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
張新時建議將牲畜趕下山來,在農區發展人工草地,實行舍飼圈養,讓草原區恢復,而且要進行人工的干預和投入,加快草原區的恢復。建立產業化與集約化經營的現代人工草地畜牧業,實現草原的可持續發展[10-12]。許鵬[13,14]提出“生態置換”理論,建議將山區的牲畜遷到平原區,建立人工飼草料地,是山區退化草原恢復的策略。另外,蔣高明[15]還提出“以自然之力恢復自然”理論,此處將其歸為替展論。他提出“以地養地”、“以自然力恢復”、“畜南下、禽北上”,將畜牧業移到農區,充分利用農區的秸稈發展畜牧業,在草原區放養雞鴨鵝等家禽,減少草原區的破壞,充分利用草原區的草籽等優勢,推進草原區的恢復。
1.4游牧發展論
游牧發展論認為要恢復草原,保持草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全面恢復游牧,消滅游牧等于消滅游牧文化,就等于毀滅草原,文化荒漠化是草原荒漠化與沙塵暴的根源[16,17]。日本學者松原正毅認為“游牧和農業一樣,是人類歷史上很重要的生活類型之一”。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選擇游牧經濟,是同大自然長期磨合的結果,也是人類向大自然學習的結果[18]。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能只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畜牧業和游牧民族,把他簡單地視為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經濟轉型和社會結構整合的單一對象,而要從文化多元性、人類可持續性的文明類型的高度去全面審視和闡述它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及固有的內在結構系統和類型[19]。
綜上,許鵬和張新時的草原恢復和重建策略本質上相同。任繼周提出的“系統耦合”理論從根本上也是與許鵬和張新時的觀點一致,歸根結底是資源整合和開發新的資源,保護好已經破壞的資源。王曉毅[9]認為,“單純的關注草原植被,忽視甚至依靠開采地下水恢復草原,結果只會對草原的生態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因此,發展人工草地時,對地下水的破壞會對草原生態系統造成更深遠的影響。所以,筆者更同意任繼周的觀點,因為它涉及草原生態畜牧業的各種因素,開拓了更廣的草原畜牧業的發展路徑。游牧發展論其實包含在本土發展論之內,由于游牧發展論的突出地位,以及歷史上的長時間應用實踐,所以才把它單獨列出來。
2當前草原畜牧業發展的政策
2010年夏,中國科學院舉行了“中國生態大講堂2010年夏季焦點論壇”,其主題是“草原生態系統服務與草原管理政策”,論壇有兩個核心觀點:(1)現行的草原政策存在誤區。論壇關注的議題包括草原管理的由上而下的草原政策、城市主導的草原政策、游牧的合理性、網圍欄、走“敖特爾”、休牧禁牧的游擊戰、“牧戶聯營”、退牧還草項目、京津風沙源項目等。研究表明牧民對退牧還草和休/禁牧持抵觸意見、并經常偷牧,牧民與基層官員達成了默契,致使這個政策難以落實。但根本上是因為這些政策和牧民的生產生活相脫節造成的。(2)游牧是一個順天應時的生產方式,不是落后的生產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該充分考慮牧區的實際生產生活習慣,制定適合本地本土的政策。
目前我國有關草原區的重大戰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草畜平衡制度、定居舍飼、休牧禁牧輪牧、退牧還草制度、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政策等??傮w上摒棄了落后的、古老的、粗放的游牧管理方式。
2.1草原承包經營制度
草原承包經營制度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目的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明確草原權屬,落實草原承包經營權,強化草原承包經營管理,規范草原承包經營權流轉,充分調動廣大農牧民保護和建設草原的積極性,轉變草原畜牧業生產方式,保障草原生態安全,實現草原資源永續利用,促進和諧社會建設[20]。另外,草原承包經營制度的另一種存在形式――聯戶經營。目前,已在甘肅、內蒙古等多地實施,從一定程度上表明草原聯產承包制度面臨著新問題和新挑戰[21]。
2.2草畜平衡制度
草畜平衡制度,根據區域內草原在一定時期提供的飼草飼料量,確定牲畜飼養量,實行草畜平衡。國務院要求農業部要盡快制定草原載畜量標準和草畜平衡管理辦法,加強對草畜平衡工作的指導和監督檢查。省級畜牧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草畜平衡的組織落實和技術指導工作。縣級畜牧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草畜平衡的具體管理工作,定期核定草原載畜量。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加強宣傳,增強農牧民的生態保護意識,鼓勵農牧民積極發展飼草飼料生產,改良牲畜品種,控制草原牲畜放養數量,逐步解決草原超載過牧問題,實現草畜動態平衡[21]。
2.3退牧還草、劃區輪牧、休牧和禁牧制度
為合理有效利用草原,在牧區推行草原劃區輪牧;為保護牧草正常生長和繁殖,在春季牧草返青期和秋季牧草結實期實行季節性休牧;為恢復草原植被,在生態脆弱區和草原退化嚴重的地區實行圍封禁牧。各地有計劃、分步驟地組織實施劃區輪牧、休牧和禁牧。地方各級畜牧業行政主管部門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制定切實可行的劃區輪牧、休牧和禁牧方案[21]。
2.4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政策――經濟調控政策
從2011年起,中央財政每年安排專項資金,用于禁牧補助、草畜平衡獎勵、牧民生產性補貼和績效考核獎勵等方面,支持內蒙古、新疆、、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和云南8個主要草原牧區?。?自治區)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面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22]。“中國草地生態環境建設戰略研究報告”認為現在的補貼政策是對的,但是是被動的[23]。
3草原畜牧業發展理論與政策的關系
游牧發展論在目前被認為是落后、粗放的畜牧業發展理論,在目前政策中沒有體現。本土發展論長期以來沒有受到重視,近年來才有所重視,其標志就是973項目“中國西部牧草、鄉土草遺傳與選育的基礎研究”的設立,這是本土發展論開始受到重視的起點。而替展論在實踐中已經有所利用,許鵬的“生態置換”在新疆地區已開始逐漸落實;張新時[24,25]“建立六億畝高產優質人工飼草基地”雖沒有完全落實,但人工草地的建設也在有條不紊的進行中;蔣高明的理論已有部分實踐,諸如內蒙古草原興發的“草原綠鳥雞”,但在面上并沒有實現;表明了國內草原畜牧業科學理論在政策中有部分體現,在實踐中也有部分實行,但根本上來說,理論對政策的指導還相對較弱,并且存在明顯的滯后性。
我國草原區的承包制強調提高牧民的生產積極性,是借鑒了農區的土地承包制,而農區的土地承包制是發端于安徽小崗村的農民土地承包實踐。將部分地區的實踐提升為理論,然后在其他領域推廣。4種草原畜牧業發展理論在承包制也有部分體現。
草原生態補償制度是一種經濟調控手段。是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有能力來補償牧民休牧禁牧造成的部分經濟損失,從而促進草原恢復,改善草原環境,在本質上是政府拿錢購買生態服務。如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相當于犧牲草原區的生產換來城市的良好生態環境。
總體分析,本土發展論在目前的主流的草原管理和決策理論中體現不多,游牧發展論當前是被摒棄的,認為是落后的生產方式;系統發展論和替展論都有部分實行,諸如草原區人工草地的建設,網圍欄的建設,休牧禁牧,可以說目前決策執行的基本是系統發展論和替展論的思想,本土發展論和游牧發展論被主流思想界認為是不適合現代化發展的落后思想和經營理念,不為主流科學界和實踐重視。
4當前草原畜牧業理論及政策存在的問題
4.1政策制定的問題
目前有關草原區的重大戰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定居舍飼),休牧禁牧輪牧。摒棄了被認為落后的古老而傳統的游牧制度,實行牧民定居,舍飼圈養的現代化草原畜牧業。實施草原承包制的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實行以草原家庭承包為主的經營制,增強了廣大農牧民保護和建設草原的主人翁意識,使生產得到迅速發展。以發展生產為目的的承包制同時也帶動了公地的破壞、牲畜數量的大量增加和草原的嚴重退化。
目前,我國的許多管理是以中央政府制定重大決策,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相應的地方性行政法規為主。地方上制定管理措施靈活性大,受利益驅使導致政策不利于草原永續發展。從人才引進方面,引進的工業人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礦產采選冶煉等破壞環境的工業領域[26],而且某牧區的指導思想是“工業強旗”[27],一半以上的GDP增速是靠工業發展,尤其是煤礦、礦藏開采和電力行業?!皷|烏旗工業強旗,優先發展礦產采選業、金屬冶煉和煤電石油等支柱產業,將最大的牧區打造成3大有色金屬冶煉基地之一”。錫林郭勒盟擁有內蒙古1/5的天然草地,眾多的露天煤礦、化工廠和發電廠使得千里草原變成新型能源基地[28]。
另外,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經濟學家的話語權高于科學家和社會學家,這種不平衡的話語權機制導致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持續性。
4.2政策執行的問題
政策執行過程中,措施不力,導致嚴重后果。在執行國家的草原管理方面,國家層面有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地方各省區也有各級草原監理中心,地方上因地方政策和經濟發展需要,草原的可持續發展和保護被置于相對次要地位,著重發展工業,追求短期的高GDP,導致了草原破壞嚴重。如內蒙東烏旗造紙廠和開礦造成草原污染嚴重[29,30],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地方政府開礦破壞草原,超量開采地下水[31]。內蒙古3次產業結構由2005年的15.1∶45.4∶39.5調整為2010年的9.5∶54.6∶35.9,總體上完成了由農牧業主導型向工業主導型的歷史性轉變[32],也就表明了草原區歷來以粗放的畜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變為了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
4.3基層部門和牧民的問題
制定政策缺少公眾參與,不切合牧民的實際情況,基層部門冒進式發展。根據《新疆實施牧民定居工程規劃》,新疆將在2011~2020年,實現16.93萬戶、76萬多名牧民定居。為實現這一目標,新疆將加快“三個1000萬畝”高標準飼草料生產基地建設,讓定居牧民擁有充裕的生產資料,改變“人定畜不定”現象[33]。草原開墾和礦產資源的開發受益者是開發商和地方政府,而世代以游牧為生的牧民被排斥在開發利用資源之外,不但沒有獲益,反而因草原萎縮和環境惡化而受到損害[34]。
目前,我國在草原生態治理政策制定中還沒有實現公民的有序參與,這是導致我國現有草原生態治理政策不能實現政策目標的一個主要原因。草原生態治理的主體是農牧民,面對日益嚴重的草原生態問題,我們不能忽視廣大公民、特別是農牧民的作用,草原生態治理的好壞歸根到底要看農牧民的行為和態度[35]。
5對草原理論與管理現狀的思考
我國的草原管理政策制定實際基于兩個觀點:超載過牧和草原退化。相對應采取了休牧禁牧、飼草地建設、棚圈建設、生態補償等一系列措施?,F行政策讓草原區徹底放棄放牧以恢復和改變草原功能,由畜牧業改為家禽業是不可行的,在關注自然和經濟的同時,必須實現持續發展。
“退牧還草”圍欄封育,涉及到飼草料基地選址和建設、棚圈建設的問題不好解決;“退耕還草”涉及到退耕牧民如何轉移,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問題;牧民定居下來之后,是否適應新生活及存定居牧民回流問題;“草畜平衡”中數量與草原的可持續發展呢。牲畜過牧是不是個偽命題[8],過牧的本質問題及原因,是否存在農耕文化入侵游牧文化的狀況這些問題都是在采取措施時需要考慮的。
牲畜數量的盲目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另外也是由于經濟學上追求利潤最大化所致。但目前現狀表明上述問題是結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后果,草原退化也是制度性退化,制度性的問題不解決,問題會層出不窮。
“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36]認為,中國無法復制西方的現代化。西方基本是集約化的生產方式,對于中國的草原畜牧業是無法實行的,按照溫鐵軍的思想,在中國實現草原畜牧業的現代化,根本上還是工業對牧業的掠奪,破壞了原本原生態的草原畜牧業。這與王曉毅等[9]的草原退化的恢復是城市建設導向的觀點是相似。就是農牧區的發展是服從于城市的發展,而并不是真正基于農牧區而制定的政策?,F在的生態補償根本還是當初農牧區服從于城市工業化付出的補償,而且只是償還了一小部分。
另外,現在牧區的煤炭開采,過分強調經濟發展,追求GDP,弱化了環境保護和畜牧業生產。2012年國務院批準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十二五”規劃》中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區域經濟增速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雙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均衡發展而言,西部確實需要“雙高于”,但實現這一目標所面對的生態環境挑戰,專家認為形勢非常嚴峻[37]。為了西部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發展經濟的目標是正確的,但是為了達到西部與東部同時實現小康社會而加速西部地區的發展,在目前的國情和體制下則必然會出現盲目快上,過度發展工業,忽視基礎性產業――西部的畜牧業發展的情況,從而僅僅實現了暫時的經濟的改善,而破壞了西部的生態環境,失去了永續發展的基礎。因此,一切發展都必須服從于自然發展規律,決策要充分考慮各方意見,提高決策的公眾參與度。而且我們以往的政策是工業化導向,城市發展導向的牧區退化恢復策略,而不是牧區發展導向的。另外,一個錯誤導向就是農區政策入侵牧區,這兩點必須改變,如果不改變,很難實現草原區的永續發展。
科學家和社會學家沒有有效交流,甚至國家各部門之間也是各自為戰。國家有關部門制定的大型國家級項目,涉及范圍廣,需要多部門聯合參與,項目管理者和參與單位壁壘嚴重導致了草原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知識長期得不到更新[38]。Daniel Miller[39]提出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識及經驗對中國西部草原牧場發展策略非常重要,這本身就是牧民對草原資源政策制定的貢獻,只是現在被忽視了。
6結論與建議
我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和生產方式各異,很難用一個理論來規范各區域的生產生活,筆者總結的4個草原區的發展理論――系統發展論、本土發展論、替展論和游牧發展論,對目前的不同層次上的決策起了指導性作用,但由于這些理論的完備性或接受性的差異,在決策和實踐中起的作用差別很大,所以理論的深入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
目前,牧區政策是城市發展和工業化發展導向,農區政策和農區生產方式入侵牧區集合體,而非牧區發展本身導向的政策,如果要想使草原回歸本原,必須充分了解草原區的發展規律和生產方式,實現草原共管,在此基礎上,做出引導性政策。
基于以上考慮,提出未來草原畜牧業發展的10條建議:(1)根據現有的草原畜牧業理論完善、修改或者制定新的決策建議;(2)應該充分利用系統耦合,拓展飼草來源,減輕草原壓力;(3)合理規劃草原的休牧禁牧計劃,使草原得到合理的休養生息,實現永續利用;(4)對草原恢復進行適度的影響,同時在水源相對豐富的地區發展人工草地;(5)加強鄉土牧草的研究,審慎引入其他地區的牧草;審慎的利用現代生物技術進行牧草和畜種的改良和新畜種的引進;(6)實現草原區的多種經營,養禽和養畜相結合,增加收益,減輕草原壓力;(7)停止一切不合理的,嚴重破壞草原的采礦企業;(8)加強政策制定過程的牧民參與度,實現草原共管;(9)加大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和旅游業等綠色產業的發展,將生態產品作為牧區另一經濟增長點;(10)建立游牧特別區域,實踐游牧恢復與當前政策草原恢復的比較,為草原更好的恢復和畜牧業可持續發展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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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614 文獻標識碼:A
1蒙古族長調的歷史
早在一千多年前,長調這一新的民歌形式逐漸產生并發展起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它逐漸取代結構方整的狩獵歌曲,在蒙古族中民歌占主導地位,最終形成了蒙古族音樂的典型風格,并對蒙古族其他的音樂形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梢哉f,長調集中體現了蒙古游牧文化的特色與特征,并與蒙古民族的語言、文學、歷史、宗教、心理、世界觀、生態觀、人生觀、風俗習慣等緊密聯系在一起,貫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歷史和社會生活中。蒙古語“烏日汀哆”是長調的意思。在相關著作和論文中,也將其翻譯為“長歌”、“長調歌”或“草原牧歌”等。從現有資料可以看到,一些明顯帶有這一時期音樂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間流傳。就長調民歌本身而言,此時期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由簡至繁、由低至高的繼承發展過程。因此,蒙古族民歌發展的總趨勢可概括為:以短調民歌為基礎,以長調民歌為創新,長調民歌逐漸占主導地位的時期,也是蒙古族整體音樂文化風格形成的重要歷史時期。
2長調的藝術特色
蒙古族長調民歌是一種具有鮮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獨特演唱形式,它以草原人特有的語言述說著蒙古民族對歷史文化、人文習俗、道德、哲學和藝術的感悟。整體音樂風格具有敘述性與歌舞性,這也是原始時期人類音樂藝術的共同特征。從音樂形態學角度上看,字少腔長、曲調高亢悠遠、節奏舒緩自由,宜于敘事,又長于抒情是草原民歌的一大特點。長調可界定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業生產勞動中創造的,在野外放牧和傳統節慶時演唱的一種民歌,特征是一般為上、下各兩句歌詞,演唱者根據生活積累和對自然的感悟來發揮,演唱的節律各不相同;長調是抒情歌曲,它的特點是:大量使用裝飾音和假聲,悠長持續的流動性旋律包含著豐富的節奏變化,極為寬廣的音域和即興創作形式,上行旋律節奏緩慢穩定,下行旋律常常插入活潑的三音重復句式,這來自對草原生活步調的模仿。旋律悠長舒緩、意境開闊、聲多詞少、氣息綿長,旋律極富裝飾性,還有一種特殊的發音技巧形成的旋律裝飾,蒙古語稱為“諾古拉” (蒙古語音譯,波折音或裝飾音),即發聲時,配合口與咽腔的復雜動作,發出類似顫音的抖動效果,一般抖動兩三次,“諾古拉”對形成蒙古長調的獨特風格具有重要作用。
長調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音樂,是民族識別的標志。中國著名音樂理論家趙宋光認為,蒙古族長調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離自然最近的一種音樂,或者說他本身就是一幅美麗的自然畫卷。長調產生于蒙古民族生產方式由以獵為主轉到以牧為主的過程,人對待自然的態度由以奪為主轉到以養為主,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產物,是對人們保護自然意識的一種喚醒。 拉蘇榮說,作為草原上的民歌,蒙古族長調是一種歷史遺存下來的口傳文化,他把蒙古民族的智慧及其心靈深處的感受表現得淋漓盡致,不論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只要是蒙古人聽到長調,都會體味到其中那份獨有的激動與蒼,堪稱蒙古族音樂的“活化石”。 蒙古族的生存環境歷來是地廣人稀,加之游牧的獨特生活方式,使他們對愛有著自己的思考,對愛的表達也有著獨特的方式,長調民歌即是在這種愛的原動力作用之下產生與發展的。
3長調的傳承與保護
長期以來,由于蒙古族人民對音樂的喜愛和傳唱,長調得到了世代傳唱、流傳至今。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這項優秀的民間藝術也存在著一些瀕危狀況。蒙古族長調是特定時期和特定環境的產物。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為了抒感或是娛樂,蒙古族長調才得以產生并延續。如今,時展了、社會進步了,草原上的人們能夠方便地接觸到外界,形形的快餐文化撲面而來,影響著他們的生活習俗,也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念。隨著各種外來文化形式的浸染,浸透了勞動人民的才智、寄托了勞動人民的希冀和渴望、承載著勞動人民的苦難和歡樂的民歌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消亡,純正的蒙古長調可能會走向絕路,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
首先是社會意識方面,蒙古族長調民歌是極其寶貴而不可再生的一種資源,至今還沒有建立相對穩定的保護機制,也沒有系統地盤點過長調流派的“底數”,應該盡快利用現代化手段進行研究和保護,改變口頭傳承長調的歷史。
[中圖分類號]K28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6)12-0025-02
一、族源
哈薩克族是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的成員之一,多少年來,用自己辛勤的勞動,與各兄弟民族一起,為祖國開疆拓土,發展經濟,共同締造了我們偉大的祖國,創造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哈薩克作為古老的民族,歷史悠久,究其族源,是由古代諸多部落、部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有烏孫、塞種、匈奴、阿蘭(奄蔡)、康居(康里)、克烈、欽察、乃蠻、突騎施(撒里烏孫)、咄陸(杜拉特)、弘吉刺惕、葛邏祿、阿爾根、札剌亦兒、阿里欽等。
錢伯泉在《哈薩克族的族源和族名含義研究》(《新疆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中明確指出:“哈薩克族的主要族源為兩漢的奄蔡、南北朝的曷薩、隋唐的突厥可薩;次要族源是蒙古汗國和元朝西遷至欽察草原的蒙古人。”陳華、郭平梁、王志來等在《新疆簡史》中寫道:“哈薩克人是許多突厥、蒙古部落的融合體。”美國學者澤夫?卡茨在其主編的《蘇聯主要民族手冊》(譯)中也支持這種看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在《哈薩克族簡史簡志合編》中寫道:“哈薩克族是歷史上許多部落和部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的是古代的烏孫人,興起于6世紀后半期的突厥人,12世紀初西遷的契丹人和13世紀初強大起來的蒙古人以及蒙古人統治下的康里人和奇卜恰克草原上的欽察人,經過長期融合與同化的結果?!笨梢姡麄冋J為哈薩克族是烏孫、蒙古、突厥、契丹、欽察、康里的融合體。陳禮文在《河西建設聲中的哈薩克治理問題》中認為:“哈薩克族是蒙古人和俄羅斯人的融合體?!彼审拊凇缎陆R略》一書中寫道:“哈薩克為漢康居國,向以為大宛,非也?!憋@然,松筠認為哈薩克族是漢代康居人的后裔。朱允娘在《哈薩克族與康居歷史之研究》(文載《哈薩克族資料八種》一書)一文中也持這種看法,認為烏孫、鐵勒、丁零、欽察、突厥等,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心理狀態等因素下,形成了今天的哈薩克族。同意此種看法的有張西曼等人。托克和加在《哈薩克部落分布》一文中說:“據阿衣巴說:‘哈族是從蒙古中分出來的一個民族。’我認為是對的?!卑蜖柾欣锏略凇吨衼喓喪贰分袑懙溃骸肮_克人就是15世紀從其民族主體分出來的一部分烏孜別克人?!?/p>
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中國民族史教研室編的《哈薩克族簡史》,賈合甫?米爾扎汗的《關于哈薩克族族源及民族形成問題》,蘇北海的《哈薩克族的起源》,王希隆的《乾嘉時期清政府對哈薩克族之關系與政策》,賈合甫?朱尼斯《烏孫國與烏孫》等論著,也談了一些有關哈薩克族族源的觀點。
二、經濟
前蘇聯出版的《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通史》、《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百科全書》、《金帳汗國興衰史》和《哈薩克可汗史料集》等有關哈薩克歷史研究的文獻,記載了哈薩克汗國時期的歷史和經濟發展狀況。楊建新主編的《中國西北少數民族通史》也有一些史料及文獻記載了哈薩克族的經濟情況。在《清高宗實卷》與《平定準噶爾方略》中,記載了清政府與哈薩克族的第一次貿易。《哈薩克族簡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從農業、手工業、畜牧業、商貿等方面記載了哈薩克汗國時期的經濟狀況,論述翔實,資料可貴。賈合甫?米爾扎汗的《新疆哈薩克族傳統社會經濟和社會生產》(《新疆社會經濟》1999年第2期)一文,從農業、商業、畜牧業、狩獵業等五個方面論述了哈薩克族的傳統社會經濟。周亞成的《哈薩克族游牧生產習俗的變遷與經濟發展》(《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從經濟效益、家庭收入、經濟資源的利用等方面指出了游牧生產習俗的變遷對哈薩克族經濟發展的影響。戴婧妮在《哈薩克族經濟史研究》中,從諸多部落時期的早期封建制游牧經濟、民族融合時期萌芽的城市經濟、近代半殖民化的哈薩克經濟、建國后半游牧半定居的哈薩克族經濟等方面,分析了哈薩克族內部的經濟矛盾,論述了哈薩克族的社會變遷規律。不過,總的來說,有關哈薩克族經濟史的著述相對較少。
三、宗教
關于哈薩克族宗教問題的研究綜述,陳剛在《三十年來哈薩克族宗教問題研究綜述》(《新疆大學學報》2014年第42卷第4期)一文中,對三十年來國內學者關于哈薩克族宗教問題的研究成果作了較為詳細的梳理及評述,這有助于人們對哈薩克族宗教領域問題的探討和研究。
四、教育
關于哈薩克族教育的詳細研究動態可以參見朱遠來的碩士學位論文《新疆哈薩克族現代教育發展研究》,該文用大量的篇幅對哈薩克族教育的研究現狀進行了詳盡的梳理,為學術界進一步研究哈薩克族的教育和文化事業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同時也指引著哈薩克族教育事業的發展邁向新的臺階。
五、社會文化和生活
(一)禁忌
雖說禁忌起源于,但是它卻與一個民族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密不可分。長期以來,禁忌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總是扮演雙重角色。古麗加瑪麗?托力干在《論哈薩克族民間禁忌的文化內涵和價值》(《喀什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一文中,簡單介紹了禁忌這一民間文化現象;同時依照內容將哈薩克族的民間禁忌分為六個方面,并舉例探討了其具體內容,有助于人們進一步了解哈薩克族傳統的民間文化。汪璽、阿利?阿布塔里普等人在《哈薩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哈薩克族的文化藝術、人文禮儀及禁忌習俗》(《草原與草坪》2012年第6期)一文中,從對鬼神的敬尊、對祖先的敬尊、對火神的敬尊、對水神的敬尊、對動植物的敬尊、對圖騰的敬尊等方面論述了哈薩克族禁忌的根源,并且闡述了哈薩克族的禁忌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種表現形式,從而加深了人們對哈薩克族禁忌習俗的了解,有利于各兄弟民族間的平等、團結和友好相處。聶愛文的《哈薩克族禁忌的人類學解讀》(《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除闡述哈薩克族禁忌的表現之外,與其他相關文章不同的是,作者還探究了新疆哈薩克族禁忌文化產生的獨特原因。巴哈爾古力?夏米勒在《哈薩克族禁忌文化透視》(《伊犁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一文中,論述了哈薩克族禁忌有對人的某種保護和對社會制約的積極作用和宣揚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消極影響。
(二)婚姻
蘇北海的《哈薩克族文化史》,論述了婚姻的習俗和婚禮的儀式。何星亮在《新疆民族傳統社會與文化》一書談到了哈薩克族的婚姻制度。楊魁孚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人口》一書中涉及到了哈薩克族的婚姻問題,并且列舉了有關哈薩克族婚姻狀況的數據,簡要分析了其婚姻狀況變化的原因。古力扎提在其碩士論文《建國以來新疆哈薩克族婚姻家庭的變遷》中,從家庭結構形態、家庭婚姻、家庭習俗三個方面人手,對建國以來新疆哈薩克族婚姻家庭的變遷作了詳盡的論述。文中注重空間和時間上的對比,突出建國以來直到現今新疆哈薩克族婚姻家庭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并分析了產生變化的內在和外在因素,對于其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的舊有習俗和不良現象提出了適當的解決措施。艾尼瓦爾?聶機木在《新疆少數民族人口婚姻狀況調查》中選取了新疆幾個主要少數民族作為調查對象,并且綜合分析了這幾個少數民族人口的婚姻狀況,結果表明:自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的婚姻觀念(包括初婚年齡、父母包辦婚姻、選擇結婚對象條件、辦理結婚登記等)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有關哈薩克族婚姻、婚俗的文章還有阿麗瑪的《哈薩克族婚姻家庭的演變》、李小霞的《新疆少數民族人口的婚姻狀況淺析》和周亞成的《高高的薩吾克烈――從一次集體婚禮看哈薩克族傳統婚俗的變革》等。顯然,學術界對哈薩克族婚姻這一專題研究的著述相對來說比較少。
文化變遷,是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提出的理論,起源于人類學家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與外界文化接觸的研究,是人類學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于文化變遷的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并應用到了旅游業上。隨著旅游的發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閉塞的旅游地,給當地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帶來的異文化沖擊下,旅游地文化變遷從物質層面開始,逐漸滲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層面,最后促使整個旅游地民族文化趨同于現代化城市文化,導致許多傳統文化遺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這些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可能導致當地旅游業的蕭條甚至停滯。因此,從文化變遷理論出發,研究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動因和策略選擇,不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護的需要,也是當地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文化變遷與旅游地文化變遷
人類學家認為“文化變遷”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文化內部的整合而出現的有別于過去的文化形態,表現在技術、工藝、食物、服裝等方面,包括價值觀、習慣和社會關系。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常用“社會變遷”來指代非物質文化的變化,其中包括價值觀、習俗、制度和社會行為。本文所指的文化變遷側重于指較為明顯的變遷——受到外界壓力的影響下產生的文化變遷。
基于以上觀點,本文認為,旅游地文化變遷是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在多種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過程中,由于文化勢差的客觀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較多地“流向”目的地,長此以往潛移默化地影響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發展成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文化形態。文化變遷的核心是價值觀的變遷,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文化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同于暫時的文化變化,當暫時的文化變化逐步改變原有的文化形態,就產生了變遷。
二、旅游地文化變遷動因分析
在現代社會,旅游業發展所產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是導致旅游地文化變遷的最主要動因:
1.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接觸的不對等性
一般情況下,旅游者與接待地居民的接觸是短暫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個接待地的逗留時間是短暫的,與當地居民實際接觸的時間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時間里,他們所接觸到的多為旅游接待人員,雙方分別扮演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角色,旅游者難以通過旅游企業工作人員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是對于旅游地居民來說,他們接觸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體,是長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體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所以說,盡管旅游文化傳播和交流是雙向的,但卻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給接待地帶來的影響遠比他們接受接待地的影響大的多。
2.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觀地說,區域間的文化傳播無淪采取哪種傳播形式,都是以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向較后進的地區傳播為主導的。經濟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游客所攜帶的強勢文化的沖擊,在文化交流融匯中更多地居于一種被動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一個在休閑,另一個則為這個有錢的休閑人忙碌;一個在臺上表演,另一個則在臺下欣賞、拍照、錄像,雙方形成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關系。由于經濟上的不對稱,使旅游活動變得不單單是旅游經歷的買賣,還會給當地人帶來金錢等觀念的改變,從而使當地人改變自己去迎合游客,淪為“被旅游者”,影響到當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認同,然后在不知不覺當中慢慢地發生文化變遷。
3.文化傳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區間的擴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時,通常會有選擇地接受和吸收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契合的內容,而排斥與本身文化價值觀不相容的東西。但是,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范圍會較一般情況有很大的擴展。旅游地為了招徠游客,必須滿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違心地接受外來文化中某些與本土文化價值取向相悖的東西。有的學者將其稱為“虛意接受”,即當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來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別是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抵觸的部分,但出于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就會有意識地作出讓步,甚至主動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虛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意接受”的東西便會逐漸擴散,潛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發生變遷。
三、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具體表現
文化的變遷是永恒的現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見,摸得著,而有些文化現象,是在深層發生變化的。一般說來,物質文化的變遷速度快于非物質文化,而從非物質文化的變遷看,一般說來總是制度首先變遷,其次是風俗、民德,最后才是價值觀。
1.物質文化變遷。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顯的數量結構或物質形態的變化。直接由于旅游業發展而引起的生計方式、居住習俗、生活方式等的改變,都屬于這一類變遷。例如,九寨溝以“翠海、疊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絕聞名于世,其內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傳統的手工藝為生;1984年九寨溝對外開放,部分居民開始經營旅游業。至2002年,景區內居民都徹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從事旅游經營或與旅游相關的工作。
2.非物質文化變遷。指因旅游活動產生但無法觀察到其直觀的物質形態的變化。由于旅游的發展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旅游地居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文化意識和生活方式,都屬于非物質文化變遷的表現。例如,四川與云南交界的滬沽湖地區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母系文化。改革開放后,摩梭人積極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滬沽湖很快成為旅游勝地。外來不同文化形態人群與當地人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對摩梭母系文化產生了沖擊,使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婦女在家庭中的傳統地位開始下降,出現固定專偶走婚,家庭管理實權開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變遷的策略選擇
眾所周知,旅游業發展對旅游地文化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變遷,從而在保持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不變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其外在表現形式,擴充文化傳承媒介的種類和數量,使傳統文化得以永久延續。也可能使文化負態變遷,使其嚴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個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積極方向還是向消極方向變遷,文化變遷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變遷才能持續吸引旅游者的到訪。綜上分析,為了實現旅游地文化的合理變遷,促進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強旅游業的宏觀管理。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旅游業發展初期的規劃、引導以及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監管工作,規范文化旅游產品市場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針對目前旅游市場上少數為謀求短期利益的生產者生產劣質文化產品、破壞傳統文化、損害旅游者利益的行為,要積極進行監管查處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區內部建立起傳統文化自我建設長效機制,增強旅游地合理開發、生產及創新的自覺性。只有強化政府的宏觀引導和管理職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規,加大對發生消極文化變遷現象的旅游社區的引導監管力度,才能保證旅游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強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覺性。一個民族沒有“自我”的概念,就會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覺缺失的民族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這樣,本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就無從談起。當然,強化文化自覺,并不是主張文化中心主義,而排斥其他文化,關鍵在于與它文化接觸、交流的時候,本民族成員如何實現文化自覺,取其精華,排其糟粕,真正做到豐富民族文化的內涵。
因此,要強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現“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為;并且要鼓勵接待地居民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提高文化鑒別能力,以自覺吸收外來文化中先進的東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強文化交流,實現文化補償。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區域性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類歷史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于任何一種傳統文化而言,擁有文化輸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展和時間上的延展”。歷史上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動,如中原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國各民族文化內部交流、互動的同時,還廣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華內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蕩,實現文化整合和創新,才締造了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發揮文化交流的平臺作用,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拓寬范圍,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強民族文化發展的宣傳工作,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來擴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現并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促進民族文化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K8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8-0098-02
餐布文化就是一種為了讓餐膳不受阻礙和破壞而得以順利進行的實用守則。餐布文化的核心是餐布禮儀,而哈薩克族是十分注重餐布禮儀且好客的民族,有著源遠流長的餐布文化和相當完整的餐布規則。因此,掌握相關規則和知識有利于加強民族間的交流,培養彼此間的感情。
哈薩克族傳統文化把客人分為三大類:一是 qudaj qonaq(賜予的客人);二是 arnawl qonaq(邀請型客人);三是 qdrma qonaq(串門型客人)。本論文以餐布文化為切入點,對哈薩克族的餐布文化進行探討,從而揭示和梳理與餐布文化相關的禮儀和餐布守則。
一、哈_克族的餐前禮儀文化
哈薩克文化是一種草原游牧文化,它存在的經濟基礎是畜牧業經濟,因此哈薩克族所創造的餐布文化也具有濃厚的草原文化特征。哈薩克人會根據客人類型做餐前準備,為最高貴的客人準備“kk qasqa taj”(額頭上帶白斑的青藍色馬駒),是“萬里挑一”稀罕的食物,是接待可汗、宰相等級別最高的客人規格。如果邀請的客人是親家或尊貴的長輩,主人準備“aqsarbas qoj”(棕頭白羊),這種羊也很稀罕,千只羊里只出現一只,是“千里挑一”的珍貴食物。如果是普通的親朋好友、街坊鄰居則會準備一只羊,最好是白色的羊?!皅az”(馬肋條灌腸)、“qarta”(馬直腸灌腸)、“al”(馬的頸部油)、“aja”(骶骨),這四個部位的肉出自馬身上并且味道特別鮮美,因此哈薩克人會把這些部位的肉準備給客人。
二、哈薩克族餐布上的美食內涵
哈薩克人將一只羊分為“巴斯”(羊頭)、“將巴斯”(臀部)等部位。“巴斯”是男人的象征,而“將巴斯”是女人的象征。就餐時,主人先把裝有羊頭和羊后腿的盤子給在座的長輩或是尊貴的客人,大家用刀把肉削下來,用手抓食??腿吮仨氁讶鶐腿饨o主人中的長輩,再削下右耳朵給在座的小孩子,最后客人要把羊頭敬還給主人來表示感謝。哈薩克族對羊的每一部位的肉都賦有特定的意義:如羊耳朵上的肉要給小孩吃,長輩們希望小孩子以后能夠聽話,但不能把同一只羊的左耳朵和右耳朵給同一個孩子吃,因為擔心孩子會“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成為不謹記家人教誨的人;羊的前腿骨不能分給沒有結過婚的女性吃,不然以后可能會嫁不出去或者會很晚結婚;羊的顎要分給主人家的女兒吃,寄予她長大以后能夠伶牙俐齒的期望。
三、哈薩克族餐后離席禮儀
哈薩克族用餐結束特別是吃完肉后要洗手,在洗手的時候應該向主人表示感謝并祝其長壽。如果給客人倒水洗手的是主人家的孩子,這時客人就會對孩子說祝福語:“孩子,祝你越來越聰明!”“祝你茁壯成長,學業有成!”此外,在客人離開主人家時,一定要同主人打聲招呼,主人會根據客人禮物的分量來回禮。如果客人是帶著小孩子過來的,主人一般會送給小孩一個手帕或者一條白色的毛巾。
四、哈薩克族餐布文化形成的原因
1.餐桌上食物的種類
生活在大草原上的哈薩克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漢朝的公主細君在她的詩句中也書寫了哈薩克族先民游牧生活的情景。哈薩克族的餐布上出現最多的是肉食和奶制品,而米和面只能作為輔的食物。
2.餐布上的飲料不同
在哈薩克族的餐布上奶制品飲料絕對是不能缺少的,例如:酸奶、奶茶、馬奶酒等這些都是極佳的飲品。哈薩克族嚴禁飲酒,但是其特有的飲料――馬奶酒,是哈薩克族餐布上經久不衰的飲料。
3.哈薩克族的助食工具
哈薩克人的助食工具是手。把肉煮好后用大盆盛起來放在餐布上,由一個人拿著刀子負責割肉,其他人則用手抓食。隨著時代的變化,餐桌文化的不斷交融,哈薩克族現在也以勺、叉、刀、筷子等工具助食。
五、哈漢餐桌文化的融合發展
在長期交往、共同生活中,哈薩克族和漢族同胞在文化上的交流逐漸頻繁,長期以來,兩種文化的相互碰撞致使餐桌文化受到了很深的影響。
1.熱情好客
哈薩克族和漢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熱情好客。哈薩克人認為客人是先輩的遺產,所以當有人來家里做客時,哈薩克族主人不僅會用美味的飯食招待客人,還會好好照料客人的馬匹。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漢族人眼里,每當家里來了客人必定要拿出最好的酒肉來款待。
2.注重飲食營養衛生
哈薩克族的餐布上以奶制品和肉為主,這些食物的營養價值非常高。哈薩克族十分注重衛生,吃飯前要把手洗干凈,不能用手背擦食物,不能坐在有食物的箱子上,不能用腳跨過吃飯用的餐布。漢族的飲食也非常注重營養、衛生,烹飪方法的組合、葷素的搭配、上菜順序的設定都可以看出飲食的科學性和營養搭配的合理性。
3.尊老愛幼
哈薩克族人吃飯時會讓年長者先吃,在餐桌上如果長者不動食物,其他的人都不會吃食物,這表現了對長者的尊重。漢族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比較深,“孝”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原點,“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在漢族的餐桌上,長輩也同樣受到尊重。
4.用餐文明有序
各民族的進餐禮儀多是指吃相,吃飯要吃得有條不紊,做到細嚼慢咽的同時也要做到斯文,讓人有一種在享受美食的感覺。從哈、漢兩個民族的餐前禮儀、餐桌席位布置、用餐禮儀及餐后離席等各方面來看,兩個民族用餐共同特點都是文明有序。
5.漢、哈食物的相互影響
隨著哈薩克族和漢族的交流不斷增多,哈薩克族的飲食習慣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主要體現在引進漢族的餃子、泡菜、饃饃、蛋糕、米飯、粥等。在食物的制作方法上對肉的加工、菜的烹飪都有了新的方法,由原來的烤變成了炒、煮等多樣的做法。哈薩克族早期對蔬菜并不重視,但隨著哈薩克族生活方式的改變,如今各種蔬菜已經端上了哈薩克族的餐布。相應的,漢族的飲食也受到了哈薩克族的影響:哈薩克族的茶已經裝在了漢族人的茶壺里,平時
餐桌上各種做法的馬肉、羊肉、牛肉、馕、酸奶、拉條子等也已經成為漢族餐桌上的食物。
六、結語
通過以上闡述,我們可以看到哈薩克族在總結生活經驗的同時也形成了自己民族特有的餐布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各民族和哈薩克族在生產、生活、經濟往來等方面的交叉越來越多,掌握這些細小的禮節可以讓各民族的交往過程和諧有序,也會使彼此的身份和情感得以體現和交流。
參考文獻:
[1]王懷德,郭寶華.伊斯蘭教史[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
關鍵詞: 陜北民歌;文化背景;產業化;價值
Key words: folk songs of northern Shaanxi;cultural background;industrialization;value
中圖分類號:TV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1-02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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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東方(1966-),男,陜西延安人,研究方向為文化經濟學。
0 引言
陜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無論是高亢豪放的信天游還是鏗鏘有力的勞動號子;無論是抒情流暢的小調還是悠揚純樸的酒歌,都以廣泛深刻的內容,生動質樸的語言,豐富多彩的手法,高亢悠揚的曲調,豪放獷達的風格,由勤勞勇敢的人們一代一代創造和承載,口傳心授,綿延不絕。生活環境、生存方式及社會背景下的精神文化諸多因素,對陜北民歌的生成、演變、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而這些諸多因素都與這一區域的地理范圍、文化特點和歷史面貌有關。
1 陜北民歌的文化背景
1.1 生態環境培養了陜北人的性格和人文精神 遠古時期的陜北地區,黃土高原優越的生態環境形成了陜北人民初期理想的生存場所。陜北民歌,是陜北人民唱響了的那一曲曲蕩氣回腸的信天游。如果說陜北生態環境的變化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那么陜北人種的變化也是一個歷史變化的過程,而正是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土著陜北人與外鄉遷徙人的融合,如南方將士戎邊、邊貿交易中的商賈人等。土著陜北人與臨界的少數民族的融合,如與胡、匈奴、鮮卑、西羌等人,發展成為一代又一代的新陜北人,而現在的陜北人就是這種一代又一代的新的陜北人的延續。
作為一個區域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必然是這一區域社會和歷史條件的產物。根據考古發現的材料,從遠古時期,我們的先民就在陜北黃土高原上生息。1923年在靖邊縣楊橋畔采集到一枚左上外側門齒的人類化石,被命名為“河套人”[1](P4)。漫漫歲月,陜北生態環境的變化使得這片黃土地上的生命也在開始新的構成。當陜北黃土高原初期形成的農業文明被森林草原替代后,陜北地區開始了人煙稀少的時代,從而形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地。隨著匈奴勢力的擴大,他們經常由此進出而騷擾侵犯漢民族,于是就有秦代大將軍蒙恬率軍到此抗擊匈奴、并屯田戎邊、筑城守固、遷徒內地罪人移居陜北[2](P98),從此,陜北開始了由畜牧之地向農耕的轉移。在漫長的歲月中,陜北地區不斷有內地人的移入,與匈奴族和平共處,雜居相生,兩個民族在黃土地上融合同化,所以,就陜北人種而言,身體中流淌著匈漢兩族人民的血液,造就了陜北人男性多壯實、剽悍、倔強、豪放、女性多窈窈、俊秀、心靈、手巧。陜北人從土著人到多民族融合同化后,使得陜北人在人種上有了一新的優勢。同時,在這種地理環境下的特有的生產方式和文化精神造就了陜北人特有的心理性格和精神氣度?!斑@就是守的耐心和走的沖力的不協調統一;忍讓的本份與反叛的倔強的不協調統一。這樣就使得陜北男性多表現一種外靜的內熱、厚重木訥的秉性,陜北女性多表現一種情真意切,熱烈似火的風韻”[3](P293)。
陜北人特有的性格和人文背景影響和決定了陜北民歌所抒發的感情。有生離死別的悲歌,也有久別重逢的歡歌,有憤怒、有自由、有歡樂、有傷感的;陜北民歌以其率直而含蓄的方式,表達思想感情,率直是情感的反映形式,含蓄是抒發感情角度的表達,在情感的表達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生活細節的敘述過程。
陜北人的普遍性格特征中就有這種內在與外在的情感統一和自然心態審美的協調統一。從音樂美學的角度來看,“音樂創作是一種表達人內心的精神活動的行為,是把內心體驗改造音響結構的創造性想像活動?!倍睦韺W家認為人的內心精神活動或內心體驗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自身性格的影響。因此,可見陜北人的性格特點在陜北民歌中得以表現,也是自然影響陜北民歌的一種極為重要的人文背景。
1.2 地理環境與陜北民歌 陜北民歌的大文化背景就是黃土黃河文化,它的形成與這一區域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
地理環境以及相應的經濟發達程度和物質生產類型與文化藝術的關系至為密切。不同的地理環境養育著不同區域的人類和文化,地理環境也是影響人類生活激發內心情感的重要因素。優良的地理環境有利于人們生息繁衍,為人類和社會生活提供便利;惡劣的地理環境客觀上造成了社會發展和滯緩和文化落后,但同時又會影響和激勵人們去改造自然。陜北高原的黃土黃河文化作為一種帶有自己風采的地域性文化,實際上也就是半農半牧和農牧互補為典型特點的地域文化。
從自然地理環境來看,陜北地處陜、晉、蒙、寧、甘中央,地貌大致分為沙丘區和山壑區,長城以北稱為沙丘區,長城以南稱為山壑區。由于陜北人民與游牧民族交往頻繁,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民俗風情長期處于不斷交流的狀態,互為借用、互為滲透、互為影響、互為吸收,形成了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二合一體的基本格調。在這種民族文化融合的歷史環境中,形成了粗獷豪放、凝重古樸的黃河文化。陜北民歌就是在這塊黃土地上生根、發芽、形成和發展的。
除上述生態、地理環境對陜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影響外,生活習性、地方語言等方面因素對陜北民歌的形成、發展也起著重要作用。語言是音樂風格變化的重要因素。語言的不同也是造成音樂風格不同的重要原因。探討陜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從更深的層次上分析,應該認識到陜北民歌藝術是東方文化大背景下黃土黃河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藝術折射,是陜北人民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的藝術反映和生活體現,也是黃土黃河文化中的藝術精華。
2 產業化價值
陜北民歌具有深厚的人民性、罕見的紀實性、獨特的藝術性、較強的包溶性,是品位高、生命力強、與時俱進的時代文化,它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欣賞價值、研究價值、開發價值和文化產業化價值,研究陜北民歌的文化產業化價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1 陜北民歌文化產業化價值 按歷史與邏輯統一性來看,表現出文化的傳承功能、教育功能、娛樂功能。文化傳承功能是歷史賦予的,它是一切民族文化發展的基點。文化教育功能是民族文明的需要,文化娛樂功能是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人的這種精神生活需要,也有個文化價值取向問題,也就是要“寓教于樂”。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文化,有兩種文化現象是并存的,即文化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的認識現象。研究文化的社會現象,接受本土傳統文化和世界文化。研究陜北民歌的文化價值首先要研究陜北大背景文化,而研究陜北文化的認識現象,意在發掘保護優秀傳統文化的審美價值、歷史認識價值和藝術鑒賞價值及現代產業化價值等。陜北民歌的文化產業化價值,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從先進的要求出發,從文化的社會價值、認識價值和產業化價值把握陜北民歌的發展目標,陜北民歌具有獨特的歷史認識價值、文化功能和現代產業價值。
2.2 延安紅色文化的產業化價值 延安革命文化具有鮮明的革命性和人民性,隨著延安革命文化人民性地位的確立,其文化價值的功能動力作用更大更強。陜北文化中心延安文化是一種深厚的民族自尊心與滿腔的愛國熱情的自發宣泄。陜北文化中的延安文化凝結著陜北地域文化固有的各種價值,陜北文化中的延安文化體現了把人民大眾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思想,體現了民族意識的大覺醒與人的意識的升華,也是一種區別于傳統的新的文化精神風貌。陜北文化中延安文化以其剛健粗獷的美構成了它樸實的美,延安文化與一般其它內地文化比較,更多地接受了西部游牧民族文化的影響,又獨具黃土高原的風骨和品格。
陜北文化價值還體現在中華文化傳統精神現代張揚的延安文化上,這是人民當家作主自覺創造文化的新時期。這個時期賦予陜北文化發展嶄新的形式和內容。陜北文化功能的動力,就是來自于自由奔放的陜北民歌、信天游文化和革命的延安精神。
研究陜北民歌的文化產業化價值,對提高新時期的文藝創作,促進發展區域性地方經濟和社會進步可以起到文化奠基、藝術提升的作用。近年來,陜西省和一些地市多次舉辦陜北民歌大賽,榆林民間藝術團創作演出的《米脂婆姨綏德漢》,志丹縣歌舞劇團創作演出的陜北民歌舞劇《蘭花花》和延安歌舞劇團七十年代末創作的民間歌舞劇《蘭花花》等,優秀陜北民歌音樂題材的?。ü潱┠?,大力弘揚提升了陜北民歌的藝術水平,既宣傳和創新發展了陜北民歌,也對推動地方區域性經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大力開發創新發展陜北民歌資源,創辦地方民間文化產業,是陜北民歌產業化價值新的思維理念和產業化價值觀的有效途徑。研究陜北民歌產業化價值其目的就是研究應用陜北民歌傳統的傳承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要與時俱進,用新的理念、思維、視角,不斷創作反映新生活,謳歌新人物,抒發新感情的鮮活、優美的陜北新民歌,滿足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文化需求,逐步形成創造巨大財富的文化產業。
3 結束語
在縱橫逶迤、古老深厚的黃土高原上,奔騰不息的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從這片熱土流過,這片雄偉壯闊的黃土地上曾孕育著華夏文化的根源,成為炎黃民族的搖藍。
黃土黃河文化,經歷了世代無數民間藝人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與錘煉,它集人民智慧的結晶,將陜北民歌演化發展成為今天獨特的藝術形式,并賦予了它鮮明的陜北地方藝術特色和藝術特征。濃郁的生活氣息和質樸無華的語言風格,生動形象地表現了陜北人民特有的思想情操和精神風貌。
探究陜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及其藝術特征、文化產業化價值,從更深層次的分析,應該認識到陜北民歌藝術是北方文化大背景下黃河黃土地漢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思維的藝術折射,是古老勤勞的陜北人民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的藝術體現,也是黃土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其主要表達的是陜北人民強烈的生存斗爭意識和集中反映黃土文化的生活哲理。
陜北民歌藝術是永遠有自然粗獷而又堅韌不拔充滿生命活力的強勁氣質。陜北民歌是勤勞智慧、善良質樸的陜北人民在漫長的繁衍生息的歷史長河中創造出來的精神財富,探究它的文化背景和藝術特征、產業化價值對于我們繼承和發展陜北民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里只作淺略概述,起到拋磚引玉的目的,使更多學者更深層次地探究陜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和藝術特征、文化產業化價值。
參考文獻:
[1]姬乃軍,黃土魂.[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